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死者的照管
文字的和考古的材料证实，人们奉行很多不同种类的仪式，有的为了与神话相一致，有的为了满足宗教的强烈愿望，有的则为了显示智能的力量。有些仪式的对象是物质的目标；有些则被认为是在行使感应魔法；而有些在当时履行的仪式可以继续达几个世纪之久，而其原来的形式仍可辨认得出来。
有时在似乎已经死亡的情况下立刻采取某些措施，以期改变死亡的定局。《楚辞》包括两首长篇的招魂诗以召唤死者之魂重返人世，这样生命又可延长一段时期。这两首诗多半成于公元前3世纪的中期和末期，它们具有取材于华中的大量形象化的描述。阻止灵魂离开肉体的希望，以及不让死亡成为最后事实的意图，还表现在一种爬上死者的房顶和为上述的目的念咒的家庭风俗方面。[172]
正史记载了两件事，其中的名人试图采取使他们永远长生和避免死亡的措施。这两人便是秦始皇和汉武帝，他们力图从东海的琼岛取得长生的灵药。人们还注意到，汉武帝试图通过黄帝的沟通而得到上苍的赐福。[173]在这些事例中，两位皇帝都不满意已经圆满地采取的措施。
与这类实践不同的是，大部分证据涉及了一些想取得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的企图。未亡人不是像巫术和招魂术所冀求的那样希望让灵魂留在人间或返回人间，而是接受死亡的事实，并急于提供护送灵魂到阴间的手段；或者他们希望为留下来的、但不能依附在肉体中的要素提供舒适的条件。
在为这一目的而设计的所有护符中，最著名的护符之一是约公元前168年埋入马王堆（华中）一号墓的棺椁盖上小心安放的一幅画。[174]虽然已知还有其他这类画的实物，但此画保存得最好。画中内容丰富的细节取材于华中的神话，它指明了取道蓬莱以求得长生灵药之道和后来魂升天堂的情况。
但是，那些负责把轪侯夫人葬在马王堆一号墓的人无意把他们的措施限制在这单一的护符或物体方面。墓内安放了大量多半为了使魄过得舒适和维持死者习惯的生活方式的物质陈设。秦汉时期的墓葬内常常有这些陈设，陈设的规模和差别部分地取决于家庭的财富和它精心炫耀以使当地社会瞩目的愿望。许多墓内葬有玉器、铜器和漆器，或者有大批钱币随葬。这种习俗引起一些人的抗议，他们认为物质的花费应用于活人的需要，而不该用在死人身上；它还使一些盗墓者注意到那些显要人士的墓葬能提供迅速得益的机会。
墓中还陈设一些与死者在生前经常相处的同事、随从和仆役的人俑，还有与他一起供职的官员的画像；往往有乐师、杂耍表演者等的人俑，有时还有他们的工具的复制品。随葬的饮食和服装，甚至塞满衣橱的成捆绢帛，将满足魄感到需要的物质要求。由于高级官员的生活如果没有威严豪华的交通工具是不可想象的，死者常有车、马的模型随葬；它们或者以浮雕的形式刻画在石上，以表示死者生前优越的生活。
装饰汉墓的浮雕和壁画的其他主题包括狩猎和宴会。此外，显赫人物的随葬品还包括表示死者在人间身份的物质象征物，如他们担任的官职的官印，或者皇帝赐予特权的诏书的文字。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有时还要随葬一些书籍，以表示死者的身份是一位学者，或是一位法学专家。但是埋葬这些珍贵的文书很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产生随葬一批葬品的这种习俗，其动机还不能充分地得到解释。[175]
马王堆一号墓内的随葬品显示出护送魂进入天堂和使魄得到安宁的种种企图。此外，这一弥足珍贵的墓址还包括了某些可用来证明一个迥然不同的习俗的最有力的证据。这就是防止尸体腐烂的措施，尸体在墓中成功地保存了两千多年。尸体放在多层棺椁内并与外界因素隔绝，这样就发挥了作用。
我们知道至少还有一个把尸体同样成功地保存下来的例子。[176]但是，其他试图防腐的方法则没有那么有效。关于皇室成员或其他人穿玉衣埋葬的方法在礼的准则中有精心制定的规定。玉被认为具有神奇和永恒的属性，人们希望通过让尸体穿上一件精心量好的玉衣，尸体就将永远保存下来。这种残存的玉衣实物可以在一批遗址中找到，其中有著名的满城（河北）遗址。在满城，发现了分别死于公元前114年和公元前104年前一年的中山王和王后所穿的玉衣。这些玉衣可惜未能达到其目的，但是有可能把它们复原成原来的形式。[177]
有时墓葬中包括一批守护的形象和物体。在汉帝国的中部和南部发掘的墓葬中，已经发现一批瞪眼的鬼怪，它们头上有突出的角，长舌一直伸到腰际。[178]在这些形象中，有的持蛇或在食蛇，这个主题在其他画像中也可见到。[179]这些形象被解释为守护神，目的在于阻止邪恶势力入墓和吞食尸体。其他的象征物正面地被用作带来吉祥的手段，如屡次在一些墓中发现的绵羊头或山羊头。[180]
更具体地说，在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设计中，有的想通过把表示使宇宙运转的无穷尽的力量的符号安放在死者周围，以便给死者带来吉祥。这类画的最简单的形式可以用成对的伏羲和女娲这两个形象为例，由于他们的结合，宇宙才得以存在。这两个形象常以他们各自的属性来表示：以日、乌或一只圆规来表示伏羲；以月、兔（或蟾蜍）或三角形表示女娲。[181]为同一目的设计的一套更为复杂的象征是充当五行中四个行的符号的四种动物：青龙、朱雀、白虎和玄武。每种动物被安置在墓冢中应占的角落，即各占东、南、西、北一角，以保证尸体被宇宙进程中适当的象征物所围绕。
但是，表达这种象征主义的最惹人注目、最优美和最完善的手段也许是埋在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铜镜。这些镜子具有一套特有的线状标志（被称为规矩纹镜），还有宇宙12等分的符号。[182]这12个符号与上述四个表示动物的标志相辅相成。它们围绕镜子中心排列成正方形，镜子中心成为五行中第五行的象征性表现，其形状宛如代表地的土丘。因此，这个体制把宇宙的两种解释——一种是把宇宙分成12部分，另一种是承认五行的五种作用因素——结合起来。这种设计是两种体系完全调和的象征，其用意是据此死者被置于宇宙中最完美、最吉祥的环境之中。
这种规矩纹铜镜除了成为这种类型的护符外，上面还有整套象征人死后的未来的图形。这些图形表示灵魂通过腾云驾雾，达到其归宿的仙境的路程；在那里还可遇到一些半人半神的小神灵。在这些镜子的最完整的实物中，上面的铭文明确地阐述了这些符号的意图，并表达了它们将保护死者无危险威胁的用心。有的铭文描述了阴间神灵的习惯。
这样，这种规矩纹铜镜充当了最有力的物质象征。宇宙中12分体制和五行体制不提人死后的结局，而这些铜镜则把这两种体制与达到不朽境界的直接方式联系了起来。这样，对来世的信仰就与存在论相一致了。由于这些青铜镜的形状和构造，它们还导致一种工具（式）的产生，这种工具在日常生活中用来确定个人在宇宙运行秩序中的地位。[183]通过这些符号的结合，铜镜表示已保证把死者置于最合适的宇宙环境之中。
