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衰落？
叙利亚和伊拉克曾是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灯塔，但也许丧失了重构为统一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家的能力。由于两国交战各派别纷纷争取这一地区及外部世界同一教派或族裔的支持，它们之间的冲突威胁到了四周邻国的国内和谐。如果地处阿拉伯世界腹地的数个邻国不能建立合法的统治并始终有效控制本国的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中东做出的领土安排将来日无多。
因此，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周边地区的冲突是一个不祥新趋势的象征：国家分裂为不同部落和教派单元，其中有一些分布在现存边界两边，彼此或你死我活地拼杀，或受到相互竞争的外部派别的操纵，除了实力至上法则（霍布斯也许会称之为自然状态）不遵守任何共同规则。
革命或政权更迭后，只要没有建立一个得到一国大多数人承认的合法新政权，形形色色的派别为了争夺政权，就会继续同自己眼中的对手打下去。一国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长期叛乱，抑或与另一个正在走向解体的国家合并。现存的中央政府可能没有意愿或能力重新恢复对边境地区或真主党、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塔利班等非国家实体的控制。这种现象已经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巴基斯坦出现。
以现有形式存在的一些国家也许无法按照原状存在下去，除非采用美国人视为非法的国家治理或凝聚社会的手段。在有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更自由的国内体制克服以上障碍。但如果一国内的不同派别坚持各自的世界秩序观，或是认为他们之间的争夺关系到自身的存亡，美国呼吁止戈息战、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做法往往要么造成现任政府的瘫痪（例如前伊朗国王时期的伊朗），要么是对牛弹琴（例如塞西将军领导下的埃及政府。它汲取了前任政府被推翻的教训，不再与美国保持历史性的盟友关系，转而选择给予自己更大的行动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在尽量兼顾安全和道义的基础上决策，同时认识到无论在安全上还是道义上，都无法做到十全十美。
在伊拉克，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残暴的萨达姆·侯赛因独裁政权的垮台，带来的不是对民主的追求，而是复仇。不同派别把各自信仰的宗教形式转化为自治单元，为了报复而相互厮杀。利比亚地广人稀，彼此争斗的不同教派和部落除了曾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外，没有共同历史。推翻暴戾的独裁者卡扎菲产生的实际结果，是抹掉了带有国家统治色彩的所有痕迹。不同部落和地区为了确保自治或称雄一方，纷纷通过不受约束的民兵武装自己。的黎波里的临时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它实际控制的地方只限于城市，甚至能否控制城市都还难说。极端团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用卡扎菲弹药库里的武器武装自己后把“圣战”扩大到邻国，尤其是非洲。
各国政府失去对本国全境的管辖之日，也是国际秩序或地区秩序自身开始走向解体之时。31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有些空白，标志着这些地区无法无天。一个国家崩溃后，其领土也许会成为恐怖主义、武器供应或挑动邻国教派不和的基地。现在，不受任何政府管辖或处于“圣战”的地区贯穿整个伊斯兰世界，波及利比亚、埃及、也门、加沙地区、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马里、苏丹和索马里。若是也把中非地区的麻烦考虑在内——持续了长达一代人之久的刚果内战把四周邻国卷入其中——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的冲突也有可能同样扩散到他国，世界版图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已濒于从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滑落的边缘。
在这一真空投下的阴影中，中东陷入了一场类似欧洲前威斯特伐利亚宗教战争的对抗，但规模超过了后者。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螺旋式升级，政治、教派、部族、领土、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国家利益争端纷纷浮现。用来追求地缘政治目标的宗教被“武器化”，平民因为自己所属的教派遭到屠杀。有能力维持自己权威的国家以生存需要为借口，认为自己权大无边。解体的国家成为周围大国争夺之地，其积聚实力的方式往往完全无视人类的福祉和尊严。
目前仍在进行的冲突既是宗教性的，也是地缘政治性的。由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某种程度上还有埃及和土耳其组成的逊尼派集团，与一个由什叶派伊朗领导的集团对峙。后者支持阿萨德控制的叙利亚部分、马利基控制的伊拉克中部和南部，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逊尼派阵营分别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支持反抗阿萨德和马利基的起义。企图主宰这一地区的伊朗则动用意识形态上与德黑兰一致的非国家成员，破坏它在这一地区的竞争对手的国内合法性。
冲突各方均寻求外部势力的支持，尤其是俄罗斯和美国的支持。这反过来也塑造了双方的关系。俄罗斯的目标基本上是战略性的，至少防止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团体蔓延到本国穆斯林人口所在的地区。俄罗斯的全球目标是加强它相对于美国的地位（从而扭转本章前面提到的1973年那场战争的结果）。美国左右为难：一方面，从道义立场出发谴责阿萨德，这没有错；另一方面，反对阿萨德的最大一股势力又是美国战略上需要反对的基地组织和更极端的团体。无论俄罗斯还是美国，在彼此合作还是互相斗法问题上都难下决心。不过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有可能打破目前的暧昧，推动双方转而采取冷战立场。伊拉克成了多个阵营角逐的战场——历史上曾数次上演过这一幕——这一次是在伊朗、西方和形形色色的复仇主义的逊尼派别之间。剧本没换，只是换了一批演员。
美国尝到了苦头，再加上当地条件几乎不允许多元化的存在，人们可能倾向于对动荡局势采取任其发展的态度，待继承国出现后再与之打交道。但几个潜在的继承国已经公开宣布，美国和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是它们的头号敌人。
在一个自杀式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时代，必须把滑向泛地区教派冲突的现象视为对世界稳定的威胁。所有负责任的大国，都需要根据某种可以接受的地区秩序的定义携手应对。如果无法建立秩序，大片地区就有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世界等待美国和其他具有全球眼光的国家提炼出一个新的地区秩序。
[1] 作者完全无意诠释各种学说和教派信奉的核心真理，他们对自己真理的热情追求正在重塑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在很多国家占大多数，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做出的诠释不像这里引用的诠释那么富于对抗性，而是更加多元化。然而此处引用的观点现在对很多重要的中东国家和几乎所有的非国家组织的未来走向，产生了重大的而且常常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些观点表达了对一个不同的世界秩序的追求。根据其定义，这一秩序优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自由国际主义的价值，而且与后者格格不入。为了了解这些观点，本书不可避免地要引用争论双方使用的宗教用语。
第三章 伊斯兰主义和中东：世界乱局
中东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这块不毛之地上先后涌现出高举普世理想旗帜的征服者和先知。在它似乎绵延无尽的地平线上，一个个帝国崛起又覆亡，一个个专制君主声称自己是一切权力的化身，之后又如海市蜃楼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块土地上，不同历史时期存在过形形色色的国家秩序或国际秩序，随后又一个个被推翻。
中东地区不断有人呼吁，要为了一个普世愿景推翻区域和世界秩序。世界对此已习以为常。带有预言性的绝对观点层出不穷，始终是这一地区的特征。中东一方面沉浸在对昔日辉煌的梦想中，另一方面又无力就国家秩序或国际合法性的共同原则达成共识。就组织区域秩序和确保这一秩序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行不悖而言，没有哪个地区比中东面临的国际秩序挑战更复杂。
在当今时代，中东似乎注定要重温昔日的所有经历——帝国、“圣战”、外国统治、互相厮杀的教派战争——方能最终选定（如果能做到的话）一个国际秩序概念。在此之前，中东仍会在加入或对抗国际社会之间挣扎摇摆。
伊斯兰世界秩序
中东和北非早期格局的形成源自一系列帝国。每一个帝国都自视为文明生活的中心，每一个帝国都围绕着有利于统一的地理特征崛起，随后向周边地区扩张。公元前3000年，埃及沿尼罗河将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苏丹。与此同时，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和巴比伦等帝国巩固了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人民的统治。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在伊朗高原崛起，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统治体系。这一体系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目的地试图将迥异的非洲、亚洲和欧洲社会，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有组织的国际社会中”，统治者自称“万王之王”。1
公元6世纪末，两大帝国控制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一个是定都在君士坦丁堡、信奉基督教（希腊东正教）的拜占庭（或东罗马）帝国，另一个是首都位于今天巴格达附近的泰西封、信奉琐罗亚斯德教（亦称拜火教）的萨珊波斯帝国。两个帝国之间不时发生的冲突持续了几百年。公元602年，两个帝国刚遭受了一场严重瘟疫后不久，波斯入侵拜占庭领土，从而引发了一场为时25年的战争。这对两个帝国尚存的实力都是一个考验。拜占庭胜出后，疲惫的双方因无力再战，实现了政治家未能实现的和平。这还为伊斯兰教的最终胜利打通了道路。因为在阿拉伯世界西部一片任何帝国鞭长莫及的荒芜沙漠上，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在一个新世界秩序观的激励下，正在积蓄力量。
世界史上很少有哪个事件像伊斯兰教的早期传播那么富于戏剧性。根据伊斯兰教传统的说法，穆罕默德诞生于公元570年，40岁时受到启示，此后的大约23年中继续不断地接到启示。这些启示后来被缀辑成《古兰经》。正当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两败俱伤时，穆罕默德及其信徒组建了一个社群组织，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然后着手用以他收到的启示为内容的宗教，取代这一地区当时的流行信仰，主要是犹太教、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
前所未有的一波扩张，使伊斯兰教的崛起成为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此后的100年间，阿拉伯人的大军把这一新的宗教先后带到了非洲的大西洋沿岸、西班牙大部地区、法国中部，东至印度北部。此后的几百年间，中亚地区和俄国、中国部分地区以及东印度群岛的大部分地区也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以上所有地区，伴随商人或征服者而来的伊斯兰教奠定了其宗教统治地位。
区区几个阿拉伯联盟居然能激发起一场运动，打败曾经主宰这一地区长达数百年的一些庞大帝国。倒退几十年，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2不可阻挡的帝国势头和吞噬一切的狂热究竟如何被悄然捏合到了一起？邻近社会当时的记载，并没有把阿拉伯半岛视为一支帝国力量。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人一直在沙漠及周边的富饶地区过着半游牧部落式的田园生活。直到此时，他们虽然与罗马帝国有过几次短暂的交锋，但从未建立过恢宏的大国或帝国。阿拉伯人的历史记忆都只是体现在代代相传的口述史诗中。在希腊人、罗马人和波斯人的记忆中，阿拉伯人主要是不时袭击商道的草寇，并且已经开始定居。希腊人、罗马人和波斯人会做出临时性的安排，收买某个阿拉伯部落的忠诚，再委派它为帝国戍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帝国已经把阿拉伯人纳入了自己的世界秩序。
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这一世界被彻底颠覆。伊斯兰教不同于有史以来的任何其他社会，它具有扩张性，在某些方面追求极端的平等主义。它规定每日频频祷告，把信仰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强调宗教和政治权力的一体性，从而把伊斯兰教的扩张从一项帝国的事业变成了一项神圣的义务。不断扩张的穆斯林每遇到一国人民，都给予他们同样的选择：要么皈依伊斯兰教并接受保护国地位，要么被征服。公元7世纪一次重大战役前夕，一位阿拉伯穆斯林使节被派去与遭到围困的波斯帝国谈判。正如他所宣示的那样：“如果你们接受伊斯兰教，我们不会打扰你们。如果你们同意付人口税，我们会在你们需要时保护你们。否则，我们就要兵戎相见。”3他们之所以敢发出这样的威胁，是因为有强大的阿拉伯骑兵做后盾，这些骑兵宗教信念坚定，军事技能过硬，对被征服土地上的奢华嗤之以鼻。这些社会目睹了伊斯兰教的活力和成就，深恐自己会亡国灭种，于是选择了皈依新的宗教并接受其教义。
伊斯兰教在三个大陆上的迅速蔓延，让人们更加相信它负有神圣使命。4在坚信自己的扩展必将实现统一并给全人类带来和平信念的驱动下，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被伊斯兰教征服的地区或受伊斯兰教控制并进贡的非穆斯林居住地区，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即“伊斯兰之家”，意为“和平之地”，由哈里发统治。哈里发按照正统继位程序继承先知行使过的世俗政治权力。“伊斯兰之家”以外的地区是“征伐之地”。伊斯兰教的使命是把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世界秩序，从而实现世界和平：
从理论上讲，“伊斯兰之家”与“征伐之地”处于交战状态，因为伊斯兰教的终极目标是统治全世界。如果伊斯兰教削弱了征伐之地，“伊斯兰世界的和平”公共秩序就会取代一切，非伊斯兰社会要么成为伊斯兰社会的一部分，要么作为被允许存在的宗教社会，或与伊斯兰社会签有条约的自治实体臣服于它的权威。5
实现这一普世体系的战略被命名为“圣战”，即所有信徒有义务通过斗争传播自己的信仰。“圣战”包含了战争之意，但又不仅仅是一项军事战略。这个词还意味着使用其他手段全力救赎他人并传播伊斯兰教的教义，比如通过信仰追求或建功立业来弘扬伊斯兰教。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强调的重点因时因地有很大的差异。信徒可以用“他的一颗心，他的舌头，他的一双手抑或利剑”投身“圣战”。6
早期的伊斯兰国家向其周边传播教义。它曾一度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统治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社会，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潜在的威胁。自从那时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伊斯兰与非伊斯兰社会之间的交往历经沧桑，既有和谐共处的时期，也有势不两立的时候。贸易往来把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双方也常常为了共同的重大目标携手合作，在外交上结盟。然而二元世界秩序概念仍然是伊朗的官方理论并载入其宪法，也是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少数族裔武装组织的战斗口号，和世界各地几个活跃的恐怖主义团伙——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以下简称“伊斯兰国”）——信奉的意识形态。
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也有过武力讨伐他人的时候，有时以同样的狂热、采用相似的征服手法和逼迫他人皈依的做法倡导自己的世界使命。（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以类似的必欲征服世界的精神，灭掉了中美洲和南美洲几个古老的文明。）7两者的区别在于，在西方世界，征服精神已经褪去，或是化为不像宗教动机那么绝对（或不那么持久）的世俗概念形式。久而久之，基督教变成了一种哲学和历史概念，而不是战略或国际秩序的运作方针。推动这一转变过程的一个因素是，基督教世界首先在“哪些事情归恺撒管”和“哪些事情归上帝管”之间做了区分，促成了在一个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逐步向多元的世俗外交政策的演变，如前两章所述。这一过程还受到了偶发事件的推动，包括当代一些试图取代宗教狂热的事业，它们提出的观念缺乏吸引力，例如鼓吹世界革命的苏联社会主义，或是基于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
伊斯兰世界内的演变更为复杂。历史上，人们一度对各种实践终将汇流抱有希望。直到20世纪20年代，奥斯曼帝国仍然坚持把先知穆罕默德直系后嗣继承政治权力作为中东的一个政治现实。奥斯曼帝国覆亡后，主要的伊斯兰大国分裂为两派。一派寻求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基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性的新国际秩序，既笃信自己的宗教信仰，又把宗教信仰与外交政策问题分开。另一派依据对传统的伊斯兰世界秩序概念的严格解释，认为自己正置身于一场继承世界权力的斗争之中。
过去90年里，每一派观点的倡导者中都涌现出过那个时代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既有那个世纪的一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也有令人敬畏的虔诚的真主权力绝对论者。两派之间的较量仍然不分胜负。在有些中东国家，信奉基于国家的世界秩序的人与信奉基于信仰的世界秩序的人生活在一起，虽然双方不时会产生摩擦。对试图强行把伊斯兰教信条作为个人生活、政治生活和国际生活的最高裁判的众多信徒来说，尤其是在伊斯兰主义卷土重来时期，伊斯兰世界与外部世界仍然不可避免地处于对抗状态。
在早期伊斯兰体系中，是允许与非伊斯兰社会缔结互不侵扰条约的。从传统法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条约是一种务实的做法——伊斯兰教一方可以借此保护自己不受威胁，同时积蓄力量，加强内部团结。早期的伊斯兰国家曾与它最终灭掉的敌人止戈息战。根据这一先例，互不侵扰条约有具体的时限，最长不超过10年，并且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时限。本着这一精神，在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前几个世纪，“伊斯兰教的法律条文规定，一项条约不能一成不变。一俟穆斯林有能力与之作战，条约必须立即作废”8。
这类条约并不意味着将建立一种伊斯兰国家与其他非伊斯兰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永久性体系。“‘征伐之地’的居民被视为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因为他们不具备法律能力在平等和对等的基础上与伊斯兰教互动，原因是他们没有接受伊斯兰教的伦理和法律标准。”9根据这一观点，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国内准则是神授的，而非伊斯兰政治实体是非法的，伊斯兰国家永远不可能把它们视作真正的平等对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取决于打造和扩大一个单一伊斯兰实体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争斗各方之间的均势。
根据这种理想化的世界观，伊斯兰教治下的和平与正义只有一个扩展方向，而且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10曾经被纳入“伊斯兰之家”，之后又丧失的土地永远不能放弃，否则就等于背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仰。历史记载中从来没有哪个政治事业像伊斯兰教一样如此执着地扩张。随着时间的流逝，伊斯兰教扩张时期所及之地的部分地区后来摆脱了穆斯林的政治控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半岛（如今成了由穆斯林和东正教徒的一些飞地拼缀而成的一幅混杂版图）、希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色列、印度、俄罗斯南部和中国西部的部分地区。但在伊斯兰教第一波扩张中被并入的地区，当地绝大多数人至今仍然是穆斯林。
有史以来没有哪一个社会的实力、哪一位领袖的韧性、哪一种信仰的活力能够永久地统治天下。事实证明，天下归一对任何征服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包括伊斯兰教。早期伊斯兰帝国在扩张过程中逐渐分解为多个权力中心。穆罕默德去世后发生的继任人危机，导致伊斯兰教分裂成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这是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根本分歧。在任何一个新的政治事业中，继承问题都不无风险。如果创始人还被视为“最后的先知”、真主的最后使者，这场论争就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还具有神学意义。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一个由部落长老组成的委员会推选穆罕默德的岳父阿布·伯克尔作为继任者，也就是哈里发，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以维持羽翼未丰的伊斯兰社会的和谐和共识。而少数人认为，当初就不该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表决就意味着可能会因为人为错误而导致错误的结果。权力本应该自动传给与先知血缘关系最近的人，即他的堂弟阿里。阿里是很早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一位重要人物，而且作战英勇。据说穆罕默德亲自挑选了他。
这两派最终形成了伊斯兰教的两大分支。11阿布·伯克尔的支持者和他之后的几位后继人认为，穆罕默德与真主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是终极的。哈里发的首要任务是传承穆罕默德收到的启示和他的教诲。这批人成为逊尼派，意思是“传统与大众派”。另一派是阿里派，即阿里什叶派（或什叶派）。他们认为，对新的伊斯兰社会的统治也是一项带有秘传意味的宗教使命。他们认为，先知和阿里是伊斯兰教隐义的“受托人”。穆斯林只有在先知和阿里的有宗教灵性的直系后裔的指引下，方能与穆罕默德接到的启示建立正确的关系。日后阿里作为第四任哈里发执掌政权，但在一场叛乱中被暴徒杀死。逊尼派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伊斯兰世界的秩序，所以支持了平定局势的一派。什叶派斥责新的执政者非法篡权，颂扬死于抵抗中的殉道者。两派所持的这些观点后来延续了数百年之久。
地缘政治上的角逐进一步加深了教义上的分歧。随着岁月的流逝，分别出现了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和莫卧儿势力范围，每个势力范围理论上都遵守同样的伊斯兰全球秩序，但其所作所为越来越像是相互争夺的王朝，各自有不同的利益，各自诠释自己的信仰。有些时期，包括印度莫卧儿时代的大部分时期，对自己信仰的诠释包含了一定的世界眼光，甚至可以说带有调和思想的观点，强调对其他宗教持宽容的态度，重务实的外交政策而轻教派之争。当一些逊尼派大国敦请同属逊尼派的印度莫卧儿帝国加入针对什叶派的伊朗的“圣战”时，莫卧儿借口与伊朗一贯友好和没有交战理由婉拒了。
欧洲击退了第一波穆斯林扩张后，志在征服世界的伊斯兰教的势头最终被遏制。公元732年的普瓦捷战役和图尔战役，挡住了此前阿拉伯和北非穆斯林所向披靡的军队。在400年的岁月里，拜占庭对小亚细亚和东欧的防御构成了一道防线。在这道防线后面，西方开始提出自己的后罗马帝国世界秩序概念。伴随拜占庭人暂时重返中东，西方概念也被带入伊斯兰教统治下的地区。1099年，东征的“十字军”——基督教骑士对公元7世纪皈依伊斯兰教的历史圣地发动攻击——攻陷耶路撒冷城，在当地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延续了大约200年。1492年，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陷落，基督教徒收复了西班牙全境，把伊斯兰教的西部边界推回到北非。
13世纪，建立世界秩序的梦想再次浮现。征服者奥斯曼的追随者、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帝国，将自己的阿纳托利亚小国扩张成为一个有可能挑战，甚至最终取代残存的拜占庭帝国的令人生畏的大国。土耳其人开始建立一个继承前几个世纪辉煌的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新帝国。他们自称是统一的伊斯兰世界的领袖，通过所谓的“圣战”向四面八方扩张。巴尔干首当其冲。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了扼地缘战略要冲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接下来他们挥师南征西伐，先后攻占了阿拉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北非、东欧和高加索，成为东地中海沿岸最强大的国家。如同早期的伊斯兰帝国一样，奥斯曼人认为自己负有“维护世界秩序”的世界性的政治使命。历任王朝的苏丹自称“安拉在俗世的影子”，是“保护世界的天下之主”。12
和500年前的伊斯兰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向西扩张时与西欧国家相遇。多极的欧洲体系与奥斯曼的单一世界帝国概念的差异，使双方的交往非常复杂。奥斯曼人既不承认欧洲国家是合法的，也不肯平等对待它们。这不仅仅是伊斯兰教义问题，还反映了对双方实力对比的现实做出的判断，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疆土比西欧所有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而且过去几十年里军事上也强于西方国家有可能结成的任何同盟。
奥斯曼的官方公文给予欧洲王室的礼遇，比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苏丹低一级，相当于苏丹之下的维齐尔或首辅大臣。13获奥斯曼人允许在君士坦丁堡常驻的欧洲使节被视为祈求者。与这些使节谈判缔结的协定不是什么双边条约，而是一位慷慨大度的苏丹赐予的特权，可以随意收回。
奥斯曼人在达到军事能力极限后，双方出于战术需要偶尔也会结盟。战略和商业利益有时会绕过宗教信条。
1526年，法国认为自己两面受敌，南边是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东边是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于是向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一世提议结成军事联盟。100年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出于同样的战略考虑，在“三十年战争”中站到了新教事业一边。奥斯曼欲实现在东欧的野心，苏莱曼一世一直把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看作头号障碍，于是接受了法国的提议，但毫不掩饰地把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当作次要合作者。苏莱曼不同意结盟——因为这会暗示双方在道义上是平等的——而是以居高临下的方式给予弗朗西斯支持：
我，万王之王，地球上所有君主的皇冠授予者，人世间真主之影，白海和黑海、鲁米利亚、安纳托利亚和噶勒莽明尼亚……的苏丹和君主……致函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
汝致函众国君主的避风港、我的帝国政府，请求援救你们……那就鼓起勇气吧！切不可丧失斗志！我们光荣的先驱和遐迩闻名的祖先（愿真主给他们的墓地带来光辉！）为了战胜敌人、征服他们的土地，长年累月金戈铁马，征战沙场。我们自己踏着先人的脚印攻克了一个个坚固的城堡，征服了一片片土地。我们昼夜马不解鞍，剑不离身。14
一种军事合作关系由此而生，包括奥斯曼帝国和法国的海军联手对抗西班牙和意大利半岛。哈布斯堡王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撇开奥斯曼人，与波斯什叶派的萨非王朝结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地缘政治的需要盖过了意识形态。
奥斯曼帝国：欧洲病夫
奥斯曼帝国再次对欧洲秩序发起进攻，1683年兵临维也纳。围困维也纳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扩张的顶峰。同年，（萨伏依的）欧根亲王统帅的一支欧洲大军解除了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围困。
从18世纪末一直到整个19世纪，欧洲诸国开始转守为攻。由于宫廷内部的正统教派抵制近代化，奥斯曼帝国逐渐走向僵化。俄国从北部挤压奥斯曼帝国，一直扩张到黑海并进入高加索。俄国和奥地利分别从东西两面进入巴尔干半岛，法国和英国则争夺奥斯曼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埃及。19世纪，埃及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
西方强权把风雨飘摇的奥斯曼帝国视为“欧洲病夫”15。它在巴尔干半岛和中东的庞大领土，包括与西方有历史渊源的人数众多的基督教社会，成了“东方问题”。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主要大国试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同时又避免打破欧洲的均势。奥斯曼人则巧妙周旋，竭力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为自己争取最大的行动自由。
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一个临时成员加入欧洲均势，但这个日益衰微的大国并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它是建立欧洲均势时需要考虑的“一个砝码”，但不是构建这一体系的一个完全的伙伴。英国利用奥斯曼帝国挡住了俄国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扩张之路，奥匈帝国在处理巴尔干问题上先后与俄国和奥斯曼人结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方都不再像过去那样小心行事。与德国结盟的奥斯曼人从两个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伊斯兰教体系——中找出理由为自己的参战辩护。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指责俄国“违犯国际法对它无端发起攻击”，侵犯了帝国的“武装中立”，发誓要“拿起武器捍卫我们的合法利益”（完全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交战理由）。与此同时，奥斯曼负责宗教事务的最高官员宣布要打一场“圣战”，指责俄国、法国和英国“为了消灭伊斯兰教而加兵于哈里发帝国”，并称“所有国家的伊斯兰教徒”（包括仍处于英法或俄国统治之下的伊斯兰教徒）有宗教义务“倾其所有投入圣战”，要么就会面对“安拉的震怒”。16
“圣战”有时会激励已经很强大的一方更加拼命。但每当“圣战”无视战略或政治现实时，必以失败告终。推动那个时代前进的动力是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利益，不是全球“圣战”。大英帝国内的穆斯林对“圣战”指令不予理睬。英属印度的主要穆斯林领袖关注的是往往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立运动，并与信奉印度教的本国同胞携起手来。在阿拉伯半岛，反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梦想被唤醒。德国曾期盼在战争中得到泛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到头来这一期望化为泡影。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种强行施加的机制将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纳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伊斯兰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与残存的奥斯曼帝国签署的《色佛尔条约》再次使中东成为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大杂烩——一个此前其政治词汇中没有的概念。一些国家，例如埃及和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历史上曾经是帝国或文化实体。其他国家最初由英国或法国“托管”。所谓“托管”既是殖民主义者用的遁词，也指殖民者颐指气使地把这些地方定性为需要监护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1916年的《塞克斯－皮科协定》（以英法两国的谈判人命名）实际上把中东划分为英法两国各自的势力范围。国际联盟批准的托管制度将这一划分付诸实施：叙利亚和黎划巴嫩给了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即日后的伊拉克）划归英国的势力范围。巴勒斯坦和外约旦成了英国的“巴勒斯坦托管区”。托管面积从地中海沿岸一直延伸到伊拉克。以上每一个实体内都存在不同教派和族裔，其中有些教派和族裔世代结仇。托管国于是利用这些矛盾，将其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也为日后的争端和内战埋下了祸根。
针对发展迅速的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事业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但战后日益壮大），英国政府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英国外交大臣写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封信）中宣布，它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家园”，同时又保证说，“不言而喻，不会损害当地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17由于英国似乎还把同一块土地许诺给了麦加的沙里夫，以上文字的含义更加模糊不清。
以上权力格局的重新组合引发了巨大的动荡。1924年，刚刚宣告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奉行民族主义的世俗领导人，废除了泛伊斯兰统一的主要体制哈里发帝国，宣布建立一个世俗国家。此后，伊斯兰世界在胜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已无法实现的“伊斯兰之家”概念之间进退维谷。缺乏经验的中东各群体于是着手在几乎没有任何历史渊源的边界内把自己打造为现代国家。
在阿拉伯历史上，欧洲式的世俗国家的出现前所未有。阿拉伯人马上接受了主权和国家的概念，并将其为自己所用。阿拉伯富商和政治权贵开始遵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框架和全球经济体的规则。他们要求自己国家的人民有权作为平等成员参与这一体系和经济体。他们争取的目标是现有的政治单元，甚至刚建立不久的政治单元，享有真正的独立，而不是推翻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世俗化的潮流日益强劲，但最终未能像欧洲那样产生一个多元化的秩序。
这时出现了两种互相对立的趋势。18“泛阿拉伯主义者”接受一个基于国家的体系的基本概念，但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只有单一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认同。“政治化的伊斯兰教”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坚持把共同的宗教作为实现现代阿拉伯认同的最佳途径。伊斯兰教主义者——人们对“穆斯林兄弟会”一词如今已耳熟能详——往往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中产阶级。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伊斯兰主义是加入战后时代的一种方式，而无须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既可以实现现代化，又无须西方化。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大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们为中东构建的区域秩序。此后欧洲大国再也无力控制当地日益躁动不安的人民。美国成为中东以外影响力最大的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军人推翻了本国的封建君主制政府，建立了世俗政权。
军人统治者通常来自此前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以外的群体。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他们诉诸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非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开始在这一地区扎根。1954~1970年，埃及富有魅力的民粹主义领袖纳赛尔及其继任者萨达特均来自外省。伊拉克的萨达姆同样出身寒微，但他采用了更极端的世俗军事统治方式，从70年代初（先是作为事实上的强人，1979年后在总统位置上）一直到2003年，依靠恐吓和残忍手段维系其统治。萨达姆摆出一副好战的架势，想借此对这一地区形成震慑。萨达姆和他的意识形态盟友、叙利亚狡黠冷酷的阿萨德，均假借支持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之名，把自己所属的少数教派置于人数众多的多数教派之上。（不无讽刺的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情况恰好相反。在伊拉克，逊尼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而在叙利亚，什叶派内的一个分支阿拉维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逊尼派。）共同的民族命运感，逐渐取代了伊斯兰教的愿景。
然而，伊斯兰教的遗产很快再次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各伊斯兰教党派抨击世俗统治者骄奢淫逸，治国无术，并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提出，需要有一个受到神启的政权，鼓吹建立一个取代现有国家的泛伊斯兰神权政体。在他们眼里，西方和苏联一样邪恶。很多人还从事机会主义的恐怖主义活动，借此支持自己的理想。军人统治者对此严加打压，镇压种种伊斯兰教政治运动，指控它们破坏现代化和国家统一。
在今天看来，那个时代当然并不理想。中东各国的军人政权、君主制政权或其他专制政府把异议视为煽动叛乱，公民社会和多元文化几乎没有发展空间。该地区直到21世纪都没有走出这一缺陷的阴影。尽管如此，在专制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下，中东还是逐渐形成了与当代国际秩序暂时的和解关系。一些更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例如纳赛尔和萨达姆·侯赛因，试图通过武力或大肆鼓吹阿拉伯统一扩张本国的疆土。1958~1961年埃及和叙利亚建立的短命邦联就反映了这种企图。最终他们以失败告终，因为阿拉伯各国紧紧抓住自己继承的遗产不放，拒绝融入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统一体中。结果，军人政权奉行政策的最终依据，是国家以及基本上限于本国边界内的民族主义。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他们试图利用冷战期间大国之间的争夺，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70年代初，他们一直利用苏联来向美国施压。苏联成了民族主义的阿拉伯国家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和外交上的支持者，阿拉伯国家则基本上支持苏联的各项国际目标。军人专制者声称忠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赞扬苏联的经济模式。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依然属于传统的家长制模式，以技术官僚经营的单一型经济为主。压倒一切的考虑是这些政权眼中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政治或宗教意识形态。
总体来说，冷战时期，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沿袭了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式均势的模式。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一般支持苏联的政策，听从苏联的指挥。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朗和摩洛哥与美国交好，并依赖美国保障其安全。以上各国，除了沙特阿拉伯外，均属于世俗国家，虽然其中几个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源自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君主体制，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国家利益施展治国方略。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哪些国家认为与哪一个超级大国结盟符合本国的利益。
1973~1974年，这一联盟发生了变化。埃及总统萨达特确信苏联只能提供武器，但无力帮助埃及通过外交努力收复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攻占了该半岛），于是改换门庭。此后埃及成了事实上的美国盟友，国防上改为依赖美国武器，而不是苏联武器。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与冷战两个阵营保持等同距离。苏联在这一地区的作用被严重削弱。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承认的犹太人家园，以色列的崛起促成了分裂的阿拉伯人团结一致。阿拉伯人对这一前景的抵制先后导致了四次中东战争，分别发生于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每一次都败给了装备精良的以色列。
萨达特基于国家利益掉头转向反苏轨道，开启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最终埃及与以色列签订了两项脱离接触协议，1979年又与以色列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埃及为此被驱逐出阿拉伯联盟，萨达特受到咒骂，最终遭到暗杀。然而，也愿意与犹太人国家实现和解的其他人效仿了他的勇敢举动。1974年，叙利亚和以色列缔结了一项脱离接触协议，划定并维护两国间的军事分界线。这一协议维持了40年，其间历经战乱和恐怖主义，包括叙利亚内战带来的混乱。约旦和以色列相互克制，最终也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在国际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专制政权继续倚重苏联，但根据具体情况保留了支持其他政策的选择自由。到了70年代末，中东地区的种种危机与19世纪巴尔干的危机越来越相似。一些二流国家为了实现本国目标，在相互争夺的主要大国之间投机取巧。
然而，外交上倒向美国，最终没有解决民族主义的军人专制政权面临的难题。与苏联结盟未能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与美国结盟未能化解社会问题的挑战。这些专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殖民主义，实现了独立，而且能够游走于冷战的两大权力中心之间。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缓慢，经济成果的分配又太悬殊，无法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石油几乎成了国家收入的唯一来源，加之不利于创新和多样化的经济文化，以上状况雪上加霜。尤其是冷战的猝然结束削弱了这些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它们没有学会如何在没有外敌或国际危机的情况下调动本国人民的积极性，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再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而越来越认为国家有义务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因此，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不得不应对国内日益高涨的不满浪潮，这些不满旨在挑战他们的合法性。极端团体信誓旦旦地要用一个基于宗教的中东秩序取代现存的中东体系。他们的体系反映了对待世界秩序的两种不同的普适性的做法。一种是逊尼派做法，以1928年成立且在这一地区枝繁叶茂的穆斯林兄弟会、2007年在加沙地带上台执政的哈马斯极端主义运动和基地全球恐怖组织为代表。另一种是什叶派做法，以霍梅尼的革命和由此派生出的黎巴嫩“国中之国”真主党为代表。两派之间打得你死我活，但在推翻现存的区域秩序、重建一个受到上天启示的体系的目标上完全一致。
伊斯兰主义：革命潮流——两种哲学诠释[1]
1947年春，埃及的一位钟表匠、小学教师，博览群书、自学成才的宗教活跃分子哈桑·班纳给埃及国王法鲁克上书，题为“走向光明”。他在陈情书中批评埃及的体制，提出用伊斯兰教义取代世俗的民族国家体制。哈桑·班纳温和而全面地阐述了埃及穆斯林兄弟协会（通称“穆斯林兄弟会”，1928年，为了同他眼中的外国不良影响和世俗生活方式做斗争，哈桑·班纳创建了这个组织）提倡的原则和诉求。
哈桑·班纳的兄弟会早期是对英国人霸占埃及苏伊士运河区不满的虔诚穆斯林非正式集会的场所，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从事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全国性组织，拥有成千上万的会员，基层机构遍及埃及所有城市，同时还拥有一个颇有影响的宣传网，负责传播哈桑·班纳对时局发表的评论。19 1937~1939年，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区的阿拉伯人发动了反英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起义，最终失败。穆斯林兄弟会因支持了这次起义，在该地区的声望大增，同时也吸引了埃及当局的注意。
哈桑·班纳在埃及被禁止直接参政，却是埃及最具影响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想给埃及君主公开上书，宣扬穆斯林兄弟会的愿景。对埃及和中东地区陷于外国统治以及中东内部的道德沦落，哈桑·班纳痛心疾首，他宣布，变革的时候到了。
哈桑·班纳称，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曾因其杰出的科技成就光彩照人……但今天已经破产并走向衰落。它的根基开始动摇，它的种种机制和指导原则已成流水落花”20。西方大国已经丧失了对自己世界秩序的掌控。“它们召开的会议均以失败告终，它们的条约遭到违反，它们的公约被撕成碎片。”用来维护和平的国联是“一个幻影”。哈桑·班纳尽管没有明言，但他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世界秩序既失去了合法性，也失去了权力。他断言，创建一个基于伊斯兰教的新世界秩序的时机已经来临。班纳称：“伊斯兰道路前人走过，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一个社会坚定地沿着“全面彻底”光复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并建立《古兰经》描述的社会秩序的道路走下去，“整个伊斯兰世界”，换言之，就是全世界的穆斯林，“都会支持我们”，“阿拉伯人的统一”乃至最终“伊斯兰教的统一”就会实现。
一个光复后的伊斯兰世界秩序，与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现代国际体系，将会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哈桑·班纳认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应该忠于相互交汇的多个层次，位于顶峰的是一统的伊斯兰教体系，其权威最终将覆盖全世界。哈桑·班纳心目中的家园首先是一个“具体国家”，“然后延伸到其他伊斯兰国家，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祖国，都是穆斯林的栖身之地”。之后再依照虔诚的祖先建立的模式建立一个“伊斯兰帝国”，因为“真主会问每一个穆斯林”他为“光复伊斯兰世界秩序”做了什么。最后一个层次是全球性的。“穆斯林的祖国将延伸到全世界。难道你们没有听到安拉（神圣和全能的!）的话，“与他们战斗到底，直到永远不再受到迫害，直到安拉是唯一的信仰”21？
只要有可能，这场斗争将采取渐进的、和平的方式。22早期的穆斯林兄弟会告诫说，应该“保护”非穆斯林，要“温和”“平等”地对待他们，只要他们不反对这场运动，并表示自己应有的敬意。“对外国人应该抱有同情心并与之和平相处，只要他们品行端正，待人以诚。”因此，认为“在现代生活中建立伊斯兰体制会造成我们与西方国家交恶”的说法“纯属呓语”。
哈桑·班纳提倡温和，有多大成分是为了在一个仍然由西方大国主宰的世界中获得支持的策略手段？宣扬“圣战”的言辞，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在传统的伊斯兰地区赢得支持？1949年，班纳遭到暗杀，再也没有机会详尽解释如何解决他改造世界的革命宏愿，与他倡导的宽容和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原则之间的矛盾。
以上模棱两可之处在哈桑·班纳的著述中始终没有得到澄清，但此后的很多伊斯兰教思想家和伊斯兰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主张彻底拒绝多元化和世俗的国际秩序。宗教学者兼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对这一观点做出了也许是最博学和最具影响力的阐述。1964年，他因被指控参与暗杀埃及总统纳赛尔入狱，他在狱中服刑时撰写了《路标》一书，对现有的世界秩序宣战。此后，该书成为当代伊斯兰主义的奠基之作。
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是给予人类唯一真正自由的普世体系——不受他人或人为理论统治，或者说摆脱了“那些基于种族、肤色、语言和国家、地区和民族利益之上的低层次的结合关系”23（即一切其他现代形式的统治和忠诚，外加构成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部分基石）。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的当代使命是推翻所有这些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严格按字义践行《古兰经》，乃至最后在全世界践行《古兰经》。
这一过程的巅峰是“实现地球上所有人——遍及地球的全人类的自由”，从而完成公元7~8世纪伊斯兰教首波扩张开始的过程，“然后把伊斯兰教传给世界各地的全人类，因为这一宗教的对象是整个人类，它的行动范围涵盖全世界”。24 和一切乌托邦事业一样，实现库特布的宏图也需要通过极端手段。库特布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一支意识形态纯洁的先锋队。他们将摈弃这一地区掌权的各国政府和社会——库特布一律冠之以“非伊斯兰的和非法的”——为实现一个新秩序而奋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领土解决方案认可的世俗现代化和穆斯林的分裂，令众多穆斯林私下里痛心疾首。学识渊博、充满激情的库特布对这一现状宣战。他的同代人大多对他宣扬的暴力手段望而却步，然而一批坚定的信徒——如同他设想的先锋队——开始形成一个核心。25
对于一个自认为已经超越“历史”上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全球化的世俗世界，库特布及其信徒的观点显得太极端，无法赢得足够重视。西方很多精英人士由于想象力贫乏，觉得这些革命者的激情难以理解，于是认定他们的极端言论要么只是空谈，要么是讨价还价的手段。然而在宗教极端主义者眼里，这些观点代表了一种真理，它否定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乃至任何其他秩序的规则和准则。过去几十年里，这些观点成了中东及其他地区极端分子和“圣战者”的战斗口号，并得到了基地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塔利班、伊朗的教士政权、“伊扎布特”（“解放党”，在西方国家极为活跃，公开鼓吹在一个伊斯兰教统治的世界里重建哈里发帝国）、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叙利亚的极端民兵组织“努斯拉阵线”和着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哈里发国的“伊斯兰国”的呼应。这些观点也代表了1981年暗杀萨达特的埃及极端分子信奉的好战信条。他们重拾“被忽视的圣战责任”，称与以色列媾和的本国总统为叛教者，指控他在两个问题上大逆不道：一是承认了犹太国家的合法存在，二是（他们认为）同意了把自古以来属于穆斯林的土地拱手让给了一个非穆斯林民族。
以上思想体系几乎完全颠覆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纯之又纯的伊斯兰主义认为，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出发点，因为国家是世俗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国家在演变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宗教实体的过程中，充其量也许可以获得某种临时性的地位。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能成为一个指导方针，因为对国家的忠诚偏离了真正的信仰，而且“圣战者”有义务改造“征伐之地”——不信伊斯兰教的人居住的世界。圣洁，而不是稳定，才是这一世界秩序观的指导方针。
“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的剧变
始于2010年下半年的“阿拉伯之春”在短暂的时间内曾给人带来希望，让人以为新的一波改革将把这一地区相互争夺的专制政权和“圣战”势力扫入历史角落。西方政治领导人和媒体兴高采烈地欢迎突尼斯和埃及局势的剧烈动荡，把这视为一场由青年人主导的促进自由民主原则的地区革命。美国正式表示支持示威者提出的种种要求，认为它们反映了对“自由”、“自由公平选举”、“代表人民的政府”和“真正民主”的不可剥夺的诉求，绝不应坐观其败。26然而通向民主的道路崎岖不平，充满艰辛。专制政权垮台后的局势凸显了这一点。
西方不少人认为，埃及的解放广场起义验证了一个观点，即早就应该推动取代专制体制的新体制了。但问题其实在于，美国很难找到可以用来建立多元化体制的因素和支持多元机制的领导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在文官政府和军人政权之间画了一条线，支持与民主制度格格不入的“穆斯林兄弟会”）。
美国希望看到这一地区实现民主化。共和、民主两党的历届政府均怀有这一愿望，因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美国的理想主义。然而，安全观和促进民主常常相互冲突。致力于民主化的人发现，很难找到真正认清民主的自身重要性，而不仅仅把民主当作个人独裁手段的领导人。同时，强调战略优先的一派又无法说明现有的政权如何最终能以民主的方式，甚至通过改革进行演变。促进民主化的做法无法解决在追求其目标时日益显现的真空，只考虑战略需求的做法又因现有机制的僵硬而受阻。
“阿拉伯之春”最初表现为新一代人争取自由民主的起义，但很快遭到排斥，进展受挫甚至遭到镇压，当初的兴奋化为无奈。既有的政治势力不仅与军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和农村的宗教势力相连。事实证明，他们比在解放广场争取民主的中产阶级更强大，组织得也更好。“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暴露了而不是消除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旨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政策所含的矛盾性。
“阿拉伯之春”初期常用的一句口号“人民要求政府下台！”并没有说明人民指谁，或政府下台后以什么取代。“阿拉伯之春”的示威者当初呼吁开放政治和经济生活，日后被军人支持的威权主义与伊斯兰教意识形态之间的暴力较量所淹没。
在埃及，最初在解放广场宣扬世界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的欣喜若狂的示威者，最终并没有成为这场革命的继承人。电子社交媒体为有能力推翻政府的示威游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有能力在广场聚众示威并不等于有能力建立新的国家体制。在示威活动最初取得胜利后出现的权威真空中，起义前即存在的各派别往往更有能力影响最终的结局。通过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融合求得团结的诱惑，盖过了当初的起义口号。
2012年，在一批更激进的宗教极端主义团体组成的联盟的支持下，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穆尔西当选为总统。当初解放广场上的示威如火如荼时，穆斯林兄弟会曾信誓旦旦，说不谋求总统一职。伊斯兰教政府掌权后，开始将自己的权威体制化，对支持自己的人有组织地骚扰威吓妇女、少数族裔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视而不见。埃及军人决定推翻这届政府，宣布重启政治进程。结果，连已经靠边站的世俗民主派别也对此表示欢迎。
这一过程提出了人道主义外交政策问题。人道主义外交政策不同于传统外交政策，它批评国家利益观或均势概念缺乏道义内涵。它通过改变侵犯普世的正义原则的状况，而不是消除某种战略威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外交政策风格的价值观和目标，反映了美国传统至关重要的一面。然而，若把它作为美国战略的核心概念加以实施，又会让自己陷于两难处境：美国是否认为，凡是针对任何不民主政府的任何一次群众起义，包括针对此前认为对维持国际体系十分重要的政府的起义，美国都有义务支持？每一次示威游行是否都必然具有民主性质？是不是一旦沙特阿拉伯国内发生公众示威后，它就不再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对“阿拉伯之春”做出的主要贡献就是谴责、反对或参与推翻它认为专制的政府，包括此前视为重要盟友的埃及政府。然而，在沙特阿拉伯等与美国有着传统友谊的一些国家政府看来，美国传递的信息首先不是推行自由改革的好处，而是自己的政府有可能被美国抛弃。
西方的传统包括对民主体制和自由选举的支持。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无视深深扎根于美国道德事业的这一因素，就休想得到美国人民的长期支持。然而，有些派别把民主视为建立宗教统治的一次公民投票，而且这种统治一旦建立就不得更改。若对这些派别应用这一原则，宣扬选举有可能导致只有一次民主选举的机会。埃及恢复了军人政权后，在美国再次引发了一场争论，而且迄今为止都没有争论出任何结果：战略利益重要，还是促进人道、合法的统治重要？而且这似乎还牵扯到一个时机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应该为了一种理论意义上的演变结果而牺牲安全利益？两者其实都很重要。忽略未来的民主前景——假设我们知道如何影响它的走向——含有长期风险。因无视安全因素而忽略当前现实，可能马上会招来大祸。传统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之别就取决于以上差异。每当这个问题出现时，政治家都必须在两者间加以权衡。有时会发生一些事件，比如种族灭绝，其后果之严重，足以使天平倾向撇开战略考虑进行干预的一边。但作为一般规律，最可持久的做法是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而在美国国内的争论中，两者常常被视为水火不容。
乍看上去，叙利亚革命像是埃及解放广场革命的重演。然而，埃及剧变团结了各派力量；而在叙利亚，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矛盾的爆发，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长达千年的纷争冲突再次点燃。由于叙利亚人口成分复杂，其他族裔和宗教团体也卷入了该国的内战。根据历史的教训，他们中没有哪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决定。一些外部大国也介入冲突，暴行屡屡发生，幸存者到各族裔和教派飞地避难。
在美国的公开辩论中，反抗阿萨德的起义被视为一场争取民主的斗争，与推翻穆巴拉克的情况相提并论。这场斗争应该以阿萨德政府的倒台和成立一个包容的民主联合政府告终。2011年8月，奥巴马总统陈述了这一立场，公开呼吁阿萨德“辞职”，从而让叙利亚人民能够行使自己的普世权利：
叙利亚的未来必须由叙利亚人民决定，但是阿萨德总统挡住了他们的道路。他呼吁对话和改革，同时又监禁、拷打和屠杀本国人民。他的呼吁虚伪至极。我们始终坚持，阿萨德总统必须引导民主过渡，否则就让路。他没有引导过渡。为了叙利亚人民的利益，现在是阿萨德总统去职的时候了。27
奥巴马讲这番话，是想鼓动叙利亚人民反对阿萨德，为推翻他的政权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假联合国之手，推动一项基于阿萨德下台和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的“政治解决方案”。然而令人惊愕的是，其他几个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既不愿支持这一步骤，也不愿支持采取军事措施。同时，叙利亚境内最终出现的武装反对派几无民主性可言，更不要说温和了。
当时，这场冲突已经超出了要不要民主的问题。对主要卷入方而言，涉及的问题与美国国内争论的焦点大相径庭。叙利亚及这一地区的主要成员不是为了民主而战，而是为了战胜对手而战。只有民主能让自己所属的派别执政时，他们才对民主感兴趣。没有任何派别赞成一个不能保证让自己党派控制政治体系的制度。对绝大多数交战者而言，简直无法想象不考虑地缘政治或地缘宗教后果，仅仅为了强制实施人权准则而打一场战争。在他们眼里，这不是一场独裁者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冲突，而是叙利亚境内互相角逐的各教派和各自在这一地区的后台之间的冲突。根据这一观点，这场战争将决定叙利亚的哪个主要教派最终将主宰其他教派，并控制叙利亚残存的疆土。区域大国源源不断地向其支持的教派输送武器和金钱，并提供后勤支援。沙特阿拉伯和海湾诸国支持逊尼派团伙，伊朗则通过真主党支持阿萨德。战事陷入胶着状态后，越来越激进的团伙在战争中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极其凶残，交战各方均无视人权。
与此同时，叙利亚的战争开始重新划分叙利亚，也许还有这一地区的政治版图。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沿土耳其边界一带建立了一个自治区，日后有可能与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自治地区合并。德鲁兹派和基督徒社团担心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对待少数族裔的一幕在叙利亚重演，因此不愿支持叙利亚的政权更迭，或是成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伊斯兰国”的“圣战者”试图在攻占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哈里发政权。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均失去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各主要派别认为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28一些“圣战者”武装派别认为，这是一场预示善恶大决战的冲突。当美国不肯出面打破平衡时，他们认为美国要么狡猾地隐藏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也许是想最终与伊朗做成一笔交易），要么不适应中东均势的需要。2013年，这一分歧达到了顶点。沙特阿拉伯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理由是由于传统的秩序仲裁者未能采取行动，它将自行其是。
美国呼吁世界信守对民主的支持，并在国际上以强制手段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而其他的大国，例如俄罗斯和中国，援引威斯特伐利亚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加以抵制。它们主要从自己所在地区的稳定和本国躁动不安的穆斯林人口的视角审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马里、巴林和叙利亚等国的大动荡。这些国家知道，最凶悍的逊尼派战士都是与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因“伊斯兰国”采用了甚至连它都认为太极端的手段而斩断了与后者的联系）结盟的铁杆“圣战者”，因此对叙利亚反对派彻底获胜持谨慎态度。中国称它在叙利亚这场战争中没有特别的利益，但坚持最终结果应由“叙利亚人民”而不是外国势力决定。叙利亚前盟友俄罗斯希望阿萨德继续掌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希望看到叙利亚继续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下去。由于国际社会达不成共识，叙利亚反对派又四分五裂，当初旨在促进民主价值观的一场起义沦为21世纪之初的一场人道主义大灾难，导致区域秩序彻底崩溃。
如果有一个可行的区域或国际安全体系，也许本来可以避免或至少遏制这场灾难。问题是各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看法大相径庭，维护稳定的代价又太高昂。早期外部的大规模干预也许可以把争斗各派压制下去，但若要维持局面，则需要长期的相当规模的军事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这一选择对美国来说已不可行，至少美国不可能单干。伊拉克若能达成政治上的共识，也许还能把这场冲突限制在叙利亚境内，但巴格达政府及其区域盟友的教派意识阻碍了共识的达成。还有一种可能是，国际社会可以对叙利亚和民兵“圣战者”实施武器禁运。然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各自截然不同的目标使得这一选项不可能成立。倘若无法通过共识或武力建立秩序，就只能付出灾难性的非人道代价，让秩序在混乱中产生了。
巴勒斯坦问题与国际秩序
中东各地虽然动荡不安，旨在结束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和平进程始终在推进，有时断断续续，偶尔紧锣密鼓。几十年的阿以冲突造成了一触即发的对峙局面。过去一共爆发了三场常规战争和无数次非常规军事冲突。每一个伊斯兰教“圣战者”团体都把阿以冲突作为号召人们拿起武器的借口。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把以色列的存在和它强大的军事力量视为自己的耻辱。有些人坚持不放弃土地的信念。在他们眼里，与以色列共存好比背弃信仰，而不是对现实的承认。
以色列对安全和认同感的追求、巴勒斯坦人对自治的渴望，以及四周阿拉伯国家政府对符合其历史性宗教诉求的政策的摸索——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没有什么问题能与之相提并论。有关各方都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历程，从拒和开战到犹豫不决地接受共存，基本上停留在停战的基础上，前途未卜。没有哪个国际问题像阿以冲突问题那样让美国如此牵肠挂肚，令美国总统如此殚精竭虑。
阿以冲突牵扯到一系列问题，针对每一个问题都形成了大量文件。在过去几十年时断时续的谈判中，各方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立场。这里只讲其中的一个方面：谈判各方互相冲突的和平秩序概念。
两代阿拉伯人都是怀着以下信念长大的：以色列这个国家非法篡夺了穆斯林的遗产。1947年，阿拉伯国家拒绝了联合国将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划分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人国家的方案，以为自己可以打赢战争，从而得到全部领土。结果，阿拉伯人未能消灭新宣布成立的以色列国。然而，同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后殖民时代冲突的结果不同，这并没有带来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也没有开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开始了一个政治上拒不和解和勉强接受停火的漫长时期。其间，一些激进的团伙试图通过恐怖主义手段迫使以色列屈服。
一些伟大的领导人曾试图超越这场冲突的概念，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基础上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即在组成主权国家的不同人民之间展开谈判，每一国根据对自己国家利益和能力的现实评估行事，而不是根据绝对的宗教信仰行事。1979年，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大胆地着眼于未来、走出冲突，根据埃及的国家利益与以色列媾和。两年后，他遭到埃及军队中宗教极端分子的暗杀，为自己的政治家气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以色列第一个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一项协议的总理拉宾头上。萨达特死后14年，以色列的一名激进学生暗杀了拉宾。
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领土境内，尤其是在加沙地带，宗教极端分子（比如真主党和哈马斯）今天拥有很大的军事和政治实力。他们宣称“圣战”乃是结束通常被谴责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占领”状态的宗教义务。伊朗的阿亚图拉政权经常挑战以色列的生存权。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内贾德呼吁灭掉以色列。
从阿拉伯人的态度中至少可以看出三种观点：为数不多的一些人接受与以色列实现真正的共存并愿意为此而努力，他们目标坚定，但声音微弱；更多人试图通过永久性的对抗消灭以色列；最后一类人愿意与以色列谈判，但把谈判说成是分阶段征服犹太人国家的一种手段，至少他们对本国人民这样讲。
以色列地小人稀（同邻国相比），国土最窄处仅有9.3英里，最宽处也不过60英里左右，所以不大情愿为了将来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的一份文件做出领土上的让步，尤其是在靠近重要人口中心的地区。因此，以色列的谈判立场常常体现为强调法律问题，在理论空泛、偶尔含有琐碎细节的安全和政治保障的含义上做文章。这往往会激化和平进程旨在克服的情绪。
在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问题已不像往日那样紧迫，但依然重要。和平进程的主要参与者把精力和思虑转向了可能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及其区域代理人。这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和平进程：一是诸如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主要大国在塑造和平进程上可以发挥的外交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为未来协议提供担保的能力。巴勒斯坦领导人自己无法保证和平进程的结果，除非这一结果不仅能为其他区域国家政府所容忍，而且还能得到它们的积极支持。截至本书写作时，阿拉伯国家要么陷入内战，要么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纷争冲突以及一个日益强大的伊朗而担忧。尽管如此，它们或迟或早必须面对巴勒斯坦问题，它是构成区域秩序，最终也是世界秩序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些阿拉伯领导人建议仅承认以色列国存在的现实，但不正式承认它在伊斯兰教的中东的合法存在，这样既解决了以色列的安全关切，又照顾到了阿拉伯人的感情，从而能实现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和平。以色列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做出有约束力的保证，和平将包括化为具体行动的某种道义和法律上的承认。以色列因而不满足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还要求正式承认它是一个犹太人国家。大多数阿拉伯人很难正式接受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不仅认可以色列的领土，而且还认可它的宗教。
几个阿拉伯国家宣布，如果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的边界，就愿意与它建立外交关系。这一边界是半个世纪前结束的一场战争的停火线。然而问题的实质是：建立外交关系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行动。如果阿拉伯国家给予以色列外交承认，它们的政府、宣传机构和媒体是否就不再把以色列描绘成这一地区一个非法的、帝国主义的、几乎可以说是罪恶的侵入者？因“阿拉伯之春”备受压力的阿拉伯国家政府是否愿意并能够做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确切承诺，公开赞成并保证一种接受以色列存在的和平？以上因素，而不是给予以色列国的标签，将决定和平的前景。
两种世界秩序观的冲突扎根于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之中。以色列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1947年，以色列正是依照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建国的。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美国，始终是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操盘手和最大的捍卫者。然而，中东地区的核心国家和派别在不同程度上从伊斯兰教意识的角度看待国际秩序。以色列与其邻国的纠纷有其地理和历史根源，涉及水源、资源、特殊的安全安排和难民问题。在其他地区，类似难题一般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是一个在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狭小空间内，以巴双方的两种世界秩序观之间能否共存的问题。由于双方对每一寸土地都看得很重，为争取和谈成功，也许需要探索一下是否能做出某种临时性安排，至少能增加实现切合实际的共存的可能性，在最终达成协议前赋予西岸部分地区主权特征。
为启动以上谈判做出努力的同时，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哲学思考上的演变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互相矛盾的结果。美国与代表中东各种选项的派别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与以色列结盟，和埃及保持关系，与沙特阿拉伯是伙伴关系。当一个区域的主要成员对它们面临的问题采取一致行动时，就会逐渐演变成为区域秩序。然而，在中东地区始终没有达成这种一致。主要当事方在三大问题上意见相左：国内局势的演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未来，以及伊朗用于军事目的的核计划的未来走向。一些目标一致的国家又不便明言。举例来说，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目标大体一致：防止伊朗获得核能力，或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遏制伊朗。然而，两国对合法性的看法——加上沙特阿拉伯十分在意阿拉伯国家的共识——决定了两国无法正式提出这一观点，甚至无法挑明。这就是为什么中东大部分地区仍然十分纠结，既恐惧“圣战”又害怕对付“圣战”的部分根源。
本章讲述的宗教和政治冲突的种种后果，表面看上去像是迥然不同的问题，实际上它们都反映了对政治合法性和国际合法性新含义的深层探求。
沙特阿拉伯
不无历史讽刺的是，中东各国动荡不安期间，西方民主国家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是一个国内体制与它们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的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站在了盟国一边。自从那时以来，沙特阿拉伯在大多数区域安全行动中始终是一个伙伴。这种关系显示了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特殊性，即差异如此之大的社会可以通过正式机制为了共同目标互相合作，而且通常双方都获益匪浅。换一个角度看，这一关系遇到的困难涉及探索当代世界秩序时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一个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既是部落性质的君主制，又是一个伊斯兰教神权政体。自从18世纪以来，抱成一团的两大家族构成了该国统治集团的核心。来自沙特家族的一位君主，统领基于古老的相互忠诚和义务的一个复杂的部落关系网，居于政治体制之首，控制了王国的内政和外交。主要来自谢赫家族的大穆夫提和长老委员会是最高宗教权威。国王试图通过扮演“两大圣寺（麦加和麦地那）监护人”的角色弥合两大权力分支之间的鸿沟。这不禁令人想起担任“护教者”的神圣罗马皇帝。
宗教表达的狂热和纯正深植于沙特阿拉伯的历史中。数百年来，这两大家族曾几次建立或重新统一了沙特王国（18世纪40年代、19世纪20年代以及20世纪初），每一次都承诺根据对伊斯兰教教义最严格的解释，治理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无比神圣的圣地。沙特的军队屡屡四面出击，通过一波波的征服战争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和山川。这与当年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圣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上。宗教上的绝对主义、军事上的出其不意、精明的现代政治谋略，在伊斯兰世界的腹地塑造了这个对于伊斯兰世界命运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王国。
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脱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土耳其统治。当时伊本·沙特再次统一了分布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些封建王国，通过家长制式的效忠和宗教信仰把它们维系在一起。自从那时以来，王室始终面临艰巨的任务。在它的统治下，既有依然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对国王绝对忠诚的部落，也有规模接近——有的地方超过了——西方一些大都市的人口密集的城市，虽然这些城市位于寸草不生的荒漠上，看上去像是海市蜃楼。一个具有半封建性的对等义务意识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在极端保守的政治文化限度内，掌权的王室成员将君主制和一种共识体系结合起来。在此体系下，庞大的王室家族的远亲对决策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普通公民也逐渐获得了参与公共生活的部分权利。
伊斯兰教和尊重传统权威这一纽带，将数百万外籍劳工——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埃及人、巴基斯坦人和也门人——连接到了一起。每年同一时间，几百万穆斯林从世界各地涌到沙特阿拉伯朝觐——前往麦加履行先知穆罕默德生前制定的宗教仪式。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信徒一生中至少要去麦加朝觐一次。这一证明自己信仰的义务使沙特阿拉伯具有独特的宗教重要性，同时每年也给它带来了其他国家没有的接待方面的巨大挑战。与此同时，巨大石油蕴藏量的发现使沙特阿拉伯一跃成为这一地区无人能及的首富。由于这个国家人口稀少，没有自然的陆地边界，一个主要产油区的居民又是政治上若即若离的什叶派少数族裔，骤然致富给该国的安全造成了隐含的威胁。
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深知，四周邻国的贪婪有一天也许会转化为征服的欲望，在革命年代，也可以表现为支持政治或教派骚乱。沙特阿拉伯人目睹了邻国的命运后，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心情矛盾，知道不改革也许会把本国的青年人推向对立面，改革步伐太快又有可能失控，最终危及习惯了保守君主制的这个国家的国内凝聚力。王室试图在自己社会习俗范围内领导社会和经济变革，目的恰恰是为了控制改革的步伐和内容。沙特阿拉伯依照这一策略进行了有限的改革，防止具有潜在爆炸性的社会矛盾越积越多，同时又避免改革步伐过快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
现代沙特阿拉伯自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外交政策的特点就是小心谨慎，他们转弯抹角的说话风格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如果沙特王国奉行锋芒毕露的政策，如果它使自己成为一切争端的焦点，一些比它势力大得多的大国的恳求、威胁和诱劝就会接踵而至，甚至有可能危及国家的独立或凝聚力。沙特阿拉伯当局因此避而远之，从而保全了自己，哪怕危机时期也不例外，包括有时推行影响会波及世界的大胆变革时。沙特阿拉伯在公开场合几乎总是避免出头，与他国保持距离，用含糊不清掩盖自己的脆弱，用避而远之隐藏自己对外来者动机的猜疑。无论对方巧舌如簧还是威胁恐吓，它均不为所动。
即使是在靠资源支撑的对抗中，沙特阿拉伯王国也避免自己冲在前面，例如1973年的石油禁运和1979~1989年在阿富汗的反苏“圣战”。它帮助推动了中东的和平进程，但谈判时退缩在他国后面。沙特阿拉伯王国于是在固定的标杆之间游走：与美国的友谊，对阿拉伯人的忠诚，对伊斯兰教正本清源的诠释，内忧外患的意识。在一个“圣战”、剧烈大动荡和认为美国将从这个地区抽身退出的时代，沙特阿拉伯王国有时不再含糊其词，转而采取更直截了当的做法，明确表达它对什叶派伊朗的恐惧和敌视。
伊斯兰世界的大动荡和一个革命的伊朗的崛起给沙特阿拉伯造成的分裂之深，超过了中东地区任何一个国家。一方面，沙特阿拉伯正式对威斯特伐利亚概念表示效忠，因为这一概念不仅构成了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基地，也是国际社会承认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的依据。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国内又存在着贯穿其历史的宗教纯粹主义势力和威胁到国内凝聚力（1979年，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占领麦加的大清真寺时甚至威胁到了王国的生存）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
1989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心怀不满的子孙之一、参加了阿富汗反苏“圣战”的本·拉登回国，宣布要开始一场新的斗争。本·拉登及其追随者遵照库特布的著述成立了一个先锋队组织（基地组织），通过它进行全面“圣战”。该组织的“近期”目标是沙特政府及其地区伙伴国，“远期”目标是美国。基地组织辱骂美国扶持中东不遵守伊斯兰教教义的国家政府，并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在沙特阿拉伯部署部队玷污了伊斯兰教。29依本·拉登之见，真正的信仰与异教徒世界之间的较量已经开始，而且事关生死存亡。世界上的非正义已经达到了用和平手段无法解决的地步，现在需要采用暗杀和恐怖主义手段，从而让基地组织的远近敌人心寒胆战，丧失抵抗斗志。
基地组织野心勃勃的计划，从袭击美国及其盟国在中东地区和非洲的设施开始。1993年对世贸大厦的袭击显示了该组织的全球野心。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的攻势登峰造极，袭击了世界金融体系枢纽纽约和美国权力的政治枢纽华盛顿。“9·11”事件是迄今为止最致命的一次袭击，短短几分钟内2 977人丧生，遇难者几乎全部是平民，还有数千人在袭击中受伤或身体健康受到极大损害。本·拉登在袭击前宣布了基地组织的目标：将西方及其影响逐出中东，推翻与美国结成伙伴合作关系的国家政府，解散它们的政治体制。30本·拉登嘲弄这些国家是“纸糊的蕞尔小国”，其政治结构是为了西方大国的需要而非法建立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哈里发政权将取而代之，再现公元7世纪时伊斯兰教的辉煌。一场围绕世界秩序的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这场冲突的战场横贯沙特阿拉伯的腹地。2003年基地组织推翻沙特王朝的企图失败后，沙特阿拉伯成为基地组织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伊斯兰教秩序的范围内保障安全的办法，在一段时间内行之有效。然而，沙特王朝犯了一个重大战略错误。从大致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2003年末，它以为可以支持，甚至操纵国外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而不会危及它在国内的统治。2003年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境内爆发的一场基地组织的严重叛乱，暴露了这一战略的致命缺陷。沙特王室抛弃了这一战略，改为由年青一代的一位王子，现任内政部长本·纳伊夫，领导一场严厉打击叛乱的斗争。即便如此，沙特王朝的江山依然不稳。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圣战”浪潮的高涨，沙特阿拉伯在这场斗争中使用的手腕也许会再次受到考验。
沙特阿拉伯采取的对策与它面对的挑战同样复杂。皇室家族认为，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和国家利益系于和西方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以及参与全球经济。然而，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伊斯兰教圣地的保护者，沙特阿拉伯又无法偏离正统的伊斯兰教。为了对付激进的伊斯兰教普世主义，它先声夺人，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体制和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与伊斯兰教中原教旨色彩也许最浓厚的瓦哈比派嫁接的脆弱混合体，并在国际上出钱扶持它，结果有时在本国内造成了自相矛盾。沙特阿拉伯在外交上基本上与美国结盟，宗教信仰上又倡导一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伊斯兰教，与非伊斯兰世界形成了潜在冲突。通过资助在世界各地宣扬严苛的瓦哈比派信条的宗教学校，沙特人不仅履行了自己作为穆斯林的义务，还把它作为一项预防措施。如此一来，鼓吹瓦哈比派信条的人纷纷跑到国外去传教，而不是留在王国境内。这一政策产生的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助长了“圣战”的狂热，最终将对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及其盟友构成威胁。
只要逊尼派国家基本上仍处于军人统治之下，沙特王国奉行的有原则的模糊战略就没有问题。然而基地组织出现后，神职人员执掌政权的伊朗通过一个好战的革命阵营在整个地区内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增大。沙特阿拉伯面对着中东地区两类不同形式的内战：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成员的伊斯兰政权，与认为现代国家和现存的国际秩序机构同《古兰经》势不两立的“圣战者”之间的内战；以及在这一地区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内战。沙特阿拉伯促使他人改变宗教信仰的举动（无论多么无心）起了为这两场内战煽风点火的作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分别被视为对立双方的头领。
这场争夺的背后还有另外两场较量，二者都是对地区秩序的考验。一是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和利比亚可憎的独裁政权，同时在政治上施加压力，实现“改造大中东计划”。二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再起，在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冲突期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局势的发展证明，在以上每一场较量中，都很难生成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平行利益。
沙特阿拉伯把什叶派的伊朗视为一个帝国加宗教现象，在地区领导权、均势和教条理念之争方面感觉受到了伊朗的威胁。在沙特阿拉伯眼中，德黑兰领导的什叶派群岛（从伊朗与阿富汗边界横穿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直抵地中海）实力及影响力日盛，与沙特领导的（由埃及、约旦、海湾国家和阿拉伯半岛组成，同土耳其结成谨慎的伙伴关系）逊尼派秩序针锋相对。
因此美国如何对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不是一个简单的均势考量问题或民主化问题，而必须把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间已经持续千年之久的宗教纷争考虑在内。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小心行事，因为这一地区释放出来的压力会对支撑这一王国和管理伊斯兰教圣地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产生影响。沙特阿拉伯若发生动荡，将对世界经济、伊斯兰世界的未来与世界和平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革命的经验，美国不能假定有一个现成的民主反对派，且它将依据更合西方口味的原则统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圣战”和什叶派“圣战”志在必得的最重要的战利品。沙特阿拉伯的努力，无论多么迂回隐蔽，都对于促进这一地区的建设性演变至关重要。美国必须与它达成共识。
对沙特阿拉伯来说，与伊朗的冲突生死攸关，关系到君主制的存活、国家的合法性乃至伊斯兰教的未来。只要伊朗继续崛起为一个潜在的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了保持均势，就至少必须加强自身的实力地位。鉴于事关重大，仅有口头保证是不够的。取决于伊朗核谈的最终结果，沙特阿拉伯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寻求拥有自己的核能力，作为一项保险政策，要么从一个现有的核大国得到弹头，最好是伊斯兰国家（比如巴基斯坦），要么资助其他某国研制核武器。如果沙特阿拉伯判断美国要从这一地区抽身，它很可能会试图把另一个外部大国拉入地区秩序，也许是中国，或印度，甚至是俄罗斯。21世纪前20年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动荡不安和暴力，因此应当被视为各国内部冲突和宗教之争的映照。争夺焦点，是决定这一地区是否或以何种方式与任何一个更大的世界秩序概念相连。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美国控制结果的能力、手腕和意志，使之既符合自己的利益，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友也认为与各自的安全和原则并行不悖。
国家的衰落？
叙利亚和伊拉克曾是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灯塔，但也许丧失了重构为统一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家的能力。由于两国交战各派别纷纷争取这一地区及外部世界同一教派或族裔的支持，它们之间的冲突威胁到了四周邻国的国内和谐。如果地处阿拉伯世界腹地的数个邻国不能建立合法的统治并始终有效控制本国的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中东做出的领土安排将来日无多。
因此，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周边地区的冲突是一个不祥新趋势的象征：国家分裂为不同部落和教派单元，其中有一些分布在现存边界两边，彼此或你死我活地拼杀，或受到相互竞争的外部派别的操纵，除了实力至上法则（霍布斯也许会称之为自然状态）不遵守任何共同规则。
