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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有些部门容易接受改革，推动这部分农业前进的经济力量是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然而，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这种农业经济力量不可避免会遇到社会和机制方面的障碍，使其前进受阻，或使其完全停顿。同时受到影响的还有资本主义工业（其实是所有一切工业）发展为土地部门规定的其他伟大使命。农业在现代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提供数量急速增加的粮食和原料，同时还要为非农业部门提供一部分（实际上是唯一的）劳动力资源。它的第三个作用是为城市以及工业发展本身提供资金。这对农业国家而言几乎是义不容辞的，即使它完成得很吃力，很不完全。须知在农业国家，政府和富人舍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发展资本主义的阻力来自三个方面：农民本身，农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领导人，以及组织健全的整个传统社会。在前工业时期，农业既是社会的心脏，又是社会的躯体。所有这三者注定要成为资本主义的牺牲品，虽然，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农民阶层还没有立即遭到灭顶之灾的危险，以农村为基地、骑在农民身上的社会统治结构亦无马上崩溃的危险。然而归根结底，这三者结合起来的特殊整体与资本主义无论如何是水火不相容的，是肯定要与资本主义抗衡的。

对资本主义来说，土地是一种生产因素，是一种商品，如果有何特殊的话，就是土地不可移动，而且，土地有一定数量，不能再生，尽管那时新开拓了许多土地，“不能再生”一时显得不很重要，当然，这也只是比较而言。那些垄断这种“天然专卖品”的人，因而能对经济的其他部门进行勒索。那么应该拿这些人怎么办呢？既然土地也是商品，这就比较容易处理。农业是一种“工业”，像其他经济部门一样，是以利润最大化这个原则为指导的，农场主人则是企业大亨。整个农村是一个市场，是劳动力的源泉，是资金的源泉。农业因为具有顽固的传统习惯，因而无法遵循政治经济的要求，但最终一定要使农业服从于政治经济的要求。

要使农民和地主的观点与上述观点妥协、调和，根本是不可能的。对农民和地主来说，土地不仅是最大限度的收入来源，同时也是生活的基本框架。而要使这种社会制度与上述观点妥协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就土地而言），是不能自由选择，而是必须服从的。政府和政治思想可能会越来越容易接受“经济法则”，但即使在这一层次，冲突也相当尖锐。传统的地主所有制在经济上也许谁也不喜欢，但正是这样一个制度把整个社会结构紧紧地粘在一起，少了它，这个社会便会陷入混乱和革命之中（英国在印度施行的土地政策正是在这个头疼的问题上吃尽苦头）。从经济上说，如果没有农民也许问题会简单得多。然而，难道不正是农民坚定不移的保守思想才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吗？身强力壮，一代又一代绵延不绝的农民子孙不正是绝大部分政府军队的主要成分吗？当资本主义显而易见地在蹂躏和毁灭其工人阶级之时，难道能有一个政府敢坐视不管，不从力大如牛的乡下人中储备起人力资源以满足城市的需要吗？［康拉德（J.Conrad）写道：“……就体质而言，农民是全民中最棒、最强壮的，城市特别需要从他们之中招募人员。”这段话代表了欧洲大陆普遍存在的看法。“农民是军队的核心……从政治上来说，农民一成不变的性格和与土地相依为命的特点，使他们成为繁荣中的农村公社基础……农民无论在哪朝哪代都是全国最保守的部分……由于农民舍不得割弃其家产，舍不得离开他们生长的土地，他们自然成为城市革命思想的敌人，成了反对社会民主力量的坚强堡垒。所以难怪农民被说成是每个稳健国家里最坚定的支柱。随着大城市的飞速发展，农民作为稳定社会中坚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加。”］[13]

纵然如此，资本主义仍不得不摧毁政治稳定的农村基础，特别是与先进西方毗邻或在先进西方所属边陲地区之内的农村基础。正如我们所见，在经济上，向市场生产过渡，特别是向出口型单一经济过渡，既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又打乱了经济秩序。在政治上，“现代化”对要进行现代化的人来说，意味着要与传统主义的主要支柱、与农村社会进行正面冲突（见第七章和第八章）。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统治阶级，可以信赖农民的耿耿忠心。在英国，前资本主义的地主和农民已不复存在；德国和法国已与农民在繁荣国内市场的基础上达成暂时妥协。而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美国、中国以及拉丁美洲，则发生了社会骚动，甚至暴乱。

