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末世与蒙古的征服
当仁宗在1193年去世时，他已经70岁了，帝位由长子纯佑（桓宗，1193—1206年在位）继承，时年17岁。纯佑是汉裔罗皇后所出。对于桓宗统治期间的西夏历史，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是1205年蒙古人首次入侵西夏领土，显然是这一时期最重大的事件。
从1206年桓宗被废黜，到1227年西夏被成吉思汗灭亡，在这空前动荡的年代里，党项皇室一直只能勉力维持国祚不坠。西夏最终没有复兴，既不是因为它内政的衰败，也不是由于它天生孱弱。如同它的更强大的邻人一样，西夏是被蒙古人摧毁的，蒙古这个新的草原强权的出现，毁灭性地打破了宋、金、西夏在东亚地区三足鼎立的局面。随着篡权废立现象在西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西夏朝廷形成了抗金和抗蒙古的集团。
从12世纪70年代以来，来自草原上的纷扰不时地影响着西夏和金朝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官方史书中也有反映。女真人关闭西方边境与西夏的三处榷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怀疑党项人在边界从事间谍活动，并且可能与位于远在西方的哈剌契丹发生了交往。他们认为这些行为与金朝自身的利益是相抵触的。[108]我们还知道，一位曾被铁木真的父亲打败的克烈部酋长，可能于12世纪70年代在西夏避难，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关于他的记载。
据说另一位克烈部首领在流亡途中也曾留居党项有日，党项人赐予他“札阿绀孛”（JakhaGambu，大意是“顾问长老”）的荣誉头衔，后来，他就以这个名字知名于世。札阿绀孛的哥哥脱斡邻勒（王汗）是铁木真的盟父，而且他的几个女儿都嫁给了铁木真的家族，所以铁木真容忍了札阿绀孛反复无常的不忠行为。著名的唆鲁和帖尼别吉，就是札阿绀孛的女儿，她也是蒙哥、忽必烈和旭烈兀的母亲。札阿绀孛显然还将一个女儿嫁给了党项皇帝，据说当成吉思汗最后猛攻西夏时，她的美貌打动了成吉思汗。[109]很可能通过建立广泛的婚姻关系，党项统治家族的影响当时已经深入到了草原，这一判断有助于解释他们在蒙古帝国中所具有的特殊的地位。
克烈部与西夏的关系还不止于此。1203年，当脱斡邻勒最终被铁木真打败之后，这位克烈部首领的儿子亦剌合桑昆通过额济纳逃往吐蕃东北部地区，后来又被追赶到了塔里木盆地，最终被当地的首领杀害。[110]虽然党项政权显然拒绝了克烈部逃亡者的避难请求，但是因为亦剌合桑昆逃跑时经过了党项的地盘，这就为1205年蒙古人入侵河西提供了口实。在入侵河西的战争中，西夏的好几个武装居民点都遭到了抢劫，大批牲畜被赶走。[111]
1206年，铁木真宣布接受成吉思汗称号，也就在同一年，中兴府发生的政变将一位新的统治者推上了党项王位。桓宗被自己的堂弟嵬名安全（襄宗，1206—1211年在位）废黜，一个月之后，在囚禁中去世。罗太后在被迫之下致书金朝，请求金主正式册封篡位者为西夏王。[112]当襄宗继位之后，罗太皇太后就在记载中消失了，估计她可能是被送进了某个荒僻的寺院。
次年，金朝失去了藩臣汪古部和西北边疆地区由部落混合组成的边界守卫者（Juyin，汉文“乣”），兀剌海城堡附近的地区也遭到了蒙古人的掠夺。[113]蒙古人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入侵山西和鄂尔多斯地区了。
掠夺兀剌海的蒙古人直到1208年春天才收兵撤退。在这期间，西夏连续派遣使节前往金朝首都，他们很可能是寻求与金朝建立联合战线，以抵抗蒙古人的入侵。但是对于两国来说，不幸的是金章宗恰恰在这年冬天去世了，章宗身后无嗣，帝位由他的一位昏懦无能的戚属（在历史上以卫绍王知名，1213年被黜）继承。卫绍王拒绝与党项人合作，据说，他声称：“敌人相攻，中国之福，何患焉？”[114]无论实际上发生过什么事情，党项与女真的关系从此迅速恶化。
1209年秋天，在接受了高昌回鹘的自愿归降之后，成吉思汗对西夏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入侵。蒙古人经由“黑水城北和兀剌海城西”进入河西，打败了由西夏皇子率领的一支军队，并俘虏了西夏的副元帅。接着，进逼并攻克了兀剌海城，西夏守将投降，西夏太傅西壁讹答也成了蒙古人的阶下囚。从兀剌海起，蒙古军队转而南下，向位于中兴府以西、起着拱卫京师作用的克夷门发起进攻。克夷门是阿拉善的一处险关要隘，蒙古军队在这里遭到由另一位西夏皇子率领的守军的顽强抵抗。最后，蒙古人终于打败了守军，并擒获了夏军的统帅，进而包围了西夏都城（见地图13）。
地图13 蒙古军第一次入侵西夏，1209年
在围攻中兴府的战役中，蒙古人使用了古代的水攻之计，引黄河水灌中兴府。但是由于堤围溃决，反而淹没了蒙古军队的营地，所以他们被迫解围撤军。但是在撤军之前，蒙古人先派遣被俘的西壁讹答代表他们入城谈判，与西夏订立了城下之盟。1210年，党项君主名义上臣服了成吉思汗，除了贡献大批骆驼、鹰隼和纺织品之外，还被迫向蒙古首领纳女请和。[115]
与西夏的城下之盟，使成吉思汗在进攻金朝之前确保了自己西翼的安全。此后不久，党项人就开始掠夺金朝边境的州县，西夏的入侵使这两个邻国间的外交往来大为衰退，到1212年之后，两国之间就完全断绝了来往。1212年，党项皇帝不明不白地死了，族子嵬名遵顼（神宗，1211—1223年在位，死于1226年）代而为帝。在党项皇族子弟中，遵顼是最早获得西夏“进士”殊荣的一位，他当然首先是要站在自己阶层的立场。[116]
