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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的文化革命，是一场个人战胜社会的革命，换言之，是一场打破了人类与社会交织的纹理的革命。长期以来，社会的纹理不但界定了人类之间真正的关系与组织形态，也决定了人类关系的一般规范，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对待的预期行为模式。社会中人的角色，虽然不一定正式以成文规定，但事先都有脉络可循。因此，一旦旧有的行为成规被打破或失去其理性基础，人的心中便感惶惶不安、无所依凭。上一代熟悉这套法则，如今深感所失；下一代不谙人事，只知道眼前这个变调社会。两代之间，自然难以沟通理解了。
在这种变异的氛围之下，自然便出现了80年代一位巴西人类学家笔下的冲突情境。通常作为一名巴西中产阶级的男性，在其强调荣誉与羞耻心的传统地中海文化熏陶教化之下，面对现代社会日渐增多的抢劫强暴事件，照理，身为一名绅士，他应该宁死也会挺身保护自己的女友或钱包。而一名淑女，也应宁死不屈，绝不愿遭到这种“比死更可怕”的厄运。但是到了20世纪末期大都市的生活现实里面，任何抵抗恐怕也挽回不了女子的“名节”与口袋里的钱财。于是最理性的处理方式，便是屈从听命，以免激怒了盗匪，反而会使恶人真正出手伤人，甚至置人于死地。至于妇女名节，所谓婚前保持处女之身，婚后矢志忠贞不贰，在20世纪80年代受教育开放影响的男男女女当中，在他们对性行为所持的假定及现实的行为之下，名节到底又是在为什么而持守呢？但是正如人类学家的研究显示，尽管在新思想、新道德的冲击之下，这一类经历依然使受害人创巨痛深，在心头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即使是其他程度比较轻微的遭遇，也往往带来精神上的不安与折磨，比如一般非暴力性质的正常性交等等。旧的规范就是再不合理，一旦不存，取而代之者也不一定就是某种合理的新秩序，既无法则，又缺乏共识，反使众人惶惶不可终日。
所幸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类社会里，旧有的社会纹理与风俗，虽经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史无前例的动荡变革，虽有损毁，却尚未完全解体，不可不谓人类大幸。旧秩序脉络的存在，对贫苦人尤其重要，因为亲族邻里的济助扶持，是人在变动世界中生存成功不可或缺的助力。在第三世界多数地区里，亲族邻里的网络更是一切资源的汇集，包括信息的提供、劳力的分工、人力与资本的共同来源、储蓄功能的机制，以及保障社会福利安全的合作系统。事实上，若除去家族之间亲密的合作关系，地球上某些地区的经济成就范例，如远东一带，恐怕根本无法解释。
在比较传统的社会里，由于新时代企业经济的成功，旧有基于不平等关系建立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因而遭到破坏，一方面是因为如今机会均等，人人可以力争上游，另一方面则出于原有不平等结构的理论基础已遭蚀损。因此在过去，家财万贯、放浪形骸的印度王侯，向来可以为所欲为尽情享受，不担心臣民觊觎或憎恨（正如英国皇家拥有纳税豁免权从来无人质疑，一直到90年代才改变）。因为王公贵族属于并代表了社会阶级中甚或宇宙间的特殊角色，他们的地位身份，被人以为是维护安定其王国不可或缺的力量及象征。在稍微有点出入的类似情况下，日本企业大亨所享有的特权及豪奢，也同样比较不为人所非议。只要他们拥有的荣奢并非专供其个人享用，而是伴随着他们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的功能角色附带而来即可。就像英国内阁成员的轿车、官邸等特权享受，是属其职位而非个人，一旦去职，不出数小时内这些豪华物品也随其职务而去。日本的财富分配，其贫富不均处事实上远不及欧美社会严重，可是80年代日本在经济大繁荣之下，个人财富累积之巨，以及毫无隐讳地招摇展示，却使日本有钱人生活水准高的现象，及其与一般日本国民之间的对比愈显突出——日本人民的生活条件，远逊于欧美——这种强烈对比的印象，即使在远处遥观也可以深刻感受到。其中原因，或许是由于有史以来，日本大众第一次开始认为日本有钱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已经不足以保障他们理所当然的特权享受之故。
至于西方，数十年的社会革命造成了影响更为深重的大破坏。其极端之处，可以从西方对意识形态的公开讨论中一窥究竟。尤其是那不经深思熟虑，缺乏任何分析深度，只因众人作如此想便公开宣示中更可一见。信手即可拈来的例子，就是曾在女权主义者圈中流行一时的一项主张，认为妇女的家务劳动，也应该以市场价格估算（必要时甚至该以此为准付酬）；或以极其抽象兼且毫无限制的个人“选择权利”为由（所谓个人，是指女性），[5]主张堕胎改革一事的正当性。而新古典经济学派（neo-classical）的势力无孔不入，在西方世俗社会中愈发取代了神学的传统地位，加以在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美国法律影响之下（美国文化霸权自有推波助澜之功），诸如此类的言论更受到鼓励，愈发甚嚣尘上。甚至连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都为其提供了政治言论的出口，她曾说过：“只有个人，没有社会。”（There is no society，only individuals.）
