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对于有些读者来说，本章对于金朝历史的叙述，相对于这个朝代很短的存在时间，可能是显得太长了。但是对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或地区，也包括金朝都同样真实的是：只要深入进行研究就可以发现，有意义的有时也相互矛盾的细节，丰富得令人惊异，结果使得人们无法对“中国”作出概括；事实上在12和13世纪，根本不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中国”，我们毋宁说，中国文明在北方和南方呈现出了非常不同的形态。对金史进行的每一次研究因此肯定都是对一个区域的研究。再从更广阔的历史范围来看，金朝在有的方面属于过渡时期；在其他一些方面如宗教和俗语文学等领域，属于无先例经验的时期；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属于保守主义的时期。要想决定哪些特征更强些，是变革的还是保守的，是很困难的事。
固守传统的人的确曾更多地表露出了一种想让北方从统一中分裂出来的感情。一旦女真人打算放弃对南方的征服企图，一种渴望安定的感情确实曾在知识精英中间普遍扩散。奇怪的是这里根本谈不到对于南方，对于汉族建立的宋朝的背叛。在金朝及其他的统治精英中，似乎已培养出强烈的以他们自己为合法政权的情感。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的”中国即唐和北宋传统的维护者。金朝在1206年以后对与宋那种以冲突为主的局面的令人惊讶的克制，在一心复仇的宋和不可战胜的蒙古之间的夹缝中求得国家生存的能力，也许多少可以用金朝认为自己的统治是正统的感情的日益增长来解释，这种感情肯定是构成官兵忠诚的基础，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宁死不降。
金于1203年颁土龙法，宣称以五行中的火为德运的宋朝从此让位于德运为土的金朝，以这种方式确定自己在汉族王朝更迭中的合法性。[86]从今天人的感情来看，这可能显得像一场愚蠢的投机，但是对每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它的含义却深远得多：最迟到1203年，至少在女真人自己眼中，他们所建立的金朝已经完全汉化，已在最高层面上成为正统王朝那连续不断的链条中的一环。这个最高层面，说得纯粹些，就是天道运行的层面。为了达到这个认识水准，女真人花费了将近一个世纪，但也就是在这个世纪，金朝走过了从一个愚昧的部落社会到国家的全部道路，而且这个国家，即使以汉人的尊卑秩序来看，也还是完全正统的。现代历史学家也许不再将女真人仅仅看成是打乱中国历史进程的野蛮人了。毫无疑问，金朝取得的成就，以及金朝知识阶层对于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真正价值的自信，都赋予文化以更多的活力。当蒙古人的进攻把一切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他们却能使中国的生活方式永久地保存下来。
[1]伯希和考证了女真族名的各种写法和读音，见[373]《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第376—390页。
[2]刘应（1651—1737年）发现了这一点，见[521]《鞑靼史纲》，第288页。
[3][408]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室韦是蒙古人的祖先吗？》，第235、246—251页。
[4]这条河也因此而被重新命名为ancuqu，这个词在满语中为ancun，义为“耳环”，有时也引申为“金”，但这个“金”与满语中的aisin亦即“金”并不相干，后者是满洲皇室的姓AisinGioro（爱新觉罗）的组成部分。
[5]关于早期辽金关系的细节，见[120]傅海波：《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三朝北盟会编〉中有关女真资料的翻译》，第151—166页。
[6][645]《辽史》，卷28，第336—337页。
[7]关于金一西夏关系的按年编写的记事，参见[646]《金史》，卷61、62；此外有西夏的专传，见卷134。
[8][646]《金史》，卷77，第1755—1756页。关于宋金和议的论述，见[144]傅海波《宋金条约》一文。
[9]与蒙古的这个协约不见于《金史》，但见于[597]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2，第99—100页；[58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第591页。
[10][485]田村实造：《蒙古族起源的传说和蒙古人迁徙的有关问题》，第12页。
[11][597]《大金国志》，卷13，第103页。
[12][418]米歇尔·C.罗杰斯：《淝水之战（公元383年）的神话》。
[13][845]陶晋生：《金海陵帝的伐宋与采石战役的考实》。
[14][646]《金史》，卷8，第204页。
[15][506]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第565—592页，详述了12世纪和13世纪初叶黄河决口的情况。
[16]关于1206年之战的深入研究，见[174]科林娜·汉娜：《开禧间（1205—1208年）德安城攻防战研究》。亦见[138]傅海波：《南宋战争史研究与资料》。
[17][48]陈学霖在《中华帝国的正统观：女真—金朝（1115—1234年）的讨论》一书中对这些问题做了深入研究。
[18][653]宋濂等撰的《元史》收有关于此事的译文，见卷1，第15页。并见本书第4章。