有些最优美的和它们的图像表达得最为正确的规矩纹铜镜是在短命的王莽王朝（公元9—23年）制作的。在以后几十年，中国艺术家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西方仙境。于是在墓的浅浮雕或在少数铜镜上可以看到一种不同的象征符号，它们旨在表现护送灵魂安全地达到西王母主宰的仙境的情况。虽然不能确定绝大部分的实物的日期，但幸运的是，根据墓主有姓名可查和建墓日期也可确定的墓的形式，现在有足够的材料可以作出一个通过对墓的风格的研究来加以证实的总的结论。由此可以定出一个年代的序列，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艺术家们设想死者的灵魂进入仙境的不同的方式。
在秦代，也许在汉代开国的头一个世纪中，注意力集中在东方仙境上。到王莽时代，通过适当的护符形式对宇宙进行思考显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最后，也许从公元100年起，注意力转到表现西王母及其仙境的方面。由于她一直用来装饰的特有的头饰或王冠，她很容易在石雕上认出。一般地说，她有一批特别的侍从伴随，其中包括一只兔子、一只蟾蜍、一只九尾狐和一只三足乌（有时则是三只乌）。有的画上，西王母坐在可能用来表示宇宙之树的柱顶的宝座上；在少数精选的画上，有西王母与东王公相会的情景。[184]
杨品泉 译
[1]关于这个时期知识文化发展的总的记述，见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集》（普林斯顿和伦敦，196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台北，1976）；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牟复礼英译（普林斯顿，1979）。
[2]见第1章《焚书坑儒》。
[3]见钱存训：《竹书和帛书：中国书籍和铭文的开始》（芝加哥和伦敦），第131页以下。关于蔡伦以前造纸证据的综述，见王菊华、李玉华：《从几种汉纸的分析鉴定试论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载《文物》，1980.1，第78—85页。
[4]关于王充找书困难的情况，见第11章。关于《史记》的流通，见《汉书》卷六二，第2737页。《史记》卷一三○，第3319—3320页记载了怎样处理《史记》两种抄本的论述。见何四维：《〈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的可靠性间题》，载《通报》，61∶1—3（1975年），第86—87页。
[5]关于这个书目的编制情况，见范德伦：《论管子的传布》，载《通报》，41∶4—5（1952），第358页以下。
[6]关于司马谈对此六家的区分及对各家优缺点的评论，见《史记》卷一三○，第3288页以下（狄伯瑞：《中国传统的来源》第1卷，第189页以下）。又见莱昂·旺德默埃什：《法家的形成》（巴黎，1965），第5页以下。
[7]关于这些差别和发展，见本书第15章和16章。关于对道家的全面研究，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小基尔曼英译；马克斯·卡顿马克：《老子和道家》，罗伯特·格里夫斯英译；克里斯托福·施希佩：《道家文集》（巴黎，1982）。
[8]关于这些作者的情况，见戴闻达：《商君书》； 伯顿·沃森：《韩非子主要著作》（纽约和伦敦，1964）；顾立雅：《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政治哲学家申不害》（芝加哥和伦敦，1974），特别是第135页以下；本书第1章《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
[9]关于贾谊和晁错的法家态度，见本书第2章《贾谊和晁错》。关于后汉时期的发展情况，见本章《整饬风纪的号召》和第15章《推行法令的呼声》。
[10]见本书第7、8、9章和第13章。
[11]关于这种现象，见本书第4章《顺帝统治时期》，及第15章《推行法令的呼声》和《个人与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失望》。
[12]见卜德：《古代中国的神话》，收于他的《中国文明论文集》，勒布朗和博雷编（普林斯顿，1981），第46页。关于中国神话的综述，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上海，1951）。
[13]这些特点见之于如墓葬中舌形和鹿角形图案中，或见之于大量装饰动物图案的幕帘或其他物品上。见艾伯特·萨尔莫尼：《鹿角和舌头：论古代中国的象征主义》（阿斯科纳，1954）；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江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载《文物》，1966.5，第37、47页，图版2、3（有的图例复制于鲁惟一：《人与兽：早期中国文学艺术中的混合产物》，载《神力》，25：2〔1978〕，第107、114页）。
[14]本书第1章《军事的壮大》及第2章《内战和刘邦的胜利》。
[15]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97页；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1982），第4页以下。
[16]此书的详细情况，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中国人对长生的追求》（伦敦，1979），第148页注11和12。此书带注释的法译文，见雷米·马蒂厄：《〈山海经〉译注》（巴黎，1983）。
[17]关于《楚辞》，见戴维·霍克斯：《楚辞》（牛津，1959）。关于《列子》，见A.G.格雷厄姆：《列子》（伦敦，1960）。
[18]例如，见约公元前400年楚帛画上的12个神（鲁惟一：《人和兽》，第103页）。关于马王堆一号墓中发现的图画的比喻，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34页以下。关于另一幅战国时期的画，见发表在文物出版社的《长沙楚墓帛画》（北京，1973）中的复制品。
[19]见约翰·梅杰：《〈淮南子〉卷四中体现的汉初思想的地形学和宇宙学》，哈佛大学1973年论文。