如何处理与蒙古人的关系，是否放弃与金朝长期的联盟关系，面对这些问题使党项朝廷陷入混乱。神宗似乎是要同时解决这些问题。为了迎合蒙古人，他对金朝西南的临洮路发动了进攻，这次战争为党项人提供了洗雪原来在领土问题上的宿怨旧仇的机会。1214年之后，在蒙古人步步紧逼的强大压力面前，女真人将都城从燕京（北京）向南移到了沐京（开封），能否控制临洮，这时就成了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由于宋朝停止了向金朝的岁赐，女真人在财政上也已经濒临绝境，对于被困在河南的女真人来说，他们陕西的领土就成了食物、人力和马匹的重要供给地。
1214年末，一支得到西夏支持的起义军使兰州也陷入了战火之中，这一事件严重损害了金朝多年来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不仅如此，党项朝廷在1214年还开始与四川的宋朝地方政府进行谈判，建议双方联手进攻金朝的西部领土。西夏与宋朝谈判一直持续到了1221年，但是实际达成的协议却只有1220年的一次流产的联合行动。[117]1216年下半年，西夏为蒙古军队借道，允许他们穿过鄂尔多斯地区，进攻陕西的金朝领土，西夏还在这次战役中为蒙古人提供援军，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女真人也只能投入一支军队与西夏军队作战。[118]
对于西夏来说，对金的战争不仅在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在经济上也等于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在西夏朝廷里，反对抗金战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是一次次的和平尝试都没有取得多少成效。尽管在西夏内部始终存在着投靠蒙古阵营的现象，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朝野舆论对联合蒙古人的政策一直都持鄙视的态度。在1217年冬季或1218年初，一支蒙古军队逼近了西夏首都，他们很可能是要迫使党项人履行早先的承诺，支持成吉思汗经略中亚、攻打花剌子模的军事行动，当然他们也可能是要对党项人拒绝提供帮助的行为进行惩罚。虽然还不清楚实际上是否发生过战斗，但是党项人拒绝了蒙古人的命令，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在这次事件中，一位叫做阿沙敢不的人还因为敢于公然藐视大汗的权威，而声名大振。[119]
1219年，成吉思汗将木华黎留下来负责中国北方的行动，自己亲自率军远征中亚。这样一来，他对党项人的报复行动也就相应地延缓到了远征之后。在蒙古大军出征中亚期间，西夏与金的战争一点也没有缓和的迹象。后来到了1223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木华黎死于本年三月之后，蒙古人对金和西夏的压力暂时缓解了。年底，神宗将帝位让给了次子嵬名德旺（献宗，1223—1226年在位）。在此前后，金朝的统治者也是一位新即位的皇帝。1224年下半年，西夏、金开始和谈，以结束战争。1225年九月，达成正式和约，确立两国为兄弟国关系，金为兄，西夏为弟，双方各自保持本国封号。紧接着，又通过会谈解决了关于礼仪、边界榷场等一系列存在争端的问题。[120]西夏、金和约显然是一个与传统相背离的条约，尽管短命，但它标志着西夏外交取得的辉煌胜利。
关于成吉思汗对西夏的最后一次战争以及他的死亡，有关记载非常零乱，而且细节抵悟也很多。但是对于出兵的时间，大多数记载都是一致的，即成吉思汗在1225年冬季发兵，1226年春季入侵河西。自从1219年在蒙古入侵中亚的战役中拒不派遣援军之后，党项人变本加厉，拒绝向蒙古汗的宫廷提供质子，而且密谋与一些不知名的部落联合，计划共同抵抗蒙古人。[121]
《蒙古秘史》中记述了一个其他记载中都没有提到的事件：当1225年冬天向党项领土进发时，成吉思汗在中途停下来猎取野马，因坐骑脱缰，他被摔下来受了重伤。这样一来，蒙古大军就不得不停下来，等候大汗痊愈。为了顾全体面，成吉思汗派遣使臣通知党项君主，要他必须就其轻慢无礼的行为作出解释，然后成吉思汗将会根据他答复的情形，决定撤军还是继续入侵。当蒙古使节来到党项朝廷时，阿沙敢不又一次傲慢地声称，他完全对先前说过的那些无礼的话负责，并且更为嚣张地嘲弄了蒙古人，表示要在战场上一分高下。当听到这个答复后，成吉思汗发誓要洗雪耻辱：“虽死呵也要去问他！”[122]
尽管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内容我们只能去推测，但是党项朝廷这时似乎又一次大权旁落了，掌握朝政的不是皇帝，而是权臣。肯定是阿沙敢不拒绝和谈或妥协，才招致了蒙古人对党项国家进行彻底的毁灭性打击。
蒙古军队首先攻克了党项河西诸州，进而孤立了夏都。1226年二月，黑水（Edzina）及其邻近地区陷落。蒙古大汗从浑垂山（或许就是祁连山）夏营地进攻肃州、甘州，大将速不台分兵经略撒里畏吾儿和其他居住在甘州、沙州以南山区的部落（见地图14）。
地图14 成吉思汗入侵西夏，1226—1227年
供职于蒙古人的两位党项官员察罕和昔里铃部参加了这次战役。当进攻肃州时，昔里铃部的哥哥担任肃州守将，尽管昔里铃部劝说哥哥及早投降，但他还是进行了顽强抵抗，结果城破之后，除了昔里铃部的亲族家人之外，肃州百姓尽数遭到屠杀。[123]
无独有偶，在攻打甘州时，察罕的父亲指挥守城，与昔里铃部一样，察罕也试图劝说弟弟和父亲投降，以避免遭受与肃州同样的命运。但是忠于职守的守将杀了察罕的父亲和弟弟，拒绝投降。然而，甘州被攻破之后，察罕凭借自己的崇高声望和为了蒙古的事业的不遗余力挽救了该城百姓，最后只处决了拒不投降的36人。[124]
蒙古军主力在秋天挥师东南，直逼西凉府（凉州）。凉州是一座非常重要的中心城市，守将斡扎箦是斡道冲的后代。在进行了短暂的抵抗之后，斡扎箦就举城投降了蒙古，溯罗、河罗等地也纷纷仿效。[125]
