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2003后记：《枪炮、病菌与钢铁》今日谈
《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英文书名缩写GGS）讲述的是在过去13000年，为何在不同的大陆，复杂的人类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崛起。该书于1996年脱稿，1997年付梓。此后，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其他项目中，特别是我的下一本关于社会崩溃的书。这样算来，7年的光阴间隔和焦点偏离使得我与GGS的写作拉开了距离。回过头来审视，这本书怎么样？自出版后，又有什么新动向改变或延展了书中的结论？以我显然带有偏见的眼光来看，这本书的中心思想仍然站得住脚，而出版后最有趣味的发展涉及该故事向现代世界和近代历史的四段延伸。
我的主要结论是，不同社会之所以在不同大陆得到不同发展，原因在于大陆环境的差异，而非人类的生物差异。只有在能够积累粮食盈余的稠密定居人群中，也就是依赖公元前8500年左右出现的农业崛起作为粮食来源的人群中，才有可能诞生先进技术、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和其他复杂社会特征。然而，对于农业崛起至关重要的可驯化野生动植物物种在各个大陆的分布却极为不均。最有价值的可驯化野生物种只集中在全球9个狭窄的区域，这些地区也因而成为最早的农业故乡。这些地方的原住民由此获得了发展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先机。这些原住民的语言和基因，随同他们的牲口作物技术和书写体系，成了古代和现代世界的主宰。
考古学家、基因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专家在过去六七年间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个故事的理解，但没有改变其主线。我在这里举三个例子。GGS最大的地域空白是日本，概因1996年成书时，我对于其史前史无甚可言。而近来的基因证据表明，现代日本人的出现是农业扩张带来的成果，和GGS书中讨论的其他民族无甚分别：公元前400年左右，朝鲜农民扩张到了日本西南，继而朝着日本列岛的东北挺进。迁移的农民带来了精细的水稻农业和铁制工具，并与日本原住民（现代阿伊努人的祖先）融合产生了现代日本人，就像扩张的新月沃地农民与欧洲的土著狩猎采集人群融合产生了现代欧洲人。
另一个例子是，考古学家以前认为，墨西哥玉米、豆子和南瓜是穿越墨西哥东北部和得克萨斯东部，沿着最直接的路径到达美国西南部。但现在清楚了，这条路线对于农业太过干旱，因此这些作物采用了更迂回的路线，从墨西哥朝着美国西南方向出发，先是带来阿那萨奇社会的崛起，然后从新墨西哥和科罗拉多，沿着大平原河谷向东传播，到达美国西南部。
最后一个例子是，在第十章中我对比了独立驯化的重复频率，以及同样或相关的单一驯化植物沿着美洲南北轴线的缓慢传播与欧亚作物的东西向快速传播。关于这两种对比模式的更多例证现在不断涌现，但目前看来，欧亚的五大驯化哺乳动物中的多数或者全部在欧亚的不同地区也历经了重复的独立驯化，这点和欧亚的植物不同，却和美洲的植物相同。
这些林林总总的发现，不断地添加着让我着迷的细节，丰富着我们对于农业崛起如何引发古代世界里以农业为基础的复杂社会崛起的理解。然而，建立在GGS一书基础上的最大进步，是其向原书中非主要焦点领域的延伸。自书籍问世，数千名读者通过写信、电话、电邮或略带强迫的方式告诉我，他们注意到，在GGS所揭示的古代大陆发展历程，和他们所研究的现代或近期发展历程之间存在相似处或对立处。我在这里和大家讲四点：新西兰火枪战争的启示；“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这个永恒的疑问；古代世界和现代商业世界之间的相似点；GGS对于为何当今某些社会较其他社会富裕的原因揭示。前两点讲得简要些，后两点讲得具体些。