由于种种原因，使下列这三种土地经营方式遭受到特别强大的压力：奴隶制种植园、农奴制庄园和传统非资本主义的农民经济。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美国以及除巴西、古巴之外的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都取消了奴隶制度（巴西和古巴奴隶制度的日子也屈指可数），因此第一种土地经营方式便不复存在。巴西和古巴于1889年也正式宣布取消奴隶制度。出于实际原因，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晚期，奴隶制度的阵地已退缩到更为落后的中东和亚洲地区，而中东和亚洲农业的地位在此时已不很显著。至于第二种土地经营方式，已于1848—1868年间正式从欧洲消失，虽然南欧和东欧大庄园里的农民，尤其是无地农民，仍处于半奴隶状态，因为他们仍受到非经济性的强大压力。只要农民在法律上和公民权益上享有的权利低于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不管理论上怎么说，农民事实上就是饱受经济之外的强大压力，瓦拉几亚（Wallachian）和安达卢西亚的情形就是如此。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并未废除强制性劳役，事实上似乎愈益加剧了，以致我们无法笼统地宣称该地已经取消了农奴制度。（当地对强制性劳役有许多不同称呼，此等强制性劳役不可与其他作用相似的奴役，如债务奴役等相混淆，就如不可将从国外引进的契约劳工与奴隶制度等同一样。这两种劳役都承认以前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已告废除，却又都企望在契约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奴隶制和农奴制，而这个契约从文字上看又都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自由”原则制定的。）不过，强制性劳动看来似乎越来越局限于印第安农民身上，剥削印第安农民的乃是非印第安地主。第三种土地经营方式，即传统农民经济，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仍能维持。

前资本主义的土地隶属关系，即非经济性的隶属形式基本上废除了。废除的原因很复杂，有些情况显然是政治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1848年的奥地利帝国就像1861年的俄国一样，废除前资本主义依附形式的原因与其说是农民对农奴制度极不赞成（农民毫无疑问是不支持农奴制度，农民在农奴解放运动上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倒不如说是因为惧怕非农民革命。非农民革命运动若能将农民的不满情绪动员起来，便可立即获得一支横扫千军的力量。农民造反的可能性随时存在，例如1846年加利西亚农民起义，1848年意大利南部农民起义，1860年西西里农民起义以及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那几年俄国的情形。然而使各国政府惶惶不可终日的不是盲目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无法持久，甚至自由党人都能用火与剑将其扑灭，就如我们在西西里见到的那样。[14]他们害怕的是农民骚动被一股向中央当局提出政治挑战的力量所动员。奥地利帝国统治者于是竭尽全力将各种要求自主权的全国运动与农民根据地隔离开来。俄国沙皇在波兰的做法也如出一辙。在农业国家，若没有农民支持，自由激进主义者的运动是掀不起大风大浪的，至少是可以对付的。奥地利帝国的统治者与（俄国沙皇）罗曼诺夫（Romanovs）家族都深知这一点，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但无论是农民或是其他阶级发动的暴乱和革命，都无法说明任何问题，更不能解释奴隶制度的废除，而只能说明若干农奴解放的时机。奴隶造反与农奴暴动不同，奴隶造反相对说来并不多见——美国发生的奴隶起义更少，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少[15]——奴隶起义在19世纪从未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那么，要求取消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的压力是不是经济因素呢？就某种程度而言当然是的。现代经济史学家引经据典，说明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的农业实际上比自由劳动者的农业利润更高，甚至效益更好。（这个高论在奴隶制度问题上说得详尽无遗，头头是道，而对农奴制度的阐述就不似这等详尽了。）[16]这种说法当然是有可能的，论据也颇充足，不过结论还得由具有数学头脑的历史学家以及其他人进行热烈辩论之后方可得出。而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以现代方法和现代审计标准进行工作的当时人深信，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的农业比不上自由劳动者的农业。他们对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是深恶痛绝的。至于他们的感情色彩在他们的计算工作中究竟占了多少分量，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铁路企业家布拉西以商界人士切合实际的判断力对农奴制度进行观察后说，实行农奴制度的俄国粮食产量只及英格兰和萨克森的一半，也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来得低。他在谈到奴隶制度时说，奴隶制度的生产力明显低于自由劳动者，成本也比人们想象的高，别忘了把采购、饲养和维修保养的费用都包括在内。[17]英国驻伯南布哥的领事估计（毋庸讳言，他是在向竭力反对农奴制度的政府做报告时说这番话的），奴隶主人若将购买奴隶的钱改作他用，将可多得12%的利润。暂且不论这些看法是对是错，它们都是除了奴隶主人之外的其他人的共同看法。

