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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1857—1858年的起义，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殖民地群众反叛。在法兰西帝国境内，1871年爆发了伟大的阿尔及利亚起义，这场起义在普法战争期间加速了法军撤退，同时也促使大批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移居到阿尔及利亚。这两次起义颇有相似之处。不过整体而言，这类反叛的范围十分有限。究其原因在于遭受西方资本主义迫害的国家，大部分并不是被征服的殖民地，而是那些已经日益衰败、愤怒一触即发的社会和国家。我们接着便看一看其中两个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命运：埃及和中国。

埃及实际上已是一个独立主权国，虽然名义上还臣属于奥斯曼帝国。由于它的农业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因此注定它要成为牺牲品。牺牲的第一步是把它原有的经济变成农产品出口经济，为资本主义世界提供小麦和棉花，尤其是棉花。棉花的出口急遽上升。在整个经济大繁荣的19世纪60年代，埃及棉花出口总值占其出口总收入的70%（美国棉花出口因内战而中断），甚至农民也能从中获得一时的好处，尽管有半数农民因从事水利灌溉而患上了寄生虫病（在南部埃及）。埃及贸易已扎扎实实地纳入国际（英国）体系，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外国商人和冒险家。外国商人随时准备提供贷款给伊斯梅尔（Ismail）总督。埃及早期的几位总督在金融方面反应迟钝。19世纪50年代，埃及国家开支只超出岁入的10%；而在1861—1871年间，其岁入增加将近三倍，但平均开支却超过国家收入的一倍以上，其间的鸿沟则由7000万英镑贷款来填补，借贷人因之大发其财。形形色色的借贷人，从正经商人到进行不正当交易者，应有尽有。埃及总督希望借此使埃及变成一个现代化帝国，并且依照拿破仑三世的巴黎模式重建开罗。对埃及总督之类的富有统治者而言，巴黎提供了标准的天堂模式。其次是战略形势。埃及的战略地位吸引了西方国家及其资本家，特别是英国。由于苏伊士运河开凿，埃及的世界位置变得举足轻重。此外，世界文化界恐怕也得感谢伊斯梅尔。为庆祝苏伊士运河通航（1869年），伊斯梅尔在埃及新落成的歌剧院上演了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Verdi）的歌剧《阿依达》（Aïda，1871年）。这是该歌剧院上演的第一个剧目。老百姓为了这场表演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埃及就这样以农产品提供国的角色被纳入欧洲经济体系。银行家通过帕夏（pashas，奥斯曼帝国高级官衔）榨取埃及人民以自肥。总督和帕夏则大举外债，光是1876年一年的贷款总数，便几乎等于是国家年收入的一半。当他们无法偿付利息时，外国人便向他们索讨控制权。[5]欧洲人也许已满足于剥削一个独立的埃及。然而，当总督政府的行政结构和政治结构崩垮之后，经济繁荣宣告结束，欧洲的剥削也就困难了。总督政府是在两种压力下垮台的：一是经济，二是埃及统治者受到的诱惑。统治者对这种诱惑的本质完全无知，更遑论驾驭。于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国就成为埃及的新统治者，因为英国的地位已经比以前更强大，与埃及相关的利益也更多。

当埃及暴露于西方面前的同时，埃及也产生了一个由地主、知识分子、文职官员及军官组成的新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在1879—1882年间领导了埃及的民族运动，该运动既反对埃及总督，也反对外来统治者。在19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旧式的奥斯曼统治集团都已被埃及化，而埃及人的地位则不断攀升，变成有钱、有影响的一群，同时阿拉伯语也取代土耳其语成为官方语言。埃及在伊斯兰知识分子中的地位原本就很重要，现在更获加强，成为伊斯兰知识生活的中心。波斯人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 ad-din Al Afghani，1839—1897）是现代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著名先驱，他1871—1879年在埃及讲学，影响深远，并拥有一大批热情听众（阿富汗尼继承伊斯兰知识分子世界主义的传统，漂泊一生，从本国伊朗出发，到过印度、阿富汗、土耳其、埃及、法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地方）。关于阿富汗尼有一点很重要，即他不主张一味采取伊斯兰教的否定态度来对抗西方，他的埃及信徒和听众也持同样观点。虽然他很现实，知道宗教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也知道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信仰绝不能发生动摇，但他本人在宗教正统性方面仍一直受到强烈质疑（他在1875年成为共济会成员）。他高唱恢复一个能允许伊斯兰世界吸收西方现代科学、向西方学习的伊斯兰教，期盼伊斯兰国家的确能够掌握现代科学，拥有议会及国民军。[6]埃及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是放眼向前，而非向后。

