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第一章 商品
1.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
2.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3.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A.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
B.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C.一般价值形式
D.货币形式
4.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第二章 交换过程
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
1.价值尺度
2.流通手段
3.货币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1.资本的总公式
2.总公式的矛盾
3.劳动力的买和卖
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五章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1.劳动过程
2.价值增殖过程
第六章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第七章 剩余价值率
1.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2.产品价值在产品相应部分上的表现
3.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
4.剩余产品
第八章 工作日
1.工作日的界限
2.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工厂主和领主
3.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
4.日工和夜工。换班制度
5.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叶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
6.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1833—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
7.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英国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第九章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第十一章 协作
第十二章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1.工场手工业的二重起源
2.局部工人及其工具
3.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
4.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
5.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第十三章 机器和大工业
1.机器的发展
2.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
3.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4.工厂
5.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
6.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
7.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棉纺织业的危机
8.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
9.工厂立法（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它在英国的普遍实行
10.大工业和农业
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四章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第十五章 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Ⅰ.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不变（已定），劳动生产力可变
Ⅱ.工作日和劳动生产力不变，劳动强度可变
Ⅲ.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不变，工作日可变
Ⅳ.劳动的持续时间、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同时变化
第十六章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第六篇 工资
第十七章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第十八章 计时工资
第十九章 计件工资
第二十章 工资的国民差异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第二十一章 简单再生产
第二十二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1.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
2.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
3.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节欲论
4.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无关但决定积累量的情况：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劳动生产力；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差额的扩大；预付资本的量
5.所谓劳动基金
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1.在资本构成不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
2.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
3.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
4.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5.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
1.原始积累的秘密
2.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
3.15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
4.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
5.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
6.工业资本家的产生
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第二十五章 现代殖民理论(1)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Ⅰ.第一阶段G—W(1)
Ⅱ.第二阶段 生产资本的职能
Ⅲ.第三阶段W′—G′
Ⅳ.总循环
第二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Ⅰ.简单再生产
Ⅱ.积累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Ⅲ.货币积累
Ⅳ.准备金
第三章 商品资本的循环
第四章 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
第五章 流通时间(1)
第六章 流通费用
Ⅰ.纯粹的流通费用
Ⅱ.保管费用
Ⅲ.运输费用
第二篇 资本周转
第七章 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第八章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Ⅰ.形式区别
Ⅱ.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补偿、修理和积累
第九章 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
第十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
第十一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李 嘉图
第十二章 劳动期间
第十三章 生产时间
第十四章 流通时间
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Ⅰ.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
Ⅱ.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
Ⅲ.劳动期间小于流通期间
Ⅳ.结论
Ⅴ.价格变动的影响
第十六章 可变资本的周转
Ⅰ.年剩余价值率
Ⅱ.单个可变资本的周转
Ⅲ.从社会的角度考察的可变资本的周转
第十七章 剩余价值的流通
Ⅰ.简单再生产
Ⅱ.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第十八章 导言(1)
Ⅰ.研究的对象
Ⅱ.货币资本的作用
第十九章 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1)
Ⅰ.重农学派
Ⅱ.亚当·斯密
Ⅲ.以后的经济学家(1)
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Ⅰ.问题的提出
Ⅱ.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1)
Ⅲ.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Ⅰ（v＋m）和Ⅱc的交换(1)
Ⅳ.第Ⅱ部类内部的交换。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
Ⅴ.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中介作用
Ⅵ.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1)
Ⅶ.两个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Ⅷ.两个部类的不变资本
Ⅸ.对于亚·斯密、施托尔希和拉姆赛的回顾
Ⅹ.资本和收入：可变资本和工资(1)
Ⅺ.固定资本的补偿
Ⅻ.货币材料的再生产
ⅩⅢ.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再生产理论(1)
第二十一章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1)
Ⅰ.第Ⅰ部类的积累
Ⅱ.第Ⅱ部类的积累
Ⅲ.用公式来说明积累
Ⅳ.补充说明
第三册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第一章 成本价格和利润
