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的晚年
尽管取得这次胜利，总的来讲13世纪80年代忽必烈在对外事务中总遇到挫折。这些年还给他个人带来悲剧和不幸。他的爱妻察必于1281年去世，她长期以来一直给予他支持和忠告。察必的儿子、忽必烈自己指定的继承人真金于1285年去世。真金被精心地培养成中国的下一位皇帝和他的汗位的继承人。真金四十多岁的早逝必然沉重地打击忽必烈并且使宫廷沮丧。为了寻求安慰，他越来越多地转向酒和食物。过度饮酒，使他的健康成为问题。在他的余生中，过于肥胖和痛风折磨着他。汉文史料揭示他晚年特别沮丧和抑郁。在1293—1294年的冬季，他愈加衰弱。1294年2月18日，他在宫中去世。
忽必烈统治的成就是显著的。与其他蒙古大汗相同，他继续从事军事征伐。他最辉煌的胜利是征服中国的南宋，把一个人口超过5000万具有大量财富和资源的领土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比起更早的许多次蒙古人的战争来，这场战争需要更缜密的计划和后勤，从而确保忽必烈作为蒙古人中一位伟大统帅的地位。而他在政治上的成就可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他希望使汉人相信他日益汉化的同时，本民族同胞仍对他信任。他设立了进行统治的行政机构，在中原建设了一座首都，支持中原宗教和文化，并且为朝廷设计出合适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然而他并未抛弃蒙古传统，保持着大量的蒙古习俗，在政府和军队的关键位置上任用蒙古人，废止科举制度使他不致在政府职位上受制于汉人。尽管在统治的最后十年中面临着困难与失误，忽必烈留给他的继承者的是一个稳定和大体上繁荣的国家。
[1]E.A.沃利斯·布治译：《叙利亚编年史》，第1卷，第398页。
[2][38]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99—200页。
[3]关于脱罗术和其他畏兀儿人对蒙古人的影响，见[398]罗依果：《蒙古统治下的突厥人：13—14世纪突厥与蒙古关系初探》，第281—310页。
[4]关于这些汉人幕僚，见[853]萧启庆：《忽必烈时代“潜邸旧侣”考》；[828]姚从吾：《忽必烈汗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
[5][54]陈学霖：《姚枢（1201—1278年）》，第45页。
[6][653]《元史》，卷189，第4314页。
[7]关于这次远征及其意义，见[653]《元史》，卷4，第59—60页；[839]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第107页；[659]杨慎：《南诏野史》，第184—186页；[354]多桑：《蒙古史》，第2卷，第310—314页。
[8]关于刘秉忠的作用，见[49]陈学霖：《忽必烈时期兼通佛道的政治家刘秉忠（1216—1274年）》。
[9]关于这座都城，见[177]原田淑人：《元代夏都上都》；[252]驹井和爱：《元上都与大都的平面比较》；[214]石田干之助：《关于元之上都》。
[10][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185页。
[11][328]《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187页。
[12][653]《元史》，卷158，第3713页。
[13][497]约瑟夫·蒂洛：《蒙古时期的佛道之争》；[257]库伯：《元代佛道之争研究绪论》。
[14][58]沙晥：《蒙古时代的汉文碑文碑铭和文献》，《通报》第9卷，第381—384页。
[15][653]《元史》，卷4，第61页。
[16][38]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48页。
[17][117]傅海波：《贾似道（1213—1275年）：宋末权臣》，第227页。
[18][653]《元史》，卷4，第62—63页。
[19][285]波拿德·路易士：《埃及与叙利亚》，第212—213页。
[20]见[52]陈学霖：《王鹗（1190—1273年）》。
[21]诏书全文，见[653]《元史》，卷4，第64—65页。
[22]见[426]罗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第245页注12。
[23]关于忽必烈为取得继位合法性所做的努力，见[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统观念》，第25—52页。
[24]关于李璮叛乱的研究成果，有[368]爱宕松男：《李璮之乱及其政治意义：蒙古统治下汉地封建制向州县制的转化》；[743]孙克宽：《元初李瑄事变的分析》。
[25][653]《元史》，卷114，第2871页；[66]柯立夫：《〈元史〉中的察必皇后传》。
[26]六部是：（1）吏部，选拔官员；（2）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钱钞；（3）礼部，掌礼乐、祭祀和燕享；（4）兵部，掌屯田、驿站、军需和训练军队；（5）刑部，掌刑狱和制定法律；（6）工部，掌修浚城池和工匠程式。
[27][201]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第27页。
[28][110]戴维·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51页。
[29][155]谢和耐：《蒙古入侵前中国的日常生活，1250—1276年》，第84页。关于杭州，亦见[326]慕阿德：《马可·波罗游记别注》。
[30][293]罗荣邦：《海路贸易及其与宋水军的关系》，第81页。
[31][653]《元史》，卷4，第70页（译者注：李全义，应为李合义，见《元史》点校本卷4，注9）。
[32][38]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90页。
[33]此二人的汉文传记，见[653]《元史》，卷203，第4544—4545页。
[34][326]慕阿德：《马可·波罗游记别注》，第76页。
[35][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译者注：伯颜未参加征大理之战）。
[36][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译者注：伯颜未参加征大理之战）。
[37]关于蒲寿庚，见[258]桑原骘藏：《蒲寿庚考》；[297]前屿信次：《泉州的波斯人蒲寿庚》。
[38]关于文天祥，见[39]威廉·A.布朗：《文天祥：一个宋朝爱国者的传记研究》；关于其他拒绝为蒙古人服务的官员，见[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
[39]郑麟趾等编：《高丽史》，卷1，第570页；[653]《元史》，卷6，第122页；[181]威廉·E.亨索恩：《高丽：蒙古的入侵》，第154—160页；[171]韩百诗：《蒙古时代高丽史札记》，第179—183页。
[40][437]乔治·桑塞姆：《1334年前的日本史》，第440—444页；[507]卢萨库·楚诺答、L.C.古德里奇：《中国王朝史中的日本》，第74—76页；亦见[245]川添昭二：《日本和东亚》。
