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的背景
然而这一切如何发生？为何如此众多的哲学家，尤以法国为甚，转而反对这个终究将希望及恐怖、慈善及丑恶、美丽及罪恶混杂不清的基督教？
在英国，正如自然神论者所言，改革家曾有相对宽容的遭遇，即使来自“国教”的压力亦不例外；也许因此，革命的火花熄灭了。此外，在英国，教会臣属于国家，不再有任何借口可以成为一独立而敌对的力量。但在法国，教会乃一强权机构，拥有国家大部分的财富与土地，却绝对效忠于某一股国外力量。教会扮演了立遗嘱、定遗产的角色，使得更多的财富从世俗的手中渐被吸入教士手中。它拒付超过偶尔“无报酬礼物”的税额；在其土地上拥有数以千计的农奴而造成真正的农奴制度；它拥有一群看起来既懒又无绩效的僧侣。它三番两次地从假文件及假奇迹中攫取利益。它控制了几乎所有的中学和大学，通过学校将令人失神、昏迷的荒谬思想注入年轻人的脑中。它公开指责与其相反的学说而视之为邪教，并假借国家名义以增强其对言论与新闻之控制。它已尽其所能地阻塞了法国人民智力的发展。它促使路易十四惨无人道地迫害新教徒及无情地摧毁英国皇家安息院。它兴起反对阿尔拜根教派的残酷战役并认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它煽动了宗教战争，而几乎招致法国的灭亡。在上述反人道的无数罪恶里，它伪饰得使千千万万的下民相信，它乃超乎理智及疑难之上，它继承了神圣的启示，它是永不犯错、神灵感悟的上帝代理者，它的罪恶正如神的旨意之慈悲一般之多。
教会对此控告提供了许多回答；我们在适当时机将予听取。同时，这些增加迅速的指控，使千万人心移向愤怒和反抗，终于演成一场激昂的反对运动。持怀疑论者尤其不惧牧师，公开以难题刁难他们。大约在1730年左右，图尔内米神父在路易大帝学院邀请不信教者与他会面，“他的房间”，据说：“很快地挤满了自由思想者、自然神教者及物质主义者；他几乎无法改变任何一位的思想。”牧师惊吓于法国男女死时拒绝教会圣礼的人数。杜巴利夫人威胁要将牧师丢出窗外，因为他强求她接受涂膏。有位牧师抱怨“我们一出现即被迫入辩论。他们要求证明，譬如：祷告对一个不信神的人有何效用、禁食对一个终生否定灵魂不死的人有何需要等问题。这种努力是极其厌烦的，因为那些嘲笑的人并不站在我们一边”。
巴比尔于1751年记载道：“我们可在此国家内看见一场有利于新教的革命。”其实他错了。胡格诺教徒的驱逐在天主教及怀疑论之间，并无留下妥协之地。法国自由思想超越了宗教改革，从文艺复兴一跃而至启蒙运动。是故，在法国，他们并非转向詹森派信徒，亦非倾于少数余留的新教徒；而是转向了蒙田、笛卡儿、卡森迪、贝尔及孟德斯鸠等人身上。当法国自由思想家倒回去探讨笛卡儿时，除了赞同他“系统的怀疑”及其对客观世界的机体论的解说外，几乎反对他所有的学说。贝尔被推崇为“智者之尊”，他的怀疑产生了成千的怀疑。其《词汇》（Dictionnaire）一书成为对付教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军械库。
英国的例子对法国自由思想家而言，是一助长气焰的鼓励。培根首先唤醒了归纳法的科学，这比笛卡儿由于他的存在而魔术似的削减了上帝及其不朽似乎更有效果。其后，霍布斯坦率的物质主义从未停止对狄德罗的骚扰。然后论到牛顿，他似乎已将上帝贬为这世界机器中一位按钮者；其实法国人尚未知晓，牛顿在神学上比在科学上更有造诣。随后是英国的自然神教者，他们为伏尔泰增添了勇气与冲力。最后为洛克对法国的怀疑论者而言，所有的宗教都在一切观念均来自知觉这一命题之前崩溃。如果知觉是外力的产物，则思想为经验的产物，而非一不可见的上帝所赐予的不朽礼物。并且，如果经验造就了品格，则品格可因改变教育方法、内容和改革社会制度而获得改变。基于上述两个论题，如狄德罗、爱尔维修及霍尔巴赫等人都下过革命性的结论。“可曾有任何事物比以些许辩题而骚动整个世界更为辉煌吗？”伏尔泰融合了洛克的思想而如此问道。（伏尔泰在1789年以前去逝。）
