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
如果我们在公法方面知道得很少，如果我们不得不满足于以上所说的大概情况，那么我们对私法的知识就更不能令人满意了。我们掌握的材料之所以贫乏，不仅是由于史书上的记载稀少，而且主要是因为私法属于地方的风俗习惯的范畴，只是在触犯私法到了需要惩办时才见之于文字。由于中、日两国学者的努力，我们掌握了一些诸如有关婚姻、继承、买卖契约和因负债而沦为奴隶的零散材料。[111]
早期的礼书描绘了一幅氏族组织，嫡长支（大宗）中的长辈握有相当大的权力。这个制度在帝国时代继续盛行，但它必须和法家的秦政府所遗留下来的法规作斗争，汉初的统治者继承了秦国的法规而未加变革。结果，例如已结婚的成年男子必须从父亲的家庭中分出而单独立户，这是和世代同堂的儒家理想不相容的。
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因为男子只能有一个正式妻子；不过在理论上他可有数目不限的妾。奴隶之间的婚姻得到法律的承认，虽然我们不知道奴隶怎样得到（或被赐给）配偶的。[112]婚姻有彩礼，如嫁妆，但我们不知道在早期的离婚案例中怎样处理这些彩礼。我们偶尔知道，一个被判刑的妻子的嫁妆转给了她的丈夫。[113]
瞿同祖指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儒家的社会观和法律的混合只是到了公元653年的唐代法典才完成。[114]例如，儒家的伦理要求儿子要为父母服三年丧，但实际上在整个汉代时期，政府官吏获准的这种丧假只有36天。
对于婚姻，儒家的原则不但坚持严格的族外婚，因此禁止娶同姓的妻妾，并且排除大量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作为可能的配偶。但在汉代，这些原则远远没有被严格遵守，至少在社会的高阶层（只有这个阶层我们知道得多些）中是这样。[115]在后世，只有丈夫能提出离婚，但在汉代，已经证实有几件妇女提出离婚的事例。
至于汉代的侯（或贵族），只有嫡子才能继承他的爵位和财产；如没有嫡子，即使有庶子，这个侯爵也被认为“死而无后”，他的封地就被国家收回。[116]至于其他的社会阶层，我们看不到嫡子庶子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们似乎具有同等的继承权。关于处理财产的遗嘱的情况也似乎不清楚。
人们积极从事商业，从文书中可以显然看出，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反对经商。因此《史记》和《汉书》列举了可以致富的多种行业。商人的足迹遍及全国，甚至和边境外的居民在官方市场上进行交易，但我们不知道海外贸易的情况，也根本不知道有没有海商法。[117]仅有的可靠证据是考古发现的一些买卖土地和衣服的契约，后一种契约涉及很贵重的长袍，是西北边境戍军之间的交易。[118]契约上要写明转让货物的名称、价钱、买卖双方的姓名、转让日期、证人的签字等。
买卖土地要注明土地的四至。还常提到酒价，用来确定这宗交易。地契大多附有条款，说明地上的种植物和可能发现的财物都归买主所有；同时买主也解除了原有者的赎回权，这一特点显然是中国人对于“卖”的特殊概念。[119]它表明土地的所有权总是相对的，从来不是一个绝对的权；结果，土地权依然在国家手里，国家可以随时提出它对土地的权力。在这种条件下，土地税可看作是为使用和收益而支付的地租。[120]
卖长袍的契约，实际上可看作是典当，卖主有赎回权。当以人作抵押物时，典的正式用语“质”则被另一个用语“赘”所代替。有这样一些事例，有的人为了还债或借款，把自己或自己的孩子作为典当物。这种事很容易导致长期的奴役。[121]
至于买卖奴隶，我们只有一种文字游戏式的契约，但它包含了与其他契约相同的基本内容：完整的日期、买卖双方的姓名、卖的东西（在这个契约里是一个奴隶的名字）和价钱。[122]
索介然 译
[1]我对去世的莱顿大学司自劢（Szirmai）教授和鲁惟一博士的可贵的提示表示谢意。
[2]关于“法”在中国制度和社会中的地位的概观，见瞿同祖：《传统中国的法律和社会》（巴黎、海牙，1961）；卜德：《中国的法的基本概念：传统中国的法的思想的根源和进化》，收于他的《中国文明论文集》，勒布朗和博雷合编（普林斯顿，1981），第171—194页。关于最早的法典编纂，见何四维：《秦代的法家和法律》，收于《莱顿汉学研究》（莱顿，1981），第3页。关于汉律遗文的搜集和解释以及《汉书·刑法志》的译文，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1955）；日文译文见内田智雄：《汉书·刑法志》（京都，1958）。何四维：《秦法律残简：1975年湖北云梦发现的公元前3世纪的秦法律和行政规定的注释译文》（莱顿，1985），他在书中提供了最近发现的秦律残简的译文。以下提到的这些文书的细目，即根据这一著作的分类。
[3]关于对这些文书的看法，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8页以下。
[4]1975年，这些文书发现于公元前217年的一个古墓，它位于湖北武汉西北约75公里（45英里）处。关于这个发现的详情和把原文转写为现代汉文的各种版本，见何四维：《1975年湖北发现的秦代文献》，载《通报》，64∶4—5（1978），第177页以下；何四维：《秦法律残简》，引言。关于中文材料，可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1978）；这个版本不同于1977年出版的同一名称的线装本。当本文付印时，接到初步的报告说，秦律的原文现正被进一步发现的法律文书所补充，这些文书的年代在前汉的头几十年。从江陵（湖北）张家山M247墓中发现的汉简总数超过了500件；见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载《文物》，1985.1，第9—15页。
[5]关于这些思潮的发展，见以下12章《道及其衍生的思想》和《董仲舒和天的警告》；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汉代（公元前202一公元220年）的信仰、神话和理性》（伦敦，1982），第4、8章。
[6]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03—109页。
[7]关于董仲舒的这种观点的表现，见《汉书》卷五六，第2500页以下。
[8]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301页。
[9]例如，《书经》的非伪造的部分、《春秋》和《左传》。
[10]见上面第1章《连坐》。
[11]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71页以下。
[12]详情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51页以下。又见《睡虎地》，第65页以下，第169、264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文书27、28以下，文书35、36以下和释文20）；何四维：《秦法律残简》引言。
[13]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65—270页。
[14]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85页以下。
[15]关于爵级，见上面第2章《侯与爵》和第7章《奖惩与法律》。关于对有爵者的减刑，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载《通报》，48：1—3（1960），第155页以下；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14—222页。