革命或政权更迭后，只要没有建立一个得到一国大多数人承认的合法新政权，形形色色的派别为了争夺政权，就会继续同自己眼中的对手打下去。一国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长期叛乱，抑或与另一个正在走向解体的国家合并。现存的中央政府可能没有意愿或能力重新恢复对边境地区或真主党、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塔利班等非国家实体的控制。这种现象已经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巴基斯坦出现。
以现有形式存在的一些国家也许无法按照原状存在下去，除非采用美国人视为非法的国家治理或凝聚社会的手段。在有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更自由的国内体制克服以上障碍。但如果一国内的不同派别坚持各自的世界秩序观，或是认为他们之间的争夺关系到自身的存亡，美国呼吁止戈息战、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做法往往要么造成现任政府的瘫痪（例如前伊朗国王时期的伊朗），要么是对牛弹琴（例如塞西将军领导下的埃及政府。它汲取了前任政府被推翻的教训，不再与美国保持历史性的盟友关系，转而选择给予自己更大的行动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在尽量兼顾安全和道义的基础上决策，同时认识到无论在安全上还是道义上，都无法做到十全十美。
在伊拉克，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残暴的萨达姆·侯赛因独裁政权的垮台，带来的不是对民主的追求，而是复仇。不同派别把各自信仰的宗教形式转化为自治单元，为了报复而相互厮杀。利比亚地广人稀，彼此争斗的不同教派和部落除了曾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外，没有共同历史。推翻暴戾的独裁者卡扎菲产生的实际结果，是抹掉了带有国家统治色彩的所有痕迹。不同部落和地区为了确保自治或称雄一方，纷纷通过不受约束的民兵武装自己。的黎波里的临时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它实际控制的地方只限于城市，甚至能否控制城市都还难说。极端团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用卡扎菲弹药库里的武器武装自己后把“圣战”扩大到邻国，尤其是非洲。
各国政府失去对本国全境的管辖之日，也是国际秩序或地区秩序自身开始走向解体之时。31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有些空白，标志着这些地区无法无天。一个国家崩溃后，其领土也许会成为恐怖主义、武器供应或挑动邻国教派不和的基地。现在，不受任何政府管辖或处于“圣战”的地区贯穿整个伊斯兰世界，波及利比亚、埃及、也门、加沙地区、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马里、苏丹和索马里。若是也把中非地区的麻烦考虑在内——持续了长达一代人之久的刚果内战把四周邻国卷入其中——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的冲突也有可能同样扩散到他国，世界版图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已濒于从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滑落的边缘。
在这一真空投下的阴影中，中东陷入了一场类似欧洲前威斯特伐利亚宗教战争的对抗，但规模超过了后者。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螺旋式升级，政治、教派、部族、领土、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国家利益争端纷纷浮现。用来追求地缘政治目标的宗教被“武器化”，平民因为自己所属的教派遭到屠杀。有能力维持自己权威的国家以生存需要为借口，认为自己权大无边。解体的国家成为周围大国争夺之地，其积聚实力的方式往往完全无视人类的福祉和尊严。
目前仍在进行的冲突既是宗教性的，也是地缘政治性的。由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某种程度上还有埃及和土耳其组成的逊尼派集团，与一个由什叶派伊朗领导的集团对峙。后者支持阿萨德控制的叙利亚部分、马利基控制的伊拉克中部和南部，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逊尼派阵营分别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支持反抗阿萨德和马利基的起义。企图主宰这一地区的伊朗则动用意识形态上与德黑兰一致的非国家成员，破坏它在这一地区的竞争对手的国内合法性。
冲突各方均寻求外部势力的支持，尤其是俄罗斯和美国的支持。这反过来也塑造了双方的关系。俄罗斯的目标基本上是战略性的，至少防止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团体蔓延到本国穆斯林人口所在的地区。俄罗斯的全球目标是加强它相对于美国的地位（从而扭转本章前面提到的1973年那场战争的结果）。美国左右为难：一方面，从道义立场出发谴责阿萨德，这没有错；另一方面，反对阿萨德的最大一股势力又是美国战略上需要反对的基地组织和更极端的团体。无论俄罗斯还是美国，在彼此合作还是互相斗法问题上都难下决心。不过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有可能打破目前的暧昧，推动双方转而采取冷战立场。伊拉克成了多个阵营角逐的战场——历史上曾数次上演过这一幕——这一次是在伊朗、西方和形形色色的复仇主义的逊尼派别之间。剧本没换，只是换了一批演员。
美国尝到了苦头，再加上当地条件几乎不允许多元化的存在，人们可能倾向于对动荡局势采取任其发展的态度，待继承国出现后再与之打交道。但几个潜在的继承国已经公开宣布，美国和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是它们的头号敌人。
在一个自杀式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时代，必须把滑向泛地区教派冲突的现象视为对世界稳定的威胁。所有负责任的大国，都需要根据某种可以接受的地区秩序的定义携手应对。如果无法建立秩序，大片地区就有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世界等待美国和其他具有全球眼光的国家提炼出一个新的地区秩序。
[1] 作者完全无意诠释各种学说和教派信奉的核心真理，他们对自己真理的热情追求正在重塑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在很多国家占大多数，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做出的诠释不像这里引用的诠释那么富于对抗性，而是更加多元化。然而此处引用的观点现在对很多重要的中东国家和几乎所有的非国家组织的未来走向，产生了重大的而且常常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些观点表达了对一个不同的世界秩序的追求。根据其定义，这一秩序优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自由国际主义的价值，而且与后者格格不入。为了了解这些观点，本书不可避免地要引用争论双方使用的宗教用语。
第三章 伊斯兰主义和中东：世界乱局
中东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这块不毛之地上先后涌现出高举普世理想旗帜的征服者和先知。在它似乎绵延无尽的地平线上，一个个帝国崛起又覆亡，一个个专制君主声称自己是一切权力的化身，之后又如海市蜃楼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块土地上，不同历史时期存在过形形色色的国家秩序或国际秩序，随后又一个个被推翻。
中东地区不断有人呼吁，要为了一个普世愿景推翻区域和世界秩序。世界对此已习以为常。带有预言性的绝对观点层出不穷，始终是这一地区的特征。中东一方面沉浸在对昔日辉煌的梦想中，另一方面又无力就国家秩序或国际合法性的共同原则达成共识。就组织区域秩序和确保这一秩序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行不悖而言，没有哪个地区比中东面临的国际秩序挑战更复杂。
在当今时代，中东似乎注定要重温昔日的所有经历——帝国、“圣战”、外国统治、互相厮杀的教派战争——方能最终选定（如果能做到的话）一个国际秩序概念。在此之前，中东仍会在加入或对抗国际社会之间挣扎摇摆。
伊斯兰世界秩序
中东和北非早期格局的形成源自一系列帝国。每一个帝国都自视为文明生活的中心，每一个帝国都围绕着有利于统一的地理特征崛起，随后向周边地区扩张。公元前3000年，埃及沿尼罗河将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苏丹。与此同时，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和巴比伦等帝国巩固了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人民的统治。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在伊朗高原崛起，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统治体系。这一体系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目的地试图将迥异的非洲、亚洲和欧洲社会，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有组织的国际社会中”，统治者自称“万王之王”。1
公元6世纪末，两大帝国控制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一个是定都在君士坦丁堡、信奉基督教（希腊东正教）的拜占庭（或东罗马）帝国，另一个是首都位于今天巴格达附近的泰西封、信奉琐罗亚斯德教（亦称拜火教）的萨珊波斯帝国。两个帝国之间不时发生的冲突持续了几百年。公元602年，两个帝国刚遭受了一场严重瘟疫后不久，波斯入侵拜占庭领土，从而引发了一场为时25年的战争。这对两个帝国尚存的实力都是一个考验。拜占庭胜出后，疲惫的双方因无力再战，实现了政治家未能实现的和平。这还为伊斯兰教的最终胜利打通了道路。因为在阿拉伯世界西部一片任何帝国鞭长莫及的荒芜沙漠上，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在一个新世界秩序观的激励下，正在积蓄力量。
世界史上很少有哪个事件像伊斯兰教的早期传播那么富于戏剧性。根据伊斯兰教传统的说法，穆罕默德诞生于公元570年，40岁时受到启示，此后的大约23年中继续不断地接到启示。这些启示后来被缀辑成《古兰经》。正当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两败俱伤时，穆罕默德及其信徒组建了一个社群组织，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然后着手用以他收到的启示为内容的宗教，取代这一地区当时的流行信仰，主要是犹太教、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
前所未有的一波扩张，使伊斯兰教的崛起成为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此后的100年间，阿拉伯人的大军把这一新的宗教先后带到了非洲的大西洋沿岸、西班牙大部地区、法国中部，东至印度北部。此后的几百年间，中亚地区和俄国、中国部分地区以及东印度群岛的大部分地区也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以上所有地区，伴随商人或征服者而来的伊斯兰教奠定了其宗教统治地位。
区区几个阿拉伯联盟居然能激发起一场运动，打败曾经主宰这一地区长达数百年的一些庞大帝国。倒退几十年，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2不可阻挡的帝国势头和吞噬一切的狂热究竟如何被悄然捏合到了一起？邻近社会当时的记载，并没有把阿拉伯半岛视为一支帝国力量。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人一直在沙漠及周边的富饶地区过着半游牧部落式的田园生活。直到此时，他们虽然与罗马帝国有过几次短暂的交锋，但从未建立过恢宏的大国或帝国。阿拉伯人的历史记忆都只是体现在代代相传的口述史诗中。在希腊人、罗马人和波斯人的记忆中，阿拉伯人主要是不时袭击商道的草寇，并且已经开始定居。希腊人、罗马人和波斯人会做出临时性的安排，收买某个阿拉伯部落的忠诚，再委派它为帝国戍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帝国已经把阿拉伯人纳入了自己的世界秩序。
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这一世界被彻底颠覆。伊斯兰教不同于有史以来的任何其他社会，它具有扩张性，在某些方面追求极端的平等主义。它规定每日频频祷告，把信仰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强调宗教和政治权力的一体性，从而把伊斯兰教的扩张从一项帝国的事业变成了一项神圣的义务。不断扩张的穆斯林每遇到一国人民，都给予他们同样的选择：要么皈依伊斯兰教并接受保护国地位，要么被征服。公元7世纪一次重大战役前夕，一位阿拉伯穆斯林使节被派去与遭到围困的波斯帝国谈判。正如他所宣示的那样：“如果你们接受伊斯兰教，我们不会打扰你们。如果你们同意付人口税，我们会在你们需要时保护你们。否则，我们就要兵戎相见。”3他们之所以敢发出这样的威胁，是因为有强大的阿拉伯骑兵做后盾，这些骑兵宗教信念坚定，军事技能过硬，对被征服土地上的奢华嗤之以鼻。这些社会目睹了伊斯兰教的活力和成就，深恐自己会亡国灭种，于是选择了皈依新的宗教并接受其教义。
伊斯兰教在三个大陆上的迅速蔓延，让人们更加相信它负有神圣使命。4在坚信自己的扩展必将实现统一并给全人类带来和平信念的驱动下，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被伊斯兰教征服的地区或受伊斯兰教控制并进贡的非穆斯林居住地区，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即“伊斯兰之家”，意为“和平之地”，由哈里发统治。哈里发按照正统继位程序继承先知行使过的世俗政治权力。“伊斯兰之家”以外的地区是“征伐之地”。伊斯兰教的使命是把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世界秩序，从而实现世界和平：
从理论上讲，“伊斯兰之家”与“征伐之地”处于交战状态，因为伊斯兰教的终极目标是统治全世界。如果伊斯兰教削弱了征伐之地，“伊斯兰世界的和平”公共秩序就会取代一切，非伊斯兰社会要么成为伊斯兰社会的一部分，要么作为被允许存在的宗教社会，或与伊斯兰社会签有条约的自治实体臣服于它的权威。5
实现这一普世体系的战略被命名为“圣战”，即所有信徒有义务通过斗争传播自己的信仰。“圣战”包含了战争之意，但又不仅仅是一项军事战略。这个词还意味着使用其他手段全力救赎他人并传播伊斯兰教的教义，比如通过信仰追求或建功立业来弘扬伊斯兰教。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强调的重点因时因地有很大的差异。信徒可以用“他的一颗心，他的舌头，他的一双手抑或利剑”投身“圣战”。6
早期的伊斯兰国家向其周边传播教义。它曾一度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统治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社会，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潜在的威胁。自从那时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伊斯兰与非伊斯兰社会之间的交往历经沧桑，既有和谐共处的时期，也有势不两立的时候。贸易往来把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双方也常常为了共同的重大目标携手合作，在外交上结盟。然而二元世界秩序概念仍然是伊朗的官方理论并载入其宪法，也是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少数族裔武装组织的战斗口号，和世界各地几个活跃的恐怖主义团伙——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以下简称“伊斯兰国”）——信奉的意识形态。
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也有过武力讨伐他人的时候，有时以同样的狂热、采用相似的征服手法和逼迫他人皈依的做法倡导自己的世界使命。（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以类似的必欲征服世界的精神，灭掉了中美洲和南美洲几个古老的文明。）7两者的区别在于，在西方世界，征服精神已经褪去，或是化为不像宗教动机那么绝对（或不那么持久）的世俗概念形式。久而久之，基督教变成了一种哲学和历史概念，而不是战略或国际秩序的运作方针。推动这一转变过程的一个因素是，基督教世界首先在“哪些事情归恺撒管”和“哪些事情归上帝管”之间做了区分，促成了在一个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逐步向多元的世俗外交政策的演变，如前两章所述。这一过程还受到了偶发事件的推动，包括当代一些试图取代宗教狂热的事业，它们提出的观念缺乏吸引力，例如鼓吹世界革命的苏联社会主义，或是基于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
伊斯兰世界内的演变更为复杂。历史上，人们一度对各种实践终将汇流抱有希望。直到20世纪20年代，奥斯曼帝国仍然坚持把先知穆罕默德直系后嗣继承政治权力作为中东的一个政治现实。奥斯曼帝国覆亡后，主要的伊斯兰大国分裂为两派。一派寻求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基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性的新国际秩序，既笃信自己的宗教信仰，又把宗教信仰与外交政策问题分开。另一派依据对传统的伊斯兰世界秩序概念的严格解释，认为自己正置身于一场继承世界权力的斗争之中。
过去90年里，每一派观点的倡导者中都涌现出过那个时代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既有那个世纪的一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也有令人敬畏的虔诚的真主权力绝对论者。两派之间的较量仍然不分胜负。在有些中东国家，信奉基于国家的世界秩序的人与信奉基于信仰的世界秩序的人生活在一起，虽然双方不时会产生摩擦。对试图强行把伊斯兰教信条作为个人生活、政治生活和国际生活的最高裁判的众多信徒来说，尤其是在伊斯兰主义卷土重来时期，伊斯兰世界与外部世界仍然不可避免地处于对抗状态。
在早期伊斯兰体系中，是允许与非伊斯兰社会缔结互不侵扰条约的。从传统法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条约是一种务实的做法——伊斯兰教一方可以借此保护自己不受威胁，同时积蓄力量，加强内部团结。早期的伊斯兰国家曾与它最终灭掉的敌人止戈息战。根据这一先例，互不侵扰条约有具体的时限，最长不超过10年，并且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时限。本着这一精神，在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前几个世纪，“伊斯兰教的法律条文规定，一项条约不能一成不变。一俟穆斯林有能力与之作战，条约必须立即作废”8。
这类条约并不意味着将建立一种伊斯兰国家与其他非伊斯兰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永久性体系。“‘征伐之地’的居民被视为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因为他们不具备法律能力在平等和对等的基础上与伊斯兰教互动，原因是他们没有接受伊斯兰教的伦理和法律标准。”9根据这一观点，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国内准则是神授的，而非伊斯兰政治实体是非法的，伊斯兰国家永远不可能把它们视作真正的平等对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取决于打造和扩大一个单一伊斯兰实体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争斗各方之间的均势。
根据这种理想化的世界观，伊斯兰教治下的和平与正义只有一个扩展方向，而且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10曾经被纳入“伊斯兰之家”，之后又丧失的土地永远不能放弃，否则就等于背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仰。历史记载中从来没有哪个政治事业像伊斯兰教一样如此执着地扩张。随着时间的流逝，伊斯兰教扩张时期所及之地的部分地区后来摆脱了穆斯林的政治控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半岛（如今成了由穆斯林和东正教徒的一些飞地拼缀而成的一幅混杂版图）、希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色列、印度、俄罗斯南部和中国西部的部分地区。但在伊斯兰教第一波扩张中被并入的地区，当地绝大多数人至今仍然是穆斯林。
有史以来没有哪一个社会的实力、哪一位领袖的韧性、哪一种信仰的活力能够永久地统治天下。事实证明，天下归一对任何征服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包括伊斯兰教。早期伊斯兰帝国在扩张过程中逐渐分解为多个权力中心。穆罕默德去世后发生的继任人危机，导致伊斯兰教分裂成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这是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根本分歧。在任何一个新的政治事业中，继承问题都不无风险。如果创始人还被视为“最后的先知”、真主的最后使者，这场论争就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还具有神学意义。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一个由部落长老组成的委员会推选穆罕默德的岳父阿布·伯克尔作为继任者，也就是哈里发，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以维持羽翼未丰的伊斯兰社会的和谐和共识。而少数人认为，当初就不该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表决就意味着可能会因为人为错误而导致错误的结果。权力本应该自动传给与先知血缘关系最近的人，即他的堂弟阿里。阿里是很早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一位重要人物，而且作战英勇。据说穆罕默德亲自挑选了他。
这两派最终形成了伊斯兰教的两大分支。11阿布·伯克尔的支持者和他之后的几位后继人认为，穆罕默德与真主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是终极的。哈里发的首要任务是传承穆罕默德收到的启示和他的教诲。这批人成为逊尼派，意思是“传统与大众派”。另一派是阿里派，即阿里什叶派（或什叶派）。他们认为，对新的伊斯兰社会的统治也是一项带有秘传意味的宗教使命。他们认为，先知和阿里是伊斯兰教隐义的“受托人”。穆斯林只有在先知和阿里的有宗教灵性的直系后裔的指引下，方能与穆罕默德接到的启示建立正确的关系。日后阿里作为第四任哈里发执掌政权，但在一场叛乱中被暴徒杀死。逊尼派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伊斯兰世界的秩序，所以支持了平定局势的一派。什叶派斥责新的执政者非法篡权，颂扬死于抵抗中的殉道者。两派所持的这些观点后来延续了数百年之久。
地缘政治上的角逐进一步加深了教义上的分歧。随着岁月的流逝，分别出现了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和莫卧儿势力范围，每个势力范围理论上都遵守同样的伊斯兰全球秩序，但其所作所为越来越像是相互争夺的王朝，各自有不同的利益，各自诠释自己的信仰。有些时期，包括印度莫卧儿时代的大部分时期，对自己信仰的诠释包含了一定的世界眼光，甚至可以说带有调和思想的观点，强调对其他宗教持宽容的态度，重务实的外交政策而轻教派之争。当一些逊尼派大国敦请同属逊尼派的印度莫卧儿帝国加入针对什叶派的伊朗的“圣战”时，莫卧儿借口与伊朗一贯友好和没有交战理由婉拒了。
欧洲击退了第一波穆斯林扩张后，志在征服世界的伊斯兰教的势头最终被遏制。公元732年的普瓦捷战役和图尔战役，挡住了此前阿拉伯和北非穆斯林所向披靡的军队。在400年的岁月里，拜占庭对小亚细亚和东欧的防御构成了一道防线。在这道防线后面，西方开始提出自己的后罗马帝国世界秩序概念。伴随拜占庭人暂时重返中东，西方概念也被带入伊斯兰教统治下的地区。1099年，东征的“十字军”——基督教骑士对公元7世纪皈依伊斯兰教的历史圣地发动攻击——攻陷耶路撒冷城，在当地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延续了大约200年。1492年，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陷落，基督教徒收复了西班牙全境，把伊斯兰教的西部边界推回到北非。
13世纪，建立世界秩序的梦想再次浮现。征服者奥斯曼的追随者、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帝国，将自己的阿纳托利亚小国扩张成为一个有可能挑战，甚至最终取代残存的拜占庭帝国的令人生畏的大国。土耳其人开始建立一个继承前几个世纪辉煌的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新帝国。他们自称是统一的伊斯兰世界的领袖，通过所谓的“圣战”向四面八方扩张。巴尔干首当其冲。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了扼地缘战略要冲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接下来他们挥师南征西伐，先后攻占了阿拉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北非、东欧和高加索，成为东地中海沿岸最强大的国家。如同早期的伊斯兰帝国一样，奥斯曼人认为自己负有“维护世界秩序”的世界性的政治使命。历任王朝的苏丹自称“安拉在俗世的影子”，是“保护世界的天下之主”。12
和500年前的伊斯兰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向西扩张时与西欧国家相遇。多极的欧洲体系与奥斯曼的单一世界帝国概念的差异，使双方的交往非常复杂。奥斯曼人既不承认欧洲国家是合法的，也不肯平等对待它们。这不仅仅是伊斯兰教义问题，还反映了对双方实力对比的现实做出的判断，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疆土比西欧所有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而且过去几十年里军事上也强于西方国家有可能结成的任何同盟。
奥斯曼的官方公文给予欧洲王室的礼遇，比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苏丹低一级，相当于苏丹之下的维齐尔或首辅大臣。13获奥斯曼人允许在君士坦丁堡常驻的欧洲使节被视为祈求者。与这些使节谈判缔结的协定不是什么双边条约，而是一位慷慨大度的苏丹赐予的特权，可以随意收回。
奥斯曼人在达到军事能力极限后，双方出于战术需要偶尔也会结盟。战略和商业利益有时会绕过宗教信条。
1526年，法国认为自己两面受敌，南边是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东边是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于是向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一世提议结成军事联盟。100年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出于同样的战略考虑，在“三十年战争”中站到了新教事业一边。奥斯曼欲实现在东欧的野心，苏莱曼一世一直把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看作头号障碍，于是接受了法国的提议，但毫不掩饰地把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当作次要合作者。苏莱曼不同意结盟——因为这会暗示双方在道义上是平等的——而是以居高临下的方式给予弗朗西斯支持：
我，万王之王，地球上所有君主的皇冠授予者，人世间真主之影，白海和黑海、鲁米利亚、安纳托利亚和噶勒莽明尼亚……的苏丹和君主……致函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
汝致函众国君主的避风港、我的帝国政府，请求援救你们……那就鼓起勇气吧！切不可丧失斗志！我们光荣的先驱和遐迩闻名的祖先（愿真主给他们的墓地带来光辉！）为了战胜敌人、征服他们的土地，长年累月金戈铁马，征战沙场。我们自己踏着先人的脚印攻克了一个个坚固的城堡，征服了一片片土地。我们昼夜马不解鞍，剑不离身。14
一种军事合作关系由此而生，包括奥斯曼帝国和法国的海军联手对抗西班牙和意大利半岛。哈布斯堡王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撇开奥斯曼人，与波斯什叶派的萨非王朝结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地缘政治的需要盖过了意识形态。
奥斯曼帝国：欧洲病夫
奥斯曼帝国再次对欧洲秩序发起进攻，1683年兵临维也纳。围困维也纳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扩张的顶峰。同年，（萨伏依的）欧根亲王统帅的一支欧洲大军解除了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围困。
从18世纪末一直到整个19世纪，欧洲诸国开始转守为攻。由于宫廷内部的正统教派抵制近代化，奥斯曼帝国逐渐走向僵化。俄国从北部挤压奥斯曼帝国，一直扩张到黑海并进入高加索。俄国和奥地利分别从东西两面进入巴尔干半岛，法国和英国则争夺奥斯曼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埃及。19世纪，埃及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
西方强权把风雨飘摇的奥斯曼帝国视为“欧洲病夫”15。它在巴尔干半岛和中东的庞大领土，包括与西方有历史渊源的人数众多的基督教社会，成了“东方问题”。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主要大国试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同时又避免打破欧洲的均势。奥斯曼人则巧妙周旋，竭力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为自己争取最大的行动自由。
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一个临时成员加入欧洲均势，但这个日益衰微的大国并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它是建立欧洲均势时需要考虑的“一个砝码”，但不是构建这一体系的一个完全的伙伴。英国利用奥斯曼帝国挡住了俄国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扩张之路，奥匈帝国在处理巴尔干问题上先后与俄国和奥斯曼人结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方都不再像过去那样小心行事。与德国结盟的奥斯曼人从两个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伊斯兰教体系——中找出理由为自己的参战辩护。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指责俄国“违犯国际法对它无端发起攻击”，侵犯了帝国的“武装中立”，发誓要“拿起武器捍卫我们的合法利益”（完全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交战理由）。与此同时，奥斯曼负责宗教事务的最高官员宣布要打一场“圣战”，指责俄国、法国和英国“为了消灭伊斯兰教而加兵于哈里发帝国”，并称“所有国家的伊斯兰教徒”（包括仍处于英法或俄国统治之下的伊斯兰教徒）有宗教义务“倾其所有投入圣战”，要么就会面对“安拉的震怒”。16
“圣战”有时会激励已经很强大的一方更加拼命。但每当“圣战”无视战略或政治现实时，必以失败告终。推动那个时代前进的动力是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利益，不是全球“圣战”。大英帝国内的穆斯林对“圣战”指令不予理睬。英属印度的主要穆斯林领袖关注的是往往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立运动，并与信奉印度教的本国同胞携起手来。在阿拉伯半岛，反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梦想被唤醒。德国曾期盼在战争中得到泛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到头来这一期望化为泡影。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种强行施加的机制将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纳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伊斯兰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与残存的奥斯曼帝国签署的《色佛尔条约》再次使中东成为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大杂烩——一个此前其政治词汇中没有的概念。一些国家，例如埃及和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历史上曾经是帝国或文化实体。其他国家最初由英国或法国“托管”。所谓“托管”既是殖民主义者用的遁词，也指殖民者颐指气使地把这些地方定性为需要监护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1916年的《塞克斯－皮科协定》（以英法两国的谈判人命名）实际上把中东划分为英法两国各自的势力范围。国际联盟批准的托管制度将这一划分付诸实施：叙利亚和黎划巴嫩给了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即日后的伊拉克）划归英国的势力范围。巴勒斯坦和外约旦成了英国的“巴勒斯坦托管区”。托管面积从地中海沿岸一直延伸到伊拉克。以上每一个实体内都存在不同教派和族裔，其中有些教派和族裔世代结仇。托管国于是利用这些矛盾，将其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也为日后的争端和内战埋下了祸根。
针对发展迅速的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事业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但战后日益壮大），英国政府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英国外交大臣写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封信）中宣布，它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家园”，同时又保证说，“不言而喻，不会损害当地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17由于英国似乎还把同一块土地许诺给了麦加的沙里夫，以上文字的含义更加模糊不清。
以上权力格局的重新组合引发了巨大的动荡。1924年，刚刚宣告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奉行民族主义的世俗领导人，废除了泛伊斯兰统一的主要体制哈里发帝国，宣布建立一个世俗国家。此后，伊斯兰世界在胜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已无法实现的“伊斯兰之家”概念之间进退维谷。缺乏经验的中东各群体于是着手在几乎没有任何历史渊源的边界内把自己打造为现代国家。
在阿拉伯历史上，欧洲式的世俗国家的出现前所未有。阿拉伯人马上接受了主权和国家的概念，并将其为自己所用。阿拉伯富商和政治权贵开始遵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框架和全球经济体的规则。他们要求自己国家的人民有权作为平等成员参与这一体系和经济体。他们争取的目标是现有的政治单元，甚至刚建立不久的政治单元，享有真正的独立，而不是推翻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世俗化的潮流日益强劲，但最终未能像欧洲那样产生一个多元化的秩序。
这时出现了两种互相对立的趋势。18“泛阿拉伯主义者”接受一个基于国家的体系的基本概念，但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只有单一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认同。“政治化的伊斯兰教”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坚持把共同的宗教作为实现现代阿拉伯认同的最佳途径。伊斯兰教主义者——人们对“穆斯林兄弟会”一词如今已耳熟能详——往往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中产阶级。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伊斯兰主义是加入战后时代的一种方式，而无须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既可以实现现代化，又无须西方化。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大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们为中东构建的区域秩序。此后欧洲大国再也无力控制当地日益躁动不安的人民。美国成为中东以外影响力最大的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军人推翻了本国的封建君主制政府，建立了世俗政权。
军人统治者通常来自此前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以外的群体。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他们诉诸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非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开始在这一地区扎根。1954~1970年，埃及富有魅力的民粹主义领袖纳赛尔及其继任者萨达特均来自外省。伊拉克的萨达姆同样出身寒微，但他采用了更极端的世俗军事统治方式，从70年代初（先是作为事实上的强人，1979年后在总统位置上）一直到2003年，依靠恐吓和残忍手段维系其统治。萨达姆摆出一副好战的架势，想借此对这一地区形成震慑。萨达姆和他的意识形态盟友、叙利亚狡黠冷酷的阿萨德，均假借支持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之名，把自己所属的少数教派置于人数众多的多数教派之上。（不无讽刺的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情况恰好相反。在伊拉克，逊尼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而在叙利亚，什叶派内的一个分支阿拉维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逊尼派。）共同的民族命运感，逐渐取代了伊斯兰教的愿景。
然而，伊斯兰教的遗产很快再次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各伊斯兰教党派抨击世俗统治者骄奢淫逸，治国无术，并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提出，需要有一个受到神启的政权，鼓吹建立一个取代现有国家的泛伊斯兰神权政体。在他们眼里，西方和苏联一样邪恶。很多人还从事机会主义的恐怖主义活动，借此支持自己的理想。军人统治者对此严加打压，镇压种种伊斯兰教政治运动，指控它们破坏现代化和国家统一。
在今天看来，那个时代当然并不理想。中东各国的军人政权、君主制政权或其他专制政府把异议视为煽动叛乱，公民社会和多元文化几乎没有发展空间。该地区直到21世纪都没有走出这一缺陷的阴影。尽管如此，在专制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下，中东还是逐渐形成了与当代国际秩序暂时的和解关系。一些更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例如纳赛尔和萨达姆·侯赛因，试图通过武力或大肆鼓吹阿拉伯统一扩张本国的疆土。1958~1961年埃及和叙利亚建立的短命邦联就反映了这种企图。最终他们以失败告终，因为阿拉伯各国紧紧抓住自己继承的遗产不放，拒绝融入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统一体中。结果，军人政权奉行政策的最终依据，是国家以及基本上限于本国边界内的民族主义。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他们试图利用冷战期间大国之间的争夺，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70年代初，他们一直利用苏联来向美国施压。苏联成了民族主义的阿拉伯国家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和外交上的支持者，阿拉伯国家则基本上支持苏联的各项国际目标。军人专制者声称忠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赞扬苏联的经济模式。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依然属于传统的家长制模式，以技术官僚经营的单一型经济为主。压倒一切的考虑是这些政权眼中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政治或宗教意识形态。
总体来说，冷战时期，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沿袭了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式均势的模式。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一般支持苏联的政策，听从苏联的指挥。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朗和摩洛哥与美国交好，并依赖美国保障其安全。以上各国，除了沙特阿拉伯外，均属于世俗国家，虽然其中几个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源自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君主体制，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国家利益施展治国方略。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哪些国家认为与哪一个超级大国结盟符合本国的利益。
1973~1974年，这一联盟发生了变化。埃及总统萨达特确信苏联只能提供武器，但无力帮助埃及通过外交努力收复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攻占了该半岛），于是改换门庭。此后埃及成了事实上的美国盟友，国防上改为依赖美国武器，而不是苏联武器。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与冷战两个阵营保持等同距离。苏联在这一地区的作用被严重削弱。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承认的犹太人家园，以色列的崛起促成了分裂的阿拉伯人团结一致。阿拉伯人对这一前景的抵制先后导致了四次中东战争，分别发生于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每一次都败给了装备精良的以色列。
萨达特基于国家利益掉头转向反苏轨道，开启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最终埃及与以色列签订了两项脱离接触协议，1979年又与以色列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埃及为此被驱逐出阿拉伯联盟，萨达特受到咒骂，最终遭到暗杀。然而，也愿意与犹太人国家实现和解的其他人效仿了他的勇敢举动。1974年，叙利亚和以色列缔结了一项脱离接触协议，划定并维护两国间的军事分界线。这一协议维持了40年，其间历经战乱和恐怖主义，包括叙利亚内战带来的混乱。约旦和以色列相互克制，最终也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在国际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专制政权继续倚重苏联，但根据具体情况保留了支持其他政策的选择自由。到了70年代末，中东地区的种种危机与19世纪巴尔干的危机越来越相似。一些二流国家为了实现本国目标，在相互争夺的主要大国之间投机取巧。
然而，外交上倒向美国，最终没有解决民族主义的军人专制政权面临的难题。与苏联结盟未能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与美国结盟未能化解社会问题的挑战。这些专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殖民主义，实现了独立，而且能够游走于冷战的两大权力中心之间。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缓慢，经济成果的分配又太悬殊，无法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石油几乎成了国家收入的唯一来源，加之不利于创新和多样化的经济文化，以上状况雪上加霜。尤其是冷战的猝然结束削弱了这些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它们没有学会如何在没有外敌或国际危机的情况下调动本国人民的积极性，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再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而越来越认为国家有义务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因此，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不得不应对国内日益高涨的不满浪潮，这些不满旨在挑战他们的合法性。极端团体信誓旦旦地要用一个基于宗教的中东秩序取代现存的中东体系。他们的体系反映了对待世界秩序的两种不同的普适性的做法。一种是逊尼派做法，以1928年成立且在这一地区枝繁叶茂的穆斯林兄弟会、2007年在加沙地带上台执政的哈马斯极端主义运动和基地全球恐怖组织为代表。另一种是什叶派做法，以霍梅尼的革命和由此派生出的黎巴嫩“国中之国”真主党为代表。两派之间打得你死我活，但在推翻现存的区域秩序、重建一个受到上天启示的体系的目标上完全一致。
伊斯兰主义：革命潮流——两种哲学诠释[1]
1947年春，埃及的一位钟表匠、小学教师，博览群书、自学成才的宗教活跃分子哈桑·班纳给埃及国王法鲁克上书，题为“走向光明”。他在陈情书中批评埃及的体制，提出用伊斯兰教义取代世俗的民族国家体制。哈桑·班纳温和而全面地阐述了埃及穆斯林兄弟协会（通称“穆斯林兄弟会”，1928年，为了同他眼中的外国不良影响和世俗生活方式做斗争，哈桑·班纳创建了这个组织）提倡的原则和诉求。
哈桑·班纳的兄弟会早期是对英国人霸占埃及苏伊士运河区不满的虔诚穆斯林非正式集会的场所，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从事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全国性组织，拥有成千上万的会员，基层机构遍及埃及所有城市，同时还拥有一个颇有影响的宣传网，负责传播哈桑·班纳对时局发表的评论。19 1937~1939年，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区的阿拉伯人发动了反英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起义，最终失败。穆斯林兄弟会因支持了这次起义，在该地区的声望大增，同时也吸引了埃及当局的注意。
哈桑·班纳在埃及被禁止直接参政，却是埃及最具影响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想给埃及君主公开上书，宣扬穆斯林兄弟会的愿景。对埃及和中东地区陷于外国统治以及中东内部的道德沦落，哈桑·班纳痛心疾首，他宣布，变革的时候到了。
哈桑·班纳称，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曾因其杰出的科技成就光彩照人……但今天已经破产并走向衰落。它的根基开始动摇，它的种种机制和指导原则已成流水落花”20。西方大国已经丧失了对自己世界秩序的掌控。“它们召开的会议均以失败告终，它们的条约遭到违反，它们的公约被撕成碎片。”用来维护和平的国联是“一个幻影”。哈桑·班纳尽管没有明言，但他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世界秩序既失去了合法性，也失去了权力。他断言，创建一个基于伊斯兰教的新世界秩序的时机已经来临。班纳称：“伊斯兰道路前人走过，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一个社会坚定地沿着“全面彻底”光复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并建立《古兰经》描述的社会秩序的道路走下去，“整个伊斯兰世界”，换言之，就是全世界的穆斯林，“都会支持我们”，“阿拉伯人的统一”乃至最终“伊斯兰教的统一”就会实现。
一个光复后的伊斯兰世界秩序，与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现代国际体系，将会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哈桑·班纳认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应该忠于相互交汇的多个层次，位于顶峰的是一统的伊斯兰教体系，其权威最终将覆盖全世界。哈桑·班纳心目中的家园首先是一个“具体国家”，“然后延伸到其他伊斯兰国家，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祖国，都是穆斯林的栖身之地”。之后再依照虔诚的祖先建立的模式建立一个“伊斯兰帝国”，因为“真主会问每一个穆斯林”他为“光复伊斯兰世界秩序”做了什么。最后一个层次是全球性的。“穆斯林的祖国将延伸到全世界。难道你们没有听到安拉（神圣和全能的!）的话，“与他们战斗到底，直到永远不再受到迫害，直到安拉是唯一的信仰”21？
只要有可能，这场斗争将采取渐进的、和平的方式。22早期的穆斯林兄弟会告诫说，应该“保护”非穆斯林，要“温和”“平等”地对待他们，只要他们不反对这场运动，并表示自己应有的敬意。“对外国人应该抱有同情心并与之和平相处，只要他们品行端正，待人以诚。”因此，认为“在现代生活中建立伊斯兰体制会造成我们与西方国家交恶”的说法“纯属呓语”。
哈桑·班纳提倡温和，有多大成分是为了在一个仍然由西方大国主宰的世界中获得支持的策略手段？宣扬“圣战”的言辞，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在传统的伊斯兰地区赢得支持？1949年，班纳遭到暗杀，再也没有机会详尽解释如何解决他改造世界的革命宏愿，与他倡导的宽容和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原则之间的矛盾。
以上模棱两可之处在哈桑·班纳的著述中始终没有得到澄清，但此后的很多伊斯兰教思想家和伊斯兰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主张彻底拒绝多元化和世俗的国际秩序。宗教学者兼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对这一观点做出了也许是最博学和最具影响力的阐述。1964年，他因被指控参与暗杀埃及总统纳赛尔入狱，他在狱中服刑时撰写了《路标》一书，对现有的世界秩序宣战。此后，该书成为当代伊斯兰主义的奠基之作。
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是给予人类唯一真正自由的普世体系——不受他人或人为理论统治，或者说摆脱了“那些基于种族、肤色、语言和国家、地区和民族利益之上的低层次的结合关系”23（即一切其他现代形式的统治和忠诚，外加构成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部分基石）。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的当代使命是推翻所有这些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严格按字义践行《古兰经》，乃至最后在全世界践行《古兰经》。
这一过程的巅峰是“实现地球上所有人——遍及地球的全人类的自由”，从而完成公元7~8世纪伊斯兰教首波扩张开始的过程，“然后把伊斯兰教传给世界各地的全人类，因为这一宗教的对象是整个人类，它的行动范围涵盖全世界”。24 和一切乌托邦事业一样，实现库特布的宏图也需要通过极端手段。库特布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一支意识形态纯洁的先锋队。他们将摈弃这一地区掌权的各国政府和社会——库特布一律冠之以“非伊斯兰的和非法的”——为实现一个新秩序而奋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领土解决方案认可的世俗现代化和穆斯林的分裂，令众多穆斯林私下里痛心疾首。学识渊博、充满激情的库特布对这一现状宣战。他的同代人大多对他宣扬的暴力手段望而却步，然而一批坚定的信徒——如同他设想的先锋队——开始形成一个核心。25
对于一个自认为已经超越“历史”上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全球化的世俗世界，库特布及其信徒的观点显得太极端，无法赢得足够重视。西方很多精英人士由于想象力贫乏，觉得这些革命者的激情难以理解，于是认定他们的极端言论要么只是空谈，要么是讨价还价的手段。然而在宗教极端主义者眼里，这些观点代表了一种真理，它否定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乃至任何其他秩序的规则和准则。过去几十年里，这些观点成了中东及其他地区极端分子和“圣战者”的战斗口号，并得到了基地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塔利班、伊朗的教士政权、“伊扎布特”（“解放党”，在西方国家极为活跃，公开鼓吹在一个伊斯兰教统治的世界里重建哈里发帝国）、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叙利亚的极端民兵组织“努斯拉阵线”和着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哈里发国的“伊斯兰国”的呼应。这些观点也代表了1981年暗杀萨达特的埃及极端分子信奉的好战信条。他们重拾“被忽视的圣战责任”，称与以色列媾和的本国总统为叛教者，指控他在两个问题上大逆不道：一是承认了犹太国家的合法存在，二是（他们认为）同意了把自古以来属于穆斯林的土地拱手让给了一个非穆斯林民族。
以上思想体系几乎完全颠覆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纯之又纯的伊斯兰主义认为，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出发点，因为国家是世俗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国家在演变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宗教实体的过程中，充其量也许可以获得某种临时性的地位。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能成为一个指导方针，因为对国家的忠诚偏离了真正的信仰，而且“圣战者”有义务改造“征伐之地”——不信伊斯兰教的人居住的世界。圣洁，而不是稳定，才是这一世界秩序观的指导方针。
“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的剧变
始于2010年下半年的“阿拉伯之春”在短暂的时间内曾给人带来希望，让人以为新的一波改革将把这一地区相互争夺的专制政权和“圣战”势力扫入历史角落。西方政治领导人和媒体兴高采烈地欢迎突尼斯和埃及局势的剧烈动荡，把这视为一场由青年人主导的促进自由民主原则的地区革命。美国正式表示支持示威者提出的种种要求，认为它们反映了对“自由”、“自由公平选举”、“代表人民的政府”和“真正民主”的不可剥夺的诉求，绝不应坐观其败。26然而通向民主的道路崎岖不平，充满艰辛。专制政权垮台后的局势凸显了这一点。
西方不少人认为，埃及的解放广场起义验证了一个观点，即早就应该推动取代专制体制的新体制了。但问题其实在于，美国很难找到可以用来建立多元化体制的因素和支持多元机制的领导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在文官政府和军人政权之间画了一条线，支持与民主制度格格不入的“穆斯林兄弟会”）。
美国希望看到这一地区实现民主化。共和、民主两党的历届政府均怀有这一愿望，因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美国的理想主义。然而，安全观和促进民主常常相互冲突。致力于民主化的人发现，很难找到真正认清民主的自身重要性，而不仅仅把民主当作个人独裁手段的领导人。同时，强调战略优先的一派又无法说明现有的政权如何最终能以民主的方式，甚至通过改革进行演变。促进民主化的做法无法解决在追求其目标时日益显现的真空，只考虑战略需求的做法又因现有机制的僵硬而受阻。
“阿拉伯之春”最初表现为新一代人争取自由民主的起义，但很快遭到排斥，进展受挫甚至遭到镇压，当初的兴奋化为无奈。既有的政治势力不仅与军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和农村的宗教势力相连。事实证明，他们比在解放广场争取民主的中产阶级更强大，组织得也更好。“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暴露了而不是消除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旨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政策所含的矛盾性。
“阿拉伯之春”初期常用的一句口号“人民要求政府下台！”并没有说明人民指谁，或政府下台后以什么取代。“阿拉伯之春”的示威者当初呼吁开放政治和经济生活，日后被军人支持的威权主义与伊斯兰教意识形态之间的暴力较量所淹没。
在埃及，最初在解放广场宣扬世界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的欣喜若狂的示威者，最终并没有成为这场革命的继承人。电子社交媒体为有能力推翻政府的示威游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有能力在广场聚众示威并不等于有能力建立新的国家体制。在示威活动最初取得胜利后出现的权威真空中，起义前即存在的各派别往往更有能力影响最终的结局。通过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融合求得团结的诱惑，盖过了当初的起义口号。
2012年，在一批更激进的宗教极端主义团体组成的联盟的支持下，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穆尔西当选为总统。当初解放广场上的示威如火如荼时，穆斯林兄弟会曾信誓旦旦，说不谋求总统一职。伊斯兰教政府掌权后，开始将自己的权威体制化，对支持自己的人有组织地骚扰威吓妇女、少数族裔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视而不见。埃及军人决定推翻这届政府，宣布重启政治进程。结果，连已经靠边站的世俗民主派别也对此表示欢迎。
这一过程提出了人道主义外交政策问题。人道主义外交政策不同于传统外交政策，它批评国家利益观或均势概念缺乏道义内涵。它通过改变侵犯普世的正义原则的状况，而不是消除某种战略威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外交政策风格的价值观和目标，反映了美国传统至关重要的一面。然而，若把它作为美国战略的核心概念加以实施，又会让自己陷于两难处境：美国是否认为，凡是针对任何不民主政府的任何一次群众起义，包括针对此前认为对维持国际体系十分重要的政府的起义，美国都有义务支持？每一次示威游行是否都必然具有民主性质？是不是一旦沙特阿拉伯国内发生公众示威后，它就不再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对“阿拉伯之春”做出的主要贡献就是谴责、反对或参与推翻它认为专制的政府，包括此前视为重要盟友的埃及政府。然而，在沙特阿拉伯等与美国有着传统友谊的一些国家政府看来，美国传递的信息首先不是推行自由改革的好处，而是自己的政府有可能被美国抛弃。
西方的传统包括对民主体制和自由选举的支持。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无视深深扎根于美国道德事业的这一因素，就休想得到美国人民的长期支持。然而，有些派别把民主视为建立宗教统治的一次公民投票，而且这种统治一旦建立就不得更改。若对这些派别应用这一原则，宣扬选举有可能导致只有一次民主选举的机会。埃及恢复了军人政权后，在美国再次引发了一场争论，而且迄今为止都没有争论出任何结果：战略利益重要，还是促进人道、合法的统治重要？而且这似乎还牵扯到一个时机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应该为了一种理论意义上的演变结果而牺牲安全利益？两者其实都很重要。忽略未来的民主前景——假设我们知道如何影响它的走向——含有长期风险。因无视安全因素而忽略当前现实，可能马上会招来大祸。传统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之别就取决于以上差异。每当这个问题出现时，政治家都必须在两者间加以权衡。有时会发生一些事件，比如种族灭绝，其后果之严重，足以使天平倾向撇开战略考虑进行干预的一边。但作为一般规律，最可持久的做法是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而在美国国内的争论中，两者常常被视为水火不容。
乍看上去，叙利亚革命像是埃及解放广场革命的重演。然而，埃及剧变团结了各派力量；而在叙利亚，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矛盾的爆发，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长达千年的纷争冲突再次点燃。由于叙利亚人口成分复杂，其他族裔和宗教团体也卷入了该国的内战。根据历史的教训，他们中没有哪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决定。一些外部大国也介入冲突，暴行屡屡发生，幸存者到各族裔和教派飞地避难。
在美国的公开辩论中，反抗阿萨德的起义被视为一场争取民主的斗争，与推翻穆巴拉克的情况相提并论。这场斗争应该以阿萨德政府的倒台和成立一个包容的民主联合政府告终。2011年8月，奥巴马总统陈述了这一立场，公开呼吁阿萨德“辞职”，从而让叙利亚人民能够行使自己的普世权利：
叙利亚的未来必须由叙利亚人民决定，但是阿萨德总统挡住了他们的道路。他呼吁对话和改革，同时又监禁、拷打和屠杀本国人民。他的呼吁虚伪至极。我们始终坚持，阿萨德总统必须引导民主过渡，否则就让路。他没有引导过渡。为了叙利亚人民的利益，现在是阿萨德总统去职的时候了。27
奥巴马讲这番话，是想鼓动叙利亚人民反对阿萨德，为推翻他的政权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假联合国之手，推动一项基于阿萨德下台和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的“政治解决方案”。然而令人惊愕的是，其他几个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既不愿支持这一步骤，也不愿支持采取军事措施。同时，叙利亚境内最终出现的武装反对派几无民主性可言，更不要说温和了。
当时，这场冲突已经超出了要不要民主的问题。对主要卷入方而言，涉及的问题与美国国内争论的焦点大相径庭。叙利亚及这一地区的主要成员不是为了民主而战，而是为了战胜对手而战。只有民主能让自己所属的派别执政时，他们才对民主感兴趣。没有任何派别赞成一个不能保证让自己党派控制政治体系的制度。对绝大多数交战者而言，简直无法想象不考虑地缘政治或地缘宗教后果，仅仅为了强制实施人权准则而打一场战争。在他们眼里，这不是一场独裁者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冲突，而是叙利亚境内互相角逐的各教派和各自在这一地区的后台之间的冲突。根据这一观点，这场战争将决定叙利亚的哪个主要教派最终将主宰其他教派，并控制叙利亚残存的疆土。区域大国源源不断地向其支持的教派输送武器和金钱，并提供后勤支援。沙特阿拉伯和海湾诸国支持逊尼派团伙，伊朗则通过真主党支持阿萨德。战事陷入胶着状态后，越来越激进的团伙在战争中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极其凶残，交战各方均无视人权。
与此同时，叙利亚的战争开始重新划分叙利亚，也许还有这一地区的政治版图。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沿土耳其边界一带建立了一个自治区，日后有可能与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自治地区合并。德鲁兹派和基督徒社团担心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对待少数族裔的一幕在叙利亚重演，因此不愿支持叙利亚的政权更迭，或是成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伊斯兰国”的“圣战者”试图在攻占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哈里发政权。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均失去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各主要派别认为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28一些“圣战者”武装派别认为，这是一场预示善恶大决战的冲突。当美国不肯出面打破平衡时，他们认为美国要么狡猾地隐藏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也许是想最终与伊朗做成一笔交易），要么不适应中东均势的需要。2013年，这一分歧达到了顶点。沙特阿拉伯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理由是由于传统的秩序仲裁者未能采取行动，它将自行其是。
美国呼吁世界信守对民主的支持，并在国际上以强制手段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而其他的大国，例如俄罗斯和中国，援引威斯特伐利亚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加以抵制。它们主要从自己所在地区的稳定和本国躁动不安的穆斯林人口的视角审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马里、巴林和叙利亚等国的大动荡。这些国家知道，最凶悍的逊尼派战士都是与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因“伊斯兰国”采用了甚至连它都认为太极端的手段而斩断了与后者的联系）结盟的铁杆“圣战者”，因此对叙利亚反对派彻底获胜持谨慎态度。中国称它在叙利亚这场战争中没有特别的利益，但坚持最终结果应由“叙利亚人民”而不是外国势力决定。叙利亚前盟友俄罗斯希望阿萨德继续掌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希望看到叙利亚继续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下去。由于国际社会达不成共识，叙利亚反对派又四分五裂，当初旨在促进民主价值观的一场起义沦为21世纪之初的一场人道主义大灾难，导致区域秩序彻底崩溃。
如果有一个可行的区域或国际安全体系，也许本来可以避免或至少遏制这场灾难。问题是各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看法大相径庭，维护稳定的代价又太高昂。早期外部的大规模干预也许可以把争斗各派压制下去，但若要维持局面，则需要长期的相当规模的军事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这一选择对美国来说已不可行，至少美国不可能单干。伊拉克若能达成政治上的共识，也许还能把这场冲突限制在叙利亚境内，但巴格达政府及其区域盟友的教派意识阻碍了共识的达成。还有一种可能是，国际社会可以对叙利亚和民兵“圣战者”实施武器禁运。然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各自截然不同的目标使得这一选项不可能成立。倘若无法通过共识或武力建立秩序，就只能付出灾难性的非人道代价，让秩序在混乱中产生了。
巴勒斯坦问题与国际秩序
中东各地虽然动荡不安，旨在结束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和平进程始终在推进，有时断断续续，偶尔紧锣密鼓。几十年的阿以冲突造成了一触即发的对峙局面。过去一共爆发了三场常规战争和无数次非常规军事冲突。每一个伊斯兰教“圣战者”团体都把阿以冲突作为号召人们拿起武器的借口。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把以色列的存在和它强大的军事力量视为自己的耻辱。有些人坚持不放弃土地的信念。在他们眼里，与以色列共存好比背弃信仰，而不是对现实的承认。
以色列对安全和认同感的追求、巴勒斯坦人对自治的渴望，以及四周阿拉伯国家政府对符合其历史性宗教诉求的政策的摸索——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没有什么问题能与之相提并论。有关各方都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历程，从拒和开战到犹豫不决地接受共存，基本上停留在停战的基础上，前途未卜。没有哪个国际问题像阿以冲突问题那样让美国如此牵肠挂肚，令美国总统如此殚精竭虑。
阿以冲突牵扯到一系列问题，针对每一个问题都形成了大量文件。在过去几十年时断时续的谈判中，各方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立场。这里只讲其中的一个方面：谈判各方互相冲突的和平秩序概念。
两代阿拉伯人都是怀着以下信念长大的：以色列这个国家非法篡夺了穆斯林的遗产。1947年，阿拉伯国家拒绝了联合国将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划分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人国家的方案，以为自己可以打赢战争，从而得到全部领土。结果，阿拉伯人未能消灭新宣布成立的以色列国。然而，同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后殖民时代冲突的结果不同，这并没有带来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也没有开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开始了一个政治上拒不和解和勉强接受停火的漫长时期。其间，一些激进的团伙试图通过恐怖主义手段迫使以色列屈服。
一些伟大的领导人曾试图超越这场冲突的概念，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基础上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即在组成主权国家的不同人民之间展开谈判，每一国根据对自己国家利益和能力的现实评估行事，而不是根据绝对的宗教信仰行事。1979年，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大胆地着眼于未来、走出冲突，根据埃及的国家利益与以色列媾和。两年后，他遭到埃及军队中宗教极端分子的暗杀，为自己的政治家气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以色列第一个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一项协议的总理拉宾头上。萨达特死后14年，以色列的一名激进学生暗杀了拉宾。
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领土境内，尤其是在加沙地带，宗教极端分子（比如真主党和哈马斯）今天拥有很大的军事和政治实力。他们宣称“圣战”乃是结束通常被谴责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占领”状态的宗教义务。伊朗的阿亚图拉政权经常挑战以色列的生存权。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内贾德呼吁灭掉以色列。
从阿拉伯人的态度中至少可以看出三种观点：为数不多的一些人接受与以色列实现真正的共存并愿意为此而努力，他们目标坚定，但声音微弱；更多人试图通过永久性的对抗消灭以色列；最后一类人愿意与以色列谈判，但把谈判说成是分阶段征服犹太人国家的一种手段，至少他们对本国人民这样讲。
以色列地小人稀（同邻国相比），国土最窄处仅有9.3英里，最宽处也不过60英里左右，所以不大情愿为了将来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的一份文件做出领土上的让步，尤其是在靠近重要人口中心的地区。因此，以色列的谈判立场常常体现为强调法律问题，在理论空泛、偶尔含有琐碎细节的安全和政治保障的含义上做文章。这往往会激化和平进程旨在克服的情绪。
在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问题已不像往日那样紧迫，但依然重要。和平进程的主要参与者把精力和思虑转向了可能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及其区域代理人。这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和平进程：一是诸如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主要大国在塑造和平进程上可以发挥的外交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为未来协议提供担保的能力。巴勒斯坦领导人自己无法保证和平进程的结果，除非这一结果不仅能为其他区域国家政府所容忍，而且还能得到它们的积极支持。截至本书写作时，阿拉伯国家要么陷入内战，要么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纷争冲突以及一个日益强大的伊朗而担忧。尽管如此，它们或迟或早必须面对巴勒斯坦问题，它是构成区域秩序，最终也是世界秩序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些阿拉伯领导人建议仅承认以色列国存在的现实，但不正式承认它在伊斯兰教的中东的合法存在，这样既解决了以色列的安全关切，又照顾到了阿拉伯人的感情，从而能实现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和平。以色列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做出有约束力的保证，和平将包括化为具体行动的某种道义和法律上的承认。以色列因而不满足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还要求正式承认它是一个犹太人国家。大多数阿拉伯人很难正式接受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不仅认可以色列的领土，而且还认可它的宗教。
几个阿拉伯国家宣布，如果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的边界，就愿意与它建立外交关系。这一边界是半个世纪前结束的一场战争的停火线。然而问题的实质是：建立外交关系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行动。如果阿拉伯国家给予以色列外交承认，它们的政府、宣传机构和媒体是否就不再把以色列描绘成这一地区一个非法的、帝国主义的、几乎可以说是罪恶的侵入者？因“阿拉伯之春”备受压力的阿拉伯国家政府是否愿意并能够做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确切承诺，公开赞成并保证一种接受以色列存在的和平？以上因素，而不是给予以色列国的标签，将决定和平的前景。
两种世界秩序观的冲突扎根于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之中。以色列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1947年，以色列正是依照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建国的。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美国，始终是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操盘手和最大的捍卫者。然而，中东地区的核心国家和派别在不同程度上从伊斯兰教意识的角度看待国际秩序。以色列与其邻国的纠纷有其地理和历史根源，涉及水源、资源、特殊的安全安排和难民问题。在其他地区，类似难题一般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是一个在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狭小空间内，以巴双方的两种世界秩序观之间能否共存的问题。由于双方对每一寸土地都看得很重，为争取和谈成功，也许需要探索一下是否能做出某种临时性安排，至少能增加实现切合实际的共存的可能性，在最终达成协议前赋予西岸部分地区主权特征。
为启动以上谈判做出努力的同时，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哲学思考上的演变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互相矛盾的结果。美国与代表中东各种选项的派别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与以色列结盟，和埃及保持关系，与沙特阿拉伯是伙伴关系。当一个区域的主要成员对它们面临的问题采取一致行动时，就会逐渐演变成为区域秩序。然而，在中东地区始终没有达成这种一致。主要当事方在三大问题上意见相左：国内局势的演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未来，以及伊朗用于军事目的的核计划的未来走向。一些目标一致的国家又不便明言。举例来说，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目标大体一致：防止伊朗获得核能力，或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遏制伊朗。然而，两国对合法性的看法——加上沙特阿拉伯十分在意阿拉伯国家的共识——决定了两国无法正式提出这一观点，甚至无法挑明。这就是为什么中东大部分地区仍然十分纠结，既恐惧“圣战”又害怕对付“圣战”的部分根源。
本章讲述的宗教和政治冲突的种种后果，表面看上去像是迥然不同的问题，实际上它们都反映了对政治合法性和国际合法性新含义的深层探求。
沙特阿拉伯
不无历史讽刺的是，中东各国动荡不安期间，西方民主国家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是一个国内体制与它们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的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站在了盟国一边。自从那时以来，沙特阿拉伯在大多数区域安全行动中始终是一个伙伴。这种关系显示了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特殊性，即差异如此之大的社会可以通过正式机制为了共同目标互相合作，而且通常双方都获益匪浅。换一个角度看，这一关系遇到的困难涉及探索当代世界秩序时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一个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既是部落性质的君主制，又是一个伊斯兰教神权政体。自从18世纪以来，抱成一团的两大家族构成了该国统治集团的核心。来自沙特家族的一位君主，统领基于古老的相互忠诚和义务的一个复杂的部落关系网，居于政治体制之首，控制了王国的内政和外交。主要来自谢赫家族的大穆夫提和长老委员会是最高宗教权威。国王试图通过扮演“两大圣寺（麦加和麦地那）监护人”的角色弥合两大权力分支之间的鸿沟。这不禁令人想起担任“护教者”的神圣罗马皇帝。
宗教表达的狂热和纯正深植于沙特阿拉伯的历史中。数百年来，这两大家族曾几次建立或重新统一了沙特王国（18世纪40年代、19世纪20年代以及20世纪初），每一次都承诺根据对伊斯兰教教义最严格的解释，治理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无比神圣的圣地。沙特的军队屡屡四面出击，通过一波波的征服战争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和山川。这与当年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圣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上。宗教上的绝对主义、军事上的出其不意、精明的现代政治谋略，在伊斯兰世界的腹地塑造了这个对于伊斯兰世界命运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王国。
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脱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土耳其统治。当时伊本·沙特再次统一了分布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些封建王国，通过家长制式的效忠和宗教信仰把它们维系在一起。自从那时以来，王室始终面临艰巨的任务。在它的统治下，既有依然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对国王绝对忠诚的部落，也有规模接近——有的地方超过了——西方一些大都市的人口密集的城市，虽然这些城市位于寸草不生的荒漠上，看上去像是海市蜃楼。一个具有半封建性的对等义务意识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在极端保守的政治文化限度内，掌权的王室成员将君主制和一种共识体系结合起来。在此体系下，庞大的王室家族的远亲对决策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普通公民也逐渐获得了参与公共生活的部分权利。
伊斯兰教和尊重传统权威这一纽带，将数百万外籍劳工——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埃及人、巴基斯坦人和也门人——连接到了一起。每年同一时间，几百万穆斯林从世界各地涌到沙特阿拉伯朝觐——前往麦加履行先知穆罕默德生前制定的宗教仪式。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信徒一生中至少要去麦加朝觐一次。这一证明自己信仰的义务使沙特阿拉伯具有独特的宗教重要性，同时每年也给它带来了其他国家没有的接待方面的巨大挑战。与此同时，巨大石油蕴藏量的发现使沙特阿拉伯一跃成为这一地区无人能及的首富。由于这个国家人口稀少，没有自然的陆地边界，一个主要产油区的居民又是政治上若即若离的什叶派少数族裔，骤然致富给该国的安全造成了隐含的威胁。
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深知，四周邻国的贪婪有一天也许会转化为征服的欲望，在革命年代，也可以表现为支持政治或教派骚乱。沙特阿拉伯人目睹了邻国的命运后，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心情矛盾，知道不改革也许会把本国的青年人推向对立面，改革步伐太快又有可能失控，最终危及习惯了保守君主制的这个国家的国内凝聚力。王室试图在自己社会习俗范围内领导社会和经济变革，目的恰恰是为了控制改革的步伐和内容。沙特阿拉伯依照这一策略进行了有限的改革，防止具有潜在爆炸性的社会矛盾越积越多，同时又避免改革步伐过快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
现代沙特阿拉伯自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外交政策的特点就是小心谨慎，他们转弯抹角的说话风格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如果沙特王国奉行锋芒毕露的政策，如果它使自己成为一切争端的焦点，一些比它势力大得多的大国的恳求、威胁和诱劝就会接踵而至，甚至有可能危及国家的独立或凝聚力。沙特阿拉伯当局因此避而远之，从而保全了自己，哪怕危机时期也不例外，包括有时推行影响会波及世界的大胆变革时。沙特阿拉伯在公开场合几乎总是避免出头，与他国保持距离，用含糊不清掩盖自己的脆弱，用避而远之隐藏自己对外来者动机的猜疑。无论对方巧舌如簧还是威胁恐吓，它均不为所动。
即使是在靠资源支撑的对抗中，沙特阿拉伯王国也避免自己冲在前面，例如1973年的石油禁运和1979~1989年在阿富汗的反苏“圣战”。它帮助推动了中东的和平进程，但谈判时退缩在他国后面。沙特阿拉伯王国于是在固定的标杆之间游走：与美国的友谊，对阿拉伯人的忠诚，对伊斯兰教正本清源的诠释，内忧外患的意识。在一个“圣战”、剧烈大动荡和认为美国将从这个地区抽身退出的时代，沙特阿拉伯王国有时不再含糊其词，转而采取更直截了当的做法，明确表达它对什叶派伊朗的恐惧和敌视。
伊斯兰世界的大动荡和一个革命的伊朗的崛起给沙特阿拉伯造成的分裂之深，超过了中东地区任何一个国家。一方面，沙特阿拉伯正式对威斯特伐利亚概念表示效忠，因为这一概念不仅构成了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基地，也是国际社会承认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的依据。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国内又存在着贯穿其历史的宗教纯粹主义势力和威胁到国内凝聚力（1979年，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占领麦加的大清真寺时甚至威胁到了王国的生存）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
1989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心怀不满的子孙之一、参加了阿富汗反苏“圣战”的本·拉登回国，宣布要开始一场新的斗争。本·拉登及其追随者遵照库特布的著述成立了一个先锋队组织（基地组织），通过它进行全面“圣战”。该组织的“近期”目标是沙特政府及其地区伙伴国，“远期”目标是美国。基地组织辱骂美国扶持中东不遵守伊斯兰教教义的国家政府，并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在沙特阿拉伯部署部队玷污了伊斯兰教。29依本·拉登之见，真正的信仰与异教徒世界之间的较量已经开始，而且事关生死存亡。世界上的非正义已经达到了用和平手段无法解决的地步，现在需要采用暗杀和恐怖主义手段，从而让基地组织的远近敌人心寒胆战，丧失抵抗斗志。
基地组织野心勃勃的计划，从袭击美国及其盟国在中东地区和非洲的设施开始。1993年对世贸大厦的袭击显示了该组织的全球野心。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的攻势登峰造极，袭击了世界金融体系枢纽纽约和美国权力的政治枢纽华盛顿。“9·11”事件是迄今为止最致命的一次袭击，短短几分钟内2 977人丧生，遇难者几乎全部是平民，还有数千人在袭击中受伤或身体健康受到极大损害。本·拉登在袭击前宣布了基地组织的目标：将西方及其影响逐出中东，推翻与美国结成伙伴合作关系的国家政府，解散它们的政治体制。30本·拉登嘲弄这些国家是“纸糊的蕞尔小国”，其政治结构是为了西方大国的需要而非法建立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哈里发政权将取而代之，再现公元7世纪时伊斯兰教的辉煌。一场围绕世界秩序的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这场冲突的战场横贯沙特阿拉伯的腹地。2003年基地组织推翻沙特王朝的企图失败后，沙特阿拉伯成为基地组织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伊斯兰教秩序的范围内保障安全的办法，在一段时间内行之有效。然而，沙特王朝犯了一个重大战略错误。从大致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2003年末，它以为可以支持，甚至操纵国外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而不会危及它在国内的统治。2003年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境内爆发的一场基地组织的严重叛乱，暴露了这一战略的致命缺陷。沙特王室抛弃了这一战略，改为由年青一代的一位王子，现任内政部长本·纳伊夫，领导一场严厉打击叛乱的斗争。即便如此，沙特王朝的江山依然不稳。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圣战”浪潮的高涨，沙特阿拉伯在这场斗争中使用的手腕也许会再次受到考验。
沙特阿拉伯采取的对策与它面对的挑战同样复杂。皇室家族认为，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和国家利益系于和西方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以及参与全球经济。然而，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伊斯兰教圣地的保护者，沙特阿拉伯又无法偏离正统的伊斯兰教。为了对付激进的伊斯兰教普世主义，它先声夺人，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体制和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与伊斯兰教中原教旨色彩也许最浓厚的瓦哈比派嫁接的脆弱混合体，并在国际上出钱扶持它，结果有时在本国内造成了自相矛盾。沙特阿拉伯在外交上基本上与美国结盟，宗教信仰上又倡导一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伊斯兰教，与非伊斯兰世界形成了潜在冲突。通过资助在世界各地宣扬严苛的瓦哈比派信条的宗教学校，沙特人不仅履行了自己作为穆斯林的义务，还把它作为一项预防措施。如此一来，鼓吹瓦哈比派信条的人纷纷跑到国外去传教，而不是留在王国境内。这一政策产生的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助长了“圣战”的狂热，最终将对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及其盟友构成威胁。
只要逊尼派国家基本上仍处于军人统治之下，沙特王国奉行的有原则的模糊战略就没有问题。然而基地组织出现后，神职人员执掌政权的伊朗通过一个好战的革命阵营在整个地区内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增大。沙特阿拉伯面对着中东地区两类不同形式的内战：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成员的伊斯兰政权，与认为现代国家和现存的国际秩序机构同《古兰经》势不两立的“圣战者”之间的内战；以及在这一地区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内战。沙特阿拉伯促使他人改变宗教信仰的举动（无论多么无心）起了为这两场内战煽风点火的作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分别被视为对立双方的头领。
这场争夺的背后还有另外两场较量，二者都是对地区秩序的考验。一是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和利比亚可憎的独裁政权，同时在政治上施加压力，实现“改造大中东计划”。二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再起，在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冲突期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局势的发展证明，在以上每一场较量中，都很难生成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平行利益。
沙特阿拉伯把什叶派的伊朗视为一个帝国加宗教现象，在地区领导权、均势和教条理念之争方面感觉受到了伊朗的威胁。在沙特阿拉伯眼中，德黑兰领导的什叶派群岛（从伊朗与阿富汗边界横穿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直抵地中海）实力及影响力日盛，与沙特领导的（由埃及、约旦、海湾国家和阿拉伯半岛组成，同土耳其结成谨慎的伙伴关系）逊尼派秩序针锋相对。
因此美国如何对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不是一个简单的均势考量问题或民主化问题，而必须把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间已经持续千年之久的宗教纷争考虑在内。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小心行事，因为这一地区释放出来的压力会对支撑这一王国和管理伊斯兰教圣地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产生影响。沙特阿拉伯若发生动荡，将对世界经济、伊斯兰世界的未来与世界和平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革命的经验，美国不能假定有一个现成的民主反对派，且它将依据更合西方口味的原则统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圣战”和什叶派“圣战”志在必得的最重要的战利品。沙特阿拉伯的努力，无论多么迂回隐蔽，都对于促进这一地区的建设性演变至关重要。美国必须与它达成共识。
对沙特阿拉伯来说，与伊朗的冲突生死攸关，关系到君主制的存活、国家的合法性乃至伊斯兰教的未来。只要伊朗继续崛起为一个潜在的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了保持均势，就至少必须加强自身的实力地位。鉴于事关重大，仅有口头保证是不够的。取决于伊朗核谈的最终结果，沙特阿拉伯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寻求拥有自己的核能力，作为一项保险政策，要么从一个现有的核大国得到弹头，最好是伊斯兰国家（比如巴基斯坦），要么资助其他某国研制核武器。如果沙特阿拉伯判断美国要从这一地区抽身，它很可能会试图把另一个外部大国拉入地区秩序，也许是中国，或印度，甚至是俄罗斯。21世纪前20年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动荡不安和暴力，因此应当被视为各国内部冲突和宗教之争的映照。争夺焦点，是决定这一地区是否或以何种方式与任何一个更大的世界秩序概念相连。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美国控制结果的能力、手腕和意志，使之既符合自己的利益，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友也认为与各自的安全和原则并行不悖。
国家的衰落？
叙利亚和伊拉克曾是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灯塔，但也许丧失了重构为统一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家的能力。由于两国交战各派别纷纷争取这一地区及外部世界同一教派或族裔的支持，它们之间的冲突威胁到了四周邻国的国内和谐。如果地处阿拉伯世界腹地的数个邻国不能建立合法的统治并始终有效控制本国的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中东做出的领土安排将来日无多。
因此，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周边地区的冲突是一个不祥新趋势的象征：国家分裂为不同部落和教派单元，其中有一些分布在现存边界两边，彼此或你死我活地拼杀，或受到相互竞争的外部派别的操纵，除了实力至上法则（霍布斯也许会称之为自然状态）不遵守任何共同规则。
革命或政权更迭后，只要没有建立一个得到一国大多数人承认的合法新政权，形形色色的派别为了争夺政权，就会继续同自己眼中的对手打下去。一国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长期叛乱，抑或与另一个正在走向解体的国家合并。现存的中央政府可能没有意愿或能力重新恢复对边境地区或真主党、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塔利班等非国家实体的控制。这种现象已经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巴基斯坦出现。
