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乃何许人也[1]
在现代世界列强中，就文化和环境而言，最与众不同的当数日本人。其语言起源也位列语言学界最富争议性的话题：因为，世界主要语言中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语言与尚处疑虑的别种语言沾亲带故。日本民族究竟有何来历？他们来自何方？于何时来到日本？他们独特的言语又是如何进化而来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事关日本人的自身形象，也决定了其他民族对其看法的形成。日本优势的崛起，加上它与邻国时而棘手的关系，使得揭开其扑朔迷离的神话、一探究竟成为当务之急。
在上一版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我对日本几乎没有提及，这也构成了该书最明显的一块地理空白。自书籍初版后，关于日本起源和日语出处的信息不断更新，也让我想要一试，如何将日本嵌入我的总体框架。
因为各种证据互相矛盾，索求答案甚为艰难。一方面，日本民族的生理学特征并不清晰，就外貌和基因而言与其他东亚人（尤其朝鲜人）非常近似。正如日本人喜欢强调的，他们的文化性和生物性相当均一：除了居住在最北端的北海道阿伊努人之外，日本各地的日本人几乎没有差别。这些事实似乎在暗示，日本人只是最近才从东亚大陆到达日本，并取代了作为原住民的阿伊努人。如果真相确实如此，你可能会猜测日语和某些东亚大陆的语言有亲缘关系，正如来自欧洲大陆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直到公元6世纪才占领英格兰，造成了英语和其他日耳曼语种的密切关联。如何解决横亘在日本可推测的古老语言和其余指向其年轻起源的证据之间的矛盾呢？
至今共有四种互相冲突的理论，每种都在部分国家受到欢迎而在部分国家遭到冷遇。在日本最受欢迎的理论认为，在公元前2万年以前，远古冰河期人类占领了日本，并渐渐演化成了日本人。另一种在日本流传甚广的理论认为，日本人是公元4世纪穿越朝鲜征服日本的中亚游牧骑手的后代，但又绝非朝鲜人。而受到众多西方考古学家和朝鲜人追捧，却在日本的某些圈子里不受待见的一种理论认为，日本人是公元前400年左右，带着稻米技术从朝鲜过来的移民后代。最后一种理论认为，在另三种理论中提及的民族在融合中产生了现代日本民族。
当有关其他民族起源的类似问题被提出时，讨论大可以不带感性色彩。但一旦涉及到日本人的起源，情形就另当别论。和众多非欧洲国家不同的是，日本在19世纪末从与世隔绝中成长起来，并创造出工业化社会，同时又保有了自身的政治独立和文化传统，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现在，日本人关心如何在西方文化大张旗鼓的影响下传承自身传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想要确信，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是如此独特，以至于唯有同样独特而复杂的发展过程才能与之相配。而承认日语与其他任何语言之间的相关性，似乎会造成文化特征的丧失。
直到1946年，日本学校都在教授神话史学，其脚本是成书于公元712年和720年的日本最古老编年史。这些编年史描述了从造物主“伊邪那歧”（Izanagi）的左眼诞生的太阳女神“天照”（Amaterasu），如何派遣其孙子“迩迩艺命”（Ninigi）降临日本九州大地并迎娶一位地祇。“迩迩艺命”的曾孙“神武”（Jimmu）在一只光彩炫目的神鸟的帮助下，击败敌人，并在公元前660年成为日本的首位天皇。为填补公元前660年和有史料记载的日本最早君主之间的空隙，编年史又创造了13位同样虚构的天皇。
在二战结束前，当裕仁天皇最终向日本人民坦白，自己并非神人后代时，日本的考古学家和考古学家不得不为应对这种说法而进行各种诠释。时至今日，虽然诠释的自由度更大了，约束却仍然存在。日本最重要的考古遗迹：公元300年和686年之间修建，被认为埋藏了皇室祖辈的158座巨型陵墓，至今仍是宫内厅的财产。挖掘坟墓被严格禁止，因为此举亵渎神圣，而且可能会就日本皇室的真正来路（例如也许是朝鲜？）引发不必要的猜想。
美国的考古遗迹是来自与多数现代美国人无关的美洲土著，而日本的遗迹，不管多么古老，都被认为是由现代日本人的自家祖先留下的。因此，日本的考古事业有天文数字般庞大的经费做支撑，所获得的公众瞩目程度也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每年，日本考古学家都雇佣5万名实地勘探者进行上万项挖掘。因此，在日本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在整个中国发掘的20倍之多。在电视上和日本最大的几家报纸的首页，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有关挖掘的报道。下定决心要证明现代日本人的祖先是在上古时期就来到日本的考古学家，在报道挖掘时着意强调日本的远古居民与同期其他地方的人种如何迥异，又与今天的日本人如何相近。例如，在讲述一座2000年前的遗址时，考古学家会将大家的注意力导向该遗址居民扔垃圾的垃圾坑，并说明日本人在久远的年代业已注重清洁，而此项传统正是他们假定的后代当今甚为骄傲之事。
而让理性探讨日本考古变得尤为困难之处，在于日本对其过往的诠释影响到了其当前的行为。东亚民族中，是谁把文化带给了谁，谁在文化上更优越，谁又是蛮夷？谁又对谁的土地在历史上行使过主权？比如，多项考古证据表明，在公元300年到700年之间，日本和朝鲜存在过人员和物资交流。日本人将这解释为日本征服了朝鲜，并将朝鲜的奴隶和工匠带回日本；而朝鲜则认为是朝鲜征服了日本，并且日本皇室的始祖就是朝鲜人。
于是，1910年，当日本出兵朝鲜并将之吞并后，日本的军事将领在庆祝吞并时，名目是“古老合法秩序的重建”。在接下来的35年里，日本占领部队竭力根除朝鲜文化，并在学校课堂上用日语替代朝鲜语。在日本居住了几代的朝鲜家庭要取得日本公民权仍是困难重重。日本的“鼻冢”至今仍埋藏着16世纪日本入侵朝鲜时，从朝鲜人脸上割下，并被当做战利品带回的两万只鼻子。如此，朝鲜人对日本人的普遍憎恨也就不足为奇，而日本人对朝鲜人的鄙夷也由来已久。
至于说装神弄鬼的考古争议有多么能激发狂热，在此仅举一例：在日本出现史料之前，最出名的考古遗迹，是作为指定国宝收入东京国家博物馆的公元5世纪江田船山古坟铁剑。铁剑上用银质镶嵌的中国汉字铭文，是日本留存下来的最古老的文字样本之一，内容涉及某位帝王与其侍从，以及一位名叫张安（Choan）的朝鲜书吏。因为缺损、生锈或遗失的原因，其中有几个汉字只能猜测。日本学者传统上对遗失汉字的解释是：帝王指日本反正天皇，也就是8世纪日本史料中的瑞齿别尊。然而，1966年，朝鲜历史学家金松永（音译，Kim Sokhyong）指出，遗失的名字实际上是朝鲜国王盖卤（Kaero），而有名字的那位侍从则是当时占领部分日本的朝鲜诸侯，此言一出，立即震惊了日本学者。所谓“古代合法秩序”到底是什么呢？
当今，日本和韩国都是经济强国，戴着浸染虚假神话和累累暴行的有色眼镜，隔着对马海峡彼此相望。倘若这两个伟大的民族无法找到共同立场，整个东亚的前景堪忧。正确了解日本民族的真实来路，及其与关联密切的朝鲜民族分化的历史，对于找到共同立场无疑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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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独特文化的起源要追踪到其独特的地理和环境。乍一看，日本好像和英国具有高度的地理相似性：两国都是大列岛，一东一西地从欧亚大陆游离开来。但是，两国在细节上的差异却不可小觑。日本比英国更大也更偏离。日本14.6万平方英里的国土是英国的一倍半，差不多和加利福尼亚州同样大。英国距对岸的法国仅有22英里，而日本距亚洲大陆的最近点（韩国）却有110英里，距俄罗斯180英里，距中国大陆460英里。
这也许是造成英国在历史上与欧陆有着更多牵绊，而日本与亚洲大陆却较少瓜葛的原因。例如，自基督问世，英国总共遭遇了4次来自欧陆的成功入侵，而日本却安然无恙（除非朝鲜确实征服过史料记载之前的日本）。反过来，英国军队从公元1066年的诺曼底征服后，也在每个世纪都杀入欧洲大陆，而在19世纪晚期之前，日本一直未染指亚洲大陆，除了在史料记载之前和16世纪的最后10年出兵朝鲜。因此，地理上的细节使得日本更为孤立，也造就了比英国更为与众不同的文化特征。
而说到日本的气候，其每年降雨可达160英寸，是世界上最湿润的温带国家。并且，与欧洲大部分地区普遍的冬季降雨不同，日本的降雨集中在作物生长的夏季。充分雨量与夏季降雨的结合，使得日本成为温带地区农作物产量最高的国家。得益于从潮湿山区流向倾斜的低地平原的众多河流，半数的农田都用于劳动力密集、高产型的灌溉水稻种植。虽说日本80%的国土都是不适合农耕种植的山区，只有14%的土地是农田，其每平方英里养活的人口却是英国的8倍。事实上，就可用农田的比例而言，日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主要社会。
