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回顾
中国传统历史学对684—705年这一时期的态度可以用宋代史学家袁枢作为最鲜明的代表，他称它为“武韦之祸”。[100]前面已经提到这种说法的某些理由，很少近代的史学家会不同意这种说法适用于韦后的时代。但作为对武后统治时的描述，这就有欠公道了。
首先，它忽视了她篡位前的成就的意义。武后掌权的中国，王朝通常不过延续两三代；通过应用并扩大控制和集权的手段，她成功地形成了有生命力的和长期持久的统一。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她尊重合法继承的威信；她的夺取皇位，从流血和破坏的角度来衡量，在所有的改朝换代中是最不激烈的一次。它把国家从更糟的境遇中拯救出来，当然，这点是可以争辩的。
其次，袁枢的观点有严重的偏见。几乎与所有的传统历史学家的观点一样，它因与士大夫的看法和价值观完全一样而大为逊色。[101]对他来说，历史是说教的，他的目的是要使未来的统治者相信，武后对大臣们的专断是“灾难性”的。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在她统治的最后几年之前，政府受到她统治作风的危害。太宗官僚集团中特有的集体精神被破坏，但即使对这一批评也应抱保留态度。上层的官员被严厉地抑制，他们的特权也受到限制；但在低级官员中，他们的社会背景和地域背景比以往远为广泛，而且晋升的面也更大。在整个唐代，各种考试只提供了全部官僚集团中约10%的人，但只根据这一基数而低估它们的重要性则是错误的。它们——特别是进士考试——的威望是很高的，功名的取得正迅速变成取得最高官职的标准资格。[102]标志之一是，有功名的宰相的比率从高祖时的7%上升至太宗时的23%，上升至高宗和武后时的35%，上升至武周朝的40%。此外，科举制可作为一种重要象征。对一切有资格参加的人来说，特别对提供大部分中试者的低级贵族来说，它就是提高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关键。[103]对高级贵族来说，它是保持他们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它推动了这两个集团的官僚化和城市化，因此它在削弱它们以前那些地方的、离心倾向的特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最后，考试普遍地促进了文学和教育。准备考试的人远远多于通过考试的人，有资格当官的人远远多于当官的人，在686—689年期间，当时的魏玄同估计，有资格当官的人的十分之一成功地取得了官职。[104]这样，就留下了大批可用于地方一级教育和行政方面的尚无官守的候补者。
武后统治的许多非儒家特征也有助于造成她在历史中的坏名声。经典的儒家哲学包括许多反对妇女参政的禁令和同样多的反对妇女篡位的禁令。武后之所以受谴责，不但是出于这些原因，而且还由于她溺爱佛教，延长服母丧的时间使之同于服父丧的时间以提高妇女的地位，和派男“新娘”前往突厥。她的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同样是非儒家的。当时针对她的军事冒险所作的劝谏几乎无不提到经典中反对耗费国库民力的告诫，或是把所谓的“浮逃户”这类问题归咎于远征。这种意见有对的一面，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夸大。近世的研究指出，为了逃避税役而躲避登记的家庭在武后时期只限于少数边缘地区，到以后几朝才扩大到中国内地。[105]另外，远征的军费必须比照不很明显的长期效益来衡量。国内经济的促进、技术和艺术的交流、贸易的增长和引导剩余精力向外发展等成就只是这些比照的几个方面。
最后，必须记住，传统历史学家的种种评价很少注意群众的境况。在武后时期，府兵制负担较轻和远离外来入侵路线的农村地区是安定和繁荣的。[106]农村没有出现动乱，两次叛乱运动也都没有得到支持，这就提醒人们，农民的生活秩序比抱敌对态度的历史学家经常断言的更为良好。在人民中间，武后甚至可能是得人心的。近来在四川出土的一块可能是10世纪的石碑写道：“其间以水旱灾沴之事，为军民祈祷于〔武〕天后之庙者，无不响应。”只有很少的中国统治者，其生日能像武后的生日那样在每年的一个农村节日中被人纪念至今！[107]
在消极的一面，武后统治的最后几年每况愈下。她的统治是高度独断的，以致当她失去控制时，行政结构立刻开始出现裂痕。她不但对此视而不见，而且不能以她一贯的无情手段为后来者提供什么根基。她的被废黜留下了一个让几个平庸的竞争者没法填补的真空；在统治集团内部随之产生的冲突中，衰落越来越快。冲突不限于在皇帝同皇室成员结成的党派和外戚结成的党派之中进行，而且还存在于官僚集团内部。
