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相似之处和问题
中国和美国可能处在两条终将相会的道路上，因为我们都在致力于各自的现代化。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的经验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和我们所处环境的差别相比，这些相似之处不过是表面的。中国不能按照我们的模式发展，中国人追求美国的某些东西和方式，但这些东西和方式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也只有将来才能得到。这种追求是中国人生活的一个方面，对此必须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进行观察，否则我们就会错把这种追求当作未来的潮流。
中国的变化速度唤起了观察家的想象力和对历史的回忆。邓小平近几年推行的务实主义，不是使人联想到毛，而是使人联想到约翰・杜威于1919年至1921年对中国进行的两年访问和讲学以及当时“五四运动”胡适派主张的改良主义观点（“一点一点，一滴一滴”）。胡适是杜威的学生兼翻译，他反对思想上的各种“主义”以及这些“主义”所主张的暴力手段。“五四运动”中信奉马列主义的陈独秀派，直到1921年7月才成立中国共产党，那时杜威恰好已回到美国。20世纪4O年代，暴力革命对于创造新秩序无疑显得十分重要，但到了的年代后期，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号召暴力革命，这就太过分了。后来人们转而反对这种作法，并赞成逐步务实的改革，这就使中美关系令人高兴地和谐起来。现代发展的问题一直扼着我们的咽喉，现在也开始威胁中国。我们派代表团互访，商讨这方面的问题。协商是可能的，因为至少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国人和美国人目前都未因追求意识形态上的正义而头脑发热，而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却不时发生这种情况。
1966年，我们美国人在极为遥远的越南，上演了最后一场思想闹剧，而中国人则在自己国内以较低的代价搞了毛的文化大革命。1965年至1973年，我们对越南十字军远征；1966年至1976年毛在中国开展运动，这两种狂热同时发作了将近10年，并几乎断送了我们两个国家。两者是否有相互联系？肯定有联系。首先，请注意中美两国爱国主义的领导人在理智方面的局限性。1961年中苏两国痛苦地公开分裂之后，如果还有些美国领导人直到1965年仍然相信苏联人和中国人是团结的，是一支牢不可破的力量，那么这些人需要检查一下是否患有精神病。但是，如果他们不了解越南自古以来对中国的控制怀恨在心，倒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这些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听说越南。日本、俄国甚至韩国，都是靠向外国学习实现了现代化。如果中国领导人高傲地认为，中国可以在一种排外、反理智的孤立状况下，依靠迅速重新发明车轮和蒸汽车，并通过反复强调毛的思想改变阶级结构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那他们也应该检查一下自己是否了解中国的实际。当然，毛在延安山坡的窑洞里就确信自己掌握了实际。
由于中美双方的领导人都是思想的囚徒，上述理智上的局限，便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美两国内部都很团结，因为它们害怕外国“共产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它们是一对类似的魔鬼，各自都把对方当成一种巨大的威胁，必须以新的严正态度来对待。当美国的士兵轰炸越南村庄时，中国的红卫兵正在批斗知识分子――这两种丑恶行径互相呼应，只是由于实用主义的常识和各自在朝鲜的灾难，才－使双方没有出兵到北越交战。
毛泽东和林登・约翰逊在20世纪的年代末期开展的讨伐运动遇到阻力，此时中美两国在经历方面的相似之处，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尼克松总统在1975年下台，“四人帮”于1976年被推翻，这两件事无疑又有些相似之处。不管怎样，在1987年，目前看来我们双方都不那么狂热，而是更加茫然，只希望从崇高、自信的正义感中解脱出来。正是由于这种正义感，才使全国性的运动成为可能。
奥维尔・谢尔报道了中国从“四人帮”控制下走人歧途的毛主义狂热向邓小平推行四个现代化的务实主义政策转变的过程。谢尔和一小批其他激进的美国学生一起，曾于1975年在毛的全国性集体农业先进单位大寨大队种过地。大寨地处北京西南边山西省的黄土高原（大寨现在被指责为假典型）。自从1976年毛去世之后，谢尔曾经三次回到北京和上海，接触过一些对政府不满的中国人。这些人的言论越来越自由，他们的谈话使谢尔感到奇怪：“毛的革命究竟出了什么事？”
谢尔写的不是总领事馆那种四平八稳的报告，而是和人们亲身接触后留下的印象：大寨农民的孩子突然被一架宝利莱照相机诱上了消费主义的道路；北京一家咖啡厅里的迪斯科生活和最可行的消费主义――卖淫；自以为美国化了的骑摩托的上海青年；一位官员的漂亮女儿在蒙古种了6年地，当了4年工人，最后又上了大学；上海一位老先生曾因为外国公司工作过遭囚禁；大连新开放的自由市场。问题在于这样的城市居民，对乡下人究竟有多大影响，因为后者的消费欲望可能会大大低落。