[20]见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汉代（公元前202一公元220年）的信仰、神话和理性》（伦敦，1982），第50页。
[21]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37页。
[22]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86页以下、119页以下
[23]卜德：《古代中国的神话》，第58页以下。
[24]《淮南子》卷六，第10叶以下；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64—65页。
[25]有关这些早期君王及逊位的过程和象征的研究，见萨拉·阿伦：《后嗣和圣贤：中国古代的王朝传说》（旧金山，1980）。关于古代王朝世袭继承的复杂制度，见张光直：《以人类学的观点看中国古代文明》（坎布里奇，1976），第72页以下。
[26]这个问题的权威研究著作，见戴维·凯特利：《商代史料：中国青铜时代的甲骨文》（伯克利、洛杉矶、伦敦，1978）。关于商以前的符号和铭文，见张光直：《艺术、神话和礼仪：古代中国取得政治权力之道》（坎布里奇，1983），第81页以下。
[27]周王的称号实际上存在到公元前256年。
[28]《汉书》卷二五上，第1196页，有关于公元前7世纪至前5世纪期间秦的早期的领袖祭奉被命名的帝的情况。
[29]见本章以下《生命的循环：六十四种变化和五行》。
[30]《汉书》卷二二，第1052页以下；沙畹：《〈史记〉译注》第3卷，第612页以下。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128页以下；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167页以下。
[31]关于崇拜后土和泰一的情况，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168页以下。
[32]关于泰山及它的典礼的情况，见《史记》卷六，第242页；卷二八，第1366、1396页以下（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140页；第3卷，第430、495页）；《汉书》卷二五上，第1233页以下；《后汉书》志第七，第3164页以下；沙畹：《泰山》（巴黎，1910年），第158页以下、308页以下。
[33]关于明堂的情况，见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135页。
[34]关于辟雍堂的遗址和它的重建，见王仲殊：《汉代文明》，张光直等英译（纽黑文和伦敦，1982），第10页，图30—32。
[35]关于求长生的问题，见本章《长生和对死者的仪式》。
[36]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179页以下。关于这些祭祀品的性质，存在着一些疑问，即它们究竟表现为献祭的形式，还是吃斋饭；献祭的祠庙是在陵墓之上，还是另外建在附近的地点。前汉和后汉的做法可能有变化。见杨宽：《先秦墓上建筑问题的再探讨》，载《文物》，1983.7，第636—638、640页。
[37]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175页。
[38]卜德：《古代中国的节日：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汉代的新年及其他节日的礼仪》（普林斯顿和香港，1975），第81页以下。
[39]《后汉书》志第四，第3101页以下；志第五，第3117页以下。
[40]卜德：《古代中国的节日》，第201页以下。
[41]《春秋繁露》十六（《求雨》）；鲁惟一：《龙的崇拜和求雨》（待发表）。
[42]卜德：《中国人的称为观天的宇宙学魔法》，载《高本汉纪念文集》（哥本哈根），第14—35页。
[43]见鲁惟一：《人与兽》。
[44]“饿鬼”的表达见睡虎地发现的占卜文简之一（第843号反面；见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第27页）。
[45]《史记》卷二八，第1371页以下（沙畹：《〈史记〉译注》第3卷，第440页以下）；《汉书》卷二五上，第1206页以下。
[46]《盐铁论》卷六（《散不足》），第204页以下；《潜夫论》三（《浮侈》），第125页。
[47]宗均还以反对官员的不法行为的抗议而闻名，关于他所采取的禁止这类仪式的行动，见《汉书》卷二五下，第1270页；《后汉书》卷四一，第1411页。
[48]这段记载取自《汉书》卷二七下之上，第1476页。关于这个事件更简短的记载，见《汉书》卷十一，第34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3—38页）；《汉书》卷二六，第1311—1312页。又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98页以下。
[49]关于汉代向西面推进的情况，见本书第6章；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中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1967）。
[50]E.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莱顿，1959），第22页以下、26页以下；见本书第3章《新皇室》及第16章《汉王朝楚国内的佛教》。
[51]E.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26页以下。
[52]关于近期的发现，见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载《文物》，1981.7，第1—7页；毕连生：《孔望山东汉摩崖佛教造像初辨》，载《文物》，1982.9，第61—65页。
[53]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文中提到了西王母和汉武帝相会的记述，还提到了欲望的发泄和吃桃之事。
[54]见本书第15、16两章。
[55]《国语》卷十八，第1叶。
[56]阿瑟·韦利：《九歌：古代中国的巫术研究》（伦敦，1955）；霍克斯：《楚辞》，第35页以下。