第二章 利润率
第三章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第四章 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
第五章 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Ⅰ.概 论
Ⅱ.靠牺牲工人而实现的劳动条件的节约
Ⅲ.动力生产、动力传送和建筑物的节约
Ⅳ.生产排泄物的利用
Ⅴ.由于发明而产生的节约
第六章 价格变动的影响
Ⅰ.原料价格的波动及其对利润率的直接影响
Ⅱ.资本的增值和贬值、游离和束缚
Ⅲ.一般的例证：1861—1865年的棉业危机
第七章 补充说明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第八章 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和由此引起的利润率的差别
第九章 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第十章 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
第十一章 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
第十二章 补充说明
Ⅰ.引起生产价格变化的原因
Ⅱ.中等构成的商品的生产价格
Ⅲ.资本家的补偿理由
第三篇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第十三章 规律本身
第十四章 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
Ⅰ.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
Ⅱ.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
Ⅲ.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
Ⅳ.相对过剩人口
Ⅴ.对外贸易
Ⅵ.股份资本的增加
第十五章 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
Ⅰ.概 论
Ⅱ.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冲突
Ⅲ.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
Ⅳ.补充说明
第四篇 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
第十六章 商品经营资本
第十七章 商业利润
第十八章 商人资本的周转。价格
第十九章 货币经营资本
第二十章 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第二十一章 生息资本
第二十二章 利润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
第二十三章 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第二十四章 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上的外表化
第二十五章 信用和虚拟资本
第二十六章 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对利息率的影响
第二十七章 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第二十八章 流通手段和资本。图克和富拉顿的见解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
第二十九章 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
第三十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Ⅰ
第三十一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Ⅱ（续）
1.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
2.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
第三十二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Ⅲ（续完）
第三十三章 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第三十四章 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
第三十五章 贵金属和汇兑率
Ⅰ.金贮藏的变动
Ⅱ.汇 兑 率
第三十六章 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第三十七章 导论
第三十八章 级差地租：概论
第三十九章 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级差地租Ⅰ）
第四十章 级差地租的第二形式（级差地租Ⅱ）
第四十一章 级差地租Ⅱ——第一种情况：生产价格不变
第四十二章 级差地租Ⅱ——第二种情况：生产价格下降
Ⅰ.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变
Ⅱ.追加资本的生产率降低
Ⅲ.追加资本的生产率提高
第四十三章 级差地租Ⅱ——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结论
第四十四章 最坏耕地也有级差地租
第四十五章 绝对地租
第四十六章 建筑地段的地租。矿山地租。土地价格
第四十七章 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
Ⅰ.导 论
Ⅱ.劳动地租
Ⅲ.产品地租
Ⅳ.货 币 地 租
Ⅴ.分成制和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
第七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第四十八章 三位一体的公式
Ⅰ(1)
Ⅱ
Ⅲ
第四十九章 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
第五十章 竞争的假象
第五十一章 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
第五十二章 阶级
弗·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册增补
Ⅰ.价值规律和利润率
Ⅱ.交易所
第一版序言[1]
我把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交给读者。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初篇和续篇相隔很久，是由于多年的疾病一再中断了我的工作。
前书的内容已经在本卷第一章作了概述。[2]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联贯和完整，叙述方式也改进了。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前书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这里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相反地，前书已经详细阐述的论点，这里只略略提到。关于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历史的部分，现在自然完全删去了。[3]但是前书的读者可以在本书第一章的注释中，找到有关这两种理论的历史的新资料。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1)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2)，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因此，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5]！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6]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像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像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像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么，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7]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8]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撇开其较高尚的动机不说，他们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们除掉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因此，我在本卷中还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立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派[9]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10]中的三十八个信条进行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小的过失。但在这方面，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以最近几星期内发表的蓝皮书[11]《就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使团的信函往来》为例。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一句话，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化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合众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12]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13]
卡尔·马克思
1867年7月25日于伦敦
(1) 这样做之所以更加必要，是因为甚至斐·拉萨尔著作中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部分，即他声称已经提出我对那些问题的阐述的“思想精髓”的部分，也包含着严重的误解。顺便说一下，斐·拉萨尔经济著作中所有一般的理论原理，如关于资本的历史性质、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等等，几乎是逐字地——甚至包括我创造的术语——从我的作品中抄去的，而且没有说明出处，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宣传上的考虑。我当然不是说他在细节上的论述和实际上的应用，这同我没有关系。[4]
(2) 见本卷第74—75页。——编者注
[1] 《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成果和最主要的著作。马克思写这部著作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从40年代初起直到他逝世。1843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目的是要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他在这方面的最初研究成果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著作里。这些著作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原理、资本家的利益和雇佣工人的利益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对抗性和暂时性。
