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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我们比19世纪中期的人们更能感受到地球所有部分正在联合成单一的世界。然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过程和本书所论时期的人们所经历的有着根本的不同。20世纪下半叶最显著的统一是国际的一体化，而非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标准化。在这方面，我们的世界可说比福格的世界更统一、更标准，而且程度超出甚远，但这只是由于我们这个时代拥有更多的机器、生产装置和业务的关系。作为国际“模型”，1870年的铁路、电报、船舶不会比1970年的汽车和飞机更难辨识，无论它们出现在哪里。当时不太可能出现的是文化的国际化以及语言的一体化，而在今日，顶多只需一会儿工夫，就可以把同样的电影、流行音乐、电视节目和生活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这种一体化并没有影响到数量上不多的中产阶级和一些富有者，因为它的出现并未打破语言藩篱。先进国家的“模式”被较落后国家抄袭，出现了一些主要的翻版形式——英国的模式被其整个帝国、美国以及欧洲大陆少数地区所采用；法国的模式被拉丁美洲、地中海东岸和东欧一部分地区所采用；德国—奥地利模式被整个中欧和东欧、斯堪的纳维亚所采用，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这种模式。某种共同的外观风格，例如过度复杂、过度装饰的中产阶级住宅，巴洛克建筑的剧场、戏院，这些都是很容易辨识的，尽管从实际意义上看，只有在欧洲人和欧洲殖民后代生活的地方，才会确立这样的风格（见第十三章）。然而，除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外，这种生活方式仍然只限于相当小的圈子。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高工资，使一般经济阶层也可进入市场，享受那种生活方式。
19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预言家们，无疑渴望一个统一的、或多或少标准化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所有的政府全都承认政治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的真理。这些真理已经被那些无私的传教士带到地球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传道力量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最盛时期还来得强大。他们预想的世界是以资产阶级的模式为原型，他们预想的甚至也可能是一个民族国家最终消亡的世界。国际交通的发展，已经使新形态的国际合作和标准化机构变成必备的一环——1865年的“国际电报联盟”（International Telegraph Union），1875年的“万国邮政联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1878年的“国际气象组织”（International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这些机构到今天仍然存在。当时已经提出了使用国际标准“语言”的问题——1871年的“国际通信密码”（International Signals Code）提供了一小部分解决之道。短短几年间，设计人造世界语言的尝试变得盛行起来，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一个名字很怪的语言，叫“沃拉卜克语”（Volapük），是由一名德国人在1880年发明的。［这些发明没有一个成功，甚至最杰出的竞争者“世界语”（Esperanto）也不成功，这种语言也是19世纪80年代的另一产物。］工人运动已经着手建立一个全球组织，这个组织将以日益统一的世界观点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此即“第一国际”（见第六章）。［“国际红十字会”（International Red Cross，1860年）也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它是否属于这个范畴更值得怀疑，因为它是建立在缺乏国际主义的最极端形式之上，即国家之间的战争基础上。］
然而，这种意义的国际标准化和统一化，仍然是脆弱无力而且非全面性的。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民主为基础的新国家和新文化的兴起，亦即使用各自民族的语言，而非受过教育的少数人使用的国际惯用语，使这项工作更加困难，或者说更加遥不可及。例如欧洲或世界名著便得经由翻译才能普世共赏。截至1875年，使用德语、法语、瑞典语、荷兰语、西班牙语、丹麦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捷克语和匈牙利语的读者都能够欣赏到狄更斯（Dickens）的部分或所有著作［保加利亚语、俄语、芬兰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亚美尼亚语和意第绪语（Yiddish，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的读者在19世纪末也可读到］，这一方面意味着文化的世界性，但同时也显示出日益增加的语言隔阂。无论未来的远景如何，当时的自由主义观察者都会承认，在短期和稍长一段时间内，不同的或对立的国家仍将继续存在（见第五章）。人们最大的希望是这些国家会体现出相同的制度、经济和信仰形式。世界的统一就意味着划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由互相对立的“国家经济”构成的。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是建立在所有民族的转变上，至少是那些被视为“文明”民族的转变上。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进步倡导者理所当然地深信，这种改变迟早会发生。但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不够牢固的基础之上。
他们确实有可靠的理由指出，由于全球交通网越来越紧密，使得货物和人员的国际交换——贸易和移民——日益广泛。这点我将在其他章论及（见第十一章）。然而，甚至在最明白不过的国际商业领域，全球统一也不是绝对有利的。因为，即使全球统一会带来一个世界性的经济，这个世界性经济也不过是一个其中各个组成部分紧密依赖，只要牵动一个部分，其他所有部分都一定会受到牵连的经济体。这方面的典型表现就是国际性的大萧条。