日本的高降雨也保证了森林可以在采伐后迅速复原。尽管数千年来人口一直稠密，人们对于日本的第一印象仍然是青葱翠绿，因为至今，其森林覆盖率依然高达70%（相比之下，英国仅为10%）。反过来说，这些森林也意味着天然草原或天然牧场不存在。传统上，日本大规模饲养供食用的唯一动物是猪，绵羊和山羊都微不足道，而养牛主要是用于犁地和拉车，而非食用。和牛至今仍是少数富人的奢侈享受，每磅售价可高至100美元。
日本森林的构成随纬度和海拔而不同：南部低海拔区是常青的多叶林，中部是落叶林，北部及高海拔处则是针叶林。对于史前人类而言，最为多产的当数落叶林，那里有丰富的可食用坚果，如核桃、板栗、马栗、橡果和山毛榉。而日本的水域也和日本的森林一样多产。湖泊、河流、内海、西部的日本海和东部的太平洋盛产鱼类，如三文鱼、鳟鱼、金枪鱼、沙丁鱼、鲭鱼、鲱鱼和鳕鱼。今天，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捕捞、进口和消费国。日本水域还盛产蛤蜊、牡蛎和其他贝类、螃蟹、小虾、小龙虾和可食用海藻。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陆地、淡水和海洋的高产是通向日本史的钥匙。
在检索考古证据之前，让我们先从生物学、语言、早期雕塑和历史记录来探究一下日本的起源。这四类证据之间的矛盾正是日本起源众说纷纭的原因。
从西南到东北，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分别是九州、四国、本州（最大的岛屿）和北海道。直到19世纪末日本大规模移民北海道之前，那里（加上北方的本州）一直都居住着阿伊努人，他们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只有非常有限的农业。与此同时，日本人则占据着其他三个岛屿。从基因、头骨和外貌特征来看，日本人与其他东亚人非常接近，包括中国北方人、西伯利亚东部人，特别是朝鲜人。甚至我的日本和朝鲜朋友也说，单看相貌，他们自己有时候都分不清日本人和朝鲜人。
至于阿伊努人，他们独特的相貌也招致了关于其由来和亲缘的众多研究，数量之多超过了地球上任何其他的民族。阿伊努男子胡须浓密，体毛之丰居各人种之首。这个体征，加上其它一些遗传性状如指纹和耳垢类型，使得他们常常被归入不知何故从欧亚东迁最终落脚日本的高加索人种（即所谓白人）。但是，纵观其基因特征，阿伊努人和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冲绳人这些东亚人种还是有瓜葛。也许，当他们从亚洲大陆移民并在日本列岛开始离群索居的生活之后，因为较少有通过性选择而产生的基因，而导致他们独一无二的外形。阿伊努人独特的外形和采集涉猎的生活方式，和日本人并不出众的外形和精耕细作的生活方式，常常被用作证据来直白地证明：阿伊努人是日本以采集涉猎为生的原住民后代，而日本人则是晚近从亚洲大陆而来的入侵者。
但是这种观点与日语的独特性又难以吻合。日语与世界上的其他语言没有密切关联（不似法语和西班牙语），这已是众人认知的事实。迄今为止，就这个话题，众多学者只能说到它是亚洲阿尔泰语系的孤立语种这一步，而该语系还包括突厥语、蒙古语和东西伯利亚的通古斯语族。朝鲜语也常被视为该语系的另一孤立语种。并且在这个语系中，日语和朝鲜语之间的关联也许近过和其他语种的关联。不过，日语和朝鲜语之间的相似处仅仅局限于大体的语法特征和约15%的基本词汇，而不是如同法语和西班牙语那样，共享具体入微的语法和词汇。如果日语和朝鲜语之间这种即便微茫的关联能被认可，那么共享的15%词汇意味着这两种语言是在5000年之前就开始相互分化，远远超过法语和西班牙语在不到2000年前才分家的历史。至于阿伊努语，它的由来至今还是一个谜，有可能它与日语完全没有任何特殊关联。
继生物性和语言之后，有关日本起源的第三类证据来自古代雕塑。留存下来年代最久的日本先人的象形物，是约1500年前树立在古墓之外，被称为“埴轮”（haniwa）的雕像。其外形尤其是眼部形状，活脱脱地反映了东亚人的形象，和现代日本人或朝鲜人别无二致，而和毛发浓密的阿伊努人毫不相似。如果日本人的确取代了北海道以南的阿伊努人，那么这一事件肯定发生在公元500年以前。1615年，当日本人在北海道设立通商口岸之后，他们对待岛上阿伊努人的方式，就和美国人对待美洲土著差不多。被征服的阿伊努人被圈入聚居地，为通商口岸劳动，其土地则被日本农民拿走，倘若他们起来反抗，结局一概格杀勿论。1869年日本吞并北海道后，日本的学校教师开始对阿伊努文化和语言展开斩草除根的行动。今天，这种语言已经几乎灭绝，纯种的阿伊努人也很可能绝种了。
由于中国发明文字的年代远早于汉字向日韩传播的年代，我们可获得的关于日本的最早文字信息来自中国编年史。在公元前108年和公元313年之间，中国在北朝鲜占领了一块定居地，并与日本互换使节。由此产生的中国史料，将各种民族称之为“东夷”，而日本则被冠名为“倭”，其居民被分割在上百个频频争斗的小型邦国内。在公元700年之前，保存下来的日文碑铭中有关朝鲜人的记述很少，但是在公元712年和720年，先后在日本和朝鲜出现了大量编年史。这些日本和朝鲜的编年史虽然旨在联系更久远的历史，但满纸的凭空捏造——譬如日文典籍中关于其帝王乃天照大神的后代——说明这些只不过是为统治家族正名和贴金的做法。不过，这些编年史还是说明了一点，那就是日本曾经受到大量来自朝鲜本身，以及来自中国经由朝鲜的影响，造就了佛教、书写、冶金、各种工艺和官僚组织向日本的输入。编年史中还有众多关于朝鲜人在日本和日本人在朝鲜的记录，这些都被日本和朝鲜的史学家分别解释为日本征服朝鲜或朝鲜征服日本的证据。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日本民族的祖先是在掌握书写之前就到达日本了。他们的生物学特征表明迁徙发生的时间并不久远，而他们的语言则似乎在暗示这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彼时，日本最北端的北海道，经由今天的库页岛，通过陆桥与俄罗斯大陆相连，而日本最南端的九州岛，经由今天的对马海峡，通过另一座陆桥与南朝鲜相连，日本所有的主要岛屿都互相连接，而今天的黄海和东海的大部分水域都曾是中国大陆的陆地延伸带。这样一来，在船只远未发明前，走路去日本的哺乳动物中，除了现代的日本熊和猴子的祖先之外，还包括古人类，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石器表明，人类到达的时间约在50万年前。日本北部发掘的古石器很像西伯利亚和中国北方的石器，但日本南部的石器就类似朝鲜和中国南方的石器，证明南北陆桥都曾经被使用过。
冰川期的日本并不是个宜居的地方。虽说日本逃脱了覆盖英国和加拿大的冰川，当时的气候仍然十分寒冷与干旱，到处都是无甚食用价值的松柏和白桦林。这些缺陷更凸显了冰川期日本人的早熟：大约30000年前，他们就成为首批将石器边角打磨锋利，而不仅仅用凿劈方式制造石器的人类。在英国的考古学中，打磨边角的器具被认为是区分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的重大文化进步，而直到近7000年前，类似的石器才随着农业的产生而在英国出现。
大约在13000年前，由于冰川在世界各地快速地消融，日本的环境发生了有利于人类生活的巨变。温度、降雨和湿度的增加，使得作物产量提高到了当今在温带区令人称羡的高水平。冰川期被局限在日本南部的遍布坚果树的落叶林，彼时向北延伸取代了针叶林，从而将大片对人类而言贫瘠的林种换成了丰饶的多产林种。海平面的上升切断了陆桥，把日本从亚洲大陆的一部分变成了大型列岛，将曾经的平原变为富饶的浅海，并创造了绵延数千英里的多产海岸线，夹杂盛产海鲜的无数海岛、海湾、滩涂和河口。
冰川期的终结伴随着日本历史上两项决定性变革的第一项：陶器的发明。人类第一次可以制造出各种款型的密封容器。随着对于蒸煮焖烧等烹调技能的掌握，此后他们获得了大量之前无法利用的食物来源：在火上烤后会变焦或脱水的绿叶菜、如今可以轻松打开的贝类、通过加热可去除毒素保留营养的橡果和马栗。煮软的食物可以用来喂养小孩，这样孩子就可以早日断奶，让母亲能够加快生育频率。作为前文字时代的知识库，掉了牙的老人可以通过这些食物活得更久。所有陶器的这些巨大功劳最终引发了一场人口爆炸，使得日本的人口从大约数千人增长到25万人。
当然，陶器并非远古日本人的专享。在远古世界，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都有独立发明的陶器。但是，全世界最早的已知陶器是在12700年以前于日本制造的。1960年，当这些放射性碳测年代被公布时，一时间连日本的科学家都不敢相信。根据考古学家的常规经验，发明的轨迹一般总是从大陆走向岛屿，小规模的边缘社会无缘向世界其他地区贡献革命性的创举。尤其以日本考古学家的经验而言，中国才是东亚文化进步的源泉，不管是农业、书写、冶金，还是其他的重要物事。在日本的陶器史向世人公布的40年后的今天，考古学家们还未从碳—14测定的惊诧中回过神来。另有些早期陶器在中国和俄罗斯东部（近符拉迪沃斯托克）被发现。亚洲的考古学家们正在争相打破日本的纪录。（事实上，据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打败日本的节骨眼上）但是，目前的世界纪录仍然属于日本，其出土的陶器较新月沃土或欧洲的最古老陶器还要早数千年。