很明显，奴隶制度确实在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其原因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由于英国的施压，国际贩奴贸易迅速趋向终结（巴西被迫于1850年废除奴隶制度），供应奴隶的路线显然被切断了，因此奴隶价格飞涨。1849年从非洲卖到巴西的奴隶约有5.4万人，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实际上已降为零。虽然主张禁止贩卖奴隶的人士宣称国内的贩奴贸易依然存在，但在那时，这点儿活动已无伤大雅了。从另一方面看，奴隶转为非奴隶劳动者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及至1872年，巴西有色人种的自由劳动者几乎是奴隶总数的三倍，即使在纯黑人当中，自由劳动者与奴隶的人数也几乎相等。1877年古巴奴隶人数已减至一半，从40万下降到20万。[18]蔗糖业传统上是使用奴隶最多的领域，从19世纪中叶起，糖厂由于实行机械化，糖在加工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也减至最低程度，尽管在古巴等蔗糖业快速发展的国家，其甘蔗田里所需要的劳力相应增加了。不过，由于欧洲甜菜糖的竞争力越来越强，而蔗糖生产所需要的高劳动力，使蔗糖业面临亟须降低劳动成本的压力。雇用奴隶的种植园主，他们能在为机械化进行大量投资的同时又购买和养活一大批奴隶吗？略加计算之后，种植园主自然选择以雇工取代奴隶，不过他们雇用的倒不是自由劳动者，而是种族战争（见第七章）中的受害者，即从尤卡坦地区的玛雅印第安人当中雇用契约劳工，或从门户刚被打开的中国雇用契约劳工。毫无疑问，拉丁美洲甚至在奴隶制度废除之前，剥削奴隶的方式已不时兴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1850年后，以奴隶充当劳动力在经济上也越来越不合算。

至于农奴制度，在经济上要求废除它的理由既有一般的，又有特殊的。一般说来，工业发展需要自由劳动力，而将农民普遍束缚在土地上显然对工业发展不利，取消农奴制度，使劳动力自由流动，便成了工业发展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再者，农奴制度的农业在经济上怎能行得通呢？借用19世纪50年代俄国某位捍卫农奴制度人士的话说，农奴制度“排除了准确核算生产成本的可能性”。[19]农奴制度也剥夺了对市场需求进行充分、合理调整的能力。

主张废除农奴制度的特殊原因是，如果要为各式各样的粮食产品和农业原料开拓国内外市场（主要是粮食），那么农奴制度就得被摧毁。俄国北部从来就不是非常适合大面积种植粮食，于是小农便将庄园式生产丢在一旁，种起大麻、亚麻和其他精耕细作的作物；而手工艺品又同时为农民进一步打开了市场。充当劳动力的农奴一直为数不多，此刻总数又更下降。农奴只要按市场要求，将劳务折成租金，付钱给地主即可。空旷的南部大草原是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后来变成牧场，而后又变成麦田，农奴在这里更是微不足道。地主的出口业务日益昌盛，他所需要的是更好的交通条件、贷款、自由劳动者，甚至机器。农奴制度在俄国还得以一息尚存的地区，如同罗马尼亚一样，主要是在人口稠密的粮食产区。这些地方的地主或是以增加农奴劳动量的办法来弥补自身竞争力不足的缺陷，或是以同样的方法廉价地挤进粮食出口市场，不过所谓的廉价也是暂时的。

然而，不能自由流动的劳动力的解放，不能单单从经济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反对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不只是因为它们认为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在经济上不可取，也不是由于道德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无法与市场社会并存，市场社会是以个人自由追逐私利为基础的。奴隶主和农奴主则相反，他们之所以在整体上坚持其制度不放，是因为他们看到这项制度正是其社会和阶级的基石。一旦奴隶和农奴确立他们自己的地位之后，奴隶和农奴主人也许根本无法想象他们该怎样活下去。俄国地主没有造，也不能造沙皇的反，因为只有沙皇能赐予他们压迫农民的某些合法性，农民则执迷不悟地认为土地是沙皇的，由沙皇支配；农民还虔诚地相信他们世世代代都得服从上帝的代表和沙皇的统治。他们还相当固执地反对解放，解放是外部和上面以极大压力强加给他们的。

