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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出门远行的特有方式是迁徙，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是为了旅游。旅游从本质上说，乃是铁路、汽船和邮政事业达到新规模、新速度后的产物（邮政事业随着1869年万国邮政联盟的建立而完成全球系统化）。住在城里的穷人，他们出门远行通常是为了生活，很少是为了休闲，而且时间多半不长。乡下的穷人根本不会为了游山玩水而出门远行，充其量是在赶集或到市场上做买卖时顺便游玩一下。贵族出门远行大多是基于非实用的目的，然而与现代的旅游也无共同之处。贵族家庭每年到一定季节便从城里的府第移到乡下去住，随从的仆人和行李车足可排成长长一列，仿佛一支小部队［克鲁泡特金（Kropotkin）亲王的父亲，事实上就像军事指挥员一样为妻子和佣人下达恰当的行军口令］。他们会在乡下住上一阵，然后才返回城中。他们也可能在适当的社交生活圈子里暂时安顿下来，就像下面那个拉丁美洲的贵族家庭一样。据1867年的《巴黎指南》（Paris Guide）记载，这家贵族下乡时整整带了18车行李。按传统习惯，年轻贵族都会展开一趟大旅行（Grand Tour，指旧时英国贵族子弟的欧陆之旅，其目的在完成自己的教育阶段，他们通常下榻在豪华的旅馆内）。但即使是这类贵族青年的旅行，也与资本主义时代的旅游业不同。一方面是因为旅游业此时正处在开发阶段——最初通常是与铁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是因为贵族不会屈尊在小酒店里过夜。
工业资本主义产生两种奇妙的享乐型旅行：为资产阶级设计的旅游和夏日假期，以及某些国家（例如英国）为广大群众所设计的一日游，人们乘坐机械化交通工具，于旅游地当天往返。这两种旅行都是蒸汽机运用在运输方面的直接结果。有史以来人们首次可以定期、安全地运载众多的旅客和行李，不论地形如何复杂，不论水域是深是浅。火车和公共马车很不一样，公共马车只要到了稍微偏僻的地方，便很容易被盗匪抢劫，而火车只要开动之后，就不会有这种意外——除美国西部外——即使在治安坏得出名的西班牙、巴尔干等地区亦可幸免此难。
如果把游艇除外，以广大群众为服务对象的一日游活动，是19世纪50年代——更准确地说是1851年万国博览会——的产物。这场博览会吸引了许多人前来伦敦欣赏令人惊叹的景观，数不胜数的地方协会、教会以及社团为群众组织了这场活动，由于火车票减价，因而来的人更多。以安排郊游活动起家的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更利用1851年的机会发展出庞大的旅游业，此后25年，他的名字就成了有组织旅游团的代名词。此后万国博览会（见第二章）一场接一场举办，每次博览会都将大批参观者带到各主办国首都，使各国首都获得重建，焕然一新。各省省会受此启发，纷起效法，期望创造类似奇迹。除此之外，这个时期的大众旅游便毋庸多说了。大众旅游业仍局限于短途游览，即使以现代标准来看也常常是客满的，小小的“纪念品”工业也因此兴盛起来。铁路部门一般说来对出售三等车票不感兴趣，英国铁路公司尤其如此，但政府勒令它们提供最低限度的三等车票。直到1872年，英国铁路公司普通客票营业额方达到客运总收入的50%。其实，三等车票的运输量增加后，短途旅游专车的重要性就下降了。
中产阶级更把旅行当作重要大事。就数量而言，旅行的最重要形式是全家的夏日假期，或（对更富有和身体太胖的人来说）每年到某个温泉疗养地去疗养。这种度假、疗养胜地，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蓬勃发展。英国的多位于海边，欧洲大陆的则多集中于山上。［显然由于拿破仑三世的眷顾，毕亚里茨（Biarritz）在19世纪60年代已很时髦，印象派画家对诺曼底沙滩也表现出明显兴趣，但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还没有下定决心去尝尝苦咸的海水滋味和海边阳光。］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期，中产阶级掀起的旅游热已使英国沿海部分地区改观，海边的景观步道、栈桥以及其他美化设施，都一一修建。原本在经济上毫不起眼的山谷和海滩，如今却可让土地商人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中获得大量利润。海边活动可说是中产阶级和下中阶级的特有休闲。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工人阶级到海边休闲的情形还不很明显，而贵族和绅士们几乎不可能考虑将伯恩茅斯［Bournemouth，法国诗人魏尔伦（Verlaine）常去之处］或文特诺（Ventnor，屠格涅夫和马克思常来此处呼吸新鲜空气）作为合适的夏日度假场所。
欧洲大陆的温泉度假胜地可说是各具风格（英国的度假场所无法与之媲美），它们竞相为阔绰的旅客准备了豪华旅馆，提供各种娱乐场所，如赌场以及相当高级的妓院等。维希（Vichy）、斯帕（Spa）、巴登巴登（Baden-Baden）、艾克斯（Aix-les-Baines）名噪一时，尤其是哈布斯堡王室常去的著名国际度假胜地加施泰因（Gastein）、马林巴德（Marienbad）温泉、卡尔斯巴德（Karlsbad）等等，它们对19世纪的欧洲来说，就像巴斯（Bath）对18世纪的英国一样，贵族在这些度假胜地举办时髦聚会，在聚会上可以免喝难以下咽的矿泉水，尽情享受某种由仁慈的医学独裁者监制的饮料。［来这里度假的达官贵人，其地位可从他们在这时期外交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来判断。拿破仑在毕亚里茨会晤俾斯麦，在普隆比耶（Plombières）会晤加富尔，在加施泰因举行过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开了在河上或湖上举行外交会议的先河。