在武后统治的整个时期，贵族通过诸如排外性的内部联姻的手段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社会声望，并且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已与通过科举制发迹的“新”人在官场中日益严重的侵犯进行斗争。通过在吏部和门下省保持高度的控制，他们已经为唐代中兴时预期的贵族复兴准备好了一切。[108]武后曾经反对这一集团，而支持地位较低的地方精英集团，并且帮助其中许多人担任高级职务。但是到了后来，主要反对她并导致她被废黜的，却正是这些受过她恩宠的人，这就显得矛盾了。原因有几个，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上面提到的官僚冲突的存在。官僚们自己正在受到武后的“酷”吏和那些在她最后年代通过不正当手段进入官僚集团的人的挑战。员外和斜封官人数的增加、在连续两个统治时代中由于妇女擅权而造成的官僚宗派的形成，使一个原已严重的问题更趋严重。韦后和太平公主的垮台和对她们所支持的弊病的改革，使玄宗赢得了一个重新统一的官僚集体的支持。他准备很好地使用这个官僚集体。
[1]《资治通鉴》卷203，第6417页；《旧唐书》卷87，第2843页。引文为中宗对裴炎提出他授予其岳父的官职太高这一抗议的答复。
[2]全文载《全唐文》卷96，第11—16页；《文苑英华》卷463，第6—11页。
[3]《旧唐书》卷94，第2993—2994页；《新唐书》卷123，第4367—4370页。
[4]见杨联陞《中华帝国的女统治者》，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3（1960—1961年），第47—61页；陈寅恪：《武曌与佛教》，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2（1935年），第137—148页。陈寅恪文引了许多取材于古代传统的参考材料。
[5]关于唐代的扬州，见全汉昇《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情况的繁荣与衰落》，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1947年），第149—176页。
[6]《旧唐书》卷190上，第5006—5007页。骆宾王檄文载《全唐文》卷199，第1—2页；《文苑英华》卷646，第11—12页。
[7]《资治通鉴》卷203，第6426—6427页。这一策略是魏恩温提出的，此人其他情况不详。
[8]《资治通鉴》卷203，第6425—6426页；这一段的《考异》考察了相对立的证据。在其《武则天》（北京，1962年）中把裴炎写成坏人的郭沫若在剧本的附录（第144—145页）中讨论了这一问题。
[9]《资治通鉴》卷203，第6432页。引自早期的《唐统记》（收于《考异》）。司马光否定这一情节。
[10]《资治通鉴》卷203，第6439—6440页；《旧唐书》卷186上，第4838页。关于来俊臣和周兴，见《旧唐书》卷186上，第4840—4842页。
[11]《唐会要》卷53，第956—959页；《资治通鉴》卷203，第6437—6438页。
[12]最近期的一个例子是林语堂的历史小说《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伦敦，1957年），作者在书中的一个署名的脚注中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意见，即武后是一个可与斯大林和成吉思汗相比的大刽子手。近期的中共史学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原谅武后的恐怖统治，认为她是单纯地为了保存自己。例如，见吕振羽《史论集》（北京，1962年），第174页以后；吴晗：《灯下集》（北京，1961年），第140页以后。
[13]《旧唐书》卷57，第2296页；《资治通鉴》卷204，第6444页。
[14]例如，见《旧唐书》卷186上的酷吏传；又见林语堂《武夫人——一个真实的故事》，第134—140页。
[15]《资治通鉴》卷206，第6512—6513页；《旧唐书》卷57，第7页；《旧唐书》卷186上，第4849页。
[16]受害者中有太原王氏的成员、陇西的李氏、宇文氏和著名的谱系学者路敬淳。
[17]滨口重国：《唐王朝的贱人制度》（京都，1966年），第218—244页。
[18]《旧唐书》卷85，第2817—2820页；《新唐书》卷113，第4188—4192页；《通典》卷169，第894—897页；《册府元龟》卷616，第1—8页；卷617，第13—16页。