[57]关于这种可能性的提出，见《史记》卷十二，第459页；卷二八，第1388页（沙畹：《〈史记〉译注》第3卷，第472页）；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图版44第1083号。
[58]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107页以下；鲁惟一：《龙的崇拜》。
[59]《汉书》卷六，第20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05页）；《后汉书》卷四七，第1573页；卷五七，第1841页。
[60]关于王充，见《论衡》二十（《论死》），第5页（福克译：《论衡》第1卷，第196页）；《论衡》二二（《订鬼》），第939、942页（福克译：《论衡》第1卷，第244、246页）；《论衡》二五，第1039、1041页（福克译：《论衡》第1卷，第535、537页）。关于张衡，见《后汉书》卷五九，第1911页。又见《盐铁论》卷六（《散不足》），第205页；《潜夫论》三（《浮侈》），第125页。
[61]关于占卜过程中使用历书的情况，见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关于诸如占卜盘等实物，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75页以下、第204—205页。《汉书》卷三十第1770页以下列出了秘府藏书中涉及占卜的图书。公元前214年这类书籍免予取缔的情况，见本书第1章《焚书坑儒》。褚少孙对《史记》卷一二八（第3238页以下）的补遗列出了用龟壳占卜的一整套规定。关于对占卜的辩护，见《史记》卷一二七，第3215页以下。关于为专业者设置官职之事，见《汉书》卷十九上，第726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19页。
[62]关于占卜过程，见凯特利：《商代史料》，第一章。关于乌龟的特性和寿命，见《史记》卷一二八，第3225—3226、3235页；《淮南子》卷十四，第18叶；《论衡》十四（《状留》），第619页（福克译：《论衡》第2卷，第108页）。
[63]关于使用蓍草茎方法的情况，见《淮南子》卷八，第1叶；和卷十七，第3叶注；《论衡》二四（《卜筮》），第998页注（福克：《论衡》第1卷，第184页以下）。关于欧蓍草的价值，见《史记》卷一二八，第3225—3226页。关于六爻和三爻演变的早期阶段，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考古学报》，1980.4，第403—415页；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81.2，第155—163页。
[64]关于马王堆发现的帛书，见鲁惟一：《近期中国发现的文书初探》，载《通报》，63：2—3（1977），第117—118页。关于帛书的抄本，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载《文物》，1984.3，第1—8页。
[65]关于为新年观察风的情况的材料，见《史记》卷二五，第1243页（沙畹：《〈史记〉译注》第3卷，第300页以下）；卷二七，第1340页（沙畹译注第3卷，第397页以下）。关于蔡邕之言，见《后汉书》卷六十下，第1992页。《汉书》卷三十，第1759、1768页可能提到这个题目，其他文学作品列于《隋书》卷三四，第1026页以下。关于设置官员之事，见《后汉书》志第二五，第3572页注2。
[66]见何四维：《气的观察：古代中国的一种预言技术》，载《奥萨津和汉堡自然学和民俗学协会通报》，125（1979），第40—49页。
[67]见鲁惟一：《汉代对彗星的看法》，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52（1980），第1—31页。彗星的出现同样可以包括在被视为预兆的奇异事件之中，并可以视作不祥之兆；见本章《预兆》和《董仲舒和天的警告》。
[68]至迟自19世纪以来，“堪舆”一词已与“风水”连在一起使用，但是有充分理由说明，在汉代堪舆乃指选择吉时，而不是考虑地点的吉凶。关于这个题目的条目，见《汉书》卷三十，第1768页；《隋书》卷三四，第1035—1036页。
[69]在睡虎地发现的1155件完整的简和80件残简包括两类与占卜活动有关的文书。一类有166件，稍不一般的是它们两面刻有文字；另一类有257件。关于几套历书的情况，例如第730—742号和743—754号简，见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北京，1981），图版CXVL—CXVⅢ，又见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图版1—3。
[70]见唐纳德·哈珀：《汉代的“式”》，载《古代中国》，4（1978—1979），第1—10页；克里斯托弗·卡伦：《关于“式”的另外几点意见》，载《古代中国》，6（1980—1981），第31—46页；唐纳德·哈珀：《汉代的“式”：答克里斯托弗·卡伦》，载《古代中国》，6（1980—1981），第47—56页；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75页以下。
[71]《楚辞》卷六，第1叶及各处（霍克斯：《楚辞》，第88页以下）。
[72]《史记》卷一二八，第3241页以下列有可能的问题（褚少孙的补遗）。
[73]关于登基前进行占卜的情况，见《汉书》卷四，第10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225页）；《汉书》卷七四，第3143页；《三国志·魏书二》，第75页。关于武帝婚期的适宜与否，见《史记》卷一二七，第3222页。关于选合适的少女进宫之事，见《后汉书》卷十上，第407—408页；《后汉书》卷十下，第438页。关于冬至祭祀仪式，见《淮南子》卷五，第14叶。
[74]关于董仲舒、夏侯始昌、刘向、京房等人所提的意见的例子，见《汉书》卷二七上，第1326—1334页；《汉书》卷二七下之上，第1372页。关于彗星，见鲁惟一：《汉代对彗星的看法》。
[75]见本章《董仲舒和天的警告》。
[76]《韩非子》五（《亡征》），第267页；《淮南子》卷六，第13叶；卷八，第1叶；《盐铁论》卷六（《散不足》），第204页；又见本书此处注释。
[77]《史记》卷一二七，第3215页以下。