1996年成书时，我在第十三章中花了一小段篇幅讲述19世纪新西兰历史上的一个事件——史称火枪战争，以说明强大的新技术如何传播。火枪战争发生在1818年到19世纪30年代，是在新西兰土著毛利人之间爆发的一系列复杂且情况不明的部落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欧洲的枪炮在部落中传播，取代了之前使用的石头和木制武器。此后出版的两本书增加了我们对于新西兰历史中那段混乱时期的了解，把它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使得它对GGS的揭示更为清晰。
在19世纪早期，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和捕鲸人开往新西兰——这片由称为毛利人的波利尼西亚农民和渔民占据了600年的土地。第一批欧洲来客都聚集在新西兰的北端。因此居住在那里的北方毛利部落就成了最早接触欧洲人并获得火枪的部落，这给了他们对抗尚未获得火枪的其他部落的军事优势。他们利用这种优势来与周边的宿敌部落结清恩怨。但是他们还把火枪用于一种新型战事：长距离袭击几百英里以外的毛利人，以消灭竞争对手，获取奴隶和地位。
在发动长距离袭击时，与欧洲火枪享有至少同等重要地位的，是欧洲人带来的土豆（最早源自南美洲），相比传统的以番薯为主的毛利农业，土豆的每英亩或人均产量，较番薯要高出许多。之前限制毛利人发动长距离袭击的主要原因，就是在给养长期离家的战士和喂养留守家园的妇孺之间的矛盾，后者可是指望着壮劳力留下来种植番薯。土豆的出现解决了这个瓶颈。因此，火枪战争的另一个较为平实的名字应该是土豆战争。
不管是叫火枪战争还是土豆战争，其破坏性都是惊人的，大约有1/4土著毛利人在战争中丧命。当拥有众多火枪和土豆的部落攻打稀缺或没有这两样东西的部落时，死伤最为惨烈。在那些不是第一批获得火枪和土豆的部落中，有些在得到这些东西前就已几乎被歼灭，而另一些则下定决心要得到它们，并因此修复了之前的军事平衡。这些战争中还有个小插曲，就是在第二章中所描述的毛利人对莫里奥里人的征服和屠杀。
火枪/土豆战争说明了过去10000年间的主要历史进程：拥有枪炮、病菌和钢铁，或是拥有较早的技术和军事优势的人类群体，以牺牲其他群体为代价进行扩张，直到后者被取代或者大家都开始分享这些新优势。近代历史提供了无数关于欧洲人扩张到其他大陆的例子。在很多地区，当地人因为没有机会去获得枪炮，而在欧洲人面前失去了生命或自由。不过，日本成功地获得了枪炮（确切地说是再次获得），保卫了国家独立，并在之后不到50年的时间里使用其新枪炮打败了欧洲强国，即1904—1905年日俄战争。北美的平原印第安人，南美的阿劳干印第安人，新西兰的毛利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获得了枪炮，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用它们来阻挡欧洲人的侵略，虽然最终未能逃脱战败的命运。今天，第三世界国家正在通过掌握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农业优势，竭尽所能地追赶第一世界。这种技术和农业的传播，归根结底来自人类群体之间的竞争，势必在过去10000年间，在无数年代和无数地方发生过。
从这个角度而言，新西兰的火枪/土豆战争毫无非比寻常之处。虽说这些战争纯属发生在新西兰的地区事件，其意义却是国际化的，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发生在特定时空内的清晰案例，是众多类似的地区事件的缩影。在火枪和土豆被引进新西兰北部后的20年里，它们被传播到了900英里之遥的新西兰南部。在过去，农业、书写和改进的前枪炮时代的武器要花多得多的时间才能传播到那么远，但是背后的有关人口更替和竞争的社会进程却基本相同。如今我们担心，核武器会不会从目前拥有它们的8个国家，遵循同样暴力色彩的进程在全世界扩散。
1997年之后，引起热烈讨论的第二个领域，可以归纳为一个标题：“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GGS的很大篇幅都在讨论大陆之间的差异，如：为什么在过去的千年里，扩张到全世界的是某些欧陆人，而不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或土著美洲人。然而，我意识到很多读者同时在想：为什么在欧陆人中，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其他人群完成了扩张？我知道，要是对这个明显的问题避而不谈就为GGS盖棺定论，我的读者可不会放过我。
