宗教的反驳
基督教的辩护者并未抱着任何默认失败的精神以迎接自然神论的攻击；相反，他们以廷德尔、米德尔顿或博林布鲁克同样充沛的精力，广泛的知识与恶毒的方式还击。比较软弱的护教论者，像利奇菲尔德的钱德勒主教和伦敦的牛顿主教，仰赖陈腐的辩词——当基督来到时，犹太人正热心地期待救世主，许多犹太人的预言已由耶稣的生涯加以实现；或者，像伦敦的舍洛克和罗切斯特的皮尔斯（Pearce）主教，他们以多方面的证词证明基督的复活。舍洛克和其他人则坚称，基督奇迹的证据庞然不可抗拒，足以确认基督和基督教的神圣。舍洛克说，一个证据确凿的事件，只因和我们的经验相互矛盾，即予驳斥，这是非常冒险的；根据同样的理由，热带地方的居民拒绝相信冰的存在。当我们假定事情不可能与我们所熟知的不同时，“我们便逾越了我们感觉知识的范围，其结论乃基于偏见，而非基于理性”。撇开我们广博而其实褊狭的经验不说，我们无法确定一个人不会死而复活。想想我们生活中，有多少现在已被认为是惯常的奇迹，曾经一度被认为不可思议！
贝克莱在1709—1713年间发表哲学见解，他从罗得岛（Rhode Island）寄回他《细心哲学家》（Minute Philosopher 或Alciphron，1733年），参与争辩。这是篇迸发豪放的思想和活泼体裁的对话录。阿尔西弗农（Alciphron）形容他自己是由自由主义到自然神论，再到无神论的自由思想家。现在他驳斥所有宗教都是传教士和法官用来欺骗人们的手段，除了感觉、感情和欲求之外，他拒绝相信其他任何东西。厄弗拉诺（Euphranor）道出贝克莱的心声，他警告自然神论者说，他们的教义导致无神论，而无神论又将导致道德崩溃。也许有几位优秀的无神论者，但是如果他们的教义被大众接受了，他们的教义会不发表在自由思想和无法无天之中吗？这些宗教的怀疑论应当也是科学的怀疑论，因为许多科学家的陈述——像较高等的数学——远超出我们感官的证明或我们理解的程度。三位一体的教义当然不比负一的平方根更难于理解。
威廉·沃伯顿并不像贝克莱那样，把信心或教会收入建筑在那样脆弱的基础上。他先接受律师的训练，然后受命为英国国教牧师。他以法律精神所具有的一切机灵努力在神学的密林中找出自己的路。或许他做军人要比当律师或牧师更合适，他喜欢论战，如果他在白天没有制服对手，晚上便几乎无法成眠。他形容他的生活是“地球上的一场战争；那就是说，像汉尼拔（Hannibal）攻打罗马一样，在圣坛上攻击我永远与之为敌的盲信者与放纵家”。他的标枪射程远而且广，当它们结果敌人后，乃转而戮杀朋友。他简单扼要地形容同时代的人：约翰逊，一个恶毒而霸道的暴徒；大卫·加里克，“当他逸入感觉时，他的意识更像是胡扯”；斯莫利特，一个“写胡说八道的东西比人强一万倍的浪荡苏格兰人”；伏尔泰，一个耽迷在“最龌龊的放纵思想的阴沟”里的“恶棍”。
他那两卷浩繁的杰作在1737—1741年间写出，名为《以自然神教启示的摩西之神圣使命》（Divine Legation of Moses Demonstrated on the Principles of a Religious Deist）。书中的辩词崭新而独特：对来世的报偿和处罚之信仰为（一如许多自然神论者所同意者）社会秩序所不可缺；但是摩西不靠该一信仰而成功地组织了犹太人的生活使之趋于繁荣和道德；这个奇迹只能以摩西和犹太人的神灵指示来说明；因此摩西的使命和律法是神圣的，《圣经》是上帝的话。沃伯顿觉得这种说明与“数学上的确切相差无几”。他教会的同事对他所说上帝引导犹太人历经613条律法和4000年而未让他们晓得他们的灵魂不死这一观点，不很高兴。但是这位强悍的作者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这些学究气的研究——谈道德的本质，谈教会和国家必要的结合，谈神秘的宗教和古代的宗教仪式，谈写作的起源，谈象形文字的意义，谈埃及年表，谈《约伯记》（Book of Job）的日期以及谈放纵思想、考古学家、学者、历史学家、苏塞纳斯教徒、土耳其和犹太人的错误——整个英格兰都对他学识的广博咋舌不已。沃伯顿转战各战场——对抗克劳萨斯（Crousaz）、刘易斯·西奥博尔德（Lewis Theobald）、博林布鲁克、米德尔顿、卫斯理、休谟——结果擢升为格洛斯特（Gloucester）赚钱而舒适的主教职位。
