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字数:2646

但不管怎么说,共产党现在可说是心满意足了。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西起易北河(Elbe),东到中国海,全都是他们的天下。当年激励他们起来的世界革命,显然在各处大有进展。共产主义势力不再仅限于一个贫弱孤立的苏维埃联盟。环顾四周,在第二波世界革命大潮推动之下,起码已经出现了12个共产党国家,或至少在酝酿之中。而核心正是世上唯一两家无愧其霸权盛名之一的苏联(超级大国之名,早在1944年即已出现)。更有甚者,世界革命的浪潮依然方兴未艾,因为旧有殖民帝国在海外的领地,正纷纷瓦解争取独立。种种情势之下,共产主义革命岂不大有可为,更上一层楼?再看看各国的资产阶级,它们自己岂不也都为资本主义的前途担忧?至少在欧洲地区是如此。法国的实业家在重建工厂之余,岂不也扪心自问,国有化政策或干脆由红军当政,恐怕才能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吧?保守派法国史学家勒鲁瓦·拉杜里(Le Roy Ladurie)后来回忆,当年即深受亲人这种疑惑心情的影响,毅然于1949年加入法国共产党。(Le Roy Ladurie,1982,p.37.)再听听美国商业部副部长于1947年3月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报告,他说:欧洲多数国家已经摇摇欲坠,随时就会崩溃瓦解;至于其他国家,也都风雨飘摇,饱受威胁,好不到哪里去。(Loth,1988,p.137.)

这就是当时那些革命儿女的心情,那些地下组织成员走到明处,经过战斗或抵抗运动,或从监狱、集中营走出来,或经过流亡岁月,终于重见天日,进而为国家前途负起责任的男男女女的心情。而此时此刻,他们的国家正在一片废墟里。他们之中,有人可能再次注意到一个事实:推翻资本主义,最容易着手的地方不在其心脏地区,恐怕反而是资本主义最不振或几乎不存在的地方吧。但回过头来,谁又能否认世界大势的确已经戏剧性向左转了?大战方歇,如果说新掌权的共产党领导人有任何忧虑的话,绝不是担心社会主义的前途。他们忧虑的是:如何在有时难免存有敌意的民众当中,重建被战火毁坏的家国;如何在重振国力确保安全之前,对付资本主义势力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说来矛盾,共产党国家疑惧不定,西方国家也同样不能高枕无忧。第二波世界革命之后全面笼罩世界的冷战,根本就是相互疑惧的结果。东怕西,西怕东,不管谁的恐惧比较有凭据,这一切都是1917年十月革命种下的果,同属十月革命以来的一个大时代。然而,这个时代,其实已经步入尾声,只不过它还要再花上40年的时间方宣告结束。

但是,世界的确已经因此改观。也许改变的方向,不完全如列宁以及那些深受十月革命精神感召者所期望的一般。离开西半球,世上几乎找不出几个国家,不曾经过某种程度的革命、内战、抗敌活动,或从外国占领下光复,或从殖民帝国手下挣脱出来。而各帝国主义国家见到大势已去,为防后患,也纷纷主动退出各自的殖民地。(至于欧洲地区,唯一不曾经历这些动乱的国家只有英国、瑞典、瑞士而已,或许冰岛也可以包括在内。)甚至在西半球地区,除了被当地挂上“革命”头衔的政府急剧更迭之外,几次大的社会革命(包括墨西哥、玻利维亚、古巴等国的革命及后续发生的其他革命),完全改变了拉丁美洲的面貌。

如今,真正以共产主义之名进行的革命已寥寥无几。不过只要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依然由共产党领导,那么说共产主义已经完结就还为时尚早。然而,世界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旧制度、旧社会了:就好像法国一旦经历了大革命及拿破仑时代,就再也不可能回头一般。同理,各处的前殖民地也证明,想要重返被外人殖民以前的生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对现在已经放弃共产主义的前共产党国家来说,他们的现在,以及他们的可以想见的未来,也必将永远带着当年取代了真正革命精神的反革命特别印记。我们绝不可能设想苏联时代不曾发生,将它从俄罗斯或世界的历史里一笔抹杀。圣彼得堡,再也不可能恢复1914年以前的面貌了。