因此，我在本书的尾声部分简要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欧洲超越中国的背后原因，比多数历史学家所提出的直接因素要来得深远（例如中国的儒家理论vs.欧洲的犹太基督教传统，西方科学的崛起，欧洲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崛起，英国的毁林兴矿等等）。在上述以及其他直接因素背后，我看到了一个“最优分裂原则”：伴随着欧洲始终的分裂，导致中国较早统一并保持相对统一的终极地理因素。促成技术、科学的进步，带来推动各国竞争，以可替代的资源支持并提供给发明者，并为他们提供可躲避迫害的庇护所，并由此孕育资本主义的，不是中国的统一，而是欧洲的分裂。
历史学家们后来也向我指出，欧洲的分裂，中国的统一，还有欧洲和中国的相对优势之复杂程度，都超出我书中的讲述。可以被分成“欧洲”和“中国”的政治/社会半径的地理边界在过去几个世纪内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直到至少15世纪以前，中国在技术上一直走在欧洲前面，在未来也有可能重续辉煌，那样的话，“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的问题可能就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象，没有深层原因可挖。政治分裂的复杂影响远不止提供一个用于竞争的建设性平台，例如，竞争有可能是建设性的，也有可能是破坏性的（想想一战和二战）。分裂本身是个多层面而非单一的概念，其对于创新的影响力依赖于自由等要素，如此，创意和人员才能在各个碎片之间跨界流动，不管这些碎片是独一无二的，还是彼此的克隆。至于分裂是否最优也随使用的最优衡量尺度而异，对于技术创新最优的政治分裂程度，也许就经济生产力、政治稳定或人类福祉而言并非最优。
我感觉大部分的社会科学家仍然喜欢用直接原因来解释欧洲历史和中国历史的不同道路。例如，杰克·戈德斯通在最近一篇深思熟虑的文章中强调了欧洲（尤其英国）“引擎科学”的重要性，即将科学应用于发展机器和引擎。戈德斯通写到：“所有的前工业化经济体都曾在能源问题上面临过两大障碍。对于任何前工业化经济体而言，机械能源的总量局限于水流、能够喂养的动物或人口，还有能捕捉到的风力。在任何固定地区，这个量都是严格受限的。……第一个从化石燃料的能源中提取有用功的经济体或军事/政治体，其所获得的优势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是]蒸汽在纺织、水路陆路交通、制砖、脱粒、炼钢、铲地、建筑和所有制造业中的应用让英国经济脱胎换骨。……因此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引擎科学的长足发展，并非欧洲文明的必然发展，而是在17—18世纪的英国碰巧出现的特定而偶然的际遇所带来的幸运结果。”如果此番推理正确的话，那么对深层地理或经济原因的探究就没有必要了。
持反对意见的少数派，其观点类似我在GGS一书的尾声部分所表达的那样，对此梁景文（Graeme Lang）做过具体的论述：“欧洲和中国在生态和地理上的差异帮助解释了科学在这两地截然不同的命运。首先，欧洲的[降雨]农业不需要国家的存在，而国家在大部分时间也远离地方团体。当欧洲的农业革命带来持续的农产品富余时，相对自治的乡镇伴随着大学等城市机构应运而生，比中世纪晚期出现的中央集权国家更早诞生。中国的[灌溉和治水农业]恰恰相反，它从一开始就助推了那些位于主要河谷地带国家的扩张野心，而乡镇及其机构则从未达到欧洲那种地方自治的程度。其次，中国的地理情况和欧洲不同，不适合独立国家的长期存在。因此，中国地理造就了广袤地域内最终的征服和统一，并能在帝王统治下维持长期的相对稳定。由此带来的国家体制压制了现代科学出现所必须的多数条件。上述解释当然是过分简化了的。不过，这种讲述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避免了在解释原因时常常出现的绕圈子，往往圈子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社会或文化差异层面停滞不前，绕来绕去。这样的解释也往往会面临一个深入的问题：为什么欧洲和中国在社会或文化要素方面如此不同？这个答案归根结底是在地理和生态方面，不过说到这里也就触底了。”
