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饬风纪的号召
快到汉末时，社会的不稳定和政治凝聚力的丧失产生了重新评价公共生活及其体制的需要。有识之士对于作为他们培训基础的理想是否为民众有效地实现了安宁和繁荣的状况是不满意的。他们看到的不是天降样瑞，而是在其周围看到了官员的压迫和奢侈、政治上的倾轧和离心离德以及经济的失调。然而，虽然有人认识到必须恢复过去的伦理标准和在公共生活中树立新的尊重道德的态度，但是所发表的建议并不是作为直接对孔子的道德标准的呼吁而提出的。帝国的新形势要求在确认时弊和提出纠正办法时明确新的着重点。
当时的几个官员或哲学家流传下来的著作号召重新树立帝国赖以取得稳定而有效的行政纪律。法律应该有效地实施，惩罚应作为消灭一切弊端的手段而运用，这样才能恢复对伦理价值的信念。但是对要求恢复从前法家思想原则的这些强烈呼吁却掺进了一个不同的内容。秦帝国以前的法家政治家单纯地把国家的富强作为他们的目标。公元2世纪的新法家则认为他们主张的严厉措施是为了大部分民众的利益而对罪犯或压迫者施加的压力。
这个不同点的产生部分地是由于这两个时期之间的经历，在此期间，儒家的伦理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传统。儒家思想的价值和美德作为教育的课程，已被传授了几十年。因此，公元2世纪的后半期的思想气氛与公元前250年的气氛大不相同。这四个世纪已使人看到，那种治理人民和组织人民的严格的和现实主义的态度是如何以失败告终的。但是尽管在帝国秩序与过去的传统产生联系之后已有漫长的经历，但在这段时期内同样出现了颓废和腐化；道德理想的教化未能阻止权力斗争和分离主义的爆发和涌现。
在强烈地要求恢复旧法家式的统治和纪律的人中，有三个人值得一提。王符（约公元90—165年）清楚地看到，单单依靠个人的正义感和公平竞争意识是不够的。[158]他期望有一个不偏不倚地实行的、如同几个世纪前商鞅主张的法律和惩罚制度。崔寔（死于公元170年）[159]特别关心减少犯罪和官员压迫的必要性。可能他自己的个人历史给他的观点增添了色彩，因为他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当他父亲去世时，他不得不出售所剩下的一些家产，以便支付当时社会习俗所要求的葬礼的费用。崔寔感到，在公众的这种要求和实行理智的节约措施之间，存在着一种不能容忍的和不合理的悬殊现象，同时他大声反对任何宣称帝国政制保证了繁荣幸福这种主张的空洞性质。
在这一方面要提起的第三个批评者为仲长统（约公元180—220年），他也许比他的同时代人更加激进。[160]他出生时间稍晚于王符和崔寔，亲眼见到黄巾之乱的结果。仲长统非常清楚地理解，如果要在人际关系和公共生活中恢复秩序意识，新时代就需要新措施，而且要有强有力的措施。他感到，为了纠正时弊，单单向过去的道德制约求助是不够的。为了恢复纪律意识和给中国农村提供过安宁生活的机会，时势需要新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