[78]《汉书》卷九九下，第419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463页）；《白虎通》六，第3叶及各处。关于王景，见《后汉书》卷七六，第2466页。关于张衡，见《后汉书》卷五九，第1911、1918页。关于孔僖，见《后汉书》卷七九上，第2563页。关于顺帝之事，见《后汉书》卷四四，第1505页。
[79]《论衡》二四（《讥日》），第985页以下；二四（《卜筮》），第994页以下（福克：《论衡》第2卷，第393页以下；第1卷，第182页以下）。
[80]王符的《潜夫论》有四处谈论了占卜的不同方面及有关的题目，即卷六（《卜列》、《巫列》和《相列》），第291—314页，卷七（《梦列》），第315—323页。
[81]《群书治要》四五，第26叶；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载他所作：《文明和官僚政治：一个主题思想的变异形式》，H.M.赖特英译，芮沃寿编（纽黑文、伦敦，1964）第213页以下。
[82]《淮南子》卷四，第4叶（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51页）；《楚辞》三（《天问》）（霍克：《楚辞》，第45页以下）。关于运用神话地理学的另一个例子，见《淮南子》卷四（梅杰：《汉初思想中的地形学和宇宙学》）。
[83]李约瑟等：《中国科技史》第3卷，第210页以下；克里斯托弗·卡伦：《李约瑟论中国的天文学》，载《过去和现在》，87（1980），第39—53；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54页以下。
[84]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127—143页。又见以下《董仲舒和天的警告》。
[85]关于辟雍，见前《帝国崇拜》。关于图案中的星辰和星座，见肯特·芬斯特布施：《汉史概要及题材索引》（威斯巴登，1966、1971）；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112页以下。
[86]《汉书》卷三十，第1763—1765页列出了关于天文学主题著作的22个条目，并举出21名专家。绝大部分的这类著作写在帛卷上，这样就便于在上面作图。关于《汉书》卷二六的编纂者马续，见《后汉书》志第十，第3215页。关于马王堆的文书，见鲁惟一：《近期中国发现的文书初探》，第122—123页。
[87]关于这些仪器的发展情况，见马伯乐：《汉代的天文仪器》，载《中国佛教文集》第6卷（布鲁塞尔，1939），第183—370页；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3卷，第284页以下。关于耿寿昌，见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普林斯顿，1950），第192页以下。关于张衡及其浑仪，见李约瑟著作第3卷，第217页以下。关于灵台，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第62页以下；王仲殊：《汉代文明》，第38页以下及图42（其解说词误为北魏，实际上应为后汉）。
[88]《汉书》卷二六，第1273页以下；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3卷，第402页以下。
[89]高本汉：《书经》，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3页；《书经》的这一部分也许在公元前4世纪甚或前3世纪写成。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3卷，第188页。
[90]关于五行的循环，见以下《生命的循环：六十四种变化和五行》。
[91]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3卷，第194页以下；内森·西文：《古代中国数学天文学中的宇宙和计算》，载《通报》，55：1—3（1969），第1—73页；卜德：《古代中国的节日》，第27页以下、145页以下；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3页。
[92]关于设置这一制度的情况，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21页以下。
[93]关于日晷，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3卷，第302页以下。关于对记时的重视，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43页以下、第126和第160页注91。关于公元前5年未遂的变革企图，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页、第78页以下，及本书第2章《世纪之末的风气》。关于把一昼夜分成12、16或18时辰的情况，见于豪亮：《秦简“日书”记时记月诸问题》，载《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编辑部（北京，1981），第351—357页。
[94]见本章《方法》。
[95]关于《易经》，见赫尔穆特·威廉：《关于〈易经〉的八篇论文》；同上：《〈易经〉中的天、地、人》；朱利安·休茨基：《〈易经〉研究》。
[96]关于扬雄的思辨，见本书第15章《扬雄：玄、精神和人性》。关于《易经》的早期注疏者王弼（生于公元226年）的情况，见威廉：《关于〈易经〉的八篇论文》，第86页以下；休茨基：《〈易经〉研究》，第209页。关于政治利用的情况，见本书第15章《荀爽：〈易经〉作为抗议的手段》。
[97]关于五行，见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集》，第248页以下；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2卷，第247页以下、第262页；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6页以下。关于五行的程序，见本书第13章《班彪关于天命的论文》。
[98]见本书第1章《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及《前221年水德的采用》；第2章《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支持》第3章《内战》；第5章《王朝与形而上学》。