正当埃及的帕夏们效仿拿破仑三世时巴黎的诱人榜样时，19世纪最伟大的一场革命在欧洲以外的最大帝国爆发了，即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6）。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家对这场革命一直视而不见。但马克思早在1853年就清楚地看到：“欧洲各国人民的下一次起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政治因素。”这是一场最大规模的运动，不仅因为中国当时拥有4亿民众，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太平天国曾一度控制全国一半以上的领土），而且是因为这场运动引起的内战规模、强度实属罕见。约有2000万中国人在运动期间丧生。而这场运动从几个重要方面来看，无疑是西方对中国冲击的直接结果。

中国素有群众革命的传统，包括思想革命和刀光剑影的革命。在世界传统大帝国中，这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从思想方面来说，中国的学者和人民认为他们的帝国理所当然是永存的，是中心。它将永不消亡，在一个皇帝统治之下（除中间偶尔出现的分裂之外），由通过科举考试的士大夫管理。这套科举制度大约一千多年前就有了，直到1910年帝国本身行将就木之际，才告废除。然而中国历史是一部王朝更迭的历史，据说是按兴起、危机、改朝换代的规律循环运转：从获得一位拥有绝对权威的“真命天子”开始，到失去“天子”地位为止。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人民造反起着重要作用。大规模造反是由社会上的打家劫舍、农民暴动以及群众秘密组织的活动演变而来。事实上，造反成功就代表“天子”快完了。作为世界文明中心的永恒中国，就是这样通过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而延续下来的。这次革命也包括在改朝换代之中。

清王朝是17世纪中叶北方征服者取代明朝而建立的，明朝则是（经由农民革命）于14世纪推翻元代蒙古王朝而建立的。清王朝在19世纪上半叶看来还很明智，统治还很有效，虽然据说贪污之风已经盛行；但是从18世纪90年代起，民间就出现不少危机和造反迹象。不管造成这些危机和造反迹象的原因是什么，有一点是明显的：即18世纪全国人口剧增（人口上升的原因尚未完全剖析清楚）开始产生沉重的经济压力。中国人口据信从1741年的1.4亿增至1834年的4亿左右。而在这个时期，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戏剧性因素，即西方的掠夺和征服。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1839—1842）就被完全打败，向一支规模不大的英国海军投降。这消息使国人震惊无比，因为这暴露了帝国制度的脆弱。消息传开，除少数直接受到影响的地区外，其他地方的群众可能也获悉此事。于是各种反对活动立即有了明显增加，主要是来自长久以来致力于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例如南方的天地会。帝国政府为对付英国而成立民团，民间因此获得了武器。之后，只要有星星之火，就足以引起燎原之势。

星星之火终于出现了，这就是思想窘困、也许有点儿精神变态的预言家和救世主洪秀全（1813—1864）。洪秀全是科举应试的落第文人，这些落第文人很容易积郁出对政治的不满。洪秀全应试失败后，精神有点儿失常，转而从宗教上结交朋友。1847—1848年前后，他在广西组织了“拜上帝会”，农民、矿工、大批赤贫游民、各少数民族以及古老的秘密组织支持者蜂拥而至。在洪秀全宣讲的主张中，有个颇有意义的内容，即基督教教义。他在广州时曾与美国传教士共处过一段时间，宣讲的内容大多数是大家熟悉的有关反清、异教邪说和社会革命思想的大杂烩，此外也有一些内容颇具西方色彩。起义于1851年在广西爆发，并很快向外蔓延，一年之内便宣告成立“太平天国”，由洪秀全出任最高领袖“天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社会革命政权，它的支持者是人民大众，指导思想是道教、佛教和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太平天国实行的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金字塔神权统治，废除了私有财产（土地分给各家耕种，但不属个人所有），实行男女平等，禁止出售鸦片和烈酒，采用新的历法（包括每周七天），进行了各种文化改革，而且没有忘记减轻赋税。到了1853年年底，太平天国至少拥有100万现役作战人员，控制了华南和华东大部分地区，攻克了南京，虽然未能有效推进到北方（主要由于缺乏骑兵）。中国陷入分裂，即使有些地方不属于太平天国管辖，也因这次大暴动的震撼而引起连锁反应，例如北方的战乱直到1868年也未能平定；贵州苗族以及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也纷纷起义。