理论固然偏激，实践行为也毫不落后。70年代，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社会改革家，见到精神病患者及弱智者在病院受到的可怕对待，惊骇之余，发起运动，尽力将患者从隔离中解放出来，改由“社区邻里来照顾他们”。可是在西方社会的都市里，如今已经没有共同生活、彼此扶助的社区邻里挑起这个责任了。家族关系也荡然无存，谁也不认识这些被人遗忘的可怜人，于是只有像纽约一类的街头，收容这些社会的弃儿，大街小巷，充斥着无家可归的流浪人，每日自言自语，乞讨为生，一只破塑料袋，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如果运气不好（也许可以算作运气好，看你从哪一个角度而言），总有一天，他们会从当初赶他们出来的医院迁到监狱里去。而在美利坚，监狱已成了美国，尤其是美国黑人中，有社会问题的人的主要收容所。1991年，高居全球人口比例第一的美国监狱囚犯——每10万人中便有1人在狱中——据报告有15%为精神病患者（Walker，1991；Human Development，1991，p.32，Fig.2.10）。
新道德标榜的个人主义，对西方传统家庭以及组织性的宗教体系造成了最大的破坏，两者皆于20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期崩解。过去将罗马天主教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凝聚力量，如今以惊人的速度裂为碎片。终60年代，加拿大魁北克（Quebec）地区参加弥撒的人数，由占总人口的80%骤降为20%；该地法裔加拿大人传统上偏高的出生率，也一降而竟至低于加拿大的平均数（Bernier／Boily，1986）。女性的解放运动，或更明确一点，女性对节育一事的要求，包括堕胎及离婚的权利，更在教会与作为19世纪教会信徒主体的女性之间，划下最为深刻的裂痕（参见《资本的年代》）。这个歧异不和的现象，在天主教国家如爱尔兰、教皇自家门内的意大利，甚至在共产主义失势后的波兰，都一天比一天更为显著。献身神职或其他宗教形式生活的人数，连年锐减；真心或表面愿意信守独身圣洁的人，也一日少于一日。简言之，不管其中转变是好是坏，教会对信徒道德物质生活的辖制权势大减；教会对道德与生活设下的戒律，与20世纪后期人的现实行为之间，有了一个深邃的黑洞。至于其他对信徒支配力一向不及天主教的西方各教会，甚至包括某些古老的新教教派在内，其数量势力之衰退更为迅速。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传统家庭凝聚力松弛之下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我们都知道，家庭不仅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更是社会合作的经济机制，是维系农业社会，以及早期工业经济（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主力。因为19世纪末期，资本尚未大量集中；而现代大公司组织前身的大型企业，即那只将要在市场活动上补充亚当·斯密那只“无形之手”的“有形之手”（Chandler，1977），当时也还没兴起，因此社会上缺乏一股“不具个人性”的资本企业结构。[6]可是家庭之所以在经济活动上扮演着主要角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当时的市场，依然缺乏任何一个私有利润制度作业中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分，即对权利义务的信任——或其法律的化身，合同执行力的保障。这方面的工作，在过去一向需要靠国家（17世纪主张个人主义政治学说者，对此知之甚详），或亲族社区的力量来完成。因此国际贸易、银行金融等在远地的操作经营涉及的巨大利润及高度风险，往往得靠家族方式的结合始能获得成功，若由具有共同宗教团结意识的群体进行则更佳，如犹太人、教友派信徒（Quakers）、胡格诺教徒（Huguenots，编者注：法国加尔文派教徒之称）等等即属此例。事实上即使到了20世纪后期的今天，这一类的关系组合，依然是犯罪组织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黑社会集团经营的生意，既属违法，自然便没有法律来保护或保障它的合同契约，唯一可以信任的，只有家族的关系及死亡的威吓。黑社会组织中最成功者，首推卡拉布里亚（Calabrian）黑手党，其成员就包括一家数名兄弟在内（Ciconte，1992，pp.361—362）。