[19]《资治通鉴》卷206，第6523页。
[20]关于明堂，见C.P.菲茨杰拉德《武后》（伦敦，1956年），第131—132页。关于明堂在唐代发展的文献，见《唐会要》卷11—12，第271—300页。
[21]《唐会要》卷73，第1309、1315页；《资治通鉴》卷203，第6435页。
[22]《唐会要》卷39，第702页；《旧唐书》卷50，第2143页。
[23]《册府元龟》卷639，第20页；《通典》卷15，第83页；《唐会要》卷75，第1376页；《唐会要》卷76，第1390页；《文献通考》卷29，第272页。
[24]见镰田茂雄《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东京，1965年），第107—149页。虽然镰田主要注意她对华严宗的态度，但也提供了她与总的佛教关系的许多材料。
[25]《唐会要》卷35，第643—644页。
[26]《唐会要》卷91，第1652页。
[27]《资治通鉴》卷204，第6445页。
[28]《全唐文》卷96，第16—22页；《文苑英华》卷463，第1—6页。
[29]见《资治通鉴》卷204，第6448—6449页。武后高度重视这一祥瑞，以致她正式称它为天授圣图，并采用“天授”为其新王朝的第一个年号。
[30]《旧唐书》卷76，第2661页。
[31]浦立本在其《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5—81页）中回顾了初唐河北道的特殊情况，并附完整的参考材料。
[32]《资治通鉴》卷204，第6449—6452页，载于《旧唐书》卷64，第2431—2432页和卷76，第2661页以下的诸王的传记中所举的细节可以补充这一记载。关于叛乱的后果，见《资治通鉴》卷204，第6457页。
[33]《资治通鉴》卷204，第6451页。
[34]一般认为选择她的国号为“周”的原因是，它是追赠武后之父第一个封地的名称。有几个原因使这个解释不可能成立。我要感谢谷川道雄，他的《周隋革命本末——周礼国家的悲剧》一文（载《古代文化》，18.5〔1967年〕，第89—94页）首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并且举了先例。见R.W.L.吉索《武则天的正统性》，为1975年6月在阿西洛马尔召开的中国历史正统性会议准备的未发表论文。
[35]常盘大定的《武周新字之研究》（载《东方学报》〔东京〕，6〔1936年〕，第5—42页）对新字作了充分讨论。关于更简明的叙述，见内藤乾吉《敦煌发见唐职制户婚厩库律断简》，载《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大阪，1989年），第339—342页。
[36]关于《大云经》，见矢吹敬辉的明确的研究著作《三阶教研究》（东京，1927年），第685—761页。关于佛寺，见塚本善隆《日中佛教交流史研究》（东京，1944年），第25—31页。安东尼奥·福特的《七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那不勒斯，1977年）为一部非常详尽的研究，并附一切有关文字的完整译文。又见R.W.L.吉索《武则天的正统性》。
[37]《大方等无想经》，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2，第1107页。
[38]关于这一事件的各种佛教和非佛教的记载有许多矛盾说法，见S.温斯坦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的论述。
[39]《旧唐书》卷6，第121页；卷183，第4742页。
[40]《全唐文》卷17，第10页。
[4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1946年），第14页；重印于《陈寅格先生论集》（台北，1971年），第120页以下。
[42]近来中国历史学家中发生了一次论战，从中反映了吴泽、袁英光和齐陈骏之间的分歧，砺波护的《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载《东方学报》〔京都〕，37〔1966年〕，第154—156页）对之进行了讨论。
[43]全汉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上海，1946年）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
[44]《册府元龟》卷486，第33页。
[45]《资治通鉴》卷205，第6478页。
[46]同上书，第6485页。
[47]《资治通鉴》卷204，第6472页；菲茨杰拉德：《武后》，第137—138页。