攻略河西之后，成吉思汗继续向前挺进，渡过黄河，顺流直指东北，进抵灵州。这时党项皇帝献宗已因惊惧而死。献宗去世时只有45岁，帝位由倒霉的嵬名睍继承，他是献宗的近亲。十一月，当蒙古军队包围灵州时，党项人派出最后一名使节前往金廷，请求女真人停止聘使往来。嵬名氏指挥一支党项大军向西南开拔，以解灵州之围。成吉思汗匆匆渡过封冻的黄河，与前来解围的党项增援部队遭遇，在冰天雪地的战斗中打败了增援部队。在这年十二月，耶律楚材目睹了灵州的陷落和被劫掠。据载，城破之后，“诸将争取子女玉帛，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126]。
攻克灵州之后，成吉思汗将营帐扎在了盐州川。后来，成吉思汗留下一支部队包围夏都，而他本人则转而向南，再次渡过黄河，向西方攻略，经临洮向积石州挺进。1227年春，蒙古大汗横扫临洮，征服了临洮大部分地区。此后，在六盘山停下来“避暑”[127]，成吉思汗本来就已染疾，他很可能就是死在了这里。
对中兴府的围攻持续了六个月。1227年六月，被困的党项君主绝望地与蒙古人协议投降。蒙古人一直隐瞒着成吉思汗的死讯，当党项君主根据议定的投降条款出现在城头时，他们突然宣布了大汗的死讯，并立即杀死了党项君主，洗劫了中兴府。察罕努力使中兴府避免了全面屠杀命运，营救了四处溃散的幸存者。[128]
据说蒙古人处理党项皇室的做法和对中兴府居民的异乎寻常的大屠杀，是事出有因的。这种做法“意味着要为成吉思汗来世提供一支可观的卫队”，这样做的结果，敌对国王的“德行”就会转化为一种服务于死去的大汗，并对他大有助益的保护性的精灵。[129]
尽管西夏遭到了彻底的蹂躏，但是许多党项人在西夏灭亡后还是活了下来，并继续在元朝供职。作为色目人（西域和中亚人），党项人享有比女真人和契丹人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就更不用说汉人了。[130]一些小规模的党项群落避居到了中原中部地区（河北和安徽），直到明朝末年，他们显然还在继续使用本民族的文字。党项皇室的支系也逃离了原居地，迁徙到了四川西部、西藏北部等地，甚至可能到了印度东北部地区。在这些地方，他们或是成了当地的世俗统治者，或是担任了佛教社团的首领。[131]
从党项人的先祖拓跋氏到蒙古时代之后党项人的种种行迹，在传说和历史记载中，西夏的缔造者们为后世留下了纷繁复杂的历史遗产，到现在为止，这笔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了解和评介。幸运的是，考古发现为了解西夏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和其他实物资料，较之契丹或女真的资料，党项的资料要多得多。由于苏联、中国和日本学者刊布了有关的译文和摹本，使这些资料的利用成为可能，有一天可望写出一部不仅仅依赖汉文编年史的西夏文化和社会史。
[1]对于西夏史的一般性研究，可参见[266]克恰诺夫的《西夏史纲》和[771]吴天墀的《西夏史稿》，这两部通史性的著作基本上综合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进行的翻译项目和考古发掘，丰富了党项原始资料的内容，但是现在还无法就这些资料的综合性研究状况进行全面评价。[719]史金波的《西夏文化》是近年研究西夏文化的一部很受欢迎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可以见到一些新的原始资料。
[2][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8章；[699]王忠：《论西夏的兴起》，第32页。
[3][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27—137页；[763]李范文：《西夏遗民调查记》。
[4]有关党项与羌语的关系，见[700]王静如：《西夏研究》，第2卷，第275—288页。关于党项名称的更详尽的讨论和相关论点，见[98]邓如萍：《谁是党项人？党项的人种与种族特征》。
[5]史泰安进行了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见[474]史泰安的《弭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
[6][564]《隋书》，卷83，第1846页。关于6至8世纪期间党项的出现，见[148]保罗·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
[7][564]《隋书》，卷83，第1845页；[566]《通典》，卷190，第10121页。
[8][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3—25页评价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4页，第8—10页注[3]，主张鲜卑说。
[9]关于党项的迁徙和重新安置，见[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131—136、165—175、211、236页及注释[17]；[569]《唐会要》，卷98，第1756页；[571]《新唐书》，卷221上，第6215—6216页。
[10][512]崔瑞德：《玄宗》，《剑桥中国隋唐史》（上），第435—436页；[386]埃德温·G.普利布兰克：《内蒙古的粟特居地》；[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12—216页。
[11][571]《新唐书》，卷221上，第6217页；[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17—226页。
