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支持
精神的发展（其影响持续的时间远比汉代长久）在武帝时期的突出表现与组织地方、发展经济，或扩大中国人在新开发地区的利益等计划同样引人注目。在武帝朝的写作方面，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80—前117年）给称之为赋的一种诗的新体裁树立了样板，影响了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学发展。[123]与他同时代的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从宇宙的角度解释人事，认为人事是范围更大的造化的万物体系的一部分；他的归纳长期以来形成了被公认为是儒家思想正统的部分基础。[124]约死于公元前110年的司马谈与其子司马迁（约死于公元前86年）一起，创造了一种历史新形式，它在长达两千年中一直是范例。[125]虽然由于这些或类似的贡献，诗、哲学和历史写作都得到了新的动力，武帝本人却没有明显地关心这些活动，尽管文献记载中的确收有被认为是出于他笔下的一些短诗。我们更多地听到的是他在国家的宗教祭礼和个人信仰方面的个性和活动。
通过参加既定的祭礼和举行某些新的仪式，武帝以皇帝专用和不准其他凡人使用的方式来为国家的利益服务。作为尘世人类命运的最高裁决者，他正在采取与超凡的神圣力量联系的措施，以期获得它们的保护和赐福。下面将要谈到，当改造派的态度代替了时新派的主张时，对这些力量的观念是怎样发生变化的。[126]
汉武帝从前人继承了在建于雍的神坛祭祀五帝的任务。但他在履行其义务时比他们更加虔诚，他首先在公元前134年来到神坛，以后去了七次。为了补全对那些被认为进行千秋万代和无远弗届的统治的神祇的祭祀，武帝在公元前114年举行了对后土的祭祀，以及在公元前113年对太一的祭祀。以后他五次在汾阴祭祀后土，三次在甘泉祭祀太一。在开始举行这些形式的祭祀的同时，朝廷还设置乐府，其职责是为仪式作音乐伴奏；正史中还保存着19首歌颂这些盛典的颂诗文本。[127]
除了代表王朝参加这些祭祀活动外，武帝个人还沉溺于寻求通往长生的道路。如同秦始皇时期那样，这条通往长生的道路这时被认为是经过神圣的蓬莱岛而后道经东方的仙境而展现的。还有报道说，汉武帝易听信方士的主张，这些人答应使他长生，或让他的一个死去妃子复生。这些记载都可在严肃的正史中找到；从公元3世纪的文献开始，这些记载连同武帝的神话变成了荒诞之说和传奇；而武帝则成了具有半仙法术并与西王母有来往的君主。[128]
武帝朝最壮观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可能是公元前110年在泰山举行的封禅。汉帝耗费巨资，浩浩荡荡地巡幸这一圣岳，其远行的目的似乎又是寻求长生。这一次主要祭祀可以促成所希望的幸福的黄帝。这时这种新的祭祀方式被接受，可能是因为一般方士已受过考验，并被发现都不够格，他们的诺言也都未实现。[129]
在知识方面，公元前105年至前104年的这一年形成了帝国自豪和自信感的高潮。大约在60年以前，贾谊曾经徒劳地提出，王朝应采用土德，以代替秦采用的水德。这时，朝廷认定改变五德之运的时机已经成熟，这表示王朝自觉地对自己的力量和权威有了信心。汉朝的命运与宇宙的循环运动牢固地联系在一起，根据这一规律，一个阶段，即五行中的某一行，将定期地让位给其后继者；通过改崇五行中的土以代替水，汉王朝向世人表明，它因征服了前一王朝而有权进行统治。其他象征性的变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如采用新历法和国家的高级官职改用新的名称。特别是从公元前104年起，王朝以新年号纪年；选用的年号为“太初”。[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