让我们再看看阿尔让松侯爵在1753年所写的警语：
将法国宗教沦失的原因归于英国哲学是错误的，因为英国哲学并不比巴黎100位左右的哲人更有心得。我们应将之归诿于他们对牧师们所生之愤恨，而这又是另一极端。
在我们已引述的革命预言之后，他又加注：
它（革命）与粗鲁的宗教改革运动截然不同。宗教改革运动乃是16世纪自德国传入我国的一种迷信与自由之混杂物。由于我们的国家及我们的世纪是以如此特殊不同的方式受到启蒙，我们自会走向我们应该前往的方向：我们会驱逐牧师，废除教士职位，并挥去所有从神而来的启示及所有的神秘……
人们不可在社交场合为牧师们说话；否则他将被嘲笑并被视为宗教裁判所的“在行人”（奸细）……
牧师们述及今年教友的数目减少了1/3以上。耶稣会学院正渐趋荒废；120位寄宿生已从这些受到严重损害名誉的僧侣中撤走。
中世纪教条力量的削减尚有其他智力因素存在。哲人们加入了正统的阵营来反对斯宾诺莎，因为这位伟大的犹太人被标榜为无神论者，若不加以指责地提到他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休谟及伏尔泰皆曾小心翼翼地批评过他；但仍有人秘密地阅读斯宾诺莎的作品；其《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一书鼓动了对《圣经》的批判；布兰维利耶（M.le Comte de Boulainvilliers）借反驳的名义评述了他。休谟本身受到法国的影响，也正在影响法国。国际互助会员在法国建立了住屋，并私下享受他们的自然神教邪说。探险、历史及宗教比较研究都加剧了对于基督教前所未有的严酷考验。在成长中的每一项科学都提高了对理性的尊敬、对宇宙法则的信仰及对奇迹的怀疑，其中包括最大和最常见的奇迹——那就是5万位无知的牧师每日将面包和酒化形为基督的身和血。
社会力量促使教条腐败。每一项财富的增加都加速了追求欢乐的步速，相比之下，巴黎城内基督教的道德限制愈来愈令人感到厌恶。城里，最高位的基督徒皇帝拥有一大群妻妾，圣母玛利亚已被蓬帕杜尔夫人所取代。这时代道德的放纵甚至也被视为对基督教的责问：经过1700年的基督教统治之后，欧洲的德行却为何比不上那些美国野蛮人或“异教的中国人”？
除了农夫以外，每一阶级皆有一群持疑的少数人存在。政府官吏愤慨于教会的独立及其免税的特权。处于教会及其“世俗之手臂”即国家，两者之间的老关系逐渐瓦解了。自由思想家，例如工作于检查部的马勒泽布，曾主动为狄德罗和他的著作《百科全书》一书而辩护；和国王更亲近的是蓬帕杜尔夫人，她因为憎恨耶稣会而被伏尔泰视为是“我们中间的一员”。贵族认为教会在支持将贵族从统治中剔除的波旁王朝，因此他们并不反对削减牧师们的权势，许多贵族为伏尔泰的不敬之举喝彩。中上阶层微笑赞成知识分子之抗衡教士；他们从未原谅教会谴责利息及优惠地主在有钱人之上的作风；若能挫这些盛气凌人的主教，中产阶级声望和权力的尺度势必相对增加；资本家如波普里尼、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敞开了他们的家和钱袋，甚至于在某些情况之下献身于反对教会的改革运动。律师们早已对牧师感到妒火中烧，他们期望着统治国家时刻的到来，一如他们正统治着高等法院。1747年，一份警方报告宣称，几乎每一位巴黎议会的官员都有一本反宗教的刊物或手册在家。巴黎的咖啡馆内低哼着无神论，城里才智之士以讥讽牧师之文章为宴乐，这批人称上帝为“人类先生”。即使在各省城里，反牧师之文章亦到处流行；有些旅行推销员因挨家挨户推销一本名为《三位最著名的骗子：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The Three Most Famous Impostors：Moses，Jesus，and Mohomet）的著作而获利。牧师本身不也染上对宗教的疑虑吗？——甚至随处染上彻底的无神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