奴隶制度的废除和奴隶、农奴的解放，如果只是经济力量的产物那就好了，俄国和美国就不会产生如此无法令人满意的结果。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在那些薄弱环节和确实“不起经济作用”的地区——即俄国北部和南部、美国西南部几个边境州——很容易进行调整，实现解放；然而在核心地区，问题就没那么容易解决。19世纪80年代晚期，在俄国的纯“黑土带”各省（与乌克兰和边境大草原明显不同），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缓慢，长工劳役依然相当普遍，耕地面积的扩大也远远落后于南方粮食产区［19世纪60—80年代，黑土带耕地平均增加60%。乌克兰南部、伏尔加河（Volga）下游、高加索北部和克里米亚，耕地增加了一倍，而库尔斯克（Kursk）、梁赞（Ryazan）、奥廖尔（Orel）和沃罗涅什（Voronezh）（1860—1913），其耕地只增加了不到1/4］[20]，而扩大的耕地又是以牺牲近河草地和山区草地、强化旧式的三年轮耕为代价。总而言之，结束强制劳动经济，其所获得的纯经济效益究竟有多大，还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这种现象在先前的奴隶制经济之下，是很难从政治角度清楚剖析的，因为美国南方被征服了，旧式的种植园贵族至少暂时处于无权状态，尽管时间不长，他们的权力不久又告恢复。俄国地主阶级的利益当然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和保护。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贵族和农民对奴隶解放在农业方面所产生的结果都不满意；为什么这种结果对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前景也不尽理想。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要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农业，特别是什么样的大型农业，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最佳模式。

资本主义农业主要有两种模式，列宁称它们为“普鲁士模式”和“美国模式”：一种是资本主义地主企业家经营的大农场，雇用劳工；另一种是独立农场主经营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农场，他们以销售为目的，必要时也雇工，只是雇佣的人数少得多。两种模式都包含市场经济成分。然而甚至在资本主义大功告成之前，作为生产单位的大农场（土地当然不一定就是生产单位。地主可将土地出租，从租赁人手中收取租金，或收取实物，或收取一定比例的农作收成，承租人则是真正的生产单位），多半都将自己收成的很大一部分拿去出售，而大多数拥有土地的农民则主要还是自给自足，不靠出售产品维生。因此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大农场的优势与其说是在于其具有技术优势、高生产力和经济规模等等，倒不如说在于其拥有为市场需要而生产剩余农产品的非凡能力。当农民仍处于“前商业”阶段的时候，例如俄国大部分地区农民，以及美洲获解放的奴隶（他们进入了实质上是小农经济的队伍），大农场此刻已取得这种优势，只是当时已无农奴或奴隶可供强制性劳动之用。大农场要在农奴或奴隶当中寻觅劳动力，变得比以前更困难了，除非前农奴或奴隶没有土地，或土地很少，不得不去当雇工，以及除非他们找不到有吸引力的工作。

然而整体说来，被解放的奴隶确实获得了一些土地（虽然没有他们朝思暮想的“40英亩地加一头骡子”），农奴也变成了自耕农，虽然他们的一部分土地被地主夺去，特别是在商品农业不断扩大的地区。（但是在黑土带中央地区，农民损失的土地较少，甚至有人还增加了一些土地。）事实上，旧的村社保存了下来，甚至强化、壮大了。村社不时进行公平的土地再分配，小农经济因之得到保护。所以地主更加倾向于出租土地、收取田租，而非从事他们感到更难进行的农产品生产。至于俄国的地主贵族和庄园主人，如托尔斯泰笔下的罗斯托夫（Rostov）伯爵和契诃夫（Chekhov）笔下的雷奈夫斯卡雅（Ranevskaya）夫人，他们是否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将自己改造成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家，而不是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农场主人［这却是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最得意的生活模式］，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不过，如果说“普鲁士模式”未被有系统地全盘接受的话，那么“美国模式”也未被采纳。要采取这些模式必须要有一个由小农场主组成的大群体，这些小农场必须是以企业模式经营的，而且基本上是种植棉花、烟草、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经济作物必须要有一块最低限度面积的土地，大小则视作物不同而异。内战后的美国南方，“经验证明，农人每年收成如不足50捆（每捆约500磅），他是否还有利可图，就非常令人怀疑了……一个人若不能赚至少八捆或十捆，根本就难以维生，更谈不上追求生活品质。”[21]所以大部分自耕农仍选择种粮食来养家糊口，如果他们的土地够多，足以养家的话；若土地不多，不足以养家，他们就出卖劳动力以弥补不足的部分（他们不仅土地少，经常也没有牲口，没有大车）。在自耕农内部，毫无疑问，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发展成为商业性的农场主，到19世纪80年代，这部分人在俄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使得阶级之间的区分受到压制，例如美国的种族主义和俄国顽强坚持的有组织村社。使得农村当中那些完全商业化和资本主义化的人士，多半是外地商人和贷款者（商业公司和银行）。（在俄国，农奴解放产生的结果——从自由主义观点看有点啼笑皆非——确实是将自耕农带出政府的法律王国，使他们正式服从农民的习性，而这种习性对资本主义远非有利。）[22]