在这些寄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短文中，谢尔还插人了他作为记者对邓访问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和洛杉矶的印象。在这些城市中，美国新闻界报道了我们物质方面的小玩意儿和极度的消费主义，并向中国的新电视网播送。谢尔描绘出一个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美国，一个自由到了缺乏自我约束的美国。美国想把它在文化方面的混乱提供给骄傲然而羡慕美国、正在搞现代化的中国，但中国不能接受，至多只能有选择地接受一部分。谢尔的短文充满了象征意味。邓在佐治亚州黑普维尔轻轻拍打一辆刚在福特汽车生产线上装配好的黄色豪华型轿车，这就向中国的电视观众表明，现在“又允许向往西方的奢侈品，又可以提高技术专家的地位了”。谢尔还看到，得克萨斯州西蒙顿的驯牛竞技表演有了突破：美国人把邓及其随行人员（他们都是名人）团团围住，索要纪念品。但是，参加竞技表演的得克萨斯人却“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去巴结客人”。他们只是“像平常一样欢快、好客”，而不怀任何别的企图。这有助于两国相互认可，包括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两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互相帮助。然而，要中国人不断扩大同美国的交往只能是一种梦想，而且这种梦想看来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两国间在生活方式方面的巨大差异表明，我们之间的交往必须放慢脚步。奥维尔・谢尔和他的中国朋友都不认为美国化能在中国无限制地发展。他的朋友想逃离中国去美国。在10亿中国人中，私人汽车还未成为生活中的必要工具，而且中国人也不能同意我们的某些观点，例如不足五月的胎儿已经是人，枪支是和其他东西一样可以在市场自由买卖的商品。中国人的物质条件也不允许他们像美国人那样态意挥霍。同时，我们的法律和诉讼制度，并不比中国的传统道德优越多少。
邓及其接班人必须努力把革命后的发展降温，降到能控制的水平。例如，社会学研究是科学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社会学家能在中国农村随意活动。美国的所有东西都有副作用，因为它们可能引起中国人过高的期望和失意。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0亿人口中集中了世界上最多的人才，太多的美国刺激会引起极度紧张，以致导致爆炸。我们太容易借故生端。我们不应该让哈莱姆环球篮球队到中国去招收队员，而必须等待中国篮球管理当局选派它自己7英尺高的队员上场。
我们不要忘记，在当今国际化的世界上，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未成年的发展中社会，但直到最近它仍然是其所在地区一个人口占多数的主要文明国家，因此，中国在接受这种发展中社会的地位时动作缓慢。美国是一个由移民和开拓者组成的社会，它可能将继续扩大与中国的关系。但是，同毛一样，中国的领导人总想与外部世界保持距离。10亿中国人的自尊和贫穷以及强烈的同一感和物质需要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想法。谢尔从他认识的边缘人身上看到的那种在1957年后同毛思想疏远的情况，看来也在中国知识分子，首先是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受害者中广泛存在。在文化大革命歇斯底里的过程中，新革命者要把老革命者消灭掉。毛在“炮打司令部”和摧毁党组织的过程中处于领导地位，因此扮演了暴君的角色。这就让邓的新领导班子在面对合法性的问题上进退维谷。在斯大林的暴行被揭露后，苏联人仍然能把列宁尊为苏联的创始人。但毛既是中国革命的创始人，又是暴君，这点现在已经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中对物、对人、对道德标准的摧残和破坏骇人听闻，现在被揭露出来的这类事件日益增加6邓政权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把毛的全部遗产同“四人帮”一起推翻。
中国人当然不会这样做，而且也没有理由这样做。但是，他们显然需要限制现代化中的美国化成份，这不仅因为美国化的代价很高，而且还因为那种更微妙的仇外传统。谢尔的著作题为《警惕这些外国客人！》，这个题目正好揭示出中国的这种传统。总之，务实主义也有它自身的限度，在同美国打交道时不能全力以赴。
此篇评论的是奥维尔・谢尔所著《警惕这些外国客人！》，发表于1981年4月16日的《纽约书评》，题为《一滴一滴》。
跋
对本书各章所讨论的著作，有两点必须加以说明。首先，这些著作涉及的主要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探讨的是美国商人、外交官、传教士和士兵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或美国记者在中国生活和革命中的遭遇。其次，这些著作都以不同的方式正视两个社会中个人地位的差异。毫无疑问，这种对我们现在称为人权的东西的关注，反映出美国人为在国外增进人权以便在国内捍卫人权所作的巨大努力。事实上，美国人长期享有的自由看来已越来越阻挡不住技术的进攻，因为技术总是能找出新的途径，把美国人并人电脑化的单～经济和社会之中。在1830年后传教的百年中，上帝并未完全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向国外派布道团主要是为了改善教会在国内的艰难处境。现代不分宗教派别的人权事业，今天也处在同种状态：它必须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得到支持。