1848—1849年的革命使马克思暂时中断了经济学的研究。1849年8月马克思被迫侨居伦敦，在那里继续进行这一研究。他深入而全面地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国民经济史和许多国家特别是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经济。在这一时期，他感兴趣的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和重要特点、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与理论、经济危机、技术史和工艺史、殖民地等问题。马克思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他必须不断地同贫困作斗争，并且时常要为挣钱维持生活而搁下研究工作。由于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长期过度劳累，马克思患了重病。虽然如此，到1857年，他已经做好巨大的准备工作，这就使他能够开始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
1857年7月至1858年6月，马克思写了约五十印张的手稿，这实际上是未来《资本论》的第一草稿。在写作这部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制定了他准备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计划。这一计划经过不断修订和完善，后来定为六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其中第一册即资本册分为四篇：a资本一般；b竞争；c信用；d股份资本。而第一篇又分为三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最后这一划分成为后来《资本论》三卷结构的萌芽。马克思最初打算把他写的书分册出版，第一分册“应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它只包括第一册的第一篇，这一篇分为三章：（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第一分册的最后定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书中没有把第三章放进去。马克思指出，正是从这一章开始了真正的战斗，他认为，在存在官方书报检查、对不合统治阶级心愿的作者进行警察迫害和各种陷害的情况下，在广大的公众尚未了解这部新的著作之前，一开始就出版这一章是不适宜的。为了“第一分册”，马克思专门写了商品一章，并且认真地改写了1857—1858年手稿中关于货币的一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于1859年问世。马克思曾经计划在这之后很快出版第2分册，即上述构成1857—1858年手稿主要内容的资本一章。但是不久，由于必须在报刊上揭露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卡·福格特的诬蔑性攻击和做其他急事，他不得不停止研究工作达整整一年半之久。只是到1861年8月，他又开始写“第二分册”。他在1862年12月28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写道：“第二部分终于脱稿，只剩下誊清和付排前的最后润色了。这部分大约有三十印张。它是第一分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但实际上那时，确切些说，到1863年中，马克思又写成了另一手稿，其篇幅远远超过1857—1858年的手稿，共二十三个笔记本，约二百印张。其中约有一半（第Ⅵ—ⅩⅧ笔记本）是阐述经济学说史的，以《剩余价值理论》这一书名著称。其余的笔记本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三卷《资本论》的问题。1861—1863年的整个手稿被看作《资本论》第二稿。马克思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决定把自己的著作分为三部分。而手稿中有关理论史的部分应构成第四个，即最后一个环节。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马克思还放弃了过去分册出版这一著作的计划，他决定不妨先基本上完成这部著作，然后再出版。
为此，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的基础上继续致力于完善手稿中还没有得到充分阐述的部分。他补充研究了大量的经济文献和技术文献，其中有关于农业、关于信用和货币流通问题的文献，他研究了统计材料、各种议会文件、关于工业中的儿童劳动和英国无产阶级居住状况的官方报告等等。马克思用两年半的时间（从1863年8月至1865年底）完成了新的、篇幅很大的手稿，这就是三卷《资本论》理论著作的第一个详加琢磨的稿本。只是在全部著作完成（1866年1月）之后，马克思才进行付印前的最后加工。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不一下子付印全部著作，而是首先只付印第一卷。马克思极其细致地完成了这次最后的加工，这一工作实质上是整个第一卷的一次重新修订。为了叙述的完整、充分和明确，马克思认为，必须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部分扼要地复述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内容中的主要问题。在目前的版本中，这些问题构成整个第一篇《商品和货币》。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867年9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第一卷的工作，准备德文版的再版和出版外文译本。他在第2版（1872年）里作了大量的修改，就出版俄译本作了重要的指示。俄译本是1872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它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马克思还对1872—1875年分册出版的法译本进行了大量的加工和校订工作。另一方面，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其他各卷的工作，他打算迅速完成全部著作。但是他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多方面的活动占去他许多时间。由于健康状况不好，他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中断工作。马克思高度的科学的认真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严格的自我批评——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就是以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力求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使它们达到最完善的程度”——使他在研究这一或那一问题时不断地回头作补充的考察。而在这一创作工作的过程中，也出现许多新的问题。《资本论》的后两卷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准备付印和出版的。第二卷于1885年出版，第三卷于1894年出版。这样，恩格斯就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宝库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此外，恩格斯还校订了《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1887年），准备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3版（1883年）和第4版（1890年）。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第4版时，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本人的指示，对正文和脚注作了最后的校订。《资本论》最早的中译本是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译者是陈启修。《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侯外庐、王思华合译，以世界名著译社的名义于1936年6月出版。《资本论》三卷的全译本由郭大力、王亚南翻译，分别于1938年8月和9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本卷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1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0卷即1890年由恩格斯编辑出版的德文第4版重新作了校订。第4版原来没有收入《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序言和跋以及英文版序言，考虑到目前通行的版本都有这些文献，我们在本卷中也加以收入并依据原文重新作了校订。——7。
[2] 《资本论》1867年德文第1版第1卷第1章的标题是《商品和货币》，其中概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1859年柏林版的内容。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谈到了作这一概述的原因。后来，在准备《资本论》1873年德文第2版时，马克思修订了自己的著作，对它的结构也作了很大的改动。他把原先的第1章和附录改为独立的三章，这三章构成第1篇。关于这些修改的具体情况，见《第二版跋》（本卷第14页）。——7。
[3] 完全删去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和《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这三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45—457、470—481、552—582页）。马克思在撰写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时放弃了他最初的打算，即在每一章理论部分的后面加上理论史的部分，而计划理论史在《资本论》第四册中来叙述，这部分后来曾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书名发表。——7。
[4] 指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学上的尤里安，或者：资本和劳动》一书的第Ⅲ章《交换、价值和自由竞争》（见该书1864年柏林版第120—158页），其中拉萨尔在第149页上指明参看马克思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
有关拉萨尔的抄袭行为，见马克思1864年6月3日给恩格斯和1866年10月13日给路·库格曼的信。——7。
[5] 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Mutato nomine de te fabula narratur），这句话引自贺拉斯《讽刺诗集》第1卷第1首。——8、308。