以现有形式存在的一些国家也许无法按照原状存在下去，除非采用美国人视为非法的国家治理或凝聚社会的手段。在有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更自由的国内体制克服以上障碍。但如果一国内的不同派别坚持各自的世界秩序观，或是认为他们之间的争夺关系到自身的存亡，美国呼吁止戈息战、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做法往往要么造成现任政府的瘫痪（例如前伊朗国王时期的伊朗），要么是对牛弹琴（例如塞西将军领导下的埃及政府。它汲取了前任政府被推翻的教训，不再与美国保持历史性的盟友关系，转而选择给予自己更大的行动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在尽量兼顾安全和道义的基础上决策，同时认识到无论在安全上还是道义上，都无法做到十全十美。
在伊拉克，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残暴的萨达姆·侯赛因独裁政权的垮台，带来的不是对民主的追求，而是复仇。不同派别把各自信仰的宗教形式转化为自治单元，为了报复而相互厮杀。利比亚地广人稀，彼此争斗的不同教派和部落除了曾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外，没有共同历史。推翻暴戾的独裁者卡扎菲产生的实际结果，是抹掉了带有国家统治色彩的所有痕迹。不同部落和地区为了确保自治或称雄一方，纷纷通过不受约束的民兵武装自己。的黎波里的临时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它实际控制的地方只限于城市，甚至能否控制城市都还难说。极端团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用卡扎菲弹药库里的武器武装自己后把“圣战”扩大到邻国，尤其是非洲。
各国政府失去对本国全境的管辖之日，也是国际秩序或地区秩序自身开始走向解体之时。31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有些空白，标志着这些地区无法无天。一个国家崩溃后，其领土也许会成为恐怖主义、武器供应或挑动邻国教派不和的基地。现在，不受任何政府管辖或处于“圣战”的地区贯穿整个伊斯兰世界，波及利比亚、埃及、也门、加沙地区、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马里、苏丹和索马里。若是也把中非地区的麻烦考虑在内——持续了长达一代人之久的刚果内战把四周邻国卷入其中——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的冲突也有可能同样扩散到他国，世界版图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已濒于从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滑落的边缘。
在这一真空投下的阴影中，中东陷入了一场类似欧洲前威斯特伐利亚宗教战争的对抗，但规模超过了后者。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螺旋式升级，政治、教派、部族、领土、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国家利益争端纷纷浮现。用来追求地缘政治目标的宗教被“武器化”，平民因为自己所属的教派遭到屠杀。有能力维持自己权威的国家以生存需要为借口，认为自己权大无边。解体的国家成为周围大国争夺之地，其积聚实力的方式往往完全无视人类的福祉和尊严。
目前仍在进行的冲突既是宗教性的，也是地缘政治性的。由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某种程度上还有埃及和土耳其组成的逊尼派集团，与一个由什叶派伊朗领导的集团对峙。后者支持阿萨德控制的叙利亚部分、马利基控制的伊拉克中部和南部，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逊尼派阵营分别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支持反抗阿萨德和马利基的起义。企图主宰这一地区的伊朗则动用意识形态上与德黑兰一致的非国家成员，破坏它在这一地区的竞争对手的国内合法性。
冲突各方均寻求外部势力的支持，尤其是俄罗斯和美国的支持。这反过来也塑造了双方的关系。俄罗斯的目标基本上是战略性的，至少防止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团体蔓延到本国穆斯林人口所在的地区。俄罗斯的全球目标是加强它相对于美国的地位（从而扭转本章前面提到的1973年那场战争的结果）。美国左右为难：一方面，从道义立场出发谴责阿萨德，这没有错；另一方面，反对阿萨德的最大一股势力又是美国战略上需要反对的基地组织和更极端的团体。无论俄罗斯还是美国，在彼此合作还是互相斗法问题上都难下决心。不过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有可能打破目前的暧昧，推动双方转而采取冷战立场。伊拉克成了多个阵营角逐的战场——历史上曾数次上演过这一幕——这一次是在伊朗、西方和形形色色的复仇主义的逊尼派别之间。剧本没换，只是换了一批演员。
美国尝到了苦头，再加上当地条件几乎不允许多元化的存在，人们可能倾向于对动荡局势采取任其发展的态度，待继承国出现后再与之打交道。但几个潜在的继承国已经公开宣布，美国和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是它们的头号敌人。
在一个自杀式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时代，必须把滑向泛地区教派冲突的现象视为对世界稳定的威胁。所有负责任的大国，都需要根据某种可以接受的地区秩序的定义携手应对。如果无法建立秩序，大片地区就有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世界等待美国和其他具有全球眼光的国家提炼出一个新的地区秩序。
[1] 作者完全无意诠释各种学说和教派信奉的核心真理，他们对自己真理的热情追求正在重塑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在很多国家占大多数，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做出的诠释不像这里引用的诠释那么富于对抗性，而是更加多元化。然而此处引用的观点现在对很多重要的中东国家和几乎所有的非国家组织的未来走向，产生了重大的而且常常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些观点表达了对一个不同的世界秩序的追求。根据其定义，这一秩序优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自由国际主义的价值，而且与后者格格不入。为了了解这些观点，本书不可避免地要引用争论双方使用的宗教用语。
第三章 伊斯兰主义和中东：世界乱局
中东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这块不毛之地上先后涌现出高举普世理想旗帜的征服者和先知。在它似乎绵延无尽的地平线上，一个个帝国崛起又覆亡，一个个专制君主声称自己是一切权力的化身，之后又如海市蜃楼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块土地上，不同历史时期存在过形形色色的国家秩序或国际秩序，随后又一个个被推翻。
中东地区不断有人呼吁，要为了一个普世愿景推翻区域和世界秩序。世界对此已习以为常。带有预言性的绝对观点层出不穷，始终是这一地区的特征。中东一方面沉浸在对昔日辉煌的梦想中，另一方面又无力就国家秩序或国际合法性的共同原则达成共识。就组织区域秩序和确保这一秩序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行不悖而言，没有哪个地区比中东面临的国际秩序挑战更复杂。
在当今时代，中东似乎注定要重温昔日的所有经历——帝国、“圣战”、外国统治、互相厮杀的教派战争——方能最终选定（如果能做到的话）一个国际秩序概念。在此之前，中东仍会在加入或对抗国际社会之间挣扎摇摆。
伊斯兰世界秩序
中东和北非早期格局的形成源自一系列帝国。每一个帝国都自视为文明生活的中心，每一个帝国都围绕着有利于统一的地理特征崛起，随后向周边地区扩张。公元前3000年，埃及沿尼罗河将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苏丹。与此同时，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和巴比伦等帝国巩固了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人民的统治。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在伊朗高原崛起，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统治体系。这一体系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目的地试图将迥异的非洲、亚洲和欧洲社会，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有组织的国际社会中”，统治者自称“万王之王”。1
公元6世纪末，两大帝国控制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一个是定都在君士坦丁堡、信奉基督教（希腊东正教）的拜占庭（或东罗马）帝国，另一个是首都位于今天巴格达附近的泰西封、信奉琐罗亚斯德教（亦称拜火教）的萨珊波斯帝国。两个帝国之间不时发生的冲突持续了几百年。公元602年，两个帝国刚遭受了一场严重瘟疫后不久，波斯入侵拜占庭领土，从而引发了一场为时25年的战争。这对两个帝国尚存的实力都是一个考验。拜占庭胜出后，疲惫的双方因无力再战，实现了政治家未能实现的和平。这还为伊斯兰教的最终胜利打通了道路。因为在阿拉伯世界西部一片任何帝国鞭长莫及的荒芜沙漠上，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在一个新世界秩序观的激励下，正在积蓄力量。
世界史上很少有哪个事件像伊斯兰教的早期传播那么富于戏剧性。根据伊斯兰教传统的说法，穆罕默德诞生于公元570年，40岁时受到启示，此后的大约23年中继续不断地接到启示。这些启示后来被缀辑成《古兰经》。正当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两败俱伤时，穆罕默德及其信徒组建了一个社群组织，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然后着手用以他收到的启示为内容的宗教，取代这一地区当时的流行信仰，主要是犹太教、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
前所未有的一波扩张，使伊斯兰教的崛起成为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此后的100年间，阿拉伯人的大军把这一新的宗教先后带到了非洲的大西洋沿岸、西班牙大部地区、法国中部，东至印度北部。此后的几百年间，中亚地区和俄国、中国部分地区以及东印度群岛的大部分地区也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以上所有地区，伴随商人或征服者而来的伊斯兰教奠定了其宗教统治地位。
区区几个阿拉伯联盟居然能激发起一场运动，打败曾经主宰这一地区长达数百年的一些庞大帝国。倒退几十年，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2不可阻挡的帝国势头和吞噬一切的狂热究竟如何被悄然捏合到了一起？邻近社会当时的记载，并没有把阿拉伯半岛视为一支帝国力量。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人一直在沙漠及周边的富饶地区过着半游牧部落式的田园生活。直到此时，他们虽然与罗马帝国有过几次短暂的交锋，但从未建立过恢宏的大国或帝国。阿拉伯人的历史记忆都只是体现在代代相传的口述史诗中。在希腊人、罗马人和波斯人的记忆中，阿拉伯人主要是不时袭击商道的草寇，并且已经开始定居。希腊人、罗马人和波斯人会做出临时性的安排，收买某个阿拉伯部落的忠诚，再委派它为帝国戍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帝国已经把阿拉伯人纳入了自己的世界秩序。
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这一世界被彻底颠覆。伊斯兰教不同于有史以来的任何其他社会，它具有扩张性，在某些方面追求极端的平等主义。它规定每日频频祷告，把信仰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强调宗教和政治权力的一体性，从而把伊斯兰教的扩张从一项帝国的事业变成了一项神圣的义务。不断扩张的穆斯林每遇到一国人民，都给予他们同样的选择：要么皈依伊斯兰教并接受保护国地位，要么被征服。公元7世纪一次重大战役前夕，一位阿拉伯穆斯林使节被派去与遭到围困的波斯帝国谈判。正如他所宣示的那样：“如果你们接受伊斯兰教，我们不会打扰你们。如果你们同意付人口税，我们会在你们需要时保护你们。否则，我们就要兵戎相见。”3他们之所以敢发出这样的威胁，是因为有强大的阿拉伯骑兵做后盾，这些骑兵宗教信念坚定，军事技能过硬，对被征服土地上的奢华嗤之以鼻。这些社会目睹了伊斯兰教的活力和成就，深恐自己会亡国灭种，于是选择了皈依新的宗教并接受其教义。
伊斯兰教在三个大陆上的迅速蔓延，让人们更加相信它负有神圣使命。4在坚信自己的扩展必将实现统一并给全人类带来和平信念的驱动下，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被伊斯兰教征服的地区或受伊斯兰教控制并进贡的非穆斯林居住地区，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即“伊斯兰之家”，意为“和平之地”，由哈里发统治。哈里发按照正统继位程序继承先知行使过的世俗政治权力。“伊斯兰之家”以外的地区是“征伐之地”。伊斯兰教的使命是把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世界秩序，从而实现世界和平：
从理论上讲，“伊斯兰之家”与“征伐之地”处于交战状态，因为伊斯兰教的终极目标是统治全世界。如果伊斯兰教削弱了征伐之地，“伊斯兰世界的和平”公共秩序就会取代一切，非伊斯兰社会要么成为伊斯兰社会的一部分，要么作为被允许存在的宗教社会，或与伊斯兰社会签有条约的自治实体臣服于它的权威。5
实现这一普世体系的战略被命名为“圣战”，即所有信徒有义务通过斗争传播自己的信仰。“圣战”包含了战争之意，但又不仅仅是一项军事战略。这个词还意味着使用其他手段全力救赎他人并传播伊斯兰教的教义，比如通过信仰追求或建功立业来弘扬伊斯兰教。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强调的重点因时因地有很大的差异。信徒可以用“他的一颗心，他的舌头，他的一双手抑或利剑”投身“圣战”。6
早期的伊斯兰国家向其周边传播教义。它曾一度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统治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社会，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潜在的威胁。自从那时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伊斯兰与非伊斯兰社会之间的交往历经沧桑，既有和谐共处的时期，也有势不两立的时候。贸易往来把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双方也常常为了共同的重大目标携手合作，在外交上结盟。然而二元世界秩序概念仍然是伊朗的官方理论并载入其宪法，也是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少数族裔武装组织的战斗口号，和世界各地几个活跃的恐怖主义团伙——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以下简称“伊斯兰国”）——信奉的意识形态。
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也有过武力讨伐他人的时候，有时以同样的狂热、采用相似的征服手法和逼迫他人皈依的做法倡导自己的世界使命。（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以类似的必欲征服世界的精神，灭掉了中美洲和南美洲几个古老的文明。）7两者的区别在于，在西方世界，征服精神已经褪去，或是化为不像宗教动机那么绝对（或不那么持久）的世俗概念形式。久而久之，基督教变成了一种哲学和历史概念，而不是战略或国际秩序的运作方针。推动这一转变过程的一个因素是，基督教世界首先在“哪些事情归恺撒管”和“哪些事情归上帝管”之间做了区分，促成了在一个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逐步向多元的世俗外交政策的演变，如前两章所述。这一过程还受到了偶发事件的推动，包括当代一些试图取代宗教狂热的事业，它们提出的观念缺乏吸引力，例如鼓吹世界革命的苏联社会主义，或是基于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
伊斯兰世界内的演变更为复杂。历史上，人们一度对各种实践终将汇流抱有希望。直到20世纪20年代，奥斯曼帝国仍然坚持把先知穆罕默德直系后嗣继承政治权力作为中东的一个政治现实。奥斯曼帝国覆亡后，主要的伊斯兰大国分裂为两派。一派寻求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基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性的新国际秩序，既笃信自己的宗教信仰，又把宗教信仰与外交政策问题分开。另一派依据对传统的伊斯兰世界秩序概念的严格解释，认为自己正置身于一场继承世界权力的斗争之中。
过去90年里，每一派观点的倡导者中都涌现出过那个时代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既有那个世纪的一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也有令人敬畏的虔诚的真主权力绝对论者。两派之间的较量仍然不分胜负。在有些中东国家，信奉基于国家的世界秩序的人与信奉基于信仰的世界秩序的人生活在一起，虽然双方不时会产生摩擦。对试图强行把伊斯兰教信条作为个人生活、政治生活和国际生活的最高裁判的众多信徒来说，尤其是在伊斯兰主义卷土重来时期，伊斯兰世界与外部世界仍然不可避免地处于对抗状态。
在早期伊斯兰体系中，是允许与非伊斯兰社会缔结互不侵扰条约的。从传统法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条约是一种务实的做法——伊斯兰教一方可以借此保护自己不受威胁，同时积蓄力量，加强内部团结。早期的伊斯兰国家曾与它最终灭掉的敌人止戈息战。根据这一先例，互不侵扰条约有具体的时限，最长不超过10年，并且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时限。本着这一精神，在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前几个世纪，“伊斯兰教的法律条文规定，一项条约不能一成不变。一俟穆斯林有能力与之作战，条约必须立即作废”8。
这类条约并不意味着将建立一种伊斯兰国家与其他非伊斯兰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永久性体系。“‘征伐之地’的居民被视为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因为他们不具备法律能力在平等和对等的基础上与伊斯兰教互动，原因是他们没有接受伊斯兰教的伦理和法律标准。”9根据这一观点，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国内准则是神授的，而非伊斯兰政治实体是非法的，伊斯兰国家永远不可能把它们视作真正的平等对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取决于打造和扩大一个单一伊斯兰实体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争斗各方之间的均势。
根据这种理想化的世界观，伊斯兰教治下的和平与正义只有一个扩展方向，而且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10曾经被纳入“伊斯兰之家”，之后又丧失的土地永远不能放弃，否则就等于背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仰。历史记载中从来没有哪个政治事业像伊斯兰教一样如此执着地扩张。随着时间的流逝，伊斯兰教扩张时期所及之地的部分地区后来摆脱了穆斯林的政治控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半岛（如今成了由穆斯林和东正教徒的一些飞地拼缀而成的一幅混杂版图）、希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色列、印度、俄罗斯南部和中国西部的部分地区。但在伊斯兰教第一波扩张中被并入的地区，当地绝大多数人至今仍然是穆斯林。
有史以来没有哪一个社会的实力、哪一位领袖的韧性、哪一种信仰的活力能够永久地统治天下。事实证明，天下归一对任何征服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包括伊斯兰教。早期伊斯兰帝国在扩张过程中逐渐分解为多个权力中心。穆罕默德去世后发生的继任人危机，导致伊斯兰教分裂成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这是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根本分歧。在任何一个新的政治事业中，继承问题都不无风险。如果创始人还被视为“最后的先知”、真主的最后使者，这场论争就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还具有神学意义。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一个由部落长老组成的委员会推选穆罕默德的岳父阿布·伯克尔作为继任者，也就是哈里发，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以维持羽翼未丰的伊斯兰社会的和谐和共识。而少数人认为，当初就不该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表决就意味着可能会因为人为错误而导致错误的结果。权力本应该自动传给与先知血缘关系最近的人，即他的堂弟阿里。阿里是很早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一位重要人物，而且作战英勇。据说穆罕默德亲自挑选了他。
这两派最终形成了伊斯兰教的两大分支。11阿布·伯克尔的支持者和他之后的几位后继人认为，穆罕默德与真主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是终极的。哈里发的首要任务是传承穆罕默德收到的启示和他的教诲。这批人成为逊尼派，意思是“传统与大众派”。另一派是阿里派，即阿里什叶派（或什叶派）。他们认为，对新的伊斯兰社会的统治也是一项带有秘传意味的宗教使命。他们认为，先知和阿里是伊斯兰教隐义的“受托人”。穆斯林只有在先知和阿里的有宗教灵性的直系后裔的指引下，方能与穆罕默德接到的启示建立正确的关系。日后阿里作为第四任哈里发执掌政权，但在一场叛乱中被暴徒杀死。逊尼派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伊斯兰世界的秩序，所以支持了平定局势的一派。什叶派斥责新的执政者非法篡权，颂扬死于抵抗中的殉道者。两派所持的这些观点后来延续了数百年之久。
地缘政治上的角逐进一步加深了教义上的分歧。随着岁月的流逝，分别出现了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和莫卧儿势力范围，每个势力范围理论上都遵守同样的伊斯兰全球秩序，但其所作所为越来越像是相互争夺的王朝，各自有不同的利益，各自诠释自己的信仰。有些时期，包括印度莫卧儿时代的大部分时期，对自己信仰的诠释包含了一定的世界眼光，甚至可以说带有调和思想的观点，强调对其他宗教持宽容的态度，重务实的外交政策而轻教派之争。当一些逊尼派大国敦请同属逊尼派的印度莫卧儿帝国加入针对什叶派的伊朗的“圣战”时，莫卧儿借口与伊朗一贯友好和没有交战理由婉拒了。
欧洲击退了第一波穆斯林扩张后，志在征服世界的伊斯兰教的势头最终被遏制。公元732年的普瓦捷战役和图尔战役，挡住了此前阿拉伯和北非穆斯林所向披靡的军队。在400年的岁月里，拜占庭对小亚细亚和东欧的防御构成了一道防线。在这道防线后面，西方开始提出自己的后罗马帝国世界秩序概念。伴随拜占庭人暂时重返中东，西方概念也被带入伊斯兰教统治下的地区。1099年，东征的“十字军”——基督教骑士对公元7世纪皈依伊斯兰教的历史圣地发动攻击——攻陷耶路撒冷城，在当地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延续了大约200年。1492年，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陷落，基督教徒收复了西班牙全境，把伊斯兰教的西部边界推回到北非。
13世纪，建立世界秩序的梦想再次浮现。征服者奥斯曼的追随者、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帝国，将自己的阿纳托利亚小国扩张成为一个有可能挑战，甚至最终取代残存的拜占庭帝国的令人生畏的大国。土耳其人开始建立一个继承前几个世纪辉煌的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新帝国。他们自称是统一的伊斯兰世界的领袖，通过所谓的“圣战”向四面八方扩张。巴尔干首当其冲。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了扼地缘战略要冲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接下来他们挥师南征西伐，先后攻占了阿拉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北非、东欧和高加索，成为东地中海沿岸最强大的国家。如同早期的伊斯兰帝国一样，奥斯曼人认为自己负有“维护世界秩序”的世界性的政治使命。历任王朝的苏丹自称“安拉在俗世的影子”，是“保护世界的天下之主”。12
和500年前的伊斯兰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向西扩张时与西欧国家相遇。多极的欧洲体系与奥斯曼的单一世界帝国概念的差异，使双方的交往非常复杂。奥斯曼人既不承认欧洲国家是合法的，也不肯平等对待它们。这不仅仅是伊斯兰教义问题，还反映了对双方实力对比的现实做出的判断，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疆土比西欧所有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而且过去几十年里军事上也强于西方国家有可能结成的任何同盟。
奥斯曼的官方公文给予欧洲王室的礼遇，比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苏丹低一级，相当于苏丹之下的维齐尔或首辅大臣。13获奥斯曼人允许在君士坦丁堡常驻的欧洲使节被视为祈求者。与这些使节谈判缔结的协定不是什么双边条约，而是一位慷慨大度的苏丹赐予的特权，可以随意收回。
奥斯曼人在达到军事能力极限后，双方出于战术需要偶尔也会结盟。战略和商业利益有时会绕过宗教信条。
1526年，法国认为自己两面受敌，南边是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东边是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于是向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一世提议结成军事联盟。100年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出于同样的战略考虑，在“三十年战争”中站到了新教事业一边。奥斯曼欲实现在东欧的野心，苏莱曼一世一直把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看作头号障碍，于是接受了法国的提议，但毫不掩饰地把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当作次要合作者。苏莱曼不同意结盟——因为这会暗示双方在道义上是平等的——而是以居高临下的方式给予弗朗西斯支持：
我，万王之王，地球上所有君主的皇冠授予者，人世间真主之影，白海和黑海、鲁米利亚、安纳托利亚和噶勒莽明尼亚……的苏丹和君主……致函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
汝致函众国君主的避风港、我的帝国政府，请求援救你们……那就鼓起勇气吧！切不可丧失斗志！我们光荣的先驱和遐迩闻名的祖先（愿真主给他们的墓地带来光辉！）为了战胜敌人、征服他们的土地，长年累月金戈铁马，征战沙场。我们自己踏着先人的脚印攻克了一个个坚固的城堡，征服了一片片土地。我们昼夜马不解鞍，剑不离身。14
一种军事合作关系由此而生，包括奥斯曼帝国和法国的海军联手对抗西班牙和意大利半岛。哈布斯堡王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撇开奥斯曼人，与波斯什叶派的萨非王朝结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地缘政治的需要盖过了意识形态。
奥斯曼帝国：欧洲病夫
奥斯曼帝国再次对欧洲秩序发起进攻，1683年兵临维也纳。围困维也纳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扩张的顶峰。同年，（萨伏依的）欧根亲王统帅的一支欧洲大军解除了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围困。
从18世纪末一直到整个19世纪，欧洲诸国开始转守为攻。由于宫廷内部的正统教派抵制近代化，奥斯曼帝国逐渐走向僵化。俄国从北部挤压奥斯曼帝国，一直扩张到黑海并进入高加索。俄国和奥地利分别从东西两面进入巴尔干半岛，法国和英国则争夺奥斯曼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埃及。19世纪，埃及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
西方强权把风雨飘摇的奥斯曼帝国视为“欧洲病夫”15。它在巴尔干半岛和中东的庞大领土，包括与西方有历史渊源的人数众多的基督教社会，成了“东方问题”。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主要大国试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同时又避免打破欧洲的均势。奥斯曼人则巧妙周旋，竭力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为自己争取最大的行动自由。
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一个临时成员加入欧洲均势，但这个日益衰微的大国并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它是建立欧洲均势时需要考虑的“一个砝码”，但不是构建这一体系的一个完全的伙伴。英国利用奥斯曼帝国挡住了俄国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扩张之路，奥匈帝国在处理巴尔干问题上先后与俄国和奥斯曼人结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方都不再像过去那样小心行事。与德国结盟的奥斯曼人从两个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伊斯兰教体系——中找出理由为自己的参战辩护。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指责俄国“违犯国际法对它无端发起攻击”，侵犯了帝国的“武装中立”，发誓要“拿起武器捍卫我们的合法利益”（完全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交战理由）。与此同时，奥斯曼负责宗教事务的最高官员宣布要打一场“圣战”，指责俄国、法国和英国“为了消灭伊斯兰教而加兵于哈里发帝国”，并称“所有国家的伊斯兰教徒”（包括仍处于英法或俄国统治之下的伊斯兰教徒）有宗教义务“倾其所有投入圣战”，要么就会面对“安拉的震怒”。16
“圣战”有时会激励已经很强大的一方更加拼命。但每当“圣战”无视战略或政治现实时，必以失败告终。推动那个时代前进的动力是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利益，不是全球“圣战”。大英帝国内的穆斯林对“圣战”指令不予理睬。英属印度的主要穆斯林领袖关注的是往往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立运动，并与信奉印度教的本国同胞携起手来。在阿拉伯半岛，反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梦想被唤醒。德国曾期盼在战争中得到泛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到头来这一期望化为泡影。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种强行施加的机制将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纳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伊斯兰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与残存的奥斯曼帝国签署的《色佛尔条约》再次使中东成为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大杂烩——一个此前其政治词汇中没有的概念。一些国家，例如埃及和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历史上曾经是帝国或文化实体。其他国家最初由英国或法国“托管”。所谓“托管”既是殖民主义者用的遁词，也指殖民者颐指气使地把这些地方定性为需要监护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1916年的《塞克斯－皮科协定》（以英法两国的谈判人命名）实际上把中东划分为英法两国各自的势力范围。国际联盟批准的托管制度将这一划分付诸实施：叙利亚和黎划巴嫩给了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即日后的伊拉克）划归英国的势力范围。巴勒斯坦和外约旦成了英国的“巴勒斯坦托管区”。托管面积从地中海沿岸一直延伸到伊拉克。以上每一个实体内都存在不同教派和族裔，其中有些教派和族裔世代结仇。托管国于是利用这些矛盾，将其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也为日后的争端和内战埋下了祸根。
针对发展迅速的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事业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但战后日益壮大），英国政府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英国外交大臣写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封信）中宣布，它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家园”，同时又保证说，“不言而喻，不会损害当地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17由于英国似乎还把同一块土地许诺给了麦加的沙里夫，以上文字的含义更加模糊不清。
以上权力格局的重新组合引发了巨大的动荡。1924年，刚刚宣告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奉行民族主义的世俗领导人，废除了泛伊斯兰统一的主要体制哈里发帝国，宣布建立一个世俗国家。此后，伊斯兰世界在胜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已无法实现的“伊斯兰之家”概念之间进退维谷。缺乏经验的中东各群体于是着手在几乎没有任何历史渊源的边界内把自己打造为现代国家。
在阿拉伯历史上，欧洲式的世俗国家的出现前所未有。阿拉伯人马上接受了主权和国家的概念，并将其为自己所用。阿拉伯富商和政治权贵开始遵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框架和全球经济体的规则。他们要求自己国家的人民有权作为平等成员参与这一体系和经济体。他们争取的目标是现有的政治单元，甚至刚建立不久的政治单元，享有真正的独立，而不是推翻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世俗化的潮流日益强劲，但最终未能像欧洲那样产生一个多元化的秩序。
这时出现了两种互相对立的趋势。18“泛阿拉伯主义者”接受一个基于国家的体系的基本概念，但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只有单一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认同。“政治化的伊斯兰教”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坚持把共同的宗教作为实现现代阿拉伯认同的最佳途径。伊斯兰教主义者——人们对“穆斯林兄弟会”一词如今已耳熟能详——往往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中产阶级。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伊斯兰主义是加入战后时代的一种方式，而无须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既可以实现现代化，又无须西方化。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大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们为中东构建的区域秩序。此后欧洲大国再也无力控制当地日益躁动不安的人民。美国成为中东以外影响力最大的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军人推翻了本国的封建君主制政府，建立了世俗政权。
军人统治者通常来自此前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以外的群体。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他们诉诸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非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开始在这一地区扎根。1954~1970年，埃及富有魅力的民粹主义领袖纳赛尔及其继任者萨达特均来自外省。伊拉克的萨达姆同样出身寒微，但他采用了更极端的世俗军事统治方式，从70年代初（先是作为事实上的强人，1979年后在总统位置上）一直到2003年，依靠恐吓和残忍手段维系其统治。萨达姆摆出一副好战的架势，想借此对这一地区形成震慑。萨达姆和他的意识形态盟友、叙利亚狡黠冷酷的阿萨德，均假借支持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之名，把自己所属的少数教派置于人数众多的多数教派之上。（不无讽刺的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情况恰好相反。在伊拉克，逊尼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而在叙利亚，什叶派内的一个分支阿拉维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逊尼派。）共同的民族命运感，逐渐取代了伊斯兰教的愿景。
然而，伊斯兰教的遗产很快再次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各伊斯兰教党派抨击世俗统治者骄奢淫逸，治国无术，并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提出，需要有一个受到神启的政权，鼓吹建立一个取代现有国家的泛伊斯兰神权政体。在他们眼里，西方和苏联一样邪恶。很多人还从事机会主义的恐怖主义活动，借此支持自己的理想。军人统治者对此严加打压，镇压种种伊斯兰教政治运动，指控它们破坏现代化和国家统一。
在今天看来，那个时代当然并不理想。中东各国的军人政权、君主制政权或其他专制政府把异议视为煽动叛乱，公民社会和多元文化几乎没有发展空间。该地区直到21世纪都没有走出这一缺陷的阴影。尽管如此，在专制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下，中东还是逐渐形成了与当代国际秩序暂时的和解关系。一些更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例如纳赛尔和萨达姆·侯赛因，试图通过武力或大肆鼓吹阿拉伯统一扩张本国的疆土。1958~1961年埃及和叙利亚建立的短命邦联就反映了这种企图。最终他们以失败告终，因为阿拉伯各国紧紧抓住自己继承的遗产不放，拒绝融入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统一体中。结果，军人政权奉行政策的最终依据，是国家以及基本上限于本国边界内的民族主义。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他们试图利用冷战期间大国之间的争夺，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70年代初，他们一直利用苏联来向美国施压。苏联成了民族主义的阿拉伯国家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和外交上的支持者，阿拉伯国家则基本上支持苏联的各项国际目标。军人专制者声称忠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赞扬苏联的经济模式。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依然属于传统的家长制模式，以技术官僚经营的单一型经济为主。压倒一切的考虑是这些政权眼中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政治或宗教意识形态。
总体来说，冷战时期，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沿袭了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式均势的模式。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一般支持苏联的政策，听从苏联的指挥。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朗和摩洛哥与美国交好，并依赖美国保障其安全。以上各国，除了沙特阿拉伯外，均属于世俗国家，虽然其中几个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源自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君主体制，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国家利益施展治国方略。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哪些国家认为与哪一个超级大国结盟符合本国的利益。
1973~1974年，这一联盟发生了变化。埃及总统萨达特确信苏联只能提供武器，但无力帮助埃及通过外交努力收复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攻占了该半岛），于是改换门庭。此后埃及成了事实上的美国盟友，国防上改为依赖美国武器，而不是苏联武器。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与冷战两个阵营保持等同距离。苏联在这一地区的作用被严重削弱。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承认的犹太人家园，以色列的崛起促成了分裂的阿拉伯人团结一致。阿拉伯人对这一前景的抵制先后导致了四次中东战争，分别发生于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每一次都败给了装备精良的以色列。
萨达特基于国家利益掉头转向反苏轨道，开启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最终埃及与以色列签订了两项脱离接触协议，1979年又与以色列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埃及为此被驱逐出阿拉伯联盟，萨达特受到咒骂，最终遭到暗杀。然而，也愿意与犹太人国家实现和解的其他人效仿了他的勇敢举动。1974年，叙利亚和以色列缔结了一项脱离接触协议，划定并维护两国间的军事分界线。这一协议维持了40年，其间历经战乱和恐怖主义，包括叙利亚内战带来的混乱。约旦和以色列相互克制，最终也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在国际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专制政权继续倚重苏联，但根据具体情况保留了支持其他政策的选择自由。到了70年代末，中东地区的种种危机与19世纪巴尔干的危机越来越相似。一些二流国家为了实现本国目标，在相互争夺的主要大国之间投机取巧。
然而，外交上倒向美国，最终没有解决民族主义的军人专制政权面临的难题。与苏联结盟未能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与美国结盟未能化解社会问题的挑战。这些专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殖民主义，实现了独立，而且能够游走于冷战的两大权力中心之间。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缓慢，经济成果的分配又太悬殊，无法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石油几乎成了国家收入的唯一来源，加之不利于创新和多样化的经济文化，以上状况雪上加霜。尤其是冷战的猝然结束削弱了这些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它们没有学会如何在没有外敌或国际危机的情况下调动本国人民的积极性，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再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而越来越认为国家有义务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因此，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不得不应对国内日益高涨的不满浪潮，这些不满旨在挑战他们的合法性。极端团体信誓旦旦地要用一个基于宗教的中东秩序取代现存的中东体系。他们的体系反映了对待世界秩序的两种不同的普适性的做法。一种是逊尼派做法，以1928年成立且在这一地区枝繁叶茂的穆斯林兄弟会、2007年在加沙地带上台执政的哈马斯极端主义运动和基地全球恐怖组织为代表。另一种是什叶派做法，以霍梅尼的革命和由此派生出的黎巴嫩“国中之国”真主党为代表。两派之间打得你死我活，但在推翻现存的区域秩序、重建一个受到上天启示的体系的目标上完全一致。
伊斯兰主义：革命潮流——两种哲学诠释[1]
1947年春，埃及的一位钟表匠、小学教师，博览群书、自学成才的宗教活跃分子哈桑·班纳给埃及国王法鲁克上书，题为“走向光明”。他在陈情书中批评埃及的体制，提出用伊斯兰教义取代世俗的民族国家体制。哈桑·班纳温和而全面地阐述了埃及穆斯林兄弟协会（通称“穆斯林兄弟会”，1928年，为了同他眼中的外国不良影响和世俗生活方式做斗争，哈桑·班纳创建了这个组织）提倡的原则和诉求。
哈桑·班纳的兄弟会早期是对英国人霸占埃及苏伊士运河区不满的虔诚穆斯林非正式集会的场所，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从事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全国性组织，拥有成千上万的会员，基层机构遍及埃及所有城市，同时还拥有一个颇有影响的宣传网，负责传播哈桑·班纳对时局发表的评论。19 1937~1939年，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区的阿拉伯人发动了反英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起义，最终失败。穆斯林兄弟会因支持了这次起义，在该地区的声望大增，同时也吸引了埃及当局的注意。
哈桑·班纳在埃及被禁止直接参政，却是埃及最具影响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想给埃及君主公开上书，宣扬穆斯林兄弟会的愿景。对埃及和中东地区陷于外国统治以及中东内部的道德沦落，哈桑·班纳痛心疾首，他宣布，变革的时候到了。
哈桑·班纳称，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曾因其杰出的科技成就光彩照人……但今天已经破产并走向衰落。它的根基开始动摇，它的种种机制和指导原则已成流水落花”20。西方大国已经丧失了对自己世界秩序的掌控。“它们召开的会议均以失败告终，它们的条约遭到违反，它们的公约被撕成碎片。”用来维护和平的国联是“一个幻影”。哈桑·班纳尽管没有明言，但他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世界秩序既失去了合法性，也失去了权力。他断言，创建一个基于伊斯兰教的新世界秩序的时机已经来临。班纳称：“伊斯兰道路前人走过，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一个社会坚定地沿着“全面彻底”光复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并建立《古兰经》描述的社会秩序的道路走下去，“整个伊斯兰世界”，换言之，就是全世界的穆斯林，“都会支持我们”，“阿拉伯人的统一”乃至最终“伊斯兰教的统一”就会实现。
一个光复后的伊斯兰世界秩序，与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现代国际体系，将会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哈桑·班纳认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应该忠于相互交汇的多个层次，位于顶峰的是一统的伊斯兰教体系，其权威最终将覆盖全世界。哈桑·班纳心目中的家园首先是一个“具体国家”，“然后延伸到其他伊斯兰国家，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祖国，都是穆斯林的栖身之地”。之后再依照虔诚的祖先建立的模式建立一个“伊斯兰帝国”，因为“真主会问每一个穆斯林”他为“光复伊斯兰世界秩序”做了什么。最后一个层次是全球性的。“穆斯林的祖国将延伸到全世界。难道你们没有听到安拉（神圣和全能的!）的话，“与他们战斗到底，直到永远不再受到迫害，直到安拉是唯一的信仰”21？
只要有可能，这场斗争将采取渐进的、和平的方式。22早期的穆斯林兄弟会告诫说，应该“保护”非穆斯林，要“温和”“平等”地对待他们，只要他们不反对这场运动，并表示自己应有的敬意。“对外国人应该抱有同情心并与之和平相处，只要他们品行端正，待人以诚。”因此，认为“在现代生活中建立伊斯兰体制会造成我们与西方国家交恶”的说法“纯属呓语”。
哈桑·班纳提倡温和，有多大成分是为了在一个仍然由西方大国主宰的世界中获得支持的策略手段？宣扬“圣战”的言辞，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在传统的伊斯兰地区赢得支持？1949年，班纳遭到暗杀，再也没有机会详尽解释如何解决他改造世界的革命宏愿，与他倡导的宽容和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原则之间的矛盾。
以上模棱两可之处在哈桑·班纳的著述中始终没有得到澄清，但此后的很多伊斯兰教思想家和伊斯兰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主张彻底拒绝多元化和世俗的国际秩序。宗教学者兼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对这一观点做出了也许是最博学和最具影响力的阐述。1964年，他因被指控参与暗杀埃及总统纳赛尔入狱，他在狱中服刑时撰写了《路标》一书，对现有的世界秩序宣战。此后，该书成为当代伊斯兰主义的奠基之作。
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是给予人类唯一真正自由的普世体系——不受他人或人为理论统治，或者说摆脱了“那些基于种族、肤色、语言和国家、地区和民族利益之上的低层次的结合关系”23（即一切其他现代形式的统治和忠诚，外加构成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部分基石）。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的当代使命是推翻所有这些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严格按字义践行《古兰经》，乃至最后在全世界践行《古兰经》。
这一过程的巅峰是“实现地球上所有人——遍及地球的全人类的自由”，从而完成公元7~8世纪伊斯兰教首波扩张开始的过程，“然后把伊斯兰教传给世界各地的全人类，因为这一宗教的对象是整个人类，它的行动范围涵盖全世界”。24 和一切乌托邦事业一样，实现库特布的宏图也需要通过极端手段。库特布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一支意识形态纯洁的先锋队。他们将摈弃这一地区掌权的各国政府和社会——库特布一律冠之以“非伊斯兰的和非法的”——为实现一个新秩序而奋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领土解决方案认可的世俗现代化和穆斯林的分裂，令众多穆斯林私下里痛心疾首。学识渊博、充满激情的库特布对这一现状宣战。他的同代人大多对他宣扬的暴力手段望而却步，然而一批坚定的信徒——如同他设想的先锋队——开始形成一个核心。25
对于一个自认为已经超越“历史”上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全球化的世俗世界，库特布及其信徒的观点显得太极端，无法赢得足够重视。西方很多精英人士由于想象力贫乏，觉得这些革命者的激情难以理解，于是认定他们的极端言论要么只是空谈，要么是讨价还价的手段。然而在宗教极端主义者眼里，这些观点代表了一种真理，它否定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乃至任何其他秩序的规则和准则。过去几十年里，这些观点成了中东及其他地区极端分子和“圣战者”的战斗口号，并得到了基地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塔利班、伊朗的教士政权、“伊扎布特”（“解放党”，在西方国家极为活跃，公开鼓吹在一个伊斯兰教统治的世界里重建哈里发帝国）、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叙利亚的极端民兵组织“努斯拉阵线”和着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哈里发国的“伊斯兰国”的呼应。这些观点也代表了1981年暗杀萨达特的埃及极端分子信奉的好战信条。他们重拾“被忽视的圣战责任”，称与以色列媾和的本国总统为叛教者，指控他在两个问题上大逆不道：一是承认了犹太国家的合法存在，二是（他们认为）同意了把自古以来属于穆斯林的土地拱手让给了一个非穆斯林民族。
以上思想体系几乎完全颠覆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纯之又纯的伊斯兰主义认为，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出发点，因为国家是世俗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国家在演变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宗教实体的过程中，充其量也许可以获得某种临时性的地位。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能成为一个指导方针，因为对国家的忠诚偏离了真正的信仰，而且“圣战者”有义务改造“征伐之地”——不信伊斯兰教的人居住的世界。圣洁，而不是稳定，才是这一世界秩序观的指导方针。
“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的剧变
始于2010年下半年的“阿拉伯之春”在短暂的时间内曾给人带来希望，让人以为新的一波改革将把这一地区相互争夺的专制政权和“圣战”势力扫入历史角落。西方政治领导人和媒体兴高采烈地欢迎突尼斯和埃及局势的剧烈动荡，把这视为一场由青年人主导的促进自由民主原则的地区革命。美国正式表示支持示威者提出的种种要求，认为它们反映了对“自由”、“自由公平选举”、“代表人民的政府”和“真正民主”的不可剥夺的诉求，绝不应坐观其败。26然而通向民主的道路崎岖不平，充满艰辛。专制政权垮台后的局势凸显了这一点。
西方不少人认为，埃及的解放广场起义验证了一个观点，即早就应该推动取代专制体制的新体制了。但问题其实在于，美国很难找到可以用来建立多元化体制的因素和支持多元机制的领导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在文官政府和军人政权之间画了一条线，支持与民主制度格格不入的“穆斯林兄弟会”）。
美国希望看到这一地区实现民主化。共和、民主两党的历届政府均怀有这一愿望，因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美国的理想主义。然而，安全观和促进民主常常相互冲突。致力于民主化的人发现，很难找到真正认清民主的自身重要性，而不仅仅把民主当作个人独裁手段的领导人。同时，强调战略优先的一派又无法说明现有的政权如何最终能以民主的方式，甚至通过改革进行演变。促进民主化的做法无法解决在追求其目标时日益显现的真空，只考虑战略需求的做法又因现有机制的僵硬而受阻。
“阿拉伯之春”最初表现为新一代人争取自由民主的起义，但很快遭到排斥，进展受挫甚至遭到镇压，当初的兴奋化为无奈。既有的政治势力不仅与军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和农村的宗教势力相连。事实证明，他们比在解放广场争取民主的中产阶级更强大，组织得也更好。“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暴露了而不是消除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旨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政策所含的矛盾性。
“阿拉伯之春”初期常用的一句口号“人民要求政府下台！”并没有说明人民指谁，或政府下台后以什么取代。“阿拉伯之春”的示威者当初呼吁开放政治和经济生活，日后被军人支持的威权主义与伊斯兰教意识形态之间的暴力较量所淹没。
在埃及，最初在解放广场宣扬世界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的欣喜若狂的示威者，最终并没有成为这场革命的继承人。电子社交媒体为有能力推翻政府的示威游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有能力在广场聚众示威并不等于有能力建立新的国家体制。在示威活动最初取得胜利后出现的权威真空中，起义前即存在的各派别往往更有能力影响最终的结局。通过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融合求得团结的诱惑，盖过了当初的起义口号。
2012年，在一批更激进的宗教极端主义团体组成的联盟的支持下，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穆尔西当选为总统。当初解放广场上的示威如火如荼时，穆斯林兄弟会曾信誓旦旦，说不谋求总统一职。伊斯兰教政府掌权后，开始将自己的权威体制化，对支持自己的人有组织地骚扰威吓妇女、少数族裔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视而不见。埃及军人决定推翻这届政府，宣布重启政治进程。结果，连已经靠边站的世俗民主派别也对此表示欢迎。
这一过程提出了人道主义外交政策问题。人道主义外交政策不同于传统外交政策，它批评国家利益观或均势概念缺乏道义内涵。它通过改变侵犯普世的正义原则的状况，而不是消除某种战略威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外交政策风格的价值观和目标，反映了美国传统至关重要的一面。然而，若把它作为美国战略的核心概念加以实施，又会让自己陷于两难处境：美国是否认为，凡是针对任何不民主政府的任何一次群众起义，包括针对此前认为对维持国际体系十分重要的政府的起义，美国都有义务支持？每一次示威游行是否都必然具有民主性质？是不是一旦沙特阿拉伯国内发生公众示威后，它就不再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对“阿拉伯之春”做出的主要贡献就是谴责、反对或参与推翻它认为专制的政府，包括此前视为重要盟友的埃及政府。然而，在沙特阿拉伯等与美国有着传统友谊的一些国家政府看来，美国传递的信息首先不是推行自由改革的好处，而是自己的政府有可能被美国抛弃。
西方的传统包括对民主体制和自由选举的支持。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无视深深扎根于美国道德事业的这一因素，就休想得到美国人民的长期支持。然而，有些派别把民主视为建立宗教统治的一次公民投票，而且这种统治一旦建立就不得更改。若对这些派别应用这一原则，宣扬选举有可能导致只有一次民主选举的机会。埃及恢复了军人政权后，在美国再次引发了一场争论，而且迄今为止都没有争论出任何结果：战略利益重要，还是促进人道、合法的统治重要？而且这似乎还牵扯到一个时机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应该为了一种理论意义上的演变结果而牺牲安全利益？两者其实都很重要。忽略未来的民主前景——假设我们知道如何影响它的走向——含有长期风险。因无视安全因素而忽略当前现实，可能马上会招来大祸。传统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之别就取决于以上差异。每当这个问题出现时，政治家都必须在两者间加以权衡。有时会发生一些事件，比如种族灭绝，其后果之严重，足以使天平倾向撇开战略考虑进行干预的一边。但作为一般规律，最可持久的做法是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而在美国国内的争论中，两者常常被视为水火不容。
乍看上去，叙利亚革命像是埃及解放广场革命的重演。然而，埃及剧变团结了各派力量；而在叙利亚，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矛盾的爆发，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长达千年的纷争冲突再次点燃。由于叙利亚人口成分复杂，其他族裔和宗教团体也卷入了该国的内战。根据历史的教训，他们中没有哪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决定。一些外部大国也介入冲突，暴行屡屡发生，幸存者到各族裔和教派飞地避难。
在美国的公开辩论中，反抗阿萨德的起义被视为一场争取民主的斗争，与推翻穆巴拉克的情况相提并论。这场斗争应该以阿萨德政府的倒台和成立一个包容的民主联合政府告终。2011年8月，奥巴马总统陈述了这一立场，公开呼吁阿萨德“辞职”，从而让叙利亚人民能够行使自己的普世权利：
叙利亚的未来必须由叙利亚人民决定，但是阿萨德总统挡住了他们的道路。他呼吁对话和改革，同时又监禁、拷打和屠杀本国人民。他的呼吁虚伪至极。我们始终坚持，阿萨德总统必须引导民主过渡，否则就让路。他没有引导过渡。为了叙利亚人民的利益，现在是阿萨德总统去职的时候了。27
奥巴马讲这番话，是想鼓动叙利亚人民反对阿萨德，为推翻他的政权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假联合国之手，推动一项基于阿萨德下台和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的“政治解决方案”。然而令人惊愕的是，其他几个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既不愿支持这一步骤，也不愿支持采取军事措施。同时，叙利亚境内最终出现的武装反对派几无民主性可言，更不要说温和了。
当时，这场冲突已经超出了要不要民主的问题。对主要卷入方而言，涉及的问题与美国国内争论的焦点大相径庭。叙利亚及这一地区的主要成员不是为了民主而战，而是为了战胜对手而战。只有民主能让自己所属的派别执政时，他们才对民主感兴趣。没有任何派别赞成一个不能保证让自己党派控制政治体系的制度。对绝大多数交战者而言，简直无法想象不考虑地缘政治或地缘宗教后果，仅仅为了强制实施人权准则而打一场战争。在他们眼里，这不是一场独裁者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冲突，而是叙利亚境内互相角逐的各教派和各自在这一地区的后台之间的冲突。根据这一观点，这场战争将决定叙利亚的哪个主要教派最终将主宰其他教派，并控制叙利亚残存的疆土。区域大国源源不断地向其支持的教派输送武器和金钱，并提供后勤支援。沙特阿拉伯和海湾诸国支持逊尼派团伙，伊朗则通过真主党支持阿萨德。战事陷入胶着状态后，越来越激进的团伙在战争中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极其凶残，交战各方均无视人权。
与此同时，叙利亚的战争开始重新划分叙利亚，也许还有这一地区的政治版图。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沿土耳其边界一带建立了一个自治区，日后有可能与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自治地区合并。德鲁兹派和基督徒社团担心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对待少数族裔的一幕在叙利亚重演，因此不愿支持叙利亚的政权更迭，或是成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伊斯兰国”的“圣战者”试图在攻占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哈里发政权。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均失去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各主要派别认为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28一些“圣战者”武装派别认为，这是一场预示善恶大决战的冲突。当美国不肯出面打破平衡时，他们认为美国要么狡猾地隐藏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也许是想最终与伊朗做成一笔交易），要么不适应中东均势的需要。2013年，这一分歧达到了顶点。沙特阿拉伯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理由是由于传统的秩序仲裁者未能采取行动，它将自行其是。
美国呼吁世界信守对民主的支持，并在国际上以强制手段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而其他的大国，例如俄罗斯和中国，援引威斯特伐利亚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加以抵制。它们主要从自己所在地区的稳定和本国躁动不安的穆斯林人口的视角审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马里、巴林和叙利亚等国的大动荡。这些国家知道，最凶悍的逊尼派战士都是与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因“伊斯兰国”采用了甚至连它都认为太极端的手段而斩断了与后者的联系）结盟的铁杆“圣战者”，因此对叙利亚反对派彻底获胜持谨慎态度。中国称它在叙利亚这场战争中没有特别的利益，但坚持最终结果应由“叙利亚人民”而不是外国势力决定。叙利亚前盟友俄罗斯希望阿萨德继续掌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希望看到叙利亚继续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下去。由于国际社会达不成共识，叙利亚反对派又四分五裂，当初旨在促进民主价值观的一场起义沦为21世纪之初的一场人道主义大灾难，导致区域秩序彻底崩溃。
如果有一个可行的区域或国际安全体系，也许本来可以避免或至少遏制这场灾难。问题是各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看法大相径庭，维护稳定的代价又太高昂。早期外部的大规模干预也许可以把争斗各派压制下去，但若要维持局面，则需要长期的相当规模的军事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这一选择对美国来说已不可行，至少美国不可能单干。伊拉克若能达成政治上的共识，也许还能把这场冲突限制在叙利亚境内，但巴格达政府及其区域盟友的教派意识阻碍了共识的达成。还有一种可能是，国际社会可以对叙利亚和民兵“圣战者”实施武器禁运。然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各自截然不同的目标使得这一选项不可能成立。倘若无法通过共识或武力建立秩序，就只能付出灾难性的非人道代价，让秩序在混乱中产生了。
巴勒斯坦问题与国际秩序
中东各地虽然动荡不安，旨在结束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和平进程始终在推进，有时断断续续，偶尔紧锣密鼓。几十年的阿以冲突造成了一触即发的对峙局面。过去一共爆发了三场常规战争和无数次非常规军事冲突。每一个伊斯兰教“圣战者”团体都把阿以冲突作为号召人们拿起武器的借口。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把以色列的存在和它强大的军事力量视为自己的耻辱。有些人坚持不放弃土地的信念。在他们眼里，与以色列共存好比背弃信仰，而不是对现实的承认。
以色列对安全和认同感的追求、巴勒斯坦人对自治的渴望，以及四周阿拉伯国家政府对符合其历史性宗教诉求的政策的摸索——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没有什么问题能与之相提并论。有关各方都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历程，从拒和开战到犹豫不决地接受共存，基本上停留在停战的基础上，前途未卜。没有哪个国际问题像阿以冲突问题那样让美国如此牵肠挂肚，令美国总统如此殚精竭虑。
阿以冲突牵扯到一系列问题，针对每一个问题都形成了大量文件。在过去几十年时断时续的谈判中，各方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立场。这里只讲其中的一个方面：谈判各方互相冲突的和平秩序概念。
两代阿拉伯人都是怀着以下信念长大的：以色列这个国家非法篡夺了穆斯林的遗产。1947年，阿拉伯国家拒绝了联合国将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划分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人国家的方案，以为自己可以打赢战争，从而得到全部领土。结果，阿拉伯人未能消灭新宣布成立的以色列国。然而，同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后殖民时代冲突的结果不同，这并没有带来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也没有开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开始了一个政治上拒不和解和勉强接受停火的漫长时期。其间，一些激进的团伙试图通过恐怖主义手段迫使以色列屈服。
一些伟大的领导人曾试图超越这场冲突的概念，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基础上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即在组成主权国家的不同人民之间展开谈判，每一国根据对自己国家利益和能力的现实评估行事，而不是根据绝对的宗教信仰行事。1979年，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大胆地着眼于未来、走出冲突，根据埃及的国家利益与以色列媾和。两年后，他遭到埃及军队中宗教极端分子的暗杀，为自己的政治家气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以色列第一个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一项协议的总理拉宾头上。萨达特死后14年，以色列的一名激进学生暗杀了拉宾。
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领土境内，尤其是在加沙地带，宗教极端分子（比如真主党和哈马斯）今天拥有很大的军事和政治实力。他们宣称“圣战”乃是结束通常被谴责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占领”状态的宗教义务。伊朗的阿亚图拉政权经常挑战以色列的生存权。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内贾德呼吁灭掉以色列。
从阿拉伯人的态度中至少可以看出三种观点：为数不多的一些人接受与以色列实现真正的共存并愿意为此而努力，他们目标坚定，但声音微弱；更多人试图通过永久性的对抗消灭以色列；最后一类人愿意与以色列谈判，但把谈判说成是分阶段征服犹太人国家的一种手段，至少他们对本国人民这样讲。
以色列地小人稀（同邻国相比），国土最窄处仅有9.3英里，最宽处也不过60英里左右，所以不大情愿为了将来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的一份文件做出领土上的让步，尤其是在靠近重要人口中心的地区。因此，以色列的谈判立场常常体现为强调法律问题，在理论空泛、偶尔含有琐碎细节的安全和政治保障的含义上做文章。这往往会激化和平进程旨在克服的情绪。
在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问题已不像往日那样紧迫，但依然重要。和平进程的主要参与者把精力和思虑转向了可能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及其区域代理人。这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和平进程：一是诸如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主要大国在塑造和平进程上可以发挥的外交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为未来协议提供担保的能力。巴勒斯坦领导人自己无法保证和平进程的结果，除非这一结果不仅能为其他区域国家政府所容忍，而且还能得到它们的积极支持。截至本书写作时，阿拉伯国家要么陷入内战，要么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纷争冲突以及一个日益强大的伊朗而担忧。尽管如此，它们或迟或早必须面对巴勒斯坦问题，它是构成区域秩序，最终也是世界秩序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些阿拉伯领导人建议仅承认以色列国存在的现实，但不正式承认它在伊斯兰教的中东的合法存在，这样既解决了以色列的安全关切，又照顾到了阿拉伯人的感情，从而能实现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和平。以色列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做出有约束力的保证，和平将包括化为具体行动的某种道义和法律上的承认。以色列因而不满足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还要求正式承认它是一个犹太人国家。大多数阿拉伯人很难正式接受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不仅认可以色列的领土，而且还认可它的宗教。
几个阿拉伯国家宣布，如果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的边界，就愿意与它建立外交关系。这一边界是半个世纪前结束的一场战争的停火线。然而问题的实质是：建立外交关系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行动。如果阿拉伯国家给予以色列外交承认，它们的政府、宣传机构和媒体是否就不再把以色列描绘成这一地区一个非法的、帝国主义的、几乎可以说是罪恶的侵入者？因“阿拉伯之春”备受压力的阿拉伯国家政府是否愿意并能够做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确切承诺，公开赞成并保证一种接受以色列存在的和平？以上因素，而不是给予以色列国的标签，将决定和平的前景。
两种世界秩序观的冲突扎根于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之中。以色列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1947年，以色列正是依照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建国的。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美国，始终是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操盘手和最大的捍卫者。然而，中东地区的核心国家和派别在不同程度上从伊斯兰教意识的角度看待国际秩序。以色列与其邻国的纠纷有其地理和历史根源，涉及水源、资源、特殊的安全安排和难民问题。在其他地区，类似难题一般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是一个在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狭小空间内，以巴双方的两种世界秩序观之间能否共存的问题。由于双方对每一寸土地都看得很重，为争取和谈成功，也许需要探索一下是否能做出某种临时性安排，至少能增加实现切合实际的共存的可能性，在最终达成协议前赋予西岸部分地区主权特征。
为启动以上谈判做出努力的同时，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哲学思考上的演变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互相矛盾的结果。美国与代表中东各种选项的派别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与以色列结盟，和埃及保持关系，与沙特阿拉伯是伙伴关系。当一个区域的主要成员对它们面临的问题采取一致行动时，就会逐渐演变成为区域秩序。然而，在中东地区始终没有达成这种一致。主要当事方在三大问题上意见相左：国内局势的演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未来，以及伊朗用于军事目的的核计划的未来走向。一些目标一致的国家又不便明言。举例来说，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目标大体一致：防止伊朗获得核能力，或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遏制伊朗。然而，两国对合法性的看法——加上沙特阿拉伯十分在意阿拉伯国家的共识——决定了两国无法正式提出这一观点，甚至无法挑明。这就是为什么中东大部分地区仍然十分纠结，既恐惧“圣战”又害怕对付“圣战”的部分根源。
本章讲述的宗教和政治冲突的种种后果，表面看上去像是迥然不同的问题，实际上它们都反映了对政治合法性和国际合法性新含义的深层探求。
沙特阿拉伯
不无历史讽刺的是，中东各国动荡不安期间，西方民主国家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是一个国内体制与它们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的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站在了盟国一边。自从那时以来，沙特阿拉伯在大多数区域安全行动中始终是一个伙伴。这种关系显示了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特殊性，即差异如此之大的社会可以通过正式机制为了共同目标互相合作，而且通常双方都获益匪浅。换一个角度看，这一关系遇到的困难涉及探索当代世界秩序时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一个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既是部落性质的君主制，又是一个伊斯兰教神权政体。自从18世纪以来，抱成一团的两大家族构成了该国统治集团的核心。来自沙特家族的一位君主，统领基于古老的相互忠诚和义务的一个复杂的部落关系网，居于政治体制之首，控制了王国的内政和外交。主要来自谢赫家族的大穆夫提和长老委员会是最高宗教权威。国王试图通过扮演“两大圣寺（麦加和麦地那）监护人”的角色弥合两大权力分支之间的鸿沟。这不禁令人想起担任“护教者”的神圣罗马皇帝。
宗教表达的狂热和纯正深植于沙特阿拉伯的历史中。数百年来，这两大家族曾几次建立或重新统一了沙特王国（18世纪40年代、19世纪20年代以及20世纪初），每一次都承诺根据对伊斯兰教教义最严格的解释，治理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无比神圣的圣地。沙特的军队屡屡四面出击，通过一波波的征服战争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和山川。这与当年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圣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上。宗教上的绝对主义、军事上的出其不意、精明的现代政治谋略，在伊斯兰世界的腹地塑造了这个对于伊斯兰世界命运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王国。
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脱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土耳其统治。当时伊本·沙特再次统一了分布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些封建王国，通过家长制式的效忠和宗教信仰把它们维系在一起。自从那时以来，王室始终面临艰巨的任务。在它的统治下，既有依然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对国王绝对忠诚的部落，也有规模接近——有的地方超过了——西方一些大都市的人口密集的城市，虽然这些城市位于寸草不生的荒漠上，看上去像是海市蜃楼。一个具有半封建性的对等义务意识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在极端保守的政治文化限度内，掌权的王室成员将君主制和一种共识体系结合起来。在此体系下，庞大的王室家族的远亲对决策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普通公民也逐渐获得了参与公共生活的部分权利。
伊斯兰教和尊重传统权威这一纽带，将数百万外籍劳工——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埃及人、巴基斯坦人和也门人——连接到了一起。每年同一时间，几百万穆斯林从世界各地涌到沙特阿拉伯朝觐——前往麦加履行先知穆罕默德生前制定的宗教仪式。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信徒一生中至少要去麦加朝觐一次。这一证明自己信仰的义务使沙特阿拉伯具有独特的宗教重要性，同时每年也给它带来了其他国家没有的接待方面的巨大挑战。与此同时，巨大石油蕴藏量的发现使沙特阿拉伯一跃成为这一地区无人能及的首富。由于这个国家人口稀少，没有自然的陆地边界，一个主要产油区的居民又是政治上若即若离的什叶派少数族裔，骤然致富给该国的安全造成了隐含的威胁。
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深知，四周邻国的贪婪有一天也许会转化为征服的欲望，在革命年代，也可以表现为支持政治或教派骚乱。沙特阿拉伯人目睹了邻国的命运后，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心情矛盾，知道不改革也许会把本国的青年人推向对立面，改革步伐太快又有可能失控，最终危及习惯了保守君主制的这个国家的国内凝聚力。王室试图在自己社会习俗范围内领导社会和经济变革，目的恰恰是为了控制改革的步伐和内容。沙特阿拉伯依照这一策略进行了有限的改革，防止具有潜在爆炸性的社会矛盾越积越多，同时又避免改革步伐过快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
现代沙特阿拉伯自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外交政策的特点就是小心谨慎，他们转弯抹角的说话风格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如果沙特王国奉行锋芒毕露的政策，如果它使自己成为一切争端的焦点，一些比它势力大得多的大国的恳求、威胁和诱劝就会接踵而至，甚至有可能危及国家的独立或凝聚力。沙特阿拉伯当局因此避而远之，从而保全了自己，哪怕危机时期也不例外，包括有时推行影响会波及世界的大胆变革时。沙特阿拉伯在公开场合几乎总是避免出头，与他国保持距离，用含糊不清掩盖自己的脆弱，用避而远之隐藏自己对外来者动机的猜疑。无论对方巧舌如簧还是威胁恐吓，它均不为所动。
即使是在靠资源支撑的对抗中，沙特阿拉伯王国也避免自己冲在前面，例如1973年的石油禁运和1979~1989年在阿富汗的反苏“圣战”。它帮助推动了中东的和平进程，但谈判时退缩在他国后面。沙特阿拉伯王国于是在固定的标杆之间游走：与美国的友谊，对阿拉伯人的忠诚，对伊斯兰教正本清源的诠释，内忧外患的意识。在一个“圣战”、剧烈大动荡和认为美国将从这个地区抽身退出的时代，沙特阿拉伯王国有时不再含糊其词，转而采取更直截了当的做法，明确表达它对什叶派伊朗的恐惧和敌视。
伊斯兰世界的大动荡和一个革命的伊朗的崛起给沙特阿拉伯造成的分裂之深，超过了中东地区任何一个国家。一方面，沙特阿拉伯正式对威斯特伐利亚概念表示效忠，因为这一概念不仅构成了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基地，也是国际社会承认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的依据。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国内又存在着贯穿其历史的宗教纯粹主义势力和威胁到国内凝聚力（1979年，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占领麦加的大清真寺时甚至威胁到了王国的生存）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
1989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心怀不满的子孙之一、参加了阿富汗反苏“圣战”的本·拉登回国，宣布要开始一场新的斗争。本·拉登及其追随者遵照库特布的著述成立了一个先锋队组织（基地组织），通过它进行全面“圣战”。该组织的“近期”目标是沙特政府及其地区伙伴国，“远期”目标是美国。基地组织辱骂美国扶持中东不遵守伊斯兰教教义的国家政府，并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在沙特阿拉伯部署部队玷污了伊斯兰教。29依本·拉登之见，真正的信仰与异教徒世界之间的较量已经开始，而且事关生死存亡。世界上的非正义已经达到了用和平手段无法解决的地步，现在需要采用暗杀和恐怖主义手段，从而让基地组织的远近敌人心寒胆战，丧失抵抗斗志。
基地组织野心勃勃的计划，从袭击美国及其盟国在中东地区和非洲的设施开始。1993年对世贸大厦的袭击显示了该组织的全球野心。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的攻势登峰造极，袭击了世界金融体系枢纽纽约和美国权力的政治枢纽华盛顿。“9·11”事件是迄今为止最致命的一次袭击，短短几分钟内2 977人丧生，遇难者几乎全部是平民，还有数千人在袭击中受伤或身体健康受到极大损害。本·拉登在袭击前宣布了基地组织的目标：将西方及其影响逐出中东，推翻与美国结成伙伴合作关系的国家政府，解散它们的政治体制。30本·拉登嘲弄这些国家是“纸糊的蕞尔小国”，其政治结构是为了西方大国的需要而非法建立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哈里发政权将取而代之，再现公元7世纪时伊斯兰教的辉煌。一场围绕世界秩序的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这场冲突的战场横贯沙特阿拉伯的腹地。2003年基地组织推翻沙特王朝的企图失败后，沙特阿拉伯成为基地组织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伊斯兰教秩序的范围内保障安全的办法，在一段时间内行之有效。然而，沙特王朝犯了一个重大战略错误。从大致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2003年末，它以为可以支持，甚至操纵国外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而不会危及它在国内的统治。2003年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境内爆发的一场基地组织的严重叛乱，暴露了这一战略的致命缺陷。沙特王室抛弃了这一战略，改为由年青一代的一位王子，现任内政部长本·纳伊夫，领导一场严厉打击叛乱的斗争。即便如此，沙特王朝的江山依然不稳。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圣战”浪潮的高涨，沙特阿拉伯在这场斗争中使用的手腕也许会再次受到考验。
沙特阿拉伯采取的对策与它面对的挑战同样复杂。皇室家族认为，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和国家利益系于和西方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以及参与全球经济。然而，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伊斯兰教圣地的保护者，沙特阿拉伯又无法偏离正统的伊斯兰教。为了对付激进的伊斯兰教普世主义，它先声夺人，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体制和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与伊斯兰教中原教旨色彩也许最浓厚的瓦哈比派嫁接的脆弱混合体，并在国际上出钱扶持它，结果有时在本国内造成了自相矛盾。沙特阿拉伯在外交上基本上与美国结盟，宗教信仰上又倡导一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伊斯兰教，与非伊斯兰世界形成了潜在冲突。通过资助在世界各地宣扬严苛的瓦哈比派信条的宗教学校，沙特人不仅履行了自己作为穆斯林的义务，还把它作为一项预防措施。如此一来，鼓吹瓦哈比派信条的人纷纷跑到国外去传教，而不是留在王国境内。这一政策产生的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助长了“圣战”的狂热，最终将对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及其盟友构成威胁。
只要逊尼派国家基本上仍处于军人统治之下，沙特王国奉行的有原则的模糊战略就没有问题。然而基地组织出现后，神职人员执掌政权的伊朗通过一个好战的革命阵营在整个地区内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增大。沙特阿拉伯面对着中东地区两类不同形式的内战：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成员的伊斯兰政权，与认为现代国家和现存的国际秩序机构同《古兰经》势不两立的“圣战者”之间的内战；以及在这一地区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内战。沙特阿拉伯促使他人改变宗教信仰的举动（无论多么无心）起了为这两场内战煽风点火的作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分别被视为对立双方的头领。
这场争夺的背后还有另外两场较量，二者都是对地区秩序的考验。一是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和利比亚可憎的独裁政权，同时在政治上施加压力，实现“改造大中东计划”。二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再起，在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冲突期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局势的发展证明，在以上每一场较量中，都很难生成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平行利益。
沙特阿拉伯把什叶派的伊朗视为一个帝国加宗教现象，在地区领导权、均势和教条理念之争方面感觉受到了伊朗的威胁。在沙特阿拉伯眼中，德黑兰领导的什叶派群岛（从伊朗与阿富汗边界横穿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直抵地中海）实力及影响力日盛，与沙特领导的（由埃及、约旦、海湾国家和阿拉伯半岛组成，同土耳其结成谨慎的伙伴关系）逊尼派秩序针锋相对。
因此美国如何对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不是一个简单的均势考量问题或民主化问题，而必须把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间已经持续千年之久的宗教纷争考虑在内。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小心行事，因为这一地区释放出来的压力会对支撑这一王国和管理伊斯兰教圣地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产生影响。沙特阿拉伯若发生动荡，将对世界经济、伊斯兰世界的未来与世界和平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革命的经验，美国不能假定有一个现成的民主反对派，且它将依据更合西方口味的原则统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圣战”和什叶派“圣战”志在必得的最重要的战利品。沙特阿拉伯的努力，无论多么迂回隐蔽，都对于促进这一地区的建设性演变至关重要。美国必须与它达成共识。
对沙特阿拉伯来说，与伊朗的冲突生死攸关，关系到君主制的存活、国家的合法性乃至伊斯兰教的未来。只要伊朗继续崛起为一个潜在的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了保持均势，就至少必须加强自身的实力地位。鉴于事关重大，仅有口头保证是不够的。取决于伊朗核谈的最终结果，沙特阿拉伯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寻求拥有自己的核能力，作为一项保险政策，要么从一个现有的核大国得到弹头，最好是伊斯兰国家（比如巴基斯坦），要么资助其他某国研制核武器。如果沙特阿拉伯判断美国要从这一地区抽身，它很可能会试图把另一个外部大国拉入地区秩序，也许是中国，或印度，甚至是俄罗斯。21世纪前20年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动荡不安和暴力，因此应当被视为各国内部冲突和宗教之争的映照。争夺焦点，是决定这一地区是否或以何种方式与任何一个更大的世界秩序概念相连。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美国控制结果的能力、手腕和意志，使之既符合自己的利益，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友也认为与各自的安全和原则并行不悖。
国家的衰落？
叙利亚和伊拉克曾是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灯塔，但也许丧失了重构为统一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家的能力。由于两国交战各派别纷纷争取这一地区及外部世界同一教派或族裔的支持，它们之间的冲突威胁到了四周邻国的国内和谐。如果地处阿拉伯世界腹地的数个邻国不能建立合法的统治并始终有效控制本国的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中东做出的领土安排将来日无多。
因此，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周边地区的冲突是一个不祥新趋势的象征：国家分裂为不同部落和教派单元，其中有一些分布在现存边界两边，彼此或你死我活地拼杀，或受到相互竞争的外部派别的操纵，除了实力至上法则（霍布斯也许会称之为自然状态）不遵守任何共同规则。
革命或政权更迭后，只要没有建立一个得到一国大多数人承认的合法新政权，形形色色的派别为了争夺政权，就会继续同自己眼中的对手打下去。一国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长期叛乱，抑或与另一个正在走向解体的国家合并。现存的中央政府可能没有意愿或能力重新恢复对边境地区或真主党、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塔利班等非国家实体的控制。这种现象已经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巴基斯坦出现。
以现有形式存在的一些国家也许无法按照原状存在下去，除非采用美国人视为非法的国家治理或凝聚社会的手段。在有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更自由的国内体制克服以上障碍。但如果一国内的不同派别坚持各自的世界秩序观，或是认为他们之间的争夺关系到自身的存亡，美国呼吁止戈息战、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做法往往要么造成现任政府的瘫痪（例如前伊朗国王时期的伊朗），要么是对牛弹琴（例如塞西将军领导下的埃及政府。它汲取了前任政府被推翻的教训，不再与美国保持历史性的盟友关系，转而选择给予自己更大的行动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在尽量兼顾安全和道义的基础上决策，同时认识到无论在安全上还是道义上，都无法做到十全十美。
在伊拉克，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残暴的萨达姆·侯赛因独裁政权的垮台，带来的不是对民主的追求，而是复仇。不同派别把各自信仰的宗教形式转化为自治单元，为了报复而相互厮杀。利比亚地广人稀，彼此争斗的不同教派和部落除了曾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外，没有共同历史。推翻暴戾的独裁者卡扎菲产生的实际结果，是抹掉了带有国家统治色彩的所有痕迹。不同部落和地区为了确保自治或称雄一方，纷纷通过不受约束的民兵武装自己。的黎波里的临时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它实际控制的地方只限于城市，甚至能否控制城市都还难说。极端团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用卡扎菲弹药库里的武器武装自己后把“圣战”扩大到邻国，尤其是非洲。