就像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19世纪40年代，影响世界形势的经济波动有两种：一种是古代的农业周期，那是建立在庄稼和牲畜的收成好坏之上；另一种是新出现的“商业周期”，那是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19世纪40年代，前者仍然处于世界主导地位，尽管其影响大多是地方性的，而非全球性的，因为即使大自然的变化广泛一致——恶劣的气候，植物、动物和人类的灾病——但也不可能在全世界同时发生。工业化的经济已经受到商业周期的制约，至少从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是这样，但实际上，这种商业周期只影响了英国，或许还包括比利时和其他一些与国际体系密切相连的经济区。经济危机并没有与同时发生的农业歉收携手肆虐，例如1826年、1837年或1839—1842年发生的经济危机，虽然打击了英国和美国东部沿岸或汉堡的经济圈，但绝大部分的欧洲都没有受到损害。
1848年后的两项发展改变了这一切。其一，商业周期性的危机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1857年的商业周期危机开始于纽约一家银行的倒闭，这可能是第一个现代形式的世界经济萧条。（这或许不是偶发事件，马克思注意到，交通把商业动荡的两个主要发源地印度和美国更紧密地拉近欧洲。）这场危机从美国传入英国，然后又进入北部德意志，然后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又折回汉堡，其所经之地留下一连串破产的银行和失业工人，然后又跨越大洋进入南美洲。1873年的经济萧条始于维也纳，向相反的两个方向传播，并且范围更广。这场长期的萧条，如我们将见到的那样，影响更加深远，这是可以预料的。其二，至少在工业化国家，旧式的农业波动失去了往昔的打击力。这是因为可以把大量的食物运进，减少当地的粮食短缺，有助于平衡价格；也是由于这种粮食短缺的社会影响，可以被工业产业所创造的良好就业所抵消。一连串的歉收仍然会破坏农业，但不一定会破坏国家的其他方面。此外，当世界经济牢牢掌握形势之后，农业的命运甚至不再主要依赖于大自然的变化，而是更依赖世界市场价格的变化，如19世纪70和80年代的农业大衰退所显示的那样。
上述各项发展只影响到世界上那些已经被卷入国际经济的地域。由于广大的地区和人口——所有的亚洲和非洲，大多数拉丁美洲，甚至相当一部分的欧洲地区——仍然处于国际经济之外，只具有纯粹的地方交易，这些地区远离港口、铁路和电报网，所以，我们不应夸大1848—1875年间世界所达到的统一程度。毕竟如某位当代的编年史家所指出的那样：“世界经济才刚刚起步；”但是也像他补充说明的那样：“即使这些发展才刚刚起步，但我们已可猜想出它们在未来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们在现阶段已经展示出真正惊人的生产变革。”[14]举例而言，只要考察一下地中海南岸和北非这类离欧洲最近的地方，我们就可发现：在1870年，上面所言除了适用于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定居区外，其他地方几乎都不适用。摩洛哥要到1862年才准许外国人在其全境自由进行贸易；突尼斯和埃及一样糟糕，一直到1865年后才考虑用贷款的方法来加快其缓慢的发展。也差不多是同一时期，一项不断增长的全球贸易产品——茶叶——才首次出现在阿尔及利亚的瓦尔格拉（Ouargla）、马里的廷巴克图（Timbuctoo）和塔菲拉勒（Tafilelt）南部，但仍然是一种相当奢侈的食用品：一磅茶的价格相当于一位摩洛哥士兵一个月的薪水。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伊斯兰教国家的人口都没有明显的增长。相反，在整个撒哈拉地区和西班牙，1867—1869年同时发生——自古以来两者总是同时发生——的饥荒和瘟疫（与此同时，两者已在印度造成极大的灾难），无论是在经济上、社会上，还是在政治上，比任何与世界资本主义兴起有关的发展进步所造成的影响都要大得多。而且这些饥荒和瘟疫还可能被资本主义兴起所带来的发展弄得更加剧烈，例如在阿尔及利亚。
[1]K. Marx and F.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London 1848).
[2]U.S. Grant, Inaugural Message to Congress (1873).
[3]I. Goncharov, Oblomov (1859).
[4]J. Laffey, ‘Racines de I’imperiali me français en Extrème-O rient’, Revue d’Histoire Modern et Contemporaine XVI (April-June 1969), p.285.
[5]Many of these data are taken from W. S. Lindsay, History of Merchant Shipping, 4 vols (London 1876).
[6]M. Mulhall, A Dictionary of Statistics (London 1892), p.495.
[7]F. X. von Neumann-Spallart, Ubersichten der Weltwirtschaft (Stutt-gart 1880), p.336; ‘Eisenbahnstatistik’,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2nd ed.) (Jena 1900).
[8]L. de Rosa, Iniziativae capitale straneiro nell’ Industria metalmeccanica del Mezzogiorno, 1840-1904 (Naples 1968), p.67.
[9]Sir James Anderson, Statistics of Telegraphy (London 1872).
[10]Engels to Marx (24 August 1852) (Werke, XXVIII, p.118).
[11]Bankers Magazine, V (Boston 1850-51), p.11.
[12]Bankers Magazine, IX (London 1849), p.545.
[13]Bankers Magazine, V (Boston 1850-51), p.11.
[14]Neumann-Spallart, op. cit., p.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