所以，无论是奴隶制度的废除还是农奴的解放，均未使“农业问题”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顺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甚至究竟是否能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也颇令人怀疑，除非是在那些已具备发展资本主义农业条件，并处于奴隶制或农奴制经济边缘的地区，例如得克萨斯州、（欧洲的）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一部分地区。在这些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普鲁士模式”或“美国模式”正在演进。当贵族大庄园转变成资本主义企业之时，有时他们可因失去奴隶或农奴劳动力而获得赔偿［在捷克农村，施瓦森贝格（Schwarzenberg）家获得220万盾（Gulden）的赔偿，洛布科维茨（Lobkowitz）家得到120万盾，瓦尔德施泰因（Waldsteins）家和李希滕斯坦因（Alois Liechtenstein）家各得约100万盾，金斯基（Kinsky）家、迪特里希斯坦因（Dietrichstein）家、科洛雷多——曼斯费尔德（Colloredo-Mansfeld）家，各得约50万盾］。19世纪70年代初期，庄园贵族在捷克农村里拥有43%的啤酒厂、65%的制糖厂和60%的酒厂。当地需要密集劳力的农作物不仅使雇用农工的大庄园发了财，也使土地较多的农民致了富。（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以匈牙利为例，约0.6公顷的土地，如果用作牧场，只需要一个劳动日；如果种牧草，则需要6个劳动日；如果种谷类作物，则需要8.5个劳动日；如果种玉米，则需要22个劳动日；如果种马铃薯，则需要23个劳动日；如果种块根植物，则需要30个劳动日；如果做花圃，则需要35个劳动日；如果种甜菜，则需要40个劳动日；如果做酒坊，则需要120个劳动日；如果种烟草，则需要160个劳动日。）[23]在匈牙利，农民占有主导地位，寸土全无的农奴获得的只是自由，没有半片土地。[24]将农民区分成富农、贫农和赤贫农的情形，在先进的捷克农村也可看到，山羊的头数也可反映这项事实。山羊是穷人拥有的典型家畜，1846—1869年间，山羊的数量整整增加了一倍。（另一方面以农村人口计算，平均每人的牛肉产量也增加了一倍，这反映出城市食品市场需求的增加。）

然而在强制性劳动根深蒂固的核心地区，例如俄国和罗马尼亚（农奴制度在这两国的寿命最长），农民阶层却相当一致，有同病相怜之感（除非因民族、国籍不同而有隔阂），他们都表现出相同的不满，也都潜伏着革命的种子。他们或是在民族压迫下，或是由于缺少土地、种子而变得软弱无力，他们只得忍气吞声，就像美国南方农村中的黑人和匈牙利平原上出卖劳动力的人一样。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传统的农民却可能成为更可怕的力量，特别是通过村社把他们完善组织起来之后。19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开创了农村动荡和农民革命的时代。

如果采取一种“更为合理的”解放形式，是否就可避免这种情况呢？谁也无法肯定。有些地区为了给资本主义农业发展创造条件，而采取一种更为一般的程序，即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法律形式：将土地变成个人财产，使土地像其他东西一样，成为可以自由出售的商品，而不是简单地出张告示，宣布全盘废除强制性劳动制度。然而其结果跟上述结果大同小异，就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演进过程在19世纪上半叶已广泛实施（见《革命的年代》第八章），但从实践情况来看，1850年后这个演进过程又因自由主义的胜利而得到极大加强。这意味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旧有村社组织的解体，即是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教会等非经济机构所有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或没收。这项活动在拉丁美洲进行得最激烈，也最残酷。例如，19世纪60年代胡亚雷斯统治下的墨西哥和独裁者梅尔加雷约（Melgareio）统治下的玻利维亚（1866—1871）。经过1854年革命后的西班牙以及统一在皮埃蒙特自由机制领导下的意大利，也都曾发生这类大规模事件，而且在自由主义经济体制高奏凯歌的所有地方，也都发生过此类事件。自由主义勇往直前，即使在那些政府致力于维护村社组织和集体土地的地方，自由主义依然所向披靡。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当局采取一些措施保护其穆斯林臣民的村社财产，尽管拿破仑三世（在1863年元老院法令中）认为，“凡有可能及条件成熟的地方”，便应在穆斯林社群中正式确立私人土地所有权。1863年措施的实际效果，是首次允许欧洲人用钱购买土地，不过这项措施远不同于1873年的法律，还不是土地大批转让的宣言。1873年的法律（于1871年大暴动之后实施）要求立即将当地地产转让给有法国合法身份的人，这项措施“除了对（欧洲）商人和投机商有利外，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25]政府支持也好，不支持也罢，反正穆斯林的土地终究都进了白人殖民者和地产公司手里。