各国政府失去对本国全境的管辖之日，也是国际秩序或地区秩序自身开始走向解体之时。31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有些空白，标志着这些地区无法无天。一个国家崩溃后，其领土也许会成为恐怖主义、武器供应或挑动邻国教派不和的基地。现在，不受任何政府管辖或处于“圣战”的地区贯穿整个伊斯兰世界，波及利比亚、埃及、也门、加沙地区、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马里、苏丹和索马里。若是也把中非地区的麻烦考虑在内——持续了长达一代人之久的刚果内战把四周邻国卷入其中——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的冲突也有可能同样扩散到他国，世界版图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已濒于从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滑落的边缘。
在这一真空投下的阴影中，中东陷入了一场类似欧洲前威斯特伐利亚宗教战争的对抗，但规模超过了后者。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螺旋式升级，政治、教派、部族、领土、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国家利益争端纷纷浮现。用来追求地缘政治目标的宗教被“武器化”，平民因为自己所属的教派遭到屠杀。有能力维持自己权威的国家以生存需要为借口，认为自己权大无边。解体的国家成为周围大国争夺之地，其积聚实力的方式往往完全无视人类的福祉和尊严。
目前仍在进行的冲突既是宗教性的，也是地缘政治性的。由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某种程度上还有埃及和土耳其组成的逊尼派集团，与一个由什叶派伊朗领导的集团对峙。后者支持阿萨德控制的叙利亚部分、马利基控制的伊拉克中部和南部，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逊尼派阵营分别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支持反抗阿萨德和马利基的起义。企图主宰这一地区的伊朗则动用意识形态上与德黑兰一致的非国家成员，破坏它在这一地区的竞争对手的国内合法性。
冲突各方均寻求外部势力的支持，尤其是俄罗斯和美国的支持。这反过来也塑造了双方的关系。俄罗斯的目标基本上是战略性的，至少防止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团体蔓延到本国穆斯林人口所在的地区。俄罗斯的全球目标是加强它相对于美国的地位（从而扭转本章前面提到的1973年那场战争的结果）。美国左右为难：一方面，从道义立场出发谴责阿萨德，这没有错；另一方面，反对阿萨德的最大一股势力又是美国战略上需要反对的基地组织和更极端的团体。无论俄罗斯还是美国，在彼此合作还是互相斗法问题上都难下决心。不过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有可能打破目前的暧昧，推动双方转而采取冷战立场。伊拉克成了多个阵营角逐的战场——历史上曾数次上演过这一幕——这一次是在伊朗、西方和形形色色的复仇主义的逊尼派别之间。剧本没换，只是换了一批演员。
美国尝到了苦头，再加上当地条件几乎不允许多元化的存在，人们可能倾向于对动荡局势采取任其发展的态度，待继承国出现后再与之打交道。但几个潜在的继承国已经公开宣布，美国和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是它们的头号敌人。
在一个自杀式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时代，必须把滑向泛地区教派冲突的现象视为对世界稳定的威胁。所有负责任的大国，都需要根据某种可以接受的地区秩序的定义携手应对。如果无法建立秩序，大片地区就有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世界等待美国和其他具有全球眼光的国家提炼出一个新的地区秩序。
[1] 作者完全无意诠释各种学说和教派信奉的核心真理，他们对自己真理的热情追求正在重塑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在很多国家占大多数，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做出的诠释不像这里引用的诠释那么富于对抗性，而是更加多元化。然而此处引用的观点现在对很多重要的中东国家和几乎所有的非国家组织的未来走向，产生了重大的而且常常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些观点表达了对一个不同的世界秩序的追求。根据其定义，这一秩序优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自由国际主义的价值，而且与后者格格不入。为了了解这些观点，本书不可避免地要引用争论双方使用的宗教用语。
第三章 伊斯兰主义和中东：世界乱局
中东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这块不毛之地上先后涌现出高举普世理想旗帜的征服者和先知。在它似乎绵延无尽的地平线上，一个个帝国崛起又覆亡，一个个专制君主声称自己是一切权力的化身，之后又如海市蜃楼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块土地上，不同历史时期存在过形形色色的国家秩序或国际秩序，随后又一个个被推翻。
中东地区不断有人呼吁，要为了一个普世愿景推翻区域和世界秩序。世界对此已习以为常。带有预言性的绝对观点层出不穷，始终是这一地区的特征。中东一方面沉浸在对昔日辉煌的梦想中，另一方面又无力就国家秩序或国际合法性的共同原则达成共识。就组织区域秩序和确保这一秩序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行不悖而言，没有哪个地区比中东面临的国际秩序挑战更复杂。
在当今时代，中东似乎注定要重温昔日的所有经历——帝国、“圣战”、外国统治、互相厮杀的教派战争——方能最终选定（如果能做到的话）一个国际秩序概念。在此之前，中东仍会在加入或对抗国际社会之间挣扎摇摆。
伊斯兰世界秩序
中东和北非早期格局的形成源自一系列帝国。每一个帝国都自视为文明生活的中心，每一个帝国都围绕着有利于统一的地理特征崛起，随后向周边地区扩张。公元前3000年，埃及沿尼罗河将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苏丹。与此同时，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和巴比伦等帝国巩固了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人民的统治。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在伊朗高原崛起，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统治体系。这一体系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目的地试图将迥异的非洲、亚洲和欧洲社会，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有组织的国际社会中”，统治者自称“万王之王”。1
公元6世纪末，两大帝国控制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一个是定都在君士坦丁堡、信奉基督教（希腊东正教）的拜占庭（或东罗马）帝国，另一个是首都位于今天巴格达附近的泰西封、信奉琐罗亚斯德教（亦称拜火教）的萨珊波斯帝国。两个帝国之间不时发生的冲突持续了几百年。公元602年，两个帝国刚遭受了一场严重瘟疫后不久，波斯入侵拜占庭领土，从而引发了一场为时25年的战争。这对两个帝国尚存的实力都是一个考验。拜占庭胜出后，疲惫的双方因无力再战，实现了政治家未能实现的和平。这还为伊斯兰教的最终胜利打通了道路。因为在阿拉伯世界西部一片任何帝国鞭长莫及的荒芜沙漠上，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在一个新世界秩序观的激励下，正在积蓄力量。
世界史上很少有哪个事件像伊斯兰教的早期传播那么富于戏剧性。根据伊斯兰教传统的说法，穆罕默德诞生于公元570年，40岁时受到启示，此后的大约23年中继续不断地接到启示。这些启示后来被缀辑成《古兰经》。正当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两败俱伤时，穆罕默德及其信徒组建了一个社群组织，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然后着手用以他收到的启示为内容的宗教，取代这一地区当时的流行信仰，主要是犹太教、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
前所未有的一波扩张，使伊斯兰教的崛起成为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此后的100年间，阿拉伯人的大军把这一新的宗教先后带到了非洲的大西洋沿岸、西班牙大部地区、法国中部，东至印度北部。此后的几百年间，中亚地区和俄国、中国部分地区以及东印度群岛的大部分地区也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以上所有地区，伴随商人或征服者而来的伊斯兰教奠定了其宗教统治地位。
区区几个阿拉伯联盟居然能激发起一场运动，打败曾经主宰这一地区长达数百年的一些庞大帝国。倒退几十年，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2不可阻挡的帝国势头和吞噬一切的狂热究竟如何被悄然捏合到了一起？邻近社会当时的记载，并没有把阿拉伯半岛视为一支帝国力量。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人一直在沙漠及周边的富饶地区过着半游牧部落式的田园生活。直到此时，他们虽然与罗马帝国有过几次短暂的交锋，但从未建立过恢宏的大国或帝国。阿拉伯人的历史记忆都只是体现在代代相传的口述史诗中。在希腊人、罗马人和波斯人的记忆中，阿拉伯人主要是不时袭击商道的草寇，并且已经开始定居。希腊人、罗马人和波斯人会做出临时性的安排，收买某个阿拉伯部落的忠诚，再委派它为帝国戍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帝国已经把阿拉伯人纳入了自己的世界秩序。
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这一世界被彻底颠覆。伊斯兰教不同于有史以来的任何其他社会，它具有扩张性，在某些方面追求极端的平等主义。它规定每日频频祷告，把信仰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强调宗教和政治权力的一体性，从而把伊斯兰教的扩张从一项帝国的事业变成了一项神圣的义务。不断扩张的穆斯林每遇到一国人民，都给予他们同样的选择：要么皈依伊斯兰教并接受保护国地位，要么被征服。公元7世纪一次重大战役前夕，一位阿拉伯穆斯林使节被派去与遭到围困的波斯帝国谈判。正如他所宣示的那样：“如果你们接受伊斯兰教，我们不会打扰你们。如果你们同意付人口税，我们会在你们需要时保护你们。否则，我们就要兵戎相见。”3他们之所以敢发出这样的威胁，是因为有强大的阿拉伯骑兵做后盾，这些骑兵宗教信念坚定，军事技能过硬，对被征服土地上的奢华嗤之以鼻。这些社会目睹了伊斯兰教的活力和成就，深恐自己会亡国灭种，于是选择了皈依新的宗教并接受其教义。
伊斯兰教在三个大陆上的迅速蔓延，让人们更加相信它负有神圣使命。4在坚信自己的扩展必将实现统一并给全人类带来和平信念的驱动下，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被伊斯兰教征服的地区或受伊斯兰教控制并进贡的非穆斯林居住地区，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即“伊斯兰之家”，意为“和平之地”，由哈里发统治。哈里发按照正统继位程序继承先知行使过的世俗政治权力。“伊斯兰之家”以外的地区是“征伐之地”。伊斯兰教的使命是把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世界秩序，从而实现世界和平：
从理论上讲，“伊斯兰之家”与“征伐之地”处于交战状态，因为伊斯兰教的终极目标是统治全世界。如果伊斯兰教削弱了征伐之地，“伊斯兰世界的和平”公共秩序就会取代一切，非伊斯兰社会要么成为伊斯兰社会的一部分，要么作为被允许存在的宗教社会，或与伊斯兰社会签有条约的自治实体臣服于它的权威。5
实现这一普世体系的战略被命名为“圣战”，即所有信徒有义务通过斗争传播自己的信仰。“圣战”包含了战争之意，但又不仅仅是一项军事战略。这个词还意味着使用其他手段全力救赎他人并传播伊斯兰教的教义，比如通过信仰追求或建功立业来弘扬伊斯兰教。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强调的重点因时因地有很大的差异。信徒可以用“他的一颗心，他的舌头，他的一双手抑或利剑”投身“圣战”。6
早期的伊斯兰国家向其周边传播教义。它曾一度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统治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社会，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潜在的威胁。自从那时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伊斯兰与非伊斯兰社会之间的交往历经沧桑，既有和谐共处的时期，也有势不两立的时候。贸易往来把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双方也常常为了共同的重大目标携手合作，在外交上结盟。然而二元世界秩序概念仍然是伊朗的官方理论并载入其宪法，也是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少数族裔武装组织的战斗口号，和世界各地几个活跃的恐怖主义团伙——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以下简称“伊斯兰国”）——信奉的意识形态。
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也有过武力讨伐他人的时候，有时以同样的狂热、采用相似的征服手法和逼迫他人皈依的做法倡导自己的世界使命。（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以类似的必欲征服世界的精神，灭掉了中美洲和南美洲几个古老的文明。）7两者的区别在于，在西方世界，征服精神已经褪去，或是化为不像宗教动机那么绝对（或不那么持久）的世俗概念形式。久而久之，基督教变成了一种哲学和历史概念，而不是战略或国际秩序的运作方针。推动这一转变过程的一个因素是，基督教世界首先在“哪些事情归恺撒管”和“哪些事情归上帝管”之间做了区分，促成了在一个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逐步向多元的世俗外交政策的演变，如前两章所述。这一过程还受到了偶发事件的推动，包括当代一些试图取代宗教狂热的事业，它们提出的观念缺乏吸引力，例如鼓吹世界革命的苏联社会主义，或是基于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
伊斯兰世界内的演变更为复杂。历史上，人们一度对各种实践终将汇流抱有希望。直到20世纪20年代，奥斯曼帝国仍然坚持把先知穆罕默德直系后嗣继承政治权力作为中东的一个政治现实。奥斯曼帝国覆亡后，主要的伊斯兰大国分裂为两派。一派寻求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基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性的新国际秩序，既笃信自己的宗教信仰，又把宗教信仰与外交政策问题分开。另一派依据对传统的伊斯兰世界秩序概念的严格解释，认为自己正置身于一场继承世界权力的斗争之中。
过去90年里，每一派观点的倡导者中都涌现出过那个时代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既有那个世纪的一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也有令人敬畏的虔诚的真主权力绝对论者。两派之间的较量仍然不分胜负。在有些中东国家，信奉基于国家的世界秩序的人与信奉基于信仰的世界秩序的人生活在一起，虽然双方不时会产生摩擦。对试图强行把伊斯兰教信条作为个人生活、政治生活和国际生活的最高裁判的众多信徒来说，尤其是在伊斯兰主义卷土重来时期，伊斯兰世界与外部世界仍然不可避免地处于对抗状态。
在早期伊斯兰体系中，是允许与非伊斯兰社会缔结互不侵扰条约的。从传统法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条约是一种务实的做法——伊斯兰教一方可以借此保护自己不受威胁，同时积蓄力量，加强内部团结。早期的伊斯兰国家曾与它最终灭掉的敌人止戈息战。根据这一先例，互不侵扰条约有具体的时限，最长不超过10年，并且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时限。本着这一精神，在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前几个世纪，“伊斯兰教的法律条文规定，一项条约不能一成不变。一俟穆斯林有能力与之作战，条约必须立即作废”8。
这类条约并不意味着将建立一种伊斯兰国家与其他非伊斯兰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永久性体系。“‘征伐之地’的居民被视为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因为他们不具备法律能力在平等和对等的基础上与伊斯兰教互动，原因是他们没有接受伊斯兰教的伦理和法律标准。”9根据这一观点，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国内准则是神授的，而非伊斯兰政治实体是非法的，伊斯兰国家永远不可能把它们视作真正的平等对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取决于打造和扩大一个单一伊斯兰实体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争斗各方之间的均势。
根据这种理想化的世界观，伊斯兰教治下的和平与正义只有一个扩展方向，而且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10曾经被纳入“伊斯兰之家”，之后又丧失的土地永远不能放弃，否则就等于背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仰。历史记载中从来没有哪个政治事业像伊斯兰教一样如此执着地扩张。随着时间的流逝，伊斯兰教扩张时期所及之地的部分地区后来摆脱了穆斯林的政治控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半岛（如今成了由穆斯林和东正教徒的一些飞地拼缀而成的一幅混杂版图）、希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色列、印度、俄罗斯南部和中国西部的部分地区。但在伊斯兰教第一波扩张中被并入的地区，当地绝大多数人至今仍然是穆斯林。
有史以来没有哪一个社会的实力、哪一位领袖的韧性、哪一种信仰的活力能够永久地统治天下。事实证明，天下归一对任何征服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包括伊斯兰教。早期伊斯兰帝国在扩张过程中逐渐分解为多个权力中心。穆罕默德去世后发生的继任人危机，导致伊斯兰教分裂成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这是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根本分歧。在任何一个新的政治事业中，继承问题都不无风险。如果创始人还被视为“最后的先知”、真主的最后使者，这场论争就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还具有神学意义。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一个由部落长老组成的委员会推选穆罕默德的岳父阿布·伯克尔作为继任者，也就是哈里发，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以维持羽翼未丰的伊斯兰社会的和谐和共识。而少数人认为，当初就不该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表决就意味着可能会因为人为错误而导致错误的结果。权力本应该自动传给与先知血缘关系最近的人，即他的堂弟阿里。阿里是很早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一位重要人物，而且作战英勇。据说穆罕默德亲自挑选了他。
这两派最终形成了伊斯兰教的两大分支。11阿布·伯克尔的支持者和他之后的几位后继人认为，穆罕默德与真主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是终极的。哈里发的首要任务是传承穆罕默德收到的启示和他的教诲。这批人成为逊尼派，意思是“传统与大众派”。另一派是阿里派，即阿里什叶派（或什叶派）。他们认为，对新的伊斯兰社会的统治也是一项带有秘传意味的宗教使命。他们认为，先知和阿里是伊斯兰教隐义的“受托人”。穆斯林只有在先知和阿里的有宗教灵性的直系后裔的指引下，方能与穆罕默德接到的启示建立正确的关系。日后阿里作为第四任哈里发执掌政权，但在一场叛乱中被暴徒杀死。逊尼派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伊斯兰世界的秩序，所以支持了平定局势的一派。什叶派斥责新的执政者非法篡权，颂扬死于抵抗中的殉道者。两派所持的这些观点后来延续了数百年之久。
地缘政治上的角逐进一步加深了教义上的分歧。随着岁月的流逝，分别出现了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和莫卧儿势力范围，每个势力范围理论上都遵守同样的伊斯兰全球秩序，但其所作所为越来越像是相互争夺的王朝，各自有不同的利益，各自诠释自己的信仰。有些时期，包括印度莫卧儿时代的大部分时期，对自己信仰的诠释包含了一定的世界眼光，甚至可以说带有调和思想的观点，强调对其他宗教持宽容的态度，重务实的外交政策而轻教派之争。当一些逊尼派大国敦请同属逊尼派的印度莫卧儿帝国加入针对什叶派的伊朗的“圣战”时，莫卧儿借口与伊朗一贯友好和没有交战理由婉拒了。
欧洲击退了第一波穆斯林扩张后，志在征服世界的伊斯兰教的势头最终被遏制。公元732年的普瓦捷战役和图尔战役，挡住了此前阿拉伯和北非穆斯林所向披靡的军队。在400年的岁月里，拜占庭对小亚细亚和东欧的防御构成了一道防线。在这道防线后面，西方开始提出自己的后罗马帝国世界秩序概念。伴随拜占庭人暂时重返中东，西方概念也被带入伊斯兰教统治下的地区。1099年，东征的“十字军”——基督教骑士对公元7世纪皈依伊斯兰教的历史圣地发动攻击——攻陷耶路撒冷城，在当地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延续了大约200年。1492年，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陷落，基督教徒收复了西班牙全境，把伊斯兰教的西部边界推回到北非。
13世纪，建立世界秩序的梦想再次浮现。征服者奥斯曼的追随者、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帝国，将自己的阿纳托利亚小国扩张成为一个有可能挑战，甚至最终取代残存的拜占庭帝国的令人生畏的大国。土耳其人开始建立一个继承前几个世纪辉煌的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新帝国。他们自称是统一的伊斯兰世界的领袖，通过所谓的“圣战”向四面八方扩张。巴尔干首当其冲。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了扼地缘战略要冲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接下来他们挥师南征西伐，先后攻占了阿拉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北非、东欧和高加索，成为东地中海沿岸最强大的国家。如同早期的伊斯兰帝国一样，奥斯曼人认为自己负有“维护世界秩序”的世界性的政治使命。历任王朝的苏丹自称“安拉在俗世的影子”，是“保护世界的天下之主”。12
和500年前的伊斯兰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向西扩张时与西欧国家相遇。多极的欧洲体系与奥斯曼的单一世界帝国概念的差异，使双方的交往非常复杂。奥斯曼人既不承认欧洲国家是合法的，也不肯平等对待它们。这不仅仅是伊斯兰教义问题，还反映了对双方实力对比的现实做出的判断，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疆土比西欧所有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而且过去几十年里军事上也强于西方国家有可能结成的任何同盟。
奥斯曼的官方公文给予欧洲王室的礼遇，比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苏丹低一级，相当于苏丹之下的维齐尔或首辅大臣。13获奥斯曼人允许在君士坦丁堡常驻的欧洲使节被视为祈求者。与这些使节谈判缔结的协定不是什么双边条约，而是一位慷慨大度的苏丹赐予的特权，可以随意收回。
奥斯曼人在达到军事能力极限后，双方出于战术需要偶尔也会结盟。战略和商业利益有时会绕过宗教信条。
1526年，法国认为自己两面受敌，南边是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东边是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于是向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一世提议结成军事联盟。100年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出于同样的战略考虑，在“三十年战争”中站到了新教事业一边。奥斯曼欲实现在东欧的野心，苏莱曼一世一直把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看作头号障碍，于是接受了法国的提议，但毫不掩饰地把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当作次要合作者。苏莱曼不同意结盟——因为这会暗示双方在道义上是平等的——而是以居高临下的方式给予弗朗西斯支持：
我，万王之王，地球上所有君主的皇冠授予者，人世间真主之影，白海和黑海、鲁米利亚、安纳托利亚和噶勒莽明尼亚……的苏丹和君主……致函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
汝致函众国君主的避风港、我的帝国政府，请求援救你们……那就鼓起勇气吧！切不可丧失斗志！我们光荣的先驱和遐迩闻名的祖先（愿真主给他们的墓地带来光辉！）为了战胜敌人、征服他们的土地，长年累月金戈铁马，征战沙场。我们自己踏着先人的脚印攻克了一个个坚固的城堡，征服了一片片土地。我们昼夜马不解鞍，剑不离身。14
一种军事合作关系由此而生，包括奥斯曼帝国和法国的海军联手对抗西班牙和意大利半岛。哈布斯堡王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撇开奥斯曼人，与波斯什叶派的萨非王朝结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地缘政治的需要盖过了意识形态。
奥斯曼帝国：欧洲病夫
奥斯曼帝国再次对欧洲秩序发起进攻，1683年兵临维也纳。围困维也纳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扩张的顶峰。同年，（萨伏依的）欧根亲王统帅的一支欧洲大军解除了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围困。
从18世纪末一直到整个19世纪，欧洲诸国开始转守为攻。由于宫廷内部的正统教派抵制近代化，奥斯曼帝国逐渐走向僵化。俄国从北部挤压奥斯曼帝国，一直扩张到黑海并进入高加索。俄国和奥地利分别从东西两面进入巴尔干半岛，法国和英国则争夺奥斯曼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埃及。19世纪，埃及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
西方强权把风雨飘摇的奥斯曼帝国视为“欧洲病夫”15。它在巴尔干半岛和中东的庞大领土，包括与西方有历史渊源的人数众多的基督教社会，成了“东方问题”。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主要大国试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同时又避免打破欧洲的均势。奥斯曼人则巧妙周旋，竭力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为自己争取最大的行动自由。
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一个临时成员加入欧洲均势，但这个日益衰微的大国并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它是建立欧洲均势时需要考虑的“一个砝码”，但不是构建这一体系的一个完全的伙伴。英国利用奥斯曼帝国挡住了俄国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扩张之路，奥匈帝国在处理巴尔干问题上先后与俄国和奥斯曼人结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方都不再像过去那样小心行事。与德国结盟的奥斯曼人从两个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伊斯兰教体系——中找出理由为自己的参战辩护。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指责俄国“违犯国际法对它无端发起攻击”，侵犯了帝国的“武装中立”，发誓要“拿起武器捍卫我们的合法利益”（完全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交战理由）。与此同时，奥斯曼负责宗教事务的最高官员宣布要打一场“圣战”，指责俄国、法国和英国“为了消灭伊斯兰教而加兵于哈里发帝国”，并称“所有国家的伊斯兰教徒”（包括仍处于英法或俄国统治之下的伊斯兰教徒）有宗教义务“倾其所有投入圣战”，要么就会面对“安拉的震怒”。16
“圣战”有时会激励已经很强大的一方更加拼命。但每当“圣战”无视战略或政治现实时，必以失败告终。推动那个时代前进的动力是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利益，不是全球“圣战”。大英帝国内的穆斯林对“圣战”指令不予理睬。英属印度的主要穆斯林领袖关注的是往往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立运动，并与信奉印度教的本国同胞携起手来。在阿拉伯半岛，反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梦想被唤醒。德国曾期盼在战争中得到泛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到头来这一期望化为泡影。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种强行施加的机制将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纳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伊斯兰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与残存的奥斯曼帝国签署的《色佛尔条约》再次使中东成为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大杂烩——一个此前其政治词汇中没有的概念。一些国家，例如埃及和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历史上曾经是帝国或文化实体。其他国家最初由英国或法国“托管”。所谓“托管”既是殖民主义者用的遁词，也指殖民者颐指气使地把这些地方定性为需要监护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1916年的《塞克斯－皮科协定》（以英法两国的谈判人命名）实际上把中东划分为英法两国各自的势力范围。国际联盟批准的托管制度将这一划分付诸实施：叙利亚和黎划巴嫩给了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即日后的伊拉克）划归英国的势力范围。巴勒斯坦和外约旦成了英国的“巴勒斯坦托管区”。托管面积从地中海沿岸一直延伸到伊拉克。以上每一个实体内都存在不同教派和族裔，其中有些教派和族裔世代结仇。托管国于是利用这些矛盾，将其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也为日后的争端和内战埋下了祸根。
针对发展迅速的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事业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但战后日益壮大），英国政府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英国外交大臣写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封信）中宣布，它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家园”，同时又保证说，“不言而喻，不会损害当地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17由于英国似乎还把同一块土地许诺给了麦加的沙里夫，以上文字的含义更加模糊不清。
以上权力格局的重新组合引发了巨大的动荡。1924年，刚刚宣告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奉行民族主义的世俗领导人，废除了泛伊斯兰统一的主要体制哈里发帝国，宣布建立一个世俗国家。此后，伊斯兰世界在胜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已无法实现的“伊斯兰之家”概念之间进退维谷。缺乏经验的中东各群体于是着手在几乎没有任何历史渊源的边界内把自己打造为现代国家。
在阿拉伯历史上，欧洲式的世俗国家的出现前所未有。阿拉伯人马上接受了主权和国家的概念，并将其为自己所用。阿拉伯富商和政治权贵开始遵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框架和全球经济体的规则。他们要求自己国家的人民有权作为平等成员参与这一体系和经济体。他们争取的目标是现有的政治单元，甚至刚建立不久的政治单元，享有真正的独立，而不是推翻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世俗化的潮流日益强劲，但最终未能像欧洲那样产生一个多元化的秩序。
这时出现了两种互相对立的趋势。18“泛阿拉伯主义者”接受一个基于国家的体系的基本概念，但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只有单一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认同。“政治化的伊斯兰教”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坚持把共同的宗教作为实现现代阿拉伯认同的最佳途径。伊斯兰教主义者——人们对“穆斯林兄弟会”一词如今已耳熟能详——往往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中产阶级。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伊斯兰主义是加入战后时代的一种方式，而无须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既可以实现现代化，又无须西方化。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大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们为中东构建的区域秩序。此后欧洲大国再也无力控制当地日益躁动不安的人民。美国成为中东以外影响力最大的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军人推翻了本国的封建君主制政府，建立了世俗政权。
军人统治者通常来自此前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以外的群体。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他们诉诸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非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开始在这一地区扎根。1954~1970年，埃及富有魅力的民粹主义领袖纳赛尔及其继任者萨达特均来自外省。伊拉克的萨达姆同样出身寒微，但他采用了更极端的世俗军事统治方式，从70年代初（先是作为事实上的强人，1979年后在总统位置上）一直到2003年，依靠恐吓和残忍手段维系其统治。萨达姆摆出一副好战的架势，想借此对这一地区形成震慑。萨达姆和他的意识形态盟友、叙利亚狡黠冷酷的阿萨德，均假借支持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之名，把自己所属的少数教派置于人数众多的多数教派之上。（不无讽刺的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情况恰好相反。在伊拉克，逊尼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而在叙利亚，什叶派内的一个分支阿拉维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逊尼派。）共同的民族命运感，逐渐取代了伊斯兰教的愿景。
然而，伊斯兰教的遗产很快再次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各伊斯兰教党派抨击世俗统治者骄奢淫逸，治国无术，并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提出，需要有一个受到神启的政权，鼓吹建立一个取代现有国家的泛伊斯兰神权政体。在他们眼里，西方和苏联一样邪恶。很多人还从事机会主义的恐怖主义活动，借此支持自己的理想。军人统治者对此严加打压，镇压种种伊斯兰教政治运动，指控它们破坏现代化和国家统一。
在今天看来，那个时代当然并不理想。中东各国的军人政权、君主制政权或其他专制政府把异议视为煽动叛乱，公民社会和多元文化几乎没有发展空间。该地区直到21世纪都没有走出这一缺陷的阴影。尽管如此，在专制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下，中东还是逐渐形成了与当代国际秩序暂时的和解关系。一些更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例如纳赛尔和萨达姆·侯赛因，试图通过武力或大肆鼓吹阿拉伯统一扩张本国的疆土。1958~1961年埃及和叙利亚建立的短命邦联就反映了这种企图。最终他们以失败告终，因为阿拉伯各国紧紧抓住自己继承的遗产不放，拒绝融入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统一体中。结果，军人政权奉行政策的最终依据，是国家以及基本上限于本国边界内的民族主义。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他们试图利用冷战期间大国之间的争夺，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70年代初，他们一直利用苏联来向美国施压。苏联成了民族主义的阿拉伯国家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和外交上的支持者，阿拉伯国家则基本上支持苏联的各项国际目标。军人专制者声称忠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赞扬苏联的经济模式。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依然属于传统的家长制模式，以技术官僚经营的单一型经济为主。压倒一切的考虑是这些政权眼中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政治或宗教意识形态。
总体来说，冷战时期，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沿袭了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式均势的模式。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一般支持苏联的政策，听从苏联的指挥。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朗和摩洛哥与美国交好，并依赖美国保障其安全。以上各国，除了沙特阿拉伯外，均属于世俗国家，虽然其中几个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源自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君主体制，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国家利益施展治国方略。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哪些国家认为与哪一个超级大国结盟符合本国的利益。
1973~1974年，这一联盟发生了变化。埃及总统萨达特确信苏联只能提供武器，但无力帮助埃及通过外交努力收复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攻占了该半岛），于是改换门庭。此后埃及成了事实上的美国盟友，国防上改为依赖美国武器，而不是苏联武器。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与冷战两个阵营保持等同距离。苏联在这一地区的作用被严重削弱。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承认的犹太人家园，以色列的崛起促成了分裂的阿拉伯人团结一致。阿拉伯人对这一前景的抵制先后导致了四次中东战争，分别发生于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每一次都败给了装备精良的以色列。
萨达特基于国家利益掉头转向反苏轨道，开启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最终埃及与以色列签订了两项脱离接触协议，1979年又与以色列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埃及为此被驱逐出阿拉伯联盟，萨达特受到咒骂，最终遭到暗杀。然而，也愿意与犹太人国家实现和解的其他人效仿了他的勇敢举动。1974年，叙利亚和以色列缔结了一项脱离接触协议，划定并维护两国间的军事分界线。这一协议维持了40年，其间历经战乱和恐怖主义，包括叙利亚内战带来的混乱。约旦和以色列相互克制，最终也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在国际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专制政权继续倚重苏联，但根据具体情况保留了支持其他政策的选择自由。到了70年代末，中东地区的种种危机与19世纪巴尔干的危机越来越相似。一些二流国家为了实现本国目标，在相互争夺的主要大国之间投机取巧。
然而，外交上倒向美国，最终没有解决民族主义的军人专制政权面临的难题。与苏联结盟未能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与美国结盟未能化解社会问题的挑战。这些专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殖民主义，实现了独立，而且能够游走于冷战的两大权力中心之间。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缓慢，经济成果的分配又太悬殊，无法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石油几乎成了国家收入的唯一来源，加之不利于创新和多样化的经济文化，以上状况雪上加霜。尤其是冷战的猝然结束削弱了这些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它们没有学会如何在没有外敌或国际危机的情况下调动本国人民的积极性，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再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而越来越认为国家有义务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因此，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不得不应对国内日益高涨的不满浪潮，这些不满旨在挑战他们的合法性。极端团体信誓旦旦地要用一个基于宗教的中东秩序取代现存的中东体系。他们的体系反映了对待世界秩序的两种不同的普适性的做法。一种是逊尼派做法，以1928年成立且在这一地区枝繁叶茂的穆斯林兄弟会、2007年在加沙地带上台执政的哈马斯极端主义运动和基地全球恐怖组织为代表。另一种是什叶派做法，以霍梅尼的革命和由此派生出的黎巴嫩“国中之国”真主党为代表。两派之间打得你死我活，但在推翻现存的区域秩序、重建一个受到上天启示的体系的目标上完全一致。
伊斯兰主义：革命潮流——两种哲学诠释[1]
1947年春，埃及的一位钟表匠、小学教师，博览群书、自学成才的宗教活跃分子哈桑·班纳给埃及国王法鲁克上书，题为“走向光明”。他在陈情书中批评埃及的体制，提出用伊斯兰教义取代世俗的民族国家体制。哈桑·班纳温和而全面地阐述了埃及穆斯林兄弟协会（通称“穆斯林兄弟会”，1928年，为了同他眼中的外国不良影响和世俗生活方式做斗争，哈桑·班纳创建了这个组织）提倡的原则和诉求。
哈桑·班纳的兄弟会早期是对英国人霸占埃及苏伊士运河区不满的虔诚穆斯林非正式集会的场所，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从事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全国性组织，拥有成千上万的会员，基层机构遍及埃及所有城市，同时还拥有一个颇有影响的宣传网，负责传播哈桑·班纳对时局发表的评论。19 1937~1939年，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区的阿拉伯人发动了反英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起义，最终失败。穆斯林兄弟会因支持了这次起义，在该地区的声望大增，同时也吸引了埃及当局的注意。
哈桑·班纳在埃及被禁止直接参政，却是埃及最具影响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想给埃及君主公开上书，宣扬穆斯林兄弟会的愿景。对埃及和中东地区陷于外国统治以及中东内部的道德沦落，哈桑·班纳痛心疾首，他宣布，变革的时候到了。
哈桑·班纳称，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曾因其杰出的科技成就光彩照人……但今天已经破产并走向衰落。它的根基开始动摇，它的种种机制和指导原则已成流水落花”20。西方大国已经丧失了对自己世界秩序的掌控。“它们召开的会议均以失败告终，它们的条约遭到违反，它们的公约被撕成碎片。”用来维护和平的国联是“一个幻影”。哈桑·班纳尽管没有明言，但他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世界秩序既失去了合法性，也失去了权力。他断言，创建一个基于伊斯兰教的新世界秩序的时机已经来临。班纳称：“伊斯兰道路前人走过，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一个社会坚定地沿着“全面彻底”光复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并建立《古兰经》描述的社会秩序的道路走下去，“整个伊斯兰世界”，换言之，就是全世界的穆斯林，“都会支持我们”，“阿拉伯人的统一”乃至最终“伊斯兰教的统一”就会实现。
一个光复后的伊斯兰世界秩序，与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现代国际体系，将会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哈桑·班纳认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应该忠于相互交汇的多个层次，位于顶峰的是一统的伊斯兰教体系，其权威最终将覆盖全世界。哈桑·班纳心目中的家园首先是一个“具体国家”，“然后延伸到其他伊斯兰国家，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祖国，都是穆斯林的栖身之地”。之后再依照虔诚的祖先建立的模式建立一个“伊斯兰帝国”，因为“真主会问每一个穆斯林”他为“光复伊斯兰世界秩序”做了什么。最后一个层次是全球性的。“穆斯林的祖国将延伸到全世界。难道你们没有听到安拉（神圣和全能的!）的话，“与他们战斗到底，直到永远不再受到迫害，直到安拉是唯一的信仰”21？
只要有可能，这场斗争将采取渐进的、和平的方式。22早期的穆斯林兄弟会告诫说，应该“保护”非穆斯林，要“温和”“平等”地对待他们，只要他们不反对这场运动，并表示自己应有的敬意。“对外国人应该抱有同情心并与之和平相处，只要他们品行端正，待人以诚。”因此，认为“在现代生活中建立伊斯兰体制会造成我们与西方国家交恶”的说法“纯属呓语”。
哈桑·班纳提倡温和，有多大成分是为了在一个仍然由西方大国主宰的世界中获得支持的策略手段？宣扬“圣战”的言辞，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在传统的伊斯兰地区赢得支持？1949年，班纳遭到暗杀，再也没有机会详尽解释如何解决他改造世界的革命宏愿，与他倡导的宽容和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原则之间的矛盾。
以上模棱两可之处在哈桑·班纳的著述中始终没有得到澄清，但此后的很多伊斯兰教思想家和伊斯兰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主张彻底拒绝多元化和世俗的国际秩序。宗教学者兼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对这一观点做出了也许是最博学和最具影响力的阐述。1964年，他因被指控参与暗杀埃及总统纳赛尔入狱，他在狱中服刑时撰写了《路标》一书，对现有的世界秩序宣战。此后，该书成为当代伊斯兰主义的奠基之作。
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是给予人类唯一真正自由的普世体系——不受他人或人为理论统治，或者说摆脱了“那些基于种族、肤色、语言和国家、地区和民族利益之上的低层次的结合关系”23（即一切其他现代形式的统治和忠诚，外加构成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部分基石）。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的当代使命是推翻所有这些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严格按字义践行《古兰经》，乃至最后在全世界践行《古兰经》。
这一过程的巅峰是“实现地球上所有人——遍及地球的全人类的自由”，从而完成公元7~8世纪伊斯兰教首波扩张开始的过程，“然后把伊斯兰教传给世界各地的全人类，因为这一宗教的对象是整个人类，它的行动范围涵盖全世界”。24 和一切乌托邦事业一样，实现库特布的宏图也需要通过极端手段。库特布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一支意识形态纯洁的先锋队。他们将摈弃这一地区掌权的各国政府和社会——库特布一律冠之以“非伊斯兰的和非法的”——为实现一个新秩序而奋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领土解决方案认可的世俗现代化和穆斯林的分裂，令众多穆斯林私下里痛心疾首。学识渊博、充满激情的库特布对这一现状宣战。他的同代人大多对他宣扬的暴力手段望而却步，然而一批坚定的信徒——如同他设想的先锋队——开始形成一个核心。25
对于一个自认为已经超越“历史”上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全球化的世俗世界，库特布及其信徒的观点显得太极端，无法赢得足够重视。西方很多精英人士由于想象力贫乏，觉得这些革命者的激情难以理解，于是认定他们的极端言论要么只是空谈，要么是讨价还价的手段。然而在宗教极端主义者眼里，这些观点代表了一种真理，它否定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乃至任何其他秩序的规则和准则。过去几十年里，这些观点成了中东及其他地区极端分子和“圣战者”的战斗口号，并得到了基地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塔利班、伊朗的教士政权、“伊扎布特”（“解放党”，在西方国家极为活跃，公开鼓吹在一个伊斯兰教统治的世界里重建哈里发帝国）、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叙利亚的极端民兵组织“努斯拉阵线”和着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哈里发国的“伊斯兰国”的呼应。这些观点也代表了1981年暗杀萨达特的埃及极端分子信奉的好战信条。他们重拾“被忽视的圣战责任”，称与以色列媾和的本国总统为叛教者，指控他在两个问题上大逆不道：一是承认了犹太国家的合法存在，二是（他们认为）同意了把自古以来属于穆斯林的土地拱手让给了一个非穆斯林民族。
以上思想体系几乎完全颠覆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纯之又纯的伊斯兰主义认为，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出发点，因为国家是世俗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国家在演变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宗教实体的过程中，充其量也许可以获得某种临时性的地位。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能成为一个指导方针，因为对国家的忠诚偏离了真正的信仰，而且“圣战者”有义务改造“征伐之地”——不信伊斯兰教的人居住的世界。圣洁，而不是稳定，才是这一世界秩序观的指导方针。
“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的剧变
始于2010年下半年的“阿拉伯之春”在短暂的时间内曾给人带来希望，让人以为新的一波改革将把这一地区相互争夺的专制政权和“圣战”势力扫入历史角落。西方政治领导人和媒体兴高采烈地欢迎突尼斯和埃及局势的剧烈动荡，把这视为一场由青年人主导的促进自由民主原则的地区革命。美国正式表示支持示威者提出的种种要求，认为它们反映了对“自由”、“自由公平选举”、“代表人民的政府”和“真正民主”的不可剥夺的诉求，绝不应坐观其败。26然而通向民主的道路崎岖不平，充满艰辛。专制政权垮台后的局势凸显了这一点。
西方不少人认为，埃及的解放广场起义验证了一个观点，即早就应该推动取代专制体制的新体制了。但问题其实在于，美国很难找到可以用来建立多元化体制的因素和支持多元机制的领导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在文官政府和军人政权之间画了一条线，支持与民主制度格格不入的“穆斯林兄弟会”）。
美国希望看到这一地区实现民主化。共和、民主两党的历届政府均怀有这一愿望，因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美国的理想主义。然而，安全观和促进民主常常相互冲突。致力于民主化的人发现，很难找到真正认清民主的自身重要性，而不仅仅把民主当作个人独裁手段的领导人。同时，强调战略优先的一派又无法说明现有的政权如何最终能以民主的方式，甚至通过改革进行演变。促进民主化的做法无法解决在追求其目标时日益显现的真空，只考虑战略需求的做法又因现有机制的僵硬而受阻。
“阿拉伯之春”最初表现为新一代人争取自由民主的起义，但很快遭到排斥，进展受挫甚至遭到镇压，当初的兴奋化为无奈。既有的政治势力不仅与军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和农村的宗教势力相连。事实证明，他们比在解放广场争取民主的中产阶级更强大，组织得也更好。“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暴露了而不是消除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旨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政策所含的矛盾性。
“阿拉伯之春”初期常用的一句口号“人民要求政府下台！”并没有说明人民指谁，或政府下台后以什么取代。“阿拉伯之春”的示威者当初呼吁开放政治和经济生活，日后被军人支持的威权主义与伊斯兰教意识形态之间的暴力较量所淹没。
在埃及，最初在解放广场宣扬世界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的欣喜若狂的示威者，最终并没有成为这场革命的继承人。电子社交媒体为有能力推翻政府的示威游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有能力在广场聚众示威并不等于有能力建立新的国家体制。在示威活动最初取得胜利后出现的权威真空中，起义前即存在的各派别往往更有能力影响最终的结局。通过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融合求得团结的诱惑，盖过了当初的起义口号。
2012年，在一批更激进的宗教极端主义团体组成的联盟的支持下，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穆尔西当选为总统。当初解放广场上的示威如火如荼时，穆斯林兄弟会曾信誓旦旦，说不谋求总统一职。伊斯兰教政府掌权后，开始将自己的权威体制化，对支持自己的人有组织地骚扰威吓妇女、少数族裔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视而不见。埃及军人决定推翻这届政府，宣布重启政治进程。结果，连已经靠边站的世俗民主派别也对此表示欢迎。
这一过程提出了人道主义外交政策问题。人道主义外交政策不同于传统外交政策，它批评国家利益观或均势概念缺乏道义内涵。它通过改变侵犯普世的正义原则的状况，而不是消除某种战略威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外交政策风格的价值观和目标，反映了美国传统至关重要的一面。然而，若把它作为美国战略的核心概念加以实施，又会让自己陷于两难处境：美国是否认为，凡是针对任何不民主政府的任何一次群众起义，包括针对此前认为对维持国际体系十分重要的政府的起义，美国都有义务支持？每一次示威游行是否都必然具有民主性质？是不是一旦沙特阿拉伯国内发生公众示威后，它就不再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对“阿拉伯之春”做出的主要贡献就是谴责、反对或参与推翻它认为专制的政府，包括此前视为重要盟友的埃及政府。然而，在沙特阿拉伯等与美国有着传统友谊的一些国家政府看来，美国传递的信息首先不是推行自由改革的好处，而是自己的政府有可能被美国抛弃。
西方的传统包括对民主体制和自由选举的支持。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无视深深扎根于美国道德事业的这一因素，就休想得到美国人民的长期支持。然而，有些派别把民主视为建立宗教统治的一次公民投票，而且这种统治一旦建立就不得更改。若对这些派别应用这一原则，宣扬选举有可能导致只有一次民主选举的机会。埃及恢复了军人政权后，在美国再次引发了一场争论，而且迄今为止都没有争论出任何结果：战略利益重要，还是促进人道、合法的统治重要？而且这似乎还牵扯到一个时机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应该为了一种理论意义上的演变结果而牺牲安全利益？两者其实都很重要。忽略未来的民主前景——假设我们知道如何影响它的走向——含有长期风险。因无视安全因素而忽略当前现实，可能马上会招来大祸。传统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之别就取决于以上差异。每当这个问题出现时，政治家都必须在两者间加以权衡。有时会发生一些事件，比如种族灭绝，其后果之严重，足以使天平倾向撇开战略考虑进行干预的一边。但作为一般规律，最可持久的做法是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而在美国国内的争论中，两者常常被视为水火不容。
乍看上去，叙利亚革命像是埃及解放广场革命的重演。然而，埃及剧变团结了各派力量；而在叙利亚，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矛盾的爆发，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长达千年的纷争冲突再次点燃。由于叙利亚人口成分复杂，其他族裔和宗教团体也卷入了该国的内战。根据历史的教训，他们中没有哪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决定。一些外部大国也介入冲突，暴行屡屡发生，幸存者到各族裔和教派飞地避难。
在美国的公开辩论中，反抗阿萨德的起义被视为一场争取民主的斗争，与推翻穆巴拉克的情况相提并论。这场斗争应该以阿萨德政府的倒台和成立一个包容的民主联合政府告终。2011年8月，奥巴马总统陈述了这一立场，公开呼吁阿萨德“辞职”，从而让叙利亚人民能够行使自己的普世权利：
叙利亚的未来必须由叙利亚人民决定，但是阿萨德总统挡住了他们的道路。他呼吁对话和改革，同时又监禁、拷打和屠杀本国人民。他的呼吁虚伪至极。我们始终坚持，阿萨德总统必须引导民主过渡，否则就让路。他没有引导过渡。为了叙利亚人民的利益，现在是阿萨德总统去职的时候了。27
奥巴马讲这番话，是想鼓动叙利亚人民反对阿萨德，为推翻他的政权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假联合国之手，推动一项基于阿萨德下台和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的“政治解决方案”。然而令人惊愕的是，其他几个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既不愿支持这一步骤，也不愿支持采取军事措施。同时，叙利亚境内最终出现的武装反对派几无民主性可言，更不要说温和了。
当时，这场冲突已经超出了要不要民主的问题。对主要卷入方而言，涉及的问题与美国国内争论的焦点大相径庭。叙利亚及这一地区的主要成员不是为了民主而战，而是为了战胜对手而战。只有民主能让自己所属的派别执政时，他们才对民主感兴趣。没有任何派别赞成一个不能保证让自己党派控制政治体系的制度。对绝大多数交战者而言，简直无法想象不考虑地缘政治或地缘宗教后果，仅仅为了强制实施人权准则而打一场战争。在他们眼里，这不是一场独裁者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冲突，而是叙利亚境内互相角逐的各教派和各自在这一地区的后台之间的冲突。根据这一观点，这场战争将决定叙利亚的哪个主要教派最终将主宰其他教派，并控制叙利亚残存的疆土。区域大国源源不断地向其支持的教派输送武器和金钱，并提供后勤支援。沙特阿拉伯和海湾诸国支持逊尼派团伙，伊朗则通过真主党支持阿萨德。战事陷入胶着状态后，越来越激进的团伙在战争中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极其凶残，交战各方均无视人权。
与此同时，叙利亚的战争开始重新划分叙利亚，也许还有这一地区的政治版图。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沿土耳其边界一带建立了一个自治区，日后有可能与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自治地区合并。德鲁兹派和基督徒社团担心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对待少数族裔的一幕在叙利亚重演，因此不愿支持叙利亚的政权更迭，或是成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伊斯兰国”的“圣战者”试图在攻占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哈里发政权。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均失去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各主要派别认为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28一些“圣战者”武装派别认为，这是一场预示善恶大决战的冲突。当美国不肯出面打破平衡时，他们认为美国要么狡猾地隐藏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也许是想最终与伊朗做成一笔交易），要么不适应中东均势的需要。2013年，这一分歧达到了顶点。沙特阿拉伯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理由是由于传统的秩序仲裁者未能采取行动，它将自行其是。
美国呼吁世界信守对民主的支持，并在国际上以强制手段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而其他的大国，例如俄罗斯和中国，援引威斯特伐利亚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加以抵制。它们主要从自己所在地区的稳定和本国躁动不安的穆斯林人口的视角审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马里、巴林和叙利亚等国的大动荡。这些国家知道，最凶悍的逊尼派战士都是与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因“伊斯兰国”采用了甚至连它都认为太极端的手段而斩断了与后者的联系）结盟的铁杆“圣战者”，因此对叙利亚反对派彻底获胜持谨慎态度。中国称它在叙利亚这场战争中没有特别的利益，但坚持最终结果应由“叙利亚人民”而不是外国势力决定。叙利亚前盟友俄罗斯希望阿萨德继续掌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希望看到叙利亚继续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下去。由于国际社会达不成共识，叙利亚反对派又四分五裂，当初旨在促进民主价值观的一场起义沦为21世纪之初的一场人道主义大灾难，导致区域秩序彻底崩溃。
如果有一个可行的区域或国际安全体系，也许本来可以避免或至少遏制这场灾难。问题是各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看法大相径庭，维护稳定的代价又太高昂。早期外部的大规模干预也许可以把争斗各派压制下去，但若要维持局面，则需要长期的相当规模的军事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这一选择对美国来说已不可行，至少美国不可能单干。伊拉克若能达成政治上的共识，也许还能把这场冲突限制在叙利亚境内，但巴格达政府及其区域盟友的教派意识阻碍了共识的达成。还有一种可能是，国际社会可以对叙利亚和民兵“圣战者”实施武器禁运。然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各自截然不同的目标使得这一选项不可能成立。倘若无法通过共识或武力建立秩序，就只能付出灾难性的非人道代价，让秩序在混乱中产生了。
巴勒斯坦问题与国际秩序
中东各地虽然动荡不安，旨在结束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和平进程始终在推进，有时断断续续，偶尔紧锣密鼓。几十年的阿以冲突造成了一触即发的对峙局面。过去一共爆发了三场常规战争和无数次非常规军事冲突。每一个伊斯兰教“圣战者”团体都把阿以冲突作为号召人们拿起武器的借口。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把以色列的存在和它强大的军事力量视为自己的耻辱。有些人坚持不放弃土地的信念。在他们眼里，与以色列共存好比背弃信仰，而不是对现实的承认。
以色列对安全和认同感的追求、巴勒斯坦人对自治的渴望，以及四周阿拉伯国家政府对符合其历史性宗教诉求的政策的摸索——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没有什么问题能与之相提并论。有关各方都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历程，从拒和开战到犹豫不决地接受共存，基本上停留在停战的基础上，前途未卜。没有哪个国际问题像阿以冲突问题那样让美国如此牵肠挂肚，令美国总统如此殚精竭虑。
阿以冲突牵扯到一系列问题，针对每一个问题都形成了大量文件。在过去几十年时断时续的谈判中，各方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立场。这里只讲其中的一个方面：谈判各方互相冲突的和平秩序概念。
两代阿拉伯人都是怀着以下信念长大的：以色列这个国家非法篡夺了穆斯林的遗产。1947年，阿拉伯国家拒绝了联合国将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划分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人国家的方案，以为自己可以打赢战争，从而得到全部领土。结果，阿拉伯人未能消灭新宣布成立的以色列国。然而，同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后殖民时代冲突的结果不同，这并没有带来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也没有开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开始了一个政治上拒不和解和勉强接受停火的漫长时期。其间，一些激进的团伙试图通过恐怖主义手段迫使以色列屈服。
一些伟大的领导人曾试图超越这场冲突的概念，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基础上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即在组成主权国家的不同人民之间展开谈判，每一国根据对自己国家利益和能力的现实评估行事，而不是根据绝对的宗教信仰行事。1979年，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大胆地着眼于未来、走出冲突，根据埃及的国家利益与以色列媾和。两年后，他遭到埃及军队中宗教极端分子的暗杀，为自己的政治家气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以色列第一个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一项协议的总理拉宾头上。萨达特死后14年，以色列的一名激进学生暗杀了拉宾。
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领土境内，尤其是在加沙地带，宗教极端分子（比如真主党和哈马斯）今天拥有很大的军事和政治实力。他们宣称“圣战”乃是结束通常被谴责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占领”状态的宗教义务。伊朗的阿亚图拉政权经常挑战以色列的生存权。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内贾德呼吁灭掉以色列。
从阿拉伯人的态度中至少可以看出三种观点：为数不多的一些人接受与以色列实现真正的共存并愿意为此而努力，他们目标坚定，但声音微弱；更多人试图通过永久性的对抗消灭以色列；最后一类人愿意与以色列谈判，但把谈判说成是分阶段征服犹太人国家的一种手段，至少他们对本国人民这样讲。
以色列地小人稀（同邻国相比），国土最窄处仅有9.3英里，最宽处也不过60英里左右，所以不大情愿为了将来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的一份文件做出领土上的让步，尤其是在靠近重要人口中心的地区。因此，以色列的谈判立场常常体现为强调法律问题，在理论空泛、偶尔含有琐碎细节的安全和政治保障的含义上做文章。这往往会激化和平进程旨在克服的情绪。
在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问题已不像往日那样紧迫，但依然重要。和平进程的主要参与者把精力和思虑转向了可能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及其区域代理人。这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和平进程：一是诸如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主要大国在塑造和平进程上可以发挥的外交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为未来协议提供担保的能力。巴勒斯坦领导人自己无法保证和平进程的结果，除非这一结果不仅能为其他区域国家政府所容忍，而且还能得到它们的积极支持。截至本书写作时，阿拉伯国家要么陷入内战，要么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纷争冲突以及一个日益强大的伊朗而担忧。尽管如此，它们或迟或早必须面对巴勒斯坦问题，它是构成区域秩序，最终也是世界秩序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些阿拉伯领导人建议仅承认以色列国存在的现实，但不正式承认它在伊斯兰教的中东的合法存在，这样既解决了以色列的安全关切，又照顾到了阿拉伯人的感情，从而能实现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和平。以色列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做出有约束力的保证，和平将包括化为具体行动的某种道义和法律上的承认。以色列因而不满足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还要求正式承认它是一个犹太人国家。大多数阿拉伯人很难正式接受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不仅认可以色列的领土，而且还认可它的宗教。
几个阿拉伯国家宣布，如果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的边界，就愿意与它建立外交关系。这一边界是半个世纪前结束的一场战争的停火线。然而问题的实质是：建立外交关系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行动。如果阿拉伯国家给予以色列外交承认，它们的政府、宣传机构和媒体是否就不再把以色列描绘成这一地区一个非法的、帝国主义的、几乎可以说是罪恶的侵入者？因“阿拉伯之春”备受压力的阿拉伯国家政府是否愿意并能够做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确切承诺，公开赞成并保证一种接受以色列存在的和平？以上因素，而不是给予以色列国的标签，将决定和平的前景。
两种世界秩序观的冲突扎根于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之中。以色列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1947年，以色列正是依照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建国的。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美国，始终是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操盘手和最大的捍卫者。然而，中东地区的核心国家和派别在不同程度上从伊斯兰教意识的角度看待国际秩序。以色列与其邻国的纠纷有其地理和历史根源，涉及水源、资源、特殊的安全安排和难民问题。在其他地区，类似难题一般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是一个在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狭小空间内，以巴双方的两种世界秩序观之间能否共存的问题。由于双方对每一寸土地都看得很重，为争取和谈成功，也许需要探索一下是否能做出某种临时性安排，至少能增加实现切合实际的共存的可能性，在最终达成协议前赋予西岸部分地区主权特征。
为启动以上谈判做出努力的同时，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哲学思考上的演变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互相矛盾的结果。美国与代表中东各种选项的派别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与以色列结盟，和埃及保持关系，与沙特阿拉伯是伙伴关系。当一个区域的主要成员对它们面临的问题采取一致行动时，就会逐渐演变成为区域秩序。然而，在中东地区始终没有达成这种一致。主要当事方在三大问题上意见相左：国内局势的演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未来，以及伊朗用于军事目的的核计划的未来走向。一些目标一致的国家又不便明言。举例来说，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目标大体一致：防止伊朗获得核能力，或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遏制伊朗。然而，两国对合法性的看法——加上沙特阿拉伯十分在意阿拉伯国家的共识——决定了两国无法正式提出这一观点，甚至无法挑明。这就是为什么中东大部分地区仍然十分纠结，既恐惧“圣战”又害怕对付“圣战”的部分根源。
本章讲述的宗教和政治冲突的种种后果，表面看上去像是迥然不同的问题，实际上它们都反映了对政治合法性和国际合法性新含义的深层探求。
沙特阿拉伯
不无历史讽刺的是，中东各国动荡不安期间，西方民主国家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是一个国内体制与它们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的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站在了盟国一边。自从那时以来，沙特阿拉伯在大多数区域安全行动中始终是一个伙伴。这种关系显示了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特殊性，即差异如此之大的社会可以通过正式机制为了共同目标互相合作，而且通常双方都获益匪浅。换一个角度看，这一关系遇到的困难涉及探索当代世界秩序时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一个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既是部落性质的君主制，又是一个伊斯兰教神权政体。自从18世纪以来，抱成一团的两大家族构成了该国统治集团的核心。来自沙特家族的一位君主，统领基于古老的相互忠诚和义务的一个复杂的部落关系网，居于政治体制之首，控制了王国的内政和外交。主要来自谢赫家族的大穆夫提和长老委员会是最高宗教权威。国王试图通过扮演“两大圣寺（麦加和麦地那）监护人”的角色弥合两大权力分支之间的鸿沟。这不禁令人想起担任“护教者”的神圣罗马皇帝。
宗教表达的狂热和纯正深植于沙特阿拉伯的历史中。数百年来，这两大家族曾几次建立或重新统一了沙特王国（18世纪40年代、19世纪20年代以及20世纪初），每一次都承诺根据对伊斯兰教教义最严格的解释，治理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无比神圣的圣地。沙特的军队屡屡四面出击，通过一波波的征服战争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和山川。这与当年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圣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上。宗教上的绝对主义、军事上的出其不意、精明的现代政治谋略，在伊斯兰世界的腹地塑造了这个对于伊斯兰世界命运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王国。
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脱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土耳其统治。当时伊本·沙特再次统一了分布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些封建王国，通过家长制式的效忠和宗教信仰把它们维系在一起。自从那时以来，王室始终面临艰巨的任务。在它的统治下，既有依然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对国王绝对忠诚的部落，也有规模接近——有的地方超过了——西方一些大都市的人口密集的城市，虽然这些城市位于寸草不生的荒漠上，看上去像是海市蜃楼。一个具有半封建性的对等义务意识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在极端保守的政治文化限度内，掌权的王室成员将君主制和一种共识体系结合起来。在此体系下，庞大的王室家族的远亲对决策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普通公民也逐渐获得了参与公共生活的部分权利。
伊斯兰教和尊重传统权威这一纽带，将数百万外籍劳工——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埃及人、巴基斯坦人和也门人——连接到了一起。每年同一时间，几百万穆斯林从世界各地涌到沙特阿拉伯朝觐——前往麦加履行先知穆罕默德生前制定的宗教仪式。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信徒一生中至少要去麦加朝觐一次。这一证明自己信仰的义务使沙特阿拉伯具有独特的宗教重要性，同时每年也给它带来了其他国家没有的接待方面的巨大挑战。与此同时，巨大石油蕴藏量的发现使沙特阿拉伯一跃成为这一地区无人能及的首富。由于这个国家人口稀少，没有自然的陆地边界，一个主要产油区的居民又是政治上若即若离的什叶派少数族裔，骤然致富给该国的安全造成了隐含的威胁。
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深知，四周邻国的贪婪有一天也许会转化为征服的欲望，在革命年代，也可以表现为支持政治或教派骚乱。沙特阿拉伯人目睹了邻国的命运后，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心情矛盾，知道不改革也许会把本国的青年人推向对立面，改革步伐太快又有可能失控，最终危及习惯了保守君主制的这个国家的国内凝聚力。王室试图在自己社会习俗范围内领导社会和经济变革，目的恰恰是为了控制改革的步伐和内容。沙特阿拉伯依照这一策略进行了有限的改革，防止具有潜在爆炸性的社会矛盾越积越多，同时又避免改革步伐过快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
现代沙特阿拉伯自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外交政策的特点就是小心谨慎，他们转弯抹角的说话风格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如果沙特王国奉行锋芒毕露的政策，如果它使自己成为一切争端的焦点，一些比它势力大得多的大国的恳求、威胁和诱劝就会接踵而至，甚至有可能危及国家的独立或凝聚力。沙特阿拉伯当局因此避而远之，从而保全了自己，哪怕危机时期也不例外，包括有时推行影响会波及世界的大胆变革时。沙特阿拉伯在公开场合几乎总是避免出头，与他国保持距离，用含糊不清掩盖自己的脆弱，用避而远之隐藏自己对外来者动机的猜疑。无论对方巧舌如簧还是威胁恐吓，它均不为所动。
即使是在靠资源支撑的对抗中，沙特阿拉伯王国也避免自己冲在前面，例如1973年的石油禁运和1979~1989年在阿富汗的反苏“圣战”。它帮助推动了中东的和平进程，但谈判时退缩在他国后面。沙特阿拉伯王国于是在固定的标杆之间游走：与美国的友谊，对阿拉伯人的忠诚，对伊斯兰教正本清源的诠释，内忧外患的意识。在一个“圣战”、剧烈大动荡和认为美国将从这个地区抽身退出的时代，沙特阿拉伯王国有时不再含糊其词，转而采取更直截了当的做法，明确表达它对什叶派伊朗的恐惧和敌视。
伊斯兰世界的大动荡和一个革命的伊朗的崛起给沙特阿拉伯造成的分裂之深，超过了中东地区任何一个国家。一方面，沙特阿拉伯正式对威斯特伐利亚概念表示效忠，因为这一概念不仅构成了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基地，也是国际社会承认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的依据。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国内又存在着贯穿其历史的宗教纯粹主义势力和威胁到国内凝聚力（1979年，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占领麦加的大清真寺时甚至威胁到了王国的生存）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
1989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心怀不满的子孙之一、参加了阿富汗反苏“圣战”的本·拉登回国，宣布要开始一场新的斗争。本·拉登及其追随者遵照库特布的著述成立了一个先锋队组织（基地组织），通过它进行全面“圣战”。该组织的“近期”目标是沙特政府及其地区伙伴国，“远期”目标是美国。基地组织辱骂美国扶持中东不遵守伊斯兰教教义的国家政府，并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在沙特阿拉伯部署部队玷污了伊斯兰教。29依本·拉登之见，真正的信仰与异教徒世界之间的较量已经开始，而且事关生死存亡。世界上的非正义已经达到了用和平手段无法解决的地步，现在需要采用暗杀和恐怖主义手段，从而让基地组织的远近敌人心寒胆战，丧失抵抗斗志。
基地组织野心勃勃的计划，从袭击美国及其盟国在中东地区和非洲的设施开始。1993年对世贸大厦的袭击显示了该组织的全球野心。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的攻势登峰造极，袭击了世界金融体系枢纽纽约和美国权力的政治枢纽华盛顿。“9·11”事件是迄今为止最致命的一次袭击，短短几分钟内2 977人丧生，遇难者几乎全部是平民，还有数千人在袭击中受伤或身体健康受到极大损害。本·拉登在袭击前宣布了基地组织的目标：将西方及其影响逐出中东，推翻与美国结成伙伴合作关系的国家政府，解散它们的政治体制。30本·拉登嘲弄这些国家是“纸糊的蕞尔小国”，其政治结构是为了西方大国的需要而非法建立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哈里发政权将取而代之，再现公元7世纪时伊斯兰教的辉煌。一场围绕世界秩序的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这场冲突的战场横贯沙特阿拉伯的腹地。2003年基地组织推翻沙特王朝的企图失败后，沙特阿拉伯成为基地组织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伊斯兰教秩序的范围内保障安全的办法，在一段时间内行之有效。然而，沙特王朝犯了一个重大战略错误。从大致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2003年末，它以为可以支持，甚至操纵国外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而不会危及它在国内的统治。2003年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境内爆发的一场基地组织的严重叛乱，暴露了这一战略的致命缺陷。沙特王室抛弃了这一战略，改为由年青一代的一位王子，现任内政部长本·纳伊夫，领导一场严厉打击叛乱的斗争。即便如此，沙特王朝的江山依然不稳。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圣战”浪潮的高涨，沙特阿拉伯在这场斗争中使用的手腕也许会再次受到考验。
沙特阿拉伯采取的对策与它面对的挑战同样复杂。皇室家族认为，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和国家利益系于和西方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以及参与全球经济。然而，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伊斯兰教圣地的保护者，沙特阿拉伯又无法偏离正统的伊斯兰教。为了对付激进的伊斯兰教普世主义，它先声夺人，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体制和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与伊斯兰教中原教旨色彩也许最浓厚的瓦哈比派嫁接的脆弱混合体，并在国际上出钱扶持它，结果有时在本国内造成了自相矛盾。沙特阿拉伯在外交上基本上与美国结盟，宗教信仰上又倡导一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伊斯兰教，与非伊斯兰世界形成了潜在冲突。通过资助在世界各地宣扬严苛的瓦哈比派信条的宗教学校，沙特人不仅履行了自己作为穆斯林的义务，还把它作为一项预防措施。如此一来，鼓吹瓦哈比派信条的人纷纷跑到国外去传教，而不是留在王国境内。这一政策产生的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助长了“圣战”的狂热，最终将对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及其盟友构成威胁。
只要逊尼派国家基本上仍处于军人统治之下，沙特王国奉行的有原则的模糊战略就没有问题。然而基地组织出现后，神职人员执掌政权的伊朗通过一个好战的革命阵营在整个地区内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增大。沙特阿拉伯面对着中东地区两类不同形式的内战：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成员的伊斯兰政权，与认为现代国家和现存的国际秩序机构同《古兰经》势不两立的“圣战者”之间的内战；以及在这一地区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内战。沙特阿拉伯促使他人改变宗教信仰的举动（无论多么无心）起了为这两场内战煽风点火的作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分别被视为对立双方的头领。
这场争夺的背后还有另外两场较量，二者都是对地区秩序的考验。一是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和利比亚可憎的独裁政权，同时在政治上施加压力，实现“改造大中东计划”。二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再起，在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冲突期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局势的发展证明，在以上每一场较量中，都很难生成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平行利益。
沙特阿拉伯把什叶派的伊朗视为一个帝国加宗教现象，在地区领导权、均势和教条理念之争方面感觉受到了伊朗的威胁。在沙特阿拉伯眼中，德黑兰领导的什叶派群岛（从伊朗与阿富汗边界横穿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直抵地中海）实力及影响力日盛，与沙特领导的（由埃及、约旦、海湾国家和阿拉伯半岛组成，同土耳其结成谨慎的伙伴关系）逊尼派秩序针锋相对。
因此美国如何对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不是一个简单的均势考量问题或民主化问题，而必须把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间已经持续千年之久的宗教纷争考虑在内。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小心行事，因为这一地区释放出来的压力会对支撑这一王国和管理伊斯兰教圣地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产生影响。沙特阿拉伯若发生动荡，将对世界经济、伊斯兰世界的未来与世界和平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革命的经验，美国不能假定有一个现成的民主反对派，且它将依据更合西方口味的原则统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圣战”和什叶派“圣战”志在必得的最重要的战利品。沙特阿拉伯的努力，无论多么迂回隐蔽，都对于促进这一地区的建设性演变至关重要。美国必须与它达成共识。
对沙特阿拉伯来说，与伊朗的冲突生死攸关，关系到君主制的存活、国家的合法性乃至伊斯兰教的未来。只要伊朗继续崛起为一个潜在的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了保持均势，就至少必须加强自身的实力地位。鉴于事关重大，仅有口头保证是不够的。取决于伊朗核谈的最终结果，沙特阿拉伯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寻求拥有自己的核能力，作为一项保险政策，要么从一个现有的核大国得到弹头，最好是伊斯兰国家（比如巴基斯坦），要么资助其他某国研制核武器。如果沙特阿拉伯判断美国要从这一地区抽身，它很可能会试图把另一个外部大国拉入地区秩序，也许是中国，或印度，甚至是俄罗斯。21世纪前20年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动荡不安和暴力，因此应当被视为各国内部冲突和宗教之争的映照。争夺焦点，是决定这一地区是否或以何种方式与任何一个更大的世界秩序概念相连。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美国控制结果的能力、手腕和意志，使之既符合自己的利益，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友也认为与各自的安全和原则并行不悖。
国家的衰落？
叙利亚和伊拉克曾是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灯塔，但也许丧失了重构为统一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家的能力。由于两国交战各派别纷纷争取这一地区及外部世界同一教派或族裔的支持，它们之间的冲突威胁到了四周邻国的国内和谐。如果地处阿拉伯世界腹地的数个邻国不能建立合法的统治并始终有效控制本国的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中东做出的领土安排将来日无多。
因此，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周边地区的冲突是一个不祥新趋势的象征：国家分裂为不同部落和教派单元，其中有一些分布在现存边界两边，彼此或你死我活地拼杀，或受到相互竞争的外部派别的操纵，除了实力至上法则（霍布斯也许会称之为自然状态）不遵守任何共同规则。
革命或政权更迭后，只要没有建立一个得到一国大多数人承认的合法新政权，形形色色的派别为了争夺政权，就会继续同自己眼中的对手打下去。一国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长期叛乱，抑或与另一个正在走向解体的国家合并。现存的中央政府可能没有意愿或能力重新恢复对边境地区或真主党、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塔利班等非国家实体的控制。这种现象已经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巴基斯坦出现。
以现有形式存在的一些国家也许无法按照原状存在下去，除非采用美国人视为非法的国家治理或凝聚社会的手段。在有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更自由的国内体制克服以上障碍。但如果一国内的不同派别坚持各自的世界秩序观，或是认为他们之间的争夺关系到自身的存亡，美国呼吁止戈息战、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做法往往要么造成现任政府的瘫痪（例如前伊朗国王时期的伊朗），要么是对牛弹琴（例如塞西将军领导下的埃及政府。它汲取了前任政府被推翻的教训，不再与美国保持历史性的盟友关系，转而选择给予自己更大的行动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在尽量兼顾安全和道义的基础上决策，同时认识到无论在安全上还是道义上，都无法做到十全十美。
在伊拉克，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残暴的萨达姆·侯赛因独裁政权的垮台，带来的不是对民主的追求，而是复仇。不同派别把各自信仰的宗教形式转化为自治单元，为了报复而相互厮杀。利比亚地广人稀，彼此争斗的不同教派和部落除了曾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外，没有共同历史。推翻暴戾的独裁者卡扎菲产生的实际结果，是抹掉了带有国家统治色彩的所有痕迹。不同部落和地区为了确保自治或称雄一方，纷纷通过不受约束的民兵武装自己。的黎波里的临时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它实际控制的地方只限于城市，甚至能否控制城市都还难说。极端团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用卡扎菲弹药库里的武器武装自己后把“圣战”扩大到邻国，尤其是非洲。
各国政府失去对本国全境的管辖之日，也是国际秩序或地区秩序自身开始走向解体之时。31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有些空白，标志着这些地区无法无天。一个国家崩溃后，其领土也许会成为恐怖主义、武器供应或挑动邻国教派不和的基地。现在，不受任何政府管辖或处于“圣战”的地区贯穿整个伊斯兰世界，波及利比亚、埃及、也门、加沙地区、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马里、苏丹和索马里。若是也把中非地区的麻烦考虑在内——持续了长达一代人之久的刚果内战把四周邻国卷入其中——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的冲突也有可能同样扩散到他国，世界版图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已濒于从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滑落的边缘。
