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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基本上只有大英帝国本身受到震撼。可是1929—1933年之际的经济大恐慌，却整个地动摇了居于依附地位的世界。因为就实际情况而言，这些地区的经济在帝国主义时代一直有持续的增长，甚至连大战也不曾中断这种繁荣，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与大战地区距离遥远。而当时许多殖民地的人民，与扩张中的世界经济自然也尚未发生任何关系，更不觉得自己遭受到任何与以前不同的新影响。对于那些自古以来就胼手胝足，辛苦挖掘运送的黎民百姓来说，自己日夜从事的劳动，究竟是在哪一种全球性的环境之下，又有什么相干，有什么不同呢？不过尽管如此，帝国式殖民的经济毕竟给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相当影响，在以出口为生产重心的地区情况尤其显著。有些时候，这些改变甚至早已以某种为当地民众或外来统治者认知的政治形态浮现。20世纪初至30年代，秘鲁的农庄田园经济开始转型，变成了沿海的制糖工厂，或内陆高地的商业性牧羊场。于是印第安族劳动者原本向海边城市移居的涓涓细流，开始汇变为一股洪流，新思想随之向传统的内地逐渐渗透。因此到30年代，一个位于安第斯山脉（Andes）3700米之上、外人极难到达、“极为遥远”的小村落瓦斯坎卡（Huasicancha），却已经在辩论到底哪一个全国性党派最能代表它的利益了（Smith，1989，esp.p.175）。不过绝大多数时候，除了当地人之外，外人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这些小村落已经发生了多少改变。
比如说，对于一个几乎从来不曾用过金钱，或仅在有限用途上使用金钱的经济社会而言，一旦进入一个以金钱为唯一交换标准的经济世界里，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那些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众多岛屿，即是一例。财货、劳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易，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原有的社会价值，事实上甚至连原有的社会分配形式，也都因此发生变化。对于以产米为主、处于母系社会、位于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的（Negri Sembilan）农民来说，祖宗传下的土地，一向是由女人担负主要的耕种责任，而且也只能经由女子继承。至于丛林之间，新近由男人清理开垦出来用以种植次要作物的土地，却可以直接留传给男性。但是随着橡胶价格的上涨，其利润比稻米为高，两性之间原有的平衡便开始改变，由男性相传承的家产分量愈形加重。这项转变，加强了传统伊斯兰教派领袖的地位。他们一心以父系威权为主，自然无时无刻不想把他们的“道统”观点强加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之上。更不要说当地的统治者及其家族，也是该区普遍母系社会当中唯一实行父系社会的例外（Firth，1954）。依附性的经济社会，便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改变与转型。但是生活于其中的各个社群，与外界的直接接触却很少，就马来西亚社会的例子而言，也许只是经由一名中国贸易商人的中间活动。而商人本人呢，最常见的情况，恐怕原来是一名来自中国福建的农民或工匠。母国的文化传统，使其习惯于勤俭维生，尤有甚者，使其深谙金钱奥秘复杂的功用。但是，除了这两项不同的特点之外，这位出身寒微的中国商人的天地，距亨利·福特及通用汽车现代世界的距离同样甚为遥远。
尽管殖民世界产生了这些变化，世界性的经济看来却依然遥远，因为它带来的迅即及可辨识的冲击力，基本上并无巨变性的影响力。不过在印度和中国等地，却有一些集中工业地区出现，它们成长快速，劳力低廉。因此1919年以来，工人阶级的冲突斗争便开始不断蔓延，其中工人甚至成立了以西方模式为师的工人组织。此外，还出现一些大型港口和工业城市，以此为据点，依附性经济的世界便与操纵其命运的外在世界经济相互往来。例如孟买、上海（其人口总数由19世纪中期的20万人，一跃而为20世纪30年代的350万）、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规模较小的卡萨布兰卡（Cassblanca）。卡萨布兰卡的人口自开埠成为现代港口城市之后不到30年的时光里，便增长为25万之众（Bairoch，1985，pp.517，525）。