1890—1940年的半个世纪里，这种河上外交会议举不胜举］然而不争气的肝脏扮演了伟大的协调者，使温泉游览胜地不致被冷落。许多非贵族出身的有钱人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由于事业兴旺，财源滚滚，因而吃得太多，喝得太多，于是便热衷于前往矿泉胜地度假。库格尔曼医生（Dr.Kugelmann）曾推荐一位极不具阶级代表性的中产阶级——马克思——到卡尔斯巴德疗养。马克思为避免被认出，遂在旅馆登记时小心翼翼地写下“自由职业者”，后来他发现以“马克思博士”的身份住店可免缴一部分高得惊人的税款，他才又更改过来。[16]在19世纪40年代简单得一目了然的乡村里，绝不会发现这种类型的温泉疗养地，直到1858年，《默里指南》（Murray’s Guide）还说马林巴德温泉的开发时间是“不久前的事”，并说加施泰因只有200间客房，但到了19世纪60年代，这些温泉疗养地的旅游业已如鲜花怒放。
索默弗里西奇（Sommerfrische）和库罗特（Kurort）是一般资产阶级光顾的地方。崇尚传统的法国和意大利，直到今天仍证实说每年保养一次肝脏是那时资产阶级的习惯。弱不禁风的人需要多一点儿温和的太阳，因此冬天应到地中海去。蔚蓝海岸（Cõte d’Azure）是布鲁厄姆（Brougham）爵士发现的，这位激进政客的塑像今天仍矗立在戛纳（Cannes）。虽然俄国的贵族士绅成了最爱光顾此地、花钱如流水的常客，然而尼斯（Nice）的“英国俱乐部”之名，已明白点出是谁开辟了这块新的旅游金矿区。蒙特卡洛（Monte Carlo）于1866年落成其巴黎饭店（Hõtel de Paris）。苏伊士运河通航后，特别是沿尼罗河的铁路修好后，埃及便成了那些抵御不了北国潮湿秋冬者的游览胜地，这是一个集温暖气候、异国情趣、古代文化遗址和欧洲统治（此刻尚没有正式统治）于一身的度假胜地。永不疲倦的贝德克尔（Baedeker），于187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埃及指南》。
对当时人而言，在夏天前往地中海仍是疯狂之举，除了为寻找艺术和考古的人外。直到进入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后，人们才开始崇尚太阳和晒黑的皮肤。在炎热的夏天里，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如那不勒斯湾、卡普里岛（Capri）等，是勉强可以忍受的，这些地方由于俄国女皇的钟爱而兴盛起来。19世纪70年代地中海国家的便宜物价，预示着早期旅游业即将到来。富裕的美国人，当然，不管有病没病，都开始追踪欧洲文化的中心，到本书所述时代结束，沿新英格兰海湾修建夏季别墅的举动，已成为美国百万富翁的标准生活之一，而炎热国家的富人则躲进深山里去。
我们必须将两种不同的假日作个区别：时间较长的（夏天或冬季）定点式度假，和越来越实际快速的旅游。旅游的热门焦点总是浪漫的风景区以及文化古迹遗址。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人（像往常一样，又是先驱者）开始热衷在瑞士高山上进行体育锻炼，并将对体育锻炼的热情传播给其他人。他们后来在瑞士山上发明了冬季体育活动：滑雪。阿尔卑斯俱乐部（Alpine Club）成立于1858年，爱德华·怀伯尔（Edward Whymper）于1865年攀上了马特洪峰（Matterhorn）。在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色里进行这种颇消耗体力的运动，对盎格鲁—撒克逊族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专业人士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个中原因很模糊，说不清也道不明（也许有个原因，即与他们做伴的当地导游个个年轻力壮，富有阳刚之气）。爬山加上长距离健行，已成了剑桥学界、高级文官、公学校长、哲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特有的活动，拉丁语系和日耳曼语系的知识分子（虽然不是全体）对这种现象惊奇不已。对活动量少一些的旅游者来说，他们的脚步是在库克以及这时期出版的厚重导游书的指导下迈开的。《默里指南》是导游书的先驱，但旅游者的“圣经”当数德国的《贝德克尔》（Baedekers）。《贝德克尔》在当时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默里指南》在它面前黯然失色。
这样的旅游并不便宜。19世纪70年代，两个人从伦敦出发，经比利时、莱茵山谷、瑞士和法国，最后返回伦敦，六周的行程——也许现在仍是这个标准路线——要花费85英镑。这大约是一个周薪8英镑的男人全年收入的20%。那时候周薪8英镑是相当令人羡慕的收入，已可在家里雇个女佣。[17]这笔数目可能要占一个收入甚丰的技术工人年收入总额的3/4以上。很显然，那些被铁路公司、旅馆、旅游指南瞄准的旅游者，是属于生活优裕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里的男男女女，毫无疑问对尼斯的高昂房租也是牢骚满腹：1858—1876年，不带家具的房子年租金从64英镑增加到100英镑，女佣的年工资从8英镑—10英镑增加到离谱的24英镑—30英镑。[18]但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说，这些人是付得起这笔钱的。