在这一真空投下的阴影中，中东陷入了一场类似欧洲前威斯特伐利亚宗教战争的对抗，但规模超过了后者。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螺旋式升级，政治、教派、部族、领土、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国家利益争端纷纷浮现。用来追求地缘政治目标的宗教被“武器化”，平民因为自己所属的教派遭到屠杀。有能力维持自己权威的国家以生存需要为借口，认为自己权大无边。解体的国家成为周围大国争夺之地，其积聚实力的方式往往完全无视人类的福祉和尊严。
目前仍在进行的冲突既是宗教性的，也是地缘政治性的。由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某种程度上还有埃及和土耳其组成的逊尼派集团，与一个由什叶派伊朗领导的集团对峙。后者支持阿萨德控制的叙利亚部分、马利基控制的伊拉克中部和南部，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逊尼派阵营分别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支持反抗阿萨德和马利基的起义。企图主宰这一地区的伊朗则动用意识形态上与德黑兰一致的非国家成员，破坏它在这一地区的竞争对手的国内合法性。
冲突各方均寻求外部势力的支持，尤其是俄罗斯和美国的支持。这反过来也塑造了双方的关系。俄罗斯的目标基本上是战略性的，至少防止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团体蔓延到本国穆斯林人口所在的地区。俄罗斯的全球目标是加强它相对于美国的地位（从而扭转本章前面提到的1973年那场战争的结果）。美国左右为难：一方面，从道义立场出发谴责阿萨德，这没有错；另一方面，反对阿萨德的最大一股势力又是美国战略上需要反对的基地组织和更极端的团体。无论俄罗斯还是美国，在彼此合作还是互相斗法问题上都难下决心。不过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有可能打破目前的暧昧，推动双方转而采取冷战立场。伊拉克成了多个阵营角逐的战场——历史上曾数次上演过这一幕——这一次是在伊朗、西方和形形色色的复仇主义的逊尼派别之间。剧本没换，只是换了一批演员。
美国尝到了苦头，再加上当地条件几乎不允许多元化的存在，人们可能倾向于对动荡局势采取任其发展的态度，待继承国出现后再与之打交道。但几个潜在的继承国已经公开宣布，美国和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是它们的头号敌人。
在一个自杀式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时代，必须把滑向泛地区教派冲突的现象视为对世界稳定的威胁。所有负责任的大国，都需要根据某种可以接受的地区秩序的定义携手应对。如果无法建立秩序，大片地区就有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世界等待美国和其他具有全球眼光的国家提炼出一个新的地区秩序。
[1] 作者完全无意诠释各种学说和教派信奉的核心真理，他们对自己真理的热情追求正在重塑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在很多国家占大多数，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做出的诠释不像这里引用的诠释那么富于对抗性，而是更加多元化。然而此处引用的观点现在对很多重要的中东国家和几乎所有的非国家组织的未来走向，产生了重大的而且常常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些观点表达了对一个不同的世界秩序的追求。根据其定义，这一秩序优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自由国际主义的价值，而且与后者格格不入。为了了解这些观点，本书不可避免地要引用争论双方使用的宗教用语。
第三章 伊斯兰主义和中东：世界乱局
中东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这块不毛之地上先后涌现出高举普世理想旗帜的征服者和先知。在它似乎绵延无尽的地平线上，一个个帝国崛起又覆亡，一个个专制君主声称自己是一切权力的化身，之后又如海市蜃楼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块土地上，不同历史时期存在过形形色色的国家秩序或国际秩序，随后又一个个被推翻。
中东地区不断有人呼吁，要为了一个普世愿景推翻区域和世界秩序。世界对此已习以为常。带有预言性的绝对观点层出不穷，始终是这一地区的特征。中东一方面沉浸在对昔日辉煌的梦想中，另一方面又无力就国家秩序或国际合法性的共同原则达成共识。就组织区域秩序和确保这一秩序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行不悖而言，没有哪个地区比中东面临的国际秩序挑战更复杂。
在当今时代，中东似乎注定要重温昔日的所有经历——帝国、“圣战”、外国统治、互相厮杀的教派战争——方能最终选定（如果能做到的话）一个国际秩序概念。在此之前，中东仍会在加入或对抗国际社会之间挣扎摇摆。
伊斯兰世界秩序
中东和北非早期格局的形成源自一系列帝国。每一个帝国都自视为文明生活的中心，每一个帝国都围绕着有利于统一的地理特征崛起，随后向周边地区扩张。公元前3000年，埃及沿尼罗河将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苏丹。与此同时，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和巴比伦等帝国巩固了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人民的统治。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在伊朗高原崛起，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统治体系。这一体系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目的地试图将迥异的非洲、亚洲和欧洲社会，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有组织的国际社会中”，统治者自称“万王之王”。1
公元6世纪末，两大帝国控制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一个是定都在君士坦丁堡、信奉基督教（希腊东正教）的拜占庭（或东罗马）帝国，另一个是首都位于今天巴格达附近的泰西封、信奉琐罗亚斯德教（亦称拜火教）的萨珊波斯帝国。两个帝国之间不时发生的冲突持续了几百年。公元602年，两个帝国刚遭受了一场严重瘟疫后不久，波斯入侵拜占庭领土，从而引发了一场为时25年的战争。这对两个帝国尚存的实力都是一个考验。拜占庭胜出后，疲惫的双方因无力再战，实现了政治家未能实现的和平。这还为伊斯兰教的最终胜利打通了道路。因为在阿拉伯世界西部一片任何帝国鞭长莫及的荒芜沙漠上，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在一个新世界秩序观的激励下，正在积蓄力量。
世界史上很少有哪个事件像伊斯兰教的早期传播那么富于戏剧性。根据伊斯兰教传统的说法，穆罕默德诞生于公元570年，40岁时受到启示，此后的大约23年中继续不断地接到启示。这些启示后来被缀辑成《古兰经》。正当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两败俱伤时，穆罕默德及其信徒组建了一个社群组织，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然后着手用以他收到的启示为内容的宗教，取代这一地区当时的流行信仰，主要是犹太教、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
前所未有的一波扩张，使伊斯兰教的崛起成为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此后的100年间，阿拉伯人的大军把这一新的宗教先后带到了非洲的大西洋沿岸、西班牙大部地区、法国中部，东至印度北部。此后的几百年间，中亚地区和俄国、中国部分地区以及东印度群岛的大部分地区也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以上所有地区，伴随商人或征服者而来的伊斯兰教奠定了其宗教统治地位。
区区几个阿拉伯联盟居然能激发起一场运动，打败曾经主宰这一地区长达数百年的一些庞大帝国。倒退几十年，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2不可阻挡的帝国势头和吞噬一切的狂热究竟如何被悄然捏合到了一起？邻近社会当时的记载，并没有把阿拉伯半岛视为一支帝国力量。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人一直在沙漠及周边的富饶地区过着半游牧部落式的田园生活。直到此时，他们虽然与罗马帝国有过几次短暂的交锋，但从未建立过恢宏的大国或帝国。阿拉伯人的历史记忆都只是体现在代代相传的口述史诗中。在希腊人、罗马人和波斯人的记忆中，阿拉伯人主要是不时袭击商道的草寇，并且已经开始定居。希腊人、罗马人和波斯人会做出临时性的安排，收买某个阿拉伯部落的忠诚，再委派它为帝国戍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帝国已经把阿拉伯人纳入了自己的世界秩序。
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这一世界被彻底颠覆。伊斯兰教不同于有史以来的任何其他社会，它具有扩张性，在某些方面追求极端的平等主义。它规定每日频频祷告，把信仰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强调宗教和政治权力的一体性，从而把伊斯兰教的扩张从一项帝国的事业变成了一项神圣的义务。不断扩张的穆斯林每遇到一国人民，都给予他们同样的选择：要么皈依伊斯兰教并接受保护国地位，要么被征服。公元7世纪一次重大战役前夕，一位阿拉伯穆斯林使节被派去与遭到围困的波斯帝国谈判。正如他所宣示的那样：“如果你们接受伊斯兰教，我们不会打扰你们。如果你们同意付人口税，我们会在你们需要时保护你们。否则，我们就要兵戎相见。”3他们之所以敢发出这样的威胁，是因为有强大的阿拉伯骑兵做后盾，这些骑兵宗教信念坚定，军事技能过硬，对被征服土地上的奢华嗤之以鼻。这些社会目睹了伊斯兰教的活力和成就，深恐自己会亡国灭种，于是选择了皈依新的宗教并接受其教义。
伊斯兰教在三个大陆上的迅速蔓延，让人们更加相信它负有神圣使命。4在坚信自己的扩展必将实现统一并给全人类带来和平信念的驱动下，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被伊斯兰教征服的地区或受伊斯兰教控制并进贡的非穆斯林居住地区，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即“伊斯兰之家”，意为“和平之地”，由哈里发统治。哈里发按照正统继位程序继承先知行使过的世俗政治权力。“伊斯兰之家”以外的地区是“征伐之地”。伊斯兰教的使命是把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世界秩序，从而实现世界和平：
从理论上讲，“伊斯兰之家”与“征伐之地”处于交战状态，因为伊斯兰教的终极目标是统治全世界。如果伊斯兰教削弱了征伐之地，“伊斯兰世界的和平”公共秩序就会取代一切，非伊斯兰社会要么成为伊斯兰社会的一部分，要么作为被允许存在的宗教社会，或与伊斯兰社会签有条约的自治实体臣服于它的权威。5
实现这一普世体系的战略被命名为“圣战”，即所有信徒有义务通过斗争传播自己的信仰。“圣战”包含了战争之意，但又不仅仅是一项军事战略。这个词还意味着使用其他手段全力救赎他人并传播伊斯兰教的教义，比如通过信仰追求或建功立业来弘扬伊斯兰教。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强调的重点因时因地有很大的差异。信徒可以用“他的一颗心，他的舌头，他的一双手抑或利剑”投身“圣战”。6
早期的伊斯兰国家向其周边传播教义。它曾一度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统治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社会，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潜在的威胁。自从那时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伊斯兰与非伊斯兰社会之间的交往历经沧桑，既有和谐共处的时期，也有势不两立的时候。贸易往来把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双方也常常为了共同的重大目标携手合作，在外交上结盟。然而二元世界秩序概念仍然是伊朗的官方理论并载入其宪法，也是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少数族裔武装组织的战斗口号，和世界各地几个活跃的恐怖主义团伙——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以下简称“伊斯兰国”）——信奉的意识形态。
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也有过武力讨伐他人的时候，有时以同样的狂热、采用相似的征服手法和逼迫他人皈依的做法倡导自己的世界使命。（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以类似的必欲征服世界的精神，灭掉了中美洲和南美洲几个古老的文明。）7两者的区别在于，在西方世界，征服精神已经褪去，或是化为不像宗教动机那么绝对（或不那么持久）的世俗概念形式。久而久之，基督教变成了一种哲学和历史概念，而不是战略或国际秩序的运作方针。推动这一转变过程的一个因素是，基督教世界首先在“哪些事情归恺撒管”和“哪些事情归上帝管”之间做了区分，促成了在一个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逐步向多元的世俗外交政策的演变，如前两章所述。这一过程还受到了偶发事件的推动，包括当代一些试图取代宗教狂热的事业，它们提出的观念缺乏吸引力，例如鼓吹世界革命的苏联社会主义，或是基于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
伊斯兰世界内的演变更为复杂。历史上，人们一度对各种实践终将汇流抱有希望。直到20世纪20年代，奥斯曼帝国仍然坚持把先知穆罕默德直系后嗣继承政治权力作为中东的一个政治现实。奥斯曼帝国覆亡后，主要的伊斯兰大国分裂为两派。一派寻求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基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性的新国际秩序，既笃信自己的宗教信仰，又把宗教信仰与外交政策问题分开。另一派依据对传统的伊斯兰世界秩序概念的严格解释，认为自己正置身于一场继承世界权力的斗争之中。
过去90年里，每一派观点的倡导者中都涌现出过那个时代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既有那个世纪的一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也有令人敬畏的虔诚的真主权力绝对论者。两派之间的较量仍然不分胜负。在有些中东国家，信奉基于国家的世界秩序的人与信奉基于信仰的世界秩序的人生活在一起，虽然双方不时会产生摩擦。对试图强行把伊斯兰教信条作为个人生活、政治生活和国际生活的最高裁判的众多信徒来说，尤其是在伊斯兰主义卷土重来时期，伊斯兰世界与外部世界仍然不可避免地处于对抗状态。
在早期伊斯兰体系中，是允许与非伊斯兰社会缔结互不侵扰条约的。从传统法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条约是一种务实的做法——伊斯兰教一方可以借此保护自己不受威胁，同时积蓄力量，加强内部团结。早期的伊斯兰国家曾与它最终灭掉的敌人止戈息战。根据这一先例，互不侵扰条约有具体的时限，最长不超过10年，并且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时限。本着这一精神，在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前几个世纪，“伊斯兰教的法律条文规定，一项条约不能一成不变。一俟穆斯林有能力与之作战，条约必须立即作废”8。
这类条约并不意味着将建立一种伊斯兰国家与其他非伊斯兰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永久性体系。“‘征伐之地’的居民被视为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因为他们不具备法律能力在平等和对等的基础上与伊斯兰教互动，原因是他们没有接受伊斯兰教的伦理和法律标准。”9根据这一观点，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国内准则是神授的，而非伊斯兰政治实体是非法的，伊斯兰国家永远不可能把它们视作真正的平等对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取决于打造和扩大一个单一伊斯兰实体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争斗各方之间的均势。
根据这种理想化的世界观，伊斯兰教治下的和平与正义只有一个扩展方向，而且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10曾经被纳入“伊斯兰之家”，之后又丧失的土地永远不能放弃，否则就等于背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仰。历史记载中从来没有哪个政治事业像伊斯兰教一样如此执着地扩张。随着时间的流逝，伊斯兰教扩张时期所及之地的部分地区后来摆脱了穆斯林的政治控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半岛（如今成了由穆斯林和东正教徒的一些飞地拼缀而成的一幅混杂版图）、希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色列、印度、俄罗斯南部和中国西部的部分地区。但在伊斯兰教第一波扩张中被并入的地区，当地绝大多数人至今仍然是穆斯林。
有史以来没有哪一个社会的实力、哪一位领袖的韧性、哪一种信仰的活力能够永久地统治天下。事实证明，天下归一对任何征服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包括伊斯兰教。早期伊斯兰帝国在扩张过程中逐渐分解为多个权力中心。穆罕默德去世后发生的继任人危机，导致伊斯兰教分裂成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这是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根本分歧。在任何一个新的政治事业中，继承问题都不无风险。如果创始人还被视为“最后的先知”、真主的最后使者，这场论争就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还具有神学意义。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一个由部落长老组成的委员会推选穆罕默德的岳父阿布·伯克尔作为继任者，也就是哈里发，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以维持羽翼未丰的伊斯兰社会的和谐和共识。而少数人认为，当初就不该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表决就意味着可能会因为人为错误而导致错误的结果。权力本应该自动传给与先知血缘关系最近的人，即他的堂弟阿里。阿里是很早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一位重要人物，而且作战英勇。据说穆罕默德亲自挑选了他。
这两派最终形成了伊斯兰教的两大分支。11阿布·伯克尔的支持者和他之后的几位后继人认为，穆罕默德与真主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是终极的。哈里发的首要任务是传承穆罕默德收到的启示和他的教诲。这批人成为逊尼派，意思是“传统与大众派”。另一派是阿里派，即阿里什叶派（或什叶派）。他们认为，对新的伊斯兰社会的统治也是一项带有秘传意味的宗教使命。他们认为，先知和阿里是伊斯兰教隐义的“受托人”。穆斯林只有在先知和阿里的有宗教灵性的直系后裔的指引下，方能与穆罕默德接到的启示建立正确的关系。日后阿里作为第四任哈里发执掌政权，但在一场叛乱中被暴徒杀死。逊尼派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伊斯兰世界的秩序，所以支持了平定局势的一派。什叶派斥责新的执政者非法篡权，颂扬死于抵抗中的殉道者。两派所持的这些观点后来延续了数百年之久。
地缘政治上的角逐进一步加深了教义上的分歧。随着岁月的流逝，分别出现了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和莫卧儿势力范围，每个势力范围理论上都遵守同样的伊斯兰全球秩序，但其所作所为越来越像是相互争夺的王朝，各自有不同的利益，各自诠释自己的信仰。有些时期，包括印度莫卧儿时代的大部分时期，对自己信仰的诠释包含了一定的世界眼光，甚至可以说带有调和思想的观点，强调对其他宗教持宽容的态度，重务实的外交政策而轻教派之争。当一些逊尼派大国敦请同属逊尼派的印度莫卧儿帝国加入针对什叶派的伊朗的“圣战”时，莫卧儿借口与伊朗一贯友好和没有交战理由婉拒了。
欧洲击退了第一波穆斯林扩张后，志在征服世界的伊斯兰教的势头最终被遏制。公元732年的普瓦捷战役和图尔战役，挡住了此前阿拉伯和北非穆斯林所向披靡的军队。在400年的岁月里，拜占庭对小亚细亚和东欧的防御构成了一道防线。在这道防线后面，西方开始提出自己的后罗马帝国世界秩序概念。伴随拜占庭人暂时重返中东，西方概念也被带入伊斯兰教统治下的地区。1099年，东征的“十字军”——基督教骑士对公元7世纪皈依伊斯兰教的历史圣地发动攻击——攻陷耶路撒冷城，在当地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延续了大约200年。1492年，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陷落，基督教徒收复了西班牙全境，把伊斯兰教的西部边界推回到北非。
13世纪，建立世界秩序的梦想再次浮现。征服者奥斯曼的追随者、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帝国，将自己的阿纳托利亚小国扩张成为一个有可能挑战，甚至最终取代残存的拜占庭帝国的令人生畏的大国。土耳其人开始建立一个继承前几个世纪辉煌的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新帝国。他们自称是统一的伊斯兰世界的领袖，通过所谓的“圣战”向四面八方扩张。巴尔干首当其冲。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了扼地缘战略要冲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接下来他们挥师南征西伐，先后攻占了阿拉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北非、东欧和高加索，成为东地中海沿岸最强大的国家。如同早期的伊斯兰帝国一样，奥斯曼人认为自己负有“维护世界秩序”的世界性的政治使命。历任王朝的苏丹自称“安拉在俗世的影子”，是“保护世界的天下之主”。12
和500年前的伊斯兰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向西扩张时与西欧国家相遇。多极的欧洲体系与奥斯曼的单一世界帝国概念的差异，使双方的交往非常复杂。奥斯曼人既不承认欧洲国家是合法的，也不肯平等对待它们。这不仅仅是伊斯兰教义问题，还反映了对双方实力对比的现实做出的判断，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疆土比西欧所有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而且过去几十年里军事上也强于西方国家有可能结成的任何同盟。
奥斯曼的官方公文给予欧洲王室的礼遇，比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苏丹低一级，相当于苏丹之下的维齐尔或首辅大臣。13获奥斯曼人允许在君士坦丁堡常驻的欧洲使节被视为祈求者。与这些使节谈判缔结的协定不是什么双边条约，而是一位慷慨大度的苏丹赐予的特权，可以随意收回。
奥斯曼人在达到军事能力极限后，双方出于战术需要偶尔也会结盟。战略和商业利益有时会绕过宗教信条。
1526年，法国认为自己两面受敌，南边是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东边是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于是向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一世提议结成军事联盟。100年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出于同样的战略考虑，在“三十年战争”中站到了新教事业一边。奥斯曼欲实现在东欧的野心，苏莱曼一世一直把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看作头号障碍，于是接受了法国的提议，但毫不掩饰地把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当作次要合作者。苏莱曼不同意结盟——因为这会暗示双方在道义上是平等的——而是以居高临下的方式给予弗朗西斯支持：
我，万王之王，地球上所有君主的皇冠授予者，人世间真主之影，白海和黑海、鲁米利亚、安纳托利亚和噶勒莽明尼亚……的苏丹和君主……致函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
汝致函众国君主的避风港、我的帝国政府，请求援救你们……那就鼓起勇气吧！切不可丧失斗志！我们光荣的先驱和遐迩闻名的祖先（愿真主给他们的墓地带来光辉！）为了战胜敌人、征服他们的土地，长年累月金戈铁马，征战沙场。我们自己踏着先人的脚印攻克了一个个坚固的城堡，征服了一片片土地。我们昼夜马不解鞍，剑不离身。14
一种军事合作关系由此而生，包括奥斯曼帝国和法国的海军联手对抗西班牙和意大利半岛。哈布斯堡王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撇开奥斯曼人，与波斯什叶派的萨非王朝结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地缘政治的需要盖过了意识形态。
奥斯曼帝国：欧洲病夫
奥斯曼帝国再次对欧洲秩序发起进攻，1683年兵临维也纳。围困维也纳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扩张的顶峰。同年，（萨伏依的）欧根亲王统帅的一支欧洲大军解除了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围困。
从18世纪末一直到整个19世纪，欧洲诸国开始转守为攻。由于宫廷内部的正统教派抵制近代化，奥斯曼帝国逐渐走向僵化。俄国从北部挤压奥斯曼帝国，一直扩张到黑海并进入高加索。俄国和奥地利分别从东西两面进入巴尔干半岛，法国和英国则争夺奥斯曼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埃及。19世纪，埃及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
西方强权把风雨飘摇的奥斯曼帝国视为“欧洲病夫”15。它在巴尔干半岛和中东的庞大领土，包括与西方有历史渊源的人数众多的基督教社会，成了“东方问题”。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主要大国试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同时又避免打破欧洲的均势。奥斯曼人则巧妙周旋，竭力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为自己争取最大的行动自由。
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一个临时成员加入欧洲均势，但这个日益衰微的大国并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它是建立欧洲均势时需要考虑的“一个砝码”，但不是构建这一体系的一个完全的伙伴。英国利用奥斯曼帝国挡住了俄国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扩张之路，奥匈帝国在处理巴尔干问题上先后与俄国和奥斯曼人结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方都不再像过去那样小心行事。与德国结盟的奥斯曼人从两个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伊斯兰教体系——中找出理由为自己的参战辩护。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指责俄国“违犯国际法对它无端发起攻击”，侵犯了帝国的“武装中立”，发誓要“拿起武器捍卫我们的合法利益”（完全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交战理由）。与此同时，奥斯曼负责宗教事务的最高官员宣布要打一场“圣战”，指责俄国、法国和英国“为了消灭伊斯兰教而加兵于哈里发帝国”，并称“所有国家的伊斯兰教徒”（包括仍处于英法或俄国统治之下的伊斯兰教徒）有宗教义务“倾其所有投入圣战”，要么就会面对“安拉的震怒”。16
“圣战”有时会激励已经很强大的一方更加拼命。但每当“圣战”无视战略或政治现实时，必以失败告终。推动那个时代前进的动力是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利益，不是全球“圣战”。大英帝国内的穆斯林对“圣战”指令不予理睬。英属印度的主要穆斯林领袖关注的是往往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立运动，并与信奉印度教的本国同胞携起手来。在阿拉伯半岛，反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梦想被唤醒。德国曾期盼在战争中得到泛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到头来这一期望化为泡影。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种强行施加的机制将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纳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伊斯兰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与残存的奥斯曼帝国签署的《色佛尔条约》再次使中东成为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大杂烩——一个此前其政治词汇中没有的概念。一些国家，例如埃及和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历史上曾经是帝国或文化实体。其他国家最初由英国或法国“托管”。所谓“托管”既是殖民主义者用的遁词，也指殖民者颐指气使地把这些地方定性为需要监护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1916年的《塞克斯－皮科协定》（以英法两国的谈判人命名）实际上把中东划分为英法两国各自的势力范围。国际联盟批准的托管制度将这一划分付诸实施：叙利亚和黎划巴嫩给了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即日后的伊拉克）划归英国的势力范围。巴勒斯坦和外约旦成了英国的“巴勒斯坦托管区”。托管面积从地中海沿岸一直延伸到伊拉克。以上每一个实体内都存在不同教派和族裔，其中有些教派和族裔世代结仇。托管国于是利用这些矛盾，将其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也为日后的争端和内战埋下了祸根。
针对发展迅速的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事业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但战后日益壮大），英国政府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英国外交大臣写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封信）中宣布，它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家园”，同时又保证说，“不言而喻，不会损害当地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17由于英国似乎还把同一块土地许诺给了麦加的沙里夫，以上文字的含义更加模糊不清。
以上权力格局的重新组合引发了巨大的动荡。1924年，刚刚宣告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奉行民族主义的世俗领导人，废除了泛伊斯兰统一的主要体制哈里发帝国，宣布建立一个世俗国家。此后，伊斯兰世界在胜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已无法实现的“伊斯兰之家”概念之间进退维谷。缺乏经验的中东各群体于是着手在几乎没有任何历史渊源的边界内把自己打造为现代国家。
在阿拉伯历史上，欧洲式的世俗国家的出现前所未有。阿拉伯人马上接受了主权和国家的概念，并将其为自己所用。阿拉伯富商和政治权贵开始遵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框架和全球经济体的规则。他们要求自己国家的人民有权作为平等成员参与这一体系和经济体。他们争取的目标是现有的政治单元，甚至刚建立不久的政治单元，享有真正的独立，而不是推翻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世俗化的潮流日益强劲，但最终未能像欧洲那样产生一个多元化的秩序。
这时出现了两种互相对立的趋势。18“泛阿拉伯主义者”接受一个基于国家的体系的基本概念，但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只有单一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认同。“政治化的伊斯兰教”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坚持把共同的宗教作为实现现代阿拉伯认同的最佳途径。伊斯兰教主义者——人们对“穆斯林兄弟会”一词如今已耳熟能详——往往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中产阶级。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伊斯兰主义是加入战后时代的一种方式，而无须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既可以实现现代化，又无须西方化。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大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们为中东构建的区域秩序。此后欧洲大国再也无力控制当地日益躁动不安的人民。美国成为中东以外影响力最大的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军人推翻了本国的封建君主制政府，建立了世俗政权。
军人统治者通常来自此前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以外的群体。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他们诉诸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非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开始在这一地区扎根。1954~1970年，埃及富有魅力的民粹主义领袖纳赛尔及其继任者萨达特均来自外省。伊拉克的萨达姆同样出身寒微，但他采用了更极端的世俗军事统治方式，从70年代初（先是作为事实上的强人，1979年后在总统位置上）一直到2003年，依靠恐吓和残忍手段维系其统治。萨达姆摆出一副好战的架势，想借此对这一地区形成震慑。萨达姆和他的意识形态盟友、叙利亚狡黠冷酷的阿萨德，均假借支持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之名，把自己所属的少数教派置于人数众多的多数教派之上。（不无讽刺的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情况恰好相反。在伊拉克，逊尼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而在叙利亚，什叶派内的一个分支阿拉维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逊尼派。）共同的民族命运感，逐渐取代了伊斯兰教的愿景。
然而，伊斯兰教的遗产很快再次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各伊斯兰教党派抨击世俗统治者骄奢淫逸，治国无术，并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提出，需要有一个受到神启的政权，鼓吹建立一个取代现有国家的泛伊斯兰神权政体。在他们眼里，西方和苏联一样邪恶。很多人还从事机会主义的恐怖主义活动，借此支持自己的理想。军人统治者对此严加打压，镇压种种伊斯兰教政治运动，指控它们破坏现代化和国家统一。
在今天看来，那个时代当然并不理想。中东各国的军人政权、君主制政权或其他专制政府把异议视为煽动叛乱，公民社会和多元文化几乎没有发展空间。该地区直到21世纪都没有走出这一缺陷的阴影。尽管如此，在专制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下，中东还是逐渐形成了与当代国际秩序暂时的和解关系。一些更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例如纳赛尔和萨达姆·侯赛因，试图通过武力或大肆鼓吹阿拉伯统一扩张本国的疆土。1958~1961年埃及和叙利亚建立的短命邦联就反映了这种企图。最终他们以失败告终，因为阿拉伯各国紧紧抓住自己继承的遗产不放，拒绝融入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统一体中。结果，军人政权奉行政策的最终依据，是国家以及基本上限于本国边界内的民族主义。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他们试图利用冷战期间大国之间的争夺，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70年代初，他们一直利用苏联来向美国施压。苏联成了民族主义的阿拉伯国家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和外交上的支持者，阿拉伯国家则基本上支持苏联的各项国际目标。军人专制者声称忠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赞扬苏联的经济模式。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依然属于传统的家长制模式，以技术官僚经营的单一型经济为主。压倒一切的考虑是这些政权眼中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政治或宗教意识形态。
总体来说，冷战时期，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沿袭了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式均势的模式。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一般支持苏联的政策，听从苏联的指挥。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朗和摩洛哥与美国交好，并依赖美国保障其安全。以上各国，除了沙特阿拉伯外，均属于世俗国家，虽然其中几个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源自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君主体制，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国家利益施展治国方略。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哪些国家认为与哪一个超级大国结盟符合本国的利益。
1973~1974年，这一联盟发生了变化。埃及总统萨达特确信苏联只能提供武器，但无力帮助埃及通过外交努力收复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攻占了该半岛），于是改换门庭。此后埃及成了事实上的美国盟友，国防上改为依赖美国武器，而不是苏联武器。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与冷战两个阵营保持等同距离。苏联在这一地区的作用被严重削弱。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承认的犹太人家园，以色列的崛起促成了分裂的阿拉伯人团结一致。阿拉伯人对这一前景的抵制先后导致了四次中东战争，分别发生于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每一次都败给了装备精良的以色列。
萨达特基于国家利益掉头转向反苏轨道，开启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最终埃及与以色列签订了两项脱离接触协议，1979年又与以色列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埃及为此被驱逐出阿拉伯联盟，萨达特受到咒骂，最终遭到暗杀。然而，也愿意与犹太人国家实现和解的其他人效仿了他的勇敢举动。1974年，叙利亚和以色列缔结了一项脱离接触协议，划定并维护两国间的军事分界线。这一协议维持了40年，其间历经战乱和恐怖主义，包括叙利亚内战带来的混乱。约旦和以色列相互克制，最终也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在国际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专制政权继续倚重苏联，但根据具体情况保留了支持其他政策的选择自由。到了70年代末，中东地区的种种危机与19世纪巴尔干的危机越来越相似。一些二流国家为了实现本国目标，在相互争夺的主要大国之间投机取巧。
然而，外交上倒向美国，最终没有解决民族主义的军人专制政权面临的难题。与苏联结盟未能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与美国结盟未能化解社会问题的挑战。这些专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殖民主义，实现了独立，而且能够游走于冷战的两大权力中心之间。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缓慢，经济成果的分配又太悬殊，无法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石油几乎成了国家收入的唯一来源，加之不利于创新和多样化的经济文化，以上状况雪上加霜。尤其是冷战的猝然结束削弱了这些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它们没有学会如何在没有外敌或国际危机的情况下调动本国人民的积极性，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再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而越来越认为国家有义务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因此，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不得不应对国内日益高涨的不满浪潮，这些不满旨在挑战他们的合法性。极端团体信誓旦旦地要用一个基于宗教的中东秩序取代现存的中东体系。他们的体系反映了对待世界秩序的两种不同的普适性的做法。一种是逊尼派做法，以1928年成立且在这一地区枝繁叶茂的穆斯林兄弟会、2007年在加沙地带上台执政的哈马斯极端主义运动和基地全球恐怖组织为代表。另一种是什叶派做法，以霍梅尼的革命和由此派生出的黎巴嫩“国中之国”真主党为代表。两派之间打得你死我活，但在推翻现存的区域秩序、重建一个受到上天启示的体系的目标上完全一致。
伊斯兰主义：革命潮流——两种哲学诠释[1]
1947年春，埃及的一位钟表匠、小学教师，博览群书、自学成才的宗教活跃分子哈桑·班纳给埃及国王法鲁克上书，题为“走向光明”。他在陈情书中批评埃及的体制，提出用伊斯兰教义取代世俗的民族国家体制。哈桑·班纳温和而全面地阐述了埃及穆斯林兄弟协会（通称“穆斯林兄弟会”，1928年，为了同他眼中的外国不良影响和世俗生活方式做斗争，哈桑·班纳创建了这个组织）提倡的原则和诉求。
哈桑·班纳的兄弟会早期是对英国人霸占埃及苏伊士运河区不满的虔诚穆斯林非正式集会的场所，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从事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全国性组织，拥有成千上万的会员，基层机构遍及埃及所有城市，同时还拥有一个颇有影响的宣传网，负责传播哈桑·班纳对时局发表的评论。19 1937~1939年，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区的阿拉伯人发动了反英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起义，最终失败。穆斯林兄弟会因支持了这次起义，在该地区的声望大增，同时也吸引了埃及当局的注意。
哈桑·班纳在埃及被禁止直接参政，却是埃及最具影响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想给埃及君主公开上书，宣扬穆斯林兄弟会的愿景。对埃及和中东地区陷于外国统治以及中东内部的道德沦落，哈桑·班纳痛心疾首，他宣布，变革的时候到了。
哈桑·班纳称，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曾因其杰出的科技成就光彩照人……但今天已经破产并走向衰落。它的根基开始动摇，它的种种机制和指导原则已成流水落花”20。西方大国已经丧失了对自己世界秩序的掌控。“它们召开的会议均以失败告终，它们的条约遭到违反，它们的公约被撕成碎片。”用来维护和平的国联是“一个幻影”。哈桑·班纳尽管没有明言，但他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世界秩序既失去了合法性，也失去了权力。他断言，创建一个基于伊斯兰教的新世界秩序的时机已经来临。班纳称：“伊斯兰道路前人走过，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一个社会坚定地沿着“全面彻底”光复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并建立《古兰经》描述的社会秩序的道路走下去，“整个伊斯兰世界”，换言之，就是全世界的穆斯林，“都会支持我们”，“阿拉伯人的统一”乃至最终“伊斯兰教的统一”就会实现。
一个光复后的伊斯兰世界秩序，与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现代国际体系，将会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哈桑·班纳认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应该忠于相互交汇的多个层次，位于顶峰的是一统的伊斯兰教体系，其权威最终将覆盖全世界。哈桑·班纳心目中的家园首先是一个“具体国家”，“然后延伸到其他伊斯兰国家，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祖国，都是穆斯林的栖身之地”。之后再依照虔诚的祖先建立的模式建立一个“伊斯兰帝国”，因为“真主会问每一个穆斯林”他为“光复伊斯兰世界秩序”做了什么。最后一个层次是全球性的。“穆斯林的祖国将延伸到全世界。难道你们没有听到安拉（神圣和全能的!）的话，“与他们战斗到底，直到永远不再受到迫害，直到安拉是唯一的信仰”21？
只要有可能，这场斗争将采取渐进的、和平的方式。22早期的穆斯林兄弟会告诫说，应该“保护”非穆斯林，要“温和”“平等”地对待他们，只要他们不反对这场运动，并表示自己应有的敬意。“对外国人应该抱有同情心并与之和平相处，只要他们品行端正，待人以诚。”因此，认为“在现代生活中建立伊斯兰体制会造成我们与西方国家交恶”的说法“纯属呓语”。
哈桑·班纳提倡温和，有多大成分是为了在一个仍然由西方大国主宰的世界中获得支持的策略手段？宣扬“圣战”的言辞，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在传统的伊斯兰地区赢得支持？1949年，班纳遭到暗杀，再也没有机会详尽解释如何解决他改造世界的革命宏愿，与他倡导的宽容和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原则之间的矛盾。
以上模棱两可之处在哈桑·班纳的著述中始终没有得到澄清，但此后的很多伊斯兰教思想家和伊斯兰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主张彻底拒绝多元化和世俗的国际秩序。宗教学者兼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对这一观点做出了也许是最博学和最具影响力的阐述。1964年，他因被指控参与暗杀埃及总统纳赛尔入狱，他在狱中服刑时撰写了《路标》一书，对现有的世界秩序宣战。此后，该书成为当代伊斯兰主义的奠基之作。
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是给予人类唯一真正自由的普世体系——不受他人或人为理论统治，或者说摆脱了“那些基于种族、肤色、语言和国家、地区和民族利益之上的低层次的结合关系”23（即一切其他现代形式的统治和忠诚，外加构成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部分基石）。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的当代使命是推翻所有这些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严格按字义践行《古兰经》，乃至最后在全世界践行《古兰经》。
这一过程的巅峰是“实现地球上所有人——遍及地球的全人类的自由”，从而完成公元7~8世纪伊斯兰教首波扩张开始的过程，“然后把伊斯兰教传给世界各地的全人类，因为这一宗教的对象是整个人类，它的行动范围涵盖全世界”。24 和一切乌托邦事业一样，实现库特布的宏图也需要通过极端手段。库特布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一支意识形态纯洁的先锋队。他们将摈弃这一地区掌权的各国政府和社会——库特布一律冠之以“非伊斯兰的和非法的”——为实现一个新秩序而奋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领土解决方案认可的世俗现代化和穆斯林的分裂，令众多穆斯林私下里痛心疾首。学识渊博、充满激情的库特布对这一现状宣战。他的同代人大多对他宣扬的暴力手段望而却步，然而一批坚定的信徒——如同他设想的先锋队——开始形成一个核心。25
对于一个自认为已经超越“历史”上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全球化的世俗世界，库特布及其信徒的观点显得太极端，无法赢得足够重视。西方很多精英人士由于想象力贫乏，觉得这些革命者的激情难以理解，于是认定他们的极端言论要么只是空谈，要么是讨价还价的手段。然而在宗教极端主义者眼里，这些观点代表了一种真理，它否定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乃至任何其他秩序的规则和准则。过去几十年里，这些观点成了中东及其他地区极端分子和“圣战者”的战斗口号，并得到了基地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塔利班、伊朗的教士政权、“伊扎布特”（“解放党”，在西方国家极为活跃，公开鼓吹在一个伊斯兰教统治的世界里重建哈里发帝国）、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叙利亚的极端民兵组织“努斯拉阵线”和着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哈里发国的“伊斯兰国”的呼应。这些观点也代表了1981年暗杀萨达特的埃及极端分子信奉的好战信条。他们重拾“被忽视的圣战责任”，称与以色列媾和的本国总统为叛教者，指控他在两个问题上大逆不道：一是承认了犹太国家的合法存在，二是（他们认为）同意了把自古以来属于穆斯林的土地拱手让给了一个非穆斯林民族。
以上思想体系几乎完全颠覆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纯之又纯的伊斯兰主义认为，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出发点，因为国家是世俗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国家在演变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宗教实体的过程中，充其量也许可以获得某种临时性的地位。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能成为一个指导方针，因为对国家的忠诚偏离了真正的信仰，而且“圣战者”有义务改造“征伐之地”——不信伊斯兰教的人居住的世界。圣洁，而不是稳定，才是这一世界秩序观的指导方针。
“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的剧变
始于2010年下半年的“阿拉伯之春”在短暂的时间内曾给人带来希望，让人以为新的一波改革将把这一地区相互争夺的专制政权和“圣战”势力扫入历史角落。西方政治领导人和媒体兴高采烈地欢迎突尼斯和埃及局势的剧烈动荡，把这视为一场由青年人主导的促进自由民主原则的地区革命。美国正式表示支持示威者提出的种种要求，认为它们反映了对“自由”、“自由公平选举”、“代表人民的政府”和“真正民主”的不可剥夺的诉求，绝不应坐观其败。26然而通向民主的道路崎岖不平，充满艰辛。专制政权垮台后的局势凸显了这一点。
西方不少人认为，埃及的解放广场起义验证了一个观点，即早就应该推动取代专制体制的新体制了。但问题其实在于，美国很难找到可以用来建立多元化体制的因素和支持多元机制的领导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在文官政府和军人政权之间画了一条线，支持与民主制度格格不入的“穆斯林兄弟会”）。
美国希望看到这一地区实现民主化。共和、民主两党的历届政府均怀有这一愿望，因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美国的理想主义。然而，安全观和促进民主常常相互冲突。致力于民主化的人发现，很难找到真正认清民主的自身重要性，而不仅仅把民主当作个人独裁手段的领导人。同时，强调战略优先的一派又无法说明现有的政权如何最终能以民主的方式，甚至通过改革进行演变。促进民主化的做法无法解决在追求其目标时日益显现的真空，只考虑战略需求的做法又因现有机制的僵硬而受阻。
“阿拉伯之春”最初表现为新一代人争取自由民主的起义，但很快遭到排斥，进展受挫甚至遭到镇压，当初的兴奋化为无奈。既有的政治势力不仅与军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和农村的宗教势力相连。事实证明，他们比在解放广场争取民主的中产阶级更强大，组织得也更好。“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暴露了而不是消除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旨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政策所含的矛盾性。
“阿拉伯之春”初期常用的一句口号“人民要求政府下台！”并没有说明人民指谁，或政府下台后以什么取代。“阿拉伯之春”的示威者当初呼吁开放政治和经济生活，日后被军人支持的威权主义与伊斯兰教意识形态之间的暴力较量所淹没。
在埃及，最初在解放广场宣扬世界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的欣喜若狂的示威者，最终并没有成为这场革命的继承人。电子社交媒体为有能力推翻政府的示威游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有能力在广场聚众示威并不等于有能力建立新的国家体制。在示威活动最初取得胜利后出现的权威真空中，起义前即存在的各派别往往更有能力影响最终的结局。通过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融合求得团结的诱惑，盖过了当初的起义口号。
2012年，在一批更激进的宗教极端主义团体组成的联盟的支持下，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穆尔西当选为总统。当初解放广场上的示威如火如荼时，穆斯林兄弟会曾信誓旦旦，说不谋求总统一职。伊斯兰教政府掌权后，开始将自己的权威体制化，对支持自己的人有组织地骚扰威吓妇女、少数族裔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视而不见。埃及军人决定推翻这届政府，宣布重启政治进程。结果，连已经靠边站的世俗民主派别也对此表示欢迎。
这一过程提出了人道主义外交政策问题。人道主义外交政策不同于传统外交政策，它批评国家利益观或均势概念缺乏道义内涵。它通过改变侵犯普世的正义原则的状况，而不是消除某种战略威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外交政策风格的价值观和目标，反映了美国传统至关重要的一面。然而，若把它作为美国战略的核心概念加以实施，又会让自己陷于两难处境：美国是否认为，凡是针对任何不民主政府的任何一次群众起义，包括针对此前认为对维持国际体系十分重要的政府的起义，美国都有义务支持？每一次示威游行是否都必然具有民主性质？是不是一旦沙特阿拉伯国内发生公众示威后，它就不再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对“阿拉伯之春”做出的主要贡献就是谴责、反对或参与推翻它认为专制的政府，包括此前视为重要盟友的埃及政府。然而，在沙特阿拉伯等与美国有着传统友谊的一些国家政府看来，美国传递的信息首先不是推行自由改革的好处，而是自己的政府有可能被美国抛弃。
西方的传统包括对民主体制和自由选举的支持。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无视深深扎根于美国道德事业的这一因素，就休想得到美国人民的长期支持。然而，有些派别把民主视为建立宗教统治的一次公民投票，而且这种统治一旦建立就不得更改。若对这些派别应用这一原则，宣扬选举有可能导致只有一次民主选举的机会。埃及恢复了军人政权后，在美国再次引发了一场争论，而且迄今为止都没有争论出任何结果：战略利益重要，还是促进人道、合法的统治重要？而且这似乎还牵扯到一个时机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应该为了一种理论意义上的演变结果而牺牲安全利益？两者其实都很重要。忽略未来的民主前景——假设我们知道如何影响它的走向——含有长期风险。因无视安全因素而忽略当前现实，可能马上会招来大祸。传统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之别就取决于以上差异。每当这个问题出现时，政治家都必须在两者间加以权衡。有时会发生一些事件，比如种族灭绝，其后果之严重，足以使天平倾向撇开战略考虑进行干预的一边。但作为一般规律，最可持久的做法是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而在美国国内的争论中，两者常常被视为水火不容。
乍看上去，叙利亚革命像是埃及解放广场革命的重演。然而，埃及剧变团结了各派力量；而在叙利亚，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矛盾的爆发，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长达千年的纷争冲突再次点燃。由于叙利亚人口成分复杂，其他族裔和宗教团体也卷入了该国的内战。根据历史的教训，他们中没有哪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决定。一些外部大国也介入冲突，暴行屡屡发生，幸存者到各族裔和教派飞地避难。
在美国的公开辩论中，反抗阿萨德的起义被视为一场争取民主的斗争，与推翻穆巴拉克的情况相提并论。这场斗争应该以阿萨德政府的倒台和成立一个包容的民主联合政府告终。2011年8月，奥巴马总统陈述了这一立场，公开呼吁阿萨德“辞职”，从而让叙利亚人民能够行使自己的普世权利：
叙利亚的未来必须由叙利亚人民决定，但是阿萨德总统挡住了他们的道路。他呼吁对话和改革，同时又监禁、拷打和屠杀本国人民。他的呼吁虚伪至极。我们始终坚持，阿萨德总统必须引导民主过渡，否则就让路。他没有引导过渡。为了叙利亚人民的利益，现在是阿萨德总统去职的时候了。27
奥巴马讲这番话，是想鼓动叙利亚人民反对阿萨德，为推翻他的政权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假联合国之手，推动一项基于阿萨德下台和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的“政治解决方案”。然而令人惊愕的是，其他几个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既不愿支持这一步骤，也不愿支持采取军事措施。同时，叙利亚境内最终出现的武装反对派几无民主性可言，更不要说温和了。
当时，这场冲突已经超出了要不要民主的问题。对主要卷入方而言，涉及的问题与美国国内争论的焦点大相径庭。叙利亚及这一地区的主要成员不是为了民主而战，而是为了战胜对手而战。只有民主能让自己所属的派别执政时，他们才对民主感兴趣。没有任何派别赞成一个不能保证让自己党派控制政治体系的制度。对绝大多数交战者而言，简直无法想象不考虑地缘政治或地缘宗教后果，仅仅为了强制实施人权准则而打一场战争。在他们眼里，这不是一场独裁者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冲突，而是叙利亚境内互相角逐的各教派和各自在这一地区的后台之间的冲突。根据这一观点，这场战争将决定叙利亚的哪个主要教派最终将主宰其他教派，并控制叙利亚残存的疆土。区域大国源源不断地向其支持的教派输送武器和金钱，并提供后勤支援。沙特阿拉伯和海湾诸国支持逊尼派团伙，伊朗则通过真主党支持阿萨德。战事陷入胶着状态后，越来越激进的团伙在战争中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极其凶残，交战各方均无视人权。
与此同时，叙利亚的战争开始重新划分叙利亚，也许还有这一地区的政治版图。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沿土耳其边界一带建立了一个自治区，日后有可能与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自治地区合并。德鲁兹派和基督徒社团担心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对待少数族裔的一幕在叙利亚重演，因此不愿支持叙利亚的政权更迭，或是成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伊斯兰国”的“圣战者”试图在攻占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哈里发政权。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均失去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各主要派别认为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28一些“圣战者”武装派别认为，这是一场预示善恶大决战的冲突。当美国不肯出面打破平衡时，他们认为美国要么狡猾地隐藏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也许是想最终与伊朗做成一笔交易），要么不适应中东均势的需要。2013年，这一分歧达到了顶点。沙特阿拉伯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理由是由于传统的秩序仲裁者未能采取行动，它将自行其是。
美国呼吁世界信守对民主的支持，并在国际上以强制手段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而其他的大国，例如俄罗斯和中国，援引威斯特伐利亚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加以抵制。它们主要从自己所在地区的稳定和本国躁动不安的穆斯林人口的视角审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马里、巴林和叙利亚等国的大动荡。这些国家知道，最凶悍的逊尼派战士都是与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因“伊斯兰国”采用了甚至连它都认为太极端的手段而斩断了与后者的联系）结盟的铁杆“圣战者”，因此对叙利亚反对派彻底获胜持谨慎态度。中国称它在叙利亚这场战争中没有特别的利益，但坚持最终结果应由“叙利亚人民”而不是外国势力决定。叙利亚前盟友俄罗斯希望阿萨德继续掌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希望看到叙利亚继续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下去。由于国际社会达不成共识，叙利亚反对派又四分五裂，当初旨在促进民主价值观的一场起义沦为21世纪之初的一场人道主义大灾难，导致区域秩序彻底崩溃。
如果有一个可行的区域或国际安全体系，也许本来可以避免或至少遏制这场灾难。问题是各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看法大相径庭，维护稳定的代价又太高昂。早期外部的大规模干预也许可以把争斗各派压制下去，但若要维持局面，则需要长期的相当规模的军事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这一选择对美国来说已不可行，至少美国不可能单干。伊拉克若能达成政治上的共识，也许还能把这场冲突限制在叙利亚境内，但巴格达政府及其区域盟友的教派意识阻碍了共识的达成。还有一种可能是，国际社会可以对叙利亚和民兵“圣战者”实施武器禁运。然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各自截然不同的目标使得这一选项不可能成立。倘若无法通过共识或武力建立秩序，就只能付出灾难性的非人道代价，让秩序在混乱中产生了。
巴勒斯坦问题与国际秩序
中东各地虽然动荡不安，旨在结束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和平进程始终在推进，有时断断续续，偶尔紧锣密鼓。几十年的阿以冲突造成了一触即发的对峙局面。过去一共爆发了三场常规战争和无数次非常规军事冲突。每一个伊斯兰教“圣战者”团体都把阿以冲突作为号召人们拿起武器的借口。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把以色列的存在和它强大的军事力量视为自己的耻辱。有些人坚持不放弃土地的信念。在他们眼里，与以色列共存好比背弃信仰，而不是对现实的承认。
以色列对安全和认同感的追求、巴勒斯坦人对自治的渴望，以及四周阿拉伯国家政府对符合其历史性宗教诉求的政策的摸索——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没有什么问题能与之相提并论。有关各方都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历程，从拒和开战到犹豫不决地接受共存，基本上停留在停战的基础上，前途未卜。没有哪个国际问题像阿以冲突问题那样让美国如此牵肠挂肚，令美国总统如此殚精竭虑。
阿以冲突牵扯到一系列问题，针对每一个问题都形成了大量文件。在过去几十年时断时续的谈判中，各方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立场。这里只讲其中的一个方面：谈判各方互相冲突的和平秩序概念。
两代阿拉伯人都是怀着以下信念长大的：以色列这个国家非法篡夺了穆斯林的遗产。1947年，阿拉伯国家拒绝了联合国将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划分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人国家的方案，以为自己可以打赢战争，从而得到全部领土。结果，阿拉伯人未能消灭新宣布成立的以色列国。然而，同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后殖民时代冲突的结果不同，这并没有带来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也没有开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开始了一个政治上拒不和解和勉强接受停火的漫长时期。其间，一些激进的团伙试图通过恐怖主义手段迫使以色列屈服。
一些伟大的领导人曾试图超越这场冲突的概念，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基础上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即在组成主权国家的不同人民之间展开谈判，每一国根据对自己国家利益和能力的现实评估行事，而不是根据绝对的宗教信仰行事。1979年，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大胆地着眼于未来、走出冲突，根据埃及的国家利益与以色列媾和。两年后，他遭到埃及军队中宗教极端分子的暗杀，为自己的政治家气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以色列第一个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一项协议的总理拉宾头上。萨达特死后14年，以色列的一名激进学生暗杀了拉宾。
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领土境内，尤其是在加沙地带，宗教极端分子（比如真主党和哈马斯）今天拥有很大的军事和政治实力。他们宣称“圣战”乃是结束通常被谴责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占领”状态的宗教义务。伊朗的阿亚图拉政权经常挑战以色列的生存权。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内贾德呼吁灭掉以色列。
从阿拉伯人的态度中至少可以看出三种观点：为数不多的一些人接受与以色列实现真正的共存并愿意为此而努力，他们目标坚定，但声音微弱；更多人试图通过永久性的对抗消灭以色列；最后一类人愿意与以色列谈判，但把谈判说成是分阶段征服犹太人国家的一种手段，至少他们对本国人民这样讲。
以色列地小人稀（同邻国相比），国土最窄处仅有9.3英里，最宽处也不过60英里左右，所以不大情愿为了将来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的一份文件做出领土上的让步，尤其是在靠近重要人口中心的地区。因此，以色列的谈判立场常常体现为强调法律问题，在理论空泛、偶尔含有琐碎细节的安全和政治保障的含义上做文章。这往往会激化和平进程旨在克服的情绪。
在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问题已不像往日那样紧迫，但依然重要。和平进程的主要参与者把精力和思虑转向了可能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及其区域代理人。这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和平进程：一是诸如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主要大国在塑造和平进程上可以发挥的外交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为未来协议提供担保的能力。巴勒斯坦领导人自己无法保证和平进程的结果，除非这一结果不仅能为其他区域国家政府所容忍，而且还能得到它们的积极支持。截至本书写作时，阿拉伯国家要么陷入内战，要么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纷争冲突以及一个日益强大的伊朗而担忧。尽管如此，它们或迟或早必须面对巴勒斯坦问题，它是构成区域秩序，最终也是世界秩序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些阿拉伯领导人建议仅承认以色列国存在的现实，但不正式承认它在伊斯兰教的中东的合法存在，这样既解决了以色列的安全关切，又照顾到了阿拉伯人的感情，从而能实现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和平。以色列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做出有约束力的保证，和平将包括化为具体行动的某种道义和法律上的承认。以色列因而不满足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还要求正式承认它是一个犹太人国家。大多数阿拉伯人很难正式接受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不仅认可以色列的领土，而且还认可它的宗教。
几个阿拉伯国家宣布，如果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的边界，就愿意与它建立外交关系。这一边界是半个世纪前结束的一场战争的停火线。然而问题的实质是：建立外交关系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行动。如果阿拉伯国家给予以色列外交承认，它们的政府、宣传机构和媒体是否就不再把以色列描绘成这一地区一个非法的、帝国主义的、几乎可以说是罪恶的侵入者？因“阿拉伯之春”备受压力的阿拉伯国家政府是否愿意并能够做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确切承诺，公开赞成并保证一种接受以色列存在的和平？以上因素，而不是给予以色列国的标签，将决定和平的前景。
两种世界秩序观的冲突扎根于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之中。以色列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1947年，以色列正是依照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建国的。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美国，始终是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操盘手和最大的捍卫者。然而，中东地区的核心国家和派别在不同程度上从伊斯兰教意识的角度看待国际秩序。以色列与其邻国的纠纷有其地理和历史根源，涉及水源、资源、特殊的安全安排和难民问题。在其他地区，类似难题一般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是一个在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狭小空间内，以巴双方的两种世界秩序观之间能否共存的问题。由于双方对每一寸土地都看得很重，为争取和谈成功，也许需要探索一下是否能做出某种临时性安排，至少能增加实现切合实际的共存的可能性，在最终达成协议前赋予西岸部分地区主权特征。
为启动以上谈判做出努力的同时，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哲学思考上的演变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互相矛盾的结果。美国与代表中东各种选项的派别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与以色列结盟，和埃及保持关系，与沙特阿拉伯是伙伴关系。当一个区域的主要成员对它们面临的问题采取一致行动时，就会逐渐演变成为区域秩序。然而，在中东地区始终没有达成这种一致。主要当事方在三大问题上意见相左：国内局势的演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未来，以及伊朗用于军事目的的核计划的未来走向。一些目标一致的国家又不便明言。举例来说，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目标大体一致：防止伊朗获得核能力，或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遏制伊朗。然而，两国对合法性的看法——加上沙特阿拉伯十分在意阿拉伯国家的共识——决定了两国无法正式提出这一观点，甚至无法挑明。这就是为什么中东大部分地区仍然十分纠结，既恐惧“圣战”又害怕对付“圣战”的部分根源。
本章讲述的宗教和政治冲突的种种后果，表面看上去像是迥然不同的问题，实际上它们都反映了对政治合法性和国际合法性新含义的深层探求。
沙特阿拉伯
不无历史讽刺的是，中东各国动荡不安期间，西方民主国家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是一个国内体制与它们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的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站在了盟国一边。自从那时以来，沙特阿拉伯在大多数区域安全行动中始终是一个伙伴。这种关系显示了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特殊性，即差异如此之大的社会可以通过正式机制为了共同目标互相合作，而且通常双方都获益匪浅。换一个角度看，这一关系遇到的困难涉及探索当代世界秩序时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一个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既是部落性质的君主制，又是一个伊斯兰教神权政体。自从18世纪以来，抱成一团的两大家族构成了该国统治集团的核心。来自沙特家族的一位君主，统领基于古老的相互忠诚和义务的一个复杂的部落关系网，居于政治体制之首，控制了王国的内政和外交。主要来自谢赫家族的大穆夫提和长老委员会是最高宗教权威。国王试图通过扮演“两大圣寺（麦加和麦地那）监护人”的角色弥合两大权力分支之间的鸿沟。这不禁令人想起担任“护教者”的神圣罗马皇帝。
宗教表达的狂热和纯正深植于沙特阿拉伯的历史中。数百年来，这两大家族曾几次建立或重新统一了沙特王国（18世纪40年代、19世纪20年代以及20世纪初），每一次都承诺根据对伊斯兰教教义最严格的解释，治理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无比神圣的圣地。沙特的军队屡屡四面出击，通过一波波的征服战争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和山川。这与当年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圣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上。宗教上的绝对主义、军事上的出其不意、精明的现代政治谋略，在伊斯兰世界的腹地塑造了这个对于伊斯兰世界命运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王国。
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脱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土耳其统治。当时伊本·沙特再次统一了分布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些封建王国，通过家长制式的效忠和宗教信仰把它们维系在一起。自从那时以来，王室始终面临艰巨的任务。在它的统治下，既有依然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对国王绝对忠诚的部落，也有规模接近——有的地方超过了——西方一些大都市的人口密集的城市，虽然这些城市位于寸草不生的荒漠上，看上去像是海市蜃楼。一个具有半封建性的对等义务意识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在极端保守的政治文化限度内，掌权的王室成员将君主制和一种共识体系结合起来。在此体系下，庞大的王室家族的远亲对决策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普通公民也逐渐获得了参与公共生活的部分权利。
伊斯兰教和尊重传统权威这一纽带，将数百万外籍劳工——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埃及人、巴基斯坦人和也门人——连接到了一起。每年同一时间，几百万穆斯林从世界各地涌到沙特阿拉伯朝觐——前往麦加履行先知穆罕默德生前制定的宗教仪式。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信徒一生中至少要去麦加朝觐一次。这一证明自己信仰的义务使沙特阿拉伯具有独特的宗教重要性，同时每年也给它带来了其他国家没有的接待方面的巨大挑战。与此同时，巨大石油蕴藏量的发现使沙特阿拉伯一跃成为这一地区无人能及的首富。由于这个国家人口稀少，没有自然的陆地边界，一个主要产油区的居民又是政治上若即若离的什叶派少数族裔，骤然致富给该国的安全造成了隐含的威胁。
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深知，四周邻国的贪婪有一天也许会转化为征服的欲望，在革命年代，也可以表现为支持政治或教派骚乱。沙特阿拉伯人目睹了邻国的命运后，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心情矛盾，知道不改革也许会把本国的青年人推向对立面，改革步伐太快又有可能失控，最终危及习惯了保守君主制的这个国家的国内凝聚力。王室试图在自己社会习俗范围内领导社会和经济变革，目的恰恰是为了控制改革的步伐和内容。沙特阿拉伯依照这一策略进行了有限的改革，防止具有潜在爆炸性的社会矛盾越积越多，同时又避免改革步伐过快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
现代沙特阿拉伯自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外交政策的特点就是小心谨慎，他们转弯抹角的说话风格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如果沙特王国奉行锋芒毕露的政策，如果它使自己成为一切争端的焦点，一些比它势力大得多的大国的恳求、威胁和诱劝就会接踵而至，甚至有可能危及国家的独立或凝聚力。沙特阿拉伯当局因此避而远之，从而保全了自己，哪怕危机时期也不例外，包括有时推行影响会波及世界的大胆变革时。沙特阿拉伯在公开场合几乎总是避免出头，与他国保持距离，用含糊不清掩盖自己的脆弱，用避而远之隐藏自己对外来者动机的猜疑。无论对方巧舌如簧还是威胁恐吓，它均不为所动。
即使是在靠资源支撑的对抗中，沙特阿拉伯王国也避免自己冲在前面，例如1973年的石油禁运和1979~1989年在阿富汗的反苏“圣战”。它帮助推动了中东的和平进程，但谈判时退缩在他国后面。沙特阿拉伯王国于是在固定的标杆之间游走：与美国的友谊，对阿拉伯人的忠诚，对伊斯兰教正本清源的诠释，内忧外患的意识。在一个“圣战”、剧烈大动荡和认为美国将从这个地区抽身退出的时代，沙特阿拉伯王国有时不再含糊其词，转而采取更直截了当的做法，明确表达它对什叶派伊朗的恐惧和敌视。
伊斯兰世界的大动荡和一个革命的伊朗的崛起给沙特阿拉伯造成的分裂之深，超过了中东地区任何一个国家。一方面，沙特阿拉伯正式对威斯特伐利亚概念表示效忠，因为这一概念不仅构成了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基地，也是国际社会承认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的依据。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国内又存在着贯穿其历史的宗教纯粹主义势力和威胁到国内凝聚力（1979年，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占领麦加的大清真寺时甚至威胁到了王国的生存）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
1989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心怀不满的子孙之一、参加了阿富汗反苏“圣战”的本·拉登回国，宣布要开始一场新的斗争。本·拉登及其追随者遵照库特布的著述成立了一个先锋队组织（基地组织），通过它进行全面“圣战”。该组织的“近期”目标是沙特政府及其地区伙伴国，“远期”目标是美国。基地组织辱骂美国扶持中东不遵守伊斯兰教教义的国家政府，并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在沙特阿拉伯部署部队玷污了伊斯兰教。29依本·拉登之见，真正的信仰与异教徒世界之间的较量已经开始，而且事关生死存亡。世界上的非正义已经达到了用和平手段无法解决的地步，现在需要采用暗杀和恐怖主义手段，从而让基地组织的远近敌人心寒胆战，丧失抵抗斗志。
基地组织野心勃勃的计划，从袭击美国及其盟国在中东地区和非洲的设施开始。1993年对世贸大厦的袭击显示了该组织的全球野心。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的攻势登峰造极，袭击了世界金融体系枢纽纽约和美国权力的政治枢纽华盛顿。“9·11”事件是迄今为止最致命的一次袭击，短短几分钟内2 977人丧生，遇难者几乎全部是平民，还有数千人在袭击中受伤或身体健康受到极大损害。本·拉登在袭击前宣布了基地组织的目标：将西方及其影响逐出中东，推翻与美国结成伙伴合作关系的国家政府，解散它们的政治体制。30本·拉登嘲弄这些国家是“纸糊的蕞尔小国”，其政治结构是为了西方大国的需要而非法建立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哈里发政权将取而代之，再现公元7世纪时伊斯兰教的辉煌。一场围绕世界秩序的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这场冲突的战场横贯沙特阿拉伯的腹地。2003年基地组织推翻沙特王朝的企图失败后，沙特阿拉伯成为基地组织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伊斯兰教秩序的范围内保障安全的办法，在一段时间内行之有效。然而，沙特王朝犯了一个重大战略错误。从大致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2003年末，它以为可以支持，甚至操纵国外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而不会危及它在国内的统治。2003年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境内爆发的一场基地组织的严重叛乱，暴露了这一战略的致命缺陷。沙特王室抛弃了这一战略，改为由年青一代的一位王子，现任内政部长本·纳伊夫，领导一场严厉打击叛乱的斗争。即便如此，沙特王朝的江山依然不稳。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圣战”浪潮的高涨，沙特阿拉伯在这场斗争中使用的手腕也许会再次受到考验。
沙特阿拉伯采取的对策与它面对的挑战同样复杂。皇室家族认为，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和国家利益系于和西方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以及参与全球经济。然而，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伊斯兰教圣地的保护者，沙特阿拉伯又无法偏离正统的伊斯兰教。为了对付激进的伊斯兰教普世主义，它先声夺人，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体制和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与伊斯兰教中原教旨色彩也许最浓厚的瓦哈比派嫁接的脆弱混合体，并在国际上出钱扶持它，结果有时在本国内造成了自相矛盾。沙特阿拉伯在外交上基本上与美国结盟，宗教信仰上又倡导一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伊斯兰教，与非伊斯兰世界形成了潜在冲突。通过资助在世界各地宣扬严苛的瓦哈比派信条的宗教学校，沙特人不仅履行了自己作为穆斯林的义务，还把它作为一项预防措施。如此一来，鼓吹瓦哈比派信条的人纷纷跑到国外去传教，而不是留在王国境内。这一政策产生的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助长了“圣战”的狂热，最终将对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及其盟友构成威胁。
只要逊尼派国家基本上仍处于军人统治之下，沙特王国奉行的有原则的模糊战略就没有问题。然而基地组织出现后，神职人员执掌政权的伊朗通过一个好战的革命阵营在整个地区内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增大。沙特阿拉伯面对着中东地区两类不同形式的内战：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成员的伊斯兰政权，与认为现代国家和现存的国际秩序机构同《古兰经》势不两立的“圣战者”之间的内战；以及在这一地区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内战。沙特阿拉伯促使他人改变宗教信仰的举动（无论多么无心）起了为这两场内战煽风点火的作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分别被视为对立双方的头领。
这场争夺的背后还有另外两场较量，二者都是对地区秩序的考验。一是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和利比亚可憎的独裁政权，同时在政治上施加压力，实现“改造大中东计划”。二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再起，在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冲突期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局势的发展证明，在以上每一场较量中，都很难生成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平行利益。
沙特阿拉伯把什叶派的伊朗视为一个帝国加宗教现象，在地区领导权、均势和教条理念之争方面感觉受到了伊朗的威胁。在沙特阿拉伯眼中，德黑兰领导的什叶派群岛（从伊朗与阿富汗边界横穿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直抵地中海）实力及影响力日盛，与沙特领导的（由埃及、约旦、海湾国家和阿拉伯半岛组成，同土耳其结成谨慎的伙伴关系）逊尼派秩序针锋相对。
因此美国如何对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不是一个简单的均势考量问题或民主化问题，而必须把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间已经持续千年之久的宗教纷争考虑在内。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小心行事，因为这一地区释放出来的压力会对支撑这一王国和管理伊斯兰教圣地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产生影响。沙特阿拉伯若发生动荡，将对世界经济、伊斯兰世界的未来与世界和平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革命的经验，美国不能假定有一个现成的民主反对派，且它将依据更合西方口味的原则统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圣战”和什叶派“圣战”志在必得的最重要的战利品。沙特阿拉伯的努力，无论多么迂回隐蔽，都对于促进这一地区的建设性演变至关重要。美国必须与它达成共识。
对沙特阿拉伯来说，与伊朗的冲突生死攸关，关系到君主制的存活、国家的合法性乃至伊斯兰教的未来。只要伊朗继续崛起为一个潜在的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了保持均势，就至少必须加强自身的实力地位。鉴于事关重大，仅有口头保证是不够的。取决于伊朗核谈的最终结果，沙特阿拉伯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寻求拥有自己的核能力，作为一项保险政策，要么从一个现有的核大国得到弹头，最好是伊斯兰国家（比如巴基斯坦），要么资助其他某国研制核武器。如果沙特阿拉伯判断美国要从这一地区抽身，它很可能会试图把另一个外部大国拉入地区秩序，也许是中国，或印度，甚至是俄罗斯。21世纪前20年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动荡不安和暴力，因此应当被视为各国内部冲突和宗教之争的映照。争夺焦点，是决定这一地区是否或以何种方式与任何一个更大的世界秩序概念相连。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美国控制结果的能力、手腕和意志，使之既符合自己的利益，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友也认为与各自的安全和原则并行不悖。
国家的衰落？
叙利亚和伊拉克曾是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灯塔，但也许丧失了重构为统一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家的能力。由于两国交战各派别纷纷争取这一地区及外部世界同一教派或族裔的支持，它们之间的冲突威胁到了四周邻国的国内和谐。如果地处阿拉伯世界腹地的数个邻国不能建立合法的统治并始终有效控制本国的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中东做出的领土安排将来日无多。
因此，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周边地区的冲突是一个不祥新趋势的象征：国家分裂为不同部落和教派单元，其中有一些分布在现存边界两边，彼此或你死我活地拼杀，或受到相互竞争的外部派别的操纵，除了实力至上法则（霍布斯也许会称之为自然状态）不遵守任何共同规则。
革命或政权更迭后，只要没有建立一个得到一国大多数人承认的合法新政权，形形色色的派别为了争夺政权，就会继续同自己眼中的对手打下去。一国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长期叛乱，抑或与另一个正在走向解体的国家合并。现存的中央政府可能没有意愿或能力重新恢复对边境地区或真主党、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塔利班等非国家实体的控制。这种现象已经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巴基斯坦出现。
以现有形式存在的一些国家也许无法按照原状存在下去，除非采用美国人视为非法的国家治理或凝聚社会的手段。在有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更自由的国内体制克服以上障碍。但如果一国内的不同派别坚持各自的世界秩序观，或是认为他们之间的争夺关系到自身的存亡，美国呼吁止戈息战、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做法往往要么造成现任政府的瘫痪（例如前伊朗国王时期的伊朗），要么是对牛弹琴（例如塞西将军领导下的埃及政府。它汲取了前任政府被推翻的教训，不再与美国保持历史性的盟友关系，转而选择给予自己更大的行动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在尽量兼顾安全和道义的基础上决策，同时认识到无论在安全上还是道义上，都无法做到十全十美。
在伊拉克，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残暴的萨达姆·侯赛因独裁政权的垮台，带来的不是对民主的追求，而是复仇。不同派别把各自信仰的宗教形式转化为自治单元，为了报复而相互厮杀。利比亚地广人稀，彼此争斗的不同教派和部落除了曾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外，没有共同历史。推翻暴戾的独裁者卡扎菲产生的实际结果，是抹掉了带有国家统治色彩的所有痕迹。不同部落和地区为了确保自治或称雄一方，纷纷通过不受约束的民兵武装自己。的黎波里的临时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它实际控制的地方只限于城市，甚至能否控制城市都还难说。极端团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用卡扎菲弹药库里的武器武装自己后把“圣战”扩大到邻国，尤其是非洲。
各国政府失去对本国全境的管辖之日，也是国际秩序或地区秩序自身开始走向解体之时。31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有些空白，标志着这些地区无法无天。一个国家崩溃后，其领土也许会成为恐怖主义、武器供应或挑动邻国教派不和的基地。现在，不受任何政府管辖或处于“圣战”的地区贯穿整个伊斯兰世界，波及利比亚、埃及、也门、加沙地区、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马里、苏丹和索马里。若是也把中非地区的麻烦考虑在内——持续了长达一代人之久的刚果内战把四周邻国卷入其中——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的冲突也有可能同样扩散到他国，世界版图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已濒于从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滑落的边缘。
在这一真空投下的阴影中，中东陷入了一场类似欧洲前威斯特伐利亚宗教战争的对抗，但规模超过了后者。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螺旋式升级，政治、教派、部族、领土、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国家利益争端纷纷浮现。用来追求地缘政治目标的宗教被“武器化”，平民因为自己所属的教派遭到屠杀。有能力维持自己权威的国家以生存需要为借口，认为自己权大无边。解体的国家成为周围大国争夺之地，其积聚实力的方式往往完全无视人类的福祉和尊严。