太平天国未能维持下去，事实上也不可能维持下去。它的激进主张使温和主义者、传统主义者和担心失去财产的人——当然不仅是富人——对它敬而远之；领导人无法信守他们自己制定的清教徒标准，从而对人民大众失去了号召力；领导内部很快分裂，而且愈演愈烈。1856年后，太平天国便在军事上处于守势，1864年，其设在南京的首都天京失守。清朝政府得救了，但付出的代价异常沉重，最终更证明是致命性的。太平天国运动同时也说明了西方力量冲击的复杂性。

说句令人难以置信的话，中国统治者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情形还比不上惯于生活在意识形态世界里的造反百姓。在百姓的精神世界里，源自外国的非官方思想是可以接受的（例如佛教）。对儒家士大夫来说，凡不是中国的便是野蛮的，他们甚至抵制野蛮人赖以取胜的技术。时至1867年，大学士倭仁还上书朝廷，辩称建立同文馆教授天文、数学，“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恐不为夷人所用者鲜矣”，终将使“诚实殆尽，邪恶横行”。[7]抵制修建铁路等排外事件亦层出不穷。迫于明显的时势，一个主张“现代化”的党派在逐渐形成当中，但我们可以说他们并不想改变旧中国，只是想使旧中国具备制造西方军火的能力而已（正因为如此，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发展军火工业的尝试收效不大）。无论发生什么事，软弱无能的清朝政府都感到无可奈何，它们只有向西方让步，亦只能在让步的程度上进行选择。即使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革命，清朝政府也不愿去安抚民众强烈的仇外情绪，反将平息太平天国作为它政治上最紧迫的问题。为此，对外国人的帮助，亦是求之不得，最起码得与他们维持友好关系。于是，清朝政府很快就跌入完全依赖外国人的处境。从1854年起，英、法、美三国完全控制了上海海关，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和1860年洗劫北京（结果清朝政府完全投降）之后，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受命“协助”管理整个中国的关税收入。他于1863—1909年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虽然他深受中国政府信任，也和中国人打成一片，但此举实际上等于宣告清朝政府完全屈从于西方人的利益。

事实上，西方人在关键时刻还是会支持清政府，他们不愿看到清政府被推翻，因为否则的话，不是一个好斗的民族主义革命政权上台，便是（这更可能）出现无政府状态和西方还不愿去填补的政治真空。（起初，有些西方人对太平天国里明显的基督教成分还表示同情，但这份同情很快就化为乌有。）而清政府却采取向西方让步的方式平息了太平天国危机，将恢复保守主义与严重削弱中央权力合为一体。中国真正的胜利者是旧士大夫阶层。清王朝和王公贵族在生死存亡之际，被迫向中国精英靠拢，因而丧失了以往的许多权力。当清政府无能为力之时，最能干的士大夫们——例如李鸿章（1823—1901）等人——用各省的人力物力财力组建起新式军队，从而挽救了帝国。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预见到中国将分裂成许多由“军阀”当家的独立地区。伟大古老的中华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奄奄一息。

从以上叙述可知，遭资本主义世界践踏的社会和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世界取得妥协这点上，是失败的（日本例外，见第八章）。它们的统治者及精英很快便明白，单纯拒绝接受西方白人或北方白人是行不通的；即使行得通，拒绝也只会使他们的国家永远处于落后状态。至于那些被西方征服、主宰和统治的殖民地，它们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它们的命运是由征服者决定的。其余国家分成几类情况：有的采取抵抗政策，有的采取妥协让步，有的全心全意西化，有的进行某种改革，以图获取西方的科学技术，又不失去本身的文化机制。整体而言，美洲地区的欧洲前殖民地是无条件学习西方；一系列的独立国家和古老帝国——从大西洋的摩洛哥到太平洋的中国——发现它们再也无法摆脱西方的扩张，遂开始实行某些改革。

中国和埃及的情况虽然不同，但都是第二类国家中的典型例子。它们两个都是独立国家，都有不同于欧洲的古老文明，然而却在西方贸易和金融贷款（有的是自然接受，有的是被迫接受）的大举渗透下国力大衰，无力抵抗西方陆海军的攻击，即使有，也只是做些轻微抵抗。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兴趣去占领或统治这两个国家，只要他们的人民能在中国和埃及为所欲为，享有绝对自由就行，包括享有治外法权。他们只是隐隐感觉到他们越来越深陷于这两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同时越来越深陷于西方国家彼此的争夺之中。中国和埃及的统治者拒绝采取全国抵抗政策，主张依赖西方——只要他们尚有选择余地——并借此维持自己的统治。在这个阶段，有些国家还想通过民族复兴来抵抗西方。它们之中很少有人主张全盘“西化”，而是进行某种思想改革，希望在它们的文化体系中表现出促使西方强盛起来的某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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