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图字：01-2006-061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美］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编；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8（2007.12重印）
书名原文：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Vol.14：ThePeople'sRepublic，Part1，TheEmergenceofRevolutionaryCHina，1949-1965
ISBN7-5004-0752-1
Ⅰ.剑… Ⅱ．①麦…②费…③谢… Ⅲ.中国-现代史-1949-1965 Ⅳ.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07233号
出版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李小冰
装帧设计 毛国宣
责任印制 郑以京 戴宽
数字编辑 周晏
出版发行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199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2月第4次印刷
开 本 650×960 1/16
印 张 42.5
插 页 4
字 数 625千字
纸书定价 68.00元（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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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
Volume14
ThePeople'sRepublic，Part1
TheEmergenceofRevolutionaryChina
1949—1965
editedbyRoderickMacFarquharandJohnK.Fairbank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7
Cambridge
London·NewYork·NewRochelle
Melbourne·Sydney
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译出
译者的话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多种历史丛书中的一种，各卷由研究中国历史相应时期的学者编辑，卷内各章由各课题的专家撰写，包括世界各国的中国史研究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是《剑桥中国史》第14卷的中译本。本书描述了1949—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努力解决中国当代问题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挫折。第一篇主要记录了新政权将苏联发展模式运用于中国的尝试；第二篇概括了其后中国领导人为更快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而寻求本国发展模式的努力。本卷的每一篇都分析了政治、经济、教育、党与知识分子、外交五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及发展状况。本卷撰写人皆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国外专家，他们向读者展示了所有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并揭示出这些相关因素如何为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准备。
翻译出版《剑桥中国史》是为了供我国学术界参考、借鉴。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具备“为错”、“攻玉”条件的他山之石，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对我们有益的。就本卷而言，我们同意编者在序中所言：“我们的看法很可能是暂时的……由于试验[笔者按：指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远未结束，但又只有在它接近完成（今后一个世纪？）时，对最早的这几个10年才有可能得出完整的看法。”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
本卷的翻译仍本着忠实于原著的态度，作者的观点、对材料的选择和使用等请读者自行鉴别。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尽力查对原文；少数引文没有查到，从英文回译，则将引号删除，尚祈读者见谅。
本卷译校分工如下：
杨品泉 译第1、2、3章
胡志宏 译第4章
张书生 译第5、6章
谢亮生 译第7、8章，并负责全书校订、统稿工作
马晓光 译第9章
思炜 与谢亮生合作翻译第10章，翻译、整理书目索引及附录
黄沫 译第11章、书目介绍、各章书目介绍
《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的中译本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其第1卷、第3卷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在印制中，分别定名为《剑桥中国秦汉史》、《剑桥中国隋唐史》；其第7卷《剑桥中国明代史》年内也可发稿。《剑桥中国晚清史》久已售罄，亦将于最近重印。其他各卷在国外出版后，我们也将尽快翻译出版。
《剑桥中国史》以上各卷的翻译出版，正值学术著作印数逐渐下降，终至出现“大滑坡”的几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的领导同志张定、吴家珣、李凌、白莲蓉、余顺尧、郑文林、吴元梁、任晖等始终贯彻建设学术出版社的方针，克服重重困难，给予大力支持；历史编辑室和负责出版发行、图书资料的同志也多方协助。马晓光同志担任《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的责任编辑，补苴罅漏，润饰文字；更将书目索引所列各书加上顺序号，在正文及脚注中的书名后用[]号一一标出相应的顺序号，为读者查对书目提供了方便。我们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错误及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谢亮生
1990年1月
总编辑序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20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其特点是各章均由某个专题的专家执笔，而由各卷学术地位较高的编辑中的主导编辑总其成。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共16卷，于1902—1912年期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被12卷的《新剑桥近代史》代替，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也正接近完成。近期在编写中的剑桥历史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论述作为西方文明中心文献的圣经及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的圣经史，此外还有伊朗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既详尽又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取得的进展几乎没有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典籍和编写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在利用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学术成果了，这就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对传统历史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学研究方面进行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加强。
当1966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学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六卷本的著作。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还反映在：《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计划出14卷，这还不包括王朝以前的最早时期，并且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
近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进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所在各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这不仅因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还因它是激发人们兴趣的一门学科。
费正清
丹尼斯·特威切特
（杨品泉 译）
第14卷序
中国的优秀分子一代接一代地努力应付从帝国时代晚期继承下来的国内问题，回答工业化的西方提出的历史悠久的挑战，这种努力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政府在这一年获得了对中国大陆的完全控制，因而实现了很长时间以来所渴望的国家统一。此外，中央政府还首次承担了国家的体制、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的现代化工作。下几个10年的历史将有世界上未曾见过的社会工程方面的规模最大的试验。
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力量和意图构成了这两卷的总布局。与帝国和民国时期不同，在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没有一个生活的方面，也没有一个国内的地区不受中央当局坚决使中国革命化这一努力的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从在北京的党的政治局和政府的国务院的观点着手考察中国。
这一卷分为两个部分是由1958年党的政策发生重要变化并影响社会一切方面这一情况所决定的。这一卷和下一卷之间的划分映现了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个分水岭。
当然，毛泽东、他的同事和他的继任者的思想、目标、策略、方针和活动并不等于中国的历史。这两卷的大部分注意的是评价它们对中国的影响。由于公布了大量新资料，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可进入大陆近年又比较容易，所以有可能把到目前为止的试验的结果叙述得更加清楚。
不过，我们知道，我们的看法很可能是暂时的——这不完全是由于主要的资料仍然没有公布（因为很可能有些材料永远不会公布）；也不是由于我们评述的事件距今天太近（因为历史学家的评价，无论时间距离上多么有利，总要不断地予以修改）；而是由于试验远未结束，但又只有在它接近完成（今后一个世纪？）时，对最早的这几个10年才有可能得出完整的看法。
本卷是《剑桥中国史》中涉及19世纪和20世纪的第5卷。从这一努力一开始，我们就意识到了我们得益于各方面为这个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我们的脚注就能说明这种情况……
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
（谢亮生 译）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麦克法夸尔、费正清) - 谢亮生、俞金尧等译第一篇 模仿苏联模式，1949—195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