目前仍在进行的冲突既是宗教性的，也是地缘政治性的。由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某种程度上还有埃及和土耳其组成的逊尼派集团，与一个由什叶派伊朗领导的集团对峙。后者支持阿萨德控制的叙利亚部分、马利基控制的伊拉克中部和南部，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逊尼派阵营分别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支持反抗阿萨德和马利基的起义。企图主宰这一地区的伊朗则动用意识形态上与德黑兰一致的非国家成员，破坏它在这一地区的竞争对手的国内合法性。
冲突各方均寻求外部势力的支持，尤其是俄罗斯和美国的支持。这反过来也塑造了双方的关系。俄罗斯的目标基本上是战略性的，至少防止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团体蔓延到本国穆斯林人口所在的地区。俄罗斯的全球目标是加强它相对于美国的地位（从而扭转本章前面提到的1973年那场战争的结果）。美国左右为难：一方面，从道义立场出发谴责阿萨德，这没有错；另一方面，反对阿萨德的最大一股势力又是美国战略上需要反对的基地组织和更极端的团体。无论俄罗斯还是美国，在彼此合作还是互相斗法问题上都难下决心。不过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有可能打破目前的暧昧，推动双方转而采取冷战立场。伊拉克成了多个阵营角逐的战场——历史上曾数次上演过这一幕——这一次是在伊朗、西方和形形色色的复仇主义的逊尼派别之间。剧本没换，只是换了一批演员。
美国尝到了苦头，再加上当地条件几乎不允许多元化的存在，人们可能倾向于对动荡局势采取任其发展的态度，待继承国出现后再与之打交道。但几个潜在的继承国已经公开宣布，美国和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是它们的头号敌人。
在一个自杀式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时代，必须把滑向泛地区教派冲突的现象视为对世界稳定的威胁。所有负责任的大国，都需要根据某种可以接受的地区秩序的定义携手应对。如果无法建立秩序，大片地区就有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世界等待美国和其他具有全球眼光的国家提炼出一个新的地区秩序。
[1] 作者完全无意诠释各种学说和教派信奉的核心真理，他们对自己真理的热情追求正在重塑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在很多国家占大多数，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做出的诠释不像这里引用的诠释那么富于对抗性，而是更加多元化。然而此处引用的观点现在对很多重要的中东国家和几乎所有的非国家组织的未来走向，产生了重大的而且常常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些观点表达了对一个不同的世界秩序的追求。根据其定义，这一秩序优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自由国际主义的价值，而且与后者格格不入。为了了解这些观点，本书不可避免地要引用争论双方使用的宗教用语。
第三章 伊斯兰主义和中东：世界乱局
中东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这块不毛之地上先后涌现出高举普世理想旗帜的征服者和先知。在它似乎绵延无尽的地平线上，一个个帝国崛起又覆亡，一个个专制君主声称自己是一切权力的化身，之后又如海市蜃楼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块土地上，不同历史时期存在过形形色色的国家秩序或国际秩序，随后又一个个被推翻。
中东地区不断有人呼吁，要为了一个普世愿景推翻区域和世界秩序。世界对此已习以为常。带有预言性的绝对观点层出不穷，始终是这一地区的特征。中东一方面沉浸在对昔日辉煌的梦想中，另一方面又无力就国家秩序或国际合法性的共同原则达成共识。就组织区域秩序和确保这一秩序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行不悖而言，没有哪个地区比中东面临的国际秩序挑战更复杂。
在当今时代，中东似乎注定要重温昔日的所有经历——帝国、“圣战”、外国统治、互相厮杀的教派战争——方能最终选定（如果能做到的话）一个国际秩序概念。在此之前，中东仍会在加入或对抗国际社会之间挣扎摇摆。
伊斯兰世界秩序
中东和北非早期格局的形成源自一系列帝国。每一个帝国都自视为文明生活的中心，每一个帝国都围绕着有利于统一的地理特征崛起，随后向周边地区扩张。公元前3000年，埃及沿尼罗河将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苏丹。与此同时，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和巴比伦等帝国巩固了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人民的统治。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在伊朗高原崛起，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统治体系。这一体系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目的地试图将迥异的非洲、亚洲和欧洲社会，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有组织的国际社会中”，统治者自称“万王之王”。1
公元6世纪末，两大帝国控制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一个是定都在君士坦丁堡、信奉基督教（希腊东正教）的拜占庭（或东罗马）帝国，另一个是首都位于今天巴格达附近的泰西封、信奉琐罗亚斯德教（亦称拜火教）的萨珊波斯帝国。两个帝国之间不时发生的冲突持续了几百年。公元602年，两个帝国刚遭受了一场严重瘟疫后不久，波斯入侵拜占庭领土，从而引发了一场为时25年的战争。这对两个帝国尚存的实力都是一个考验。拜占庭胜出后，疲惫的双方因无力再战，实现了政治家未能实现的和平。这还为伊斯兰教的最终胜利打通了道路。因为在阿拉伯世界西部一片任何帝国鞭长莫及的荒芜沙漠上，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在一个新世界秩序观的激励下，正在积蓄力量。
世界史上很少有哪个事件像伊斯兰教的早期传播那么富于戏剧性。根据伊斯兰教传统的说法，穆罕默德诞生于公元570年，40岁时受到启示，此后的大约23年中继续不断地接到启示。这些启示后来被缀辑成《古兰经》。正当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两败俱伤时，穆罕默德及其信徒组建了一个社群组织，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然后着手用以他收到的启示为内容的宗教，取代这一地区当时的流行信仰，主要是犹太教、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
前所未有的一波扩张，使伊斯兰教的崛起成为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此后的100年间，阿拉伯人的大军把这一新的宗教先后带到了非洲的大西洋沿岸、西班牙大部地区、法国中部，东至印度北部。此后的几百年间，中亚地区和俄国、中国部分地区以及东印度群岛的大部分地区也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以上所有地区，伴随商人或征服者而来的伊斯兰教奠定了其宗教统治地位。
区区几个阿拉伯联盟居然能激发起一场运动，打败曾经主宰这一地区长达数百年的一些庞大帝国。倒退几十年，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2不可阻挡的帝国势头和吞噬一切的狂热究竟如何被悄然捏合到了一起？邻近社会当时的记载，并没有把阿拉伯半岛视为一支帝国力量。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人一直在沙漠及周边的富饶地区过着半游牧部落式的田园生活。直到此时，他们虽然与罗马帝国有过几次短暂的交锋，但从未建立过恢宏的大国或帝国。阿拉伯人的历史记忆都只是体现在代代相传的口述史诗中。在希腊人、罗马人和波斯人的记忆中，阿拉伯人主要是不时袭击商道的草寇，并且已经开始定居。希腊人、罗马人和波斯人会做出临时性的安排，收买某个阿拉伯部落的忠诚，再委派它为帝国戍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帝国已经把阿拉伯人纳入了自己的世界秩序。
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这一世界被彻底颠覆。伊斯兰教不同于有史以来的任何其他社会，它具有扩张性，在某些方面追求极端的平等主义。它规定每日频频祷告，把信仰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强调宗教和政治权力的一体性，从而把伊斯兰教的扩张从一项帝国的事业变成了一项神圣的义务。不断扩张的穆斯林每遇到一国人民，都给予他们同样的选择：要么皈依伊斯兰教并接受保护国地位，要么被征服。公元7世纪一次重大战役前夕，一位阿拉伯穆斯林使节被派去与遭到围困的波斯帝国谈判。正如他所宣示的那样：“如果你们接受伊斯兰教，我们不会打扰你们。如果你们同意付人口税，我们会在你们需要时保护你们。否则，我们就要兵戎相见。”3他们之所以敢发出这样的威胁，是因为有强大的阿拉伯骑兵做后盾，这些骑兵宗教信念坚定，军事技能过硬，对被征服土地上的奢华嗤之以鼻。这些社会目睹了伊斯兰教的活力和成就，深恐自己会亡国灭种，于是选择了皈依新的宗教并接受其教义。
伊斯兰教在三个大陆上的迅速蔓延，让人们更加相信它负有神圣使命。4在坚信自己的扩展必将实现统一并给全人类带来和平信念的驱动下，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被伊斯兰教征服的地区或受伊斯兰教控制并进贡的非穆斯林居住地区，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即“伊斯兰之家”，意为“和平之地”，由哈里发统治。哈里发按照正统继位程序继承先知行使过的世俗政治权力。“伊斯兰之家”以外的地区是“征伐之地”。伊斯兰教的使命是把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世界秩序，从而实现世界和平：
从理论上讲，“伊斯兰之家”与“征伐之地”处于交战状态，因为伊斯兰教的终极目标是统治全世界。如果伊斯兰教削弱了征伐之地，“伊斯兰世界的和平”公共秩序就会取代一切，非伊斯兰社会要么成为伊斯兰社会的一部分，要么作为被允许存在的宗教社会，或与伊斯兰社会签有条约的自治实体臣服于它的权威。5
实现这一普世体系的战略被命名为“圣战”，即所有信徒有义务通过斗争传播自己的信仰。“圣战”包含了战争之意，但又不仅仅是一项军事战略。这个词还意味着使用其他手段全力救赎他人并传播伊斯兰教的教义，比如通过信仰追求或建功立业来弘扬伊斯兰教。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强调的重点因时因地有很大的差异。信徒可以用“他的一颗心，他的舌头，他的一双手抑或利剑”投身“圣战”。6
早期的伊斯兰国家向其周边传播教义。它曾一度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统治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社会，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潜在的威胁。自从那时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伊斯兰与非伊斯兰社会之间的交往历经沧桑，既有和谐共处的时期，也有势不两立的时候。贸易往来把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双方也常常为了共同的重大目标携手合作，在外交上结盟。然而二元世界秩序概念仍然是伊朗的官方理论并载入其宪法，也是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少数族裔武装组织的战斗口号，和世界各地几个活跃的恐怖主义团伙——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以下简称“伊斯兰国”）——信奉的意识形态。
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也有过武力讨伐他人的时候，有时以同样的狂热、采用相似的征服手法和逼迫他人皈依的做法倡导自己的世界使命。（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以类似的必欲征服世界的精神，灭掉了中美洲和南美洲几个古老的文明。）7两者的区别在于，在西方世界，征服精神已经褪去，或是化为不像宗教动机那么绝对（或不那么持久）的世俗概念形式。久而久之，基督教变成了一种哲学和历史概念，而不是战略或国际秩序的运作方针。推动这一转变过程的一个因素是，基督教世界首先在“哪些事情归恺撒管”和“哪些事情归上帝管”之间做了区分，促成了在一个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逐步向多元的世俗外交政策的演变，如前两章所述。这一过程还受到了偶发事件的推动，包括当代一些试图取代宗教狂热的事业，它们提出的观念缺乏吸引力，例如鼓吹世界革命的苏联社会主义，或是基于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
伊斯兰世界内的演变更为复杂。历史上，人们一度对各种实践终将汇流抱有希望。直到20世纪20年代，奥斯曼帝国仍然坚持把先知穆罕默德直系后嗣继承政治权力作为中东的一个政治现实。奥斯曼帝国覆亡后，主要的伊斯兰大国分裂为两派。一派寻求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基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性的新国际秩序，既笃信自己的宗教信仰，又把宗教信仰与外交政策问题分开。另一派依据对传统的伊斯兰世界秩序概念的严格解释，认为自己正置身于一场继承世界权力的斗争之中。
过去90年里，每一派观点的倡导者中都涌现出过那个时代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既有那个世纪的一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也有令人敬畏的虔诚的真主权力绝对论者。两派之间的较量仍然不分胜负。在有些中东国家，信奉基于国家的世界秩序的人与信奉基于信仰的世界秩序的人生活在一起，虽然双方不时会产生摩擦。对试图强行把伊斯兰教信条作为个人生活、政治生活和国际生活的最高裁判的众多信徒来说，尤其是在伊斯兰主义卷土重来时期，伊斯兰世界与外部世界仍然不可避免地处于对抗状态。
在早期伊斯兰体系中，是允许与非伊斯兰社会缔结互不侵扰条约的。从传统法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条约是一种务实的做法——伊斯兰教一方可以借此保护自己不受威胁，同时积蓄力量，加强内部团结。早期的伊斯兰国家曾与它最终灭掉的敌人止戈息战。根据这一先例，互不侵扰条约有具体的时限，最长不超过10年，并且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时限。本着这一精神，在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前几个世纪，“伊斯兰教的法律条文规定，一项条约不能一成不变。一俟穆斯林有能力与之作战，条约必须立即作废”8。
这类条约并不意味着将建立一种伊斯兰国家与其他非伊斯兰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永久性体系。“‘征伐之地’的居民被视为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因为他们不具备法律能力在平等和对等的基础上与伊斯兰教互动，原因是他们没有接受伊斯兰教的伦理和法律标准。”9根据这一观点，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国内准则是神授的，而非伊斯兰政治实体是非法的，伊斯兰国家永远不可能把它们视作真正的平等对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取决于打造和扩大一个单一伊斯兰实体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争斗各方之间的均势。
根据这种理想化的世界观，伊斯兰教治下的和平与正义只有一个扩展方向，而且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10曾经被纳入“伊斯兰之家”，之后又丧失的土地永远不能放弃，否则就等于背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仰。历史记载中从来没有哪个政治事业像伊斯兰教一样如此执着地扩张。随着时间的流逝，伊斯兰教扩张时期所及之地的部分地区后来摆脱了穆斯林的政治控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半岛（如今成了由穆斯林和东正教徒的一些飞地拼缀而成的一幅混杂版图）、希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色列、印度、俄罗斯南部和中国西部的部分地区。但在伊斯兰教第一波扩张中被并入的地区，当地绝大多数人至今仍然是穆斯林。
有史以来没有哪一个社会的实力、哪一位领袖的韧性、哪一种信仰的活力能够永久地统治天下。事实证明，天下归一对任何征服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包括伊斯兰教。早期伊斯兰帝国在扩张过程中逐渐分解为多个权力中心。穆罕默德去世后发生的继任人危机，导致伊斯兰教分裂成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这是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根本分歧。在任何一个新的政治事业中，继承问题都不无风险。如果创始人还被视为“最后的先知”、真主的最后使者，这场论争就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还具有神学意义。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一个由部落长老组成的委员会推选穆罕默德的岳父阿布·伯克尔作为继任者，也就是哈里发，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以维持羽翼未丰的伊斯兰社会的和谐和共识。而少数人认为，当初就不该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表决就意味着可能会因为人为错误而导致错误的结果。权力本应该自动传给与先知血缘关系最近的人，即他的堂弟阿里。阿里是很早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一位重要人物，而且作战英勇。据说穆罕默德亲自挑选了他。
这两派最终形成了伊斯兰教的两大分支。11阿布·伯克尔的支持者和他之后的几位后继人认为，穆罕默德与真主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是终极的。哈里发的首要任务是传承穆罕默德收到的启示和他的教诲。这批人成为逊尼派，意思是“传统与大众派”。另一派是阿里派，即阿里什叶派（或什叶派）。他们认为，对新的伊斯兰社会的统治也是一项带有秘传意味的宗教使命。他们认为，先知和阿里是伊斯兰教隐义的“受托人”。穆斯林只有在先知和阿里的有宗教灵性的直系后裔的指引下，方能与穆罕默德接到的启示建立正确的关系。日后阿里作为第四任哈里发执掌政权，但在一场叛乱中被暴徒杀死。逊尼派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伊斯兰世界的秩序，所以支持了平定局势的一派。什叶派斥责新的执政者非法篡权，颂扬死于抵抗中的殉道者。两派所持的这些观点后来延续了数百年之久。
地缘政治上的角逐进一步加深了教义上的分歧。随着岁月的流逝，分别出现了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和莫卧儿势力范围，每个势力范围理论上都遵守同样的伊斯兰全球秩序，但其所作所为越来越像是相互争夺的王朝，各自有不同的利益，各自诠释自己的信仰。有些时期，包括印度莫卧儿时代的大部分时期，对自己信仰的诠释包含了一定的世界眼光，甚至可以说带有调和思想的观点，强调对其他宗教持宽容的态度，重务实的外交政策而轻教派之争。当一些逊尼派大国敦请同属逊尼派的印度莫卧儿帝国加入针对什叶派的伊朗的“圣战”时，莫卧儿借口与伊朗一贯友好和没有交战理由婉拒了。
欧洲击退了第一波穆斯林扩张后，志在征服世界的伊斯兰教的势头最终被遏制。公元732年的普瓦捷战役和图尔战役，挡住了此前阿拉伯和北非穆斯林所向披靡的军队。在400年的岁月里，拜占庭对小亚细亚和东欧的防御构成了一道防线。在这道防线后面，西方开始提出自己的后罗马帝国世界秩序概念。伴随拜占庭人暂时重返中东，西方概念也被带入伊斯兰教统治下的地区。1099年，东征的“十字军”——基督教骑士对公元7世纪皈依伊斯兰教的历史圣地发动攻击——攻陷耶路撒冷城，在当地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延续了大约200年。1492年，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陷落，基督教徒收复了西班牙全境，把伊斯兰教的西部边界推回到北非。
13世纪，建立世界秩序的梦想再次浮现。征服者奥斯曼的追随者、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帝国，将自己的阿纳托利亚小国扩张成为一个有可能挑战，甚至最终取代残存的拜占庭帝国的令人生畏的大国。土耳其人开始建立一个继承前几个世纪辉煌的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新帝国。他们自称是统一的伊斯兰世界的领袖，通过所谓的“圣战”向四面八方扩张。巴尔干首当其冲。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了扼地缘战略要冲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接下来他们挥师南征西伐，先后攻占了阿拉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北非、东欧和高加索，成为东地中海沿岸最强大的国家。如同早期的伊斯兰帝国一样，奥斯曼人认为自己负有“维护世界秩序”的世界性的政治使命。历任王朝的苏丹自称“安拉在俗世的影子”，是“保护世界的天下之主”。12
和500年前的伊斯兰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向西扩张时与西欧国家相遇。多极的欧洲体系与奥斯曼的单一世界帝国概念的差异，使双方的交往非常复杂。奥斯曼人既不承认欧洲国家是合法的，也不肯平等对待它们。这不仅仅是伊斯兰教义问题，还反映了对双方实力对比的现实做出的判断，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疆土比西欧所有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而且过去几十年里军事上也强于西方国家有可能结成的任何同盟。
奥斯曼的官方公文给予欧洲王室的礼遇，比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苏丹低一级，相当于苏丹之下的维齐尔或首辅大臣。13获奥斯曼人允许在君士坦丁堡常驻的欧洲使节被视为祈求者。与这些使节谈判缔结的协定不是什么双边条约，而是一位慷慨大度的苏丹赐予的特权，可以随意收回。
奥斯曼人在达到军事能力极限后，双方出于战术需要偶尔也会结盟。战略和商业利益有时会绕过宗教信条。
1526年，法国认为自己两面受敌，南边是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东边是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于是向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一世提议结成军事联盟。100年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出于同样的战略考虑，在“三十年战争”中站到了新教事业一边。奥斯曼欲实现在东欧的野心，苏莱曼一世一直把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看作头号障碍，于是接受了法国的提议，但毫不掩饰地把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当作次要合作者。苏莱曼不同意结盟——因为这会暗示双方在道义上是平等的——而是以居高临下的方式给予弗朗西斯支持：
我，万王之王，地球上所有君主的皇冠授予者，人世间真主之影，白海和黑海、鲁米利亚、安纳托利亚和噶勒莽明尼亚……的苏丹和君主……致函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
汝致函众国君主的避风港、我的帝国政府，请求援救你们……那就鼓起勇气吧！切不可丧失斗志！我们光荣的先驱和遐迩闻名的祖先（愿真主给他们的墓地带来光辉！）为了战胜敌人、征服他们的土地，长年累月金戈铁马，征战沙场。我们自己踏着先人的脚印攻克了一个个坚固的城堡，征服了一片片土地。我们昼夜马不解鞍，剑不离身。14
一种军事合作关系由此而生，包括奥斯曼帝国和法国的海军联手对抗西班牙和意大利半岛。哈布斯堡王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撇开奥斯曼人，与波斯什叶派的萨非王朝结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地缘政治的需要盖过了意识形态。
奥斯曼帝国：欧洲病夫
奥斯曼帝国再次对欧洲秩序发起进攻，1683年兵临维也纳。围困维也纳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扩张的顶峰。同年，（萨伏依的）欧根亲王统帅的一支欧洲大军解除了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围困。
从18世纪末一直到整个19世纪，欧洲诸国开始转守为攻。由于宫廷内部的正统教派抵制近代化，奥斯曼帝国逐渐走向僵化。俄国从北部挤压奥斯曼帝国，一直扩张到黑海并进入高加索。俄国和奥地利分别从东西两面进入巴尔干半岛，法国和英国则争夺奥斯曼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埃及。19世纪，埃及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
西方强权把风雨飘摇的奥斯曼帝国视为“欧洲病夫”15。它在巴尔干半岛和中东的庞大领土，包括与西方有历史渊源的人数众多的基督教社会，成了“东方问题”。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主要大国试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同时又避免打破欧洲的均势。奥斯曼人则巧妙周旋，竭力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为自己争取最大的行动自由。
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一个临时成员加入欧洲均势，但这个日益衰微的大国并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它是建立欧洲均势时需要考虑的“一个砝码”，但不是构建这一体系的一个完全的伙伴。英国利用奥斯曼帝国挡住了俄国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扩张之路，奥匈帝国在处理巴尔干问题上先后与俄国和奥斯曼人结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方都不再像过去那样小心行事。与德国结盟的奥斯曼人从两个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伊斯兰教体系——中找出理由为自己的参战辩护。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指责俄国“违犯国际法对它无端发起攻击”，侵犯了帝国的“武装中立”，发誓要“拿起武器捍卫我们的合法利益”（完全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交战理由）。与此同时，奥斯曼负责宗教事务的最高官员宣布要打一场“圣战”，指责俄国、法国和英国“为了消灭伊斯兰教而加兵于哈里发帝国”，并称“所有国家的伊斯兰教徒”（包括仍处于英法或俄国统治之下的伊斯兰教徒）有宗教义务“倾其所有投入圣战”，要么就会面对“安拉的震怒”。16
“圣战”有时会激励已经很强大的一方更加拼命。但每当“圣战”无视战略或政治现实时，必以失败告终。推动那个时代前进的动力是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利益，不是全球“圣战”。大英帝国内的穆斯林对“圣战”指令不予理睬。英属印度的主要穆斯林领袖关注的是往往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立运动，并与信奉印度教的本国同胞携起手来。在阿拉伯半岛，反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梦想被唤醒。德国曾期盼在战争中得到泛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到头来这一期望化为泡影。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种强行施加的机制将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纳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伊斯兰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与残存的奥斯曼帝国签署的《色佛尔条约》再次使中东成为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大杂烩——一个此前其政治词汇中没有的概念。一些国家，例如埃及和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历史上曾经是帝国或文化实体。其他国家最初由英国或法国“托管”。所谓“托管”既是殖民主义者用的遁词，也指殖民者颐指气使地把这些地方定性为需要监护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1916年的《塞克斯－皮科协定》（以英法两国的谈判人命名）实际上把中东划分为英法两国各自的势力范围。国际联盟批准的托管制度将这一划分付诸实施：叙利亚和黎划巴嫩给了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即日后的伊拉克）划归英国的势力范围。巴勒斯坦和外约旦成了英国的“巴勒斯坦托管区”。托管面积从地中海沿岸一直延伸到伊拉克。以上每一个实体内都存在不同教派和族裔，其中有些教派和族裔世代结仇。托管国于是利用这些矛盾，将其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也为日后的争端和内战埋下了祸根。
针对发展迅速的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事业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但战后日益壮大），英国政府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英国外交大臣写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封信）中宣布，它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家园”，同时又保证说，“不言而喻，不会损害当地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17由于英国似乎还把同一块土地许诺给了麦加的沙里夫，以上文字的含义更加模糊不清。
以上权力格局的重新组合引发了巨大的动荡。1924年，刚刚宣告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奉行民族主义的世俗领导人，废除了泛伊斯兰统一的主要体制哈里发帝国，宣布建立一个世俗国家。此后，伊斯兰世界在胜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已无法实现的“伊斯兰之家”概念之间进退维谷。缺乏经验的中东各群体于是着手在几乎没有任何历史渊源的边界内把自己打造为现代国家。
在阿拉伯历史上，欧洲式的世俗国家的出现前所未有。阿拉伯人马上接受了主权和国家的概念，并将其为自己所用。阿拉伯富商和政治权贵开始遵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框架和全球经济体的规则。他们要求自己国家的人民有权作为平等成员参与这一体系和经济体。他们争取的目标是现有的政治单元，甚至刚建立不久的政治单元，享有真正的独立，而不是推翻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世俗化的潮流日益强劲，但最终未能像欧洲那样产生一个多元化的秩序。
这时出现了两种互相对立的趋势。18“泛阿拉伯主义者”接受一个基于国家的体系的基本概念，但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只有单一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认同。“政治化的伊斯兰教”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坚持把共同的宗教作为实现现代阿拉伯认同的最佳途径。伊斯兰教主义者——人们对“穆斯林兄弟会”一词如今已耳熟能详——往往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中产阶级。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伊斯兰主义是加入战后时代的一种方式，而无须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既可以实现现代化，又无须西方化。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大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们为中东构建的区域秩序。此后欧洲大国再也无力控制当地日益躁动不安的人民。美国成为中东以外影响力最大的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军人推翻了本国的封建君主制政府，建立了世俗政权。
军人统治者通常来自此前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以外的群体。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他们诉诸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非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开始在这一地区扎根。1954~1970年，埃及富有魅力的民粹主义领袖纳赛尔及其继任者萨达特均来自外省。伊拉克的萨达姆同样出身寒微，但他采用了更极端的世俗军事统治方式，从70年代初（先是作为事实上的强人，1979年后在总统位置上）一直到2003年，依靠恐吓和残忍手段维系其统治。萨达姆摆出一副好战的架势，想借此对这一地区形成震慑。萨达姆和他的意识形态盟友、叙利亚狡黠冷酷的阿萨德，均假借支持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之名，把自己所属的少数教派置于人数众多的多数教派之上。（不无讽刺的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情况恰好相反。在伊拉克，逊尼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而在叙利亚，什叶派内的一个分支阿拉维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逊尼派。）共同的民族命运感，逐渐取代了伊斯兰教的愿景。
然而，伊斯兰教的遗产很快再次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各伊斯兰教党派抨击世俗统治者骄奢淫逸，治国无术，并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提出，需要有一个受到神启的政权，鼓吹建立一个取代现有国家的泛伊斯兰神权政体。在他们眼里，西方和苏联一样邪恶。很多人还从事机会主义的恐怖主义活动，借此支持自己的理想。军人统治者对此严加打压，镇压种种伊斯兰教政治运动，指控它们破坏现代化和国家统一。
在今天看来，那个时代当然并不理想。中东各国的军人政权、君主制政权或其他专制政府把异议视为煽动叛乱，公民社会和多元文化几乎没有发展空间。该地区直到21世纪都没有走出这一缺陷的阴影。尽管如此，在专制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下，中东还是逐渐形成了与当代国际秩序暂时的和解关系。一些更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例如纳赛尔和萨达姆·侯赛因，试图通过武力或大肆鼓吹阿拉伯统一扩张本国的疆土。1958~1961年埃及和叙利亚建立的短命邦联就反映了这种企图。最终他们以失败告终，因为阿拉伯各国紧紧抓住自己继承的遗产不放，拒绝融入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统一体中。结果，军人政权奉行政策的最终依据，是国家以及基本上限于本国边界内的民族主义。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他们试图利用冷战期间大国之间的争夺，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70年代初，他们一直利用苏联来向美国施压。苏联成了民族主义的阿拉伯国家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和外交上的支持者，阿拉伯国家则基本上支持苏联的各项国际目标。军人专制者声称忠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赞扬苏联的经济模式。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依然属于传统的家长制模式，以技术官僚经营的单一型经济为主。压倒一切的考虑是这些政权眼中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政治或宗教意识形态。
总体来说，冷战时期，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沿袭了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式均势的模式。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一般支持苏联的政策，听从苏联的指挥。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朗和摩洛哥与美国交好，并依赖美国保障其安全。以上各国，除了沙特阿拉伯外，均属于世俗国家，虽然其中几个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源自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君主体制，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国家利益施展治国方略。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哪些国家认为与哪一个超级大国结盟符合本国的利益。
1973~1974年，这一联盟发生了变化。埃及总统萨达特确信苏联只能提供武器，但无力帮助埃及通过外交努力收复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攻占了该半岛），于是改换门庭。此后埃及成了事实上的美国盟友，国防上改为依赖美国武器，而不是苏联武器。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与冷战两个阵营保持等同距离。苏联在这一地区的作用被严重削弱。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承认的犹太人家园，以色列的崛起促成了分裂的阿拉伯人团结一致。阿拉伯人对这一前景的抵制先后导致了四次中东战争，分别发生于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每一次都败给了装备精良的以色列。
萨达特基于国家利益掉头转向反苏轨道，开启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最终埃及与以色列签订了两项脱离接触协议，1979年又与以色列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埃及为此被驱逐出阿拉伯联盟，萨达特受到咒骂，最终遭到暗杀。然而，也愿意与犹太人国家实现和解的其他人效仿了他的勇敢举动。1974年，叙利亚和以色列缔结了一项脱离接触协议，划定并维护两国间的军事分界线。这一协议维持了40年，其间历经战乱和恐怖主义，包括叙利亚内战带来的混乱。约旦和以色列相互克制，最终也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在国际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专制政权继续倚重苏联，但根据具体情况保留了支持其他政策的选择自由。到了70年代末，中东地区的种种危机与19世纪巴尔干的危机越来越相似。一些二流国家为了实现本国目标，在相互争夺的主要大国之间投机取巧。
然而，外交上倒向美国，最终没有解决民族主义的军人专制政权面临的难题。与苏联结盟未能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与美国结盟未能化解社会问题的挑战。这些专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殖民主义，实现了独立，而且能够游走于冷战的两大权力中心之间。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缓慢，经济成果的分配又太悬殊，无法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石油几乎成了国家收入的唯一来源，加之不利于创新和多样化的经济文化，以上状况雪上加霜。尤其是冷战的猝然结束削弱了这些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它们没有学会如何在没有外敌或国际危机的情况下调动本国人民的积极性，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再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而越来越认为国家有义务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因此，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不得不应对国内日益高涨的不满浪潮，这些不满旨在挑战他们的合法性。极端团体信誓旦旦地要用一个基于宗教的中东秩序取代现存的中东体系。他们的体系反映了对待世界秩序的两种不同的普适性的做法。一种是逊尼派做法，以1928年成立且在这一地区枝繁叶茂的穆斯林兄弟会、2007年在加沙地带上台执政的哈马斯极端主义运动和基地全球恐怖组织为代表。另一种是什叶派做法，以霍梅尼的革命和由此派生出的黎巴嫩“国中之国”真主党为代表。两派之间打得你死我活，但在推翻现存的区域秩序、重建一个受到上天启示的体系的目标上完全一致。
伊斯兰主义：革命潮流——两种哲学诠释[1]
1947年春，埃及的一位钟表匠、小学教师，博览群书、自学成才的宗教活跃分子哈桑·班纳给埃及国王法鲁克上书，题为“走向光明”。他在陈情书中批评埃及的体制，提出用伊斯兰教义取代世俗的民族国家体制。哈桑·班纳温和而全面地阐述了埃及穆斯林兄弟协会（通称“穆斯林兄弟会”，1928年，为了同他眼中的外国不良影响和世俗生活方式做斗争，哈桑·班纳创建了这个组织）提倡的原则和诉求。
哈桑·班纳的兄弟会早期是对英国人霸占埃及苏伊士运河区不满的虔诚穆斯林非正式集会的场所，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从事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全国性组织，拥有成千上万的会员，基层机构遍及埃及所有城市，同时还拥有一个颇有影响的宣传网，负责传播哈桑·班纳对时局发表的评论。19 1937~1939年，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区的阿拉伯人发动了反英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起义，最终失败。穆斯林兄弟会因支持了这次起义，在该地区的声望大增，同时也吸引了埃及当局的注意。
哈桑·班纳在埃及被禁止直接参政，却是埃及最具影响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想给埃及君主公开上书，宣扬穆斯林兄弟会的愿景。对埃及和中东地区陷于外国统治以及中东内部的道德沦落，哈桑·班纳痛心疾首，他宣布，变革的时候到了。
哈桑·班纳称，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曾因其杰出的科技成就光彩照人……但今天已经破产并走向衰落。它的根基开始动摇，它的种种机制和指导原则已成流水落花”20。西方大国已经丧失了对自己世界秩序的掌控。“它们召开的会议均以失败告终，它们的条约遭到违反，它们的公约被撕成碎片。”用来维护和平的国联是“一个幻影”。哈桑·班纳尽管没有明言，但他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世界秩序既失去了合法性，也失去了权力。他断言，创建一个基于伊斯兰教的新世界秩序的时机已经来临。班纳称：“伊斯兰道路前人走过，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一个社会坚定地沿着“全面彻底”光复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并建立《古兰经》描述的社会秩序的道路走下去，“整个伊斯兰世界”，换言之，就是全世界的穆斯林，“都会支持我们”，“阿拉伯人的统一”乃至最终“伊斯兰教的统一”就会实现。
一个光复后的伊斯兰世界秩序，与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现代国际体系，将会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哈桑·班纳认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应该忠于相互交汇的多个层次，位于顶峰的是一统的伊斯兰教体系，其权威最终将覆盖全世界。哈桑·班纳心目中的家园首先是一个“具体国家”，“然后延伸到其他伊斯兰国家，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祖国，都是穆斯林的栖身之地”。之后再依照虔诚的祖先建立的模式建立一个“伊斯兰帝国”，因为“真主会问每一个穆斯林”他为“光复伊斯兰世界秩序”做了什么。最后一个层次是全球性的。“穆斯林的祖国将延伸到全世界。难道你们没有听到安拉（神圣和全能的!）的话，“与他们战斗到底，直到永远不再受到迫害，直到安拉是唯一的信仰”21？
只要有可能，这场斗争将采取渐进的、和平的方式。22早期的穆斯林兄弟会告诫说，应该“保护”非穆斯林，要“温和”“平等”地对待他们，只要他们不反对这场运动，并表示自己应有的敬意。“对外国人应该抱有同情心并与之和平相处，只要他们品行端正，待人以诚。”因此，认为“在现代生活中建立伊斯兰体制会造成我们与西方国家交恶”的说法“纯属呓语”。
哈桑·班纳提倡温和，有多大成分是为了在一个仍然由西方大国主宰的世界中获得支持的策略手段？宣扬“圣战”的言辞，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在传统的伊斯兰地区赢得支持？1949年，班纳遭到暗杀，再也没有机会详尽解释如何解决他改造世界的革命宏愿，与他倡导的宽容和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原则之间的矛盾。
以上模棱两可之处在哈桑·班纳的著述中始终没有得到澄清，但此后的很多伊斯兰教思想家和伊斯兰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主张彻底拒绝多元化和世俗的国际秩序。宗教学者兼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对这一观点做出了也许是最博学和最具影响力的阐述。1964年，他因被指控参与暗杀埃及总统纳赛尔入狱，他在狱中服刑时撰写了《路标》一书，对现有的世界秩序宣战。此后，该书成为当代伊斯兰主义的奠基之作。
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是给予人类唯一真正自由的普世体系——不受他人或人为理论统治，或者说摆脱了“那些基于种族、肤色、语言和国家、地区和民族利益之上的低层次的结合关系”23（即一切其他现代形式的统治和忠诚，外加构成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部分基石）。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的当代使命是推翻所有这些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严格按字义践行《古兰经》，乃至最后在全世界践行《古兰经》。
这一过程的巅峰是“实现地球上所有人——遍及地球的全人类的自由”，从而完成公元7~8世纪伊斯兰教首波扩张开始的过程，“然后把伊斯兰教传给世界各地的全人类，因为这一宗教的对象是整个人类，它的行动范围涵盖全世界”。24 和一切乌托邦事业一样，实现库特布的宏图也需要通过极端手段。库特布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一支意识形态纯洁的先锋队。他们将摈弃这一地区掌权的各国政府和社会——库特布一律冠之以“非伊斯兰的和非法的”——为实现一个新秩序而奋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领土解决方案认可的世俗现代化和穆斯林的分裂，令众多穆斯林私下里痛心疾首。学识渊博、充满激情的库特布对这一现状宣战。他的同代人大多对他宣扬的暴力手段望而却步，然而一批坚定的信徒——如同他设想的先锋队——开始形成一个核心。25
对于一个自认为已经超越“历史”上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全球化的世俗世界，库特布及其信徒的观点显得太极端，无法赢得足够重视。西方很多精英人士由于想象力贫乏，觉得这些革命者的激情难以理解，于是认定他们的极端言论要么只是空谈，要么是讨价还价的手段。然而在宗教极端主义者眼里，这些观点代表了一种真理，它否定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乃至任何其他秩序的规则和准则。过去几十年里，这些观点成了中东及其他地区极端分子和“圣战者”的战斗口号，并得到了基地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塔利班、伊朗的教士政权、“伊扎布特”（“解放党”，在西方国家极为活跃，公开鼓吹在一个伊斯兰教统治的世界里重建哈里发帝国）、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叙利亚的极端民兵组织“努斯拉阵线”和着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哈里发国的“伊斯兰国”的呼应。这些观点也代表了1981年暗杀萨达特的埃及极端分子信奉的好战信条。他们重拾“被忽视的圣战责任”，称与以色列媾和的本国总统为叛教者，指控他在两个问题上大逆不道：一是承认了犹太国家的合法存在，二是（他们认为）同意了把自古以来属于穆斯林的土地拱手让给了一个非穆斯林民族。
以上思想体系几乎完全颠覆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纯之又纯的伊斯兰主义认为，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出发点，因为国家是世俗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国家在演变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宗教实体的过程中，充其量也许可以获得某种临时性的地位。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能成为一个指导方针，因为对国家的忠诚偏离了真正的信仰，而且“圣战者”有义务改造“征伐之地”——不信伊斯兰教的人居住的世界。圣洁，而不是稳定，才是这一世界秩序观的指导方针。
“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的剧变
始于2010年下半年的“阿拉伯之春”在短暂的时间内曾给人带来希望，让人以为新的一波改革将把这一地区相互争夺的专制政权和“圣战”势力扫入历史角落。西方政治领导人和媒体兴高采烈地欢迎突尼斯和埃及局势的剧烈动荡，把这视为一场由青年人主导的促进自由民主原则的地区革命。美国正式表示支持示威者提出的种种要求，认为它们反映了对“自由”、“自由公平选举”、“代表人民的政府”和“真正民主”的不可剥夺的诉求，绝不应坐观其败。26然而通向民主的道路崎岖不平，充满艰辛。专制政权垮台后的局势凸显了这一点。
西方不少人认为，埃及的解放广场起义验证了一个观点，即早就应该推动取代专制体制的新体制了。但问题其实在于，美国很难找到可以用来建立多元化体制的因素和支持多元机制的领导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在文官政府和军人政权之间画了一条线，支持与民主制度格格不入的“穆斯林兄弟会”）。
美国希望看到这一地区实现民主化。共和、民主两党的历届政府均怀有这一愿望，因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美国的理想主义。然而，安全观和促进民主常常相互冲突。致力于民主化的人发现，很难找到真正认清民主的自身重要性，而不仅仅把民主当作个人独裁手段的领导人。同时，强调战略优先的一派又无法说明现有的政权如何最终能以民主的方式，甚至通过改革进行演变。促进民主化的做法无法解决在追求其目标时日益显现的真空，只考虑战略需求的做法又因现有机制的僵硬而受阻。
“阿拉伯之春”最初表现为新一代人争取自由民主的起义，但很快遭到排斥，进展受挫甚至遭到镇压，当初的兴奋化为无奈。既有的政治势力不仅与军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和农村的宗教势力相连。事实证明，他们比在解放广场争取民主的中产阶级更强大，组织得也更好。“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暴露了而不是消除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旨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政策所含的矛盾性。
“阿拉伯之春”初期常用的一句口号“人民要求政府下台！”并没有说明人民指谁，或政府下台后以什么取代。“阿拉伯之春”的示威者当初呼吁开放政治和经济生活，日后被军人支持的威权主义与伊斯兰教意识形态之间的暴力较量所淹没。
在埃及，最初在解放广场宣扬世界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的欣喜若狂的示威者，最终并没有成为这场革命的继承人。电子社交媒体为有能力推翻政府的示威游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有能力在广场聚众示威并不等于有能力建立新的国家体制。在示威活动最初取得胜利后出现的权威真空中，起义前即存在的各派别往往更有能力影响最终的结局。通过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融合求得团结的诱惑，盖过了当初的起义口号。
2012年，在一批更激进的宗教极端主义团体组成的联盟的支持下，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穆尔西当选为总统。当初解放广场上的示威如火如荼时，穆斯林兄弟会曾信誓旦旦，说不谋求总统一职。伊斯兰教政府掌权后，开始将自己的权威体制化，对支持自己的人有组织地骚扰威吓妇女、少数族裔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视而不见。埃及军人决定推翻这届政府，宣布重启政治进程。结果，连已经靠边站的世俗民主派别也对此表示欢迎。
这一过程提出了人道主义外交政策问题。人道主义外交政策不同于传统外交政策，它批评国家利益观或均势概念缺乏道义内涵。它通过改变侵犯普世的正义原则的状况，而不是消除某种战略威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外交政策风格的价值观和目标，反映了美国传统至关重要的一面。然而，若把它作为美国战略的核心概念加以实施，又会让自己陷于两难处境：美国是否认为，凡是针对任何不民主政府的任何一次群众起义，包括针对此前认为对维持国际体系十分重要的政府的起义，美国都有义务支持？每一次示威游行是否都必然具有民主性质？是不是一旦沙特阿拉伯国内发生公众示威后，它就不再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对“阿拉伯之春”做出的主要贡献就是谴责、反对或参与推翻它认为专制的政府，包括此前视为重要盟友的埃及政府。然而，在沙特阿拉伯等与美国有着传统友谊的一些国家政府看来，美国传递的信息首先不是推行自由改革的好处，而是自己的政府有可能被美国抛弃。
西方的传统包括对民主体制和自由选举的支持。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无视深深扎根于美国道德事业的这一因素，就休想得到美国人民的长期支持。然而，有些派别把民主视为建立宗教统治的一次公民投票，而且这种统治一旦建立就不得更改。若对这些派别应用这一原则，宣扬选举有可能导致只有一次民主选举的机会。埃及恢复了军人政权后，在美国再次引发了一场争论，而且迄今为止都没有争论出任何结果：战略利益重要，还是促进人道、合法的统治重要？而且这似乎还牵扯到一个时机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应该为了一种理论意义上的演变结果而牺牲安全利益？两者其实都很重要。忽略未来的民主前景——假设我们知道如何影响它的走向——含有长期风险。因无视安全因素而忽略当前现实，可能马上会招来大祸。传统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之别就取决于以上差异。每当这个问题出现时，政治家都必须在两者间加以权衡。有时会发生一些事件，比如种族灭绝，其后果之严重，足以使天平倾向撇开战略考虑进行干预的一边。但作为一般规律，最可持久的做法是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而在美国国内的争论中，两者常常被视为水火不容。
乍看上去，叙利亚革命像是埃及解放广场革命的重演。然而，埃及剧变团结了各派力量；而在叙利亚，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矛盾的爆发，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长达千年的纷争冲突再次点燃。由于叙利亚人口成分复杂，其他族裔和宗教团体也卷入了该国的内战。根据历史的教训，他们中没有哪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决定。一些外部大国也介入冲突，暴行屡屡发生，幸存者到各族裔和教派飞地避难。
在美国的公开辩论中，反抗阿萨德的起义被视为一场争取民主的斗争，与推翻穆巴拉克的情况相提并论。这场斗争应该以阿萨德政府的倒台和成立一个包容的民主联合政府告终。2011年8月，奥巴马总统陈述了这一立场，公开呼吁阿萨德“辞职”，从而让叙利亚人民能够行使自己的普世权利：
叙利亚的未来必须由叙利亚人民决定，但是阿萨德总统挡住了他们的道路。他呼吁对话和改革，同时又监禁、拷打和屠杀本国人民。他的呼吁虚伪至极。我们始终坚持，阿萨德总统必须引导民主过渡，否则就让路。他没有引导过渡。为了叙利亚人民的利益，现在是阿萨德总统去职的时候了。27
奥巴马讲这番话，是想鼓动叙利亚人民反对阿萨德，为推翻他的政权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假联合国之手，推动一项基于阿萨德下台和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的“政治解决方案”。然而令人惊愕的是，其他几个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既不愿支持这一步骤，也不愿支持采取军事措施。同时，叙利亚境内最终出现的武装反对派几无民主性可言，更不要说温和了。
当时，这场冲突已经超出了要不要民主的问题。对主要卷入方而言，涉及的问题与美国国内争论的焦点大相径庭。叙利亚及这一地区的主要成员不是为了民主而战，而是为了战胜对手而战。只有民主能让自己所属的派别执政时，他们才对民主感兴趣。没有任何派别赞成一个不能保证让自己党派控制政治体系的制度。对绝大多数交战者而言，简直无法想象不考虑地缘政治或地缘宗教后果，仅仅为了强制实施人权准则而打一场战争。在他们眼里，这不是一场独裁者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冲突，而是叙利亚境内互相角逐的各教派和各自在这一地区的后台之间的冲突。根据这一观点，这场战争将决定叙利亚的哪个主要教派最终将主宰其他教派，并控制叙利亚残存的疆土。区域大国源源不断地向其支持的教派输送武器和金钱，并提供后勤支援。沙特阿拉伯和海湾诸国支持逊尼派团伙，伊朗则通过真主党支持阿萨德。战事陷入胶着状态后，越来越激进的团伙在战争中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极其凶残，交战各方均无视人权。
与此同时，叙利亚的战争开始重新划分叙利亚，也许还有这一地区的政治版图。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沿土耳其边界一带建立了一个自治区，日后有可能与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自治地区合并。德鲁兹派和基督徒社团担心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对待少数族裔的一幕在叙利亚重演，因此不愿支持叙利亚的政权更迭，或是成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伊斯兰国”的“圣战者”试图在攻占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哈里发政权。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均失去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各主要派别认为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28一些“圣战者”武装派别认为，这是一场预示善恶大决战的冲突。当美国不肯出面打破平衡时，他们认为美国要么狡猾地隐藏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也许是想最终与伊朗做成一笔交易），要么不适应中东均势的需要。2013年，这一分歧达到了顶点。沙特阿拉伯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理由是由于传统的秩序仲裁者未能采取行动，它将自行其是。
美国呼吁世界信守对民主的支持，并在国际上以强制手段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而其他的大国，例如俄罗斯和中国，援引威斯特伐利亚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加以抵制。它们主要从自己所在地区的稳定和本国躁动不安的穆斯林人口的视角审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马里、巴林和叙利亚等国的大动荡。这些国家知道，最凶悍的逊尼派战士都是与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因“伊斯兰国”采用了甚至连它都认为太极端的手段而斩断了与后者的联系）结盟的铁杆“圣战者”，因此对叙利亚反对派彻底获胜持谨慎态度。中国称它在叙利亚这场战争中没有特别的利益，但坚持最终结果应由“叙利亚人民”而不是外国势力决定。叙利亚前盟友俄罗斯希望阿萨德继续掌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希望看到叙利亚继续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下去。由于国际社会达不成共识，叙利亚反对派又四分五裂，当初旨在促进民主价值观的一场起义沦为21世纪之初的一场人道主义大灾难，导致区域秩序彻底崩溃。
如果有一个可行的区域或国际安全体系，也许本来可以避免或至少遏制这场灾难。问题是各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看法大相径庭，维护稳定的代价又太高昂。早期外部的大规模干预也许可以把争斗各派压制下去，但若要维持局面，则需要长期的相当规模的军事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这一选择对美国来说已不可行，至少美国不可能单干。伊拉克若能达成政治上的共识，也许还能把这场冲突限制在叙利亚境内，但巴格达政府及其区域盟友的教派意识阻碍了共识的达成。还有一种可能是，国际社会可以对叙利亚和民兵“圣战者”实施武器禁运。然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各自截然不同的目标使得这一选项不可能成立。倘若无法通过共识或武力建立秩序，就只能付出灾难性的非人道代价，让秩序在混乱中产生了。
巴勒斯坦问题与国际秩序
中东各地虽然动荡不安，旨在结束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和平进程始终在推进，有时断断续续，偶尔紧锣密鼓。几十年的阿以冲突造成了一触即发的对峙局面。过去一共爆发了三场常规战争和无数次非常规军事冲突。每一个伊斯兰教“圣战者”团体都把阿以冲突作为号召人们拿起武器的借口。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把以色列的存在和它强大的军事力量视为自己的耻辱。有些人坚持不放弃土地的信念。在他们眼里，与以色列共存好比背弃信仰，而不是对现实的承认。
以色列对安全和认同感的追求、巴勒斯坦人对自治的渴望，以及四周阿拉伯国家政府对符合其历史性宗教诉求的政策的摸索——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没有什么问题能与之相提并论。有关各方都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历程，从拒和开战到犹豫不决地接受共存，基本上停留在停战的基础上，前途未卜。没有哪个国际问题像阿以冲突问题那样让美国如此牵肠挂肚，令美国总统如此殚精竭虑。
阿以冲突牵扯到一系列问题，针对每一个问题都形成了大量文件。在过去几十年时断时续的谈判中，各方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立场。这里只讲其中的一个方面：谈判各方互相冲突的和平秩序概念。
两代阿拉伯人都是怀着以下信念长大的：以色列这个国家非法篡夺了穆斯林的遗产。1947年，阿拉伯国家拒绝了联合国将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划分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人国家的方案，以为自己可以打赢战争，从而得到全部领土。结果，阿拉伯人未能消灭新宣布成立的以色列国。然而，同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后殖民时代冲突的结果不同，这并没有带来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也没有开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开始了一个政治上拒不和解和勉强接受停火的漫长时期。其间，一些激进的团伙试图通过恐怖主义手段迫使以色列屈服。
一些伟大的领导人曾试图超越这场冲突的概念，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基础上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即在组成主权国家的不同人民之间展开谈判，每一国根据对自己国家利益和能力的现实评估行事，而不是根据绝对的宗教信仰行事。1979年，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大胆地着眼于未来、走出冲突，根据埃及的国家利益与以色列媾和。两年后，他遭到埃及军队中宗教极端分子的暗杀，为自己的政治家气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以色列第一个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一项协议的总理拉宾头上。萨达特死后14年，以色列的一名激进学生暗杀了拉宾。
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领土境内，尤其是在加沙地带，宗教极端分子（比如真主党和哈马斯）今天拥有很大的军事和政治实力。他们宣称“圣战”乃是结束通常被谴责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占领”状态的宗教义务。伊朗的阿亚图拉政权经常挑战以色列的生存权。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内贾德呼吁灭掉以色列。
从阿拉伯人的态度中至少可以看出三种观点：为数不多的一些人接受与以色列实现真正的共存并愿意为此而努力，他们目标坚定，但声音微弱；更多人试图通过永久性的对抗消灭以色列；最后一类人愿意与以色列谈判，但把谈判说成是分阶段征服犹太人国家的一种手段，至少他们对本国人民这样讲。
以色列地小人稀（同邻国相比），国土最窄处仅有9.3英里，最宽处也不过60英里左右，所以不大情愿为了将来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的一份文件做出领土上的让步，尤其是在靠近重要人口中心的地区。因此，以色列的谈判立场常常体现为强调法律问题，在理论空泛、偶尔含有琐碎细节的安全和政治保障的含义上做文章。这往往会激化和平进程旨在克服的情绪。
在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问题已不像往日那样紧迫，但依然重要。和平进程的主要参与者把精力和思虑转向了可能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及其区域代理人。这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和平进程：一是诸如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主要大国在塑造和平进程上可以发挥的外交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为未来协议提供担保的能力。巴勒斯坦领导人自己无法保证和平进程的结果，除非这一结果不仅能为其他区域国家政府所容忍，而且还能得到它们的积极支持。截至本书写作时，阿拉伯国家要么陷入内战，要么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纷争冲突以及一个日益强大的伊朗而担忧。尽管如此，它们或迟或早必须面对巴勒斯坦问题，它是构成区域秩序，最终也是世界秩序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些阿拉伯领导人建议仅承认以色列国存在的现实，但不正式承认它在伊斯兰教的中东的合法存在，这样既解决了以色列的安全关切，又照顾到了阿拉伯人的感情，从而能实现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和平。以色列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做出有约束力的保证，和平将包括化为具体行动的某种道义和法律上的承认。以色列因而不满足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还要求正式承认它是一个犹太人国家。大多数阿拉伯人很难正式接受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不仅认可以色列的领土，而且还认可它的宗教。
几个阿拉伯国家宣布，如果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的边界，就愿意与它建立外交关系。这一边界是半个世纪前结束的一场战争的停火线。然而问题的实质是：建立外交关系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行动。如果阿拉伯国家给予以色列外交承认，它们的政府、宣传机构和媒体是否就不再把以色列描绘成这一地区一个非法的、帝国主义的、几乎可以说是罪恶的侵入者？因“阿拉伯之春”备受压力的阿拉伯国家政府是否愿意并能够做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确切承诺，公开赞成并保证一种接受以色列存在的和平？以上因素，而不是给予以色列国的标签，将决定和平的前景。
两种世界秩序观的冲突扎根于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之中。以色列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1947年，以色列正是依照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建国的。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美国，始终是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操盘手和最大的捍卫者。然而，中东地区的核心国家和派别在不同程度上从伊斯兰教意识的角度看待国际秩序。以色列与其邻国的纠纷有其地理和历史根源，涉及水源、资源、特殊的安全安排和难民问题。在其他地区，类似难题一般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是一个在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狭小空间内，以巴双方的两种世界秩序观之间能否共存的问题。由于双方对每一寸土地都看得很重，为争取和谈成功，也许需要探索一下是否能做出某种临时性安排，至少能增加实现切合实际的共存的可能性，在最终达成协议前赋予西岸部分地区主权特征。
为启动以上谈判做出努力的同时，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哲学思考上的演变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互相矛盾的结果。美国与代表中东各种选项的派别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与以色列结盟，和埃及保持关系，与沙特阿拉伯是伙伴关系。当一个区域的主要成员对它们面临的问题采取一致行动时，就会逐渐演变成为区域秩序。然而，在中东地区始终没有达成这种一致。主要当事方在三大问题上意见相左：国内局势的演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未来，以及伊朗用于军事目的的核计划的未来走向。一些目标一致的国家又不便明言。举例来说，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目标大体一致：防止伊朗获得核能力，或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遏制伊朗。然而，两国对合法性的看法——加上沙特阿拉伯十分在意阿拉伯国家的共识——决定了两国无法正式提出这一观点，甚至无法挑明。这就是为什么中东大部分地区仍然十分纠结，既恐惧“圣战”又害怕对付“圣战”的部分根源。
本章讲述的宗教和政治冲突的种种后果，表面看上去像是迥然不同的问题，实际上它们都反映了对政治合法性和国际合法性新含义的深层探求。
沙特阿拉伯
不无历史讽刺的是，中东各国动荡不安期间，西方民主国家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是一个国内体制与它们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的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站在了盟国一边。自从那时以来，沙特阿拉伯在大多数区域安全行动中始终是一个伙伴。这种关系显示了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特殊性，即差异如此之大的社会可以通过正式机制为了共同目标互相合作，而且通常双方都获益匪浅。换一个角度看，这一关系遇到的困难涉及探索当代世界秩序时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一个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既是部落性质的君主制，又是一个伊斯兰教神权政体。自从18世纪以来，抱成一团的两大家族构成了该国统治集团的核心。来自沙特家族的一位君主，统领基于古老的相互忠诚和义务的一个复杂的部落关系网，居于政治体制之首，控制了王国的内政和外交。主要来自谢赫家族的大穆夫提和长老委员会是最高宗教权威。国王试图通过扮演“两大圣寺（麦加和麦地那）监护人”的角色弥合两大权力分支之间的鸿沟。这不禁令人想起担任“护教者”的神圣罗马皇帝。
宗教表达的狂热和纯正深植于沙特阿拉伯的历史中。数百年来，这两大家族曾几次建立或重新统一了沙特王国（18世纪40年代、19世纪20年代以及20世纪初），每一次都承诺根据对伊斯兰教教义最严格的解释，治理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无比神圣的圣地。沙特的军队屡屡四面出击，通过一波波的征服战争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和山川。这与当年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圣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上。宗教上的绝对主义、军事上的出其不意、精明的现代政治谋略，在伊斯兰世界的腹地塑造了这个对于伊斯兰世界命运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王国。
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脱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土耳其统治。当时伊本·沙特再次统一了分布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些封建王国，通过家长制式的效忠和宗教信仰把它们维系在一起。自从那时以来，王室始终面临艰巨的任务。在它的统治下，既有依然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对国王绝对忠诚的部落，也有规模接近——有的地方超过了——西方一些大都市的人口密集的城市，虽然这些城市位于寸草不生的荒漠上，看上去像是海市蜃楼。一个具有半封建性的对等义务意识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在极端保守的政治文化限度内，掌权的王室成员将君主制和一种共识体系结合起来。在此体系下，庞大的王室家族的远亲对决策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普通公民也逐渐获得了参与公共生活的部分权利。
伊斯兰教和尊重传统权威这一纽带，将数百万外籍劳工——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埃及人、巴基斯坦人和也门人——连接到了一起。每年同一时间，几百万穆斯林从世界各地涌到沙特阿拉伯朝觐——前往麦加履行先知穆罕默德生前制定的宗教仪式。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信徒一生中至少要去麦加朝觐一次。这一证明自己信仰的义务使沙特阿拉伯具有独特的宗教重要性，同时每年也给它带来了其他国家没有的接待方面的巨大挑战。与此同时，巨大石油蕴藏量的发现使沙特阿拉伯一跃成为这一地区无人能及的首富。由于这个国家人口稀少，没有自然的陆地边界，一个主要产油区的居民又是政治上若即若离的什叶派少数族裔，骤然致富给该国的安全造成了隐含的威胁。
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深知，四周邻国的贪婪有一天也许会转化为征服的欲望，在革命年代，也可以表现为支持政治或教派骚乱。沙特阿拉伯人目睹了邻国的命运后，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心情矛盾，知道不改革也许会把本国的青年人推向对立面，改革步伐太快又有可能失控，最终危及习惯了保守君主制的这个国家的国内凝聚力。王室试图在自己社会习俗范围内领导社会和经济变革，目的恰恰是为了控制改革的步伐和内容。沙特阿拉伯依照这一策略进行了有限的改革，防止具有潜在爆炸性的社会矛盾越积越多，同时又避免改革步伐过快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
现代沙特阿拉伯自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外交政策的特点就是小心谨慎，他们转弯抹角的说话风格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如果沙特王国奉行锋芒毕露的政策，如果它使自己成为一切争端的焦点，一些比它势力大得多的大国的恳求、威胁和诱劝就会接踵而至，甚至有可能危及国家的独立或凝聚力。沙特阿拉伯当局因此避而远之，从而保全了自己，哪怕危机时期也不例外，包括有时推行影响会波及世界的大胆变革时。沙特阿拉伯在公开场合几乎总是避免出头，与他国保持距离，用含糊不清掩盖自己的脆弱，用避而远之隐藏自己对外来者动机的猜疑。无论对方巧舌如簧还是威胁恐吓，它均不为所动。
即使是在靠资源支撑的对抗中，沙特阿拉伯王国也避免自己冲在前面，例如1973年的石油禁运和1979~1989年在阿富汗的反苏“圣战”。它帮助推动了中东的和平进程，但谈判时退缩在他国后面。沙特阿拉伯王国于是在固定的标杆之间游走：与美国的友谊，对阿拉伯人的忠诚，对伊斯兰教正本清源的诠释，内忧外患的意识。在一个“圣战”、剧烈大动荡和认为美国将从这个地区抽身退出的时代，沙特阿拉伯王国有时不再含糊其词，转而采取更直截了当的做法，明确表达它对什叶派伊朗的恐惧和敌视。
伊斯兰世界的大动荡和一个革命的伊朗的崛起给沙特阿拉伯造成的分裂之深，超过了中东地区任何一个国家。一方面，沙特阿拉伯正式对威斯特伐利亚概念表示效忠，因为这一概念不仅构成了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基地，也是国际社会承认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的依据。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国内又存在着贯穿其历史的宗教纯粹主义势力和威胁到国内凝聚力（1979年，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占领麦加的大清真寺时甚至威胁到了王国的生存）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
1989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心怀不满的子孙之一、参加了阿富汗反苏“圣战”的本·拉登回国，宣布要开始一场新的斗争。本·拉登及其追随者遵照库特布的著述成立了一个先锋队组织（基地组织），通过它进行全面“圣战”。该组织的“近期”目标是沙特政府及其地区伙伴国，“远期”目标是美国。基地组织辱骂美国扶持中东不遵守伊斯兰教教义的国家政府，并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在沙特阿拉伯部署部队玷污了伊斯兰教。29依本·拉登之见，真正的信仰与异教徒世界之间的较量已经开始，而且事关生死存亡。世界上的非正义已经达到了用和平手段无法解决的地步，现在需要采用暗杀和恐怖主义手段，从而让基地组织的远近敌人心寒胆战，丧失抵抗斗志。
基地组织野心勃勃的计划，从袭击美国及其盟国在中东地区和非洲的设施开始。1993年对世贸大厦的袭击显示了该组织的全球野心。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的攻势登峰造极，袭击了世界金融体系枢纽纽约和美国权力的政治枢纽华盛顿。“9·11”事件是迄今为止最致命的一次袭击，短短几分钟内2 977人丧生，遇难者几乎全部是平民，还有数千人在袭击中受伤或身体健康受到极大损害。本·拉登在袭击前宣布了基地组织的目标：将西方及其影响逐出中东，推翻与美国结成伙伴合作关系的国家政府，解散它们的政治体制。30本·拉登嘲弄这些国家是“纸糊的蕞尔小国”，其政治结构是为了西方大国的需要而非法建立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哈里发政权将取而代之，再现公元7世纪时伊斯兰教的辉煌。一场围绕世界秩序的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这场冲突的战场横贯沙特阿拉伯的腹地。2003年基地组织推翻沙特王朝的企图失败后，沙特阿拉伯成为基地组织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伊斯兰教秩序的范围内保障安全的办法，在一段时间内行之有效。然而，沙特王朝犯了一个重大战略错误。从大致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2003年末，它以为可以支持，甚至操纵国外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而不会危及它在国内的统治。2003年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境内爆发的一场基地组织的严重叛乱，暴露了这一战略的致命缺陷。沙特王室抛弃了这一战略，改为由年青一代的一位王子，现任内政部长本·纳伊夫，领导一场严厉打击叛乱的斗争。即便如此，沙特王朝的江山依然不稳。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圣战”浪潮的高涨，沙特阿拉伯在这场斗争中使用的手腕也许会再次受到考验。
沙特阿拉伯采取的对策与它面对的挑战同样复杂。皇室家族认为，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和国家利益系于和西方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以及参与全球经济。然而，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伊斯兰教圣地的保护者，沙特阿拉伯又无法偏离正统的伊斯兰教。为了对付激进的伊斯兰教普世主义，它先声夺人，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体制和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与伊斯兰教中原教旨色彩也许最浓厚的瓦哈比派嫁接的脆弱混合体，并在国际上出钱扶持它，结果有时在本国内造成了自相矛盾。沙特阿拉伯在外交上基本上与美国结盟，宗教信仰上又倡导一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伊斯兰教，与非伊斯兰世界形成了潜在冲突。通过资助在世界各地宣扬严苛的瓦哈比派信条的宗教学校，沙特人不仅履行了自己作为穆斯林的义务，还把它作为一项预防措施。如此一来，鼓吹瓦哈比派信条的人纷纷跑到国外去传教，而不是留在王国境内。这一政策产生的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助长了“圣战”的狂热，最终将对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及其盟友构成威胁。
只要逊尼派国家基本上仍处于军人统治之下，沙特王国奉行的有原则的模糊战略就没有问题。然而基地组织出现后，神职人员执掌政权的伊朗通过一个好战的革命阵营在整个地区内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增大。沙特阿拉伯面对着中东地区两类不同形式的内战：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成员的伊斯兰政权，与认为现代国家和现存的国际秩序机构同《古兰经》势不两立的“圣战者”之间的内战；以及在这一地区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内战。沙特阿拉伯促使他人改变宗教信仰的举动（无论多么无心）起了为这两场内战煽风点火的作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分别被视为对立双方的头领。
这场争夺的背后还有另外两场较量，二者都是对地区秩序的考验。一是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和利比亚可憎的独裁政权，同时在政治上施加压力，实现“改造大中东计划”。二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再起，在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冲突期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局势的发展证明，在以上每一场较量中，都很难生成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平行利益。
沙特阿拉伯把什叶派的伊朗视为一个帝国加宗教现象，在地区领导权、均势和教条理念之争方面感觉受到了伊朗的威胁。在沙特阿拉伯眼中，德黑兰领导的什叶派群岛（从伊朗与阿富汗边界横穿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直抵地中海）实力及影响力日盛，与沙特领导的（由埃及、约旦、海湾国家和阿拉伯半岛组成，同土耳其结成谨慎的伙伴关系）逊尼派秩序针锋相对。
因此美国如何对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不是一个简单的均势考量问题或民主化问题，而必须把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间已经持续千年之久的宗教纷争考虑在内。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小心行事，因为这一地区释放出来的压力会对支撑这一王国和管理伊斯兰教圣地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产生影响。沙特阿拉伯若发生动荡，将对世界经济、伊斯兰世界的未来与世界和平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革命的经验，美国不能假定有一个现成的民主反对派，且它将依据更合西方口味的原则统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圣战”和什叶派“圣战”志在必得的最重要的战利品。沙特阿拉伯的努力，无论多么迂回隐蔽，都对于促进这一地区的建设性演变至关重要。美国必须与它达成共识。
对沙特阿拉伯来说，与伊朗的冲突生死攸关，关系到君主制的存活、国家的合法性乃至伊斯兰教的未来。只要伊朗继续崛起为一个潜在的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了保持均势，就至少必须加强自身的实力地位。鉴于事关重大，仅有口头保证是不够的。取决于伊朗核谈的最终结果，沙特阿拉伯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寻求拥有自己的核能力，作为一项保险政策，要么从一个现有的核大国得到弹头，最好是伊斯兰国家（比如巴基斯坦），要么资助其他某国研制核武器。如果沙特阿拉伯判断美国要从这一地区抽身，它很可能会试图把另一个外部大国拉入地区秩序，也许是中国，或印度，甚至是俄罗斯。21世纪前20年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动荡不安和暴力，因此应当被视为各国内部冲突和宗教之争的映照。争夺焦点，是决定这一地区是否或以何种方式与任何一个更大的世界秩序概念相连。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美国控制结果的能力、手腕和意志，使之既符合自己的利益，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友也认为与各自的安全和原则并行不悖。
国家的衰落？
叙利亚和伊拉克曾是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灯塔，但也许丧失了重构为统一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家的能力。由于两国交战各派别纷纷争取这一地区及外部世界同一教派或族裔的支持，它们之间的冲突威胁到了四周邻国的国内和谐。如果地处阿拉伯世界腹地的数个邻国不能建立合法的统治并始终有效控制本国的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中东做出的领土安排将来日无多。
因此，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周边地区的冲突是一个不祥新趋势的象征：国家分裂为不同部落和教派单元，其中有一些分布在现存边界两边，彼此或你死我活地拼杀，或受到相互竞争的外部派别的操纵，除了实力至上法则（霍布斯也许会称之为自然状态）不遵守任何共同规则。
革命或政权更迭后，只要没有建立一个得到一国大多数人承认的合法新政权，形形色色的派别为了争夺政权，就会继续同自己眼中的对手打下去。一国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长期叛乱，抑或与另一个正在走向解体的国家合并。现存的中央政府可能没有意愿或能力重新恢复对边境地区或真主党、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塔利班等非国家实体的控制。这种现象已经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巴基斯坦出现。
以现有形式存在的一些国家也许无法按照原状存在下去，除非采用美国人视为非法的国家治理或凝聚社会的手段。在有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更自由的国内体制克服以上障碍。但如果一国内的不同派别坚持各自的世界秩序观，或是认为他们之间的争夺关系到自身的存亡，美国呼吁止戈息战、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做法往往要么造成现任政府的瘫痪（例如前伊朗国王时期的伊朗），要么是对牛弹琴（例如塞西将军领导下的埃及政府。它汲取了前任政府被推翻的教训，不再与美国保持历史性的盟友关系，转而选择给予自己更大的行动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在尽量兼顾安全和道义的基础上决策，同时认识到无论在安全上还是道义上，都无法做到十全十美。
在伊拉克，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残暴的萨达姆·侯赛因独裁政权的垮台，带来的不是对民主的追求，而是复仇。不同派别把各自信仰的宗教形式转化为自治单元，为了报复而相互厮杀。利比亚地广人稀，彼此争斗的不同教派和部落除了曾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外，没有共同历史。推翻暴戾的独裁者卡扎菲产生的实际结果，是抹掉了带有国家统治色彩的所有痕迹。不同部落和地区为了确保自治或称雄一方，纷纷通过不受约束的民兵武装自己。的黎波里的临时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它实际控制的地方只限于城市，甚至能否控制城市都还难说。极端团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用卡扎菲弹药库里的武器武装自己后把“圣战”扩大到邻国，尤其是非洲。
各国政府失去对本国全境的管辖之日，也是国际秩序或地区秩序自身开始走向解体之时。31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有些空白，标志着这些地区无法无天。一个国家崩溃后，其领土也许会成为恐怖主义、武器供应或挑动邻国教派不和的基地。现在，不受任何政府管辖或处于“圣战”的地区贯穿整个伊斯兰世界，波及利比亚、埃及、也门、加沙地区、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马里、苏丹和索马里。若是也把中非地区的麻烦考虑在内——持续了长达一代人之久的刚果内战把四周邻国卷入其中——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的冲突也有可能同样扩散到他国，世界版图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已濒于从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滑落的边缘。
在这一真空投下的阴影中，中东陷入了一场类似欧洲前威斯特伐利亚宗教战争的对抗，但规模超过了后者。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螺旋式升级，政治、教派、部族、领土、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国家利益争端纷纷浮现。用来追求地缘政治目标的宗教被“武器化”，平民因为自己所属的教派遭到屠杀。有能力维持自己权威的国家以生存需要为借口，认为自己权大无边。解体的国家成为周围大国争夺之地，其积聚实力的方式往往完全无视人类的福祉和尊严。
目前仍在进行的冲突既是宗教性的，也是地缘政治性的。由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某种程度上还有埃及和土耳其组成的逊尼派集团，与一个由什叶派伊朗领导的集团对峙。后者支持阿萨德控制的叙利亚部分、马利基控制的伊拉克中部和南部，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逊尼派阵营分别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支持反抗阿萨德和马利基的起义。企图主宰这一地区的伊朗则动用意识形态上与德黑兰一致的非国家成员，破坏它在这一地区的竞争对手的国内合法性。