19世纪70年代是不是已完全被移民、旅行以及人口流动所主宰了呢？人们很容易忘记，地球上大多数人仍生活在而且最后死在他们的出生地，说得更准确些，他们的活动范围比工业革命之前大不了多少，甚或说没有什么变化。法国的统计数字显示，1861年有88%的法国人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地方，若根据教会记事簿记载，更有高达97%的人生活在他们出生的教区。世界上跟上述法国人相类似的人数，也肯定多于流动人数和移民人数。[19]不过，人们渐渐抛开了他们魂系梦牵、精神依托的地方。他们看见的事物是他们父辈从来未曾见过的，甚至他们自己也想不到他们会亲眼看见，他们已习惯于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在本书所述时期行将结束之际，移民不仅构成了诸如澳大利亚等国，构成了纽约、芝加哥诸城市人口的多数，而且也成为斯德哥尔摩、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现奥斯陆（Oslo）］和布达佩斯的人口多数，外来移民占柏林和罗马总人口的55%—60%，巴黎和维也纳的移民约占65%。[20]整体而言，城市和新工业区像块磁铁一样吸引了他们。那么，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生活呢？
[1]Scholem Alejchem, Aus dem nahen Osten (Berlin 1922).
[2]F. Mulhauser, Correspondence of Arthur Clough (Oxford 1957), II, p.396.
[3]I. Ferenczi, ed. F. Willcox, International Migrations;Vol. IStatistic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ew York 1929).
[4]Ta Chen, Chinese Migr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s,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 (Washington 1923), p.82.
[5]S. W. Mintz, ‘Cuba: Terre et Esclaves’, Etudes Rurales, 48 (1972), p.143.
[6]Bankers Magazine, v (Boston 1850-51), p.12.
[7]R. Mayo Smith, E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A Stud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1890), p.94.
[8]M-A. Carron, ‘Prélude a I’exode rural en France: les migrations anciennes des travailleurs creusois’Revued’ histoi 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 43, (1965), p.320.
[9]A. F. Weber, 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899), p.374.
[10]Herbert 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 1815-1919’,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78 (3 June 1973), p.533.
[11]Barry E. Supple, ‘A Business Elite: German-Jewish Financiers in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XXXI (1957), pp.143-78.
[12]Mayo Smith, op. cit., p.47; C. M. Turnbull, ‘The European Mercantil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1819-1867’, Journal of South East Asian History, X,I (1969), p.33.
[13]Ferenczi, ed. Willcox, op. cit., Vol. II, p.270 n.
[14]K. E. Levi, ‘Geographical Origin of German Immigration to Wisconsin’, Collections of the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XIV (1 898), p.354.
[15]Carl F.Wittke, We who built America (New York 1939), p.193.
[16]Egon Erwin Kisch, Karl Marx in Karlsbad (East Berlin 1968).
[17]C. T. Bidwell, The Cost of Living Abroad (London 1876), Appendix. Switzerland was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tour.
[18]Bidwell, op. cit., p.16.
[19]Georg v. Mayr, Statistik und Gesellschaftslehre; II, Bevoelkerungsstatistik, 2. Lieferung (Tülbingen 1922), p.176.
[20]E. G. Ravenstein,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52 (1889), p.2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