要回答“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还面临着调和这些不同思路的挑战。答案也许对如何最好地治理当今中国和欧洲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从梁和我的角度来看，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导致全世界最大国家的教学体系在少数领导人的错误指令下被关闭5年之久，如果中国不在其政治体制中引入更多的权力下放，这也许并非一次性的越轨事件，而有可能在未来再度重演。反过来说，向政治和经济一体化冲刺的今日欧洲，必须审慎考虑如何避免瓦解其延续5个世纪的辉煌背后的基本成因。
GGS一书的思想向现代世界的第三点延伸是最出乎我本人意料的一点。书籍问世后不久，比尔·盖茨对此书作出了积极评价，接着我就开始收到其他商人和经济学家的来信，向我指出GGS书中探讨的全体人类社会历史与商业世界中各个团体的历史之间的相似点。这种响应关系到以下更广泛的问题：如何以最佳方式组织人类团体、社会团体和商业团体，使得生产力、创造力、创新力和财富达到最大化？你的团体应该拥有集中的方向（在极端的情形下，以独裁者形式出现），还是应该让分权领导甚至无政府主义当道？你的团体应该将人员组织成一个群体，还是分散成若干个或大或小的群体？你应该在群体间维持开放沟通，还是设置屏障隔离彼此？你应该对外建立保护性关税，还是让生意沐浴自由竞争的洗礼？
这些问题，在多种类型的团体的不同层面出现。它们也适用于整个国家的组织：还记得关于政府的最佳形式到底应该是仁慈独裁者、联邦制还是无政府自由状态的永恒争论吗？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同一行业内不同公司的组织上。我们如何解释微软近来的巨大成功，而曾经成功的IBM在面临落后时，大刀阔斧地改变组织形式从而改善了局面？我们如何解释不同工业带来的不同成功？我在波士顿的孩提时代，128号公路是波士顿周围的工业带，也是领导世界科学创造与想象的地带。但是128号公路后来没落了，硅谷成了当今的创新中心。硅谷的商业关系和128号公路那套完全不同，也许就是这些不同导致了结果的差异。
当然，在以整个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之间，也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差异，如日本、美国、法国和德国。实际上，在同一国家内部，不同行业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生产力和财富差异。例如，韩国的钢铁产业效率与我国相当，但是韩国其他的产业就落后于美国同行。对于韩国来说，在同一国家内的这些不同产业，是否因为其不同的产业组织而导致了不同的生产力？
当然，组织性成功的各不相同，部分原因在于领导的个人品质。例如，微软的成功显然与比尔·盖茨的个人才华分不开。就算像微软这样一个超级公司，如果领导无用，成功也难以为继。不过，有人还是会问，如果所有条件都相同，或是放在时间的长河里，或是从平均来看，哪种形式的人类团体组织是最好的？
在GGS的尾声部分，我对于中国，印度次大陆和欧洲的历史进行了对比，暗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所有国家对技术创新的应用。如同在上文所述，我推断出不同政治实体间的竞争引发了创新在分裂的欧洲大陆的诞生，而此种竞争的缺乏阻滞了创新在统一的中国的诞生。这是否意味着较欧洲更严重的政治分裂将会带来更好的创新？答案可能并非如此：印度在地理上较欧洲更为分裂，但是其技术创新却不及欧洲。这让我想到了“最优分裂原则”：创新在带有最优中间程度分裂的社会里发展得最快：太过统一的社会处于劣势，太过分裂的社会也不占优。