[6] 英国应用社会统计比德国早得多。1662年伦敦市的官员约·格朗特首次把计算具体地运用于人口统计。但政治算术（统计）的真正创始人是威·配第，他在1676年写成的《政治算术》这一著作中用算术方法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9。
[7] 美国独立战争即1775—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它是英国十三个北美殖民地推翻英国统治、争取独立的战争。七年战争后英国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压迫和剥削，激起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反抗。1774年北美殖民地代表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呈交英王的请愿书和抵制英货的法案。1775年4月19日，战争在列克星敦爆发，5月10日在费城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组织大陆军，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1776年7月4日在进行反英战争中的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告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1781年9月，英军主力在约克镇被击溃，被迫讲和，最后于1783年9月战争双方签订巴黎和约。在条约中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取得胜利的北美人民建立了美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9。
[8] 美国南北战争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独立的十一个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美国的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尔堡垒（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占领，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9、35、196、223、296、329、348、411、454、491、498、524、619、662、839、886。
[9] 高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产生于19世纪，它的信仰者主要是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主张保持古老的豪华仪式，强调与天主教徒的传统的联系。英国国教会中与高教会相对立的另一派为低教会派（见注448），拥护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和下层教士，具有新教倾向。——10、712、744。
[10] 三十九个信条是英国国教会的信仰纲要。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主持制定。1562年女王审订批准克兰默起草的四十二条款，后压缩为三十九条。1563年起，所有神职人员就职时必须宣誓恪守这些信条，1571年英国国会通过法案，三十九条正式成为英国国教会的信条。——10。
[11] 蓝皮书（Blue Books）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以及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的官方资料。——10、30、293、569。
[12] 马克思未能实现他的计划。在他逝世后，《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作为他的主要著作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先后于1885年和1894年由恩格斯编辑出版。恩格斯没有能出版《资本论》第四册。——13、404。
[13]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Segui il tuo corso，e lascia dir le genti！）是套用但丁《神曲》中《炼狱篇》第5首中的一句（Vien dietro a me，e lascia dir le genti）。——13。
第二版跋
我首先应当向第一版的读者指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很明显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各处新加的注，都标明是第二版注。就正文本身说，最重要的有下列各点：
第一章 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求这样做。——顺便指出，这种双重叙述是我的朋友，汉诺威的路·库格曼医生建议的。1867年春，初校样由汉堡寄来时，我正好访问他。他使我相信，大多数读者需要有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更带讲义性的补充说明。——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第三章第一节（价值尺度）作了仔细的修改，因为在第一版中，考虑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已有的说明，这一节是写得不够细致的。第七章，特别是这一章的第二节，作了很大的修改。
原文中局部的、往往只是修辞上的修改，用不着一一列举出来。这些修改全书各处都有。但是，现在我校阅正在巴黎出版的法译本[14]时，发现德文原本的某些部分有的地方需要更彻底地修改，有的地方需要更好地修辞或更仔细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可是我没有时间这样做，因为只是在1871年秋，正当我忙于其他迫切的工作的时候，我才接到通知说，书已经卖完了，而第二版在1872年1月就要付印。
《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维也纳的工厂主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15]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16]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17]
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古斯塔夫· 冯·居利希在他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中，特别是在1830年出版的该书的前两卷中，已经大体上谈到了在我们这里妨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因而也妨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历史条件。可见，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长的土壤。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18]——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1)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
从1848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正是它的欺诈盛行的时期。但是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能够不偏不倚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而当这些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拿英国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还在李嘉图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和他对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了。(2)
随后一个时期，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20]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当时的情况，欧洲大陆知道得很少，因为论战大部分是分散在杂志论文、关于时事问题的著作和抨击性小册子上。这一论战的不偏不倚的性质——虽然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作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21]——可由当时的情况来说明。一方面，大工业本身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推到后面：在政治方面是由于纠合在神圣同盟[22]周围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之间发生了纠纷；在经济方面是由于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之间发生了纷争。这种纷争在法国是隐藏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对立后面，在英国则在谷物法[23]颁布后公开爆发出来。这个时期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使人想起魁奈医生逝世后法国经济学的狂飙时期，但这只是像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样。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甚至以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24]抛出的强迫人接受的小册子，由于对地主贵族展开了论战，即使没有科学的意义，毕竟也有历史的意义。但是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以来的自由贸易的立法，也把庸俗经济学的最后这根刺拔掉了。[25]
1848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平淡无味的混合主义产生了。[26]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关于这一点，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国和英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因此，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3)。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
所以，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最初企图像他们在对付我以前的著作时曾经得逞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27]当这种策略已经不再适合当时形势的时候，他们就借口批评我的书，开了一些药方来“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但是他们在工人报刊上（例如约瑟夫·狄慈根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文章[28]）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至今还没有对这些对手作出答复。(4)