美国的这种信念，究竟使我们同中国的差距有多大？这是一个难以捉摸和需要耐心分析的问题，由于中国人通常都是家族和社团的一部分，因此比美国人的集体化程度更高。从个人行为方面来说，我们必须看到，儒家强调的是责任，而西方人强调的是权利。中国人可继续完善的孔教信念能在什么程度上与基督教的观点产生共鸣？中国传统特权阶层的儒家人文主义，在何种程度上能成为中国新的大众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儒家共产主义真的正在中国出现吗？
不管结论如何，我们都能预料，中国人达成的一致意见会是保守的，他们拥护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因此，80年代后期，在党的权威与个人言论自由之间的继续斗争中，我们可能还会站在某一边。
1987年，这一斗争的形式是学生为争取“民主”而发动的游行示威，不管这种“民主”的概念如何，这些游行示威导致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镇压，而且有人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斥为来自国外的“精神污染”。
无疑，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美国人，很可能同情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不是那些官员。然而，为了避免把这个问题搞得过于简单化，我们应注意某些有利于这些官员的背景因素。
首先是中国变化的速度加快了。80年代中期所发生的变化，若非痴人说梦，至少在70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乡镇企业家真正富起来了；工人发现铁饭碗裂缝了，雇用期的长短已更紧密地与工作表现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现在能对各种政治制度说长论短；作家和艺术家正在进行试验。中国的文化界充满了巨大的活力，似乎几十年受压抑的创造才能，现在正迸发出来。中国人的才能也在国际上显示出来。但是，这种创造性的发展，也导致了许多问题，例如，在生产和贸易方面，个人的积极性助长了腐败。用某些市场经济的特点来改善指令性经济并非易事，通过合资企业引进外国技术和资金的政策已经受到限制。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经过8年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后，学生们要求实行政治改革，从而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政权。4000万党员中有一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入的党，他们中具有毛思想的党员，可能会设法改变路线。
最难评价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情绪和状态。中国共产党能在多大程度上放松其专制控制并同时保住政权？它能否真正从按照毛的教导实行统治转化为按宪法立法程序实行统治？如果任何革命都是正义的，农村集体生活所要求的一致性也是正义的，就更不用说共产党是正义的了。那么，人们就不能期望共产党会容忍持不同政见者。在毛领导下的中国，政治上持不同意见等于犯了叛国罪，它比偷盗罪或杀人罪更为严重。把政策与爱国主义分开和容忍反对派都是不可能的。今天，古老的儒家学说已深深扎根于中国共产党的体制；领导人靠智慧和永远正确实行统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政策是反映领导人特征的一种形式，因此攻击政策就是攻击统治集团。甚至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许多政治犯在接受劳动改造。总的来说，拷打是被严令禁止的，但中国人的政治犯罪、法律程序和劳动改造等观念，允许剥夺人身保护权；不断逼供和使用侮辱、减少定量、单独监禁、戴手铐和在同等地位的公民中进行批判等方法，使犯人在思想和行为上就范。法律的这种不发达状态，是中国学生强烈要求“民主”的原因之一。当然，中国的学生只是一个小小的特殊阶层，根本无法与美国的学生相提并论。他们自诩为古代学者当政传统的继承者。作为潜在的政府官员，他们是国家利益的监护人，并还要看当时的情形，哪怕不在场，也必须做出一种政治姿态。一批经过精心挑选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成绩优良，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在中国工作时可能会面临的艰苦条件。他们所关心的事和我们所关心的不大可能是一致的。
然而，我们美国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在中国的发展中起作用，也许是好的作用。
费正清：解不开的中国结
傅光明