时移势迁，非经济性群体的密切团结逐渐受到破坏，其中的道德关系也随之不存。固有道德体系存在的时间，也比资产阶级工业社会为早，已被接受成为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然而如今旧有的道德词汇，凡权利责任、相互义务、罪恶美德、牺牲奉献、良心道德、奖赏处罚等，种种定义人际社会关系的观念，已经无法再转译为满足新时代人类的新语言了。一旦这些观念制度不再被人视为规范社会秩序的方法，不再能保证社会合作及社会生命的延续，它们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规范组织能力也就消失于无形。它们的身价一落千丈，从制约社会行为的真实力量，缩减成为个人观点，最多也只能要求法律承认其所占有的至高意义。[7]生活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期性。社会人生的罗盘针上，不再指向永远的北方；地图地标，也一无所用。从60年代开始，茫然无主的现象在多数发达国家愈为显著，促成了各种五花八门新理论的诞生。从主张极端市场开放的自由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通常却都避开价值判断的重心不谈。充其量，也只把价值判断贬为无限制个人自由之下唯一仅存的公约数而已。
社会大解放，一开始自然广受众人欢迎，认为其好处无限，付出的代价甚低，只有根深蒂固的顽固反动派，才对之深恶痛绝。众人也丝毫不曾将社会解放的意义，与经济自由化联想在一起。而几个幸运国家，繁荣浪潮不但为它们的人民带来了富庶，更因其极为慷慨且包罗万象的社会福利而愈加强化。一时之间，社会解体残留的痕迹似乎尽去。单亲家庭（以母职为主），虽然依旧意味着可能一辈子不得从贫穷翻身，可是在现代福利国家的制度下，却也保证其基本的生活受到终身保障。退休金、福利措施，以及人生晚年的养老院，替社会照顾了它的老人；因为儿女若不是不能，就是不再感到有义务抚养自己年迈的双亲。同样，传统上其他原属于家庭的责任，如抚育婴儿的任务，也由母亲移转到托儿所、育婴院，一如社会主义人士所愿，照顾了工作妇女的需要。
于是在形形色色先进思想的号角指挥下，不论是基于理性的计划推论，还是实际人生的历史走向，都朝同一个方向迈进。其中包括对于传统家庭的各种批评——或因其置女人、儿童、青少年于屈从的地位，或从普遍性解放的观点为之。总之，理论与事实同时并进。物质上，集社会之力提供的公众帮助，显然优于多数家庭所能为自己准备的（或因贫穷或其他原因）。单看民主国家的孩童，历经两次大战，却比以前更为健康，营养也更为均衡，显然足以证明此说的正确。20世纪末，尽管主张自由市场的政府及人士频频攻击，福利制度却依然存于最富有的数国而不坠。更有甚者，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都观察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即“政府主导的制度越多，一般而言，亲族角色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好也好坏也好，“家族的地位，的确因工业社会中经济与社会愈发个人化而降低”（Goody，1968，p.402—403）。简而言之，早就有人预言，共同体（Gemeinschaft）正拱手让位给共有的社会（Gesellschaft）——社区与个人，在一个彼此不知姓名的社会中相互关联。
就物质所得的益处而言，现代的社会经济，显然远胜建立于社区及家庭组织的传统经济活动。一般人恐怕不曾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到20世纪中期以前，现代工业社会仍然大量依赖旧有社区及家庭价值与新社会的共生共存。因此前者迅速崩解造成的冲击，自然非同小可。这种现象，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开始流行的年代尤为明显，也就是80年代，这时，所谓形容社会最底层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8]一词进入了社会政治科学的词汇。下层阶级，意指全面就业的发达市场社会里，那群无法或不愿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本身及家人生计者。而这个市场经济，在兼有社会福利安全制度补助之下，显然运作良好，起码可以满足社会上三分之二这类人口的需要，至少一直到90年代都如此。德国社会民主派的政治人士格洛茨（Peter Glotz），对此情况甚感忧心，因此发明了一个新名词：“三分之二的社会”（the Two-Thirds Society）。“下层阶级”一词本身，正如“下层社会”（under world）一般，意味着一种排除于“正常”社会的地位，往往需要接受公共的供给（贫民住宅与福利救济）。不足之处，唯有从黑市甚或灰色经济谋取，也就是政府财政以外的经济活动与来源。然而，由于家庭关系的破裂在这些社会层级中尤为显著，它们所能进入的地下经济极为有限与不稳。因为即使在官方管制范围以外及非法的经济活动当中，若无亲密的亲族关系，也难有效运作。这一点，我们从第三世界及其大量涌入北美的移民当中可以证实。