1872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资本论》的优秀的俄译本。初版3000册现在几乎已售卖一空。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使西欧读者在阅读他的这本出色的著作时感到惊异的，是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
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
例如，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29]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你们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关于形而上学的责备，季别尔教授指出：
“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共有的。”[30]
莫·布洛克先生在《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摘自1872年7月和8月《经济学家杂志》）一文中，发现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他说：
“马克思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
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31]彼得堡的《欧洲通报》在一篇专谈《资本论》的方法的文章（1872年5月号第427—436页）[32]中，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作者写道：
“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么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实在论者…… 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主义者。”
我回答这位作者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从他自己的批评中摘出几段话来，这几段话也会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读者感到兴趣。
这位作者先生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柏林版第4—7页[33]，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引一段话后说：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个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惟一重要的是，对两种事实进行尽量准确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对各种秩序的序列、对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顺序和联系进行同样准确的研究…… 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 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34]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35]，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36]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
卡尔·马克思
1873年1月24日于伦敦
(1) 第3版和第4版中是：毫无希望的。——编者注
(2) 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9页。[19]
(3) 关于穆勒的较详细的评述，见本卷第590—592页。——编者注
(4) 德国庸俗经济学的油嘴滑舌的空谈家，指责我的著作的文体和叙述方法。对于《资本论》文字上的缺点，我本人的评判比任何人都更为严厉。然而，为了使这些先生及其读者受益和愉快，我要在这里援引一篇英国的和一篇俄国的评论。同我的观点完全敌对的《星期六评论》在其关于德文第一版的短评中说道：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1872年4月20日的《圣彼得堡消息报》也说：“除了少数太专门的部分以外，叙述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明确，尽管研究对象的科学水平很高却非常生动。在这方面，作者……和大多数德国学者大不相同，这些学者……用含糊不清、枯燥无味的语言写书，以致普通人看了脑袋都要裂开。”但是，对现代德国民族自由党教授的著作的读者说来，要裂开的是和脑袋完全不同的东西。
[14] 《资本论》第1卷的法文版分9辑（44个分册）于1872年至1875年出版发行。1872年2月初，约·鲁瓦开始进行法文版的翻译工作。为此，自1871年12月底起，他从马克思那里收到德文第2版的手稿。1872年2月，马克思开始校订法译文；5月，他收到头几个印张。在这一年，马克思在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的同时，也忙于《资本论》的法文版。在他写作德文第2版的《跋》前，法文版第1辑问世，第2辑于1873年2月初出版。《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的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14、24、28。
[15] 普法战争是1870—1871年法国和普鲁士为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法国为阻止德国统一并夺取莱茵河左岸地区，于1870年7月19日对普鲁士宣战。战争过程中，法军接连败北。1870年9月2日拿破仑第三在色当投降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普军长驱直入占领大片法国领土后，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巴黎公社。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在普鲁士帮助下镇压了公社。1871年5月10日双方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普鲁士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及50亿法郎的赔款，通过普法战争，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15。
[16] 西·迈尔《维也纳的社会问题。一个“劳动给予者”著》1871年维也纳版。——15。
[17] 这篇跋中的开头四段文字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3版（1883年）和第4版（1890年）中被删掉了。——15。
[18] 官房学是16—18世纪德国有关行政、财政、经济和其他学科组成的统一的课程，是当时德国官僚候补人所必须通过的训练科目。许多欧洲国家的中世纪大学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大学曾讲授这门课程。——15。
[1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55页。——16。
[20]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ⅩⅣ笔记本第782—850a页，即《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中《（1）罗·托伦斯》、《（2）詹姆斯·穆勒》、《（3）论战著作》、《（4）麦克库洛赫》四节。——16。
[21]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ⅩⅣ笔记本第852—890页，即《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的无产阶级反对派》中《（1）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2）莱文斯顿》、《（3）霍吉斯金》三节以及第ⅩⅧ笔记本第1084—1086页。——16。
[22]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分别召开过几次会议。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17。
[23] 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17、327、778。
[24]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大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业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一直存在到1849年。——17。
[25] 指首相罗·皮尔在1842和1844年实行的财政改革。他废除或降低了所有的出口税以及对原料和半成品征收的关税。为了补偿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实施了收入税。后来在1853年，对原料和半成品征收的所有关税都取消了。——17。
[26] 关于以约·斯·穆勒为代表的混合主义的产生，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Ⅶ笔记本第318—331页和第Ⅷ笔记本第332—345页。——17。
[27] 马克思在这里首先是指他的1859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只有某些德国报纸发表了有关这一著作出版的简讯。——18。
[28] 指约·狄慈根的文章《评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汉堡版》，载于1868年《民主周报》第31、34、35和36号。1869—1876年该报以《人民国家报》的新名称出版。从1870年初至1872年底，《人民国家报》发表了狄慈根的下列文章：《国民经济学问题》（1870年第1、2、24、25和26号）；《社会民主的宗教》（1870年第65、66和67号，1871年第37、38、62和63号）；《致亨利希·冯·济贝耳的公开信》（1872年第31号）；《资产阶级社会》（1872年第75和77号）。——18。
[29] 指1867—1883年在巴黎出版的杂志《实证哲学。评论》。该杂志在1868年11—12月的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短评，作者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的信徒叶·瓦·德罗贝尔蒂。——19。
[30] 尼·季别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年基辅版第170页。
关于季别尔的这本书，马克思1872年12月12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曾谈到他很想看到它，1873年1月18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提到他收到了这本书。——19。
[31] 暗指尤·孚赫发表在《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柏林）1868年（第5年卷）第20卷第216页和欧·卡·杜林发表在《现代知识补充材料》（希尔德堡豪森）1867年第3卷第3册第182页上的有关《资本论》的短评。——20。