这个推断引起了麦肯锡全球学院的比尔·路易斯和其他高层的注意。这所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领先咨询公司从事着全球各国各行业的经济比较研究。这些高层在他们的商业经验和我的历史推断之间找到了令其触动的类似点，随即给公司的几百名合伙人每人送去了一本GGS，并向我提供了他们关于美国、法国、德国、韩国、日本、巴西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报告。他们也在引起创新的原因中，发现了竞争和团体规模的重要角色。以下是我从与麦肯锡高层的对话中，以及他们的报告中收集的结论：
我们美国人经常幻想德国和日本工业享有超高效率，远远超过美国工业的生产力。而现实是，这并非实情。就各行业平均而言，美国工业生产力高出日本和德国。但这些平均数掩盖了各个国家的行业中有关组织差异的巨大差别，而这些差别非常富有启发性。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麦肯锡针对德国啤酒业和日本食品加工业进行的两项案例研究。
德国人酿的啤酒世界一流。每次我和夫人去德国访问，我们都会携带一个空旅行箱，好装满德国啤酒带回美国家里享用整年。但是，德国啤酒业的生产力只有美国啤酒业的43%。同时，德国的金属加工和钢铁产业的生产力也只和美国齐平。既然德国人被公认为是工业组织方面的行家，为什么他们的啤酒生产力上不去呢？
原来，根源在于德国啤酒业的小规模生产。德国有1000个微型啤酒厂家，它们受到彼此的竞争保护，因为几乎每个德国酿造厂都在当地享有垄断，并且它们还受到针对进口啤酒的竞争保护。美国有67家大型啤酒酿造厂，每年生产230亿升啤酒。而德国这1000家酿造厂加起来的产量不过半数。因此，中等的美国酿造厂的啤酒产量高出中等的德国酿造厂31倍。
这种现实是地方口味与德国政府政策的产物。德国的啤酒饮者对于其地方品牌近乎疯狂地忠诚，因此没有类似美国的百威、米勒或康胜这样的全国品牌。大多数德国啤酒都是在酿造厂方圆30英里内被消费。因此，德国啤酒无法从规模经济中获益。啤酒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生产成本随着规模增加而递减。酿酒厂的冷却车间越大，灌装啤酒的流水线越长，制造成本就越低。那些微型的德国啤酒厂相对而言效率不高。那里不存在竞争，只有上千家地方垄断。
而德国饮酒者个人对于本地啤酒的效忠也得到了德国法律的呼应：外国啤酒很难在德国市场上竞争。德国政府制定了所谓的啤酒纯度法，规定了啤酒内可出现的物质。毋庸置疑，这些政府的纯度规定是基于德国酿酒厂在啤酒中添加的物质，而不是美国、法国和瑞典酿酒厂喜欢在啤酒中添加的物质。由于这些法律，没有几家外国啤酒得以出口到德国，而由于生产效率不高，加上价格昂贵，出口到国外的美妙德国啤酒也比你想象的要少得多（你要是提出反对意见，举例说德国卢温堡啤酒在美国随处可见，请在饮用下一瓶卢温堡时读一下标签，它的产地并非德国而是北美，出自有许可证和高生产力，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的北美大工厂）。
德国的肥皂业和消费品电子业也同样效率不高；这些公司处于彼此无竞争状态，且不参与国外竞争，因此没有获得国际产业的最佳实践做法。（你上次购买德国制造的进口电视是什么时候？）但在德国金属和钢铁行业，这种劣势就不存在。在这两个行业，德国公司必须彼此竞争且参与国际竞争，因此被迫采用国际最佳实践做法。
在麦肯锡报告中，我最喜欢的另一个例子是日本的食品加工业。我们美国人总是近乎偏执地崇拜日本效率，确实，在某些行业其效率堪称惊人，但食品加工业另当别论。日本食品加工业的效率只有美国的32%这么可怜。日本有67000家食品加工企业，而美国只有21000家。美国的人口却是日本的两倍。这意味着中等规模的美国食品加工企业较中等规模的日本食品加工企业大6倍。为什么日本的食品加工业和德国啤酒业一样，尽是地方垄断的小公司呢？答案基本还是那两点：本地口味和政府政策。
日本人对于食品的新鲜度近乎膜拜。美国超市里的牛奶包装盒上只有一个日期，即过期日。一次，我和太太跟着她的某个日本表亲去逛东京一家超市，我们吃惊地发现，日本的牛奶包装盒上印着三个日期：生产日，上架日，过期日。日本的牛奶生产总是在午夜过后1分钟开始，这样次日进入超市的牛奶就可以标以当天的日期。如果牛奶是午夜11点59分生产，那么包装盒上的日期就得标明昨天生产，日本人也不会购买了。