美国的黑种人（Negro）[9]，绝大部分是都市贫民，因此便成为此类“下层阶级”的代表性人口。他们被逐于正常社会之外，既不属于这个社会，就许多黑人年轻男性而言，也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事实上，多数年轻黑人，尤以男性为主，根本就将自己视为法外之民或反社会的一伙。但是这种现象与肤色无关，并不只限于黑人。随着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以劳动力为主的工业日渐衰败，这一类不幸的“下层阶级”开始在许多国家陆续出现。政府主管单位为照顾一般民众居住需要而兴建的平民住宅，如今住满了“下层阶级”的住户，可是这里的居民却毫无社区意识，更缺乏亲人之间提供的互助关系。在这个霍布斯笔下的暴民丛林当中，充斥着行为暴力嚣张的青少年，居民日夜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连传统社区意识残存的最后一线——邻里关系——也几乎消磨殆尽了。
只有在家族关系解体尚未影响到的国度里，社区意识总算有某种程度的残留。在那里，比邻而居的众人，依然有着社会动物以外的其他关系，社会秩序也因而得以保留，只是他们多数却生活在赤贫的经济情况下。巴西的“下层阶级”即为一例。80年代中期，该国60%以上的收入，由20%的上层人口尽数囊括；而社会最底层的40%人口，却仅得总收入的10%甚至更少（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4，p.84）。生活中，不但社会地位不平等，经济地位也不相符。但是巴西的下层社会，就一般而言，却不像发达国家都市里的贫民那般茫然，后者在旧有的行为规范解体、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片不确定的空白之下，生活中普遍存在着深刻的不安全感。20世纪末最悲哀的奇怪现象就是在20年内战不断的北爱尔兰地区，尽管其社会经济落后，加上烽火连天，失业严重，可是就一般衡量社会安宁及稳定的标准而言，北爱尔兰居民的生活，却不但胜于英国绝大多数的都市，甚至更为安全。两相比较，岂不矛盾悲哀至极。
传统价值崩溃所带来的最大冲击，不在其失去了过去由家庭与社区提供的各项经济扶持，因为这些功能，在富庶的福利国家里往往可以获得替代品，不过在贫穷的国度里，绝大多数的人口却依然只有亲族之间的相助可以依靠（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参见第十三章及第十六章）。传统价值崩溃带来的最大危机，在于规范人类行为的价值体系及传统习俗的解体。传统规范的消失，普遍为众人所感受，因此在美国有所谓“认同性政治意识”（identity politics）的兴起，以取代传统性认同的不复存在（这一现象于60年代末期开始变得相当显著）。认同所系者，一般以族裔、民族或宗教为主。此外尚吹起一股火药味很强的怀旧运动，意图恢复一个安全有序的假想年月。诸如此类的新风气，反映了人心缺乏导向的惶惑。但是这些运动只是绝望求救的呼声——在茫茫人海中找得一个“社区”归属，在孤独世界中寻得一个家庭投靠，在无情丛林中觅得一处藏身之地——而非积极实行的计划。通常徒用重刑，显然难以解决或吓阻日益猖獗的犯罪现象。可是每一个深谙政海三昧的政客都知道，循规蹈矩的老百姓已经对种种反社会的行为忍无可忍，因此不管他们要求处罪犯以重刑的呼声是否理性，聪明政客自然得向其压力屈服。
旧社会结构及价值的解体，对人类政治的危险之处即在于此。更有甚者，随着80年代时光的进展，在纯粹市场经济的大旗之下，兴盛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开始受到震撼。
亚当·斯密以为，个人利益的追求，需要几项动力。其中包括他认为是人类行为动机本源的“工作劳动习惯”（the habit of labour），以及延后取得劳动回债的意愿，即为将来报酬所做的储存及投资，相互信任的习俗，以及在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当中的其他种种外显态度。这些因素，是资本主义体系运作的需要，可是与个人利益的追求却没有实质关系。家庭为早期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以上所提的各项动机。因为所谓的“工作劳动习惯”，服从与效忠的习性（包括公司主管对公司的效忠），以及其他各种与个人利益极致化之理性选择无关的行为，都成为早期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整体之一部分。这些条件若不存在，资本主义依然可以运作，可是却会变得极为怪异，甚至对企业经营本身也会造成困扰。这种异常现象，从盛行一时的大企业“收购”行动（take over）中可以看出。此外80年代曾经兴起一股席卷超级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如英美两国）金融界的投机之风，彻底破坏了以生产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与利润追求之间的一切关系，更可让我们一窥此中怪象之一斑。增长，不能只建立在利润的追求之上；因此在其他凡是没有忘记这个原则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德国、日本、法国），前述英美两国风行一时的怪焰狂潮，便无法轻易兴风作浪。