江泽民主席的访美成功与克林顿总统的回访，无疑为中美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回首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不能不说双方都是饱经沦桑、忧患，由一个情绪激动、脾气暴操，难免情急忘智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了成熟、理智的大人。尽管有时候两人仍会赌气、任性，干点事后马上后悔的傻事，但远没有翻脸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他们心里已达成共识：要接触，不搞对杭，否则两败俱伤。是的，无论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还是将近30年的冷战，双方都非受益者。美国要遏制中国，中国要冲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封锁，剑拔弩张，怒目而视。谁捞着便宜了吗？没有。所以，双方聪明了以后，就都能从全球战略意义的高度和彼此互惠的巨大贸易利益出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通过对话来解决诸如人权、最惠国待遇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方面的问题。双方都学会了以“小妥协”求“大获利”的本领。由于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今后双方在交拄中仍难免会出现摩擦，这当属正常，但再演化到拳脚相加，战机、导弹分庭抗争，几无可能。中美双方都不必强求彼此喜欢，只要和平共处，便都会相安无事。但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公然挑衅，这会使中美关系出现严重的倒退。可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的。
回眸中美关系史，有一位崛立于美国汉学界巅峰几十年而不衰的泰斗不能遗忘，他就是从1929年起就把全部精力奉献给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思想以及中西关系的学者费正清。在某种程度上，费正清这三个字就意味着美国的汉学研究。他的卓越研究成就，早使哈佛大学在他退休时即把“东亚研究中心”改名为“费正清远东研究中心”。1991年9月12日上午，费正清亲自将平生最后一部书稿《中国新史》送到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午心脏病复发，两天后去世。
费正清是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事业的“教长”或“前辈”，他除了自己孜孜不倦地研究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政治秋序、社会、经济状况等反映传统中国性质的命题以及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外交史和制度史等，还在哈佛大学授业培养了数千名大学生，并把滋润着他的研究思想的博士生输送到美国和国外的100多所大学去任教。
1932年2月，接受了哈佛、牛津正规学术训练的费正清伴着日本军舰与岸上中国炮兵的对射，乘船抵达吴淞口。仅在一周后，日军在上海登陆。费正清赶往北京。三个月后，他在西总布胡同21号租了一套华丽的住宅，准备迎接新娘费慰梅的到来。他俩是在皇城根结的婚，蜜月带着童话情调：“我带着费慰梅沿着皇宫的路回家，乘车穿过宫殿的大门，经过充满地方色彩的1/4英里路程，黄昏时抵达我们居住的胡同。……在烛光下，我们甜美而亲密地就餐，屋外传来中国人举行婚礼的笛声和铜锣声。……仆人们没有时间去增添烦恼，他们念咒召鬼，沉浸在消磨时日的幻想里。我们就置身在这样的语言和城市之中。”
在中国四年，费正清夫妇到过许多地方，查阅档案，观察农村，调查出土文物。他们结识了许多第一流的学者：蒋延铺、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钱端升、章士钊、陶孟知、陈岱孙，以及物理学家周培源等。费正清看到，一个面目可憎的东方强盗正在撕咬蹂确着一个早已衣不蔽体只剩下文化的巨人。事实上，正是这博大精深，不会衰落的文化和那群维系着灿烂文化的开明学术精英深深吸引了费正清，使他开始把近代中国研究作为一个专业课题确定下来。因为透过近代，上可以更充分地认识中国的古老文明，下可以历史地阐释中华文明何以到了近代就开始没落，政权凋败，社会堕落，人民贫穷。他对腐败的国民党的前途表示怀疑，甚至认为，倘若日本扩大侵略，“农民将会默默地欢迎他们，因为农民的处境不会比现在更坏”。他当时并不看好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主张美国应为了自身利益尽早在亚洲参战。
1942年9月，费正清以国务院文化关系计划联络官的身份第二次来华，主持美国新闻处的工作。以后于1945年10月到1946年7月又在战后中国逗留九个月，“对中国人民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来说，都是希望与灾难交织的时期”。中国岁月使他认识到国民党政权正在丧失民心，走向自我毁灭。除了政权腐朽，经济崩溃，“文化法西斯主义”该是个罪大恶极的凶手。费正清就曾为著名文化人遭受迫害而奔走声援。他想努力培养和营造一种文化国际主义精神，这就要求美国不仅向中国提供杭战所需的军事和技术援助，还要干预中国的教育，以求建立“我们之间共同的基拙，从而使我们能有一个更为积极的共同价值标准”。这一想法很天真，并不比早年硬要把基督教的文化精华移入孔教中国的传教士更高明。倒是他同样基于有点文化沙文主义的长远考虑更实惠，他在后来主张美国在与独裁的蒋介石交往的同时，还应明智地扩大与共产党人的交往，培养和鼓励共产党代表的群众运动，“按照我们的方向来发展，我们才能获得更大的好处”，否则中共将完全投入苏联的怀抱。
