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

雪白血红：一名德军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 小小冰人译

　第一章　在途中
　第二章　血战斯大林格勒
　第三章　死里逃生
　第四章　临刑前的缓刑
　第五章　鲜红的雪并非从空中落下
　第六章　暂时的平静
　第七章　追杀意大利游击队
　第八章　重返俄国地狱
　第九章　尼科波尔桥头堡的警报
　第十章　恐惧和仇恨替代了泪水
　第十一章　穿过深不见底的泥泞
　第十二章　致命的插曲
　第十三章　从骑士铁十字勋章到木制十字架
　第十四章　被判处死刑
　第十五章　内默尔朵尔夫上空的秃鹰
　第十六章　从波兰到愚人的天堂
　第十七章　宁死不去西伯利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白血红：一名德军士兵的东线回忆录∕（德）科朔雷克著；小小冰人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2.5

书名原文：Blood Red Snow: The Memoirs of a German Soldier on the Eastern Front ISBN 978-7-5658-0673-5

Ⅰ. ①雪… Ⅱ. ①科… ②小… Ⅲ. ①回忆录–德国–现代 Ⅳ.①I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5656号

版贸核渝字（2012）第1000号

雪白血红：一名德军士兵的东线回忆录

原　　著：京特•K•科朔雷克

翻　　译：小小冰人

责任编辑：胡开祥叶思源王小霞王爱方

封面设计：黄　丹

责任技编：姚健燕钱　丹

出版发行：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515063

电　　话：0754-82903126

印　　刷：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6

字　　数：300千字

版　　次：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80元

ISBN 978-7-5658-0673-5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56号3栋9A室　邮编/510075

电话/020-37613848 传真/020-3763705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译者序

指文图书的罗应中先生策划了一套“士兵”系列，由我翻译的《雪白血红》有幸被列为其中的第一部。

“士兵”系列不仅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将涉及现代战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是来自最底层士兵的遭遇、经历、见闻，他们的生与死，他们的喜与哀。我认为这是审视战争的一个很好的契入点，它让我们离真实的战争靠得更近，血腥和杀戮不再是随着高级指挥官在态势图上轻轻一划而形成的某个抽象概念。一个个士兵，作为战争的参与者和距离最近的目击者，他们的记述也许会缺乏整体的大局观，但却能带给我们更加真实、更加震撼、更加贴近的感受。

二战中的德军士兵，这一视角的书籍在国内出版的并不太多。德军，作为二战中的侵略者，相关书籍的定位颇有些尴尬，国内出版时，一般会特地注明：“……由于作者的观点……，希望读者在阅读时加以鉴别和批判。”

以我们今天的视角，很容易将战争的责任推到普通德国人身上，甚至出现了“有罪的一代”的说法，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一如45年后被分割的德国。吉多•克诺普的《党卫军档案》一书中曾提到过这样一件事，1994年，居住在阿根廷的纳粹罪犯埃利希•普利布克对采访他的美国电视台工作人员说：“……那时候军令如山，您理解吗，年轻人？”

当然，作为罪行累累的党卫队成员，普利布克的说法仅仅是为自己开脱的辩词。但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他说出了一个事实：战争中的士兵是没有选择的。在“为国报效”的召唤下，你投入了战争，你杀死了许多敌人，最终却发现自己成了战争罪犯的帮凶，成了必须一辈子低头认罪、忏悔的“有罪的一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悲剧的呢？对普通士兵来说，“正义”与“邪恶”的区分仅仅是因为你生在哪里——如果你是个美国人，枪口下的亡魂会让你成为英雄；可你若是个德国人，那就只能成为邪恶的杀手。站错队是个不幸，更为不幸的是，站哪条队由不得你选择。

王外马甲在他的书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否为信仰而战，这是烈士与炮灰的区别。我深以为然。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有两点，一是信仰的正确与否，我们无法从今天的角度去告诉当年的每一个德国人，“为了国家社会主义，为了元首”是一种错误的信仰，我们也无法怀疑他们对这一信仰的诚挚——《黑色雪绒花》中曾对此有过详尽的探讨——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地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尽管理解并不代表认同。就像抛出的一枚硬币，直到它落地，你才知道其正反面。你只是这一结果的接受者，而不是操纵者。韩寒说：……没有信仰，一定比有着错误的信仰要强。我觉得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中国人，同样也适用于当年的德国人。

第二个问题是，到底有多少参战的士兵是有信仰的。如《兄弟连》所述，许多美军士兵直到目睹了集中营的惨状后才明白了自己“为何而战”；《贝德福德的男孩》中的小伙子们，仅仅是为了一天一块钱的津贴才加入的国民警卫队，最后被送到了奥马哈……。而对德军士兵来说亦是如此，他们并不都是冥顽不化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他们只是普通的士兵。“思想意识”观察员在德国军队中并不受欢迎，甚至曾出现过“观察员”被逐出部队的现象。西格菲尔德•克纳佩在战后的回忆录《Soldat》中曾不无委屈地说：我们不是纳粹，我们只是德国士兵。