人性的贪婪在这场土地转让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政府期望从出售土地和其他收入中获取利润，地主、殖民者和投机商企图轻而易举又极其廉价地获得地产。不过立法人士认为：若能将土地变成可以自由出售的商品，将公有的、教会所有的、限嗣继承的以及业已过时的历史遗产转变成私人财产，便可为农业发展打好令人满意的基础。立法人员的这项信念倒是发自真心，我们如不承认这点便有失公正。然而无论真诚与否，这种信念并未给农民阶层带来好处。大体而言，农民并不愿变成蓬勃发展的商业农场主人，即使有机会他们也不想（大多数农民并无此机会，因为他们买不起投放在市场上的土地，甚至也弄不懂转卖过程中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大地主领地”——这一用语非常含糊，在政治词汇里它又包上了一层厚厚的外衣——或许也未从中获得加强。不管是谁从中得到好处，反正受益的不是自给自足的农民。无论是原有的还是新生的农民，他们都住在村边上，种的是公有土地，或是住在有待砍伐森林或土壤冲蚀的地方，即那些不再由村社控制用途的地方。［雷蒙德·卡尔（Raymond Carr）指出，自19世纪中叶起，“森林问题在西班牙复兴主义者的作品中开始成为中心话题。”］[26]自由化的主要效果是加剧了农民的不满。

农民不满的奇妙之处在于左派可进行煽动和利用。事实上，这种不满在南欧部分地区尚未煽动起来。1860年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农民暴动，与加里波第密不可分。加里波第是个金发神奇人物，爱穿一件红衬衫，看上去是十足的人民解放者。他的信仰是建立一个激进、民主、贴近人民，甚至带点模糊社会主义色彩的政府。然而他的信仰与农民的信仰居然水火不容。农民信仰的是圣母马利亚、教皇和（西西里以外地区）波旁王朝国王。共和主义、国际社会主义（巴枯宁式）和共产主义，在西班牙南部取得了飞速进展：1870—1874年间，安达卢西亚每座城市都不乏“劳工协会”的组织。[27]（当然，1848年后，作为左派最时髦政治信仰的共和政体，在法国某些农村地区已站稳脚跟，而且1871年后，又在某些地区赢得大多数人的适度支持。）随着19世纪60年代芬尼亚运动而出现的爱尔兰农村革命左派，在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也曾突然出现在令人生畏的土地联盟中。

我们应该承认，欧洲许多国家——以及实际上欧洲大陆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左派，不论是革命或非革命的，在农民阶层中都还没有什么影响力，正如19世纪70年代，当俄国民粹主义者（见第九章）决定“到人民中去”时发现农民对他们的态度一样。只要左派还局限在城里，还是世俗主义者，与教会势不两立（见第十四章），对农村问题一无所知，因农村“落后”而对农村抱不屑一顾的态度，那么农民对他们就仍可能满腹狐疑，充满敌意。西班牙好斗的反基督无政府主义者和法国共和主义者确实取得了胜利，但他们是例外。不过在这个时期，农村的旧式暴动也很罕见，至少在欧洲是如此，这类旧式暴动多半是为拥戴教会、国王，反对不信上帝的城市自由派。甚至在西班牙，其第二次王室正统派战争（Carlist War，1872—1876）比起19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其广度已大为逊色，只限于巴斯克（Basque）人聚居的省份。不过，当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的经济繁荣让位给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农业萧条时，我们再也不能理所当然地将农民阶层视为保守的政治成分了。