冲突各方均寻求外部势力的支持，尤其是俄罗斯和美国的支持。这反过来也塑造了双方的关系。俄罗斯的目标基本上是战略性的，至少防止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团体蔓延到本国穆斯林人口所在的地区。俄罗斯的全球目标是加强它相对于美国的地位（从而扭转本章前面提到的1973年那场战争的结果）。美国左右为难：一方面，从道义立场出发谴责阿萨德，这没有错；另一方面，反对阿萨德的最大一股势力又是美国战略上需要反对的基地组织和更极端的团体。无论俄罗斯还是美国，在彼此合作还是互相斗法问题上都难下决心。不过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有可能打破目前的暧昧，推动双方转而采取冷战立场。伊拉克成了多个阵营角逐的战场——历史上曾数次上演过这一幕——这一次是在伊朗、西方和形形色色的复仇主义的逊尼派别之间。剧本没换，只是换了一批演员。
美国尝到了苦头，再加上当地条件几乎不允许多元化的存在，人们可能倾向于对动荡局势采取任其发展的态度，待继承国出现后再与之打交道。但几个潜在的继承国已经公开宣布，美国和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是它们的头号敌人。
在一个自杀式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时代，必须把滑向泛地区教派冲突的现象视为对世界稳定的威胁。所有负责任的大国，都需要根据某种可以接受的地区秩序的定义携手应对。如果无法建立秩序，大片地区就有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世界等待美国和其他具有全球眼光的国家提炼出一个新的地区秩序。
[1] 作者完全无意诠释各种学说和教派信奉的核心真理，他们对自己真理的热情追求正在重塑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在很多国家占大多数，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做出的诠释不像这里引用的诠释那么富于对抗性，而是更加多元化。然而此处引用的观点现在对很多重要的中东国家和几乎所有的非国家组织的未来走向，产生了重大的而且常常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些观点表达了对一个不同的世界秩序的追求。根据其定义，这一秩序优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自由国际主义的价值，而且与后者格格不入。为了了解这些观点，本书不可避免地要引用争论双方使用的宗教用语。
第三章 伊斯兰主义和中东：世界乱局
中东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这块不毛之地上先后涌现出高举普世理想旗帜的征服者和先知。在它似乎绵延无尽的地平线上，一个个帝国崛起又覆亡，一个个专制君主声称自己是一切权力的化身，之后又如海市蜃楼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块土地上，不同历史时期存在过形形色色的国家秩序或国际秩序，随后又一个个被推翻。
中东地区不断有人呼吁，要为了一个普世愿景推翻区域和世界秩序。世界对此已习以为常。带有预言性的绝对观点层出不穷，始终是这一地区的特征。中东一方面沉浸在对昔日辉煌的梦想中，另一方面又无力就国家秩序或国际合法性的共同原则达成共识。就组织区域秩序和确保这一秩序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行不悖而言，没有哪个地区比中东面临的国际秩序挑战更复杂。
在当今时代，中东似乎注定要重温昔日的所有经历——帝国、“圣战”、外国统治、互相厮杀的教派战争——方能最终选定（如果能做到的话）一个国际秩序概念。在此之前，中东仍会在加入或对抗国际社会之间挣扎摇摆。
伊斯兰世界秩序
中东和北非早期格局的形成源自一系列帝国。每一个帝国都自视为文明生活的中心，每一个帝国都围绕着有利于统一的地理特征崛起，随后向周边地区扩张。公元前3000年，埃及沿尼罗河将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苏丹。与此同时，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和巴比伦等帝国巩固了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人民的统治。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在伊朗高原崛起，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统治体系。这一体系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目的地试图将迥异的非洲、亚洲和欧洲社会，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有组织的国际社会中”，统治者自称“万王之王”。1
公元6世纪末，两大帝国控制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一个是定都在君士坦丁堡、信奉基督教（希腊东正教）的拜占庭（或东罗马）帝国，另一个是首都位于今天巴格达附近的泰西封、信奉琐罗亚斯德教（亦称拜火教）的萨珊波斯帝国。两个帝国之间不时发生的冲突持续了几百年。公元602年，两个帝国刚遭受了一场严重瘟疫后不久，波斯入侵拜占庭领土，从而引发了一场为时25年的战争。这对两个帝国尚存的实力都是一个考验。拜占庭胜出后，疲惫的双方因无力再战，实现了政治家未能实现的和平。这还为伊斯兰教的最终胜利打通了道路。因为在阿拉伯世界西部一片任何帝国鞭长莫及的荒芜沙漠上，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在一个新世界秩序观的激励下，正在积蓄力量。
世界史上很少有哪个事件像伊斯兰教的早期传播那么富于戏剧性。根据伊斯兰教传统的说法，穆罕默德诞生于公元570年，40岁时受到启示，此后的大约23年中继续不断地接到启示。这些启示后来被缀辑成《古兰经》。正当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两败俱伤时，穆罕默德及其信徒组建了一个社群组织，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然后着手用以他收到的启示为内容的宗教，取代这一地区当时的流行信仰，主要是犹太教、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
前所未有的一波扩张，使伊斯兰教的崛起成为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此后的100年间，阿拉伯人的大军把这一新的宗教先后带到了非洲的大西洋沿岸、西班牙大部地区、法国中部，东至印度北部。此后的几百年间，中亚地区和俄国、中国部分地区以及东印度群岛的大部分地区也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以上所有地区，伴随商人或征服者而来的伊斯兰教奠定了其宗教统治地位。
区区几个阿拉伯联盟居然能激发起一场运动，打败曾经主宰这一地区长达数百年的一些庞大帝国。倒退几十年，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2不可阻挡的帝国势头和吞噬一切的狂热究竟如何被悄然捏合到了一起？邻近社会当时的记载，并没有把阿拉伯半岛视为一支帝国力量。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人一直在沙漠及周边的富饶地区过着半游牧部落式的田园生活。直到此时，他们虽然与罗马帝国有过几次短暂的交锋，但从未建立过恢宏的大国或帝国。阿拉伯人的历史记忆都只是体现在代代相传的口述史诗中。在希腊人、罗马人和波斯人的记忆中，阿拉伯人主要是不时袭击商道的草寇，并且已经开始定居。希腊人、罗马人和波斯人会做出临时性的安排，收买某个阿拉伯部落的忠诚，再委派它为帝国戍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帝国已经把阿拉伯人纳入了自己的世界秩序。
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这一世界被彻底颠覆。伊斯兰教不同于有史以来的任何其他社会，它具有扩张性，在某些方面追求极端的平等主义。它规定每日频频祷告，把信仰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强调宗教和政治权力的一体性，从而把伊斯兰教的扩张从一项帝国的事业变成了一项神圣的义务。不断扩张的穆斯林每遇到一国人民，都给予他们同样的选择：要么皈依伊斯兰教并接受保护国地位，要么被征服。公元7世纪一次重大战役前夕，一位阿拉伯穆斯林使节被派去与遭到围困的波斯帝国谈判。正如他所宣示的那样：“如果你们接受伊斯兰教，我们不会打扰你们。如果你们同意付人口税，我们会在你们需要时保护你们。否则，我们就要兵戎相见。”3他们之所以敢发出这样的威胁，是因为有强大的阿拉伯骑兵做后盾，这些骑兵宗教信念坚定，军事技能过硬，对被征服土地上的奢华嗤之以鼻。这些社会目睹了伊斯兰教的活力和成就，深恐自己会亡国灭种，于是选择了皈依新的宗教并接受其教义。
伊斯兰教在三个大陆上的迅速蔓延，让人们更加相信它负有神圣使命。4在坚信自己的扩展必将实现统一并给全人类带来和平信念的驱动下，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被伊斯兰教征服的地区或受伊斯兰教控制并进贡的非穆斯林居住地区，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即“伊斯兰之家”，意为“和平之地”，由哈里发统治。哈里发按照正统继位程序继承先知行使过的世俗政治权力。“伊斯兰之家”以外的地区是“征伐之地”。伊斯兰教的使命是把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世界秩序，从而实现世界和平：
从理论上讲，“伊斯兰之家”与“征伐之地”处于交战状态，因为伊斯兰教的终极目标是统治全世界。如果伊斯兰教削弱了征伐之地，“伊斯兰世界的和平”公共秩序就会取代一切，非伊斯兰社会要么成为伊斯兰社会的一部分，要么作为被允许存在的宗教社会，或与伊斯兰社会签有条约的自治实体臣服于它的权威。5
实现这一普世体系的战略被命名为“圣战”，即所有信徒有义务通过斗争传播自己的信仰。“圣战”包含了战争之意，但又不仅仅是一项军事战略。这个词还意味着使用其他手段全力救赎他人并传播伊斯兰教的教义，比如通过信仰追求或建功立业来弘扬伊斯兰教。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强调的重点因时因地有很大的差异。信徒可以用“他的一颗心，他的舌头，他的一双手抑或利剑”投身“圣战”。6
早期的伊斯兰国家向其周边传播教义。它曾一度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统治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社会，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潜在的威胁。自从那时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伊斯兰与非伊斯兰社会之间的交往历经沧桑，既有和谐共处的时期，也有势不两立的时候。贸易往来把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双方也常常为了共同的重大目标携手合作，在外交上结盟。然而二元世界秩序概念仍然是伊朗的官方理论并载入其宪法，也是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少数族裔武装组织的战斗口号，和世界各地几个活跃的恐怖主义团伙——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以下简称“伊斯兰国”）——信奉的意识形态。
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也有过武力讨伐他人的时候，有时以同样的狂热、采用相似的征服手法和逼迫他人皈依的做法倡导自己的世界使命。（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以类似的必欲征服世界的精神，灭掉了中美洲和南美洲几个古老的文明。）7两者的区别在于，在西方世界，征服精神已经褪去，或是化为不像宗教动机那么绝对（或不那么持久）的世俗概念形式。久而久之，基督教变成了一种哲学和历史概念，而不是战略或国际秩序的运作方针。推动这一转变过程的一个因素是，基督教世界首先在“哪些事情归恺撒管”和“哪些事情归上帝管”之间做了区分，促成了在一个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逐步向多元的世俗外交政策的演变，如前两章所述。这一过程还受到了偶发事件的推动，包括当代一些试图取代宗教狂热的事业，它们提出的观念缺乏吸引力，例如鼓吹世界革命的苏联社会主义，或是基于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
伊斯兰世界内的演变更为复杂。历史上，人们一度对各种实践终将汇流抱有希望。直到20世纪20年代，奥斯曼帝国仍然坚持把先知穆罕默德直系后嗣继承政治权力作为中东的一个政治现实。奥斯曼帝国覆亡后，主要的伊斯兰大国分裂为两派。一派寻求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基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性的新国际秩序，既笃信自己的宗教信仰，又把宗教信仰与外交政策问题分开。另一派依据对传统的伊斯兰世界秩序概念的严格解释，认为自己正置身于一场继承世界权力的斗争之中。
过去90年里，每一派观点的倡导者中都涌现出过那个时代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既有那个世纪的一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也有令人敬畏的虔诚的真主权力绝对论者。两派之间的较量仍然不分胜负。在有些中东国家，信奉基于国家的世界秩序的人与信奉基于信仰的世界秩序的人生活在一起，虽然双方不时会产生摩擦。对试图强行把伊斯兰教信条作为个人生活、政治生活和国际生活的最高裁判的众多信徒来说，尤其是在伊斯兰主义卷土重来时期，伊斯兰世界与外部世界仍然不可避免地处于对抗状态。
在早期伊斯兰体系中，是允许与非伊斯兰社会缔结互不侵扰条约的。从传统法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条约是一种务实的做法——伊斯兰教一方可以借此保护自己不受威胁，同时积蓄力量，加强内部团结。早期的伊斯兰国家曾与它最终灭掉的敌人止戈息战。根据这一先例，互不侵扰条约有具体的时限，最长不超过10年，并且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时限。本着这一精神，在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前几个世纪，“伊斯兰教的法律条文规定，一项条约不能一成不变。一俟穆斯林有能力与之作战，条约必须立即作废”8。
这类条约并不意味着将建立一种伊斯兰国家与其他非伊斯兰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永久性体系。“‘征伐之地’的居民被视为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因为他们不具备法律能力在平等和对等的基础上与伊斯兰教互动，原因是他们没有接受伊斯兰教的伦理和法律标准。”9根据这一观点，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国内准则是神授的，而非伊斯兰政治实体是非法的，伊斯兰国家永远不可能把它们视作真正的平等对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取决于打造和扩大一个单一伊斯兰实体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争斗各方之间的均势。
根据这种理想化的世界观，伊斯兰教治下的和平与正义只有一个扩展方向，而且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10曾经被纳入“伊斯兰之家”，之后又丧失的土地永远不能放弃，否则就等于背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仰。历史记载中从来没有哪个政治事业像伊斯兰教一样如此执着地扩张。随着时间的流逝，伊斯兰教扩张时期所及之地的部分地区后来摆脱了穆斯林的政治控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半岛（如今成了由穆斯林和东正教徒的一些飞地拼缀而成的一幅混杂版图）、希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色列、印度、俄罗斯南部和中国西部的部分地区。但在伊斯兰教第一波扩张中被并入的地区，当地绝大多数人至今仍然是穆斯林。
有史以来没有哪一个社会的实力、哪一位领袖的韧性、哪一种信仰的活力能够永久地统治天下。事实证明，天下归一对任何征服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包括伊斯兰教。早期伊斯兰帝国在扩张过程中逐渐分解为多个权力中心。穆罕默德去世后发生的继任人危机，导致伊斯兰教分裂成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这是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根本分歧。在任何一个新的政治事业中，继承问题都不无风险。如果创始人还被视为“最后的先知”、真主的最后使者，这场论争就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还具有神学意义。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一个由部落长老组成的委员会推选穆罕默德的岳父阿布·伯克尔作为继任者，也就是哈里发，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以维持羽翼未丰的伊斯兰社会的和谐和共识。而少数人认为，当初就不该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表决就意味着可能会因为人为错误而导致错误的结果。权力本应该自动传给与先知血缘关系最近的人，即他的堂弟阿里。阿里是很早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一位重要人物，而且作战英勇。据说穆罕默德亲自挑选了他。
这两派最终形成了伊斯兰教的两大分支。11阿布·伯克尔的支持者和他之后的几位后继人认为，穆罕默德与真主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是终极的。哈里发的首要任务是传承穆罕默德收到的启示和他的教诲。这批人成为逊尼派，意思是“传统与大众派”。另一派是阿里派，即阿里什叶派（或什叶派）。他们认为，对新的伊斯兰社会的统治也是一项带有秘传意味的宗教使命。他们认为，先知和阿里是伊斯兰教隐义的“受托人”。穆斯林只有在先知和阿里的有宗教灵性的直系后裔的指引下，方能与穆罕默德接到的启示建立正确的关系。日后阿里作为第四任哈里发执掌政权，但在一场叛乱中被暴徒杀死。逊尼派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伊斯兰世界的秩序，所以支持了平定局势的一派。什叶派斥责新的执政者非法篡权，颂扬死于抵抗中的殉道者。两派所持的这些观点后来延续了数百年之久。
地缘政治上的角逐进一步加深了教义上的分歧。随着岁月的流逝，分别出现了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和莫卧儿势力范围，每个势力范围理论上都遵守同样的伊斯兰全球秩序，但其所作所为越来越像是相互争夺的王朝，各自有不同的利益，各自诠释自己的信仰。有些时期，包括印度莫卧儿时代的大部分时期，对自己信仰的诠释包含了一定的世界眼光，甚至可以说带有调和思想的观点，强调对其他宗教持宽容的态度，重务实的外交政策而轻教派之争。当一些逊尼派大国敦请同属逊尼派的印度莫卧儿帝国加入针对什叶派的伊朗的“圣战”时，莫卧儿借口与伊朗一贯友好和没有交战理由婉拒了。
欧洲击退了第一波穆斯林扩张后，志在征服世界的伊斯兰教的势头最终被遏制。公元732年的普瓦捷战役和图尔战役，挡住了此前阿拉伯和北非穆斯林所向披靡的军队。在400年的岁月里，拜占庭对小亚细亚和东欧的防御构成了一道防线。在这道防线后面，西方开始提出自己的后罗马帝国世界秩序概念。伴随拜占庭人暂时重返中东，西方概念也被带入伊斯兰教统治下的地区。1099年，东征的“十字军”——基督教骑士对公元7世纪皈依伊斯兰教的历史圣地发动攻击——攻陷耶路撒冷城，在当地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延续了大约200年。1492年，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陷落，基督教徒收复了西班牙全境，把伊斯兰教的西部边界推回到北非。
13世纪，建立世界秩序的梦想再次浮现。征服者奥斯曼的追随者、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帝国，将自己的阿纳托利亚小国扩张成为一个有可能挑战，甚至最终取代残存的拜占庭帝国的令人生畏的大国。土耳其人开始建立一个继承前几个世纪辉煌的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新帝国。他们自称是统一的伊斯兰世界的领袖，通过所谓的“圣战”向四面八方扩张。巴尔干首当其冲。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了扼地缘战略要冲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接下来他们挥师南征西伐，先后攻占了阿拉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北非、东欧和高加索，成为东地中海沿岸最强大的国家。如同早期的伊斯兰帝国一样，奥斯曼人认为自己负有“维护世界秩序”的世界性的政治使命。历任王朝的苏丹自称“安拉在俗世的影子”，是“保护世界的天下之主”。12
和500年前的伊斯兰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向西扩张时与西欧国家相遇。多极的欧洲体系与奥斯曼的单一世界帝国概念的差异，使双方的交往非常复杂。奥斯曼人既不承认欧洲国家是合法的，也不肯平等对待它们。这不仅仅是伊斯兰教义问题，还反映了对双方实力对比的现实做出的判断，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疆土比西欧所有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而且过去几十年里军事上也强于西方国家有可能结成的任何同盟。
奥斯曼的官方公文给予欧洲王室的礼遇，比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苏丹低一级，相当于苏丹之下的维齐尔或首辅大臣。13获奥斯曼人允许在君士坦丁堡常驻的欧洲使节被视为祈求者。与这些使节谈判缔结的协定不是什么双边条约，而是一位慷慨大度的苏丹赐予的特权，可以随意收回。
奥斯曼人在达到军事能力极限后，双方出于战术需要偶尔也会结盟。战略和商业利益有时会绕过宗教信条。
1526年，法国认为自己两面受敌，南边是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东边是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于是向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一世提议结成军事联盟。100年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出于同样的战略考虑，在“三十年战争”中站到了新教事业一边。奥斯曼欲实现在东欧的野心，苏莱曼一世一直把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看作头号障碍，于是接受了法国的提议，但毫不掩饰地把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当作次要合作者。苏莱曼不同意结盟——因为这会暗示双方在道义上是平等的——而是以居高临下的方式给予弗朗西斯支持：
我，万王之王，地球上所有君主的皇冠授予者，人世间真主之影，白海和黑海、鲁米利亚、安纳托利亚和噶勒莽明尼亚……的苏丹和君主……致函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
汝致函众国君主的避风港、我的帝国政府，请求援救你们……那就鼓起勇气吧！切不可丧失斗志！我们光荣的先驱和遐迩闻名的祖先（愿真主给他们的墓地带来光辉！）为了战胜敌人、征服他们的土地，长年累月金戈铁马，征战沙场。我们自己踏着先人的脚印攻克了一个个坚固的城堡，征服了一片片土地。我们昼夜马不解鞍，剑不离身。14
一种军事合作关系由此而生，包括奥斯曼帝国和法国的海军联手对抗西班牙和意大利半岛。哈布斯堡王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撇开奥斯曼人，与波斯什叶派的萨非王朝结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地缘政治的需要盖过了意识形态。
奥斯曼帝国：欧洲病夫
奥斯曼帝国再次对欧洲秩序发起进攻，1683年兵临维也纳。围困维也纳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扩张的顶峰。同年，（萨伏依的）欧根亲王统帅的一支欧洲大军解除了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围困。
从18世纪末一直到整个19世纪，欧洲诸国开始转守为攻。由于宫廷内部的正统教派抵制近代化，奥斯曼帝国逐渐走向僵化。俄国从北部挤压奥斯曼帝国，一直扩张到黑海并进入高加索。俄国和奥地利分别从东西两面进入巴尔干半岛，法国和英国则争夺奥斯曼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埃及。19世纪，埃及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
西方强权把风雨飘摇的奥斯曼帝国视为“欧洲病夫”15。它在巴尔干半岛和中东的庞大领土，包括与西方有历史渊源的人数众多的基督教社会，成了“东方问题”。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主要大国试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同时又避免打破欧洲的均势。奥斯曼人则巧妙周旋，竭力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为自己争取最大的行动自由。
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一个临时成员加入欧洲均势，但这个日益衰微的大国并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它是建立欧洲均势时需要考虑的“一个砝码”，但不是构建这一体系的一个完全的伙伴。英国利用奥斯曼帝国挡住了俄国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扩张之路，奥匈帝国在处理巴尔干问题上先后与俄国和奥斯曼人结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方都不再像过去那样小心行事。与德国结盟的奥斯曼人从两个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伊斯兰教体系——中找出理由为自己的参战辩护。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指责俄国“违犯国际法对它无端发起攻击”，侵犯了帝国的“武装中立”，发誓要“拿起武器捍卫我们的合法利益”（完全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交战理由）。与此同时，奥斯曼负责宗教事务的最高官员宣布要打一场“圣战”，指责俄国、法国和英国“为了消灭伊斯兰教而加兵于哈里发帝国”，并称“所有国家的伊斯兰教徒”（包括仍处于英法或俄国统治之下的伊斯兰教徒）有宗教义务“倾其所有投入圣战”，要么就会面对“安拉的震怒”。16
“圣战”有时会激励已经很强大的一方更加拼命。但每当“圣战”无视战略或政治现实时，必以失败告终。推动那个时代前进的动力是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利益，不是全球“圣战”。大英帝国内的穆斯林对“圣战”指令不予理睬。英属印度的主要穆斯林领袖关注的是往往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立运动，并与信奉印度教的本国同胞携起手来。在阿拉伯半岛，反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梦想被唤醒。德国曾期盼在战争中得到泛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到头来这一期望化为泡影。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种强行施加的机制将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纳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伊斯兰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与残存的奥斯曼帝国签署的《色佛尔条约》再次使中东成为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大杂烩——一个此前其政治词汇中没有的概念。一些国家，例如埃及和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历史上曾经是帝国或文化实体。其他国家最初由英国或法国“托管”。所谓“托管”既是殖民主义者用的遁词，也指殖民者颐指气使地把这些地方定性为需要监护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1916年的《塞克斯－皮科协定》（以英法两国的谈判人命名）实际上把中东划分为英法两国各自的势力范围。国际联盟批准的托管制度将这一划分付诸实施：叙利亚和黎划巴嫩给了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即日后的伊拉克）划归英国的势力范围。巴勒斯坦和外约旦成了英国的“巴勒斯坦托管区”。托管面积从地中海沿岸一直延伸到伊拉克。以上每一个实体内都存在不同教派和族裔，其中有些教派和族裔世代结仇。托管国于是利用这些矛盾，将其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也为日后的争端和内战埋下了祸根。
针对发展迅速的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事业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但战后日益壮大），英国政府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英国外交大臣写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封信）中宣布，它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家园”，同时又保证说，“不言而喻，不会损害当地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17由于英国似乎还把同一块土地许诺给了麦加的沙里夫，以上文字的含义更加模糊不清。
以上权力格局的重新组合引发了巨大的动荡。1924年，刚刚宣告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奉行民族主义的世俗领导人，废除了泛伊斯兰统一的主要体制哈里发帝国，宣布建立一个世俗国家。此后，伊斯兰世界在胜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已无法实现的“伊斯兰之家”概念之间进退维谷。缺乏经验的中东各群体于是着手在几乎没有任何历史渊源的边界内把自己打造为现代国家。
在阿拉伯历史上，欧洲式的世俗国家的出现前所未有。阿拉伯人马上接受了主权和国家的概念，并将其为自己所用。阿拉伯富商和政治权贵开始遵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框架和全球经济体的规则。他们要求自己国家的人民有权作为平等成员参与这一体系和经济体。他们争取的目标是现有的政治单元，甚至刚建立不久的政治单元，享有真正的独立，而不是推翻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世俗化的潮流日益强劲，但最终未能像欧洲那样产生一个多元化的秩序。
这时出现了两种互相对立的趋势。18“泛阿拉伯主义者”接受一个基于国家的体系的基本概念，但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只有单一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认同。“政治化的伊斯兰教”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坚持把共同的宗教作为实现现代阿拉伯认同的最佳途径。伊斯兰教主义者——人们对“穆斯林兄弟会”一词如今已耳熟能详——往往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中产阶级。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伊斯兰主义是加入战后时代的一种方式，而无须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既可以实现现代化，又无须西方化。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大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们为中东构建的区域秩序。此后欧洲大国再也无力控制当地日益躁动不安的人民。美国成为中东以外影响力最大的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军人推翻了本国的封建君主制政府，建立了世俗政权。
军人统治者通常来自此前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以外的群体。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他们诉诸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非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开始在这一地区扎根。1954~1970年，埃及富有魅力的民粹主义领袖纳赛尔及其继任者萨达特均来自外省。伊拉克的萨达姆同样出身寒微，但他采用了更极端的世俗军事统治方式，从70年代初（先是作为事实上的强人，1979年后在总统位置上）一直到2003年，依靠恐吓和残忍手段维系其统治。萨达姆摆出一副好战的架势，想借此对这一地区形成震慑。萨达姆和他的意识形态盟友、叙利亚狡黠冷酷的阿萨德，均假借支持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之名，把自己所属的少数教派置于人数众多的多数教派之上。（不无讽刺的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情况恰好相反。在伊拉克，逊尼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而在叙利亚，什叶派内的一个分支阿拉维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逊尼派。）共同的民族命运感，逐渐取代了伊斯兰教的愿景。
然而，伊斯兰教的遗产很快再次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各伊斯兰教党派抨击世俗统治者骄奢淫逸，治国无术，并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提出，需要有一个受到神启的政权，鼓吹建立一个取代现有国家的泛伊斯兰神权政体。在他们眼里，西方和苏联一样邪恶。很多人还从事机会主义的恐怖主义活动，借此支持自己的理想。军人统治者对此严加打压，镇压种种伊斯兰教政治运动，指控它们破坏现代化和国家统一。
在今天看来，那个时代当然并不理想。中东各国的军人政权、君主制政权或其他专制政府把异议视为煽动叛乱，公民社会和多元文化几乎没有发展空间。该地区直到21世纪都没有走出这一缺陷的阴影。尽管如此，在专制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下，中东还是逐渐形成了与当代国际秩序暂时的和解关系。一些更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例如纳赛尔和萨达姆·侯赛因，试图通过武力或大肆鼓吹阿拉伯统一扩张本国的疆土。1958~1961年埃及和叙利亚建立的短命邦联就反映了这种企图。最终他们以失败告终，因为阿拉伯各国紧紧抓住自己继承的遗产不放，拒绝融入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统一体中。结果，军人政权奉行政策的最终依据，是国家以及基本上限于本国边界内的民族主义。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他们试图利用冷战期间大国之间的争夺，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70年代初，他们一直利用苏联来向美国施压。苏联成了民族主义的阿拉伯国家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和外交上的支持者，阿拉伯国家则基本上支持苏联的各项国际目标。军人专制者声称忠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赞扬苏联的经济模式。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依然属于传统的家长制模式，以技术官僚经营的单一型经济为主。压倒一切的考虑是这些政权眼中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政治或宗教意识形态。
总体来说，冷战时期，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沿袭了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式均势的模式。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一般支持苏联的政策，听从苏联的指挥。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朗和摩洛哥与美国交好，并依赖美国保障其安全。以上各国，除了沙特阿拉伯外，均属于世俗国家，虽然其中几个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源自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君主体制，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国家利益施展治国方略。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哪些国家认为与哪一个超级大国结盟符合本国的利益。
1973~1974年，这一联盟发生了变化。埃及总统萨达特确信苏联只能提供武器，但无力帮助埃及通过外交努力收复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攻占了该半岛），于是改换门庭。此后埃及成了事实上的美国盟友，国防上改为依赖美国武器，而不是苏联武器。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与冷战两个阵营保持等同距离。苏联在这一地区的作用被严重削弱。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承认的犹太人家园，以色列的崛起促成了分裂的阿拉伯人团结一致。阿拉伯人对这一前景的抵制先后导致了四次中东战争，分别发生于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每一次都败给了装备精良的以色列。
萨达特基于国家利益掉头转向反苏轨道，开启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最终埃及与以色列签订了两项脱离接触协议，1979年又与以色列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埃及为此被驱逐出阿拉伯联盟，萨达特受到咒骂，最终遭到暗杀。然而，也愿意与犹太人国家实现和解的其他人效仿了他的勇敢举动。1974年，叙利亚和以色列缔结了一项脱离接触协议，划定并维护两国间的军事分界线。这一协议维持了40年，其间历经战乱和恐怖主义，包括叙利亚内战带来的混乱。约旦和以色列相互克制，最终也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在国际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专制政权继续倚重苏联，但根据具体情况保留了支持其他政策的选择自由。到了70年代末，中东地区的种种危机与19世纪巴尔干的危机越来越相似。一些二流国家为了实现本国目标，在相互争夺的主要大国之间投机取巧。
然而，外交上倒向美国，最终没有解决民族主义的军人专制政权面临的难题。与苏联结盟未能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与美国结盟未能化解社会问题的挑战。这些专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殖民主义，实现了独立，而且能够游走于冷战的两大权力中心之间。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缓慢，经济成果的分配又太悬殊，无法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石油几乎成了国家收入的唯一来源，加之不利于创新和多样化的经济文化，以上状况雪上加霜。尤其是冷战的猝然结束削弱了这些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它们没有学会如何在没有外敌或国际危机的情况下调动本国人民的积极性，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再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而越来越认为国家有义务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因此，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不得不应对国内日益高涨的不满浪潮，这些不满旨在挑战他们的合法性。极端团体信誓旦旦地要用一个基于宗教的中东秩序取代现存的中东体系。他们的体系反映了对待世界秩序的两种不同的普适性的做法。一种是逊尼派做法，以1928年成立且在这一地区枝繁叶茂的穆斯林兄弟会、2007年在加沙地带上台执政的哈马斯极端主义运动和基地全球恐怖组织为代表。另一种是什叶派做法，以霍梅尼的革命和由此派生出的黎巴嫩“国中之国”真主党为代表。两派之间打得你死我活，但在推翻现存的区域秩序、重建一个受到上天启示的体系的目标上完全一致。
伊斯兰主义：革命潮流——两种哲学诠释[1]
1947年春，埃及的一位钟表匠、小学教师，博览群书、自学成才的宗教活跃分子哈桑·班纳给埃及国王法鲁克上书，题为“走向光明”。他在陈情书中批评埃及的体制，提出用伊斯兰教义取代世俗的民族国家体制。哈桑·班纳温和而全面地阐述了埃及穆斯林兄弟协会（通称“穆斯林兄弟会”，1928年，为了同他眼中的外国不良影响和世俗生活方式做斗争，哈桑·班纳创建了这个组织）提倡的原则和诉求。
哈桑·班纳的兄弟会早期是对英国人霸占埃及苏伊士运河区不满的虔诚穆斯林非正式集会的场所，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从事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全国性组织，拥有成千上万的会员，基层机构遍及埃及所有城市，同时还拥有一个颇有影响的宣传网，负责传播哈桑·班纳对时局发表的评论。19 1937~1939年，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区的阿拉伯人发动了反英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起义，最终失败。穆斯林兄弟会因支持了这次起义，在该地区的声望大增，同时也吸引了埃及当局的注意。
哈桑·班纳在埃及被禁止直接参政，却是埃及最具影响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想给埃及君主公开上书，宣扬穆斯林兄弟会的愿景。对埃及和中东地区陷于外国统治以及中东内部的道德沦落，哈桑·班纳痛心疾首，他宣布，变革的时候到了。
哈桑·班纳称，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曾因其杰出的科技成就光彩照人……但今天已经破产并走向衰落。它的根基开始动摇，它的种种机制和指导原则已成流水落花”20。西方大国已经丧失了对自己世界秩序的掌控。“它们召开的会议均以失败告终，它们的条约遭到违反，它们的公约被撕成碎片。”用来维护和平的国联是“一个幻影”。哈桑·班纳尽管没有明言，但他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世界秩序既失去了合法性，也失去了权力。他断言，创建一个基于伊斯兰教的新世界秩序的时机已经来临。班纳称：“伊斯兰道路前人走过，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一个社会坚定地沿着“全面彻底”光复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并建立《古兰经》描述的社会秩序的道路走下去，“整个伊斯兰世界”，换言之，就是全世界的穆斯林，“都会支持我们”，“阿拉伯人的统一”乃至最终“伊斯兰教的统一”就会实现。
一个光复后的伊斯兰世界秩序，与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现代国际体系，将会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哈桑·班纳认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应该忠于相互交汇的多个层次，位于顶峰的是一统的伊斯兰教体系，其权威最终将覆盖全世界。哈桑·班纳心目中的家园首先是一个“具体国家”，“然后延伸到其他伊斯兰国家，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祖国，都是穆斯林的栖身之地”。之后再依照虔诚的祖先建立的模式建立一个“伊斯兰帝国”，因为“真主会问每一个穆斯林”他为“光复伊斯兰世界秩序”做了什么。最后一个层次是全球性的。“穆斯林的祖国将延伸到全世界。难道你们没有听到安拉（神圣和全能的!）的话，“与他们战斗到底，直到永远不再受到迫害，直到安拉是唯一的信仰”21？
只要有可能，这场斗争将采取渐进的、和平的方式。22早期的穆斯林兄弟会告诫说，应该“保护”非穆斯林，要“温和”“平等”地对待他们，只要他们不反对这场运动，并表示自己应有的敬意。“对外国人应该抱有同情心并与之和平相处，只要他们品行端正，待人以诚。”因此，认为“在现代生活中建立伊斯兰体制会造成我们与西方国家交恶”的说法“纯属呓语”。
哈桑·班纳提倡温和，有多大成分是为了在一个仍然由西方大国主宰的世界中获得支持的策略手段？宣扬“圣战”的言辞，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在传统的伊斯兰地区赢得支持？1949年，班纳遭到暗杀，再也没有机会详尽解释如何解决他改造世界的革命宏愿，与他倡导的宽容和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原则之间的矛盾。
以上模棱两可之处在哈桑·班纳的著述中始终没有得到澄清，但此后的很多伊斯兰教思想家和伊斯兰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主张彻底拒绝多元化和世俗的国际秩序。宗教学者兼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对这一观点做出了也许是最博学和最具影响力的阐述。1964年，他因被指控参与暗杀埃及总统纳赛尔入狱，他在狱中服刑时撰写了《路标》一书，对现有的世界秩序宣战。此后，该书成为当代伊斯兰主义的奠基之作。
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是给予人类唯一真正自由的普世体系——不受他人或人为理论统治，或者说摆脱了“那些基于种族、肤色、语言和国家、地区和民族利益之上的低层次的结合关系”23（即一切其他现代形式的统治和忠诚，外加构成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部分基石）。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的当代使命是推翻所有这些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严格按字义践行《古兰经》，乃至最后在全世界践行《古兰经》。
这一过程的巅峰是“实现地球上所有人——遍及地球的全人类的自由”，从而完成公元7~8世纪伊斯兰教首波扩张开始的过程，“然后把伊斯兰教传给世界各地的全人类，因为这一宗教的对象是整个人类，它的行动范围涵盖全世界”。24 和一切乌托邦事业一样，实现库特布的宏图也需要通过极端手段。库特布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一支意识形态纯洁的先锋队。他们将摈弃这一地区掌权的各国政府和社会——库特布一律冠之以“非伊斯兰的和非法的”——为实现一个新秩序而奋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领土解决方案认可的世俗现代化和穆斯林的分裂，令众多穆斯林私下里痛心疾首。学识渊博、充满激情的库特布对这一现状宣战。他的同代人大多对他宣扬的暴力手段望而却步，然而一批坚定的信徒——如同他设想的先锋队——开始形成一个核心。25
对于一个自认为已经超越“历史”上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全球化的世俗世界，库特布及其信徒的观点显得太极端，无法赢得足够重视。西方很多精英人士由于想象力贫乏，觉得这些革命者的激情难以理解，于是认定他们的极端言论要么只是空谈，要么是讨价还价的手段。然而在宗教极端主义者眼里，这些观点代表了一种真理，它否定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乃至任何其他秩序的规则和准则。过去几十年里，这些观点成了中东及其他地区极端分子和“圣战者”的战斗口号，并得到了基地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塔利班、伊朗的教士政权、“伊扎布特”（“解放党”，在西方国家极为活跃，公开鼓吹在一个伊斯兰教统治的世界里重建哈里发帝国）、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叙利亚的极端民兵组织“努斯拉阵线”和着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哈里发国的“伊斯兰国”的呼应。这些观点也代表了1981年暗杀萨达特的埃及极端分子信奉的好战信条。他们重拾“被忽视的圣战责任”，称与以色列媾和的本国总统为叛教者，指控他在两个问题上大逆不道：一是承认了犹太国家的合法存在，二是（他们认为）同意了把自古以来属于穆斯林的土地拱手让给了一个非穆斯林民族。
以上思想体系几乎完全颠覆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纯之又纯的伊斯兰主义认为，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出发点，因为国家是世俗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国家在演变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宗教实体的过程中，充其量也许可以获得某种临时性的地位。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能成为一个指导方针，因为对国家的忠诚偏离了真正的信仰，而且“圣战者”有义务改造“征伐之地”——不信伊斯兰教的人居住的世界。圣洁，而不是稳定，才是这一世界秩序观的指导方针。
“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的剧变
始于2010年下半年的“阿拉伯之春”在短暂的时间内曾给人带来希望，让人以为新的一波改革将把这一地区相互争夺的专制政权和“圣战”势力扫入历史角落。西方政治领导人和媒体兴高采烈地欢迎突尼斯和埃及局势的剧烈动荡，把这视为一场由青年人主导的促进自由民主原则的地区革命。美国正式表示支持示威者提出的种种要求，认为它们反映了对“自由”、“自由公平选举”、“代表人民的政府”和“真正民主”的不可剥夺的诉求，绝不应坐观其败。26然而通向民主的道路崎岖不平，充满艰辛。专制政权垮台后的局势凸显了这一点。
西方不少人认为，埃及的解放广场起义验证了一个观点，即早就应该推动取代专制体制的新体制了。但问题其实在于，美国很难找到可以用来建立多元化体制的因素和支持多元机制的领导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在文官政府和军人政权之间画了一条线，支持与民主制度格格不入的“穆斯林兄弟会”）。
美国希望看到这一地区实现民主化。共和、民主两党的历届政府均怀有这一愿望，因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美国的理想主义。然而，安全观和促进民主常常相互冲突。致力于民主化的人发现，很难找到真正认清民主的自身重要性，而不仅仅把民主当作个人独裁手段的领导人。同时，强调战略优先的一派又无法说明现有的政权如何最终能以民主的方式，甚至通过改革进行演变。促进民主化的做法无法解决在追求其目标时日益显现的真空，只考虑战略需求的做法又因现有机制的僵硬而受阻。
“阿拉伯之春”最初表现为新一代人争取自由民主的起义，但很快遭到排斥，进展受挫甚至遭到镇压，当初的兴奋化为无奈。既有的政治势力不仅与军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和农村的宗教势力相连。事实证明，他们比在解放广场争取民主的中产阶级更强大，组织得也更好。“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暴露了而不是消除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旨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政策所含的矛盾性。
“阿拉伯之春”初期常用的一句口号“人民要求政府下台！”并没有说明人民指谁，或政府下台后以什么取代。“阿拉伯之春”的示威者当初呼吁开放政治和经济生活，日后被军人支持的威权主义与伊斯兰教意识形态之间的暴力较量所淹没。
在埃及，最初在解放广场宣扬世界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的欣喜若狂的示威者，最终并没有成为这场革命的继承人。电子社交媒体为有能力推翻政府的示威游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有能力在广场聚众示威并不等于有能力建立新的国家体制。在示威活动最初取得胜利后出现的权威真空中，起义前即存在的各派别往往更有能力影响最终的结局。通过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融合求得团结的诱惑，盖过了当初的起义口号。
2012年，在一批更激进的宗教极端主义团体组成的联盟的支持下，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穆尔西当选为总统。当初解放广场上的示威如火如荼时，穆斯林兄弟会曾信誓旦旦，说不谋求总统一职。伊斯兰教政府掌权后，开始将自己的权威体制化，对支持自己的人有组织地骚扰威吓妇女、少数族裔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视而不见。埃及军人决定推翻这届政府，宣布重启政治进程。结果，连已经靠边站的世俗民主派别也对此表示欢迎。
这一过程提出了人道主义外交政策问题。人道主义外交政策不同于传统外交政策，它批评国家利益观或均势概念缺乏道义内涵。它通过改变侵犯普世的正义原则的状况，而不是消除某种战略威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外交政策风格的价值观和目标，反映了美国传统至关重要的一面。然而，若把它作为美国战略的核心概念加以实施，又会让自己陷于两难处境：美国是否认为，凡是针对任何不民主政府的任何一次群众起义，包括针对此前认为对维持国际体系十分重要的政府的起义，美国都有义务支持？每一次示威游行是否都必然具有民主性质？是不是一旦沙特阿拉伯国内发生公众示威后，它就不再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对“阿拉伯之春”做出的主要贡献就是谴责、反对或参与推翻它认为专制的政府，包括此前视为重要盟友的埃及政府。然而，在沙特阿拉伯等与美国有着传统友谊的一些国家政府看来，美国传递的信息首先不是推行自由改革的好处，而是自己的政府有可能被美国抛弃。
西方的传统包括对民主体制和自由选举的支持。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无视深深扎根于美国道德事业的这一因素，就休想得到美国人民的长期支持。然而，有些派别把民主视为建立宗教统治的一次公民投票，而且这种统治一旦建立就不得更改。若对这些派别应用这一原则，宣扬选举有可能导致只有一次民主选举的机会。埃及恢复了军人政权后，在美国再次引发了一场争论，而且迄今为止都没有争论出任何结果：战略利益重要，还是促进人道、合法的统治重要？而且这似乎还牵扯到一个时机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应该为了一种理论意义上的演变结果而牺牲安全利益？两者其实都很重要。忽略未来的民主前景——假设我们知道如何影响它的走向——含有长期风险。因无视安全因素而忽略当前现实，可能马上会招来大祸。传统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之别就取决于以上差异。每当这个问题出现时，政治家都必须在两者间加以权衡。有时会发生一些事件，比如种族灭绝，其后果之严重，足以使天平倾向撇开战略考虑进行干预的一边。但作为一般规律，最可持久的做法是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而在美国国内的争论中，两者常常被视为水火不容。
乍看上去，叙利亚革命像是埃及解放广场革命的重演。然而，埃及剧变团结了各派力量；而在叙利亚，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矛盾的爆发，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长达千年的纷争冲突再次点燃。由于叙利亚人口成分复杂，其他族裔和宗教团体也卷入了该国的内战。根据历史的教训，他们中没有哪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决定。一些外部大国也介入冲突，暴行屡屡发生，幸存者到各族裔和教派飞地避难。
在美国的公开辩论中，反抗阿萨德的起义被视为一场争取民主的斗争，与推翻穆巴拉克的情况相提并论。这场斗争应该以阿萨德政府的倒台和成立一个包容的民主联合政府告终。2011年8月，奥巴马总统陈述了这一立场，公开呼吁阿萨德“辞职”，从而让叙利亚人民能够行使自己的普世权利：
叙利亚的未来必须由叙利亚人民决定，但是阿萨德总统挡住了他们的道路。他呼吁对话和改革，同时又监禁、拷打和屠杀本国人民。他的呼吁虚伪至极。我们始终坚持，阿萨德总统必须引导民主过渡，否则就让路。他没有引导过渡。为了叙利亚人民的利益，现在是阿萨德总统去职的时候了。27
奥巴马讲这番话，是想鼓动叙利亚人民反对阿萨德，为推翻他的政权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假联合国之手，推动一项基于阿萨德下台和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的“政治解决方案”。然而令人惊愕的是，其他几个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既不愿支持这一步骤，也不愿支持采取军事措施。同时，叙利亚境内最终出现的武装反对派几无民主性可言，更不要说温和了。
当时，这场冲突已经超出了要不要民主的问题。对主要卷入方而言，涉及的问题与美国国内争论的焦点大相径庭。叙利亚及这一地区的主要成员不是为了民主而战，而是为了战胜对手而战。只有民主能让自己所属的派别执政时，他们才对民主感兴趣。没有任何派别赞成一个不能保证让自己党派控制政治体系的制度。对绝大多数交战者而言，简直无法想象不考虑地缘政治或地缘宗教后果，仅仅为了强制实施人权准则而打一场战争。在他们眼里，这不是一场独裁者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冲突，而是叙利亚境内互相角逐的各教派和各自在这一地区的后台之间的冲突。根据这一观点，这场战争将决定叙利亚的哪个主要教派最终将主宰其他教派，并控制叙利亚残存的疆土。区域大国源源不断地向其支持的教派输送武器和金钱，并提供后勤支援。沙特阿拉伯和海湾诸国支持逊尼派团伙，伊朗则通过真主党支持阿萨德。战事陷入胶着状态后，越来越激进的团伙在战争中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极其凶残，交战各方均无视人权。
与此同时，叙利亚的战争开始重新划分叙利亚，也许还有这一地区的政治版图。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沿土耳其边界一带建立了一个自治区，日后有可能与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自治地区合并。德鲁兹派和基督徒社团担心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对待少数族裔的一幕在叙利亚重演，因此不愿支持叙利亚的政权更迭，或是成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伊斯兰国”的“圣战者”试图在攻占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哈里发政权。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均失去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各主要派别认为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28一些“圣战者”武装派别认为，这是一场预示善恶大决战的冲突。当美国不肯出面打破平衡时，他们认为美国要么狡猾地隐藏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也许是想最终与伊朗做成一笔交易），要么不适应中东均势的需要。2013年，这一分歧达到了顶点。沙特阿拉伯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理由是由于传统的秩序仲裁者未能采取行动，它将自行其是。
美国呼吁世界信守对民主的支持，并在国际上以强制手段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而其他的大国，例如俄罗斯和中国，援引威斯特伐利亚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加以抵制。它们主要从自己所在地区的稳定和本国躁动不安的穆斯林人口的视角审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马里、巴林和叙利亚等国的大动荡。这些国家知道，最凶悍的逊尼派战士都是与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因“伊斯兰国”采用了甚至连它都认为太极端的手段而斩断了与后者的联系）结盟的铁杆“圣战者”，因此对叙利亚反对派彻底获胜持谨慎态度。中国称它在叙利亚这场战争中没有特别的利益，但坚持最终结果应由“叙利亚人民”而不是外国势力决定。叙利亚前盟友俄罗斯希望阿萨德继续掌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希望看到叙利亚继续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下去。由于国际社会达不成共识，叙利亚反对派又四分五裂，当初旨在促进民主价值观的一场起义沦为21世纪之初的一场人道主义大灾难，导致区域秩序彻底崩溃。
如果有一个可行的区域或国际安全体系，也许本来可以避免或至少遏制这场灾难。问题是各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看法大相径庭，维护稳定的代价又太高昂。早期外部的大规模干预也许可以把争斗各派压制下去，但若要维持局面，则需要长期的相当规模的军事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这一选择对美国来说已不可行，至少美国不可能单干。伊拉克若能达成政治上的共识，也许还能把这场冲突限制在叙利亚境内，但巴格达政府及其区域盟友的教派意识阻碍了共识的达成。还有一种可能是，国际社会可以对叙利亚和民兵“圣战者”实施武器禁运。然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各自截然不同的目标使得这一选项不可能成立。倘若无法通过共识或武力建立秩序，就只能付出灾难性的非人道代价，让秩序在混乱中产生了。
巴勒斯坦问题与国际秩序
中东各地虽然动荡不安，旨在结束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和平进程始终在推进，有时断断续续，偶尔紧锣密鼓。几十年的阿以冲突造成了一触即发的对峙局面。过去一共爆发了三场常规战争和无数次非常规军事冲突。每一个伊斯兰教“圣战者”团体都把阿以冲突作为号召人们拿起武器的借口。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把以色列的存在和它强大的军事力量视为自己的耻辱。有些人坚持不放弃土地的信念。在他们眼里，与以色列共存好比背弃信仰，而不是对现实的承认。
以色列对安全和认同感的追求、巴勒斯坦人对自治的渴望，以及四周阿拉伯国家政府对符合其历史性宗教诉求的政策的摸索——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没有什么问题能与之相提并论。有关各方都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历程，从拒和开战到犹豫不决地接受共存，基本上停留在停战的基础上，前途未卜。没有哪个国际问题像阿以冲突问题那样让美国如此牵肠挂肚，令美国总统如此殚精竭虑。
阿以冲突牵扯到一系列问题，针对每一个问题都形成了大量文件。在过去几十年时断时续的谈判中，各方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立场。这里只讲其中的一个方面：谈判各方互相冲突的和平秩序概念。
两代阿拉伯人都是怀着以下信念长大的：以色列这个国家非法篡夺了穆斯林的遗产。1947年，阿拉伯国家拒绝了联合国将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划分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人国家的方案，以为自己可以打赢战争，从而得到全部领土。结果，阿拉伯人未能消灭新宣布成立的以色列国。然而，同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后殖民时代冲突的结果不同，这并没有带来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也没有开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开始了一个政治上拒不和解和勉强接受停火的漫长时期。其间，一些激进的团伙试图通过恐怖主义手段迫使以色列屈服。
一些伟大的领导人曾试图超越这场冲突的概念，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基础上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即在组成主权国家的不同人民之间展开谈判，每一国根据对自己国家利益和能力的现实评估行事，而不是根据绝对的宗教信仰行事。1979年，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大胆地着眼于未来、走出冲突，根据埃及的国家利益与以色列媾和。两年后，他遭到埃及军队中宗教极端分子的暗杀，为自己的政治家气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以色列第一个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一项协议的总理拉宾头上。萨达特死后14年，以色列的一名激进学生暗杀了拉宾。
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领土境内，尤其是在加沙地带，宗教极端分子（比如真主党和哈马斯）今天拥有很大的军事和政治实力。他们宣称“圣战”乃是结束通常被谴责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占领”状态的宗教义务。伊朗的阿亚图拉政权经常挑战以色列的生存权。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内贾德呼吁灭掉以色列。
从阿拉伯人的态度中至少可以看出三种观点：为数不多的一些人接受与以色列实现真正的共存并愿意为此而努力，他们目标坚定，但声音微弱；更多人试图通过永久性的对抗消灭以色列；最后一类人愿意与以色列谈判，但把谈判说成是分阶段征服犹太人国家的一种手段，至少他们对本国人民这样讲。
以色列地小人稀（同邻国相比），国土最窄处仅有9.3英里，最宽处也不过60英里左右，所以不大情愿为了将来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的一份文件做出领土上的让步，尤其是在靠近重要人口中心的地区。因此，以色列的谈判立场常常体现为强调法律问题，在理论空泛、偶尔含有琐碎细节的安全和政治保障的含义上做文章。这往往会激化和平进程旨在克服的情绪。
在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问题已不像往日那样紧迫，但依然重要。和平进程的主要参与者把精力和思虑转向了可能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及其区域代理人。这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和平进程：一是诸如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主要大国在塑造和平进程上可以发挥的外交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为未来协议提供担保的能力。巴勒斯坦领导人自己无法保证和平进程的结果，除非这一结果不仅能为其他区域国家政府所容忍，而且还能得到它们的积极支持。截至本书写作时，阿拉伯国家要么陷入内战，要么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纷争冲突以及一个日益强大的伊朗而担忧。尽管如此，它们或迟或早必须面对巴勒斯坦问题，它是构成区域秩序，最终也是世界秩序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些阿拉伯领导人建议仅承认以色列国存在的现实，但不正式承认它在伊斯兰教的中东的合法存在，这样既解决了以色列的安全关切，又照顾到了阿拉伯人的感情，从而能实现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和平。以色列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做出有约束力的保证，和平将包括化为具体行动的某种道义和法律上的承认。以色列因而不满足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还要求正式承认它是一个犹太人国家。大多数阿拉伯人很难正式接受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不仅认可以色列的领土，而且还认可它的宗教。
几个阿拉伯国家宣布，如果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的边界，就愿意与它建立外交关系。这一边界是半个世纪前结束的一场战争的停火线。然而问题的实质是：建立外交关系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行动。如果阿拉伯国家给予以色列外交承认，它们的政府、宣传机构和媒体是否就不再把以色列描绘成这一地区一个非法的、帝国主义的、几乎可以说是罪恶的侵入者？因“阿拉伯之春”备受压力的阿拉伯国家政府是否愿意并能够做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确切承诺，公开赞成并保证一种接受以色列存在的和平？以上因素，而不是给予以色列国的标签，将决定和平的前景。
两种世界秩序观的冲突扎根于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之中。以色列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1947年，以色列正是依照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建国的。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美国，始终是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操盘手和最大的捍卫者。然而，中东地区的核心国家和派别在不同程度上从伊斯兰教意识的角度看待国际秩序。以色列与其邻国的纠纷有其地理和历史根源，涉及水源、资源、特殊的安全安排和难民问题。在其他地区，类似难题一般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是一个在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狭小空间内，以巴双方的两种世界秩序观之间能否共存的问题。由于双方对每一寸土地都看得很重，为争取和谈成功，也许需要探索一下是否能做出某种临时性安排，至少能增加实现切合实际的共存的可能性，在最终达成协议前赋予西岸部分地区主权特征。
为启动以上谈判做出努力的同时，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哲学思考上的演变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互相矛盾的结果。美国与代表中东各种选项的派别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与以色列结盟，和埃及保持关系，与沙特阿拉伯是伙伴关系。当一个区域的主要成员对它们面临的问题采取一致行动时，就会逐渐演变成为区域秩序。然而，在中东地区始终没有达成这种一致。主要当事方在三大问题上意见相左：国内局势的演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未来，以及伊朗用于军事目的的核计划的未来走向。一些目标一致的国家又不便明言。举例来说，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目标大体一致：防止伊朗获得核能力，或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遏制伊朗。然而，两国对合法性的看法——加上沙特阿拉伯十分在意阿拉伯国家的共识——决定了两国无法正式提出这一观点，甚至无法挑明。这就是为什么中东大部分地区仍然十分纠结，既恐惧“圣战”又害怕对付“圣战”的部分根源。
本章讲述的宗教和政治冲突的种种后果，表面看上去像是迥然不同的问题，实际上它们都反映了对政治合法性和国际合法性新含义的深层探求。
沙特阿拉伯
不无历史讽刺的是，中东各国动荡不安期间，西方民主国家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是一个国内体制与它们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的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站在了盟国一边。自从那时以来，沙特阿拉伯在大多数区域安全行动中始终是一个伙伴。这种关系显示了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特殊性，即差异如此之大的社会可以通过正式机制为了共同目标互相合作，而且通常双方都获益匪浅。换一个角度看，这一关系遇到的困难涉及探索当代世界秩序时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一个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既是部落性质的君主制，又是一个伊斯兰教神权政体。自从18世纪以来，抱成一团的两大家族构成了该国统治集团的核心。来自沙特家族的一位君主，统领基于古老的相互忠诚和义务的一个复杂的部落关系网，居于政治体制之首，控制了王国的内政和外交。主要来自谢赫家族的大穆夫提和长老委员会是最高宗教权威。国王试图通过扮演“两大圣寺（麦加和麦地那）监护人”的角色弥合两大权力分支之间的鸿沟。这不禁令人想起担任“护教者”的神圣罗马皇帝。
宗教表达的狂热和纯正深植于沙特阿拉伯的历史中。数百年来，这两大家族曾几次建立或重新统一了沙特王国（18世纪40年代、19世纪20年代以及20世纪初），每一次都承诺根据对伊斯兰教教义最严格的解释，治理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无比神圣的圣地。沙特的军队屡屡四面出击，通过一波波的征服战争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和山川。这与当年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圣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上。宗教上的绝对主义、军事上的出其不意、精明的现代政治谋略，在伊斯兰世界的腹地塑造了这个对于伊斯兰世界命运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王国。
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脱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土耳其统治。当时伊本·沙特再次统一了分布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些封建王国，通过家长制式的效忠和宗教信仰把它们维系在一起。自从那时以来，王室始终面临艰巨的任务。在它的统治下，既有依然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对国王绝对忠诚的部落，也有规模接近——有的地方超过了——西方一些大都市的人口密集的城市，虽然这些城市位于寸草不生的荒漠上，看上去像是海市蜃楼。一个具有半封建性的对等义务意识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在极端保守的政治文化限度内，掌权的王室成员将君主制和一种共识体系结合起来。在此体系下，庞大的王室家族的远亲对决策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普通公民也逐渐获得了参与公共生活的部分权利。
伊斯兰教和尊重传统权威这一纽带，将数百万外籍劳工——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埃及人、巴基斯坦人和也门人——连接到了一起。每年同一时间，几百万穆斯林从世界各地涌到沙特阿拉伯朝觐——前往麦加履行先知穆罕默德生前制定的宗教仪式。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信徒一生中至少要去麦加朝觐一次。这一证明自己信仰的义务使沙特阿拉伯具有独特的宗教重要性，同时每年也给它带来了其他国家没有的接待方面的巨大挑战。与此同时，巨大石油蕴藏量的发现使沙特阿拉伯一跃成为这一地区无人能及的首富。由于这个国家人口稀少，没有自然的陆地边界，一个主要产油区的居民又是政治上若即若离的什叶派少数族裔，骤然致富给该国的安全造成了隐含的威胁。
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深知，四周邻国的贪婪有一天也许会转化为征服的欲望，在革命年代，也可以表现为支持政治或教派骚乱。沙特阿拉伯人目睹了邻国的命运后，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心情矛盾，知道不改革也许会把本国的青年人推向对立面，改革步伐太快又有可能失控，最终危及习惯了保守君主制的这个国家的国内凝聚力。王室试图在自己社会习俗范围内领导社会和经济变革，目的恰恰是为了控制改革的步伐和内容。沙特阿拉伯依照这一策略进行了有限的改革，防止具有潜在爆炸性的社会矛盾越积越多，同时又避免改革步伐过快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
现代沙特阿拉伯自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外交政策的特点就是小心谨慎，他们转弯抹角的说话风格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如果沙特王国奉行锋芒毕露的政策，如果它使自己成为一切争端的焦点，一些比它势力大得多的大国的恳求、威胁和诱劝就会接踵而至，甚至有可能危及国家的独立或凝聚力。沙特阿拉伯当局因此避而远之，从而保全了自己，哪怕危机时期也不例外，包括有时推行影响会波及世界的大胆变革时。沙特阿拉伯在公开场合几乎总是避免出头，与他国保持距离，用含糊不清掩盖自己的脆弱，用避而远之隐藏自己对外来者动机的猜疑。无论对方巧舌如簧还是威胁恐吓，它均不为所动。
即使是在靠资源支撑的对抗中，沙特阿拉伯王国也避免自己冲在前面，例如1973年的石油禁运和1979~1989年在阿富汗的反苏“圣战”。它帮助推动了中东的和平进程，但谈判时退缩在他国后面。沙特阿拉伯王国于是在固定的标杆之间游走：与美国的友谊，对阿拉伯人的忠诚，对伊斯兰教正本清源的诠释，内忧外患的意识。在一个“圣战”、剧烈大动荡和认为美国将从这个地区抽身退出的时代，沙特阿拉伯王国有时不再含糊其词，转而采取更直截了当的做法，明确表达它对什叶派伊朗的恐惧和敌视。
伊斯兰世界的大动荡和一个革命的伊朗的崛起给沙特阿拉伯造成的分裂之深，超过了中东地区任何一个国家。一方面，沙特阿拉伯正式对威斯特伐利亚概念表示效忠，因为这一概念不仅构成了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基地，也是国际社会承认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的依据。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国内又存在着贯穿其历史的宗教纯粹主义势力和威胁到国内凝聚力（1979年，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占领麦加的大清真寺时甚至威胁到了王国的生存）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
1989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心怀不满的子孙之一、参加了阿富汗反苏“圣战”的本·拉登回国，宣布要开始一场新的斗争。本·拉登及其追随者遵照库特布的著述成立了一个先锋队组织（基地组织），通过它进行全面“圣战”。该组织的“近期”目标是沙特政府及其地区伙伴国，“远期”目标是美国。基地组织辱骂美国扶持中东不遵守伊斯兰教教义的国家政府，并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在沙特阿拉伯部署部队玷污了伊斯兰教。29依本·拉登之见，真正的信仰与异教徒世界之间的较量已经开始，而且事关生死存亡。世界上的非正义已经达到了用和平手段无法解决的地步，现在需要采用暗杀和恐怖主义手段，从而让基地组织的远近敌人心寒胆战，丧失抵抗斗志。
基地组织野心勃勃的计划，从袭击美国及其盟国在中东地区和非洲的设施开始。1993年对世贸大厦的袭击显示了该组织的全球野心。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的攻势登峰造极，袭击了世界金融体系枢纽纽约和美国权力的政治枢纽华盛顿。“9·11”事件是迄今为止最致命的一次袭击，短短几分钟内2 977人丧生，遇难者几乎全部是平民，还有数千人在袭击中受伤或身体健康受到极大损害。本·拉登在袭击前宣布了基地组织的目标：将西方及其影响逐出中东，推翻与美国结成伙伴合作关系的国家政府，解散它们的政治体制。30本·拉登嘲弄这些国家是“纸糊的蕞尔小国”，其政治结构是为了西方大国的需要而非法建立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哈里发政权将取而代之，再现公元7世纪时伊斯兰教的辉煌。一场围绕世界秩序的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这场冲突的战场横贯沙特阿拉伯的腹地。2003年基地组织推翻沙特王朝的企图失败后，沙特阿拉伯成为基地组织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伊斯兰教秩序的范围内保障安全的办法，在一段时间内行之有效。然而，沙特王朝犯了一个重大战略错误。从大致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2003年末，它以为可以支持，甚至操纵国外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而不会危及它在国内的统治。2003年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境内爆发的一场基地组织的严重叛乱，暴露了这一战略的致命缺陷。沙特王室抛弃了这一战略，改为由年青一代的一位王子，现任内政部长本·纳伊夫，领导一场严厉打击叛乱的斗争。即便如此，沙特王朝的江山依然不稳。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圣战”浪潮的高涨，沙特阿拉伯在这场斗争中使用的手腕也许会再次受到考验。
沙特阿拉伯采取的对策与它面对的挑战同样复杂。皇室家族认为，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和国家利益系于和西方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以及参与全球经济。然而，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伊斯兰教圣地的保护者，沙特阿拉伯又无法偏离正统的伊斯兰教。为了对付激进的伊斯兰教普世主义，它先声夺人，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体制和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与伊斯兰教中原教旨色彩也许最浓厚的瓦哈比派嫁接的脆弱混合体，并在国际上出钱扶持它，结果有时在本国内造成了自相矛盾。沙特阿拉伯在外交上基本上与美国结盟，宗教信仰上又倡导一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伊斯兰教，与非伊斯兰世界形成了潜在冲突。通过资助在世界各地宣扬严苛的瓦哈比派信条的宗教学校，沙特人不仅履行了自己作为穆斯林的义务，还把它作为一项预防措施。如此一来，鼓吹瓦哈比派信条的人纷纷跑到国外去传教，而不是留在王国境内。这一政策产生的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助长了“圣战”的狂热，最终将对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及其盟友构成威胁。
只要逊尼派国家基本上仍处于军人统治之下，沙特王国奉行的有原则的模糊战略就没有问题。然而基地组织出现后，神职人员执掌政权的伊朗通过一个好战的革命阵营在整个地区内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增大。沙特阿拉伯面对着中东地区两类不同形式的内战：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成员的伊斯兰政权，与认为现代国家和现存的国际秩序机构同《古兰经》势不两立的“圣战者”之间的内战；以及在这一地区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内战。沙特阿拉伯促使他人改变宗教信仰的举动（无论多么无心）起了为这两场内战煽风点火的作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分别被视为对立双方的头领。
这场争夺的背后还有另外两场较量，二者都是对地区秩序的考验。一是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和利比亚可憎的独裁政权，同时在政治上施加压力，实现“改造大中东计划”。二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再起，在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冲突期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局势的发展证明，在以上每一场较量中，都很难生成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平行利益。
沙特阿拉伯把什叶派的伊朗视为一个帝国加宗教现象，在地区领导权、均势和教条理念之争方面感觉受到了伊朗的威胁。在沙特阿拉伯眼中，德黑兰领导的什叶派群岛（从伊朗与阿富汗边界横穿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直抵地中海）实力及影响力日盛，与沙特领导的（由埃及、约旦、海湾国家和阿拉伯半岛组成，同土耳其结成谨慎的伙伴关系）逊尼派秩序针锋相对。
因此美国如何对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不是一个简单的均势考量问题或民主化问题，而必须把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间已经持续千年之久的宗教纷争考虑在内。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小心行事，因为这一地区释放出来的压力会对支撑这一王国和管理伊斯兰教圣地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产生影响。沙特阿拉伯若发生动荡，将对世界经济、伊斯兰世界的未来与世界和平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革命的经验，美国不能假定有一个现成的民主反对派，且它将依据更合西方口味的原则统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圣战”和什叶派“圣战”志在必得的最重要的战利品。沙特阿拉伯的努力，无论多么迂回隐蔽，都对于促进这一地区的建设性演变至关重要。美国必须与它达成共识。
对沙特阿拉伯来说，与伊朗的冲突生死攸关，关系到君主制的存活、国家的合法性乃至伊斯兰教的未来。只要伊朗继续崛起为一个潜在的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了保持均势，就至少必须加强自身的实力地位。鉴于事关重大，仅有口头保证是不够的。取决于伊朗核谈的最终结果，沙特阿拉伯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寻求拥有自己的核能力，作为一项保险政策，要么从一个现有的核大国得到弹头，最好是伊斯兰国家（比如巴基斯坦），要么资助其他某国研制核武器。如果沙特阿拉伯判断美国要从这一地区抽身，它很可能会试图把另一个外部大国拉入地区秩序，也许是中国，或印度，甚至是俄罗斯。21世纪前20年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动荡不安和暴力，因此应当被视为各国内部冲突和宗教之争的映照。争夺焦点，是决定这一地区是否或以何种方式与任何一个更大的世界秩序概念相连。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美国控制结果的能力、手腕和意志，使之既符合自己的利益，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友也认为与各自的安全和原则并行不悖。
国家的衰落？
叙利亚和伊拉克曾是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灯塔，但也许丧失了重构为统一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家的能力。由于两国交战各派别纷纷争取这一地区及外部世界同一教派或族裔的支持，它们之间的冲突威胁到了四周邻国的国内和谐。如果地处阿拉伯世界腹地的数个邻国不能建立合法的统治并始终有效控制本国的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中东做出的领土安排将来日无多。
因此，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周边地区的冲突是一个不祥新趋势的象征：国家分裂为不同部落和教派单元，其中有一些分布在现存边界两边，彼此或你死我活地拼杀，或受到相互竞争的外部派别的操纵，除了实力至上法则（霍布斯也许会称之为自然状态）不遵守任何共同规则。
革命或政权更迭后，只要没有建立一个得到一国大多数人承认的合法新政权，形形色色的派别为了争夺政权，就会继续同自己眼中的对手打下去。一国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长期叛乱，抑或与另一个正在走向解体的国家合并。现存的中央政府可能没有意愿或能力重新恢复对边境地区或真主党、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塔利班等非国家实体的控制。这种现象已经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巴基斯坦出现。
以现有形式存在的一些国家也许无法按照原状存在下去，除非采用美国人视为非法的国家治理或凝聚社会的手段。在有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更自由的国内体制克服以上障碍。但如果一国内的不同派别坚持各自的世界秩序观，或是认为他们之间的争夺关系到自身的存亡，美国呼吁止戈息战、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做法往往要么造成现任政府的瘫痪（例如前伊朗国王时期的伊朗），要么是对牛弹琴（例如塞西将军领导下的埃及政府。它汲取了前任政府被推翻的教训，不再与美国保持历史性的盟友关系，转而选择给予自己更大的行动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在尽量兼顾安全和道义的基础上决策，同时认识到无论在安全上还是道义上，都无法做到十全十美。
在伊拉克，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残暴的萨达姆·侯赛因独裁政权的垮台，带来的不是对民主的追求，而是复仇。不同派别把各自信仰的宗教形式转化为自治单元，为了报复而相互厮杀。利比亚地广人稀，彼此争斗的不同教派和部落除了曾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外，没有共同历史。推翻暴戾的独裁者卡扎菲产生的实际结果，是抹掉了带有国家统治色彩的所有痕迹。不同部落和地区为了确保自治或称雄一方，纷纷通过不受约束的民兵武装自己。的黎波里的临时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它实际控制的地方只限于城市，甚至能否控制城市都还难说。极端团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用卡扎菲弹药库里的武器武装自己后把“圣战”扩大到邻国，尤其是非洲。
各国政府失去对本国全境的管辖之日，也是国际秩序或地区秩序自身开始走向解体之时。31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有些空白，标志着这些地区无法无天。一个国家崩溃后，其领土也许会成为恐怖主义、武器供应或挑动邻国教派不和的基地。现在，不受任何政府管辖或处于“圣战”的地区贯穿整个伊斯兰世界，波及利比亚、埃及、也门、加沙地区、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马里、苏丹和索马里。若是也把中非地区的麻烦考虑在内——持续了长达一代人之久的刚果内战把四周邻国卷入其中——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的冲突也有可能同样扩散到他国，世界版图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已濒于从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滑落的边缘。
在这一真空投下的阴影中，中东陷入了一场类似欧洲前威斯特伐利亚宗教战争的对抗，但规模超过了后者。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螺旋式升级，政治、教派、部族、领土、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国家利益争端纷纷浮现。用来追求地缘政治目标的宗教被“武器化”，平民因为自己所属的教派遭到屠杀。有能力维持自己权威的国家以生存需要为借口，认为自己权大无边。解体的国家成为周围大国争夺之地，其积聚实力的方式往往完全无视人类的福祉和尊严。
目前仍在进行的冲突既是宗教性的，也是地缘政治性的。由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某种程度上还有埃及和土耳其组成的逊尼派集团，与一个由什叶派伊朗领导的集团对峙。后者支持阿萨德控制的叙利亚部分、马利基控制的伊拉克中部和南部，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逊尼派阵营分别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支持反抗阿萨德和马利基的起义。企图主宰这一地区的伊朗则动用意识形态上与德黑兰一致的非国家成员，破坏它在这一地区的竞争对手的国内合法性。
冲突各方均寻求外部势力的支持，尤其是俄罗斯和美国的支持。这反过来也塑造了双方的关系。俄罗斯的目标基本上是战略性的，至少防止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团体蔓延到本国穆斯林人口所在的地区。俄罗斯的全球目标是加强它相对于美国的地位（从而扭转本章前面提到的1973年那场战争的结果）。美国左右为难：一方面，从道义立场出发谴责阿萨德，这没有错；另一方面，反对阿萨德的最大一股势力又是美国战略上需要反对的基地组织和更极端的团体。无论俄罗斯还是美国，在彼此合作还是互相斗法问题上都难下决心。不过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有可能打破目前的暧昧，推动双方转而采取冷战立场。伊拉克成了多个阵营角逐的战场——历史上曾数次上演过这一幕——这一次是在伊朗、西方和形形色色的复仇主义的逊尼派别之间。剧本没换，只是换了一批演员。
美国尝到了苦头，再加上当地条件几乎不允许多元化的存在，人们可能倾向于对动荡局势采取任其发展的态度，待继承国出现后再与之打交道。但几个潜在的继承国已经公开宣布，美国和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是它们的头号敌人。