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却改变了一切。依附性地区与通都大埠，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社会的利益，一下子猛烈相互冲击，冲击力之大明显可见。单就农产品价格一项，便足以造成这种强烈的效果。一向为第三世界经济赖以生存的农产品价格惨跌幅度，远低于他们向西方购进的成品的价格增幅（参见第三章）。于是殖民主义与经济依附的状态，甚至对那些曾由其中受惠的人而言，也变得无法接受了。“开罗、仰光、雅加达［即荷属时期旧称的巴达维亚（Batavia）］，各地学生纷纷抗议。并不是由于政治的希望渺茫，而是因为眼前的萧条，已经将以往支持殖民主义的心态一扫而空，其父母一代对殖民主义的接受度至此荡然无存。”（Holland，1985，p.12.）其实其中原因不止于此：一般平民百姓的在生活中，也第一次感受到天灾以外的大震撼（战争时期除外）。这种灾害非祈祷可以解决，只有抗议一条路。于是，政治动员的广大基础自此成形，在农民生活广受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影响的地区里尤其如此，如西非沿海，以及东南亚一带均是。与此同时，大萧条也对依附地区的国内外政局，造成极不稳定的状态。
因此20世纪30年代是第三世界关键性的10年。主要原因，并不全在萧条导致政治走上激进的方向，却更在萧条为政治激进的少数人与本国一般人民之间建立了共同的接触面。这种情况，在印度等地已经有民族主义运动动员民众的国家也不例外。30年代初期，印度再度掀起范围广大的不合作运动浪潮，英国政府最后让步，同意颁布一部妥协性的宪法。1937年，印度各地首次举行省级选举，国大党获得全国性的支持。在心脏地区恒河（Gange）一地，其党员人数便由1935年的6万余人，暴增为30年代末期的150余万（Tomlinson，1976，p.86）。这种现象，在迄今尚未如此广大动员过的国家里更为显著。未来时代群众政治的轮廓，不论模糊或清晰，从此开始逐渐成形，例如拉丁美洲的民粹主张，便以具有极权性格的领袖为基础，开始寻求都市工人的支持。加勒比海等地的工会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他们的领导人，日后都有成为党派要人的可能。风尘仆仆往来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工人移民，成为该国革命运动的强大基础。而在越南等地，则出现了一个与小农有强烈联系、以共产党人为基础的全国性抵抗运动。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至少在马来亚一地，萧条的年月从此打断了殖民统治当局与小农大众的结合力量，为未来的政治发展，挪出一片空间。
到30年代结束，殖民主义的危机，已经延伸至其他各大帝国。虽然其中的意大利和日本二国，当时仍在不断扩张之中（前者刚侵占了埃塞俄比亚，后者则正力图征服中国），不过它们的好日子也不长久。至于1935年时颁布的印度新宪法，原为英方殖民政府勉强与势力甚嚣尘上的印度民族主义妥协的产物，此时却因国大党在各地选举中的全面胜利，成为英国向印度民族主义一大让步的象征。在法属北非地区，严肃的政治运动首次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地兴起，甚至连摩洛哥也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事件，而法属的印度支那，在正统的共产党鼓动之下的群众运动第一次变得高涨。在印尼，荷兰也力图维持控制，而印尼“对于近年来发生于东方各种运动的感应，一向与其他国家不同”（Van Asbeck，1939）。其不同之处，倒不在于它比别人格外安静，而在当地各种的反抗势力，例如伊斯兰、共产党，以及世俗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但内部分歧不断，彼此之间也冲突频频。甚至在一向被殖民当局看作安宁的加勒比海地区，特利尼达（Trinidad）的油田地带也兴起了一连串的罢工事件。而牙买加的农林垦殖区及城市，也于1935—1938年间转变为暴乱不断遍及全岛的冲突之地，暴露出这以前从未见过的民众不满情绪。
在这段骚动不安的年月里，只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一片死寂。然而在1935年后，萧条的年月却也为这片沉默不语的大地带来了罢工。罢工的怒火，由中非的产铜带点燃。伦敦当局从中认识到一个事实：农村男子由乡间大量移往矿区的情况，对社会、对政治都有着不安定的破坏力量。于是，它呼吁殖民政府改革现状，要他们筹设部门，着手改良工人的工作环境及条件，以稳定工人阶级。1935年至40年代兴起的罢工风浪，遍及全非洲，可是基本上却不具任何反对殖民统治的政治意味。除非我们把当时以黑人为对象的非洲教会及预言家迅速扩张的现象，以及如产铜带兴起的千禧年瞭望运动（Watchtower，源自美国）等反对世俗政府运动的流行，也算作政治性的产物。殖民政府首次开始寻思反省经济变化对非洲农业社会带来的不安定后果——事实上当时非洲社会正度过一段相当繁荣的增长时期——并且开始鼓励社会人类学者对这一题目进行深入研究。