除了深远的直接影响之外,1917年以后发生的世界动荡,还带来许多影响同样重大的间接后果。俄国革命之后,世界开始了一系列殖民地独立的运动。在政治上,一方面有残酷的反革命势力出现(其形式包括法西斯主义及其他类似的形式,参见第四章),另一方面,也为欧洲国家社会民主党派带来参政机会。或许多数人都已忘记,其实1917年以前,所有的工人党及社会革命党派(除了近乎边缘地带的大洋洲地区以外),都情愿长期留在反对党的地位,一直等待社会主义全面胜利那一刻的到来。第一批(非太平洋区)社会民主党政府,或联合性的政府,成立于1917—1919年间(计有瑞典、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几年之内,又有英国、丹麦、挪威等国相继成立类似政府。我们也许太健忘了,其实这些社会民主党派的立场之所以温和,一多半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人太过激进,另一方面,也因为原有的政治体系急于收编它们。

简单地说,1914—1991年这77年的“短20世纪”,少不了俄国革命及它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同时,苏联还成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救星:资本主义因有苏联帮助,方才打败希特勒德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因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存在,刺激资本主义对自己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最矛盾的是,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年代,苏联竟然完全免疫。这种现象,促使西方社会放弃了对传统派自由市场正宗学说的信仰。我们在下一章将对此一探究竟。

[1] 当时俄国历法仍用西洋旧历(Julian),而西方其他基督教国家则已改用格里高利新历(Gregorian)。前者比后者慢了13天。所以一般所说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按新历其实发生在当年3月;当年的“十月革命”,则发生在新历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彻底改革了俄国历法,也对俄国传统拼字法进行了改革。革命对社会影响之深,由此可见。我们都知道,即便如历法之类如此小的改变,往往也得靠社会政治的大震动才能达成。法国大革命最深远的影响就是造成公制计量单位的推行。

[2] 1917年,德国的一个重要党派,独立社会民主党(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tic Party,USPD)因反战立场,与主战的多数社会党(SPD)正式分裂。

[3] 二月革命付出的人命代价虽比十月革命略高,死亡人数却并不算多,累计有53名军官,602名士兵,73名警察,以及587名平民(W.H.Chamberlin,1965,vol.l,p.85)。

[4] 这一类的“会议”,应起源于俄国各地村庄社区的自治经验,1905年革命时,在工厂工人中纷纷兴起,成为一种政治组织。直选代表组成的会议形式,对于世界各地工人组织来说,并不陌生,也很合乎他们固有的民主意识,“苏维埃”一词在国际上极受欢迎,有时意译成当地语言(会议),有时则按俄文音译。

[5] 我告诉他们:“你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们爱拿什么就拿什么,我们一定支持你们。可是别荒废了厂里的生产,好好维护它。要知道生产还是有用的。把有用的事情都接下来做,你会犯错误,可是从错误当中,你就学会了。”(见列宁:《人民委员会活动报告》,1918年1月11日及24日。Lenin,1970,p.551)。

[6] 沙皇俄国的首都原叫圣彼得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国味太重改成彼得格勒。列宁死后,又易名为列宁格勒(1924年)。近年苏联解体时,又改回最早的原名。苏联(以及其斯拉夫族血统比较重的附庸国)喜欢在地名上搞政治的讲究。而党内不时清算斗争,众人上台下台,把命名一事弄得更为复杂。于是伏尔加河上的察里津(Tasritsyn),改名为斯大林格勒,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此地曾发生过一场激烈战役,可是斯大林死后,又更名为伏尔加格勒(Volgograd)。直到本书撰写时,还保持着这个名字。

[7] 温和派的多数社会民主党只得到38%的票数——这还是他们历来最高的数字——革命派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则只得到7.5%。

[8] 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之后,大批政治人物及知识分子流亡海外。其中部分人日后竟在事业上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比如电影大亨科达爵士(Alexander Korda),以及影星贝拉·路格西(Bela Lugosi),后者很有名。

[9] 所谓第一国际,指马克思在1864—1872年间组织的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6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