结果就是，日本的食品加工企业获得了地方垄断。日本北方的牛奶厂家不能指望在日本南方打开市场，因为路上运输就得花一到两天，这在消费者看来是致命的缺点。这些地方垄断也得到了政府的撑腰，国外加工食品要进入日本，必须经过为期10天的检疫，这条和其他限制措施为国外食品进口设置了关卡。（想想看，连一天前生产的食品都要嫌弃的日本消费者，对十天前生产的食品是什么态度？）因此，日本的食品加工企业既不面临国内竞争，也不面临国外竞争，也不学习国际食品生产的最佳方法。结果之一就是，日本的食品价格高昂，最好的牛肉卖200美元一磅，鸡卖25美元一磅。
而日本有些产业的组织方式却和食品加工业完全不同。例如，日本的钢铁、金属、汽车、汽车零部件、照相机和电子消费品企业竞争激烈，生产力也高于美国同行。但日本的肥皂、啤酒和计算机行业，就类似食品加工业，不处于竞争状态，也不采用最佳实践，因而生产力较美国的对应产业来得低。（如果你在家里环顾一周，你可能会发现电视机和照相机是日本货，汽车可能也是，但是电脑和肥皂却不是。）
最后，让我们用这些经验教训来比较美国国内的不同工业带或商业圈。自从GGS问世后，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来自硅谷以及128号公路的人交谈，他们告诉我，这两个工业带的公司在精气神方面大为不同。硅谷有很多彼此激烈竞争的公司，不过它们之间也存在广泛的协作，想法、人员和信息在公司间自由流动。而128号公路的商业圈则恰恰相反，那里的公司更加隐晦和孤立，和日本的牛奶企业差不多。
那微软和IBM之间又如何呢？自从GGS出版后，我交到了微软的朋友，也了解了一些该公司在组织形态上的独特之处。微软有众多业务单元，每个单元大约有5到10人，各单元之间沟通自由，而这些单元的管理并非微观管理——每个单元都有追寻各自想法的充分自由。这种不同寻常的组织形态，实际上是把组织分解为众多互相竞争的半独立单元，和IBM的组织形态截然相反。后者直到几年前还维持着更为孤立的内部结构，结果丧失了竞争力。之后IBM启用了新的首席执行官，雷厉风行地进行变革，现在IBM的组织形态甚至比微软还微软，据说创新能力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所有这些表明，我们或许可以提炼出关于团体组织的通用原则。如果你的目标是创新和竞争力，那么你并不需要过度的统一或过度的分裂。你会希望国家、产业、工业带和公司分解成彼此竞争的团体，同时维持较为自由的沟通，就像包含了50个互相竞争的州的美国联邦政府体制。
GGS剩余的延伸涉及世界经济的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如美国和瑞士），而有些国家贫穷（如巴拉圭和马里）？世界最富裕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最贫穷国家的100倍。这不仅是个让经济学教授有事可做的理论挑战，且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如果我们能找到答案，那么穷国就可以集中精力找到致贫的根源，采用使他国致富的办法。
显然，一部分答案在于人类体制的差异。这种观点最清晰的证据来自那些分享相同环境，却拥有迥异体制的国家。对比可见，不同的体制带来了不同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昭然若揭的四个例子是韩国和朝鲜，西德和东德，多米尼克共和国和海地，以色列以及阿拉伯邻国。细数这几对国家中前者的致富原因，人们往往想到“好体制”中的高效法制、契约精神、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廉洁、低暗杀率、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开放、投资激励等等。
毋庸置疑，良好的体制确实是国家间富裕程度不同的部分原因。很多（也许大多数）经济学家进行了深入研究，相信好的体制绝对是最重要的原因。很多政府、机构和基金会根据这个原因设计政策、国外援助和贷款，把为穷国建立良好体制作为他们的首要任务。
