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世纪的哲学复兴
上面我们看到，汉朝政治秩序的崩溃如何把文人引得离开了儒家的价值观并离开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和行政活动。[56]他们被宦官集团所迫害，并且在公元166年到184年之间被放逐到外地（党锢事件），这使得他们把自己树立成清议的代表；这就是说，他们认为要靠评断得失来纯洁朝廷的风气。
在汉代的政府体系中，州牧或地方官可以在他的治下挑选那些以学识、才能或道德品质见长的人，或者挑选他认为够条件承当官吏职责的人。这些人便是所谓经过“州举里选”的人。[57]这种选用人才的办法必须考虑公众意见和地方贵族人物的评判，因此这些贵族人士能借机利用他们的影响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贪污腐化和裙带关系风靡一时。
在这种不正之风的背景下，文人们纷纷写嘲讽之作，用尖锐泼辣的语句来描述讽刺的对象，例如他们写道：“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58]又例如这时也有关于曹操的品评，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除进行这种批评之外，人们还对性格的研究越来越感兴趣，稍后把它加以系统化的有刘劭的《人物志》：这本书兼有儒、道、法三家的影响，但其主旨却是要依据各人的命分和天赋给予他们的性格来确定选拔官吏的标准。[59]
为了避免清议人士的批评，政府转而对文人学士们采取攻势。它单独负起了品核人物为官吏候选人的工作，建立了视察员的制度，使他们负责发现和挑选那些经过评论而适于推荐到中央政府并准备予以任命的人。这种制度被称为“九品中正”制。[60]它是在曹魏的初期（公元220年以后）才由官方开始采用，但它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汉代末年。事实上它是这样一种荐举制度：它为独断专行和任人唯亲大开了方便之门，也使得国家的官员都要俯首听命于那些急于控制文人的军人独裁者。
从这时候起，这种文人越来越脱离公共生活，清议便逐渐被代之以清谈，即谈哲学，谈文学，谈艺术——所有这些题目都用马拉梅的午后集会方式加以谈论，即用机巧、论难和才华进行辩论。这种事情部分地是那些尚无一官半职的知识分子用来消遣时间之道，但是，他们也用宗教的语调——先是用道教语调，后来又马上转而用佛教语调——来展开哲学的辩论。它的发展趋势只限于社会上的遗闻轶事方面，按照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意见，它为紧接汉朝黑暗时期之后的哲学复兴铺平了道路。[61]
于是我们看到了古代世界的各种哲学流派出现了新面貌；其中不仅包括墨家和法家，也有所谓的名家在内。如果按照西方中世纪哲学用语的意义把“名家”译成nominalism，那可能是译错了。名家学派按照法家和儒家的精神，主张每一个“名”（onoma）、每一个术语、每一个头衔，不管它是行政方面的或者社会地位方面的，都应该配得上相应的“实”（pragma）；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应该调整使每个人得以量才授职的这种属于社会的和政治的范畴的秩序。[62]甚至经学的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这个老的争论问题又被提了出来。
魏国的一位高级官员王肃（公元195—256年）据说曾伪造《书经》的古文本，想以此证明他攻击汉代注疏的正确性；他又据说曾伪造《孔子家语》；孔子这位圣人在这本书里被描绘成一个纯粹的普通人，从而揭穿了汉代传统把他变成的半神的形象。[63]但是，最重要的是道家卷土重来，恢复了它的辉煌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