[12][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4页。
[13][571]《新唐书》，卷221上，第6217页；[569]《唐会要》，卷98，第1757页。
[14][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258页。
[15][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71—75页。
[16]关于9、10世纪甘州回鹘和河西的状况，见[172]J.R.哈密顿：《中国史料中五代的回鹘》；[381]伊丽莎白·平克斯：《前宋时期的甘州回鹘》；[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55—362页；森安孝夫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评价，见[317]森安孝夫：《畏兀儿与敦煌》。
[17][571]《新唐书》，卷221上，第6219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79—84页。
[18][512]《剑桥中国隋唐史》第700、756、785—786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79—84页；[316]加布里埃尔·莫尔：《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第195—206页。
[19][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88页。
[20][568]《旧五代史》，卷132，第1746—1749页；[572]《新五代史》，卷40，第436—437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35—140页。
[21][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41—155页。
[22][570]《五代会要》，卷29，第462—464页；[568]《旧五代史》，卷138，第1845页；[572]《旧五代史》，卷74，第912—913页。
[23][568]《旧五代史》，卷132，第1749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57—159页。
[24][572]《新五代史》，卷74，第913页；[570]《五代会要》，卷29，第354—355页。
[25][568]《旧五代史》，卷132，第1748—1749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61—163页。
[26][646]《金史》，卷128，第2761页；[865]韩荫晟：《麟府州建置与折氏源流》。
[27][644]《宋史》，卷1，第14页。
[28][644]《宋史》，卷485，第13984—13986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7a、14a、16a；卷24，20—21a、22b。[139]傅海波：《宋人传记》，第2卷，第521—522页有李继捧传。
[29][644]《宋史》，卷491和卷492有党项和吐蕃的传记；[804]罗球庆：《宋夏战争中的蕃部与堡寨》。
[30][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91—192页；[545]魏特夫：《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第7节，“第三种文化”，第20页。
[31][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199页；[645]《辽史》，卷115，第1524—1525页。[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92—99页，评述了党项与契丹的关系。
[32][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20b；[878]廖隆盛：《宋夏关系中的青白盐问题》。
[33][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a；[644]《宋史》，卷485，第13988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05—215页。
[34]有些中国学者将他的名字读作“博罗齐”。
[35]关于凉州，请参见[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83—399页；[588]徐松：（1781—1848年）辑《宋会要辑稿》，卷195，方域21，第14—23页；[222]岩崎力：《西凉府潘罗支政权始末考》和[223]《西凉府政权的灭亡与宗哥族的发展》。
[36]关于李继迁去世时间的不同记载，见[688]戴锡章：《西夏记》，卷3，20b—21a的论述。
[37][223]岩崎力：《西凉府政权的灭亡与宗哥族的发展》；[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05—509、575—577页。有关的吐蕃资料，见[377]L.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第176—177页。
[38]译者注：读作“Ku-ssu-ssu-lo”。但是也有学者读作“Chiao-ssu-lo”。