日本陶器的世界纪录之所以带来如此动静，背后有许多原因，认为岛民向大陆人学习这一偏见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那些第一批的制陶工显然是涉猎采集者，这一点也违背了既成观点。一般来说，陶器是定居社会的专享：有哪支游牧民族会愿意在每次搬迁营地时，除了携带家小和武器，再去倒腾那些个瓶瓶罐罐呢？因此，涉猎采集者通常没有陶器，世界上多数的定居社会是在掌握了农业之后才开始得到发展。不过，日本的环境实在是太过丰饶，在这样为数不多的地方，人们得以在保持涉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安顿下来制陶。如此，在集约农业进入日本之前的10000多年前，日本的涉猎采集者就得以在陶器的帮助下开采丰富的食材。而相比之下，新月沃土则是在掌握农业之后又等了1000年，才开始采用陶器。
按照今天的标准，古日本陶器在技术上很简单，这一点并不奇怪。缺乏釉色，没有陶轮，完全是手工制造，在明火上而非炉窑内烤制，温度也相对较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脱胎换骨，成为造型各异、经得起任何年代标准检验的艺术瑰宝。很多陶器都是在陶土湿软时用绳子在上面滚动或碾压来进行装饰。因为在日语中的“绳压装饰”叫做“绳纹”（jomon），“绳纹”一词便被用来指代陶器本身、制陶的日本古人，以及从陶器发明之后10000年的整个日本史前时期。
距今12700年的最古老绳纹陶器来自日本最南端的九州岛。此后，陶艺向北传播，约在9500年前到达现代的东京附近，继而在7000年前到达最北端的北海道。陶器的北上伴随着盛产坚果的落叶林向北扩展，证明食物的暴增是带来定居生活和陶器激增的原因。在日本各地，最早的绳纹陶器都有较为统一的风格，这也证实了陶器仅在南方起源并传播的说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十种地区风格在1500英里的日本列岛上发展起来。
绳纹人靠什么为生呢？在日本各地已经开掘的成千上万个考古遗址和巨型贝冢中，我们找到了他们遗留下来的大量生活垃圾作为证据。结果表明，这是一群猎人、采集者和渔民，其享有的丰富均衡膳食连现代营养学家都要大加赞叹。
坚果是其中一种主要的食物门类，尤其是栗子和核桃，加上去除了有毒苦味的马栗和橡果。秋季可以收获大量坚果，然后把它们放进6英尺宽6英尺深的地窖里储存过冬。其他的植物食品包括浆果、水果、种子、叶片、嫩芽、球茎和根茎。考古学家通过对绳纹时期垃圾的检索确定了64种可食用的植物。
从那时开始，日本居民就是全球最大的海鲜消费者。在远洋可以用鱼叉捕捞吞拿鱼；鼠海豚被赶入浅海然后用棒子和矛捕杀，这个做法今天依然如此；海豹直接在海滩上猎杀，三文鱼则趁着季节洄游捕捞；大量的鱼被用网兜住、用堰围住，或是用鹿角刻的鱼钩钓起，而贝类、螃蟹和藻类则在潮间带采集或通过潜水捞取。病理学家在绳纹人的头骨上观察到高发的耳骨增生，这种现象在今天的潜水族中常常被发现。
在捕杀的陆地动物中，野猪和鹿是最常见的猎物，其次是山羊和熊。这些野味或是落入陷阱，或是被弓箭射中，或是被猎狗追获。在绳纹时期的近海岛屿也发现了猪骨，让人不禁遐想绳纹人是否在当时开始试验养猪。
关于绳纹人的生计，最富争议的话题当数农业的可能贡献。在绳纹遗址常常发现某些食用植物的残留，这些植物在日本原本是野生，但在当今却被当成作物栽培，如赤豆、绿豆和稗子。这些来自绳纹时代的残留物并不清晰地显示农作物与野生祖先之间的区分特征，所以我们无法判断它们到底是在野外采集而得还是有意栽培而得。遗址中还有一些并非出自日本本土的食用植物残片，如荞麦、蜜瓜、葫芦、大麻和用作调味的紫苏，显然这些作物是因其自身价值从亚洲大陆引进的。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当绳纹时代接近尾声时，出现了几种东亚的主要谷物，如稻米、大麦、稷和蜀黍。所有这些线索似乎都在急于向我们证明：绳纹人开始了刀耕火种的农业，但显然这种松散的经营对其膳食的贡献较为有限。
我并不想给大家留下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在绳纹时代，日本各地都能吃到上述所有食物。在日本北部富产坚果的森林，储存坚果的坑洞和海豹捕杀、海钓同样重要。而在坚果稀少的西南部，贝类则扮演更显要的角色。但在各地绳纹人的膳食甚至单个绳纹人的饭食中，仍然能看到多样性的存在。例如，从保存下来的残羹来看，绳纹人将不同比例的栗子核桃粉、猪肉鹿肉和血以及禽蛋搅拌制作高碳水化合物的绳纹夫人饼干或高蛋白绳纹巨无霸汉堡。近代的阿伊努涉猎采集者保留了一种可以长期搁在火上的陶土焖罐，任何食材都可以丢进去炖。他们那些生活在同样地方、吃这同样食物的绳纹老祖宗，有可能也是这么干的。
刚才提到，绳纹人的陶器（包括3英尺高的大家伙）说明这些涉猎采集者的定居特征超过游牧特征。固定居住的证据还包括他们的沉重石器，带着修葺痕迹的半地下大屋遗骸，有着上百处住所的大村寨旧址、以及公墓。所有这些特征都证明绳纹人和现代涉猎采集者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后者每几周就要更换营地、只修建棚屋、只拥有少数容易携带的器具。这种定居的生活方式之所以成为可能，要归功于绳纹人能在近距离方圆内找到资源丰富又特色各异的栖息地，包括内陆森林、河流、海滨、港湾和深海。
涉猎采集人群人口密度最高的其中之一就是绳纹人，尤其是在遍布盛产坚果的森林、洄游的三文鱼和多产海域的日本中部和北部。据估计，绳纹时代的日本总人口在鼎盛期为25万人，虽然这与现代日本人口相比微不足道，但是对于涉猎采集人群而言相当可观。在现代社会，只有太平洋西北海岸和加州的美洲印第安人可与之匹敌，而后者也是依靠坚果丰富的森林、洄游的三文鱼和多产海域为生，堪称人类社会趋同发展的惊人案例。
在强调了绳纹人拥有的事物之后，我们也必须弄清他们缺乏什么。他们没有集约化农业，仅有的那丁点农业也经不起考证。除了狗之外（有没有猪尚不确定），也没有家畜。他们没有食具，没有文字，不会编织。绳纹村寨和墓地里没什么与大量简朴的房屋墓穴形成对比的富丽堂皇之辈，其相对统一的外形表明酋长和平民的社会分化还未形成。陶器风格的地区性差别意味着迈向中央集权和政治统一的进展还未发生。而所有这些缺陷特征与距绳纹时代的日本仅有数百英里的中国和朝鲜的同时代社会形成反差，也带来了公元前400年后席卷日本自身的变革。
虽说绳纹时代的日本即便在东亚也显得与众不同，它却并非是个完全封闭的社会。陶器和黑曜石（一种适于制作石器的非常坚硬的火山石）的传播证明绳纹时代的船只曾经前往过东京以南180英里的伊豆群岛。陶器、黑曜石和鱼钩也证实了绳纹时代与朝鲜、俄罗斯和冲绳的贸易，刚才我提到的6种来自亚洲大陆的作物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与之后中国对日本历史的重大影响相比，研究绳纹时代日本的考古学家并未发现此时的日本与中国有过直接贸易的证据。相比之后那些年代，令人震撼的并不是绳纹时代的日本确有对外联系，而是那些联系对绳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这是一个保守的微缩宇宙，在10000年的时间长廊里维持着孤立的姿态和少得惊人的变化——是脆弱而瞬息万变的当代世界中一朵淡定的奇葩。
为了用当代视角看待绳纹时代日本的独特性，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在公元前400年，当绳纹式的生活方式走向尽头时，距日本西部几百英里的亚洲大陆的人类社会是何状况。当时的中国是一批由精英和平民组成的王国；人们生活在高墙筑起的城邑中，正处于成为世界最大帝国的大一统前夜。从公元前7500左右开始，中国已经开始发展以北粟南稻为基础的集约型农业，并饲养猪、鸡和水牛。此时，中国掌握文字已有至少900年，学会金属工具已有1500年，并刚刚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铸铁术。这些中国的发明流传到了朝鲜，而当时的朝鲜也有了数千年农业的历史（包括公元前2200年开始的稻米种植），并在公元前1000年掌握了冶金术。
鉴于对马海峡和中国东海对岸这些持续了数千年的发展，日本在公元前400年依旧由与朝鲜有所贸易往来但仍在使用石器的文盲涉猎采集者所占据，乍一看似乎令人吃惊。纵观人类历史，掌握金属武器、拥有稠密农业人口供养的军队的中央集权国家都曾横扫人口稀少、使用石器的涉猎采集社会，那么，绳纹时代的日本为何能长久屹立不倒呢？
为了破解这个悖论，我们先得提醒自己，直到公元前400年，对马海峡的前线分隔开的并不是富裕农民和贫穷涉猎采集者，而是贫穷农民和富裕涉猎采集者。中国自身和绳纹日本并无直接接触，而是由朝鲜担任日本对外贸易的桥梁。但是，由于培育新型的抗寒稻种耗时漫长，在温暖的中国南方栽培出的稻米很久之后才北上到了更为寒冷的朝鲜。早期的朝鲜稻米农业采取的是旱作法而非灌溉稻田技术，因此产量较为低下。是故，早期的朝鲜农业无法与绳纹时代的涉猎采集者媲美。尽管绳纹人知晓朝鲜式农业的存在，但它对绳纹人来说并无优势，而贫穷的朝鲜农民也没有能力使其影响到日本。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优势最终发生了突如其来的戏剧性逆转。