[19]关于杨安国的红袄军，参见[646]《金史》，卷102，第2243—2245页；[21]弗郎索瓦兹·奥班：《13世纪初叶的北中国：困难境况下中原统治的重建》。关于李全，参见[644]《宋史》，卷476、477；奥班写的李全传，收人[139]《宋人传记》，第2卷，第542—546页。
[20][594]刘祁：《归潜志》，卷11。该书被埃里希·海涅什译成了德文，见[163]《两个王朝的灭亡：1232—1233年和1368—1370年目击者的报告》，第7—26页。
[21][646]《金史》，卷116，第2548页；关于火毯或火炮，见《金史》，卷113，第2495—2496页。近年的研究，见[369]潘吉星：《火箭的发明》。
[22]《金史》中有关蔡州事件的记述，主要得自一个当时的目击者所写的《汝南遗事》，作者王鹦，生卒年为1190—1273年，见[50]陈学霖：《〈汝南遗事〉导论：1234年蒙古包围下的晚金宫廷实录》和[52]陈学霖：《王鹗（1190—1273年）》。
[23]《北风扬沙录》，载陶宗仪编《说郛》，1963年台北版，卷25，24b。
[24]《北风扬沙录》卷25，25b。亦见[597]《大金国志》，卷36，第278—279页对于早期女真人军事活动的简短概述。
[25][646]《金史》，卷10，第242页。
[26][310]三上次男在《金代政治制度研究》（第2卷）第217页排列了一个打破民族界限的最高官员任职表。
[27]关于宋代的数字，见[255]爱德华·A.克拉克：《宋朝初期（960—1067年）的市民职役》，第55页。金代的数字，见[646]《金史》，卷55，第1216页。
[28]关于金代选官制度的深入研究，见[488]陶晋生：《女真统治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
[29]关于猛安谋克制，见[309]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社会研究》，第109—417页。
[30][646]《金史》，卷44，第993页。
[31][597]《大金国志》，卷36，第278页。
[32]关于猛安谋克人口统计的分析，见[183]何炳棣：《中国宋金时期人口的估算》，第33—45页。
[33]何炳棣也强调过这一点。
[34][646]《金史》，卷8，第184页。
[35][541]魏特夫、冯家昇在《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第253页有关于金代三种文字并用造成的复杂局面的叙述。关于朝鲜使用女真文的研究，见[286]列修：《女真文在高丽》，第7—10、15—19页。
[36]关于女真氏族宗谱以及人名和氏族名的各种汉文拼写的目录，可见[781]陈述：《金史拾补五种》。关于汉族人名的排行制度，见[30]沃尔夫冈·鲍尔：《中国人的名字：名、字和小名的形式和主要含意》，第200—210页。对女真人的姓名，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或可用满族人的名字来帮助解释女真姓名。
[37]99个姓氏的记载见于[646]《金史》，卷55，第1229—1230页。元朝的姚燧（1239—1314年）在他所著《牧庵集》，卷17，21b中却有不同的说法，他说共有68个（译者注：应为66个）“白”姓和44个“黑”姓，总数是112个（译者注：应为110个）。同时他还用“白书”或“黑书”的“书”字来代替《金史》中的“号”，书的准确含义可以与《金史》中所用的“数”字联系起来看，但也一样难解。
[38]关于黑白的意义，见[780]陈述：《哈剌契丹说——兼论拓跋改姓和元代清代的国号》。在第71页中他说黑有时意味着内，部分黑号氏族与白号的外氏族互相通婚，其意颇与本文相左。
[39]根据[646]《金史》，卷64，第1528页，这八个姓氏是徒单、唐括、蒲察、孥懒、仆散、纥石烈、乌林答和乌古论。在这些姓氏中，唐括和蒲察是“黑号”，其余的是“白号”。不过这里列举的姓氏并不完全，因为除了这八个姓氏之外，太祖和熙宗都曾立过裴满氏为皇后。参见[646]《金史》，卷63，第1502—1503页。
[40]有关户的情况参见[646]《金史》，卷46，第1028页。有关女真户与其他种族的户的区别（女真为本户，汉户及契丹等谓之杂户），参见《金史》，卷46，第1036页。
[41]对于奴隶婚姻规定的详细记述，参见[646]《金史》，卷45，第1021页。
[42]关于用物品赎放奴婢的实际做法，参见[646]《金史》，卷2，第29页；用钱，见58卷，第1353页（译者注：《金史》原文是：“遇恩官赎为良分例，男子一十五贯文，妇人同，老幼各减半。”本文却作“妇女和儿童减半”，疑有误）。
[43]参见[646]《金史》，卷6，第144页。
[44]见[646]《金史》，卷45。
[45]至今为止还没有用西方语言对金朝法律制度的任何全面研究。[346]仁井田升在《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第453—524页中叙述了金代的法律制度。[714]叶潜昭的《金律之研究》同样重要。关于早期的女真习惯法，亦见[128]傅海波：《女真习惯法和金代中国的法律》。
[46]金朝拥有的马匹数还不及一个世纪以前的1086年辽朝拥有马匹数的一半，那时的一次籍查曾查出辽朝共拥有马100万匹，见[645]《辽史》，卷24，第291页。
[47]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关金朝统治下对于物价的详细记载，只发现了一些有关价格的零散数字，例如，在楼钥（1137—1213年）记述宋朝使节出使金朝（1169—1170年）情况的《北行日录》中，曾有一些关于物价的记载，如在金朝边界附近一个州的集镇上，楼钥曾用210文钱买了1磅面粉，120文1斗粟或其他谷物，240文1斗米（[582]《北行日录》上，12b）。在河北，上等绢一匹为2500文钱；1盎司粗丝值150文钱；马比一头最好的驴更贵，值4万文钱（《北行日录》下，8b）。
[48]关于金属冶炼与采煤业的详细论述，可参见[178]罗伯特·哈特威尔：《中华帝国经济变化周期：750—1350年中国东北的煤和铁》。