[39]有关回鹘与凉州、宗哥间的复杂关系，见[644]《宋史》，卷490，特别请参见第14115页和[588]《宋会要辑稿》，卷197，蕃夷4，第3—9页；又见[224]岩崎力：《宗哥城唃厮啰政权的性质与企图》。
[40]但是迟至1024年，在宋朝资料中唃厮啰与李立遵的名字都是一起出现的。1025年之后，李立遵在有关记载中消失，也就是在这一年，李立遵得到了宋朝的月俸（虽然也有些谣传，说李立遵在1016年就已经被曹玮的部队杀害了）。
[41][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17a。曹玮见[139]《宋人传记》，第2卷，第1063—1064页；又见[800]昌彼得、王德毅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3卷，第2197—2198页。
[42]关于青唐和唃厮啰，近年有两项研究成果，一是[823]祝启源：《唃厮啰政权形成初探》，一是[746]孙菊园：《青唐录辑稿》。
[43][223]岩崎力：《西凉府政权的灭亡与宗哥族的发展》，第79—80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39—289页。
[44][644]《宋史》，卷490，第14123—14124页；[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60—570页；[317]森安孝夫：《畏兀儿与敦煌》，第331—335页。
[45][645]《辽史》，卷16，第183页；[644]《宋史》，卷485，第13991—13992页。
[46][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6，26b；[688]戴锡章：《西夏纪》，卷5，15b。“中兴”这个名字是在[646]《金史》，卷61、62和党项法典中正式出现的，这就使人对吴广成记述的以中兴为名是在1205年的说法产生怀疑。见[679]《西夏书事》，卷39，11a。关于夏都的蒙古和党项名，见[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56页；[265]《西夏旧城旧地考》。
[47][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575]苏轼：《东坡志林》，卷3，第51页。
[48][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65、628—645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70—279页。党项称于阗为其属国，最初见于李元昊给宋廷写的一封信（[644]《宋史》，卷485，第13995—13996页）。后来在李远的《青唐录》中也记载了这件事。《青唐录》是一部宋朝的著作，已佚，残存的内容见陶宗仪：《说郛》，卷35，11a—13a。
[49][877]廖隆盛：《北宋对吐蕃的政策》。王韶被收入[139]《宋人传记》，第2卷，第1137—1141页及[800]《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卷1，第203页。有关他的活动的记载，可见[660]陈邦瞻（1589年去世）编：《宋史纪事本末》，第41页。
[50][646]《金史》，卷78，第1772页；卷91，第2017页；卷26，第653页。但是有关证据还不是很清楚，而且记载也互有出人。又见[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4，第16页。
[51][579]洪皓：《松漠纪闻》，卷上，第3页。关于洪皓，见[139]《宋人传记》，第2卷，第464—465页；[800]《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卷2，第1505—1506页。
[52][588]《宋会要辑稿》，卷33，礼41，12b。大多数记载将李德明之死系于冬天，即宋朝最初得知死讯的时间。
[53]关于李（嵬名）元昊的姓和称号，见[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16b；卷122，9b；[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30—33页；[345]尼古莱·A.聂力山：《西夏语文学》，第1卷，第48—49页。关于内亚和中国皇帝称号的讨论，见[34]彼得·A.布德勃格：《达颜、成吉思和单于》。
[54][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14b；[355]冈崎精郎：《西夏李元昊及其秃发令》。
[55][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699]王忠：《论西夏的兴起》，第21页；[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05页；[496]A.P.捷伦捷也夫—卡坦斯基：《党项人的外表、服装和器具》。
[56][771]昊天墀：《西夏史稿》，第203、215—217页。关于党项文字的创制和创制者，见[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259—262页；[345]聂力山：《西夏语文学》，第1卷，第79—80页；[347]西田龙雄：《西夏语的研究：西夏语的再构成与西夏字的解读》，第2卷，第539—540页的英文简介。
[57][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00—219页。