费正清有许多关于美国对华关系策略的建议和报告常被送达总统手中。但正如他所说，中国是美国的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冲突的战场。他的价值观也同样在中国受到挑战，看来是文化的价值决定人的信仰和行为。从这个意义讲，中国和美国的冲突在实质上一直是文化的冲突，文化的对杭。费正清以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中国人真正把科学和民主结合起来，并应用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群众中，中国社会就能现代化。但他大概忽略了，当时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可能接受科学，这个过程有时也相当缓慢，而对于民主，那根本是不可以上堂的。有家长在一言堂就行，民主是多余的不速之客。费正清由此判断，国民党气数不长了。
当他通过接替萧乾主编《大公报・文艺》的杨刚，接触到同样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共人士，先是龚澎、乔冠华，后有周恩来、叶剑英，并与左翼知识分子郭沫若、茅盾、胡风、周扬等，以及孙夫人宋庆龄交往以后，便为他们的正直、热忱和叶待事业充满自信的忘我精神所感动。尽管当时他并未阐明或暗示美国应当放弃贪污、腐败、堕落的国民党极权政权，但他已感觉到，这些能讲极好的英语，并理解西方思想，甚至像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者那样行事的共产党人，将是一支不可遏制的理想主义的力量――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领导力量。他不欣赏马列主义，也不了解延安正发生着什么，但他钦佩那些由燕京一清华大学生组成的有点像上个世纪宗教社团的进步团体和共产党人。最后，正是这些人在土地和农民问题上获得成功，并团结民族主义以及社会变革诸力量，取得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费正清回国后，一直关注中国问题研究和中国国内的政局，惦念着那些常和他通信的老朋友：梁思成夫妇、老舍、张奚若、费孝通、钱端升等。通过他们，他了解到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投奔共产主义事业，对国民党完全丧失了信心。；1949年5月23日，钱端升致信费正清：“……你的政府越早以实事求是的方式和态度来看待我们的新政权，它就越容易能够采取一种可行的而且彼此有益的政策。这是你面临的任务。”
从这时起，他真的好像负了一种使命，开始公开发表演说，谈论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的好处，主张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让其进入联合国。1949年秋，他进而坦言：“从中国老百性的观点来看，根据现在的中共政权迄今为止的表现，用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判断，它有望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好的政府。”“我认为，共产党政权对中国人民作出的承诺，要超过现存的国民党政权所要做的。”
不幸的是，历史的经验和判断常常难以改变政治，而政治的失策和臆断却往往改变历史。冷战开始以后，中美两国各自经历了这种怪诞而又奇妙的轮回。麦卡锡时期，费正清未能逃过现代极权主义的垂爱，被指控为“老牌的共产党的辫护士。”他那些中国知识分子朋友却不比他幸运甚至更糟，他面对莫须有的罪名还能在听证会上辩白，而他的中国朋友一经划定右派，等着的就只有“牛栩”和劳动改造。
作为历史学家，费正清的许多判断是准确和有预见性的，他认为“中共显然不会是莫斯科的傀儡”,“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民族自决问题，而非外来侵略问题。”另外，他始终认为美国支持流亡台湾的蒋政权得不偿失，因为“从长远来看，对我们来说，与中国大陆保持和平要比台湾更为重要。”尽管费正清的中国史观也会因世界格局或政治事件的改变、发生而出现转变，但他“藕断丝连”的中国结是解不开的。他一度承认对中国的军事遏制不可避免，却始终寻求努力创造一种以接触替代遏制的局面。越南战争尚未结束，他就已经向美国政府陈述，可以通过旅游同中国接触，取消贸易禁运，进行交流，并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不仅需要历史学家的识见，更得有点军事家的韬略。他这时已经清楚，美国人在对华政策上，是吃了好战和反共的亏。所以他要让美国人知道，了解中国，认识中美关系的历史，会使他们得到一个更安全的未来。