[32] 指伊·伊·考夫曼写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20。
[3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2—414页。——20。
[34] 马克思在1868年3月6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也说过他的辩证方法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22。
[35] 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路·毕希纳、弗·阿·朗格、欧·卡·杜林、古· 泰·费希纳等人。——22。
[36] 见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第ⅪⅩ页（《黑格尔全集》第6卷）。——22。
法文版序言和跋
致莫里斯·拉沙特尔公民
亲爱的公民：
您想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的译本，我很赞同。这本书这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考虑是最为重要的。
这是您的想法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
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亲爱的公民，请接受我对您的忠诚。
卡尔·马克思
1872年3月18日于伦敦
致读者
约·鲁瓦先生保证尽可能准确地、甚至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他非常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正由于他那样认真，我不得不对表述方法作些修改，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因为本书分册出版，这些修改是逐日作的，所以不能处处一样仔细，文体不免有不一致的地方。
在担负校正工作后，我就感到作为依据的原本（德文第二版）应当作一些修改，有些论述要简化，另一些要加以完善，一些补充的历史材料或统计材料要加进去，一些批判性评注要增加，等等。不管这个法文版本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
下面是我从德文第二版跋中摘引的几段，是有关政治经济学在德国的发展和本书运用的方法的。
卡尔·马克思
1875年4月28日于伦敦
第三版序言
马克思不幸已不能亲自进行这个第三版的付印准备工作。这位大思想家——现在，连反对他的人也拜服他的伟大了——已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
我失去了一个相交40年的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我应感谢他的地方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现在，不论出版这个第三版的任务，还是出版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第二卷[37]的任务，都落在我的身上了。在这里，我应该告诉读者，我是怎样履行前一项任务的。
马克思原想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写一下，把某些论点表达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由于他的病情和急于完成第二卷的定稿，他放弃了这一想法。他只作了一些最必要的修改，只把当时出版的法文版（“Le Capital”，par Karl Marx.Paris，，1873）中已有的增补收了进去。
在马克思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个德文本[38]，其中有些地方他作了修改，标明何处应参看法文版；同时还发现了一个法文本，其中准确地标出了所要采用的地方。这些修改和增补，除少数外，都属于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即资本的积累过程那一篇。旧版的这一篇原文比其他各篇更接近于初稿，而前面各篇都作过比较彻底的修改。因此，这一篇的文体更加生动活泼，更加一气呵成，但也更不讲究，夹杂英文语气，有不明确的地方；叙述过程中间或有不足之处，因为个别重要论点只是提了一下。
说到文体，马克思亲自彻底校订了许多章节，并且多次作过口头指示，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去取舍英文术语和英文语气。马克思一定还会修改那些增补的地方，并且用他自己精练的德语代替流畅的法语；而我只要把它们移译过来，尽量和原文协调一致，也就满足了。
因此，在这第三版中，凡是我不能确定作者自己是否会修改的地方，我一个字也没有改。我也没有想到把德国经济学家惯用的行话弄到《资本论》里面来。例如，这样一种费解的行话：把通过支付现金而让别人为自己劳动的人叫作劳动给予者，把为了工资而让别人取走自己的劳动的人叫作劳动受取者。[39]法文travail［劳动］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职业”的意思。但是，如果有个经济学家把资本家叫作donneur de travail［劳动给予者］，把工人叫作receveur de travail［劳动受取者］，法国人当然会把他看作疯子。
我也不能把原文中到处使用的英制货币和度量衡单位换算成新德制单位。在第一版出版时，德制度量衡种类之多，犹如一年的天数那样；此外，马克有两种（帝国马克当时还只存在于泽特贝尔的头脑中，这是他在30年代末发明的），古尔登有两种，塔勒至少有三种，其中一种以“新三分之二”[40]为单位。在自然科学上通用的是公制度量衡，在世界市场上通用的是英制度量衡。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部几乎完全要从英国的工业状况中取得实际例证的著作来说，采用英制计量单位是很自然的。最后这个理由直到今天还有决定意义，尤其因为世界市场上的有关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正是在那些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门——制铁业和棉纺织业，至今通用的还几乎完全是英制度量衡。
最后，我说几句关于马克思的不大为人们了解的引证方法。在单纯叙述和描写事实的地方，引文（例如引用英国蓝皮书）自然是作为简单的例证。而在引证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引证只是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这里考虑的只是，所提到的经济学见解在科学史上具有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至于这种见解从作者的观点来看是否还有绝对的或相对的意义，或者完全成为历史上的东西，那是毫无关系的。因此，这些引证只是从经济科学的历史中摘引下来作为正文的注解，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来确定经济理论中各个比较重要的成就。这种工作在这样一种科学上是很必要的，这种科学的历史著作家们一直只是以怀有偏见、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而著称。——现在我们也会明白，和第二版序言[41]中所说的情况一样，为什么马克思只是在极例外的场合才引证德国经济学家的言论。
第二卷可望在1884年出版。[4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3年11月7日于伦敦
[37] 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第二卷本来应该包括资本的流通过程（第2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3册），见本卷第13页。——28。
[38] 指马克思自己使用的一本《资本论》德文第2版。有关马克思在这本书上所作的改动的情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9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8卷《异文表》第854—945页。——28。
[39] “劳动给予者”和“劳动受取者”这些术语在1870—1882年之间，曾为阿· 埃·弗·谢夫莱、卡·施特拉斯布格尔、弗·比策、西·迈尔、亨·冯·济贝耳、路·布伦坦诺、阿·黑尔德、维·伯默特、哥尔茨男爵、阿·瓦格纳、麦·维尔特、约·普林斯-斯密斯和卡·瓦尔克所使用，在《1870年6月波恩工人问题大会记录》（1870年柏林版，编者为委员会秘书L·纳格尔）一书第1—3页中也得到了使用。这两个术语分别代替资本家和雇佣工人。1867年前，马克思在他遗留下来的《资本论》第1卷手稿《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脚注139中写道：“在目前德语中，资本家即受取劳动的物的人格化叫作Arbeitsgeber［劳动给予者］，而提供劳动的实际工人叫作Arbeitsnehmer［劳动受取者］。”——29。
[40] “新三分之二”是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在一些德意志公国中流通的一种银币，值三分之二塔勒。——29。
[41] 《资本论》德文第2版序言是作为跋发表的，见本卷第14—23页。关于怀有偏见、不学无术的著作家们，见本卷第22页。——30。
[42] 《资本论》第2卷于1885年7月出版，它只包括马克思原来计划中的第二册的一部分内容，即资本的流通过程部分（见本卷第13页）。——30。
英文版序言
关于《资本论》英译本的出版[43]，不需要作任何解释了。但是鉴于本书阐述的理论几年前就已经为英美两国的定期刊物和现代著作经常提到，被攻击或辩护，被解释或歪曲，倒是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英译本延迟到现在才出版。
1883年作者逝世后不久，我们就明显地感到这部著作确实需要一个英文版本，当时赛米尔·穆尔先生（马克思和本文作者多年的朋友，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熟悉这部著作）同意担任马克思的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迫切希望出版的英译本的翻译工作。我们商定，由我对照原文校订译稿，并且在我认为适当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但是不久，我们看到，穆尔先生本身的业务使他不能如我们大家所期待的那样很快完成翻译工作，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艾威林博士的建议，由他担任一部分翻译工作。同时，马克思的小女儿艾威林夫人建议，由她核对引文，把引自英国作者和蓝皮书并由马克思译成德文的许多文句恢复成原文。除了少数无法避免的例外，她全部完成了这项工作。
本书下述各部分是艾威林博士翻译的：1.第十章（工作日）和第十一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2.第六篇（工资，包括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二章）；3.第二十四章第四节（决定积累量的情况）至本书结尾，包括第二十四章最后一部分，第二十五章和第八篇全部（第二十六章至第三十三章）；4.作者的两篇序言。[44]其余部分全是穆尔先生翻译的。因此，译者只对各自的译文负责，而我对整个工作负全部责任。
我们全部译文所依据的德文第三版，是我在1883年利用作者遗留的笔记整理的，笔记注明第二版的哪些地方应当改成1873年法文版中被标出的文句。(1)第二版原文中这样修改的地方，和马克思曾经为一个英译本（大约10年前在美国有人打算出版的一个英译本，但主要由于没有十分合适的译者而作罢）所写的许多书面指示[45]中提出需要修改的地方大体相同。这份手稿是由我们的老朋友，新泽西州霍博肯的弗·阿·左尔格提供给我们的。手稿指出，还有一些地方应该按照法文版进行补充；但是因为这份手稿是早在马克思对第三版作最后指示的前几年写的，所以我不敢随便利用它，除非在个别情况下，并且主要是在它有助于我们解决某些疑难问题的情况下才加以利用。而大多数有疑难问题的句子，我们也参考了法文本，因为它指出了，原文中某些有意义而在翻译中不得不舍弃的地方，作者自己也是打算舍弃的。