[58]关于西夏军队，见[644]《宋史》，卷485，第13994—13995页；卷486，第14028—14029页；[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00—219页；[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115—132页。
[59][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23b。
[60][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7，17b—18a；卷119，第16—17页；[644]《宋史》，卷492，第14161—14162页。
[61]关于山遇的叛乱，见[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8a—9a；[574]司马光（1019—1086年）：《涑水纪闻》，卷12，1a—2a。
[62]关于野利氏，下文将具体予以讨论。关于元昊即位典礼，见[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8b、10b—11a、14b—15a。
[63][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11a—b。有关后来的战争与谈判经过，见[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59—71页；[261]克恰诺夫：《宋夏战争》。
[64][492]陶晋生：《余靖和1042—1044年宋对辽、夏的政策》。范仲淹收入[139]《宋人传记》，第1卷，第321—330页和[800]《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卷2，第1648—1652页。
[65][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9，6b—7a；[644]《宋史》，卷485，第13998页。
[66][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2，8a—13b；[771]昊天墀：《西夏史稿》，第69—71页。
[67][846]黄庆云：《关于北宋与西夏和约中银绢茶的数量问题》。
[68]关于契丹对夏的入侵，见[644]《宋史》，卷485，第13999—14000页；[645]《辽史》，卷19，第230—231页；[577]胡道静编沈括（1031？—1095年）：《梦溪笔谈校证》，第787—790页。
[69]本段内容，请参见下列记载：[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1a—2a；[574]司马光：《涑水纪闻》，卷9，9a—b；卷10，5b、9a；卷11，11b—12a；[581]王偁（卒于1200年）：《东都事略》，卷127，6a—b；[688]戴锡章：《西夏记》，卷11，11b—12a；[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8，12b—13a。
[70][644]《宋史》，卷485，第14000页；亦见前页此处注释所列资料。
[71][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4，10b，15b；[577]沈括：《梦溪笔谈》，卷25，第452页。关于梁乙埋和他的儿子乙逋的名字，见[693]卜平（李范文的笔名）：《西夏皇帝称号考》。
[72][644]《宋史》，卷485，第14001页。很可能是梁氏唆使毅宗这样做的。虽然有证据表明，梁氏出自一个古老的宕昌姓氏，但是沈括称，梁氏出自汉族。[577]《梦溪笔谈》，卷25，第452页。
[73][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8.2b—3a。
[74][683]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5，1b2a。
[75][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23b。
[76][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3，6b—7a。
[77][683]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5，12a—26a。关于党项统治下的兰州，见[688]戴锡章：《西夏纪》，卷13，9b；[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6，3a。关于李宪，见[800]《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卷2，第912页。
[78][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93—613页。
[79][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606—609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2—404，卷444以下；卷467，8a—b。
[80]有关此事，史料阙载。请参见[588]《宋会要辑稿》，卷175，兵8，31b—32a。[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29，15a—16b提供了惟一可以确定这次事变时间的记载，其他同时代的有关记载还有待进一步发现。