[48]《旧唐书》卷183，第4727—4729页。武后在665年和666年间已把其异母同胞弟兄及其子放逐。当时，其姐妹之子贺兰敏之被指定为其父封地的正式继承人。他在670年失宠和死去后，武后的异母弟兄武元爽之子武承嗣从岭南流放地召回代替贺兰敏之，为她父亲继续武家香烟。
[49]见《旧唐书》卷183，第4729页；《唐会要》卷90，第1639—1640页。
[50]《资治通鉴》卷205，第6491页。这件事很不寻常，因为受害者侯思止是来俊臣的一名亲密助手。
[51]《资治通鉴》卷205，第6483—6484页。
[52]见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4页以后。
[53]研究宰相制的最详尽的著作是周道济的《汉唐宰相制度》（台北，1963年）。
[54]见赵翼《廿二史劄记》（台北，1974年）卷19，第415—417页。
[55]《资治通鉴》卷205，第6484页；《旧唐书》卷87，第2855页。
[56]《资治通鉴》卷206，第6544页。
[57]《资治通鉴》卷211，第6487—6488页。关于安西都护府，见大谷正直《安西四镇的建立及其变迁》，载《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25年）；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年），第190—204页及以后。
[58]这些礼仪在菲茨杰拉德的《武后》（第133—134页）中作了描述。见镰田茂雄《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第122页；S.温斯坦：《唐佛教形成时期帝王的庇护》，载芮沃寿、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297—306页。
[59]《文献通考》卷29，第272页。
[60]《臣轨》，见于《丛书集成》卷893。
[61]见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载《历史研究》，6（1961年），第90—95页；内藤乾吉：《西域发见的唐代官文书研究》，载《西域文化研究》，3（1960年），转载于他的《中国法制史考证》（东京，1963年），第223—345页。
[62]见崔瑞德《对商业课税的一种儒家观点；703年的崔融奏疏》，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36.2（1973年），第429—445页。
[63]关于默啜，见勒内·吉罗《突厥帝国：骨咄罗、默啜和默棘连诸汗（680—734年）的统治》（巴黎，1960年），特别是第49页以后；勒纳·格罗塞：《草原帝国》（巴黎，1948年），第155—158页；诺亚米·沃尔福德的英译本，第107—110页。
[64]《资治通鉴》卷206，第6539页。
[65]《旧唐书》卷199下，第5350页。
[66]《资治通鉴》卷205，第6505页。
[67]同上书，第6510页。
[68]《资治通鉴》卷206，第6513页。
[69]《旧唐书》卷78，第7页。
[70]关于张氏兄弟的传记，见《旧唐书》卷78，第2706—2708页；《新唐书》卷104，第4014—4016页。
[71]《资治通鉴》卷205，第6487页；卷206，第6539页。武后与张氏弟兄之间关系的确切性质在同时代的史料中叙述也不完全明确。但《旧唐书》（卷78，第2706—2707页）所引朱敬则的奏议清楚地说明这种关系是公开的丑闻。
[72]《旧唐书》卷78，第2706页；《资治通鉴》卷206，第6514页。
[73]《资治通鉴》卷206，第6516页。
[74]《资治通鉴》卷206，第6530—6531页。
[75]《资治通鉴》卷206，第6535页。
[76]《资治通鉴》卷206，第6538、6546—6547页；《旧唐书》卷78，第2706—2707页。其名称可能来自武后的信念，即张昌宗是再生的王子晋（即王子乔），后者是道教的神仙，据说他骑白鹤升天。
[77]对魏元忠审讯的主要记述载《资治通鉴》卷207，第6563页以后。菲茨杰拉德的《武后》（第174—177页）有英译文。更详细的情况见各参与者的传记。
[78]这支可追溯至唐朝初期的部队在622年已被名为御林军；见《唐六典》卷25，第20页；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556、833—835页。它的成员一般与皇帝有某种私人关系；从他们的社会排他性看，卫士们似乎已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觉悟。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9页以后，再版本第143页以后）提出在玄宗以前他们为什么是每次政变的决定性因素的种种原因。