农村生活结构被新世界的力量撕碎了，但究竟碎到什么程度，站在20世纪末的我们是很难衡量出来的，因在本世纪下半叶，农村生活已经彻底改造，其变化之大超过农业问世以来的任何时期。回首过去，我们会觉得19世纪中期的农村男女在生活方式上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古色古香，或是变化十分缓慢，宛如蜗牛爬行。当然这只是错觉。至于变化的确切性质现在实难辨明，除非是对那些基本上属于新一类的农人，例如美国西部的殖民者，他们已有机器设备，已通过新发明的邮购目录从城里购买物品，能根据价格走向重新安排自己的农田和作物，也能进行一些投机。

然而农村毕竟有变化。农村中有了铁路，有了小学。小学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学校里教授全国通用的语言（对大多数农家子弟来说这是新的语言，是第二语言）。在学校教育、国家行政管理和全国政治的综合影响下，代表个人的称谓也变了。过去在诺曼底山区里，人们彼此之间或以绰号相称，或使用当地非正式姓氏。据报道，到了1875年，这些绰号、姓氏实际上已完全消失。这“完全是由于校长不允许在校学生使用除正式姓名以外的任何名字”。[28]也许绰号和非正式姓氏并未完全绝迹，在教育落后、农民尚无阅读能力的地方，人们用当地语言进行私人交谈或非正式谈话时仍旧使用。农村中的教育水准参差不齐，而这种差距正是人们求变的巨大力量。因为，在教育落后靠口语传播的地方，除了少数因工作关系必须具备读写能力的人外（这些人很少是务农的），一般人不识字、不懂国语、不知国家机制为何物根本无关紧要；然而在文化发达的社会里，文盲必定遭到蔑视，他们会强烈希望消除这种羞耻，至少希望他或她的孩子不必再忍受这种耻辱。1849年，当匈牙利革命领袖科苏特起兵举事之时，摩拉维亚（Moravia）的农民政治很自然地采取传说形式，宣称匈牙利这位领袖是“人民皇帝”约瑟夫二世的儿子，而约瑟夫二世又是古代国王斯瓦托普卢克（Svatopluk）的近亲。[29]到了1875年，捷克的农村政治就没这么简单了，如果还有人希望“人民皇帝”（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的亲戚来拯救全国的话，他们在承认这点时可能会感到有点儿尴尬。抱有这种希望的人越来越局限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俄国便是其中之一。俄国的民粹派革命党人此刻正试图——未遂——以“人民国王”取代沙皇的口号来组织农民革命。这种举措甚至连中欧农民也觉得落伍了。[30]

相对而言，除了西欧和中欧部分地区（主要是新教地区）以及北美之外，世界各地的乡下农民几乎皆是目不识丁的［1860年的西班牙，有75%的男人和89%的女人是文盲；1865年的意大利南部，居民90%是文盲，甚至在最先进的伦巴第和皮埃蒙特地区，文盲亦高达57%—59%；1870年前后，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士兵中，文盲占99%。法国情况则相反，到了1876年，乡下80%的男人和67%的女人受过教育；荷兰几乎84%的士兵受过教育（在荷兰和格罗宁根省，这个比例为89%—90%）；甚至在教育明显落后的比利时，能看书写字的士兵亦高达65%（1869年）。至于识字程度，当然是十分一般[31]］。然而即使在落后守旧的地区，也只有两种乡下人才是继承古老文化的主要支柱——老年人和女人。他们将“老太太的神话故事”一代又一代传下去，有时连城里搜集民间故事、民间歌曲的人也来听。然而说也奇怪，所有的新事物在这段时间也是通过妇女传到乡村。在英格兰农村中，女孩子比男孩子识字多——这种情形似乎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在美国，“文明方式”的代表非妇女莫属——读书、讲究卫生、“漂亮”的房屋、按城里样式布置的住宅以及端庄、不酗酒——与男人粗野、凶暴、醉酒的方式恰成对比；哈克贝里·费恩（Huckleberry Finn）便是在吃了大亏后才明白这点。母亲督促儿子“检点、长进”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父亲。也许此等“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年轻的乡下姑娘进城里为中产阶级和下中产阶级家庭当女佣。事实上，对男人和女人而言，伟大的提升过程不可避免的便是破坏古老方式和学习新方式的过程。接着我们就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1]Cited in Jean Meyer, Problemas campesinos y revueltas agrarias (1821-1910) (Mexico 1973), p. 93.

[2]Cited in R. Giusti, ‘L’agricoltura e i contadini ne! Mantovano (1848-1866)’, Movimento Operaio VII, 3-4 (1955), p.386.

