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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路写来，并不能为人类提供答案。世人能否解决、如何解决世纪末面临的问题，此处并没有答案。本书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解决的条件在哪里；却不能指出这些条件已经具备多少，或有几分正在酝酿之中。本书提出的讨论，也可以让我们明白我们所知何其有限，以及20世纪担负决策重任诸人的认知何等贫乏（已往种种，尤其是20世纪下半期发生的各种事情，他们事先几乎毫无所知，更别说有所预测）。更进一步，也证实了许多人早已疑心的事实：所谓历史——在其他许多更重要的事情以外——乃是人类罪行与愚行的记录。我们只能记录，却不能预测。预言，一点用处也没有。
因此，本书若以预测结束，自是愚不可及。发生于“短20世纪”的巨大变动，已经使得世事难以辨认；而目前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更将使其难以理清。妄做揣测，岂非痴人说梦！依照眼前的形势看来，似乎比80年代更令人感到前途黯淡。此时作者以下面的一段话，结束对“短20世纪”历史三部曲的长卷论述：
21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此中证据确凿，不容忽视。如果世人能够避免毁灭自己的愚蠢行动（即以核战争自杀），这一可能实现的百分比必将很高。
然而作者现在虽然年事已高，不再能期待在其仅余的有生之年，还可亲眼见到重大的好转马上发生，却也不能否认假以时日，给世界以25年或半个世纪，事情也许会有转机的可能。无论如何，眼前这后冷战时期的分崩离析，很可能只是暂时性的阶段——虽然在世人眼里，比起在两度世界“热”战之后出现的崩溃破坏，这段时间似乎已经拖得更长了。然而不论希望或恐惧，都不属于预言的范畴。我们知道，虽然人类对细部的结果茫然无知、惶惑不确，但是在这不透明的云层背后，那股形成20世纪的历史力量，仍将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科技变迁，这个过程，已成为过去两三百年人间的主调。我们所生活的动荡世界，被它连根拔起，被它完全改变。但是我们深深知道，至少有理由假定，这种现象不可能无限期永久继续下去；未来，不是过去的无限延续。而且种种内外迹象已经显示，眼前我们已经抵达一个历史性危机的关键时刻。科技经济产生的力量，如今已经巨大到足以毁灭环境，也就是人类生存所依的物质世界基础。我们薪传自人类过去的遗产，已遭融蚀；社会的结构本身，甚至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部分社会基石，正因此处在重大的毁灭转折点上。我们的世界，既有从外炸裂的危险，也有从内引爆的可能。它非得改变不可。
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往何处去。我们只知道，历史已经将世界带到这个关口，以及我们所以走上这个关口的原因——如果读者同意本书的论点。然而，有件事情相当简单。人类若想要有一个看得清楚的未来，绝不会是靠着过去或现在的延续达到。如果我们打算在这个旧基败垣上建立新的千年，注定将失败。失败的代价，即人类社会若不大加改变，将会是一片黑暗。
[1] 其实若真有任何关联，恐怕也正好相反。奥地利曾一度拥有最负盛名的经济理论家之一，可是当时其经济状况（1938年前）却绝对没有成功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地利经济开始走向成功，却没有一名足以载誉国外的经济学家。至于德国，甚至拒绝在大学里承认国际上认可的知名经济学说，它的经济成就也不曾因此受挫。再论每一期《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里面，引用过多少名日韩经济学者的理论？不过反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实行社会民主制度，国内欣欣向荣，自l9世纪后期以来，即出过多名享誉国际的经济理论大家。这是反面也可成立的例子。
[2] 在此列入者，包括自称为五旬节派（Pentecostal）、基督会（Churches of Christ）、耶和华见证会（Jehovah’s Witnesses）、安息日基督复临派（Seventh Day Adventists）、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圣洁教会（Holiness Churches）、“重生派”（Born Again）、“神授派”（Charismatic）等。
[3] 试比较1949年时，一位俄裔流亡反共人士伊林（Ivan Ilyin，1882—1954），曾做以下预言：如果“后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境内，“按种族和领土进行不可能的严格划分”，后果将不堪设想。“最保守的假定，我们将会有20个单个‘国家’，无一国疆界没有争议，无一国政府拥有实权，无法、无律、无军，更无真正可按种族界定的人口，只有20个空洞的挂名而已。而且慢慢地，出现地区分离或原国解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新国家将会继续成形，这一个个的新国，又将再度为了人口及领土与邻居发动长期斗争，最终俄罗斯必将陷入永无止境的连年内战。”（Chiesa，1993，pp.34，36—37.）
[4] 一般最常提起的成功实例，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例如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其人口还不及第三世界总数的2%。
[5] 其实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发达国家，其出口总额中，于1990年输往第三世界的比例竟低于1938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其1990年的输出总额只有不到五分之一销往第三世界地区（Bairoch，1993，Table6.1，p.75）。这种情况，一般人都不清楚。
[6] 事实上原来经常如此。
[7] 因此，某位新加坡外交官宣称，发展中国家或许可因“延后”实施政治的民主而受惠。等到政治民主终于到来时，这些国家又表示，也不会如西方式民主那么放任随便。它们的民主，应该较具有几分权威色彩，强调共同福祉而非个人权利，通常是一党独裁，并几乎一律拥有中央式的官僚体制及“大而有为的强力政府”。
[8] 因此贝罗赫（Bairoch）表示，瑞士的国民生产总值之所以于30年代低落，瑞典却反而增高——虽然大萧条对瑞士的冲击其实较不严重——其中原因，“主要是由于瑞典政府采取了广泛的社会与经济措施；而瑞士联邦当局，却无为而治，缺乏从中干预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