[49][646]《金史》，卷49，第1106页。
[50][243]加藤繁论证了宋金间贸易的经济作用，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2卷，第247—304页。
[51]见[646]《金史》，卷50，第1114—1115页。
[52]应该作为一个奇特现象提出来的是，1223年发行的钞币不是印在纸上而是印在丝绸上，这是一种想给钞币自身以价值的无益的尝试，但发行量很小。只有很少的几张当时的纸钞和一块印钞用的刻版留存至今；参见[331]闵宣化：《1214年的钞版》。
[53][646]《金史》，卷46，第1027—1031页。
[54][597]《大金国志》，卷32，第236页。
[55][590]《刘豫事迹》，36b。
[56]在台北国防研究院1970年出版的新的两卷本《金史》的第2卷中，收有一份由杨家骆所辑的金人著作篇目，这个篇目列举的篇目不少于1351个（包括《碑铭》）。
[57]关于金代学者与南宋理学的情况，见[56]陈荣捷：《朱熹和元代理学》，第199—200页。
[58]M.V.沃罗别夫研究了金代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见[531]《论金代的自然科学》。朱达·拉尔论述了金代中医的情况，见[402]《蒙古时期医学的发展：金元两代中医的复兴和发展》。
[59][506]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第594—618页。金朝曾想将司马光的一个侄孙司马朴立为傀儡皇帝，只是因为他本人拒绝，他们才又指定张邦昌来代替他。
[60]关于元好问和他的《中州集》，见[47]陈学霖：《金代史学三论》，第67—119页。
[61][510]见《董西厢诸宫调：一个中国传说》。
[62][95]M答里吉洛娃一维林杰洛娃、詹姆斯·I.克伦普英译：《刘知远诸宫调：藏龙卧虎的民谣》。汉文原文的抄本是在中国西北的宁夏的黑水城遗址发现的。
[63][81]詹姆斯·I.克伦普：《院本：元杂剧的祖源》。
[64][646]《金史》，卷65，第1540页。
[65][646]《金史》，卷39，第891—892页。
[66]吴广庆（译音）：《四个外来王朝下的中国印刷术》，第453—459页。
[67]对金代绘画和书法的简述，见[44]苏珊·布什：《金朝（1122—1234年）的文人文化》。
[68][631]夏文彦：《图绘宝鉴》，卷4，第93—96、129页。
[69]苏珊·布什将完颜读成了完颜涛，见其书第112页注5。
[70]关于章宗这位收藏家和书法家，见[44]布什书，第103—104页；及[506]外山军治书，第660—675页。
[71][466]奥斯瓦尔德·希瑞：《宋、辽、金朝的中国雕塑》。这一研究，主要靠的是日本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发表的资料。
[72]对北京金宫殿的历史叙述，见[242]乔治·N.凯茨：《紫禁城创建时代新说》。
[73][646]《金史》，卷55，第1234页。有关僧侣的剃度，亦见[597]《大金国志》，卷36，第275页。
[74][633]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藏》第49部，卷20，685b—c。
[75]《鸣道集说》的原文保存在念常编《佛祖历代通载》中，见卷20，695c—699c。
[76]吴广庆前揭文第456—457页及图4。1949年以后，这些经卷被移交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金藏中的一些佛典已被重新复制，从中可以看到金代印刷艺术已达到很高水准。
[77][646]《金史》，卷9，第216页。亦见[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40页注13所引书目。
[78]有关头陀宗的论著目录，见[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38—40页。
[79][646]《金史》，卷88，第1961页。
[80]罗依果将“全真”译为integralrealization，其他学者则有完全不同的译法，如perfectrealization（霍姆斯·韦尔奇）、completelysublimated（阿瑟·韦利）。关于全真派，见[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40页注13。亦见[92]戴密微：《马可·波罗时代中国的宗教形势》，第196—201页。第一个较深入研究全真派的西方学者是阿瑟·韦利，见[534]他翻译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第13—33页。
[81][646]《金史》，卷119，第2602—2603页。
[82][788]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83]长春真人自1224年起住持于北京的自云观，现存的两部《道藏》刊本之一即藏于此观，并于1933年被重新发现。
[84][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42页注19。
[85]关于开封犹太人群体的详情，见[284]唐纳德·D.莱斯利：《中国犹太人的遗存：开封的犹太人群体》。但是，金代的文献资料没有相关记载，同时代的史料中也没有提到建立过礼拜堂。
[86][646]《金史》，卷11，第260页。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见[48]陈学霖：《中华帝国的正统观：女真—金朝（1115—1234年）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