在一个自杀式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时代，必须把滑向泛地区教派冲突的现象视为对世界稳定的威胁。所有负责任的大国，都需要根据某种可以接受的地区秩序的定义携手应对。如果无法建立秩序，大片地区就有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世界等待美国和其他具有全球眼光的国家提炼出一个新的地区秩序。
[1] 作者完全无意诠释各种学说和教派信奉的核心真理，他们对自己真理的热情追求正在重塑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在很多国家占大多数，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做出的诠释不像这里引用的诠释那么富于对抗性，而是更加多元化。然而此处引用的观点现在对很多重要的中东国家和几乎所有的非国家组织的未来走向，产生了重大的而且常常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些观点表达了对一个不同的世界秩序的追求。根据其定义，这一秩序优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自由国际主义的价值，而且与后者格格不入。为了了解这些观点，本书不可避免地要引用争论双方使用的宗教用语。
第三章 伊斯兰主义和中东：世界乱局
中东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这块不毛之地上先后涌现出高举普世理想旗帜的征服者和先知。在它似乎绵延无尽的地平线上，一个个帝国崛起又覆亡，一个个专制君主声称自己是一切权力的化身，之后又如海市蜃楼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块土地上，不同历史时期存在过形形色色的国家秩序或国际秩序，随后又一个个被推翻。
中东地区不断有人呼吁，要为了一个普世愿景推翻区域和世界秩序。世界对此已习以为常。带有预言性的绝对观点层出不穷，始终是这一地区的特征。中东一方面沉浸在对昔日辉煌的梦想中，另一方面又无力就国家秩序或国际合法性的共同原则达成共识。就组织区域秩序和确保这一秩序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行不悖而言，没有哪个地区比中东面临的国际秩序挑战更复杂。
在当今时代，中东似乎注定要重温昔日的所有经历——帝国、“圣战”、外国统治、互相厮杀的教派战争——方能最终选定（如果能做到的话）一个国际秩序概念。在此之前，中东仍会在加入或对抗国际社会之间挣扎摇摆。
伊斯兰世界秩序
中东和北非早期格局的形成源自一系列帝国。每一个帝国都自视为文明生活的中心，每一个帝国都围绕着有利于统一的地理特征崛起，随后向周边地区扩张。公元前3000年，埃及沿尼罗河将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苏丹。与此同时，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和巴比伦等帝国巩固了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人民的统治。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在伊朗高原崛起，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统治体系。这一体系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目的地试图将迥异的非洲、亚洲和欧洲社会，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有组织的国际社会中”，统治者自称“万王之王”。1
公元6世纪末，两大帝国控制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一个是定都在君士坦丁堡、信奉基督教（希腊东正教）的拜占庭（或东罗马）帝国，另一个是首都位于今天巴格达附近的泰西封、信奉琐罗亚斯德教（亦称拜火教）的萨珊波斯帝国。两个帝国之间不时发生的冲突持续了几百年。公元602年，两个帝国刚遭受了一场严重瘟疫后不久，波斯入侵拜占庭领土，从而引发了一场为时25年的战争。这对两个帝国尚存的实力都是一个考验。拜占庭胜出后，疲惫的双方因无力再战，实现了政治家未能实现的和平。这还为伊斯兰教的最终胜利打通了道路。因为在阿拉伯世界西部一片任何帝国鞭长莫及的荒芜沙漠上，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在一个新世界秩序观的激励下，正在积蓄力量。
世界史上很少有哪个事件像伊斯兰教的早期传播那么富于戏剧性。根据伊斯兰教传统的说法，穆罕默德诞生于公元570年，40岁时受到启示，此后的大约23年中继续不断地接到启示。这些启示后来被缀辑成《古兰经》。正当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两败俱伤时，穆罕默德及其信徒组建了一个社群组织，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然后着手用以他收到的启示为内容的宗教，取代这一地区当时的流行信仰，主要是犹太教、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
前所未有的一波扩张，使伊斯兰教的崛起成为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此后的100年间，阿拉伯人的大军把这一新的宗教先后带到了非洲的大西洋沿岸、西班牙大部地区、法国中部，东至印度北部。此后的几百年间，中亚地区和俄国、中国部分地区以及东印度群岛的大部分地区也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以上所有地区，伴随商人或征服者而来的伊斯兰教奠定了其宗教统治地位。
区区几个阿拉伯联盟居然能激发起一场运动，打败曾经主宰这一地区长达数百年的一些庞大帝国。倒退几十年，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2不可阻挡的帝国势头和吞噬一切的狂热究竟如何被悄然捏合到了一起？邻近社会当时的记载，并没有把阿拉伯半岛视为一支帝国力量。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人一直在沙漠及周边的富饶地区过着半游牧部落式的田园生活。直到此时，他们虽然与罗马帝国有过几次短暂的交锋，但从未建立过恢宏的大国或帝国。阿拉伯人的历史记忆都只是体现在代代相传的口述史诗中。在希腊人、罗马人和波斯人的记忆中，阿拉伯人主要是不时袭击商道的草寇，并且已经开始定居。希腊人、罗马人和波斯人会做出临时性的安排，收买某个阿拉伯部落的忠诚，再委派它为帝国戍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帝国已经把阿拉伯人纳入了自己的世界秩序。
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这一世界被彻底颠覆。伊斯兰教不同于有史以来的任何其他社会，它具有扩张性，在某些方面追求极端的平等主义。它规定每日频频祷告，把信仰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强调宗教和政治权力的一体性，从而把伊斯兰教的扩张从一项帝国的事业变成了一项神圣的义务。不断扩张的穆斯林每遇到一国人民，都给予他们同样的选择：要么皈依伊斯兰教并接受保护国地位，要么被征服。公元7世纪一次重大战役前夕，一位阿拉伯穆斯林使节被派去与遭到围困的波斯帝国谈判。正如他所宣示的那样：“如果你们接受伊斯兰教，我们不会打扰你们。如果你们同意付人口税，我们会在你们需要时保护你们。否则，我们就要兵戎相见。”3他们之所以敢发出这样的威胁，是因为有强大的阿拉伯骑兵做后盾，这些骑兵宗教信念坚定，军事技能过硬，对被征服土地上的奢华嗤之以鼻。这些社会目睹了伊斯兰教的活力和成就，深恐自己会亡国灭种，于是选择了皈依新的宗教并接受其教义。
伊斯兰教在三个大陆上的迅速蔓延，让人们更加相信它负有神圣使命。4在坚信自己的扩展必将实现统一并给全人类带来和平信念的驱动下，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被伊斯兰教征服的地区或受伊斯兰教控制并进贡的非穆斯林居住地区，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即“伊斯兰之家”，意为“和平之地”，由哈里发统治。哈里发按照正统继位程序继承先知行使过的世俗政治权力。“伊斯兰之家”以外的地区是“征伐之地”。伊斯兰教的使命是把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世界秩序，从而实现世界和平：
从理论上讲，“伊斯兰之家”与“征伐之地”处于交战状态，因为伊斯兰教的终极目标是统治全世界。如果伊斯兰教削弱了征伐之地，“伊斯兰世界的和平”公共秩序就会取代一切，非伊斯兰社会要么成为伊斯兰社会的一部分，要么作为被允许存在的宗教社会，或与伊斯兰社会签有条约的自治实体臣服于它的权威。5
实现这一普世体系的战略被命名为“圣战”，即所有信徒有义务通过斗争传播自己的信仰。“圣战”包含了战争之意，但又不仅仅是一项军事战略。这个词还意味着使用其他手段全力救赎他人并传播伊斯兰教的教义，比如通过信仰追求或建功立业来弘扬伊斯兰教。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强调的重点因时因地有很大的差异。信徒可以用“他的一颗心，他的舌头，他的一双手抑或利剑”投身“圣战”。6
早期的伊斯兰国家向其周边传播教义。它曾一度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统治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社会，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潜在的威胁。自从那时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伊斯兰与非伊斯兰社会之间的交往历经沧桑，既有和谐共处的时期，也有势不两立的时候。贸易往来把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双方也常常为了共同的重大目标携手合作，在外交上结盟。然而二元世界秩序概念仍然是伊朗的官方理论并载入其宪法，也是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少数族裔武装组织的战斗口号，和世界各地几个活跃的恐怖主义团伙——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以下简称“伊斯兰国”）——信奉的意识形态。
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也有过武力讨伐他人的时候，有时以同样的狂热、采用相似的征服手法和逼迫他人皈依的做法倡导自己的世界使命。（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以类似的必欲征服世界的精神，灭掉了中美洲和南美洲几个古老的文明。）7两者的区别在于，在西方世界，征服精神已经褪去，或是化为不像宗教动机那么绝对（或不那么持久）的世俗概念形式。久而久之，基督教变成了一种哲学和历史概念，而不是战略或国际秩序的运作方针。推动这一转变过程的一个因素是，基督教世界首先在“哪些事情归恺撒管”和“哪些事情归上帝管”之间做了区分，促成了在一个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逐步向多元的世俗外交政策的演变，如前两章所述。这一过程还受到了偶发事件的推动，包括当代一些试图取代宗教狂热的事业，它们提出的观念缺乏吸引力，例如鼓吹世界革命的苏联社会主义，或是基于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
伊斯兰世界内的演变更为复杂。历史上，人们一度对各种实践终将汇流抱有希望。直到20世纪20年代，奥斯曼帝国仍然坚持把先知穆罕默德直系后嗣继承政治权力作为中东的一个政治现实。奥斯曼帝国覆亡后，主要的伊斯兰大国分裂为两派。一派寻求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基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性的新国际秩序，既笃信自己的宗教信仰，又把宗教信仰与外交政策问题分开。另一派依据对传统的伊斯兰世界秩序概念的严格解释，认为自己正置身于一场继承世界权力的斗争之中。
过去90年里，每一派观点的倡导者中都涌现出过那个时代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既有那个世纪的一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也有令人敬畏的虔诚的真主权力绝对论者。两派之间的较量仍然不分胜负。在有些中东国家，信奉基于国家的世界秩序的人与信奉基于信仰的世界秩序的人生活在一起，虽然双方不时会产生摩擦。对试图强行把伊斯兰教信条作为个人生活、政治生活和国际生活的最高裁判的众多信徒来说，尤其是在伊斯兰主义卷土重来时期，伊斯兰世界与外部世界仍然不可避免地处于对抗状态。
在早期伊斯兰体系中，是允许与非伊斯兰社会缔结互不侵扰条约的。从传统法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条约是一种务实的做法——伊斯兰教一方可以借此保护自己不受威胁，同时积蓄力量，加强内部团结。早期的伊斯兰国家曾与它最终灭掉的敌人止戈息战。根据这一先例，互不侵扰条约有具体的时限，最长不超过10年，并且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时限。本着这一精神，在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前几个世纪，“伊斯兰教的法律条文规定，一项条约不能一成不变。一俟穆斯林有能力与之作战，条约必须立即作废”8。
这类条约并不意味着将建立一种伊斯兰国家与其他非伊斯兰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永久性体系。“‘征伐之地’的居民被视为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因为他们不具备法律能力在平等和对等的基础上与伊斯兰教互动，原因是他们没有接受伊斯兰教的伦理和法律标准。”9根据这一观点，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国内准则是神授的，而非伊斯兰政治实体是非法的，伊斯兰国家永远不可能把它们视作真正的平等对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取决于打造和扩大一个单一伊斯兰实体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争斗各方之间的均势。
根据这种理想化的世界观，伊斯兰教治下的和平与正义只有一个扩展方向，而且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10曾经被纳入“伊斯兰之家”，之后又丧失的土地永远不能放弃，否则就等于背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仰。历史记载中从来没有哪个政治事业像伊斯兰教一样如此执着地扩张。随着时间的流逝，伊斯兰教扩张时期所及之地的部分地区后来摆脱了穆斯林的政治控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半岛（如今成了由穆斯林和东正教徒的一些飞地拼缀而成的一幅混杂版图）、希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色列、印度、俄罗斯南部和中国西部的部分地区。但在伊斯兰教第一波扩张中被并入的地区，当地绝大多数人至今仍然是穆斯林。
有史以来没有哪一个社会的实力、哪一位领袖的韧性、哪一种信仰的活力能够永久地统治天下。事实证明，天下归一对任何征服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包括伊斯兰教。早期伊斯兰帝国在扩张过程中逐渐分解为多个权力中心。穆罕默德去世后发生的继任人危机，导致伊斯兰教分裂成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这是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根本分歧。在任何一个新的政治事业中，继承问题都不无风险。如果创始人还被视为“最后的先知”、真主的最后使者，这场论争就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还具有神学意义。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一个由部落长老组成的委员会推选穆罕默德的岳父阿布·伯克尔作为继任者，也就是哈里发，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以维持羽翼未丰的伊斯兰社会的和谐和共识。而少数人认为，当初就不该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表决就意味着可能会因为人为错误而导致错误的结果。权力本应该自动传给与先知血缘关系最近的人，即他的堂弟阿里。阿里是很早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一位重要人物，而且作战英勇。据说穆罕默德亲自挑选了他。
这两派最终形成了伊斯兰教的两大分支。11阿布·伯克尔的支持者和他之后的几位后继人认为，穆罕默德与真主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是终极的。哈里发的首要任务是传承穆罕默德收到的启示和他的教诲。这批人成为逊尼派，意思是“传统与大众派”。另一派是阿里派，即阿里什叶派（或什叶派）。他们认为，对新的伊斯兰社会的统治也是一项带有秘传意味的宗教使命。他们认为，先知和阿里是伊斯兰教隐义的“受托人”。穆斯林只有在先知和阿里的有宗教灵性的直系后裔的指引下，方能与穆罕默德接到的启示建立正确的关系。日后阿里作为第四任哈里发执掌政权，但在一场叛乱中被暴徒杀死。逊尼派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伊斯兰世界的秩序，所以支持了平定局势的一派。什叶派斥责新的执政者非法篡权，颂扬死于抵抗中的殉道者。两派所持的这些观点后来延续了数百年之久。
地缘政治上的角逐进一步加深了教义上的分歧。随着岁月的流逝，分别出现了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和莫卧儿势力范围，每个势力范围理论上都遵守同样的伊斯兰全球秩序，但其所作所为越来越像是相互争夺的王朝，各自有不同的利益，各自诠释自己的信仰。有些时期，包括印度莫卧儿时代的大部分时期，对自己信仰的诠释包含了一定的世界眼光，甚至可以说带有调和思想的观点，强调对其他宗教持宽容的态度，重务实的外交政策而轻教派之争。当一些逊尼派大国敦请同属逊尼派的印度莫卧儿帝国加入针对什叶派的伊朗的“圣战”时，莫卧儿借口与伊朗一贯友好和没有交战理由婉拒了。
欧洲击退了第一波穆斯林扩张后，志在征服世界的伊斯兰教的势头最终被遏制。公元732年的普瓦捷战役和图尔战役，挡住了此前阿拉伯和北非穆斯林所向披靡的军队。在400年的岁月里，拜占庭对小亚细亚和东欧的防御构成了一道防线。在这道防线后面，西方开始提出自己的后罗马帝国世界秩序概念。伴随拜占庭人暂时重返中东，西方概念也被带入伊斯兰教统治下的地区。1099年，东征的“十字军”——基督教骑士对公元7世纪皈依伊斯兰教的历史圣地发动攻击——攻陷耶路撒冷城，在当地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延续了大约200年。1492年，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陷落，基督教徒收复了西班牙全境，把伊斯兰教的西部边界推回到北非。
13世纪，建立世界秩序的梦想再次浮现。征服者奥斯曼的追随者、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帝国，将自己的阿纳托利亚小国扩张成为一个有可能挑战，甚至最终取代残存的拜占庭帝国的令人生畏的大国。土耳其人开始建立一个继承前几个世纪辉煌的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新帝国。他们自称是统一的伊斯兰世界的领袖，通过所谓的“圣战”向四面八方扩张。巴尔干首当其冲。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了扼地缘战略要冲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接下来他们挥师南征西伐，先后攻占了阿拉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北非、东欧和高加索，成为东地中海沿岸最强大的国家。如同早期的伊斯兰帝国一样，奥斯曼人认为自己负有“维护世界秩序”的世界性的政治使命。历任王朝的苏丹自称“安拉在俗世的影子”，是“保护世界的天下之主”。12
和500年前的伊斯兰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向西扩张时与西欧国家相遇。多极的欧洲体系与奥斯曼的单一世界帝国概念的差异，使双方的交往非常复杂。奥斯曼人既不承认欧洲国家是合法的，也不肯平等对待它们。这不仅仅是伊斯兰教义问题，还反映了对双方实力对比的现实做出的判断，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疆土比西欧所有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而且过去几十年里军事上也强于西方国家有可能结成的任何同盟。
奥斯曼的官方公文给予欧洲王室的礼遇，比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苏丹低一级，相当于苏丹之下的维齐尔或首辅大臣。13获奥斯曼人允许在君士坦丁堡常驻的欧洲使节被视为祈求者。与这些使节谈判缔结的协定不是什么双边条约，而是一位慷慨大度的苏丹赐予的特权，可以随意收回。
奥斯曼人在达到军事能力极限后，双方出于战术需要偶尔也会结盟。战略和商业利益有时会绕过宗教信条。
1526年，法国认为自己两面受敌，南边是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东边是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于是向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一世提议结成军事联盟。100年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出于同样的战略考虑，在“三十年战争”中站到了新教事业一边。奥斯曼欲实现在东欧的野心，苏莱曼一世一直把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看作头号障碍，于是接受了法国的提议，但毫不掩饰地把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当作次要合作者。苏莱曼不同意结盟——因为这会暗示双方在道义上是平等的——而是以居高临下的方式给予弗朗西斯支持：
我，万王之王，地球上所有君主的皇冠授予者，人世间真主之影，白海和黑海、鲁米利亚、安纳托利亚和噶勒莽明尼亚……的苏丹和君主……致函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
汝致函众国君主的避风港、我的帝国政府，请求援救你们……那就鼓起勇气吧！切不可丧失斗志！我们光荣的先驱和遐迩闻名的祖先（愿真主给他们的墓地带来光辉！）为了战胜敌人、征服他们的土地，长年累月金戈铁马，征战沙场。我们自己踏着先人的脚印攻克了一个个坚固的城堡，征服了一片片土地。我们昼夜马不解鞍，剑不离身。14
一种军事合作关系由此而生，包括奥斯曼帝国和法国的海军联手对抗西班牙和意大利半岛。哈布斯堡王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撇开奥斯曼人，与波斯什叶派的萨非王朝结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地缘政治的需要盖过了意识形态。
奥斯曼帝国：欧洲病夫
奥斯曼帝国再次对欧洲秩序发起进攻，1683年兵临维也纳。围困维也纳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扩张的顶峰。同年，（萨伏依的）欧根亲王统帅的一支欧洲大军解除了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围困。
从18世纪末一直到整个19世纪，欧洲诸国开始转守为攻。由于宫廷内部的正统教派抵制近代化，奥斯曼帝国逐渐走向僵化。俄国从北部挤压奥斯曼帝国，一直扩张到黑海并进入高加索。俄国和奥地利分别从东西两面进入巴尔干半岛，法国和英国则争夺奥斯曼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埃及。19世纪，埃及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
西方强权把风雨飘摇的奥斯曼帝国视为“欧洲病夫”15。它在巴尔干半岛和中东的庞大领土，包括与西方有历史渊源的人数众多的基督教社会，成了“东方问题”。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主要大国试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同时又避免打破欧洲的均势。奥斯曼人则巧妙周旋，竭力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为自己争取最大的行动自由。
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一个临时成员加入欧洲均势，但这个日益衰微的大国并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它是建立欧洲均势时需要考虑的“一个砝码”，但不是构建这一体系的一个完全的伙伴。英国利用奥斯曼帝国挡住了俄国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扩张之路，奥匈帝国在处理巴尔干问题上先后与俄国和奥斯曼人结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方都不再像过去那样小心行事。与德国结盟的奥斯曼人从两个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伊斯兰教体系——中找出理由为自己的参战辩护。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指责俄国“违犯国际法对它无端发起攻击”，侵犯了帝国的“武装中立”，发誓要“拿起武器捍卫我们的合法利益”（完全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交战理由）。与此同时，奥斯曼负责宗教事务的最高官员宣布要打一场“圣战”，指责俄国、法国和英国“为了消灭伊斯兰教而加兵于哈里发帝国”，并称“所有国家的伊斯兰教徒”（包括仍处于英法或俄国统治之下的伊斯兰教徒）有宗教义务“倾其所有投入圣战”，要么就会面对“安拉的震怒”。16
“圣战”有时会激励已经很强大的一方更加拼命。但每当“圣战”无视战略或政治现实时，必以失败告终。推动那个时代前进的动力是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利益，不是全球“圣战”。大英帝国内的穆斯林对“圣战”指令不予理睬。英属印度的主要穆斯林领袖关注的是往往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立运动，并与信奉印度教的本国同胞携起手来。在阿拉伯半岛，反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梦想被唤醒。德国曾期盼在战争中得到泛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到头来这一期望化为泡影。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种强行施加的机制将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纳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伊斯兰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与残存的奥斯曼帝国签署的《色佛尔条约》再次使中东成为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大杂烩——一个此前其政治词汇中没有的概念。一些国家，例如埃及和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历史上曾经是帝国或文化实体。其他国家最初由英国或法国“托管”。所谓“托管”既是殖民主义者用的遁词，也指殖民者颐指气使地把这些地方定性为需要监护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1916年的《塞克斯－皮科协定》（以英法两国的谈判人命名）实际上把中东划分为英法两国各自的势力范围。国际联盟批准的托管制度将这一划分付诸实施：叙利亚和黎划巴嫩给了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即日后的伊拉克）划归英国的势力范围。巴勒斯坦和外约旦成了英国的“巴勒斯坦托管区”。托管面积从地中海沿岸一直延伸到伊拉克。以上每一个实体内都存在不同教派和族裔，其中有些教派和族裔世代结仇。托管国于是利用这些矛盾，将其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也为日后的争端和内战埋下了祸根。
针对发展迅速的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事业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但战后日益壮大），英国政府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英国外交大臣写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封信）中宣布，它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家园”，同时又保证说，“不言而喻，不会损害当地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17由于英国似乎还把同一块土地许诺给了麦加的沙里夫，以上文字的含义更加模糊不清。
以上权力格局的重新组合引发了巨大的动荡。1924年，刚刚宣告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奉行民族主义的世俗领导人，废除了泛伊斯兰统一的主要体制哈里发帝国，宣布建立一个世俗国家。此后，伊斯兰世界在胜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已无法实现的“伊斯兰之家”概念之间进退维谷。缺乏经验的中东各群体于是着手在几乎没有任何历史渊源的边界内把自己打造为现代国家。
在阿拉伯历史上，欧洲式的世俗国家的出现前所未有。阿拉伯人马上接受了主权和国家的概念，并将其为自己所用。阿拉伯富商和政治权贵开始遵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框架和全球经济体的规则。他们要求自己国家的人民有权作为平等成员参与这一体系和经济体。他们争取的目标是现有的政治单元，甚至刚建立不久的政治单元，享有真正的独立，而不是推翻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世俗化的潮流日益强劲，但最终未能像欧洲那样产生一个多元化的秩序。
这时出现了两种互相对立的趋势。18“泛阿拉伯主义者”接受一个基于国家的体系的基本概念，但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只有单一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认同。“政治化的伊斯兰教”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坚持把共同的宗教作为实现现代阿拉伯认同的最佳途径。伊斯兰教主义者——人们对“穆斯林兄弟会”一词如今已耳熟能详——往往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中产阶级。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伊斯兰主义是加入战后时代的一种方式，而无须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既可以实现现代化，又无须西方化。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大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们为中东构建的区域秩序。此后欧洲大国再也无力控制当地日益躁动不安的人民。美国成为中东以外影响力最大的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军人推翻了本国的封建君主制政府，建立了世俗政权。
军人统治者通常来自此前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以外的群体。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他们诉诸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非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开始在这一地区扎根。1954~1970年，埃及富有魅力的民粹主义领袖纳赛尔及其继任者萨达特均来自外省。伊拉克的萨达姆同样出身寒微，但他采用了更极端的世俗军事统治方式，从70年代初（先是作为事实上的强人，1979年后在总统位置上）一直到2003年，依靠恐吓和残忍手段维系其统治。萨达姆摆出一副好战的架势，想借此对这一地区形成震慑。萨达姆和他的意识形态盟友、叙利亚狡黠冷酷的阿萨德，均假借支持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之名，把自己所属的少数教派置于人数众多的多数教派之上。（不无讽刺的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情况恰好相反。在伊拉克，逊尼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而在叙利亚，什叶派内的一个分支阿拉维派统治了人口占多数的逊尼派。）共同的民族命运感，逐渐取代了伊斯兰教的愿景。
然而，伊斯兰教的遗产很快再次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各伊斯兰教党派抨击世俗统治者骄奢淫逸，治国无术，并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提出，需要有一个受到神启的政权，鼓吹建立一个取代现有国家的泛伊斯兰神权政体。在他们眼里，西方和苏联一样邪恶。很多人还从事机会主义的恐怖主义活动，借此支持自己的理想。军人统治者对此严加打压，镇压种种伊斯兰教政治运动，指控它们破坏现代化和国家统一。
在今天看来，那个时代当然并不理想。中东各国的军人政权、君主制政权或其他专制政府把异议视为煽动叛乱，公民社会和多元文化几乎没有发展空间。该地区直到21世纪都没有走出这一缺陷的阴影。尽管如此，在专制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下，中东还是逐渐形成了与当代国际秩序暂时的和解关系。一些更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例如纳赛尔和萨达姆·侯赛因，试图通过武力或大肆鼓吹阿拉伯统一扩张本国的疆土。1958~1961年埃及和叙利亚建立的短命邦联就反映了这种企图。最终他们以失败告终，因为阿拉伯各国紧紧抓住自己继承的遗产不放，拒绝融入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统一体中。结果，军人政权奉行政策的最终依据，是国家以及基本上限于本国边界内的民族主义。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他们试图利用冷战期间大国之间的争夺，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70年代初，他们一直利用苏联来向美国施压。苏联成了民族主义的阿拉伯国家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和外交上的支持者，阿拉伯国家则基本上支持苏联的各项国际目标。军人专制者声称忠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赞扬苏联的经济模式。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依然属于传统的家长制模式，以技术官僚经营的单一型经济为主。压倒一切的考虑是这些政权眼中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政治或宗教意识形态。
总体来说，冷战时期，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沿袭了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式均势的模式。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一般支持苏联的政策，听从苏联的指挥。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朗和摩洛哥与美国交好，并依赖美国保障其安全。以上各国，除了沙特阿拉伯外，均属于世俗国家，虽然其中几个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源自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君主体制，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国家利益施展治国方略。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哪些国家认为与哪一个超级大国结盟符合本国的利益。
1973~1974年，这一联盟发生了变化。埃及总统萨达特确信苏联只能提供武器，但无力帮助埃及通过外交努力收复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攻占了该半岛），于是改换门庭。此后埃及成了事实上的美国盟友，国防上改为依赖美国武器，而不是苏联武器。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与冷战两个阵营保持等同距离。苏联在这一地区的作用被严重削弱。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承认的犹太人家园，以色列的崛起促成了分裂的阿拉伯人团结一致。阿拉伯人对这一前景的抵制先后导致了四次中东战争，分别发生于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每一次都败给了装备精良的以色列。
萨达特基于国家利益掉头转向反苏轨道，开启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最终埃及与以色列签订了两项脱离接触协议，1979年又与以色列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埃及为此被驱逐出阿拉伯联盟，萨达特受到咒骂，最终遭到暗杀。然而，也愿意与犹太人国家实现和解的其他人效仿了他的勇敢举动。1974年，叙利亚和以色列缔结了一项脱离接触协议，划定并维护两国间的军事分界线。这一协议维持了40年，其间历经战乱和恐怖主义，包括叙利亚内战带来的混乱。约旦和以色列相互克制，最终也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在国际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专制政权继续倚重苏联，但根据具体情况保留了支持其他政策的选择自由。到了70年代末，中东地区的种种危机与19世纪巴尔干的危机越来越相似。一些二流国家为了实现本国目标，在相互争夺的主要大国之间投机取巧。
然而，外交上倒向美国，最终没有解决民族主义的军人专制政权面临的难题。与苏联结盟未能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与美国结盟未能化解社会问题的挑战。这些专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殖民主义，实现了独立，而且能够游走于冷战的两大权力中心之间。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缓慢，经济成果的分配又太悬殊，无法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石油几乎成了国家收入的唯一来源，加之不利于创新和多样化的经济文化，以上状况雪上加霜。尤其是冷战的猝然结束削弱了这些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它们没有学会如何在没有外敌或国际危机的情况下调动本国人民的积极性，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再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而越来越认为国家有义务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因此，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不得不应对国内日益高涨的不满浪潮，这些不满旨在挑战他们的合法性。极端团体信誓旦旦地要用一个基于宗教的中东秩序取代现存的中东体系。他们的体系反映了对待世界秩序的两种不同的普适性的做法。一种是逊尼派做法，以1928年成立且在这一地区枝繁叶茂的穆斯林兄弟会、2007年在加沙地带上台执政的哈马斯极端主义运动和基地全球恐怖组织为代表。另一种是什叶派做法，以霍梅尼的革命和由此派生出的黎巴嫩“国中之国”真主党为代表。两派之间打得你死我活，但在推翻现存的区域秩序、重建一个受到上天启示的体系的目标上完全一致。
伊斯兰主义：革命潮流——两种哲学诠释[1]
1947年春，埃及的一位钟表匠、小学教师，博览群书、自学成才的宗教活跃分子哈桑·班纳给埃及国王法鲁克上书，题为“走向光明”。他在陈情书中批评埃及的体制，提出用伊斯兰教义取代世俗的民族国家体制。哈桑·班纳温和而全面地阐述了埃及穆斯林兄弟协会（通称“穆斯林兄弟会”，1928年，为了同他眼中的外国不良影响和世俗生活方式做斗争，哈桑·班纳创建了这个组织）提倡的原则和诉求。
哈桑·班纳的兄弟会早期是对英国人霸占埃及苏伊士运河区不满的虔诚穆斯林非正式集会的场所，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从事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全国性组织，拥有成千上万的会员，基层机构遍及埃及所有城市，同时还拥有一个颇有影响的宣传网，负责传播哈桑·班纳对时局发表的评论。19 1937~1939年，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区的阿拉伯人发动了反英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起义，最终失败。穆斯林兄弟会因支持了这次起义，在该地区的声望大增，同时也吸引了埃及当局的注意。
哈桑·班纳在埃及被禁止直接参政，却是埃及最具影响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想给埃及君主公开上书，宣扬穆斯林兄弟会的愿景。对埃及和中东地区陷于外国统治以及中东内部的道德沦落，哈桑·班纳痛心疾首，他宣布，变革的时候到了。
哈桑·班纳称，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曾因其杰出的科技成就光彩照人……但今天已经破产并走向衰落。它的根基开始动摇，它的种种机制和指导原则已成流水落花”20。西方大国已经丧失了对自己世界秩序的掌控。“它们召开的会议均以失败告终，它们的条约遭到违反，它们的公约被撕成碎片。”用来维护和平的国联是“一个幻影”。哈桑·班纳尽管没有明言，但他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世界秩序既失去了合法性，也失去了权力。他断言，创建一个基于伊斯兰教的新世界秩序的时机已经来临。班纳称：“伊斯兰道路前人走过，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一个社会坚定地沿着“全面彻底”光复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并建立《古兰经》描述的社会秩序的道路走下去，“整个伊斯兰世界”，换言之，就是全世界的穆斯林，“都会支持我们”，“阿拉伯人的统一”乃至最终“伊斯兰教的统一”就会实现。
一个光复后的伊斯兰世界秩序，与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现代国际体系，将会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哈桑·班纳认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应该忠于相互交汇的多个层次，位于顶峰的是一统的伊斯兰教体系，其权威最终将覆盖全世界。哈桑·班纳心目中的家园首先是一个“具体国家”，“然后延伸到其他伊斯兰国家，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祖国，都是穆斯林的栖身之地”。之后再依照虔诚的祖先建立的模式建立一个“伊斯兰帝国”，因为“真主会问每一个穆斯林”他为“光复伊斯兰世界秩序”做了什么。最后一个层次是全球性的。“穆斯林的祖国将延伸到全世界。难道你们没有听到安拉（神圣和全能的!）的话，“与他们战斗到底，直到永远不再受到迫害，直到安拉是唯一的信仰”21？
只要有可能，这场斗争将采取渐进的、和平的方式。22早期的穆斯林兄弟会告诫说，应该“保护”非穆斯林，要“温和”“平等”地对待他们，只要他们不反对这场运动，并表示自己应有的敬意。“对外国人应该抱有同情心并与之和平相处，只要他们品行端正，待人以诚。”因此，认为“在现代生活中建立伊斯兰体制会造成我们与西方国家交恶”的说法“纯属呓语”。
哈桑·班纳提倡温和，有多大成分是为了在一个仍然由西方大国主宰的世界中获得支持的策略手段？宣扬“圣战”的言辞，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在传统的伊斯兰地区赢得支持？1949年，班纳遭到暗杀，再也没有机会详尽解释如何解决他改造世界的革命宏愿，与他倡导的宽容和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原则之间的矛盾。
以上模棱两可之处在哈桑·班纳的著述中始终没有得到澄清，但此后的很多伊斯兰教思想家和伊斯兰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主张彻底拒绝多元化和世俗的国际秩序。宗教学者兼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对这一观点做出了也许是最博学和最具影响力的阐述。1964年，他因被指控参与暗杀埃及总统纳赛尔入狱，他在狱中服刑时撰写了《路标》一书，对现有的世界秩序宣战。此后，该书成为当代伊斯兰主义的奠基之作。
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是给予人类唯一真正自由的普世体系——不受他人或人为理论统治，或者说摆脱了“那些基于种族、肤色、语言和国家、地区和民族利益之上的低层次的结合关系”23（即一切其他现代形式的统治和忠诚，外加构成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部分基石）。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的当代使命是推翻所有这些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严格按字义践行《古兰经》，乃至最后在全世界践行《古兰经》。
这一过程的巅峰是“实现地球上所有人——遍及地球的全人类的自由”，从而完成公元7~8世纪伊斯兰教首波扩张开始的过程，“然后把伊斯兰教传给世界各地的全人类，因为这一宗教的对象是整个人类，它的行动范围涵盖全世界”。24 和一切乌托邦事业一样，实现库特布的宏图也需要通过极端手段。库特布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一支意识形态纯洁的先锋队。他们将摈弃这一地区掌权的各国政府和社会——库特布一律冠之以“非伊斯兰的和非法的”——为实现一个新秩序而奋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领土解决方案认可的世俗现代化和穆斯林的分裂，令众多穆斯林私下里痛心疾首。学识渊博、充满激情的库特布对这一现状宣战。他的同代人大多对他宣扬的暴力手段望而却步，然而一批坚定的信徒——如同他设想的先锋队——开始形成一个核心。25
对于一个自认为已经超越“历史”上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全球化的世俗世界，库特布及其信徒的观点显得太极端，无法赢得足够重视。西方很多精英人士由于想象力贫乏，觉得这些革命者的激情难以理解，于是认定他们的极端言论要么只是空谈，要么是讨价还价的手段。然而在宗教极端主义者眼里，这些观点代表了一种真理，它否定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乃至任何其他秩序的规则和准则。过去几十年里，这些观点成了中东及其他地区极端分子和“圣战者”的战斗口号，并得到了基地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塔利班、伊朗的教士政权、“伊扎布特”（“解放党”，在西方国家极为活跃，公开鼓吹在一个伊斯兰教统治的世界里重建哈里发帝国）、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叙利亚的极端民兵组织“努斯拉阵线”和着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哈里发国的“伊斯兰国”的呼应。这些观点也代表了1981年暗杀萨达特的埃及极端分子信奉的好战信条。他们重拾“被忽视的圣战责任”，称与以色列媾和的本国总统为叛教者，指控他在两个问题上大逆不道：一是承认了犹太国家的合法存在，二是（他们认为）同意了把自古以来属于穆斯林的土地拱手让给了一个非穆斯林民族。
以上思想体系几乎完全颠覆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纯之又纯的伊斯兰主义认为，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出发点，因为国家是世俗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国家在演变成为一个规模更大的宗教实体的过程中，充其量也许可以获得某种临时性的地位。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能成为一个指导方针，因为对国家的忠诚偏离了真正的信仰，而且“圣战者”有义务改造“征伐之地”——不信伊斯兰教的人居住的世界。圣洁，而不是稳定，才是这一世界秩序观的指导方针。
“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的剧变
始于2010年下半年的“阿拉伯之春”在短暂的时间内曾给人带来希望，让人以为新的一波改革将把这一地区相互争夺的专制政权和“圣战”势力扫入历史角落。西方政治领导人和媒体兴高采烈地欢迎突尼斯和埃及局势的剧烈动荡，把这视为一场由青年人主导的促进自由民主原则的地区革命。美国正式表示支持示威者提出的种种要求，认为它们反映了对“自由”、“自由公平选举”、“代表人民的政府”和“真正民主”的不可剥夺的诉求，绝不应坐观其败。26然而通向民主的道路崎岖不平，充满艰辛。专制政权垮台后的局势凸显了这一点。
西方不少人认为，埃及的解放广场起义验证了一个观点，即早就应该推动取代专制体制的新体制了。但问题其实在于，美国很难找到可以用来建立多元化体制的因素和支持多元机制的领导人（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在文官政府和军人政权之间画了一条线，支持与民主制度格格不入的“穆斯林兄弟会”）。
美国希望看到这一地区实现民主化。共和、民主两党的历届政府均怀有这一愿望，因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美国的理想主义。然而，安全观和促进民主常常相互冲突。致力于民主化的人发现，很难找到真正认清民主的自身重要性，而不仅仅把民主当作个人独裁手段的领导人。同时，强调战略优先的一派又无法说明现有的政权如何最终能以民主的方式，甚至通过改革进行演变。促进民主化的做法无法解决在追求其目标时日益显现的真空，只考虑战略需求的做法又因现有机制的僵硬而受阻。
“阿拉伯之春”最初表现为新一代人争取自由民主的起义，但很快遭到排斥，进展受挫甚至遭到镇压，当初的兴奋化为无奈。既有的政治势力不仅与军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和农村的宗教势力相连。事实证明，他们比在解放广场争取民主的中产阶级更强大，组织得也更好。“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暴露了而不是消除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旨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政策所含的矛盾性。
“阿拉伯之春”初期常用的一句口号“人民要求政府下台！”并没有说明人民指谁，或政府下台后以什么取代。“阿拉伯之春”的示威者当初呼吁开放政治和经济生活，日后被军人支持的威权主义与伊斯兰教意识形态之间的暴力较量所淹没。
在埃及，最初在解放广场宣扬世界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的欣喜若狂的示威者，最终并没有成为这场革命的继承人。电子社交媒体为有能力推翻政府的示威游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有能力在广场聚众示威并不等于有能力建立新的国家体制。在示威活动最初取得胜利后出现的权威真空中，起义前即存在的各派别往往更有能力影响最终的结局。通过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融合求得团结的诱惑，盖过了当初的起义口号。
2012年，在一批更激进的宗教极端主义团体组成的联盟的支持下，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穆尔西当选为总统。当初解放广场上的示威如火如荼时，穆斯林兄弟会曾信誓旦旦，说不谋求总统一职。伊斯兰教政府掌权后，开始将自己的权威体制化，对支持自己的人有组织地骚扰威吓妇女、少数族裔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视而不见。埃及军人决定推翻这届政府，宣布重启政治进程。结果，连已经靠边站的世俗民主派别也对此表示欢迎。
这一过程提出了人道主义外交政策问题。人道主义外交政策不同于传统外交政策，它批评国家利益观或均势概念缺乏道义内涵。它通过改变侵犯普世的正义原则的状况，而不是消除某种战略威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外交政策风格的价值观和目标，反映了美国传统至关重要的一面。然而，若把它作为美国战略的核心概念加以实施，又会让自己陷于两难处境：美国是否认为，凡是针对任何不民主政府的任何一次群众起义，包括针对此前认为对维持国际体系十分重要的政府的起义，美国都有义务支持？每一次示威游行是否都必然具有民主性质？是不是一旦沙特阿拉伯国内发生公众示威后，它就不再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对“阿拉伯之春”做出的主要贡献就是谴责、反对或参与推翻它认为专制的政府，包括此前视为重要盟友的埃及政府。然而，在沙特阿拉伯等与美国有着传统友谊的一些国家政府看来，美国传递的信息首先不是推行自由改革的好处，而是自己的政府有可能被美国抛弃。
西方的传统包括对民主体制和自由选举的支持。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无视深深扎根于美国道德事业的这一因素，就休想得到美国人民的长期支持。然而，有些派别把民主视为建立宗教统治的一次公民投票，而且这种统治一旦建立就不得更改。若对这些派别应用这一原则，宣扬选举有可能导致只有一次民主选举的机会。埃及恢复了军人政权后，在美国再次引发了一场争论，而且迄今为止都没有争论出任何结果：战略利益重要，还是促进人道、合法的统治重要？而且这似乎还牵扯到一个时机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应该为了一种理论意义上的演变结果而牺牲安全利益？两者其实都很重要。忽略未来的民主前景——假设我们知道如何影响它的走向——含有长期风险。因无视安全因素而忽略当前现实，可能马上会招来大祸。传统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之别就取决于以上差异。每当这个问题出现时，政治家都必须在两者间加以权衡。有时会发生一些事件，比如种族灭绝，其后果之严重，足以使天平倾向撇开战略考虑进行干预的一边。但作为一般规律，最可持久的做法是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而在美国国内的争论中，两者常常被视为水火不容。
乍看上去，叙利亚革命像是埃及解放广场革命的重演。然而，埃及剧变团结了各派力量；而在叙利亚，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矛盾的爆发，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长达千年的纷争冲突再次点燃。由于叙利亚人口成分复杂，其他族裔和宗教团体也卷入了该国的内战。根据历史的教训，他们中没有哪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决定。一些外部大国也介入冲突，暴行屡屡发生，幸存者到各族裔和教派飞地避难。
在美国的公开辩论中，反抗阿萨德的起义被视为一场争取民主的斗争，与推翻穆巴拉克的情况相提并论。这场斗争应该以阿萨德政府的倒台和成立一个包容的民主联合政府告终。2011年8月，奥巴马总统陈述了这一立场，公开呼吁阿萨德“辞职”，从而让叙利亚人民能够行使自己的普世权利：
叙利亚的未来必须由叙利亚人民决定，但是阿萨德总统挡住了他们的道路。他呼吁对话和改革，同时又监禁、拷打和屠杀本国人民。他的呼吁虚伪至极。我们始终坚持，阿萨德总统必须引导民主过渡，否则就让路。他没有引导过渡。为了叙利亚人民的利益，现在是阿萨德总统去职的时候了。27
奥巴马讲这番话，是想鼓动叙利亚人民反对阿萨德，为推翻他的政权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假联合国之手，推动一项基于阿萨德下台和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的“政治解决方案”。然而令人惊愕的是，其他几个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既不愿支持这一步骤，也不愿支持采取军事措施。同时，叙利亚境内最终出现的武装反对派几无民主性可言，更不要说温和了。
当时，这场冲突已经超出了要不要民主的问题。对主要卷入方而言，涉及的问题与美国国内争论的焦点大相径庭。叙利亚及这一地区的主要成员不是为了民主而战，而是为了战胜对手而战。只有民主能让自己所属的派别执政时，他们才对民主感兴趣。没有任何派别赞成一个不能保证让自己党派控制政治体系的制度。对绝大多数交战者而言，简直无法想象不考虑地缘政治或地缘宗教后果，仅仅为了强制实施人权准则而打一场战争。在他们眼里，这不是一场独裁者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冲突，而是叙利亚境内互相角逐的各教派和各自在这一地区的后台之间的冲突。根据这一观点，这场战争将决定叙利亚的哪个主要教派最终将主宰其他教派，并控制叙利亚残存的疆土。区域大国源源不断地向其支持的教派输送武器和金钱，并提供后勤支援。沙特阿拉伯和海湾诸国支持逊尼派团伙，伊朗则通过真主党支持阿萨德。战事陷入胶着状态后，越来越激进的团伙在战争中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极其凶残，交战各方均无视人权。
与此同时，叙利亚的战争开始重新划分叙利亚，也许还有这一地区的政治版图。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沿土耳其边界一带建立了一个自治区，日后有可能与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自治地区合并。德鲁兹派和基督徒社团担心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对待少数族裔的一幕在叙利亚重演，因此不愿支持叙利亚的政权更迭，或是成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伊斯兰国”的“圣战者”试图在攻占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哈里发政权。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均失去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各主要派别认为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28一些“圣战者”武装派别认为，这是一场预示善恶大决战的冲突。当美国不肯出面打破平衡时，他们认为美国要么狡猾地隐藏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也许是想最终与伊朗做成一笔交易），要么不适应中东均势的需要。2013年，这一分歧达到了顶点。沙特阿拉伯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理由是由于传统的秩序仲裁者未能采取行动，它将自行其是。
美国呼吁世界信守对民主的支持，并在国际上以强制手段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而其他的大国，例如俄罗斯和中国，援引威斯特伐利亚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加以抵制。它们主要从自己所在地区的稳定和本国躁动不安的穆斯林人口的视角审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马里、巴林和叙利亚等国的大动荡。这些国家知道，最凶悍的逊尼派战士都是与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因“伊斯兰国”采用了甚至连它都认为太极端的手段而斩断了与后者的联系）结盟的铁杆“圣战者”，因此对叙利亚反对派彻底获胜持谨慎态度。中国称它在叙利亚这场战争中没有特别的利益，但坚持最终结果应由“叙利亚人民”而不是外国势力决定。叙利亚前盟友俄罗斯希望阿萨德继续掌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希望看到叙利亚继续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下去。由于国际社会达不成共识，叙利亚反对派又四分五裂，当初旨在促进民主价值观的一场起义沦为21世纪之初的一场人道主义大灾难，导致区域秩序彻底崩溃。
如果有一个可行的区域或国际安全体系，也许本来可以避免或至少遏制这场灾难。问题是各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看法大相径庭，维护稳定的代价又太高昂。早期外部的大规模干预也许可以把争斗各派压制下去，但若要维持局面，则需要长期的相当规模的军事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这一选择对美国来说已不可行，至少美国不可能单干。伊拉克若能达成政治上的共识，也许还能把这场冲突限制在叙利亚境内，但巴格达政府及其区域盟友的教派意识阻碍了共识的达成。还有一种可能是，国际社会可以对叙利亚和民兵“圣战者”实施武器禁运。然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各自截然不同的目标使得这一选项不可能成立。倘若无法通过共识或武力建立秩序，就只能付出灾难性的非人道代价，让秩序在混乱中产生了。
巴勒斯坦问题与国际秩序
中东各地虽然动荡不安，旨在结束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和平进程始终在推进，有时断断续续，偶尔紧锣密鼓。几十年的阿以冲突造成了一触即发的对峙局面。过去一共爆发了三场常规战争和无数次非常规军事冲突。每一个伊斯兰教“圣战者”团体都把阿以冲突作为号召人们拿起武器的借口。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把以色列的存在和它强大的军事力量视为自己的耻辱。有些人坚持不放弃土地的信念。在他们眼里，与以色列共存好比背弃信仰，而不是对现实的承认。
以色列对安全和认同感的追求、巴勒斯坦人对自治的渴望，以及四周阿拉伯国家政府对符合其历史性宗教诉求的政策的摸索——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没有什么问题能与之相提并论。有关各方都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历程，从拒和开战到犹豫不决地接受共存，基本上停留在停战的基础上，前途未卜。没有哪个国际问题像阿以冲突问题那样让美国如此牵肠挂肚，令美国总统如此殚精竭虑。
阿以冲突牵扯到一系列问题，针对每一个问题都形成了大量文件。在过去几十年时断时续的谈判中，各方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立场。这里只讲其中的一个方面：谈判各方互相冲突的和平秩序概念。
两代阿拉伯人都是怀着以下信念长大的：以色列这个国家非法篡夺了穆斯林的遗产。1947年，阿拉伯国家拒绝了联合国将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划分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人国家的方案，以为自己可以打赢战争，从而得到全部领土。结果，阿拉伯人未能消灭新宣布成立的以色列国。然而，同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后殖民时代冲突的结果不同，这并没有带来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也没有开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开始了一个政治上拒不和解和勉强接受停火的漫长时期。其间，一些激进的团伙试图通过恐怖主义手段迫使以色列屈服。
一些伟大的领导人曾试图超越这场冲突的概念，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基础上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即在组成主权国家的不同人民之间展开谈判，每一国根据对自己国家利益和能力的现实评估行事，而不是根据绝对的宗教信仰行事。1979年，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大胆地着眼于未来、走出冲突，根据埃及的国家利益与以色列媾和。两年后，他遭到埃及军队中宗教极端分子的暗杀，为自己的政治家气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以色列第一个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一项协议的总理拉宾头上。萨达特死后14年，以色列的一名激进学生暗杀了拉宾。
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领土境内，尤其是在加沙地带，宗教极端分子（比如真主党和哈马斯）今天拥有很大的军事和政治实力。他们宣称“圣战”乃是结束通常被谴责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占领”状态的宗教义务。伊朗的阿亚图拉政权经常挑战以色列的生存权。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内贾德呼吁灭掉以色列。
从阿拉伯人的态度中至少可以看出三种观点：为数不多的一些人接受与以色列实现真正的共存并愿意为此而努力，他们目标坚定，但声音微弱；更多人试图通过永久性的对抗消灭以色列；最后一类人愿意与以色列谈判，但把谈判说成是分阶段征服犹太人国家的一种手段，至少他们对本国人民这样讲。
以色列地小人稀（同邻国相比），国土最窄处仅有9.3英里，最宽处也不过60英里左右，所以不大情愿为了将来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的一份文件做出领土上的让步，尤其是在靠近重要人口中心的地区。因此，以色列的谈判立场常常体现为强调法律问题，在理论空泛、偶尔含有琐碎细节的安全和政治保障的含义上做文章。这往往会激化和平进程旨在克服的情绪。
在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问题已不像往日那样紧迫，但依然重要。和平进程的主要参与者把精力和思虑转向了可能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及其区域代理人。这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和平进程：一是诸如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主要大国在塑造和平进程上可以发挥的外交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为未来协议提供担保的能力。巴勒斯坦领导人自己无法保证和平进程的结果，除非这一结果不仅能为其他区域国家政府所容忍，而且还能得到它们的积极支持。截至本书写作时，阿拉伯国家要么陷入内战，要么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纷争冲突以及一个日益强大的伊朗而担忧。尽管如此，它们或迟或早必须面对巴勒斯坦问题，它是构成区域秩序，最终也是世界秩序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些阿拉伯领导人建议仅承认以色列国存在的现实，但不正式承认它在伊斯兰教的中东的合法存在，这样既解决了以色列的安全关切，又照顾到了阿拉伯人的感情，从而能实现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和平。以色列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做出有约束力的保证，和平将包括化为具体行动的某种道义和法律上的承认。以色列因而不满足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还要求正式承认它是一个犹太人国家。大多数阿拉伯人很难正式接受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不仅认可以色列的领土，而且还认可它的宗教。
几个阿拉伯国家宣布，如果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的边界，就愿意与它建立外交关系。这一边界是半个世纪前结束的一场战争的停火线。然而问题的实质是：建立外交关系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行动。如果阿拉伯国家给予以色列外交承认，它们的政府、宣传机构和媒体是否就不再把以色列描绘成这一地区一个非法的、帝国主义的、几乎可以说是罪恶的侵入者？因“阿拉伯之春”备受压力的阿拉伯国家政府是否愿意并能够做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确切承诺，公开赞成并保证一种接受以色列存在的和平？以上因素，而不是给予以色列国的标签，将决定和平的前景。
两种世界秩序观的冲突扎根于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之中。以色列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1947年，以色列正是依照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建国的。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美国，始终是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操盘手和最大的捍卫者。然而，中东地区的核心国家和派别在不同程度上从伊斯兰教意识的角度看待国际秩序。以色列与其邻国的纠纷有其地理和历史根源，涉及水源、资源、特殊的安全安排和难民问题。在其他地区，类似难题一般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是一个在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狭小空间内，以巴双方的两种世界秩序观之间能否共存的问题。由于双方对每一寸土地都看得很重，为争取和谈成功，也许需要探索一下是否能做出某种临时性安排，至少能增加实现切合实际的共存的可能性，在最终达成协议前赋予西岸部分地区主权特征。
为启动以上谈判做出努力的同时，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哲学思考上的演变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互相矛盾的结果。美国与代表中东各种选项的派别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与以色列结盟，和埃及保持关系，与沙特阿拉伯是伙伴关系。当一个区域的主要成员对它们面临的问题采取一致行动时，就会逐渐演变成为区域秩序。然而，在中东地区始终没有达成这种一致。主要当事方在三大问题上意见相左：国内局势的演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未来，以及伊朗用于军事目的的核计划的未来走向。一些目标一致的国家又不便明言。举例来说，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目标大体一致：防止伊朗获得核能力，或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遏制伊朗。然而，两国对合法性的看法——加上沙特阿拉伯十分在意阿拉伯国家的共识——决定了两国无法正式提出这一观点，甚至无法挑明。这就是为什么中东大部分地区仍然十分纠结，既恐惧“圣战”又害怕对付“圣战”的部分根源。
本章讲述的宗教和政治冲突的种种后果，表面看上去像是迥然不同的问题，实际上它们都反映了对政治合法性和国际合法性新含义的深层探求。
沙特阿拉伯
不无历史讽刺的是，中东各国动荡不安期间，西方民主国家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是一个国内体制与它们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的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站在了盟国一边。自从那时以来，沙特阿拉伯在大多数区域安全行动中始终是一个伙伴。这种关系显示了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特殊性，即差异如此之大的社会可以通过正式机制为了共同目标互相合作，而且通常双方都获益匪浅。换一个角度看，这一关系遇到的困难涉及探索当代世界秩序时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一个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既是部落性质的君主制，又是一个伊斯兰教神权政体。自从18世纪以来，抱成一团的两大家族构成了该国统治集团的核心。来自沙特家族的一位君主，统领基于古老的相互忠诚和义务的一个复杂的部落关系网，居于政治体制之首，控制了王国的内政和外交。主要来自谢赫家族的大穆夫提和长老委员会是最高宗教权威。国王试图通过扮演“两大圣寺（麦加和麦地那）监护人”的角色弥合两大权力分支之间的鸿沟。这不禁令人想起担任“护教者”的神圣罗马皇帝。
宗教表达的狂热和纯正深植于沙特阿拉伯的历史中。数百年来，这两大家族曾几次建立或重新统一了沙特王国（18世纪40年代、19世纪20年代以及20世纪初），每一次都承诺根据对伊斯兰教教义最严格的解释，治理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无比神圣的圣地。沙特的军队屡屡四面出击，通过一波波的征服战争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和山川。这与当年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圣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上。宗教上的绝对主义、军事上的出其不意、精明的现代政治谋略，在伊斯兰世界的腹地塑造了这个对于伊斯兰世界命运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王国。
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脱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土耳其统治。当时伊本·沙特再次统一了分布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些封建王国，通过家长制式的效忠和宗教信仰把它们维系在一起。自从那时以来，王室始终面临艰巨的任务。在它的统治下，既有依然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对国王绝对忠诚的部落，也有规模接近——有的地方超过了——西方一些大都市的人口密集的城市，虽然这些城市位于寸草不生的荒漠上，看上去像是海市蜃楼。一个具有半封建性的对等义务意识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在极端保守的政治文化限度内，掌权的王室成员将君主制和一种共识体系结合起来。在此体系下，庞大的王室家族的远亲对决策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普通公民也逐渐获得了参与公共生活的部分权利。
伊斯兰教和尊重传统权威这一纽带，将数百万外籍劳工——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埃及人、巴基斯坦人和也门人——连接到了一起。每年同一时间，几百万穆斯林从世界各地涌到沙特阿拉伯朝觐——前往麦加履行先知穆罕默德生前制定的宗教仪式。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信徒一生中至少要去麦加朝觐一次。这一证明自己信仰的义务使沙特阿拉伯具有独特的宗教重要性，同时每年也给它带来了其他国家没有的接待方面的巨大挑战。与此同时，巨大石油蕴藏量的发现使沙特阿拉伯一跃成为这一地区无人能及的首富。由于这个国家人口稀少，没有自然的陆地边界，一个主要产油区的居民又是政治上若即若离的什叶派少数族裔，骤然致富给该国的安全造成了隐含的威胁。
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深知，四周邻国的贪婪有一天也许会转化为征服的欲望，在革命年代，也可以表现为支持政治或教派骚乱。沙特阿拉伯人目睹了邻国的命运后，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心情矛盾，知道不改革也许会把本国的青年人推向对立面，改革步伐太快又有可能失控，最终危及习惯了保守君主制的这个国家的国内凝聚力。王室试图在自己社会习俗范围内领导社会和经济变革，目的恰恰是为了控制改革的步伐和内容。沙特阿拉伯依照这一策略进行了有限的改革，防止具有潜在爆炸性的社会矛盾越积越多，同时又避免改革步伐过快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
现代沙特阿拉伯自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外交政策的特点就是小心谨慎，他们转弯抹角的说话风格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如果沙特王国奉行锋芒毕露的政策，如果它使自己成为一切争端的焦点，一些比它势力大得多的大国的恳求、威胁和诱劝就会接踵而至，甚至有可能危及国家的独立或凝聚力。沙特阿拉伯当局因此避而远之，从而保全了自己，哪怕危机时期也不例外，包括有时推行影响会波及世界的大胆变革时。沙特阿拉伯在公开场合几乎总是避免出头，与他国保持距离，用含糊不清掩盖自己的脆弱，用避而远之隐藏自己对外来者动机的猜疑。无论对方巧舌如簧还是威胁恐吓，它均不为所动。
即使是在靠资源支撑的对抗中，沙特阿拉伯王国也避免自己冲在前面，例如1973年的石油禁运和1979~1989年在阿富汗的反苏“圣战”。它帮助推动了中东的和平进程，但谈判时退缩在他国后面。沙特阿拉伯王国于是在固定的标杆之间游走：与美国的友谊，对阿拉伯人的忠诚，对伊斯兰教正本清源的诠释，内忧外患的意识。在一个“圣战”、剧烈大动荡和认为美国将从这个地区抽身退出的时代，沙特阿拉伯王国有时不再含糊其词，转而采取更直截了当的做法，明确表达它对什叶派伊朗的恐惧和敌视。
伊斯兰世界的大动荡和一个革命的伊朗的崛起给沙特阿拉伯造成的分裂之深，超过了中东地区任何一个国家。一方面，沙特阿拉伯正式对威斯特伐利亚概念表示效忠，因为这一概念不仅构成了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基地，也是国际社会承认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的依据。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国内又存在着贯穿其历史的宗教纯粹主义势力和威胁到国内凝聚力（1979年，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占领麦加的大清真寺时甚至威胁到了王国的生存）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
1989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心怀不满的子孙之一、参加了阿富汗反苏“圣战”的本·拉登回国，宣布要开始一场新的斗争。本·拉登及其追随者遵照库特布的著述成立了一个先锋队组织（基地组织），通过它进行全面“圣战”。该组织的“近期”目标是沙特政府及其地区伙伴国，“远期”目标是美国。基地组织辱骂美国扶持中东不遵守伊斯兰教教义的国家政府，并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在沙特阿拉伯部署部队玷污了伊斯兰教。29依本·拉登之见，真正的信仰与异教徒世界之间的较量已经开始，而且事关生死存亡。世界上的非正义已经达到了用和平手段无法解决的地步，现在需要采用暗杀和恐怖主义手段，从而让基地组织的远近敌人心寒胆战，丧失抵抗斗志。
基地组织野心勃勃的计划，从袭击美国及其盟国在中东地区和非洲的设施开始。1993年对世贸大厦的袭击显示了该组织的全球野心。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的攻势登峰造极，袭击了世界金融体系枢纽纽约和美国权力的政治枢纽华盛顿。“9·11”事件是迄今为止最致命的一次袭击，短短几分钟内2 977人丧生，遇难者几乎全部是平民，还有数千人在袭击中受伤或身体健康受到极大损害。本·拉登在袭击前宣布了基地组织的目标：将西方及其影响逐出中东，推翻与美国结成伙伴合作关系的国家政府，解散它们的政治体制。30本·拉登嘲弄这些国家是“纸糊的蕞尔小国”，其政治结构是为了西方大国的需要而非法建立的。一个新的伊斯兰哈里发政权将取而代之，再现公元7世纪时伊斯兰教的辉煌。一场围绕世界秩序的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这场冲突的战场横贯沙特阿拉伯的腹地。2003年基地组织推翻沙特王朝的企图失败后，沙特阿拉伯成为基地组织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伊斯兰教秩序的范围内保障安全的办法，在一段时间内行之有效。然而，沙特王朝犯了一个重大战略错误。从大致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2003年末，它以为可以支持，甚至操纵国外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而不会危及它在国内的统治。2003年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境内爆发的一场基地组织的严重叛乱，暴露了这一战略的致命缺陷。沙特王室抛弃了这一战略，改为由年青一代的一位王子，现任内政部长本·纳伊夫，领导一场严厉打击叛乱的斗争。即便如此，沙特王朝的江山依然不稳。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圣战”浪潮的高涨，沙特阿拉伯在这场斗争中使用的手腕也许会再次受到考验。
沙特阿拉伯采取的对策与它面对的挑战同样复杂。皇室家族认为，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和国家利益系于和西方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以及参与全球经济。然而，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伊斯兰教圣地的保护者，沙特阿拉伯又无法偏离正统的伊斯兰教。为了对付激进的伊斯兰教普世主义，它先声夺人，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体制和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与伊斯兰教中原教旨色彩也许最浓厚的瓦哈比派嫁接的脆弱混合体，并在国际上出钱扶持它，结果有时在本国内造成了自相矛盾。沙特阿拉伯在外交上基本上与美国结盟，宗教信仰上又倡导一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伊斯兰教，与非伊斯兰世界形成了潜在冲突。通过资助在世界各地宣扬严苛的瓦哈比派信条的宗教学校，沙特人不仅履行了自己作为穆斯林的义务，还把它作为一项预防措施。如此一来，鼓吹瓦哈比派信条的人纷纷跑到国外去传教，而不是留在王国境内。这一政策产生的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助长了“圣战”的狂热，最终将对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及其盟友构成威胁。
只要逊尼派国家基本上仍处于军人统治之下，沙特王国奉行的有原则的模糊战略就没有问题。然而基地组织出现后，神职人员执掌政权的伊朗通过一个好战的革命阵营在整个地区内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增大。沙特阿拉伯面对着中东地区两类不同形式的内战：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成员的伊斯兰政权，与认为现代国家和现存的国际秩序机构同《古兰经》势不两立的“圣战者”之间的内战；以及在这一地区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内战。沙特阿拉伯促使他人改变宗教信仰的举动（无论多么无心）起了为这两场内战煽风点火的作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分别被视为对立双方的头领。
这场争夺的背后还有另外两场较量，二者都是对地区秩序的考验。一是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和利比亚可憎的独裁政权，同时在政治上施加压力，实现“改造大中东计划”。二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再起，在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冲突期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局势的发展证明，在以上每一场较量中，都很难生成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平行利益。
沙特阿拉伯把什叶派的伊朗视为一个帝国加宗教现象，在地区领导权、均势和教条理念之争方面感觉受到了伊朗的威胁。在沙特阿拉伯眼中，德黑兰领导的什叶派群岛（从伊朗与阿富汗边界横穿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直抵地中海）实力及影响力日盛，与沙特领导的（由埃及、约旦、海湾国家和阿拉伯半岛组成，同土耳其结成谨慎的伙伴关系）逊尼派秩序针锋相对。
因此美国如何对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不是一个简单的均势考量问题或民主化问题，而必须把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间已经持续千年之久的宗教纷争考虑在内。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小心行事，因为这一地区释放出来的压力会对支撑这一王国和管理伊斯兰教圣地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产生影响。沙特阿拉伯若发生动荡，将对世界经济、伊斯兰世界的未来与世界和平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革命的经验，美国不能假定有一个现成的民主反对派，且它将依据更合西方口味的原则统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圣战”和什叶派“圣战”志在必得的最重要的战利品。沙特阿拉伯的努力，无论多么迂回隐蔽，都对于促进这一地区的建设性演变至关重要。美国必须与它达成共识。
对沙特阿拉伯来说，与伊朗的冲突生死攸关，关系到君主制的存活、国家的合法性乃至伊斯兰教的未来。只要伊朗继续崛起为一个潜在的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了保持均势，就至少必须加强自身的实力地位。鉴于事关重大，仅有口头保证是不够的。取决于伊朗核谈的最终结果，沙特阿拉伯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寻求拥有自己的核能力，作为一项保险政策，要么从一个现有的核大国得到弹头，最好是伊斯兰国家（比如巴基斯坦），要么资助其他某国研制核武器。如果沙特阿拉伯判断美国要从这一地区抽身，它很可能会试图把另一个外部大国拉入地区秩序，也许是中国，或印度，甚至是俄罗斯。21世纪前20年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动荡不安和暴力，因此应当被视为各国内部冲突和宗教之争的映照。争夺焦点，是决定这一地区是否或以何种方式与任何一个更大的世界秩序概念相连。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美国控制结果的能力、手腕和意志，使之既符合自己的利益，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友也认为与各自的安全和原则并行不悖。
国家的衰落？
叙利亚和伊拉克曾是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灯塔，但也许丧失了重构为统一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家的能力。由于两国交战各派别纷纷争取这一地区及外部世界同一教派或族裔的支持，它们之间的冲突威胁到了四周邻国的国内和谐。如果地处阿拉伯世界腹地的数个邻国不能建立合法的统治并始终有效控制本国的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中东做出的领土安排将来日无多。
因此，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周边地区的冲突是一个不祥新趋势的象征：国家分裂为不同部落和教派单元，其中有一些分布在现存边界两边，彼此或你死我活地拼杀，或受到相互竞争的外部派别的操纵，除了实力至上法则（霍布斯也许会称之为自然状态）不遵守任何共同规则。
革命或政权更迭后，只要没有建立一个得到一国大多数人承认的合法新政权，形形色色的派别为了争夺政权，就会继续同自己眼中的对手打下去。一国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长期叛乱，抑或与另一个正在走向解体的国家合并。现存的中央政府可能没有意愿或能力重新恢复对边境地区或真主党、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塔利班等非国家实体的控制。这种现象已经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巴基斯坦出现。
以现有形式存在的一些国家也许无法按照原状存在下去，除非采用美国人视为非法的国家治理或凝聚社会的手段。在有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更自由的国内体制克服以上障碍。但如果一国内的不同派别坚持各自的世界秩序观，或是认为他们之间的争夺关系到自身的存亡，美国呼吁止戈息战、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做法往往要么造成现任政府的瘫痪（例如前伊朗国王时期的伊朗），要么是对牛弹琴（例如塞西将军领导下的埃及政府。它汲取了前任政府被推翻的教训，不再与美国保持历史性的盟友关系，转而选择给予自己更大的行动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在尽量兼顾安全和道义的基础上决策，同时认识到无论在安全上还是道义上，都无法做到十全十美。
在伊拉克，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残暴的萨达姆·侯赛因独裁政权的垮台，带来的不是对民主的追求，而是复仇。不同派别把各自信仰的宗教形式转化为自治单元，为了报复而相互厮杀。利比亚地广人稀，彼此争斗的不同教派和部落除了曾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外，没有共同历史。推翻暴戾的独裁者卡扎菲产生的实际结果，是抹掉了带有国家统治色彩的所有痕迹。不同部落和地区为了确保自治或称雄一方，纷纷通过不受约束的民兵武装自己。的黎波里的临时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它实际控制的地方只限于城市，甚至能否控制城市都还难说。极端团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用卡扎菲弹药库里的武器武装自己后把“圣战”扩大到邻国，尤其是非洲。
各国政府失去对本国全境的管辖之日，也是国际秩序或地区秩序自身开始走向解体之时。31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有些空白，标志着这些地区无法无天。一个国家崩溃后，其领土也许会成为恐怖主义、武器供应或挑动邻国教派不和的基地。现在，不受任何政府管辖或处于“圣战”的地区贯穿整个伊斯兰世界，波及利比亚、埃及、也门、加沙地区、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马里、苏丹和索马里。若是也把中非地区的麻烦考虑在内——持续了长达一代人之久的刚果内战把四周邻国卷入其中——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的冲突也有可能同样扩散到他国，世界版图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已濒于从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中滑落的边缘。
在这一真空投下的阴影中，中东陷入了一场类似欧洲前威斯特伐利亚宗教战争的对抗，但规模超过了后者。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螺旋式升级，政治、教派、部族、领土、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国家利益争端纷纷浮现。用来追求地缘政治目标的宗教被“武器化”，平民因为自己所属的教派遭到屠杀。有能力维持自己权威的国家以生存需要为借口，认为自己权大无边。解体的国家成为周围大国争夺之地，其积聚实力的方式往往完全无视人类的福祉和尊严。
目前仍在进行的冲突既是宗教性的，也是地缘政治性的。由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某种程度上还有埃及和土耳其组成的逊尼派集团，与一个由什叶派伊朗领导的集团对峙。后者支持阿萨德控制的叙利亚部分、马利基控制的伊拉克中部和南部，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逊尼派阵营分别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支持反抗阿萨德和马利基的起义。企图主宰这一地区的伊朗则动用意识形态上与德黑兰一致的非国家成员，破坏它在这一地区的竞争对手的国内合法性。
冲突各方均寻求外部势力的支持，尤其是俄罗斯和美国的支持。这反过来也塑造了双方的关系。俄罗斯的目标基本上是战略性的，至少防止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团体蔓延到本国穆斯林人口所在的地区。俄罗斯的全球目标是加强它相对于美国的地位（从而扭转本章前面提到的1973年那场战争的结果）。美国左右为难：一方面，从道义立场出发谴责阿萨德，这没有错；另一方面，反对阿萨德的最大一股势力又是美国战略上需要反对的基地组织和更极端的团体。无论俄罗斯还是美国，在彼此合作还是互相斗法问题上都难下决心。不过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有可能打破目前的暧昧，推动双方转而采取冷战立场。伊拉克成了多个阵营角逐的战场——历史上曾数次上演过这一幕——这一次是在伊朗、西方和形形色色的复仇主义的逊尼派别之间。剧本没换，只是换了一批演员。
美国尝到了苦头，再加上当地条件几乎不允许多元化的存在，人们可能倾向于对动荡局势采取任其发展的态度，待继承国出现后再与之打交道。但几个潜在的继承国已经公开宣布，美国和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是它们的头号敌人。
在一个自杀式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时代，必须把滑向泛地区教派冲突的现象视为对世界稳定的威胁。所有负责任的大国，都需要根据某种可以接受的地区秩序的定义携手应对。如果无法建立秩序，大片地区就有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世界等待美国和其他具有全球眼光的国家提炼出一个新的地区秩序。
[1] 作者完全无意诠释各种学说和教派信奉的核心真理，他们对自己真理的热情追求正在重塑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在很多国家占大多数，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做出的诠释不像这里引用的诠释那么富于对抗性，而是更加多元化。然而此处引用的观点现在对很多重要的中东国家和几乎所有的非国家组织的未来走向，产生了重大的而且常常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些观点表达了对一个不同的世界秩序的追求。根据其定义，这一秩序优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自由国际主义的价值，而且与后者格格不入。为了了解这些观点，本书不可避免地要引用争论双方使用的宗教用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