[3]Neumann-Spallart, op. cit., p.65.

[4]Mitchell and Deane, op. cit., pp.356-7.

[5]M. Hroch, Die Vorkämpfer der nationalen Bewegung bei den kleinen Völkern Europas (Prague 1968), p.168.

[6]‘Bauerngut’,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2nd ed.), II, pp.441 and 444.

[7]‘Agriculture’ in Mulhall, op. cit., p.7.

[8]I. Wellman, ‘Histoire rurale de la Hongrie’, Annales E.S.C., 23, 6(1968), p.1203; Mulhall, loc. cit.

[9]E. Sereni, Storia del paesaggio agrario italiano (Bari 1962), pp.351-2. Industrial deforestation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either. ‘The large mount of fuel required by [the furnaces of Lake Superior, USA] has already made a very decided impression on the surrounding timber,’ wrote H. Bauermann in 1868 (A Treatise on the Metallurgy of Iron[London 1872], p.227); daily supply of a single furnace required the clearing of an acre of forest.

[10]Elizabeth Whitcombe, Agrarian Conditions in Northern India, I, 1860-1900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1972), pp.75-85, discusses the consequences of large-scale irrigation engineering in the United Provinces critically.

[11]Irwin Feller, ‘Inventive activity in agriculture, 1837-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I (1962), p.576.

[12]Charles McQueen, Peruvian Public Finance (Washington 1926), pp.5-6. Guano supplied 75 per cent of Peruvian government income of all kinds in 1861-6, 80 per cent in 186975. (Heraclio Bonilla, Guano y burguesia en et Peru [Lima 1974], pp.138-9, citing Shane Hunt.)

[13]‘Bauemgut’,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2nd ed.), II, p.439.

[14]See G. Verga’s short story ‘Liberty’, based on the rising at Bronte, which is among those discussed in D. Mack Smith, ‘The peasants’revolt in Sicily in 1860’ in Studi in Onore di Gino Luzzatto (Milan 1950), pp.201-240.

[15]E. D. Genovese, In Red and Black, Marxian Explorations in Southern and Afro-American History (Harmondsworth1971), pp.131-4.

[16]For the most elaborate version of this argument see R. W. Fogel and S. Engermann, Time on the Cross (Boston and London 1974).

[17]Th. Brassey, Work and Wages Practically Illustrated (London 1872).

[18]H. Klein, ‘The Coloured Freedmen in Brazilian Slave Societ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 I (1969), pp. 36; Julio Le Riverend, Historia economica de Cuba (Havana 1956), p.160.

[19]P. Lyashchenko,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National Economy (New York 1949), p.365.

[20]Lyashchenko, op. cit., pp.440 and 450.

[21]D. Wells, Recent Economic Changes (New York 1889), p.100.

[22]Jaroslav Purš, ‘Di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in der Landwirtschaft der böhmischen Länder 1849-1879’,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63), III, p.38.

[23]I. Orosz, ‘Arbeitskräfte in der ungarischen Landwirtschaft,’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72) II, p.199.

[24]J.Varga, Typen und Probleme des bäuerlichen Grundbesitzes 1767-1849 (Budapest 1965), cited in Annales E.S.C. 23, 5 (1968), p.1165.

[25]A. Girault and L. Milliot, Principes de Colonisation et de Législation Coloniale. L’Algérie (Paris 1938), pp.383 and 386.

[26]Raymond Carr, Spain 1808-1939 (Oxford 1966), p.273.

[27]José Termes Ardevol, El Movimiento Obrero en Espana. La Primera Internacional (18641881) (Barcelona 1965), unpag. Appendix: Sociedades Obreras creadas en 1870-1874.

[28]A. Dubuc, ‘Les sobriquets dans le Pays de Bray en 1875’, Annales de Normandie (August 1952), pp.281-2.

[29]Purš, op. cit., p. 40.

[30]Franco Venturi, Les Intellectuels, le peuple et larevolu tion. Histoiré du populisme russe au XIX siècle (Paris 1972), II, pp. 946-8. This magnificent book, an earlier edition of which exist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Roots of Revolution [London 1960]), is the standard work on its subject.

[31]M. Fleury and P. Valmary, ‘Les Progres d’instruction élementaire de Louis XIV à Napoléon III’, Population XII (1957), pp. 69 ff; E. de Laveleye, L’Instruction du Peuple (Paris 1872), pp,174, 188, 196, 227-8 and 481.

1 第十一章　流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