但是，越来越多的观察发现，良好体制的观点并不完善——并非错误，只是不够完善——如果穷国要致富，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这种观察也有其政策意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良好体制引进到巴拉圭和马里这样的穷国，然后坐等其采用良好体制，并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升到美国和瑞士这样的水平。对于良好体制观点的批评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强调良好体制之外的其他直接变量的重要性，如公共卫生、土地和气候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天然局限，以及环境的脆弱性。另一种类型则关心良好体制的起源。
根据后一种批评，对于起源缺乏深层实用价值的良好体制，将其认定为直接影响因素是不够的。良好体制不是一个可以在地球各处遍地开花的随机变量，在丹麦和索马里享有同等的发生概率。与之相反，在我看来，过往出现的良好体制，往往是因为其背后有一根长长的历史链条，从扎根于地理的终极原因一直连到体制的直接因变量。现在，如果我们想在缺乏良好体制的国家快速将其建立，就必须了解这根链条。
我写作GGS的时候，曾经评价道：“[今天]一跃成为新兴力量的那些国家，仍然是数千年前被归入几个统治中心，依靠粮食生产或吸纳来自那几个中心的移民的国家。……左右公元前8000年的历史道路的手，至今还在深深地左右着我们。”经济学家（奥尔森和希布斯，波克史泰特，钱丹，普特曼）发表的两篇新论文，对这只假定的历史之手进行了详细的测试。结果，处于拥有悠久国家社会或农业历史地区的国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历史短的那些国家来得高，就算其他变量被控制后也是如此。这种影响解释了国民生产总值里的大部分变量。即便是在国民生产总值仍低下或近期低下的国家里，那些位于拥有悠久国家社会或农业历史地区的国家，如韩国、日本、中国，其增长率也高过历史较短的国家，如新几内亚、菲律宾，尽管有些历史较短的国家自然资源丰沛得多。
对于这些历史的影响，有很多明显的原因，如长久的国家社会和农业经验意味着管理者经验丰富、熟悉市场经济，等等。统计证明，这种历史的终极影响部分地被良好体制这个为人熟知的直接原因调和了。但是在控制好了良好体制的通常措施之后，历史的影响仍然大范围地存在。因此，势必还存在其他起调和作用的直接机制。因此，问题的关键，乃是了解从悠久的国家社会和农业历史到现代经济发展这根详细的因果链条，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快地沿着这根链条前进。
简而言之，在我看来，GGS的主题不仅是古老世界的驱动力，且是现代世界可供研究的成熟领域。
致谢
我非常高兴在此感谢诸多为此书作出贡献的人。我在克斯伯里拉丁学校的老师是我的历史启蒙老师。从我引用新几内亚朋友故事的频率，各位就可知道我多么感谢这许多朋友。同样要认真感谢（并帮助我从我的错误所产生的责任中赦免）的还有我的众多科学家朋友和专业上的同事，他们耐心地解释自己的研究课题之微妙处，并细读了我的草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彼得·贝尔伍德，肯特·弗兰纳雷,帕特里克·基尔希，我太太玛丽·科恩，他们阅读了全部手稿。查尔斯·黑瑟，小大卫·吉德炜，布鲁斯·史密斯，理查德·雅纳尔，丹尼尔·佐哈利，每人阅读了若干章节。书中某几章的早前版本曾经在《发现》杂志和《自然历史》杂志作为文章发表。国家地理协会，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为我在太平洋岛屿的野外工作提供了支持。我很幸运，约翰·布罗克曼和卡特里娜·马特森担任我的经纪人，洛里·艾弗森和洛里·罗斯担任我的研究助手和秘书，埃伦·莫代奇担任插画师，还有W·W·诺顿出版社的唐纳德·拉姆，乔纳森·凯普出版社的尼尔·贝尔顿和威尔·索金，费舍尔出版社的威利·科勒，《发现》杂志的马克·扎布鲁多夫，马克·惠勒，波莉·舒尔曼，以及《自然历史》杂志的埃伦·戈尔登松和艾伦·特纳承担了编辑工作。
日本人乃何许人也这是最后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