我已经提到过在12700年前九州发明的制陶，以及由此产生的绳纹人口爆炸乃日本史上两项决定性变革之一。另一项决定性变革发生在公元前400年左右：来自南朝鲜的新型生活方式（以及人口？）的到来引发了第二次人口爆炸。这第二次转变以尖锐的方式触及了我们关于日本人是何许人也的问题。这次转变是否标志了朝鲜移民对绳纹人的取代，以及他们是现代日本人祖先的事实？或是仅仅表明日本的绳纹原住民在掌握了这些宝贵的新技能后继续占领着日本？
新的生活方式最早出现在日本最西南端的九州岛北海岸，隔着对马海峡便是南朝鲜。最重要的新元素是日本的第一批铁制金属工具，以及首度出现且无可争议的大规模农业。其农业具有灌溉稻米的特征，考古挖掘发现了一整套运河、大坝、堤岸、稻田和稻米的残留。考古学家把这种新型的生活方式，按照1884年以独特陶器展露于世的东京某地名，命名为“弥生”（Yayoi）。弥生陶器与绳纹陶器的不同之处在于，弥生陶器的器形与同时代的朝鲜南部陶器非常近似。在新型的弥生文化的众多其他源自朝鲜但之前不属于日本的元素中，包括青铜器物、编织、玻璃珠、地下粮仓、用罐子埋葬死人的习俗，以及朝鲜式样的工具及房屋。
虽说稻米是弥生时代最重要的农作物，另有27种之前未登陆日本的作物和确凿无疑的家猪饲养于此间得到发展。弥生农民可能还实践了轮作，同一片田地在夏季用作灌溉稻米生产，然后抽干水分在冬季用作小米、大麦和小麦的旱地栽培。这种集约型农业的高产体系不可避免地在九州带来了迅疾的人口爆炸，虽说绳纹时代的延续期是弥生时代的14倍之久，考古学家在这里找到的弥生遗址却比绳纹遗址要多得多。
弥生时代的农民几乎立即就从九州搬到了邻近的大岛屿四国和本州，此后的200年里又到达了东京地区，再过一个世纪又到了本州北端（距弥生文化在九州最早的定居地1000英里处）。在九州最古早的弥生遗址发掘的罐子既有新弥生风格的，也有老绳纹风格的，但后者随着弥生文化和陶器途经本州北上传播而逐渐式微。但是，绳纹文化的某些元素并未完全消失。弥生农民继续使用着某些绳纹款式的削凿石器，而这些在朝鲜和中国早已被金属工具完全取代。弥生时代的某些房屋是朝鲜风格的，有些则是绳纹风格的。特别是当绳纹文化传播到东京以北，抵达那些稻米产量较低、曾有绳纹涉猎采集者密集居住的寒冷地带，一种绳纹与弥生混杂的文化诞生了，那里的鱼钩虽是金属材质但又为绳纹款式，那里的罐子虽是弥生器形但又有着绳纹装饰。在初步占领了寒冷的本州北端之后，弥生农民放弃了该地区，估计是因为稻米种植在当地无法与绳纹的涉猎采集生活方式比肩。在接下来的2000年里，北部的本州一直是边境地带，边境之外的日本最北端岛屿北海道和居住在那里的阿伊努涉猎采集者甚至都不被视为日本国的一部分，直到19世纪这里才加入日本。
弥生铁器最早从朝鲜大量引进，几个世纪以后，日本才开始进行本土钢铁冶炼与生产。同样，也是在数世纪之后，弥生日本才开始出现社会阶级分化的迹象，这一点突出地反映在墓地中。在公元前100年之后，墓地的某些区块被单独辟为明显是崛起的精英阶级的墓穴，其中可见来自中国的奢侈品，如瑰丽的玉器和青铜镜。随着弥生时代人口爆炸的继续，随着所有适合水稻种植的肥沃湿地和灌溉平原的占用，战争的考古证据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箭镞的大规模制造，围绕村庄的防御壕沟，被埋葬的用尖锐抛射物刺穿的骨架。这些弥生时代日本战争的印记证实了中国编年史中关于日本的最早记述，即倭土和那里上百个政治团体互相争斗的描述。
从公元300年到700年，考古发掘和编年史的模糊记述都让我们隐约窥探到政治一元化日本的出现。在公元300年之前，精英墓地都规模不大并显示出地区风格的差异。从公元300年开始，被称作“古坟”的越来越多锁眼形状的巨型土坟堆开始出现在本州的畿内地区（kinai region），然后蔓延到从九州到北海道的整个前弥生文化地带。为什么是畿内地区呢？也许是因为这里有着日本最佳的良田，是当今超级昂贵的和牛饲养的地方，同时也是1868年迁都东京前，日本古都京都的所在地。
古坟长1500英尺，高100英尺，也许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土坟堆。建造它们所需要耗费的可观劳力以及遍布全日本的统一样式，暗示了指挥庞大劳动力的强有力统治者的存在，以及政治统一的进程。那些已经被发掘的古坟包含穷奢极欲的陪葬器物，但是所有最大陵墓的开掘至今仍是被禁的，因为那里被认为安葬着日本皇室的祖先。古坟所提供的关于政治集权的显要证据，补足了日本和朝鲜之后的史料中所记录的关于古坟时代日本帝王的历史。古坟时代朝鲜对于日本的强大影响——不管是通过朝鲜征服日本（朝鲜方面的观点）或者日本征服朝鲜（日本方面的观点）都直接导致了佛教、书写、骑术和新型陶器和冶金技术从东亚大陆向日本的传播。
最终，随着日本第一部半神话半真实事件改写的编年史在公元712年完成，日本进入了历史的光明之中。到了712年，居住在日本的民族终于可以确凿无疑地被证实为日本人，其语言（称作古日语）也确凿无疑是现代日语的祖先。日本当今的明仁天皇，乃是当政时成就公元712年首部编年史的天皇之82代直系后裔，并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传说中的天照大神的来孙神武的第125代直系传人。
日本文化在弥生时代的700年间所经历的变化远比绳纹时代的10000年间要剧烈得多。绳纹时代的稳定（或保守）与弥生时代的激进形成的鲜明对比是日本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特色。公元前400年显然发生了宏大的事件。那会是什么呢？现代日本人的祖先到底是绳纹人，还是弥生人，或者两者的融合？日本人口在弥生时代激增了70倍之多，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革？针对这三种不同的假说，一场激烈的辩论拉开了帷幕。
一种理论认为，绳纹时代的涉猎采集者在逐步进化中成为了现代日本人。由于他们之前已经在村寨里定居了数千年，他们也许已预先适应了农业社会。在弥生时代的变迁中，绳纹社会也许只是从朝鲜得到了抗寒的稻种和稻米灌溉技术，以提高农业产量、拉动人口增长，其他的变化乏善可陈。这种理论在某些现代日本人中受到欢迎，因为它将本就不受欢迎的朝鲜基因对日本基因库的影响说降到了最低，并且将日本人塑造成为至少有12000年历史的独一无二的民族。
第二种理论在那些偏好第一种理论的日本人中间颇遭冷遇，该理论认为弥生时代的变迁代表了来自朝鲜的大量移民输入，且这些移民还带来了朝鲜农业技术、文化和基因。九州对朝鲜农民而言宛若天堂，因其较朝鲜更温暖湿润，更适合稻米种植。据估计，弥生时代的日本接收了数百万朝鲜移民，完全颠覆了绳纹人（在进入弥生时代前约为75万人）留下的基因影响力。如果真相确实如此，现代日本人便是朝鲜移民的后代，在最近的2000年里才衍生出自身的文化。
最后一种理论接收朝鲜移民的证据，但是否认其巨大规模。认为其实是高产的农业使得为数不多的稻农移民以远超绳纹涉猎采集者的速度进行繁衍，并最终在人口上反超了他们。例如，假设只有区区5000朝鲜人到了九州，但是稻米技术使得他们能够以每年1％的增速喂养婴儿、壮大其人口规模。这种速率相对我们观察到的涉猎采集人群而言要快得多，但在农民人群中则很容易取得：肯尼亚目前的人口增速是每年4.5%。700年之后，这些5000名移民有了5000000名后代，并挤垮了绳纹人。正如第二种理论，这一理论也认为现代日本人是经过些微修正的朝鲜人，但摒弃了大规模移民的观点。
通过比较世界其他地方的类似变迁，第二种和第三种理论在我看来较第一种更具可信度。在过去的12000年里，地球上出现农业崛起的地方不超过9个：中国、新月沃土和其他几个地方。12000年前，地球上人人都是涉猎采集者，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或是农民，或被农民喂养。农业从这为数不多的几个起源地传播开来，通常并非是别处的涉猎采集者转向农业的结果，因为涉猎采集者倾向于保守，诚如绳纹人从公元前10700年到公元前400年表现的那样。农业的传播主要得益于农民生育的速度高于猎人，且发展出了更具潜力的科技，然后杀死猎人或者将其赶出适合农业的土地。在现代社会，欧洲农民正是如此取代了西部的北美印第安猎人、澳洲土著和南非桑人。在史前的欧洲、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使用石器的农民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取代了那里的猎人。相比在这些史前扩张中，农民胜出猎人的优势之微弱，公元前400年的朝鲜农民胜出绳纹猎人的优势可谓巨大，因为当时的朝鲜人已经拥有了铁器以及高度发达的集约型农业。