我觉得不能苛求普通士兵一定要抱有某个信仰，而且这个信仰必须是正确的，甚至还要加上一条，该信仰的正确性还将经受数十年时间的验证。

那么，这些德军士兵为何而战呢？为了侵略，为了杀人？这似乎是脸谱化正反面角色的标准答案了。

科朔雷克在书中指出，他们不是为了祖国、为了元首、为了国家社会主义而战，他们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为了自己的战友乃至自己的上司而战。在《雪白血红》中有一个名叫格罗梅尔的士兵，他训练有素，但他所信奉的宗教使他无法对着活生生的人开枪射击，这可能就是一个普通士兵对强加到他身上的战争所能做出的最大的抗争了。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格罗梅尔阵亡了。在这一点上，他与代表正义方的盟军士兵没什么区别。

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就具有对内和对外的双重职能，“以服从为天职”可能会使军队和军人沦为盲从，而对每一道命令产生质疑又会使军队丧失战斗力，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实际上，《美军军法条例》中对这种情况有过明确的规定：服从符合军规条例的命令（890.ART.92（1））；服从合法的命令（890.ART.92（2））。他们明确地规定了“服从”与“不服从”的定义：（一）军人有服从命令的义务（Duty to Follow Orders）；（二）军人有不服从非法命令的义务（Duty to Disobey Unlawful Orders）。在这一规定下，“执行军令”不再是战争犯罪的借口和托辞。

德军的军法条例不太清楚，不过，看看他们的宣誓誓词，与美军的宣誓有着根本的区别。美军的誓言是“捍卫宪法”，而德军则是向“德意志帝国和人民的领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宣誓。从这个差异上，我们大致能看出两支军队性质上的不同。

《雪白血红》一书中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情节。科朔雷克和他的战友们住在俄国的一个村庄里，与房东的女儿卡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卡佳甚至与一位德军士兵产生了朦胧的感情。这该如何理解？从人性的角度说，这种情况的发生合情合理。但从“侵略和被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宣传层面看，卡佳似乎可以被列入“俄奸”一类。实际上，她并未做出任何损害国家、民族的坏事，帮着德国侵略者烧烧饭、削削土豆，仅仅是为了生存罢了。对这些老百姓来说，今天来的是侵略者，明天或许又是解放者，他们的命运被反复拨弄，同样是身不由己，无从选择。与战争中的普通士兵一样，他们也是被动的参与者和受害者。

历史学家们认为，对某段历史的评判，至少要在一百年后。其目的是保持一种“历史的眼光”。但第二次世界大战距今天的时间太短，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则更近，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得到保证。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上的拔都、忽必烈或是拿破仑，今天的研究和评论几乎很少涉及他们的侵略、非正义性及其造成的生灵涂炭，甚至多带有一种对其赫赫武功的赞许，这是不是双重标准呢？决定历史评判的，究竟是什么呢？威廉•夏伊勒认为，“希特勒也许是属于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这一传统的大冒险家兼征服者中最后的一个，第三帝国也许是走上以前法兰西、罗马帝国、马其顿所走过的道路的帝国中最后的一个”，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说可能是合理的，但从近代人的情感上看，这一观点恐怕难以被接受。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翰•托兰，不也因其“过度的客观性”而饱受批评吗？

近代战争历史研究是个太过宏大的课题，涉及到太多的情感和利益关系，客观与否仅仅是相对的。除了上面所说的，再举两个小例子，一是德国入侵波兰，今天的许多中国军迷并不反感，为什么呢？因为波兰支持日本发动的卢沟桥事变，轮到他自己被侵略了，所以“不值得同情”，而且是“大快人心”。第二个例子是二战的“伟大胜利”，实际上我们沮丧地发现，导致二战爆发的两个因素，一是确保对波兰独立和完整的承诺，一是使英法列强免遭潜在的威胁，二战结束时这两个目的都未能实现。相对的客观甚至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政权的更迭，越来越多原本秘而不宣的资料浮出了水面，许多既成的认知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和冲击，相对的客观是否还能继续“客观”下去，很值得怀疑。

但这一切，与我们这个系列中的士兵并没有太过直接的关系，这也不是需要他们思考的问题。对广大读者来说也是如此。就回忆录来说，我们需要的是真实、详尽的记述，既不是“文史资料”那样的认罪书，也不是充满了灌输意味的“教科书”。至于个中的孰是孰非，在如今这个资讯异常发达的年代，相信每一个具有独立思维能力的读者自会作出鉴别和结论。