[81][645]《辽史》，卷115，第1528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2，8b—9a；卷507，3b—4a。
[82][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1，1b。
[83][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4，7a—20a；卷515，7a—13a；卷516，3b—22b。
[84][644]《宋史》，卷492，第14167页；卷87，第2154—2170页。
[85][717]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719]史金波：《西夏文化》；[259]克恰诺夫：《党项译经史》。
[86][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70—188页；[266]克恰诺夫：《西夏史纲》，第79—99页；[269]《新集对联》，党项格言引文在第155页，俄文译文见第90页。
[87][97]邓如萍的博士论文：《党项和党项人的国家西夏》，第5章，“党项政府机构”，特别请参看第202—252页。这篇论文的大部分观点是根据克恰诺夫对党项律令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写成的。克恰诺夫这部四卷本的著作现在已出版。见[260]克恰诺夫：《天盛旧改新定律令（1149—1169年）》。这部著作的内容包括党项原始文献、俄文翻译和注解。克恰诺夫曾对党项律令的内容作过简短的说明，详见[264]《西夏法典（12—13世纪）》。
[88][679]昊广成：《西夏书事》，卷36，10b—11b；[644]《宋史》，卷486，第14019—14021页。
[89][267]克恰诺夫：《西夏军事法典：1101—1113年的〈贞观玉镜统〉》。
[90][644]《宋史》，卷486，第14109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2，12b；卷33，3a；卷34，15b—16a。
[91][679]昊广成：《西夏书事》，卷33，17b。
[92][644]《宋史》，卷486，第14024页。
[93][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5，9a—11b；[646]《金史》，卷134，第2869页。
[94][644]《宋史》，卷486，第14024—14025页。译者按：《宋史》：“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汉太学，亲释典，弟子员赐予有差。”“大汉”应是宋人自谓，夏所建者是“太学”，“大汉太学”似不当理解为学校名。
[95][489]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人的汉化研究》，第41—44页。
[96][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3b—7a，12a。
[97][644]《宋史》，卷486，第14025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13b—14b。
[98]关于庄浪，见[646]《金史》，卷91，第2016—2018页。关于西夏与四川的联系，见[644]《宋史》，卷34，第643—644页；卷486，第14026页；[587]周必大（1126—1204年）：《文忠集》，卷61，17b—18a；卷149，16a—17a；[646]《金史》，卷61，第1427页。（译者注：《宋史·西夏传》下：“乾道三年五月，任得敬遣间使至四川宣抚司，约共攻西藩，虞允文报以蜡书。七月，得敬间使再至宣抚司，夏人获其帛书，传至金人。”所获者为任得敬之使。）
[99][646]《金史》，卷91，第2017—2018页。
[100][646]《金史》，卷134，第2869—2870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7，13a。
[101][438]佐藤长：《古代吐蕃史研究》，第2卷，第11—14、28—29、711—738页；[381]伊丽莎白·平克斯：《前宋时期的甘州回鹘》，第106—107、114—115页；[3]安部健夫：《西回鹘的都城何在？》，第439—441页。
[102]见[455]岛田正郎：《辽朝官制研究》（英文摘要）。司律思是最早注意到党项统治者与佛教关系的学者之一，见[449]司律思：《蒙古鄂尔多斯的民间传说》，第172页。关于党项人对夏皇帝的佛教尊称，见[693]卜平：《西夏皇帝称号考》。
[103]参见本书此处注释。
[104][61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第83—84页；[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英文译本，第128页。在这部书中，误将他的姓“Wo（斡）”拼成了“Kuan（翰）”。[544]吴其昱：《列宁格勒藏〈论语〉西夏文译本》。
[105]参见[345]聂力山：《西夏语文学》，第1卷，第82页。关于仁宗剌建新修甘肃黑水桥的文献，见[696]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669]钟庚起：《甘州府志》，卷13，1ib—12a曾著录了该碑铭，但是没有引起吴广成或戴锡章的注意。沙畹翻译了铭文的汉文部分，见[60]沙畹：《A.I.伊风阁西夏史论评述》。