[99]见本章《对死者的照管》。
[100]见本书第9章《总的原则》。
[101]见本书第2章《行政的任务》。关于扬雄，见第15章《扬雄：玄、精神和人性》。
[102]关于京房，见《汉书》卷九，第29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3页）；《汉书》卷七五，第3160页以下；卜德：《中国人的称为观天的宇宙学魔法》，第18页。必须把两个京房区别开来；其一原来姓李而生活在较晚时期；其二则为更早的京房，此人也非常关心《易经》，是四个今文学派评注之一的奠基人（《汉书》卷八八，第3601页以下）。人们认为较晚的京房是《京氏易传》的作者，此书试图系统地调和64卦循环和60干支循环。它收于《汉魏丛书》中，但有人认为不可靠，而认为它出于宋代的某些学者之手；见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东汉抗议的预兆：襄楷呈给桓帝的奏议》（堪培拉，1976），第70—72页注52。此书的内容与诸如《汉书》（见第652页注1）等著作中的《京房易传》所引的内容完全不同。关于前一个京房的著作，见《周易京氏章句》（残卷收于《玉函山房辑佚书》）。
[103]关于这些著作的近期研究，见D.C.刘：《老子的〈道德经〉》（哈蒙兹沃思，1963）；A.C.格雷厄姆：《〈庄子〉的内篇七篇和其他作品》（伦敦，1981）；又见格雷厄姆：《列子》。
[104]关于这些著作，见戴闻达：《商君书》； 沃森：《韩非子：主要著作》；德效骞：《荀子的著作》（伦敦，1928）；D.C.刘：《孟子》（哈蒙兹沃思，1970）。
[105]关于这些例子，见《论衡》十八（《自然》），第777页以下（福克：《论衡》第1卷，第94页以下）。关于无为思想的起源和应用，见罗杰·艾姆斯：《统治术：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檀香山，1983），第28页以下。
[106]曹参的情况，见《汉书》卷三九，第2013页以下。关于他的任命，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183页注3。关于他注意黄老思想的情况，见《汉书》卷三九，第2018页。
[107]见西川靖二：《汉书中的黄老思想》，载《东方学》，62（1981），第26—39页；冉云华：《论道家的帛书》，载《通报》，63（1977），第65—84页；冉云华：《道源》，载《中国哲学杂志》，7：3（1980），第195—204页；冉云华：《道的原理和法则：黄帝道家中的三个主要概念》，载《中国哲学杂志》，7∶3（1980），第205—228页；鲁惟一：《近期中国发现的文书初探》，第119页以下。
[108]见以上《民间崇拜》。
[109]关于采用时新派政策的情况，见本书第2章《时新派政策的充分发挥》。
[110]关于对应的理论，见查尔斯·勒布朗：《〈淮南子〉中感应的思想，附卷六英译文和分析》，宾夕法尼亚大学1978年论文。关于贯穿于地上的理的基本思想，见《淮南子》卷二十，第7和15叶。关于“地脉”的思想，见《史记》卷八八，第2570页。
[111]《淮南子》卷八，第1叶以下；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44—45页。
[112]《论衡》的英译文，见福克所译。刘盼遂提出《论衡》原来还包括15或16篇，但在早期已经散失，关于这种可能性，见福克译：《论衡》，第1328页。关于王充的写作风格，见高本汉：《中文文法概览》，载《远东古文物博畅馆通报》，23（1951），第107—133页。
[113]蒂莫特斯·波科拉：《〈新论〉及桓谭的其他作品》（安阿伯，1975）；本书第15章《桓谭：务实的呼声》。
[114]见以下《董仲舒和天的警告》。
[115]《论衡》六（《雷虚》），第286页以下（福克：《论衡》第1卷，第285页以下）。
[116]《论衡》二十（《论死》），第868—882页；二一（《死伪》），第883—906页；二二（《订鬼》），第930—946页（福克：《论衡》第1卷，第191—201、202—219、239—249页）。
[117]见以下《董仲舒和天的警告》。
[118]见以下《儒家关于人的观点》。
[119]关于典籍文献及谶纬著作，见第14章《谶纬之学》；杜敬轲：《汉代谶语纬书的历史概论》，华盛顿大学1966年论文。
[120]见以上《文化主人公：配偶的相会和造物》小节。
[121]《淮南子》卷二十，第1叶（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64页）。
[122]《淮南子》卷七，第1叶（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64—67页）。
[123]《淮南子》卷一，第12叶；卷七，第5叶（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68页）；卷九，第23叶。
[124]《论衡》十八（《自然》），第775—787页（福克：《论衡》第1卷，第92—102页）。
[125]《论衡》二（《无形》），第55页；三（《奇怪》），第152页；十六（《讲瑞》），第730页（福克：《论衡》第1卷，第326页；第1卷，第322页；第1卷；第368页）。
[126]《论衡》十八（《自然》），第776页以下（福克：《论衡》第1卷，第93页）。
[127]见本书第13章《董仲舒》。
[128]《楚辞》二，第12叶以下（阿瑟·韦利：《九歌》，第37页以下；霍克斯：《楚辞》，第39页以下）。
[129]《论衡》二（《命义》），第41页以下（福克：《论衡》第1卷，第136页以下）；《潜夫论》（《卜列》），第291页。王充论命的情况，见本书第15章《王充：命运和人的道德》。
[130]其中最著名的学宫之一为稷下，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5页注10，并散见各处；本卷第14章《古代传说：倡导者和文献》。
[131]见张朝孙（音）：《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讨论》（莱顿，1949、1952）；见第14章《后汉时期的官学》。
[132]见本书第1章《帝国时期的思潮》；第9章。
[133]例如，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0页以下。
[134]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7、19、23页；本书第2章《行政的任务》；第8章《九卿》和第14章《学派的发展和官学》。