科朔雷克的《雪白血红》，英文版中有一些小小的错误，例如“卡拉什尼科夫”的出现，在翻译和校订的过程中予以了修改。其他一些疏漏和错误之处，望读者们见谅并指正。

小小冰人

前言

将二战中的经历从你的记忆中拽出，并按照时间顺序做一个准确的描述，这可不是件易事：要么艰难地挑选出一些偶发事件让自己感到满意，要么干脆用生动的幻想填补你记忆的空白。许多业已出版的书籍混合使用了这两种方式，不是通过讲述那种无可置疑的英雄主义行为来美化战争，就是用“恶意讣告”的方式来诠释战争，从而说服读者将普通的士兵们视为嗜血的凶手。上述的这两种方式我都不想采用，我既不愿美化战争，也不想对其作出裁决。我要讲述的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作为一名普通士兵，我是如何亲身经历和感知俄国前线的这场血战，从1942年秋季直到最后，其间只因为负伤而偶尔中断。

这本书是一份真实可靠的记录，描述了我个人难以忘怀的经历、印象和看法——这是一个普通前线士兵的观点，用当时的俚语来说，是以一个Landser的身份 [1] 。与许多依赖当时的文件资料的书籍不同，本书没有从负责指挥这场战争的高层人员的角度去讨论责任问题（或者可以说缺乏），甚至也没有以那些接受过特别训练、为自己的部下做出榜样的军官们的观点着眼（通常说来，这些军官与我们在前线并肩作战）。

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向无数无名战士致敬，他们所经历的战争主要是在俄国土地上肮脏的散兵坑内度过——无论是顶着夏季滚烫的阳光，还是雨季浸泡在齐膝深的泥泞中，或是冒着冬季的暴风雪与冻得坚硬无比的土地及深深的积雪打交道——只有在需要对敌人发起直接的交火时，他们才会放弃散兵坑。这些士兵唯一的愿望是获得批准，跟随后方补给车队得到短暂的休整。但是，在获得休整前，他们就扎根于前线的战壕或散兵坑内——在这条主战线上，他们日复一日地为自己的生存提心吊胆，为了自己不被杀而杀掉敌人；在这里，每个士兵都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战斗，但最终不得不依靠自己；在这里，他们身边的土地经常会变成一片燃烧的地狱；在这里，滚烫的弹片或呼啸的子弹搜寻着他们鲜活的躯体，他们会感觉到死亡冰冷的触摸；在这里，敌人被撕裂的尸体在他们面前堆积如山；这里，伤员的惨叫声混合着垂死者奄奄一息、低不可闻的呻吟，灌入这些紧紧蜷伏在地上的士兵们的耳中，并在噩梦中继续折磨着他们。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后，依然存活的那些老兵中，仍能述说他们在俄国前线血腥的杀戮中生还的故事，或是在战后经历了非人道的监禁后存活的人寥寥无几。但可以肯定地说，出于某种奇迹，有些人从地狱般的恐怖中生还，而且，由于在那段时期里记录的笔记，使得现在将其还原出来成为可能。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成为了一名重机枪手。上级安排我从事这一专业，在前线服役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担任着一个重机枪小组的领导。我不想否认的是，使用这种射速极快的武器——安装在机枪架上，并配有光学瞄准镜——我在东线战场上打死了许多敌人。

在此期间，我做了一些笔记，为的是战斗结束后可以撰写一份真实的作战报告。起初，我还写日记，尽管这对一个普通士兵来说是违规的。日记的第一篇，我记录了我们那支刚刚受训完毕、满是年轻人的单位，作为补充部队赶往斯大林格勒的情形。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们必须背负重物，走上好几天，穿过无尽的卡尔梅克草原上波光粼粼的热气。

1942年12月13日，苏军坦克发起了庞大的攻势，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外缘，我们的补给车队以及私人物品落入了俄国人之手。倒霉的是，我的日记本也在那些战利品中。我对此并不太担心，因为我只在那里面写了些个人的感受，对俄国人来说意义不大。日记里没写我的名字，也没有提及我所在部队的番号，尽管根据所获得的资料，俄国人实际上已经弄清了我所在的部队。