这三种关于日本民族的理论到底哪种才是正解？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直接方式是将绳纹人和弥生人的残骸和基因与现代日本人和阿伊努人进行比较。此外，近年来分子基因学家开始在古人类的残骸中提取DNA，并将古代日本人和现代日本人的做基因比较。研究发现，绳纹人和弥生人的遗骸总的来说容易辨别。绳纹人的体型更为矮小，前肢较长，双腿较短，两眼较为分开，脸型较短和宽，面部的轮廓则更为鲜明：眉脊、鼻子和鼻梁高高隆起。弥生人平均要高出一两英寸，两眼较为贴近，脸型长而窄，眉脊和鼻子扁平。弥生时代的某些残骸仍然带有绳纹人的样貌特征，这种情况在几乎所有关于绳纹/弥生变迁的理论中都有可能出现。到了古坟时代，除了阿伊努人之外，所有在日本出土的遗骨都呈现出均一化，样貌就像现代日本人和朝鲜人。
综上所述，绳纹人的头骨异于现代日本人，与现代阿伊努人最为接近，而弥生人的头骨则与现代日本人最为相似。基因学家假设现代日本人是类似朝鲜人的弥生人与类似阿伊努人的绳纹人融合的结晶，尝试着去测算了这两种基因库的各自影响。结果表明，朝鲜/弥生基因总体占主导地位。阿伊努/绳纹基因在日本西南部的影响最为微弱，因为多数朝鲜移民在之前已经抵达当地，且绳纹人口本就稀少；而在日本北部，其影响则较为明显，那里的森林富产坚果，绳纹人口密度最高，弥生稻米农业发展得最不成功。
因此，来自朝鲜的移民确实对现代日本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我们尚不能确信起因是因为移民本就人数众多，还是因为数量不多的移民凭借高速人口增长而扩张的结果。阿伊努人的基因更接近日本古代绳纹居民，又掺杂了弥生殖民者和现代日本人的朝鲜基因。
鉴于给了朝鲜农民以压倒性优势胜出绳纹猎人的稻米农业，人们不禁要问，在农业抵达朝鲜之后的几千年里，为什么在日本的进展如此举步维艰，而最后的胜利又是这般突如其来？之前我曾讲过，朝鲜农业的生产力相对较弱，导致的结果是贫穷农民地位不如富有猎人。而最终打破平衡，将天平倾向农民并带来弥生变迁的，也许是四种因素合力的结果：灌溉稻田的发展取代了低产的旱地种植；耐寒稻种的持续改良；朝鲜农民人口的增长致使朝鲜人在压力下移民；铁器的发展使得高效生产大量木制铲子、锄头和其他用于稻米种植的农具成为可能。铁器和集约型农业同时抵达日本的事实不太可能纯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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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开篇时，我曾经提到过关于相貌独特的阿伊努人和相貌平庸的日本人如何分享日本的直白阐述。从表面上看，这些事实似乎是想要告诉大家，阿伊努人是日本原住民的后裔，而日本民族则是更为晚近的移民后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考古学、人类体格学和遗传学都支持这种观点。
但我在开篇还提到过一项强有力的反对意见，从而引发多数人（特别是日本人自己）去寻求其他解释。倘若日本人确为新近从朝鲜迁移过来的，你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日语和朝鲜语彼此非常接近。更宽泛地说，如果日本人是在九州岛上类似阿伊努人的绳纹原住民与来自朝鲜的弥生入侵者相融合的民族，那么日语就该同时表现出与朝鲜语以及阿伊努语的亲缘关系。但是日语和阿伊努语还未发现有关联，而日语和朝鲜语之间的关系也较为疏远。如果融合仅仅发生在2400年前，这种情形怎么可能发生呢？对于这个悖论，我的解释如下：九州的绳纹居民和弥生入侵者的语言，实际上与当今的阿伊努语和朝鲜语存在巨大差别。
首先来看阿伊努语，据我们所知，这种语言是日本北部的北海道阿伊努人晚近使用的语言，因此，北海道的绳纹居民也许也曾使用过类似阿伊努语的语言，但九州的绳纹居民则显然不是如此。从九州的南端到北海道的北端，日本列岛绵延1500英里，在绳纹时代曾经出现过从陶器样式到谋生技能的巨大地区间差异，并且从未通过政治手段被调和。在绳纹占据的10000年间，绳纹人也发展出了巨大的语言学多样性。甚至这种多样性有可能在12000年之前就业已存在，如果绳纹人确如考古证据所表明的那样，通过陆桥分别从俄罗斯和朝鲜到达日本。
实际上，北海道和本州北部的多处地名都包含阿伊努语里对应于“河流”（nai或betsu）的词，但是这种阿伊努式的词语在日本的更南部地区就不存在。这表明弥生人和日本先人采用了许多绳纹地方上的地名，正如美洲白人从美洲印第安人那里获取地名一样（试想马萨诸塞、密西西比等地名），只不过阿伊努语仅为日本最北部的绳纹语罢了。九州的绳纹语有可能与南岛语族共享同一个祖先，后者包括波利尼西亚语、印度尼西亚语和台湾原住民语言。正如众多语言学家所指出的，日语在所谓的开音节（一个辅音后接一个元音，如Hi-ro-hi-to）偏好上显示出来自南岛语族的某些影响。古早的台湾人作为伟大的航海家，其后代也传播到了遥远的南部、东部和西部，其中一些或许也北上到了九州。
那就是说，北海道的现代阿伊努语并非古代九州绳纹语的模板。同理，现代朝鲜语也不能如实地再现公元前400年的朝鲜移民所使用的古代弥生语言。在公元676年朝鲜实现政治统一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存在着三个王国。现代朝鲜语源自成功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王国（The Kingdom of Silla）语言。但是新罗并非在之前几个世纪里与日本有着密切交往的王国。早期的朝鲜编年史告诉我们，不同的王国拥有不同的语言。虽然被新罗打败的两个王国的语言已鲜为人知，但作为战败国之一的高句丽（Koguryo），其留存下的少数几个词汇与古日语词汇的近似程度远胜于现代朝鲜语词汇。在政治统一进程到达三足鼎立的阶段之前，公元前400年的朝鲜语，也许多样性更甚。我怀疑公元前400年传入日本并发展成为现代日语的朝鲜语，与发展成为现代朝鲜语的新罗语大不相同。因此，现代日本人和朝鲜人之间的外形和基因的相似性远超两种语言的近似性，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奇怪。
考虑到日本民族和朝鲜民族目前的相互仇视，这个结论很可能在日本和朝鲜都同样不受欢迎。历史给了他们对彼此产生厌恶的充分原因，而其中又尤以朝鲜人对日本人的厌恶为甚。正如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朝鲜人和日本人是血脉相连的民族，但又深陷积怨的迷障。而积怨具有双向的毁灭性，这一点在东亚和中东都是如此。即便日本人和朝鲜人都不愿意承认，事实上，他们就像一对共享了成长岁月的孪生兄弟。在很大程度上，东亚的政治前景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成功地重新找回联系彼此的古老纽带。
[1] 本章“日本人乃何许人也”及下一章“2003后记：《枪炮、病菌与钢铁》今日谈”均由丁维翻译。——编者
附录 2003后记：《枪炮、病菌与钢铁》今日谈
《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and Steel，英文书名缩写GGS）讲述的是在过去13000年，为何在不同的大陆，复杂的人类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崛起。该书于1996年脱稿，1997年付梓。此后，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其他项目中，特别是我的下一本关于社会崩溃的书。这样算来，7年的光阴间隔和焦点偏离使得我与GGS的写作拉开了距离。回过头来审视，这本书怎么样？自出版后，又有什么新动向改变或延展了书中的结论？以我显然带有偏见的眼光来看，这本书的中心思想仍然站得住脚，而出版后最有趣味的发展涉及该故事向现代世界和近代历史的四段延伸。
我的主要结论是，不同社会之所以在不同大陆得到不同发展，原因在于大陆环境的差异，而非人类的生物差异。只有在能够积累粮食盈余的稠密定居人群中，也就是依赖公元前8500年左右出现的农业崛起作为粮食来源的人群中，才有可能诞生先进技术、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和其他复杂社会特征。然而，对于农业崛起至关重要的可驯化野生动植物物种在各个大陆的分布却极为不均。最有价值的可驯化野生物种只集中在全球9个狭窄的区域，这些地区也因而成为最早的农业故乡。这些地方的原住民由此获得了发展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先机。这些原住民的语言和基因，随同他们的牲口作物技术和书写体系，成了古代和现代世界的主宰。
考古学家、基因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专家在过去六七年间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个故事的理解，但没有改变其主线。我在这里举三个例子。GGS最大的地域空白是日本，概因1996年成书时，我对于其史前史无甚可言。而近来的基因证据表明，现代日本人的出现是农业扩张带来的成果，和GGS书中讨论的其他民族无甚分别：公元前400年左右，朝鲜农民扩张到了日本西南，继而朝着日本列岛的东北挺进。迁移的农民带来了精细的水稻农业和铁制工具，并与日本原住民（现代阿伊努人的祖先）融合产生了现代日本人，就像扩张的新月沃地农民与欧洲的土著狩猎采集人群融合产生了现代欧洲人。