[135]关于儒家基本立场的陈述，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英译（伦敦，1946），第115—195页；阿瑟·韦利：《古代中国的三种思想方式》（伦敦，1946），第115—195页；狄伯瑞等：《中国传统的来源》第1卷，第86—121页；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集》，第14—114页；艾姆斯：《统治术》，第1—6页。
[136]见本书第9章《总的原则》。
[137]关于这四部汇编（《周礼》、《仪礼》、《大戴礼记》和《礼记》），见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205页，“周礼”条。
[138]关于叔孙通在这方面的著作，见《汉书》卷一下，第8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146页）；《汉书》卷四三，第2126页。
[139]《汉书》卷二二，第1027页以下（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430页以下）。关于后汉对礼的重视，见本书第4章《明帝与章帝统治时期》。
[140]《汉书》卷二二，第1028—1029页。传统主义者认为使人萎靡不振和有害的音乐专指郑卫之音，郑和卫是帝国时期之前的两个国家；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02页以下。
[141]《汉书》卷三十，第1711页。
[142]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00页以下。
[143]见本书第6章《中国的扩张》和第13章《道德的价值和秦朝的失败》。
[144]《汉书》卷四三，第2113页。
[145]关于董仲舒的抗议，见《汉书》卷二四上，第1137页以下（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79页以下）。关于元帝朝及以后的反应，见本书第2章《改革和衰落（公元前49一公元6年）》。
[146]关于对天的崇拜，见本章《帝国崇拜》。关于刘歆，见以下第14章《真伪问题和经文的传授》。
[147]《汉书》卷五六，第2495页以下、2506页以下和2513页以下。关于认为可能是公元前134年的主张，见《汉纪》卷十一，第1叶。《资治通鉴》卷十五，第549页以下确定在公元前140年；见鲁惟一：《帝权：董仲舒的贡献及其前人》（待发表）。《春秋繁露》被认为是董仲舒所作的一部更大部头的著作，在确认它的所有内容都可信之前必须有所保留。
[148]早期涉及一个汉帝使用天子一词的情况可以在公元前180年导致文帝登基的一些事件的记载中看到；见《史记》卷十，第414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447页）；《汉书》卷四，第10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225页）。关于董仲舒使用这个名词的情况，见《汉书》卷五六，第2521页；关于周代诸王使用这个称号的情况，见《汉书》卷五六，第2521页。见顾立雅：《中国治国之道的起源》第1卷《西周帝国》（芝加哥、伦敦、1970），第82、441、494—495页。
[149]见第664页注1。
[150]关于以这种方式选择上报事件是由于官员们故意的选择的情况，见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第137页以下；以及1983年6月提交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研讨会的一篇论文：《古代中国的占卜和凶兆解释》。关于编纂记载的历史学家作出这种选择的观点，见沃尔弗勒姆·埃伯哈德：《汉代的天文学和天文学者的政治作用》，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芝加哥，1957），第51、59—60页；何四维：《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方法论问题》，载《东方文献通报》，第53：1—2（1958），第12—21页。在提交上述研讨会的一篇论文中，门斯维尔特·贝克也持这个观点。
[151]《汉书》卷二七；这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其中两部分又进一步细分。又见《汉书》卷二六，包括有关天文现象的记载。
[152]关于例子，见《汉书》卷二七上，第1331页（有关董仲舒）；卷二七中之上，第1396页（有关龚遂）；卷二七上，第1331、1335页（有关刘向）；卷二七上，第1343页（有关刘歆）；《汉书》卷二七中之下，第1417页（有关王音）；卷二七下之下，第1504页以下。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45页以下，《中国人的生死观》，第87—88页（有关杜钦和谷永）；《汉书》卷二七下之下，第1476页（有关杜邺）。
[153]《汉书》卷二七中之下，第1413页以下。
[154]《汉书》卷二七上，第1331页以下（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86页）。
[155]《论衡》十四（《谴告》），第634页以下；十八（《自然》），第784页以下（福克：《论衡》第1卷，第1194页以下；第1卷，第100页以下）。
[156]从公元前61至前49年期间，采用了神爵、五凤、甘露和黄龙四个年号（《汉书》卷八，第259、264、268、27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39、247、254、261页）。关于诏旨的例子，见《汉书》卷八，第258、26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38、244页）。
[157]《汉书》卷八，第261、27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41、261页）。
[158]见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第198页以下；见本书第15章《王符：道德价值、社会正义和领导》。