后来，等我从第一次负伤中康复过来后，我再次写下这一重要时期内自己的经历——连着数天、数周，我们这些近乎疯狂的德国人试图逃离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冒着百余辆苏军坦克逼近时射出的铺天盖地的炮火，冲过冰封的顿河，最终得以逃离。这一行动结束了一段永生难忘的经历——炮弹爆炸时震耳欲聋的轰鸣，坦克履带持续不断的咯咯声，紧贴在我们身后让人头晕目眩的闪烁。瘦弱憔悴的尸体和负伤的战友堆积如山，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地面上的白雪，我们最终安全地到达了顿河对岸，就在一天前，那里还覆盖在一片皑皑白雪下，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丢失了自己的日记本后，我便用碰巧能找到的任何一张纸片做记录。然后，我把这些纸折叠起来，塞进军大衣内衬的窄缝里。在军医院短暂停留的期间，我曾有过两次机会将这些记录交与我的母亲妥善保存。我相信，除了我之外，没人能破译我的信手涂鸦，其中的部分文字是速记。

军大衣内衬里的缝隙，作为藏匿地显然达到了目的，因此，在我接下来休假回家期间，我再次把最新的记录藏在了同一个地方。唯一的不同是，这次我穿的是一件新配发的军大衣，而我上一件大衣是1940年年底时配发的，当时我被召集到伊策霍，在国家社会主义汽车团的机动车驾驶学校培训了一年（这是初步的军事训练，以便获得几种不同的军用驾驶执照）。总有一天我会按照时间顺序来整理这些记录，并将这其中的观点阐述出来。写一本书，成了我最热切的期盼，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梦想注定一直无法实现。时间就这样慢慢流逝，尽管希望的火焰时常会被点燃。

后来，我记不起自己的笔记放在了什么地方：我认为是在一次搬家的过程中莫名其妙地丢失了这些记录，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经历了与妻子离婚的伤痛，但过了很久我才发现，那些记录被我遗忘在我们的公寓里。离婚后，我的妻子迅速做了她很期望的事情——嫁给了一名美军士兵，他带着她和我的女儿，还有个将来的孩子，一同返回了美国。

尽管过去了几十年，但战争带来的痛苦记忆依然深深地扎根于我的灵魂。此外，社会态度的改变，从“什么曾经是可以接受的行为”到一个明确无误的“新浪潮”，允许缺乏尊重、进取的态度、仇恨和暴力，并未让我忘记那些不幸的岁月。直到某一天，我意外地重新得到了那些失散已久的笔记。只读了短短几行，便将四十年代的画面拉回到严峻的现实中。

这一切开始于一个来自美国的电话。电话里，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用明确无误的美国口音询问我的名字，随即便称呼我为“爸爸”。起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过了一会，我意识到，电话是我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打来的——五十年代中期我离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突然间得到了一个女儿，这种感觉很奇怪，她已经成家，因此，一夜之间，我也成了两个孩子的外公。

随后，她来到德国看望我和我的后妻，还给我带来了一份奇妙的礼物—— 装着我全部战时笔记的一个文件夹！这些笔记是她所拥有的、来自她亲身父亲的唯一纪念品，这些年来她一直细心保存着，希望有朝一日能再次见到他。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她多次试图找到我，但都因我住址的变化而失败。不过，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已经在她位于拉斯维加斯的家里度过了好几个愉快的假期。

今天，距离二战结束已经六十多年，仇恨的画面、残暴行径的镜头通过各种媒体传入我们的家中，灌输给我们。这些事件可能会造成后脊背的一阵寒意涌起，也可能会使你的眼中噙满泪水，但没人会真正了解受害者所遭受的真正的伤害。人们看着那些残酷的暴行和兽性，可能会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也许会讨论他们所看见的东西，但这些画面很快会被他们遗忘。只有切实经历过当年那些事情的人才会在自己的意识深处感受到一种悲剧性的影响，往往只有时间才能愈合他们灵魂深处的创伤并减轻他们的伤痛。

我在二战中所负的伤，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痊愈，但我依然能感觉到身上的伤疤以及被深深植入我灵魂中的创伤。每当我看见或读到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令人不安的事件时，那些战争期间可怕的经历所形成的恐怖画面便会从我的内心世界跃入眼前。这些记忆明确无误地驱使着我，在经历了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后，以我的笔记为基础，写一本书。隐藏在身后的几乎是我整个的生命，最后，等我终于提起笔来书写时，它从我的灵魂深处涌出，我从未这样真正地释放过自己。

我并不打算告诉读者所有真实的姓名，书中也没有我所在部队的确切番号，因为我想让这本书集中于我个人的经历以及我的印象和观察上，另外也包括我对这场战争的感受和看法：如果有我过去的战友碰巧读到了这本书，无论怎样，他们都能辨认出自己的身影。

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感觉到一种不容妥协的责任感。现在是时候记录下那些得以生还但依然被遗忘的战士了。上一场大战的幸存者，有责任代表那些战场的阵亡者成为劝勉使者，因为阵亡的战士已经永久地沉默了。

这本书是我的贡献，现在，我觉得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义务。

京特•K•科朔雷克

[1] Landser是德语旧称，指的是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