另一个例子是，考古学家以前认为，墨西哥玉米、豆子和南瓜是穿越墨西哥东北部和得克萨斯东部，沿着最直接的路径到达美国西南部。但现在清楚了，这条路线对于农业太过干旱，因此这些作物采用了更迂回的路线，从墨西哥朝着美国西南方向出发，先是带来阿那萨奇社会的崛起，然后从新墨西哥和科罗拉多，沿着大平原河谷向东传播，到达美国西南部。
最后一个例子是，在第十章中我对比了独立驯化的重复频率，以及同样或相关的单一驯化植物沿着美洲南北轴线的缓慢传播与欧亚作物的东西向快速传播。关于这两种对比模式的更多例证现在不断涌现，但目前看来，欧亚的五大驯化哺乳动物中的多数或者全部在欧亚的不同地区也历经了重复的独立驯化，这点和欧亚的植物不同，却和美洲的植物相同。
这些林林总总的发现，不断地添加着让我着迷的细节，丰富着我们对于农业崛起如何引发古代世界里以农业为基础的复杂社会崛起的理解。然而，建立在GGS一书基础上的最大进步，是其向原书中非主要焦点领域的延伸。自书籍问世，数千名读者通过写信、电话、电邮或略带强迫的方式告诉我，他们注意到，在GGS所揭示的古代大陆发展历程，和他们所研究的现代或近期发展历程之间存在相似处或对立处。我在这里和大家讲四点：新西兰火枪战争的启示；“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这个永恒的疑问；古代世界和现代商业世界之间的相似点；GGS对于为何当今某些社会较其他社会富裕的原因揭示。前两点讲得简要些，后两点讲得具体些。
1996年成书时，我在第十三章中花了一小段篇幅讲述19世纪新西兰历史上的一个事件——史称火枪战争，以说明强大的新技术如何传播。火枪战争发生在1818年到19世纪30年代，是在新西兰土著毛利人之间爆发的一系列复杂且情况不明的部落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欧洲的枪炮在部落中传播，取代了之前使用的石头和木制武器。此后出版的两本书增加了我们对于新西兰历史中那段混乱时期的了解，把它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使得它对GGS的揭示更为清晰。
在19世纪早期，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和捕鲸人开往新西兰——这片由称为毛利人的波利尼西亚农民和渔民占据了600年的土地。第一批欧洲来客都聚集在新西兰的北端。因此居住在那里的北方毛利部落就成了最早接触欧洲人并获得火枪的部落，这给了他们对抗尚未获得火枪的其他部落的军事优势。他们利用这种优势来与周边的宿敌部落结清恩怨。但是他们还把火枪用于一种新型战事：长距离袭击几百英里以外的毛利人，以消灭竞争对手，获取奴隶和地位。
在发动长距离袭击时，与欧洲火枪享有至少同等重要地位的，是欧洲人带来的土豆（最早源自南美洲），相比传统的以番薯为主的毛利农业，土豆的每英亩或人均产量，较番薯要高出许多。之前限制毛利人发动长距离袭击的主要原因，就是在给养长期离家的战士和喂养留守家园的妇孺之间的矛盾，后者可是指望着壮劳力留下来种植番薯。土豆的出现解决了这个瓶颈。因此，火枪战争的另一个较为平实的名字应该是土豆战争。
不管是叫火枪战争还是土豆战争，其破坏性都是惊人的，大约有1/4土著毛利人在战争中丧命。当拥有众多火枪和土豆的部落攻打稀缺或没有这两样东西的部落时，死伤最为惨烈。在那些不是第一批获得火枪和土豆的部落中，有些在得到这些东西前就已几乎被歼灭，而另一些则下定决心要得到它们，并因此修复了之前的军事平衡。这些战争中还有个小插曲，就是在第二章中所描述的毛利人对莫里奥里人的征服和屠杀。
火枪/土豆战争说明了过去10000年间的主要历史进程：拥有枪炮、病菌和钢铁，或是拥有较早的技术和军事优势的人类群体，以牺牲其他群体为代价进行扩张，直到后者被取代或者大家都开始分享这些新优势。近代历史提供了无数关于欧洲人扩张到其他大陆的例子。在很多地区，当地人因为没有机会去获得枪炮，而在欧洲人面前失去了生命或自由。不过，日本成功地获得了枪炮（确切地说是再次获得），保卫了国家独立，并在之后不到50年的时间里使用其新枪炮打败了欧洲强国，即1904—1905年日俄战争。北美的平原印第安人，南美的阿劳干印第安人，新西兰的毛利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获得了枪炮，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用它们来阻挡欧洲人的侵略，虽然最终未能逃脱战败的命运。今天，第三世界国家正在通过掌握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农业优势，竭尽所能地追赶第一世界。这种技术和农业的传播，归根结底来自人类群体之间的竞争，势必在过去10000年间，在无数年代和无数地方发生过。
从这个角度而言，新西兰的火枪/土豆战争毫无非比寻常之处。虽说这些战争纯属发生在新西兰的地区事件，其意义却是国际化的，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发生在特定时空内的清晰案例，是众多类似的地区事件的缩影。在火枪和土豆被引进新西兰北部后的20年里，它们被传播到了900英里之遥的新西兰南部。在过去，农业、书写和改进的前枪炮时代的武器要花多得多的时间才能传播到那么远，但是背后的有关人口更替和竞争的社会进程却基本相同。如今我们担心，核武器会不会从目前拥有它们的8个国家，遵循同样暴力色彩的进程在全世界扩散。
1997年之后，引起热烈讨论的第二个领域，可以归纳为一个标题：“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GGS的很大篇幅都在讨论大陆之间的差异，如：为什么在过去的千年里，扩张到全世界的是某些欧陆人，而不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或土著美洲人。然而，我意识到很多读者同时在想：为什么在欧陆人中，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其他人群完成了扩张？我知道，要是对这个明显的问题避而不谈就为GGS盖棺定论，我的读者可不会放过我。
因此，我在本书的尾声部分简要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欧洲超越中国的背后原因，比多数历史学家所提出的直接因素要来得深远（例如中国的儒家理论vs.欧洲的犹太基督教传统，西方科学的崛起，欧洲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崛起，英国的毁林兴矿等等）。在上述以及其他直接因素背后，我看到了一个“最优分裂原则”：伴随着欧洲始终的分裂，导致中国较早统一并保持相对统一的终极地理因素。促成技术、科学的进步，带来推动各国竞争，以可替代的资源支持并提供给发明者，并为他们提供可躲避迫害的庇护所，并由此孕育资本主义的，不是中国的统一，而是欧洲的分裂。
历史学家们后来也向我指出，欧洲的分裂，中国的统一，还有欧洲和中国的相对优势之复杂程度，都超出我书中的讲述。可以被分成“欧洲”和“中国”的政治/社会半径的地理边界在过去几个世纪内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直到至少15世纪以前，中国在技术上一直走在欧洲前面，在未来也有可能重续辉煌，那样的话，“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的问题可能就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象，没有深层原因可挖。政治分裂的复杂影响远不止提供一个用于竞争的建设性平台，例如，竞争有可能是建设性的，也有可能是破坏性的（想想一战和二战）。分裂本身是个多层面而非单一的概念，其对于创新的影响力依赖于自由等要素，如此，创意和人员才能在各个碎片之间跨界流动，不管这些碎片是独一无二的，还是彼此的克隆。至于分裂是否最优也随使用的最优衡量尺度而异，对于技术创新最优的政治分裂程度，也许就经济生产力、政治稳定或人类福祉而言并非最优。
我感觉大部分的社会科学家仍然喜欢用直接原因来解释欧洲历史和中国历史的不同道路。例如，杰克·戈德斯通在最近一篇深思熟虑的文章中强调了欧洲（尤其英国）“引擎科学”的重要性，即将科学应用于发展机器和引擎。戈德斯通写到：“所有的前工业化经济体都曾在能源问题上面临过两大障碍。对于任何前工业化经济体而言，机械能源的总量局限于水流、能够喂养的动物或人口，还有能捕捉到的风力。在任何固定地区，这个量都是严格受限的。……第一个从化石燃料的能源中提取有用功的经济体或军事/政治体，其所获得的优势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是］蒸汽在纺织、水路陆路交通、制砖、脱粒、炼钢、铲地、建筑和所有制造业中的应用让英国经济脱胎换骨。……因此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引擎科学的长足发展，并非欧洲文明的必然发展，而是在17—18世纪的英国碰巧出现的特定而偶然的际遇所带来的幸运结果。”如果此番推理正确的话，那么对深层地理或经济原因的探究就没有必要了。