巴特勒脾气较不粗暴，是个非常温文、谦逊而仁慈的人。他眼见帮助欧洲文化脱离野蛮的宗教正处于存亡关头而深感痛苦。他震惊于上层阶级之普遍欢迎霍布斯的唯物论。当（1747年）他受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时——英格兰教会最高的大主教职位——他拒绝了，理由是“要他设法支持衰落的国教已为时太晚”。1751年，他对“这个国家宗教的普遍衰微……它对人心的影响越来越小……那些自称非教徒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的虔诚也逐渐消失”，表示失望。就好像他觉得一个人放弃他的宗教和道德继承物会染上精神上的健忘症一样，他问他的朋友迪安·塔克（Dean Tucker），一个国家是否会和个人一样发疯而使朋友感到惊讶。
然而，他仍献身于寻求基督教信仰的智慧之复兴。在他还是年仅34岁的年轻传教士时，他发表了《十五训诫》（1726年），而在书中修正霍布斯对人性的悲观分析，宣称人在许多方面虽然天生邪恶，但人天生也是社会和道德的动物，具有与生俱来的是非观念。巴特勒辩称，人类较高贵的成分来自上帝，这些成分便是他的传声筒。在这个基础上，他建立了弥漫世界的一套神设的概括理论。卡罗琳喜欢这种说法，1736年，巴特勒被任命为卡罗琳女王的“御用教士”。
在那一年，他发表了一个世纪来基督徒对不信仰所持辩词的主要支柱——《自然与神启之宗教与自然体制过程之类比》（Analogy of Religion，Natural and Revealed，to the Constitution and Course of Nature）。序言揭露了当时的风气：
我不晓得为什么，许多人认为基督教不是探究的对象，而是现在终被发现为虚构之物，他们据此对待宗教，就像目前这是所有聪明人之间一致同意的观点。他们只将宗教视为欢笑和嘲弄的主要对象，就像是用以报复其长久中断世界的快乐一样。
有意作为对自然神论者的答复，《类比》一书承认上帝的存在。自然神论的“自然宗教”已接受了“自然的上帝”，这个世界伟大的设计者和造物主，但是它拒绝了显然不公正的《圣经》的上帝，因与那个崇高的概念势难比拟。巴特勒打算证明在自然和《旧约》的“耶和华”（“Jehovah”）中有同样多的不公正和残酷；自然的上帝和启示录的上帝（God of Revelation）之间并不冲突；那些接受一神的人在理论上应当接受其他的神。这位御用的善良教士从未梦想有些大胆的怀疑论者会由他的辩词下定结论（像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一样）说，这两个神都不值得文明人崇拜。
巴特勒根据或然率辩称，这两个神都存在，而且是二而一的神。我们的心灵并不完美，容易犯错；无论是关于上帝或关于自然，我们绝无法予以肯定；有可能性就足够了，可能性支持了对上帝和不死的信仰。灵魂显然优于肉体，因为肉体的器官是灵魂的工具和仆役。灵魂显然是人的本质，无须与肉体同时毁灭；或许，在死亡时，它会寻求一个较高阶层的其他工具。一个有机体应当由较低的形式转为较佳的形式——如爬虫类变为有翅生物，如蛹变为蝴蝶——这对自然岂不自在？另一种类比或许使得灵魂的生命在肉体死亡后将有报偿和处罚——经常假定上帝的存在。正如我们因为罪徒侵犯社会而施予惩罚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然也因人类的恶行而惩罚他们；但是由于有许多恶无显报，善无见报的例子，我们难以置信上帝将不在来世的行为与命运之间恢复较为公正的关系。我们的良知或道德意识只能由一位公正的上帝传给我们。