[16]关于这种形式的社会演进，见下面第11章；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收于《中国社会史》，孙任以都等编（华盛顿），第103—134页；杨中一：《部曲沿革考略》，收于同书第142—156页。
[17]韦慕庭：《西汉的奴隶制》（芝加哥，1943），第165页以下。又见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杜敬轲编（西雅图，伦敦，1972），第135页以下。
[18]例如翦伯赞：《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载《历史研究》，1954.4，第1—24页；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1955），第359页以下。
[19]秦律有一条规定，“寇降，以为隶臣”。《睡虎地》，第146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C23b）。
[20]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7页；高本汉：《书经》，《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18页。
[21]定调管作为工具的重大意义，在于揭示了万物普遍循环律中的阶段，见卜德：《中国人的称为观天的宇宙学魔法》，收于他的《中国文明论文集》，第351—372页。
[22]见第495页注2。
[23]《汉书》卷一下，第8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146页）；《汉书》卷二三，第1096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333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6页以下。
[24]这些数字见于6世纪的《魏书》卷一一一，第2872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52页以下。
[25]《汉书》卷二三，第1101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338页、389页注199）。
[26]详情见白乐日译：《隋书·刑法志》（莱顿，1954），第208—209页。
[27]关于司法当局的详细研究，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8页以下。
[28]关于这些机构的下属及其官员的设置，见第7章《郡的下属单位》。
[29]关于太常，见第7章《中央政府》和第8章《九卿》。
[30]见何四维：《汉代廷尉的职能》（不久发表），这篇论文还说明廷尉的“廷”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庭”，而是“公平”、“正直”之义。
[31]即“司直”，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8、12页。关于皇帝审理案件，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94页以下。
[32]关于公元前154年的叛乱，见上面第2章。又见何四维：《诸王之乱》，《法国远东学院学报》，69（1981），第315—325页。
[33]关于诸侯或贵族，见上面第2章《侯与爵》和第8章《县级官员》。
[34]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91页以下。
[35]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79—80页。关于刺史，见第7章《郡的下属单位》和第8章《郡级官员》。
[36]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88页以下；何四维：《秦法律残简》，第56件、58件、86件文书，释文第18。
[37]何四维：《汉代的契约》，收于《中国的法》中，兰孝悌编（佛罗伦萨，1978），第11—38页。
[38]公元前168年以前的遗存地图，见鲁惟一：《近期中国发现的文书初探》，载《通报》，63：2—3（1977），第124—125页。
[39]关于这些程序和术语的说明，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72页以下。关于一件可以划分为民事的或刑事的案例的文献性论述，见何四维：《公元28年的一件诉讼案》，收于《赫伯特·弗兰克汉学和蒙古学祝寿论文集》中，包尔编（威斯巴登，1979），第1—22页。
[40]《睡虎地》，第264、267、270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释文20—22）。
[41]《睡虎地》，第245—246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释文1—2）。
[42]例见《汉书》卷二三，第1100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337页）。
[43]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72—80页。
[44]关于特殊集团的概念和特殊对待的例子，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85页以下；又见上面《总的原则》一节。
[45]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56—204页。
[46]同上书，第298—302页。
[47]关于这些刑罚的详细情况，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02页以下。
[48]《汉书》卷四，第12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55页）；《汉书》卷二三，第1097页（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333页以下）。
[49]中、日的一些学者们认为，公元167年以前的所有徒刑都是终生的；见何四维：《秦法律残简》引言，第16—17页和注8。
[50]“城旦”这个词中的“旦”字的真正意思仍不明了。
[51]这些人是因大赦而在特定的环境下劳动，以此完成对他们的课刑；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31页，147页注9、240—242页；鲁惟一：《汉代行政记录》第1卷，第79页。
[52]《睡虎地》，第44—45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29—A30）。
[53]关于汉代的大赦，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25—250页；马伯良：《慈惠的本质：大赦和传统中国的司法》（檀香山，1981）。关于公元前205—公元196年之间的一系列大赦，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第165—171页。
[54]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08页；韦慕庭：《西汉的奴隶制》，第419页注102。