持反对意见的少数派，其观点类似我在GGS一书的尾声部分所表达的那样，对此梁景文（Graeme Lang）做过具体的论述：“欧洲和中国在生态和地理上的差异帮助解释了科学在这两地截然不同的命运。首先，欧洲的［降雨］农业不需要国家的存在，而国家在大部分时间也远离地方团体。当欧洲的农业革命带来持续的农产品富余时，相对自治的乡镇伴随着大学等城市机构应运而生，比中世纪晚期出现的中央集权国家更早诞生。中国的［灌溉和治水农业］恰恰相反，它从一开始就助推了那些位于主要河谷地带国家的扩张野心，而乡镇及其机构则从未达到欧洲那种地方自治的程度。其次，中国的地理情况和欧洲不同，不适合独立国家的长期存在。因此，中国地理造就了广袤地域内最终的征服和统一，并能在帝王统治下维持长期的相对稳定。由此带来的国家体制压制了现代科学出现所必须的多数条件。上述解释当然是过分简化了的。不过，这种讲述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避免了在解释原因时常常出现的绕圈子，往往圈子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社会或文化差异层面停滞不前，绕来绕去。这样的解释也往往会面临一个深入的问题：为什么欧洲和中国在社会或文化要素方面如此不同？这个答案归根结底是在地理和生态方面，不过说到这里也就触底了。”
要回答“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还面临着调和这些不同思路的挑战。答案也许对如何最好地治理当今中国和欧洲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从梁和我的角度来看，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导致全世界最大国家的教学体系在少数领导人的错误指令下被关闭5年之久，如果中国不在其政治体制中引入更多的权力下放，这也许并非一次性的越轨事件，而有可能在未来再度重演。反过来说，向政治和经济一体化冲刺的今日欧洲，必须审慎考虑如何避免瓦解其延续5个世纪的辉煌背后的基本成因。
GGS一书的思想向现代世界的第三点延伸是最出乎我本人意料的一点。书籍问世后不久，比尔·盖茨对此书作出了积极评价，接着我就开始收到其他商人和经济学家的来信，向我指出GGS书中探讨的全体人类社会历史与商业世界中各个团体的历史之间的相似点。这种响应关系到以下更广泛的问题：如何以最佳方式组织人类团体、社会团体和商业团体，使得生产力、创造力、创新力和财富达到最大化？你的团体应该拥有集中的方向（在极端的情形下，以独裁者形式出现），还是应该让分权领导甚至无政府主义当道？你的团体应该将人员组织成一个群体，还是分散成若干个或大或小的群体？你应该在群体间维持开放沟通，还是设置屏障隔离彼此？你应该对外建立保护性关税，还是让生意沐浴自由竞争的洗礼？
这些问题，在多种类型的团体的不同层面出现。它们也适用于整个国家的组织：还记得关于政府的最佳形式到底应该是仁慈独裁者、联邦制还是无政府自由状态的永恒争论吗？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同一行业内不同公司的组织上。我们如何解释微软近来的巨大成功，而曾经成功的IBM在面临落后时，大刀阔斧地改变组织形式从而改善了局面？我们如何解释不同工业带来的不同成功？我在波士顿的孩提时代，128号公路是波士顿周围的工业带，也是领导世界科学创造与想象的地带。但是128号公路后来没落了，硅谷成了当今的创新中心。硅谷的商业关系和128号公路那套完全不同，也许就是这些不同导致了结果的差异。
当然，在以整个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之间，也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差异，如日本、美国、法国和德国。实际上，在同一国家内部，不同行业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生产力和财富差异。例如，韩国的钢铁产业效率与我国相当，但是韩国其他的产业就落后于美国同行。对于韩国来说，在同一国家内的这些不同产业，是否因为其不同的产业组织而导致了不同的生产力？
当然，组织性成功的各不相同，部分原因在于领导的个人品质。例如，微软的成功显然与比尔·盖茨的个人才华分不开。就算像微软这样一个超级公司，如果领导无用，成功也难以为继。不过，有人还是会问，如果所有条件都相同，或是放在时间的长河里，或是从平均来看，哪种形式的人类团体组织是最好的？
在GGS的尾声部分，我对于中国，印度次大陆和欧洲的历史进行了对比，暗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所有国家对技术创新的应用。如同在上文所述，我推断出不同政治实体间的竞争引发了创新在分裂的欧洲大陆的诞生，而此种竞争的缺乏阻滞了创新在统一的中国的诞生。这是否意味着较欧洲更严重的政治分裂将会带来更好的创新？答案可能并非如此：印度在地理上较欧洲更为分裂，但是其技术创新却不及欧洲。这让我想到了“最优分裂原则”：创新在带有最优中间程度分裂的社会里发展得最快：太过统一的社会处于劣势，太过分裂的社会也不占优。
这个推断引起了麦肯锡全球学院的比尔·路易斯和其他高层的注意。这所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领先咨询公司从事着全球各国各行业的经济比较研究。这些高层在他们的商业经验和我的历史推断之间找到了令其触动的类似点，随即给公司的几百名合伙人每人送去了一本GGS，并向我提供了他们关于美国、法国、德国、韩国、日本、巴西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报告。他们也在引起创新的原因中，发现了竞争和团体规模的重要角色。以下是我从与麦肯锡高层的对话中，以及他们的报告中收集的结论：
我们美国人经常幻想德国和日本工业享有超高效率，远远超过美国工业的生产力。而现实是，这并非实情。就各行业平均而言，美国工业生产力高出日本和德国。但这些平均数掩盖了各个国家的行业中有关组织差异的巨大差别，而这些差别非常富有启发性。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麦肯锡针对德国啤酒业和日本食品加工业进行的两项案例研究。
德国人酿的啤酒世界一流。每次我和夫人去德国访问，我们都会携带一个空旅行箱，好装满德国啤酒带回美国家里享用整年。但是，德国啤酒业的生产力只有美国啤酒业的43%。同时，德国的金属加工和钢铁产业的生产力也只和美国齐平。既然德国人被公认为是工业组织方面的行家，为什么他们的啤酒生产力上不去呢？
原来，根源在于德国啤酒业的小规模生产。德国有1000个微型啤酒厂家，它们受到彼此的竞争保护，因为几乎每个德国酿造厂都在当地享有垄断，并且它们还受到针对进口啤酒的竞争保护。美国有67家大型啤酒酿造厂，每年生产230亿升啤酒。而德国这1000家酿造厂加起来的产量不过半数。因此，中等的美国酿造厂的啤酒产量高出中等的德国酿造厂31倍。
这种现实是地方口味与德国政府政策的产物。德国的啤酒饮者对于其地方品牌近乎疯狂地忠诚，因此没有类似美国的百威、米勒或康胜这样的全国品牌。大多数德国啤酒都是在酿造厂方圆30英里内被消费。因此，德国啤酒无法从规模经济中获益。啤酒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生产成本随着规模增加而递减。酿酒厂的冷却车间越大，灌装啤酒的流水线越长，制造成本就越低。那些微型的德国啤酒厂相对而言效率不高。那里不存在竞争，只有上千家地方垄断。
而德国饮酒者个人对于本地啤酒的效忠也得到了德国法律的呼应：外国啤酒很难在德国市场上竞争。德国政府制定了所谓的啤酒纯度法，规定了啤酒内可出现的物质。毋庸置疑，这些政府的纯度规定是基于德国酿酒厂在啤酒中添加的物质，而不是美国、法国和瑞典酿酒厂喜欢在啤酒中添加的物质。由于这些法律，没有几家外国啤酒得以出口到德国，而由于生产效率不高，加上价格昂贵，出口到国外的美妙德国啤酒也比你想象的要少得多（你要是提出反对意见，举例说德国卢温堡啤酒在美国随处可见，请在饮用下一瓶卢温堡时读一下标签，它的产地并非德国而是北美，出自有许可证和高生产力，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的北美大工厂）。
德国的肥皂业和消费品电子业也同样效率不高；这些公司处于彼此无竞争状态，且不参与国外竞争，因此没有获得国际产业的最佳实践做法。（你上次购买德国制造的进口电视是什么时候？）但在德国金属和钢铁行业，这种劣势就不存在。在这两个行业，德国公司必须彼此竞争且参与国际竞争，因此被迫采用国际最佳实践做法。
在麦肯锡报告中，我最喜欢的另一个例子是日本的食品加工业。我们美国人总是近乎偏执地崇拜日本效率，确实，在某些行业其效率堪称惊人，但食品加工业另当别论。日本食品加工业的效率只有美国的32%这么可怜。日本有67000家食品加工企业，而美国只有21000家。美国的人口却是日本的两倍。这意味着中等规模的美国食品加工企业较中等规模的日本食品加工企业大6倍。为什么日本的食品加工业和德国啤酒业一样，尽是地方垄断的小公司呢？答案基本还是那两点：本地口味和政府政策。