可是，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20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完全知道，利润和地租都不过是工人必须向自己雇主提供的产品中无酬部分（雇主是这部分产品的第一个占有者，但不是它的最后的惟一的所有者）的一部分、一份，但即使这样，它也从来没有超出通常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概念，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就其总和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过，因此，也从来没有对它的起源和性质，对制约着它的价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规律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同样，一切产业，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制造业（manufacture）这个术语中，这样，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本质不同的时期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
关于作者的引证方法，不妨说几句。在大多数场合，也和往常一样，引文是用作证实文中提出的论断的文献上的证据。但在不少场合，引证经济学著作家的文句是为了表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某一观点。只要引用的论点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条件，马克思就加以引证，而不管这种论点是否为马克思所承认，或者，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因此，这些引证是从科学史上摘引下来并作为注解以充实正文的。
我们这个译本只包括这部著作的第一册。但这第一册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整体，并且20年来一直被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1885年我用德文出版的第二册，由于没有第三册，显然是不完全的，而第三册在1887年年底以前不能出版。到第三册德文原稿刊行时，再考虑准备第二、三两册的英文版也为时不晚[46]。
《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47]。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而在英国，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在目前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个运动在“有教养者”队伍中的传播，不亚于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传播。但这并不是一切。彻底研究英国的经济状况成为国民的迫切需要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这个国家的工业体系的运转，——没有生产的从而没有市场的经常而迅速的扩大，这种运转就不可能进行，——已趋于停滞。自由贸易已经无计可施了；甚至曼彻斯特对自己这个昔日的经济福音也发生了怀疑。(2)迅速发展的外国工业，到处直接威胁着英国的生产，不仅在受关税保护的市场上，而且在中立市场上，甚至在英吉利海峡的此岸都是这样。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1825年至1867年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来确实已经结束，但这只是使我们陷入持续的和慢性的萧条的绝望泥潭。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临；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而每一个冬天的来临都重新提出这一重大问题：“怎样对待失业者”；虽然失业人数年复一年地增加，却没有人解答这个问题；失业者再也忍受不下去，而要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几乎指日可待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惟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于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6年11月5日
(1) 《资本论》，卡尔·马克思著，约·鲁瓦译，全文由作者校阅，由拉沙特尔在巴黎出版。这个译本，特别是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对德文第2版作了相当多的修改和补充。
(2)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曼彻斯特商会季度会议上，对自由贸易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会上曾提出决议案：“鉴于我们徒然等了40年时间，尚未见到其他国家效法英国的自由贸易，本商会认为，现在已到了重新考虑自己立场的时候。”决议案仅以一票之差被否决，即21票赞成，22票反对。——1886年11月1日《旗帜晚报》。
[43] 《资本论》第1卷的英文版由赛·穆尔和爱·艾威林根据德文第3版翻译、经恩格斯审校定稿。它于1887年初分两册由英国出版商威·斯·桑南夏恩在伦敦出版。——31。
[44] 《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各章的编号同德文版不一致。——32。
[45] 指马克思的《为〈资本论〉第1卷美国版所作的修改意见》。这是马克思为当时准备在美国出版英文版时写的。他把这一手稿寄给弗·阿·左尔格。但出书计划没有实现。左尔格在得悉恩格斯正在校订第1卷英译文后，把这一手稿寄给了恩格斯。这一手稿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9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8卷第25—36页。——32。
[46] 恩格斯生前没有能实现出版《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英文版的愿望。——34。
[47] “工人阶级的圣经”见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8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227页，其中写道：“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把《资本论》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梅林在这里指的是贝克尔的一篇文章（1868年《先驱》杂志第8期）中的一段话：“现在我们终于开始刊登提到过的著作的摘要，鼓励有抱负的人物，特别是所有的工人联合会购买这部社会主义的圣经，这部新福音书全书。”梅林《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历史探索》（1877年马格德堡版）第70页上也有类似的话：“大约在同一时间，马克思在汉堡的迈斯纳那里出版了他的巨著的第1卷，也是迄今惟一的一卷：《资本论》，共产主义的圣经”。——34。
第四版序言
第四版要求我尽可能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确定下来。我是怎样实现这一要求的，可以简单说明如下：
根据再一次对照法文版和根据马克思亲手写的笔记[48]，我又把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补充到德文原文中去。这些补充是在第80页（第3版第88页）、第458—460页（第3版第509—510页）、第547—551页（第3版第600页）、第591—593页（第3版第644页）和第596页（第3版第648页）注79。(1)此外，我还按照法文版和英文版把一个很长的关于矿工的注解（第3版第509—515页）移入正文（第4版第461—467页）(2)。其他一些小改动都是纯技术性的。
其次，我还补加了一些说明性的注释，特别是在那些由于历史情况的改变看来需要加注的地方。所有这些补加的注释都括在四角括号里，并且注有我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或“D.H.”。(3)
在此期间出版英文版时，许多引文作过全面的校订，这是很必要的。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不辞劳苦，对所有引文的原文都进行了核对，使占引文绝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转译，而是采用原来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须参考这个恢复了原文的版本。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页码弄错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笔记本上转抄时抄错了，一部分是由于前三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错误）；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错了位置（从摘录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错是不可避免的）；还有某些引文在翻译时用字不很恰当。有一些引文是根据马克思1843—1845年在巴黎记的旧笔记本抄录的，当时马克思还不懂英语，他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是读的法译本；那些经过两次转译的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如引自斯图亚特、尤尔等人著作的话就是如此。这些地方我现在用的都是英文原文。其他一些细小的不确切和疏忽的地方也都改正了。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对照一下，读者就会看出，所有这些细微的改正，并没有使本书的内容有丝毫值得一提的改变。只有一段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就是理查·琼斯的一段话（第4版第562页注47(4)）；马克思大概把书名写错了[49]。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甚至以其现在的确切形式而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不过，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因为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50]