[55]《睡虎地》，第91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72）。
[56]《睡虎地》，第84—85、143、178、179、200、231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68、C20、D52、D94、D136、D164）。
[57]《睡虎地》，第84—85、152、164、231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68、D3、D25、D164）。
[58]《睡虎地》，第200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D94）。
[59]《睡虎地》，第84页以下（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68）。
[60]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05—214页。
[61]《睡虎地》，第84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68）。
[62]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07页；沙畹：《史记译注》第1卷，第232页。
[63]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10页以下，注6、11、17。
[64]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14—216页。关于爵制，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第126页以下。
[65]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18—222页。
[66]《睡虎地》，第133页以下，第154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引言，C8，D6；何四维：《秦律中的衡器和量器》，收于《东亚的国家和法律：卡尔·宾格纪念文集》，弗兰克编（威斯巴登，1981），第36页以下。关于罚金用黄金，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34页以下。
[67]见何四维：《秦法律残简》引言；《睡虎地》，第91、92、131、143、150、177、178、204、261、276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72、A90、C5、C7、C20、D1、D48—50、D102、D103、E17、E24）。
[68]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32页以下；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东京，1982），第165—198页。
[69]见《睡虎地》，第261页以下（何四维：《秦法律残简》，E17）。
[70]关于帝国的行政组织，见上面第2章《地方组织》和《地方的变化和刺史》，第7章《郡与地方政府》，第8章《地方行政管理》。
[71]关于税制的详情，见下面第10章《税制》。
[72]关于土地占有者阶级的情况，见下面第10章《农村社会结构》。
[73]关于公元前132年黄河决口后使用劳役的情况，见《汉书》卷六，第16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40页）；《汉书》卷二九，第1679页；《史记》卷二九，第1410页（沙畹：《〈史记〉译注》第3卷，第527页）。
[74]可雇人代服役事。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162页以下。
[75]《睡虎地》，第207、220、221、278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D143、D144、E6）。
[76]《睡虎地》，第131、143、147、222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C2、C20、C25、D175）。
[77]关于服兵役的情况，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7页。
[78]这些遗物基本上是手写的残简，在中国西北的敦煌和居延附近的不同遗址发现；关于这些文书，例如见沙畹：《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发现的中国文书》（牛津，1913）；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发现的中国文书》（伦敦，1953）；鲁惟一：《汉代行政记录》；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台北，19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北京，1980）。最近居延出土的汉简尚待刊布，其中包括大量的完整文书。另外还应加上湖北睡虎地的秦代文书；后者中的法律文书已由何四维译出，收于《秦法律残简》中。
[79]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18页。
[80]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10页。
[81]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83页；何四维：《1975年湖北发现的秦代文献》，第107页以下。
[82]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73页；何四维：《诸王之乱》，第318页。
[83]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6页以下、第333页。
[84]《睡虎地》，第150—173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D1—D40）。
[85]《睡虎地》，第185—190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D64—D76）。
[86]《睡虎地》，第182页以下（何四维：《秦法律残简》，D56—59、D62）。
[87]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载《通报》，45（1957年），第19页。
[88]《睡虎地》，第103—104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95—A96）。
[89]汉代官吏荐人不当而受罚事，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193页注5、第278页。
[90]《睡虎地》，第127页以下，第130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C1、C4）。关于“废”这个术语，见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90注5。
[91]《睡虎地》，第24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1）。