[106][700]王静如：《西夏研究》，卷1，第1—10页；[241]希瑟·卡尔梅：《早期汉藏艺术》，第35—45页。有关1227年之前和之后的党项人的佛教活动和党项文三藏的情况，见[719]史金波：《西夏文化》，第64—105页。
[107][646]《金史》，卷134，第2870—2871页；[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第17页以下。
[108][646]《金史》，卷50，第1114页；[644]《宋史》，卷486，第14026页。
[109][405]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俄译本，第109—110、127页；[375]伯希和、韩百诗译注《圣武亲征录》，第230、261页；[414]列里赫：《克烈部的西夏封号札阿绀孛》，第41—44页。
[110][405]《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134页；[375]《圣武亲征录》，第107页。[653]《元史》，卷1，第23页将此事误系于1226年，并将它作为成吉思汗在这一年入侵的原因。
[111]昊广成称，在这次事件中，由于党项人成功地摆脱了蒙古的威胁，所以他们将首都兴州易名为中兴。但是这种说法只是出于臆测，不足取信。参见此处注释。[653]《元史》，卷1，第13页；[405]《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150页；[375]《圣武亲征录》，第118页。
[112][646]《金史》，卷134，第2871页。
[113][42]保罗·比尔：《成吉思汗兴起时汉地与蒙古边界的作用》，第66—68页。又见[394]罗依果对《蒙古秘史》卷11中“Juyin”（乣）的解释。
[114][646]《金史》，卷62，第1480页；卷12，第285页。关于金主的这番话，见[597]《大金国志》，卷21，第23—24页。
[115][653]《元史》，卷60，第1452页；卷1，第14页；卷169，第3977页；[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第84—85页。
[116][646]《金史》，卷134，第2871页。
[117][644]《宋史》，卷486，第14027页；卷40，第774—775页；[58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乙集，8b。
[118][646]《金史》，卷110，第2421页；卷14，第318—322页。
[119][653]《元史》，卷1，第20页；[646]《金史》，卷15，第334页；[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1，第95—96页。据《秘史》本段记载，成吉思汗的使节提醒西夏，早在1209年时，他（实际上应该是他的前任）曾经答应过要做大汗的右手（即西翼）。
[120][646]《金史》，卷17，第375—376页；卷38，第869页；卷110，第2424、2433—2434页；卷62，第1487—1488页。
[121][653]《元史》，卷1，第23—24页；[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疏》，第1卷，第309—311页；[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21—25、44—45页；[388]罗依果：《耶律楚材的〈西游录〉》，第63—64页，注[138]。
[122][394]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23页。
[123][653]《元史》，卷121，第2977页；卷122，第3008—3009、3011页；卷120，第2955页。关于昔里铃部，见[723]白滨和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124][653]《元史》，卷120，第2955—2956页。
[125][653]《元史》，卷134，第3254页；卷146，第3465—3466页；卷1，第24页。关于“搠”的读音，见[374]伯希和：《评E.海涅什的〈成吉思汗的最后一次出征和去世〉》。
[126][653]《元史》，卷146，第3455页；[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65页，注[142]。党项大黄是一种很有名的中药材。
[127]积石州，伯希和失考。积石州是位于黄河以南金朝临洮路的属州，而不是在黄河以北。见[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310—311页。
[128][653]《元史》，卷120，第2956页。
[129][388]罗依果译：《蒙古秘史》，卷12，第49—50页。
[130][105]伊丽莎白·思迪科特一韦斯特在《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66—67页中指出：“蒙古、回回、畏兀儿、乃蛮和唐兀达鲁花赤的子弟单独管理并且在承荫时高于同级的契丹、女真和汉人达鲁花赤子弟。”
[131][716]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509]G.杜齐：《西藏画卷》，第1卷，第164页；[474]史泰安：《弭药和西夏》，第237页，注[2]；[7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27—1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