1872年3月7日，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柏林《协和》杂志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5)的文章，标题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义愤填膺、粗暴无礼地指责马克思歪曲了从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引用的一句话（这句话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引用了，并且在《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617页即第3版第670—671页(6)上再次引用了）。这句话就是：“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在《汉萨德》的（准官方的）速记记录中根本没有马克思引的这句话。“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接着是黑体字〉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马克思在5月接到了这一期《协和》杂志，他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回答了这个匿名作者(7)。因为当时他已记不起这一句话是引自哪一家报纸的报道，所以只得从两种英文出版物中举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这句话，接着他引用了《泰晤士报》的报道。根据这一报道，格莱斯顿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可见，格莱斯顿在这里是说，如果事实如此，他将感到悲痛，而事实确实是：实力和财富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至于准官方的《汉萨德》，马克思接着说道：“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51]。”
这个匿名作者越来越恼怒了。他在自己的答复（7月4日《协和》杂志）中，抛开了第二手的材料，羞羞答答地暗示，按“惯例”只能根据速记记录引用议会演说；但接着他硬说，《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有这句“增添”的话）和《汉萨德》的报道（其中没有这句话）“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还说什么《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然而这位先生却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所谓“正好相反”的意思外，这篇报道显然还恰恰包含有那个“声名狼藉的地方”。尽管如此，匿名作者自己也感到难于招架，只有玩弄新的花招才能自拔。他在自己那篇像上面所证明的通篇“无耻地撒谎”的文章中，塞满了极其难听的骂人话，什么“恶意”，“不诚实”，“捏造的材料”，“那个捏造的引文”，“无耻地撒谎”，“完全是伪造的引文”，“这种伪造”，“简直无耻”，等等。同时他又觉得有必要使争论的问题转向另一个方面，并预告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明，我们〈即这个“不会捏造的”匿名作者〉认为格莱斯顿的话包含什么意思”。好像他那无关紧要的见解还有点意义似的！这另一篇文章在7月11日的《协和》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马克思在8月7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又作了一次答辩(8)，这次还引用了1863年4月17日的《晨星报》和《晨报》的有关的地方。根据这两家报纸的报道，格莱斯顿说，他会怀着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而这种增长确实仅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可见，这两种报道也都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所谓马克思“增添”的那句话。马克思接着把《泰晤士报》的字句同《汉萨德》的字句加以对比后再一次断定，第二天早上出版的三种互不相干的报纸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的报道，证明这句话确实是说过的，而这句话在根据某种众所周知的“惯例”审查过的《汉萨德》中却没有，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格莱斯顿“事后隐瞒了”。马克思最后声明，他没有时间再同匿名作者争辩，而匿名作者好像也觉得够了，至少马克思以后再没有收到《协和》杂志。
这件事看来就此终结而被人遗忘了。诚然后来有一两次从一些同剑桥大学有来往的人那里传来一些神秘的谣言，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犯了写作上的大罪，但无论怎样仔细追究，都得不到任何确实的结果。可是，1883年11月29日，即马克思逝世后8个月，《泰晤士报》上登载了一封剑桥三一学院的来信，署名是塞德利·泰勒。这个搞最温和的合作运动的小人物在来信中完全出乎意外地使我们终于不仅弄清了剑桥的谣言，而且也弄清了《协和》杂志上的那个匿名作者。
这个三一学院的小人物写道：
“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雷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揭露了在国际〈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恶意。卡尔·马克思先生……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布伦坦诺先生在《协和》杂志上发动的匿名攻击，在剑桥生产合作社的幻想中是多么辉煌！你看，这个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圣乔治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52]，进行“巧妙的攻击”，而恶龙马克思“很快被打垮”，倒在他的脚下，“在垂死的挣扎中”断了气！
但这种阿里欧斯托式的全部战斗描写，只是为了掩盖我们这位圣乔治(9)的诡计。他在这里再也不提什么“增添”，什么“伪造”，而只是说“狡猾的断章取义”了。整个问题完全转向另一个方面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圣乔治和他的剑桥的卫士(10)当然非常清楚。
爱琳娜·马克思在《今日》月刊（1884年2月）上对泰勒作了答辩——因为《泰晤士报》拒绝刊登她的文章。她首先把辩论仅仅归结到原先所涉及的这一点上：是不是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塞德利·泰勒先生回答说，在他看来，在马克思和布伦坦诺之间的争论中，
“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这句话完全是次要问题，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意图是要传达格莱斯顿的意思，还是要歪曲他的意思”。
接着，他承认说，《泰晤士报》的报道“的确包含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整个上下文如果正确地加以解释，也就是照自由主义的格莱斯顿的意思加以解释，正好表明了格莱斯顿所想说的那个意思（1884年3月《今日》月刊）。这里最可笑的是，虽然照匿名的布伦坦诺所说，按“惯例”应当从《汉萨德》引证，《泰晤士报》的报道“必然很粗糙”，但我们这个剑桥的小人物却固执地不从《汉萨德》引证，而从《泰晤士报》引证。当然，《汉萨德》上根本没有这句倒霉的话！
爱琳娜·马克思没有费很大力气就在同一期《今日》月刊上驳倒了这个论据。要么泰勒先生读过1872年的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现在就是在“撒谎”，他的撒谎表现在：他不但“增添”了原来没有的东西，而且“否定”了原来已有的东西。要么他没有读过这些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就无权开口。无论如何，他肯定再也不敢支持他的朋友布伦坦诺控告马克思“增添”引文了。相反，现在他不是说马克思“增添”，而是说马克思删掉了一句重要的话。其实这句话被引用在成立宣言的第5页上，只在这句所谓“增添”的话上面几行。至于格莱斯顿演说中包含的“矛盾”，那么，恰好正是马克思指出了（《资本论》第618页注105(11)，即第3版第672页）“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不过，他不像塞德利·泰勒那样企图把这些矛盾溶化在自由主义的温情之中。爱·马克思在答辩的结尾说：“事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从此以后，连塞德利·泰勒先生也觉得够了。这帮大学教授们所策划的在两大国持续20年之久的整个这场行动，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而且可以设想，正如布伦坦诺先生不会再相信《汉萨德》教皇般永无谬误那样，塞德利·泰勒先生今后也不会再相信布伦坦诺先生的文坛战报了。
弗·恩格斯
1890年6月25日于伦敦
(1) 见本卷第138、567—569、674—678、722—724、728页。——编者注
(2) 见本卷第569—576页。——编者注
(3) “D.H.”是德语“der Herausgeber”（即“编者”）的头两个字母，在本卷中一律改为弗·恩·，并用六角括号〔〕括起来。——编者注
(4) 见本卷第690页。——编者注
(5) 即路·布伦坦诺。——编者注
(6) 见本卷第751页。——编者注
(7) 指《答布伦坦诺的文章》。——编者注
(8) 《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编者注
(9) 指路·布伦坦诺。——编者注
(10) 指塞·泰勒。——编者注
(11) 见本卷第752页。——编者注
[48] 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修改意见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9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8卷第5—24页。——36。
[49] 马克思没有把书名写错，而是把页码写错了。——37、690。
[50] 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一再诽谤马克思故意捏造威·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演说的引文。为了揭露这种诽谤，恩格斯专门写了《布伦坦诺攻击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这一著作于1891年在汉堡出版。——37。
[51] “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指下面这件事。在1871年11月8日帝国国会会议上，资产阶级议员、民族自由党人拉斯克尔在反对倍倍尔的辩论中声明说，如果德国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员的样子，那么“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们就要用棍棒打死他们”。但这句话没有公布出来。在速记记录中“用棍棒打死他们”已被改为“用自己的权力压服他们”。倍倍尔揭穿了这种伪造手法。拉斯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了嘲笑的对象。拉斯克尔由于身材矮小，就得到了一个讽刺性的诨名“小拉斯克尔”。——41。
[52] 恩格斯套用了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2幕第4场中的一句话。剧中人吹牛家、胆小鬼福斯泰夫在吹嘘他一个人怎样用剑击败敌人时说：“我就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43。
这是第一篇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