然而就政治角度而言，当时的非洲殖民当局似乎大可高枕无忧。在广大的非洲乡间，此时正是白人行政官僚的黄金时期。不论当地有无唯唯诺诺的土著“头目”居间协调，一切都是那么顺畅快意。有时为了便于殖民当局的“间接”统治，还特意设置“头目”一职以便管理。至于非洲的城市知识阶层，则受过新式教育，对现况日渐不满。到了30年代中期，他们的人数已经相当庞大，足以维持一个极为兴旺的政治性报业的存在，例如黄金海岸［Gold Coast，即今加纳（Ghanan）］的《非洲晨邮报》（African Morning Post），尼日利亚的《西非导航报》（West African Pilot），以及科特迪瓦（旧称象牙海岸，Ivory Coast）的《科特迪瓦侦察兵报》（Éclaireur de la Côte d’Ivoire）。《科特迪瓦侦察兵报》曾带动一场运动与高级军官及警方对抗，要求政府采取手段重整社会，并为遭受经济重创的失业人士及非洲农民争取福利。（Hodgkin，1961，p.32.）非洲当地倡导民族主义的政治领袖，此时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们的思想受到美国兴起的黑人运动影响，受到人民阵线时代的法国影响，甚至受到共产党运动的影响。[4]这些思潮在伦敦的西非学生联盟（West African Students Union）中开始流传。日后非洲各共和国的总统之中，有几位也于此时登上舞台，例如肯尼亚的首任总统肯雅塔（Jomo Kenyatta，1889—1978），以及后来成为尼日利亚总统的阿齐克韦（Namdi Azikiwe）。不过当时，以上各位都还不曾为欧洲各国的殖民当局带来过任何辗转难眠的夜晚。
殖民帝国在全球的终结，于1939年时虽有可能出现，但是否当时真的已经迫在眉睫，就作者记忆所及，并不尽然。回想那一年，在某所专为英国及“殖民地”共产党学生建立的“学校”里，校中气氛并没有反映这种看法，然而当时若说有人对时局的演变抱有期望，还有谁能比那批年轻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乐观呢？真正使得殖民世界全然改观的事件，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缘由极为复杂，不过绝对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大决斗。而且一直到1943年局势扭转之前，几个殖民帝国都始终居于下风。法国不用说，一下子便在敌人面前屈辱地溃败了。它的属国属地，只有在轴心势力的开恩允准之下，方得苟延残喘。而在东南亚及西太平洋一带，英属、荷属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拥有的几处殖民地，也都尽入日军魔掌。即使在北非地区，德国也一逞所愿，势力大长，势力范围距离亚历山大港仅有区区数十公里，当时情况严重到英方甚至曾一度认真考虑撤出埃及的地步。只有沙漠以南的非洲一带，依然在英方等严密的控制之下。事实上，英国还不费吹灰之力，将意大利势力逐出了东部的海岬（埃塞俄比亚）。
这些老大殖民帝国真正的致命伤，在于战争一事显示了一个事实：原来这些白人，以及他们不可一世的国家，也有招架不住耻辱地被人打败的一天。原来这些大帝国，外强中干，即使终于打了胜仗，却再也没有力量重整旗鼓了。1942年，印度国大党高喊着“退出印度！”的口号，发起了一场重大运动。其实这场运动尚不是英方在印度受到的最大考验，因为运动很快便被平定了。真正让英方统治地位陷入严重考验的事件，是55000名印度官兵的反叛。他们投效一名国大党的左翼人士博斯，成立了一支“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aional Army）。而博斯其人，则决意寻求日本支持以谋求印度独立（Bhargava/Singh Gill，1988，p.10；Sareen，1988，pp.20—21）。日本老谋深算，它的动机可没有印度士兵那般单纯。日本的政治显然受到该国海军的影响，意图利用印度士兵的肤色问题居间挑拨，并俨然以殖民地的解放者自居。日本玩弄种族牌的手法颇具成效（不过却无法在海外华人的身上得逞；在越南它也同样失败，让法国继续维持当地统治地位）。1943年，日本人甚至在东京组织了“大东亚国家会议”（Assembly of Greater East Asiatic Nations）。[5]出席的各国“总统”“总理”，来自日本人操纵的各国傀儡政府，包括中国“汪伪政权”、印度、泰国、缅甸与“伪满洲国”。各个殖民地内的民族主义分子，尽管很感激日本的支持，以印尼为例，日本给予的协助的确非同小可，可是感激归感激，大家心里却看得很清楚，不可能跟日本站在一边。一旦日本败局已定，殖民地众人便立刻掉转枪口。与此同时，他们却永远忘不了先前看透的事实：西方帝国何等不堪一击。虽然美国很快因为国内的反共思想致使华盛顿当局一改初衷，反而成为第三世界旧有保守势力的捍卫者，但众殖民地人民却没有忽视另外一桩事实：那就是战胜了轴心国势力的两大强国罗斯福的美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尽管动机不同，基本上对旧有的殖民主义却都抱有恶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