1972年6月，费正清和费慰梅接受周恩来之邀请，作为尼克松访华后的第一批尊贵客人到了北京，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此时距他们在重庆的初次见面已是遥遥近30年。同时，他又见到了“结伴而来”，显然在当时“受到限制”的老朋友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和费孝通。但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的坚冰正在打破。七年之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为了这一天，费正清等了30年。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中美建交”30多年戏剧性般的事件中，他起了主要作用”。保罗・埃文斯的评价是客观和公允的。他说：“费正清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的经历和交际的广度，使他在重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中处于圣贤和使者双重角色的地位。”
赖肖尔在为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写的序中说：“在过去30年，谁也没有费正清用更清楚、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写过关于中国的书。在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纷扰不宁的近代历史以及中国神秘莫测的现状等方面，谁的贡献也没有费正清那样大。”单就这本《美国与中国》来说，从1抖8年首版至今，一直深受各界称誉和欢迎。费正清凭藉新的学术成就，在四次修订中，增加了大量新的知识和见解，“而这些不仅是关于近代事件，甚至还涉及早期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一直远溯到旧石器时代。……费正清擅长把多方面的感性认识以及深入的分析同措词的透彻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已经是并且将长远是一本经典著作的原因。”中国读者对费正清的学术仰慕和钦佩由来已久，某种程度上归因于他是一位极富人道主义情怀（或叫人情味儿）的历史学家。当他知道中国同行正遭受着精神上的巨大迫害，情感的因素就会使他的中国史观发生波动。这当然是指发生在近现代历史上的事件。古代史早就成“史”，而活着的人如何演化历史，自然难以推论。谁能料到苏联、东欧那样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了呢？睦目结舌的不会光是历史学家。这也就难怪费正清的中国史观常会受到中国革命的波动、中美关系的起伏和美国国内压力的影响。因此，研究费正清不同阶段对中国的反应，会发现那里边“包含了不同的评价标准，产生过不同的希望和担忧。”但无论何时何境，费正清的言论都是极有价值和必须高度重视的。尼克松访华前夕，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反复参阅的二三本书中，就有他的《美国与中国》。费正清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的有《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和《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以及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现在这本《观察中国》是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的。这本书透过他对别人论述中国的著作，回顾了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交拄，记录下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敏锐观察和精辟分析。全书共收文26篇，分成五样：（一）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的南色，（二）中国革命领袖们的严治厉行，（三）中美邦交恢复正常化，（四）文化大革命的弊端，（五）近年美国访华人士的观感。历史就是文化，文化也即是历史。有心的读者该能透过费正清换一个层面去正视美国学者独特视角下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那里面有许多宝贵的东西我们自身都常常忽略掉了。与这样一本书失之交臂，实在是件憾事。
“后继者完全有可能超越费正清的学识成就，但是没有人可能取代他在如此众多学术事业中．”的地位，即作为学术界与美国公众之间的桥梁和作为一个在知此形式多样的学科领域内博学权威的地位。”
中美这两个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的大国，毕竟有太多不同的地方。容忍差异是通向未来的关键。费正清指出，通向稳定的道路不是通过尼克松、基辛格在实施对中国开放时所划分的那种战略利益的共同性实现的，相反，它是通过识别文化的差异及对它们的认可来实现的。最后，我要真诚地感谢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女士授权我重新翻译这本《观察中国》；感谢我的恩师萧乾先生在病中审读了书稿并写下序言；感谢我的妻子郑实，以六甲之身还在帮我校订书稿，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感谢责任编样王立女士为此书的出版付出的辛劳。
25仍然面临“两个中国”这是最后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