巴特勒的辩词现在仍有趣，乃是因为它说明了现代心灵进化的一个阶段。这些论词具有相当的观点以与自然神论者相抗：那些接受大自然中神设计的证据者，没有理由因为《旧约》所启示的残酷上帝而拒绝《圣经》，因为自然的上帝也一样残酷。这是为基督教辩护极具创见的方式。巴特勒显然并未怀疑这种说法可能不会导致基督教，而是导致某些比无神论更沮丧的东西——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结论，认为宇宙内部或背后最终的力量为非道德，也和巴特勒（像伊曼纽尔·康德一样）神学主要的根据——是非观念，大相径庭。无论如何，如果仅以它的温和气质来说，《类比》一书标志了一项进步，这里没有神学家之间因为意见不合而生的反感，没有油滑的谩骂，只有热切企图，甚至对那些似乎摧毁人类最珍贵的希望者彬彬有礼。卡罗琳王后赞誉这本书是有史以来对基督教教义所做的最佳辩护，她垂死之际推荐巴特勒担任教职。乔治二世任命他为布里斯托主教，接着成为圣保罗大教堂的主教，最后担任达勒姆主教。巴特勒在那里生活俭朴，并且将他大部分的收入捐赠给贫民，在同侪间立下了一个榜样。
他的《类比》一书留下如此多的疑惑之门，因而许多教士建议停止辩论，并且宁可将他们的信念建基于宗教的需要和超乎理性柱身的感情之上。因此亨利·多德韦尔（Henry Dodwell）《非基于争辩的基督教》（1742年）一书乃不以理性推论精神方面的问题。这不是真理的向导，更不是幸福的指南，而只是正反两派损伤元气的舞曲。从来没有人将他的信心建筑在这种流动的根基上。多德韦尔说，塞缪尔·克拉克、沃伯顿、巴特勒和其他基督教护教者的辩词所动摇的宗教信念远比他们所加强的要多；如果玻意耳（Boyle）演讲者不曾每年予以反驳一次，可能根本不会出现无神论。基督未曾争辩过；他躬行教导，恍如具有权威之士。凝视任何真正信仰宗教的人，你会发现内心的觉悟，而不是知性的结论。因为单纯的灵魂信念必然是一个众所公认的传统，成熟的精神必须是超自然实体的直接感觉。
威廉·劳在与自然神论者的论战中扬名之后，阅读雅各布·伯梅（Jakob Böhme）的著作而深受感动，他由争辩转向神秘主义；在唯物主义和犬儒主义得意的半个世纪里，他热情而自信地写出内心的存在和基督救赎之爱，就好像他是托马斯·阿·肯皮斯（Thomas a Kempis）再生而依然如故。他拒绝宣誓承认乔治一世是英国国教的领袖，而牺牲了所有人世的荣华富贵。他的剑桥大学研究生资格被剥夺了，他的学位也已作废。他成了爱德华·吉本父亲的家庭教师，他在那个家庭停留长久，足以让这位历史学家记得他。这位怀疑论者说：“在我们家里，他留下高尚而虔诚的声名，他相信他所承认的一切，实行他所教导的一切。”塞缪尔·约翰逊称赞威廉·劳所著《对虔诚而神圣的生命之严正呼吁》（1729年）为“任何语言中最佳的忠告神学”。当然这种神秘主义要比本身迷失在天国或地狱的超自然幻想中的神秘主义健全得多。威廉·劳写道：“在我们赎罪的整个体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超自然的。它的每一个部分在自然的运转和动力中都有它的根底，我们所有的赎罪只是摆正以后的自然。”地狱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失调的灵魂状态，天堂也不是一个地方，它“不是外在、隔离和强加的状态”，而是处在健康及和平状态的灵魂之幸福。虽然威廉·劳是英国国教虔诚的信徒，他却梦想一种新生的和新教的禁欲主义：
因此，如果任一性别中人……想要得到完美，应当团结成小社会，宣称自愿贫困、守贞、退隐与献身，有些人可能会因其仁慈而得救，所有的人都会受到他们祈祷的祝福，也会因其榜样而获益……这些人……绝不会担上任何迷信或盲目信仰的罪名……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他们恢复了教会最伟大的圣人在世时构成教堂荣耀的那种虔敬。
威廉·的理想和优美的散文，感动了吉本的姑母赫斯特（Hester Gibbon），因此，她和一位富孀前往他的故居北安普敦郡的金斯克利夫（Kingscliffe）镇附近定居，并将她们大部分的收入在他的监督下捐作慈善事业。他一度是热切的学者，喜与博学之彬彬君子为伍，现在则以分送食物、衣服，并且对穷人、病患和孤儿讲道为乐。他俭朴到几乎谴责所有人世欢乐的地步。他恢复了清教徒反对戏院而认为是“魔鬼之屋”，或者至少是“地狱走廊”的运动。威廉·劳的神秘主义并不见容于英国人的性格和当时的习尚，在约翰·卫斯理来到他门下时，他便似乎在徒然的阴暗中结束他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