波拉尼（Karl Polanyi）曾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世纪文明的倾圮加以研究，并从中获得一个结论。那便是19世纪文明赖以建立的各项前提，具有极为特殊并为前人所未见的特性，即有关于市场经济自律性和普遍性的各项前提。他认为，亚当·斯密所主张的“人类交易天性”，促成了“一个以此交易天性为一切活动之源的工业制度，人类在其中的经济、政治、知识，以及精神层面的各种活动，都受此天性支配”（Polanyi，1945，pp.50—51）。此说诚然有一定道理，可是波拉尼对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现象，却难免有过度夸张之嫌。同样，众人对个人经济利益的追求，往往也不能一定保证国家的富强；两者相关的程度，亚当·斯密也有过誉之处。
人类生存活动的必要条件——空气——往往被我们视为当然；同理，资本主义也忽略了其生存于斯，运作于斯，承袭于以往的环境条件。只有一旦忽然空气质量产生问题，我们才发现它是多么重要。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之所以成功，即在于它不仅仅只是资本主义。最高利润的追求与积累，是资本主义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三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发生的文化变革，不但侵蚀了资本主义承袭的历史环境资产，也证明了一旦这些资产荡然无存，资本主义的运作必将遭遇困难。70年代和80年代，新自由主义开始风行，最终终于站在共产主义政权的废墟上宣布获得胜利。然而历史很有讽刺意味，胜利的一刻，也就是其运转开始不灵的一刻。市场经济胜利了，但是它的缺陷，它运转的不灵，却再也无法粉饰了。
文化变革冲击之大，居于旧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都市型“工业市场经济”自然感受最深。但是这场20世纪末叶文化动乱散发出的无比冲击，同时也彻底改换了“第三世界”的社会和经济面貌。以下，我们就对这所谓的“第三世界”进行探讨。
[1] 30%为北美，19%为日本，剩下的16%—17%，由世界其余85%的人口中（比较富有的）成员所分享。
[2] 不过这种口音的改换，在伊顿（Eton）公学一位副校监的建议下，该校的贵族子弟早于50年代末期便已开始。
[3] 巴西流行音乐乐坛的祭酒奥兰达（Chico Buarque de Holanda），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前进史观学者，并曾是该国30年代知识文化圈中的重要人物。
[4] 要知道此“自由意志”，与传统巴枯宁（Rakunin）或克鲁泡特金（Kropotkin）无政府主义主张的“自由意志”大不相同，更绝非后者的复燃。无政府主义相信借着自发性、无组织、反权威的自由意志行动，可以为众人带来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国界的公平新社会。不过比起当时甚为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却又较为接近60年代和70年代叛逆学生群的理念了。
[5] 任何一种主张本身的合法性，绝不可与其支持论点相互混淆。一家之中丈夫、妻子、儿女的夫妇亲子关系，怎么能与市场上买主卖主的交易关系相提并论，连在纯理论的观念上也不可类比。同理，生育与否，即使出于单方面的决定，也绝非一个仅仅关系决定者本人的重大问题。但是以上两项论点，却也绝不能损害以下主张的正当性，即对于改变妇女家庭地位的努力，以及堕胎权利的主张，可以同时成立，绝无相违背处。
[6] 大公司企业组织的资本主义世纪到来之前，大型企业的运作模式（垄断性资本主义），并非汲取私有企业的经营经验，而是师法国家或军队的庞大官僚系统，这一点从铁路员工穿着制服一事上即可证明。事实上，这些大型企业往往是由国营或非营利性质的公营，例如邮电服务等。
[7] 这表明在失去控制的个人主义社会之下，至少在美国，所谓作为其中心观点（法律或宪法上）的“权利”一词，与传统观念里一体之两面的权利与义务，有着极大的悬殊。
[8] 这些下层阶级，在19世纪后期的英国被称为“社会渣滓”（residuum）。
[9] 本书写作时，美国黑人的正式名称已经改为“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不过这类名称往往一再改换，就作者有生之年，已经改变几次：有色人种（Coloured）、黑种人（Negro）、黑人（Black）等，而且我相信仍会继续变换下去。种种名目的演变，无非是向美洲黑奴后裔表示尊重之意，作者在此采用的黑种人一词，乃是众多善意称呼中沿用最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