[41]对海都抱有敌意的汉文史书的评价，见[687]柯绍忞：《新元史》，第6850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第1595—1597页。
[42][38]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66页。
[43][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第143—160页。
[44][278]劳延瑄：《王恽〈中堂事记〉：译注与介绍》，第24页。
[45][184]何炳棣：《1368—1953年的中国人口研究》，第258页。见[275]兰德彰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的前言中（第20页）对人口问题的短评。
[46]关于这些应急措施，见[653]《元史》，卷4，第70—71页；卷5，第83—86页；卷6，第113—114页。
[47][639]《大元仓库记》，第1—3页；[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卷，第189—190页。
[48][212]井崎隆兴：《元代社制政治的考察》，第6—10页；[750]杨讷：《元代农村社制研究》。
[49]见[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47页。
[50][17]有高岩：《元代农民的生活》，第951—957页。
[51][879]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质认为元代官局匠户是奴隶的人们》；参见[891约翰·德弗郎西斯、孙任以都编译的《中国社会史论著选译》中选择的译文，第234—246页。
[52][427]莫里斯·罗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第282—283页。
[53][653]《元史》，卷93，第2371—2372页。
[54][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248—249页。
[55][836]袁冀（国藩）：《元史研究论集》，第243页；关于驿站制度的深入研究，见[359]彼得·奥勃理赫特：《13—14世纪蒙古统治下中国的驿传制度》。
[56][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246页。
[57][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235—237页。
[58][342]李约瑟：《中医文化》，第263页。
[59]关于这些学校，见[402]朱达·拉尔：《蒙古时期医学的发展：金元两代中医的复兴和发展》。
[60][247]E.S.肯尼迪：《撒勒术克和蒙古人统治下的伊朗精密科学》，第668—673页；[653]《元史》，卷7，第136页；卷164，第3845—3852页。
[61][135]傅海波：《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59页。
[62][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16—25页。
[63][211]井崎隆兴：《元代施行竹专卖及其意义》。
[64][638]《大元马政记》，第1—3页。[33]鲍登、札奇斯钦：《大元马政记简注》，第261—263页。
[65][638]《大元马政记》，第1—3页。[33]鲍登、札奇斯钦：《大元马政记简注》，第261—263页。
[66]两个14世纪的史料，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和萧洵的《故宫遗录》，对当时北京的建筑和规模有极有价值的描述。南希·S.斯坦哈特在她的博士论文[478]《蒙古影响下的都城建筑：忽必烈的帝都大都》中，引用了这些史料。亦见她的论文[479]《忽必烈的都城规划》。中国的考古学家亦开始对大都遗址进行考察，他们近年的发现，见[702]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察与发掘》；[703]《记元大都发现的八思巴字文物》；[704]《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797]张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
[67][411]保尔·拉契内夫斯基：《中国汗廷中的蒙古祭礼》。
[68][653]见《元史》，卷77，第1923—1927页，特别是1924页。
[69][432]M.D.撒彻迪：《元代国号考》。
[70][653]《元史》，卷67，第1665—1666页；卷88，第2217页。
[71]这个名字有时在蒙古语中读作jingim。但严格说来，是一种误读。
[72][189]康斯坦茨·胡格译：《真金王子的西藏佛教经书》；[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07页。
[73][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
[74][56]陈荣捷：《朱熹和元代理学》，第209页。
[75][52]陈学霖：《王鹗（1190—1273年）》及[46]《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64—66页。
[76][427]罗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
[77]译自[230]冉云华：《大都的中国佛教：新形势和新问题》，第395页。
[78]关于八思巴的史料，见[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与〈蒙古字韵〉研究》，第152—165页；[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05—311页；[377]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
[79][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第61页。
[80][348]野上俊静：《元代道佛二教的争执》，第250—251页；[410]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
[81]见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引人注目的著作[360]《威廉·布涉：汗廷中的法国艺术家》。
[82][135]傅海波：《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54页。关于马可·波罗及其著作的文献很多。慕阿德、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游记》是最好的译本；亨利·玉尔的《马可·波罗游记》也是有用的译本，亨利·考狄对这一译本作了补充，出版了《玉尔编译〈马可·波罗游记〉的注释和补遗》。对马可·波罗书的最好的研究是[361]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马可·波罗的亚洲》。