[79]见谷川道雄《从武后末年到玄宗初年的政争——对贵族制研究的一个看法》，载《东洋史研究》，14.4（1956年），第54—60页。
[80]《旧唐书》卷51，第2171—2172页；《资治通鉴》卷208，第6584—6585页。
[81]《资治通鉴》卷208，第6608页，《考异》。
[82]《新唐书》卷83，第3651页；《唐会要》卷90，第1638页。
[83]见仁井田升《唐代的封爵及食封制》，载《东方学报》（东京），10.1（1939年），第1—64页。
[84]见《新唐书》卷118，第4264页；《文苑英华》卷609，第8—9页。这一问题以及它与当时其他弊病（如雇用大量员外）的关系，在砺波护的《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第165—178页）中有简明的论述。
[85]《唐会要》卷5，第51页；《新唐书》卷83，第3650页。
[86]一个公主只有资格设立一个管理其实封收入的机构。王公不但有大得多的实封管理机构，而且有一批老师、一个大的王府管理机构和一大批个人护卫及宫廷禁卫。见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629—645页。
[87]《资治通鉴》卷208，第6601页。关于员外官，任命的确切性质现在仍是一个问题。砺波护在《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第172页以后已对不同的论点进行了讨论。
[88]《资治通鉴》卷208，第6601页。此信为其他情况不详的官员袁楚客所写。
[89]这些弊端及文中随即谈到的弊病，在《资治通鉴》（卷209，第6623—6625页）中有详细的描述。看来，任命斜封官的证书没有通过门下省和中书省，见《资治通鉴》卷209，第6625页。关于对佛教建筑的赞助，见雅克·热内《五到十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面貌》（西贡，1956年），第281页。
[90]《资治通鉴》卷209，第6622页。
[91]《旧唐书》卷88，第2870页。这份在709年春递呈的奏疏全文载于《全唐文》卷236，第6—8页。
[92]《资治通鉴》卷209，第6624页；《旧唐书》卷101，第3155页。
[93]《资治通鉴》卷209，第6633页。
[94]《资治通鉴》卷209，第6641—6642页；《旧唐书》卷51，第2174页。
[95]见第三章H.J.韦克斯勒的论述。
[96]《资治通鉴》卷209，第6651页。
[97]同上书，第6652页。
[98]《资治通鉴》卷210，第6664页。
[99]同上书，第6682页。
[100]见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国学集体丛书本），第178页。
[101]关于这一问题的清楚明了的讨论，见白乐日《作为功利主义官僚的指南的历史》，载W.G.比斯利、浦立本合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1961年），第78—94页；芮沃寿编：《中国的文明和官僚》（纽黑文，1964年），第129—149页有此文的英译文。
[102]见陈登原《国史旧闻》（北京，1958年），第117页以后；岑仲勉的《隋唐史》（北京，1957年）在第181页以后论述了各种考试的声望。
[103]所有的“新”官员，甚至那些被任命担任朝廷最受尊敬和最负责的“清望”官职的人，绝不是都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见《唐会要》卷67，第1131页。
[104]《通典》卷17，第94页。
[105]例如见中川学《唐宋客户研究》，载《东洋学报》，46.2（1963年），第97—110页。
[106]关于府兵部队的分布，见菊池英夫《关于唐折冲府分布问题的一个解释》，载《东洋史研究》，27.2（1968年），第1—31页。浦立本著《安禄山之乱的背景》有府兵分布的地图。一般地说，华中、华南和东部平原的部分地区没有府兵的负担。
[107]武后得人心的上述这些迹象被郭沫若著《武则天》（第135—137页和154—155页）所引。郭沫若企图证明武后生在四川，比传统的日期晚几年，但说服力不强。
[108]见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67年），第78页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