[92]《睡虎地》，第35页以下、第98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19、A86）。
[93]《睡虎地》，第35、38—39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19、A21）。
[94]《睡虎地》，第96—98、113—116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82—A84、B1—B6、D127—D130）。
[95]《睡虎地》，第99—100、113、115—116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86—A87、B1、B5—B6、D131—D132）。
[96]《睡虎地》，第96—101、112—126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82—A89、B1—B29）。
[97]《睡虎地》，第108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104）。
[98]《睡虎地》，第70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54）。
[99]《睡虎地》，第213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D124）。
[100]《睡虎地》，第113页以下（何四维：《秦法律残简》，B3、B4）；又见何四维：《秦法律中的衡器和量器》。
[101]《睡虎地》，第43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27）。
[102]见《汉书》卷四，第11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242—243页）；《汉书》卷九，第279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02—303页）。
[103]见第507页注5。
[104]《睡虎地》，第49、51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12、A15）。
[105]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93页以下。
[106]《睡虎地》，第33、81、132、141—142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A9、A74、C6、C17—C18）。
[107]如何四维：《作为中国古代法律资料的〈说文〉》，收于《高本汉汉学纪念论文集》，艾格洛德等编（哥本哈根，1959），第239—258页。
[108]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32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后汉帝国官僚机器的征募制》，载《崇基学报》，6∶11（1966），第67—78页。
[109]《汉书》卷六，第160、16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4、42页）；《汉书》卷五六，第2512—2513页。
[110]《汉书》卷六，第171—17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5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4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38页以下。
[111]例如，见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1933）；刘增贵：《汉代婚姻制度》（台北，1980）；牧野巽：《西汉封建相续法》，载《东方学报》（东京），3（1934），第255—329页；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土地法、贸易法》（东京，1960），第400页以下。
[112]见韦慕庭：《西汉的奴隶制》，第158页以下。
[113]《睡虎地》，第224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D150）。
[114]见瞿同祖：《传统中国的法律和社会》，第267页以下；卜德、莫理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清代的190个案例示范》（坎布里奇，麻省，1967），第1部分第1章；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97页。
[115]见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第42—43页。
[116]关于诸侯的继承特点，见牧野巽：《西汉封建相续法》；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第109、143、151页。
[117]关于不同类型贸易的比较价值，见《史记》卷一二九，第3253页以下（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420页以下）；《汉书》卷九一，第3686页以下（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431页以下）。关于边境的贸易经营，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华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第92页以下。
[118]卖地（作坟地用）契约起初写在木或竹简上，再刻在铅块或砖上，放在墓室；卖衣服契约是写在木简上的原始文书。关于这类契约，见何四维：《汉代的契约》（这里也讨论了常发生的伪造事）；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116页，有关于卖衣服事。又见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望都二号汉墓》（北京，1959），第13页和图版16，上面有具有契约成分的文字，用来驱逐墓中邪祟。进一步研究可看程欣人：《武汉出土的两块东吴铅券释文》，载《考古》，1965.10，第529—530页；蒋华：《扬州甘泉山出土东汉刘文台买地砖券》，载《文物》，1980.6，第57—58页；吴天颖：《汉代买地券考》，载《考古学报》，1982.1，第15—34页。
[119]见何四维：《汉代的契约》，第18—27页。
[120]见平中苓次：《中国古代的田制和税法》（京都，1967），第104页；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研究》（上海，1964），第48、53页；何四维：《反映在云梦文书中的秦国家经济影响》，收于《中国国家权力的范围》一书中，施拉姆编（伦敦、香港，1985）。
[121]见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土地法、贸易法》，第477—489页。
[122]见韦慕庭：《西汉的奴隶制》，第382—392页；宇都宫：《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56—3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