日本人对于食品的新鲜度近乎膜拜。美国超市里的牛奶包装盒上只有一个日期，即过期日。一次，我和太太跟着她的某个日本表亲去逛东京一家超市，我们吃惊地发现，日本的牛奶包装盒上印着三个日期：生产日，上架日，过期日。日本的牛奶生产总是在午夜过后1分钟开始，这样次日进入超市的牛奶就可以标以当天的日期。如果牛奶是午夜11点59分生产，那么包装盒上的日期就得标明昨天生产，日本人也不会购买了。
结果就是，日本的食品加工企业获得了地方垄断。日本北方的牛奶厂家不能指望在日本南方打开市场，因为路上运输就得花一到两天，这在消费者看来是致命的缺点。这些地方垄断也得到了政府的撑腰，国外加工食品要进入日本，必须经过为期10天的检疫，这条和其他限制措施为国外食品进口设置了关卡。（想想看，连一天前生产的食品都要嫌弃的日本消费者，对十天前生产的食品是什么态度？）因此，日本的食品加工企业既不面临国内竞争，也不面临国外竞争，也不学习国际食品生产的最佳方法。结果之一就是，日本的食品价格高昂，最好的牛肉卖200美元一磅，鸡卖25美元一磅。
而日本有些产业的组织方式却和食品加工业完全不同。例如，日本的钢铁、金属、汽车、汽车零部件、照相机和电子消费品企业竞争激烈，生产力也高于美国同行。但日本的肥皂、啤酒和计算机行业，就类似食品加工业，不处于竞争状态，也不采用最佳实践，因而生产力较美国的对应产业来得低。（如果你在家里环顾一周，你可能会发现电视机和照相机是日本货，汽车可能也是，但是电脑和肥皂却不是。）
最后，让我们用这些经验教训来比较美国国内的不同工业带或商业圈。自从GGS问世后，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来自硅谷以及128号公路的人交谈，他们告诉我，这两个工业带的公司在精气神方面大为不同。硅谷有很多彼此激烈竞争的公司，不过它们之间也存在广泛的协作，想法、人员和信息在公司间自由流动。而128号公路的商业圈则恰恰相反，那里的公司更加隐晦和孤立，和日本的牛奶企业差不多。
那微软和IBM之间又如何呢？自从GGS出版后，我交到了微软的朋友，也了解了一些该公司在组织形态上的独特之处。微软有众多业务单元，每个单元大约有5到10人，各单元之间沟通自由，而这些单元的管理并非微观管理——每个单元都有追寻各自想法的充分自由。这种不同寻常的组织形态，实际上是把组织分解为众多互相竞争的半独立单元，和IBM的组织形态截然相反。后者直到几年前还维持着更为孤立的内部结构，结果丧失了竞争力。之后IBM启用了新的首席执行官，雷厉风行地进行变革，现在IBM的组织形态甚至比微软还微软，据说创新能力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所有这些表明，我们或许可以提炼出关于团体组织的通用原则。如果你的目标是创新和竞争力，那么你并不需要过度的统一或过度的分裂。你会希望国家、产业、工业带和公司分解成彼此竞争的团体，同时维持较为自由的沟通，就像包含了50个互相竞争的州的美国联邦政府体制。
GGS剩余的延伸涉及世界经济的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如美国和瑞士），而有些国家贫穷（如巴拉圭和马里）？世界最富裕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最贫穷国家的100倍。这不仅是个让经济学教授有事可做的理论挑战，且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如果我们能找到答案，那么穷国就可以集中精力找到致贫的根源，采用使他国致富的办法。
显然，一部分答案在于人类体制的差异。这种观点最清晰的证据来自那些分享相同环境，却拥有迥异体制的国家。对比可见，不同的体制带来了不同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昭然若揭的四个例子是韩国和朝鲜，西德和东德，多米尼克共和国和海地，以色列以及阿拉伯邻国。细数这几对国家中前者的致富原因，人们往往想到“好体制”中的高效法制、契约精神、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廉洁、低暗杀率、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开放、投资激励等等。
毋庸置疑，良好的体制确实是国家间富裕程度不同的部分原因。很多（也许大多数）经济学家进行了深入研究，相信好的体制绝对是最重要的原因。很多政府、机构和基金会根据这个原因设计政策、国外援助和贷款，把为穷国建立良好体制作为他们的首要任务。
但是，越来越多的观察发现，良好体制的观点并不完善——并非错误，只是不够完善——如果穷国要致富，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这种观察也有其政策意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良好体制引进到巴拉圭和马里这样的穷国，然后坐等其采用良好体制，并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升到美国和瑞士这样的水平。对于良好体制观点的批评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强调良好体制之外的其他直接变量的重要性，如公共卫生、土地和气候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天然局限，以及环境的脆弱性。另一种类型则关心良好体制的起源。
根据后一种批评，对于起源缺乏深层实用价值的良好体制，将其认定为直接影响因素是不够的。良好体制不是一个可以在地球各处遍地开花的随机变量，在丹麦和索马里享有同等的发生概率。与之相反，在我看来，过往出现的良好体制，往往是因为其背后有一根长长的历史链条，从扎根于地理的终极原因一直连到体制的直接因变量。现在，如果我们想在缺乏良好体制的国家快速将其建立，就必须了解这根链条。
我写作GGS的时候，曾经评价道：“［今天］一跃成为新兴力量的那些国家，仍然是数千年前被归入几个统治中心，依靠粮食生产或吸纳来自那几个中心的移民的国家。……左右公元前8000年的历史道路的手，至今还在深深地左右着我们。”经济学家（奥尔森和希布斯，波克史泰特，钱丹，普特曼）发表的两篇新论文，对这只假定的历史之手进行了详细的测试。结果，处于拥有悠久国家社会或农业历史地区的国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历史短的那些国家来得高，就算其他变量被控制后也是如此。这种影响解释了国民生产总值里的大部分变量。即便是在国民生产总值仍低下或近期低下的国家里，那些位于拥有悠久国家社会或农业历史地区的国家，如韩国、日本、中国，其增长率也高过历史较短的国家，如新几内亚、菲律宾，尽管有些历史较短的国家自然资源丰沛得多。
对于这些历史的影响，有很多明显的原因，如长久的国家社会和农业经验意味着管理者经验丰富、熟悉市场经济，等等。统计证明，这种历史的终极影响部分地被良好体制这个为人熟知的直接原因调和了。但是在控制好了良好体制的通常措施之后，历史的影响仍然大范围地存在。因此，势必还存在其他起调和作用的直接机制。因此，问题的关键，乃是了解从悠久的国家社会和农业历史到现代经济发展这根详细的因果链条，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快地沿着这根链条前进。
简而言之，在我看来，GGS的主题不仅是古老世界的驱动力，且是现代世界可供研究的成熟领域。
致谢
我非常高兴在此感谢诸多为此书作出贡献的人。我在克斯伯里拉丁学校的老师是我的历史启蒙老师。从我引用新几内亚朋友故事的频率，各位就可知道我多么感谢这许多朋友。同样要认真感谢（并帮助我从我的错误所产生的责任中赦免）的还有我的众多科学家朋友和专业上的同事，他们耐心地解释自己的研究课题之微妙处，并细读了我的草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彼得·贝尔伍德，肯特·弗兰纳雷，帕特里克·基尔希，我太太玛丽·科恩，他们阅读了全部手稿。查尔斯·黑瑟，小大卫·吉德炜，布鲁斯·史密斯，理查德·雅纳尔，丹尼尔·佐哈利，每人阅读了若干章节。书中某几章的早前版本曾经在《发现》杂志和《自然历史》杂志作为文章发表。国家地理协会，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为我在太平洋岛屿的野外工作提供了支持。我很幸运，约翰·布罗克曼和卡特里娜·马特森担任我的经纪人，洛里·艾弗森和洛里·罗斯担任我的研究助手和秘书，埃伦·莫代奇担任插画师，还有W·W·诺顿出版社的唐纳德·拉姆，乔纳森·凯普出版社的尼尔·贝尔顿和威尔·索金，费舍尔出版社的威利·科勒，《发现》杂志的马克·扎布鲁多夫，马克·惠勒，波莉·舒尔曼，以及《自然历史》杂志的埃伦·戈尔登松和艾伦·特纳承担了编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