[83]有些学者认为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他叙述的一些事件来自于他与波斯、阿拉伯的商人或旅行者的交谈。见[162]约翰·W.海格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的问题》。马可·波罗自己的叙述引来了这样的疑问。例如，他说曾参加蒙古人对宋重镇襄阳的围攻，但是围攻在他到达中国前两年的1273年已经结束。在他的叙述中，还有其他明显的夸张和漏洞。正如傅海波在《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54页所说，这些疑问还远未解决。亦见[67]柯立夫：《关于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中文史料和到达波斯的波斯文史料》。近来杨志玖在[752]《元史三论》中驳斥了这些疑问，论证了马可·波罗确在忽必烈时代到了中国，见第97—132页。
[84][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77页。
[85]这可能是马可·波罗的又一夸张说法。见[162]海格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26—27页。
[86][328]《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77页。
[87][325]慕阿德：《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131—132、225—228页；[653]《元史》，卷89，第2273页。
[88]E.A.沃利斯·布治在[41]《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中全文翻译了两位教士的叙利亚文行记。亦见[428]罗沙比：《来自上都的旅行者：列班·骚马与从中国到西方的首次旅行》。
[89][396]罗依果：《论元代的语言问题》，第68页。
[90]关于这种新文字，见[384]尼古拉·鲍培翻译的《蒙古八思巴字文献》和[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与〈蒙古字韵〉研究》。
[91][653]《元史》，卷7，第142页；[109]戴维·法夸尔：《元代的官印和花押》；[472]斯坦因：《内亚大陆》，第1卷，第441—455页；[254]小山富士夫：《带有八思巴字的中国陶瓷》；[22]约翰·艾尔斯：《元代的典型瓷器》。
[92]关于这一时期戏剧的较深入的研究，是[80]詹姆斯·I.克伦普的《忽必烈汗时期的中国戏剧》。
[93]吴广庆：《四个外来王朝下的中国印刷术》，《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13期，第459页；亦见[194]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第8页。
[94][282]李雪曼、何惠鉴：《蒙古国时期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年）》，第1页。
[95][45]詹姆斯·卡希尔：《山水画：元代的中国画》，第17页。
[96][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第236页；[124]傅海波：《赵孟覜：一个中国政治家、学者和艺术家在蒙古统治下的生活经历》。
[97][307]玛格丽特·梅得利：《元代瓷器与硬陶器》；[234]保罗·卡尔：《伊斯兰地区的中国瓷器》；[382]约翰·A.波普：《14世纪的青白瓷：伊斯坦布尔脱卡比·撒拉伊博物馆的一组中国瓷器》。
[98][213]石田干之助：《出身尼泊尔王族的元代工艺家阿尼哥》，第250—251页。
[99][321]牟复礼：《中国专制主义的成长：对魏特夫应用于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评论》，第17—18页。
[100][411]拉契内夫斯基：《中国汗廷中的蒙古祭礼》，第426—428、434—442页。
[101][3281《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231页。
[102][114]傅海波：《阿合马在忽必烈时期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
[103][114]傅海波：《阿合马在忽必烈时期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第232页。
[104]见[326]慕阿德：《马可·波罗游记别注》，第79—88页，关于刺杀阿合马的叙述。
[105][127]傅海波：《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和经济》，第72—74页。
[106][292]罗荣邦：《忽必烈时期（1260—1294年）关于粮食运输的争论》，第262—266页。
[107][653]《元史》，卷15，第319页。
[108][134]傅海波：《从〈元史〉卷205〈奸臣传〉看忽必烈时期的畏兀儿政治家桑哥的活动》，第90—100页；[376]毕达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109]关于杨琏真加，见[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2—35页。
[110][844]陶希圣：《元代弥勒白莲教会的暴动》；[861]阎简弼：《南宋六陵遗事正名及诸攒宫发毁年代考》，第28—36页。
[111][93]戴密微：《南宋陵墓》。
[112][410]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第497页。
[113][653]《元史》，卷16，第344页。
[114][653]《元史》，卷10，第217—218页。
[115][38]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94页。
[116][62]陈观胜：《中国的佛教：历史的考察》，第425页。
[117][653]《元史》，卷11，第226、228页。
[118]在[661]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中，有关于这次远征日本的简述，颇有用处，见第25—31页。
[119][338]谢利·迈登斯、卡尔·迈登斯：《阳光城：难得访问的缅甸蒲甘城》，第79页。
[120][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289—290页。
[121][653]《元史》，卷14，第286、289、303页；卷15，第311、326—327、330页；卷16，第333页。
[122]关于蒙古人对爪哇的远征，见已经过时但还未能完全被取代的[160]W.P.格罗内瓦特：《1293年蒙古人对爪哇的征服》。
[123][545]特里尔·V.怀利：《吐蕃的第一个蒙古征服者再释》，第131—132页。
[124]见[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2卷，第788—789页；[330]闵宣化：《蒙古诸王乃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