[159]见上引白乐日著作第205页以下；帕特里夏·埃伯里：《从〈四民月令〉看东汉的庄园和家族管理》，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17（1974），第173—205页；本书第4章《桓帝统治时期》和第15章《崔寔的激烈建议》。
[160]见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第213页以下。
[161]关于使治丧集团及其组成成为社会地位和家庭关系的衡量标准的情况在很久以后的发展，见莫里斯·弗里德曼：《华南的氏族组织》（伦敦，1958）。
[162]关于秦始皇的陵墓，见第1章《道路、城墙和宫殿》和《秦的崩溃》。关于对铺张奢侈的批评，见《盐铁论》卷六（《散不足》），第206页（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126页）；《潜夫论》三（《浮侈》），第134页。关于文帝和明帝的丧葬风格，见《汉书》卷六，第134—13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27页）；卷三六，第1951页；《后汉书》卷二，第123页；《潜夫论》三（《浮侈》），第130页。
[163]关于王充对死亡的看法，见第666页注2。
[164]关于饿鬼，见第637页注2。关于王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论衡》二十（《论死》），第871页以下（福克：《论衡》第1卷，第192页以下）。
[165]关于详细情况，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9页以下。
[166]关于这些和其他的措施，见余英时：《汉代思想中的生命和长生》，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5（1964—1965），第80—122页。
[167]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48—49页。
[168]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198—200页（C4102，C4311）和图版28。
[169]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103页、140页注95。
[170]《汉书》卷九六上，第3888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年至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1979〕，第114页）。关于这些报道所根据的旅程情况，见何四维的《中国在中亚》，第40页以下；本书第6章《进入西域：张骞的倡议》。
[171]关于这种关系的重要性，见本章《文化的主人公：配偶的相会和造物》。
[172]《楚辞》九（《招魂》）；十（《大招》）（霍克斯：《楚辞》，第101页以下、109页以下）。
[173]《史记》卷二八，第1369—1370、1385页（沙畹：《〈史记〉译注》第3卷，第463页以下、465页以下）；本章《帝国崇拜》；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37页。
[174]此画最精美的复制品见于文物出版社：《西汉帛画》（北京，1972）；又见湖南省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北京，1973）第1卷，第40页图38；第2卷，图版第71—77；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17页以下。
[175]关于随葬品的研究，见《汉代文物》（京都，1976）。关于画像的题材，见《汉史概要及题材索引》。关于华东浅浮雕像的选集，见山东省博物馆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集》（济南，1982）。
[176]关于公元前167年的第二个例子，见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整理组：《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5.9，第1—7页。关于尸体防腐的情况，见《后汉书》卷十下，第442页注5。
[177]关于两件从满城残存品复原的玉衣，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发掘队：《满城汉墓发掘纪要》，载《考古》，1972.1，第14—1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北京，1980）第1卷，第344—357页；第2卷，图版225—243。关于根据社会地位制作玉衣的规定，见《后汉志》志第六，第3141、3152页。
[178]萨尔莫尼：《鹿角和舌头》；本书第626页注3。
[179]见孙作云：《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考释》，载《考古》，1973.4，第247页图1，第249页图2，图版4—5；湖南省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第1卷，图17—21。
[180]洛阳一座西汉墓的墙上有山羊头的像，见《文物精华》，3（1964年），第1页。
[181]关于伏羲和女娲的形象，见郑德昆：《阴阳五行和汉代艺术》，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0（1957），第182页；芬斯特布施：《汉史概要及题材索引》的条目；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41页图9。
[182]关于铜镜的详细描述，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60—85页；图版10、12—14有特别精致的图例。
[183]见本章《方法》和第646页注2。
[184]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86页以下。关于王母的特性，见图15、18、19。关于王母与王父的图，见图版22—23。关于两人坐在两根柱顶王座的情景，见图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