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个命题，而且是最重要的命题，就是矛盾的排除。矛盾的东西是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只能归属于思想组合，而不能归属于现实。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或者换句话说，真实地产生的矛盾甚至是背理的顶点……按相反方向互相抗衡的力的对抗，甚至是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但是，诸要素和诸个体的力的方向的这种抗衡，和矛盾荒谬性的思想是远远不相符合的……在这里我们能感到满意的是：通常从所谓的逻辑的神秘中升起的迷雾，被真实矛盾的真正荒谬性的清晰景象驱散了；各处对于矛盾辩证法这个木偶——用来代替对抗的世界模式论的和雕刻得极其粗糙的木偶——的焚香顶礼，被证明是无益的了。”
这差不多就是《哲学教程》中关于辩证法所说的一切。但是在《批判史》中，矛盾辩证法，特别是和它一起的黑格尔，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
“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或确切些说，按照逻各斯学说，矛盾的东西决不是在按本性来说只能被看做主观的和自觉的思维中存在着，而是在事物和过程本身中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这样，背理就不再是不可想象的思想组合，而是成为一种实际的力量。荒谬东西的现实性，是黑格尔关于逻辑和非逻辑统一的第一项信条……愈矛盾就愈真实，或者换句话说，愈荒谬就愈可信，这种并非新发现的、而是从天启神学和神秘主义中抄来的箴言，是所谓辩证原则的赤裸裸的表现。”
上面所引两段话的思想内容可以归结为一个命题：矛盾＝背理，因而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对于在其他方面相当有常识的人来说，这个命题也许象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这一命题一样，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微分学不顾常识的一切抗议，竟使直线和曲线在一定条件下相等，并由此达到那坚持直线和曲线等同是背理的常识所永远不能达到的成果。由于所谓矛盾辩证法在从古代希腊人起直到目前为止的哲学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甚至比杜林先生更强的反对者，在反对矛盾辩证法时，也必须提出别的论据，而不能只凭单纯的断言和许多的谩骂。
当我们把事物看做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我们在这里看到某些特性，这些特性，一部分是共同的，一部分是相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分布在不同事物之中的，所以它们内部并不包含任何矛盾。如果限于这样的考察范围，我们用通常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就行了。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在事物和过程本身中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矛盾。但是杜林先生对此怎么说呢？他断言：
无论如何，直到现在“在合理的力学中没有从严格的静到动的桥”。
现在读者终于看到，隐藏在杜林先生的这个惯用语后面的究竟是什么，这不是别的，正是：形而上学地思维的悟性绝对不能从静止的思想转到运动的思想，因为上述的矛盾在这里挡着他的路。对他来说，运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为运动是矛盾。而他既断言运动是不可理解的，他本人就违反自己的意志而承认了这种矛盾的存在，因而就是承认：有一种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的矛盾，而且这是一种实际的力量。
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注：见本卷第89页。——编者注］，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 就停止，死亡就到来。同样，我们已经看到［注：见本卷第40、95页。——编者注］，在思维的领域中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身上的实际存在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
我们已经提到，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
但是连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例如，Ａ的根应当是Ａ的幂，这就是矛盾，可是毕竟A1/2＝。负数应当是某数的平方，这也是矛盾，因为任何一个负数自乘就得出正的平方。因此，－1的平方根不仅是矛盾，而且甚至是荒谬的矛盾，是真正的背理。可是在许多情况下毕竟是正确的数学运算的必然结果；不仅如此，如果不准用来运算，那末数学，无论是初等数学或高等数学，将怎么办呢？
数学本身由于研究变数而进入辩证法的领域，而且很明显，正是辩证哲学家笛卡儿使数学有了这种进步。辩证思维对形而上学思维的关系，和变数数学对常数数学的关系是一样的。这丝毫不妨碍大多数数学家只在数学领域中承认辩证法，也不妨碍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完全按照旧的有局限性的形而上学方式去进一步运用通过辩证道路所得到的方法。
要对杜林先生的力的对抗和他的对抗的世界模式论作比较详细的分析，只有在他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只对我们说空话，而是提供点别的东西的时候才有可能。可是他在说了一阵空话之后，无论在世界模式论中，或是在自然哲学中，一次也没有向我们表明这种对抗是在起作用的，这就再好没有地供认了：杜林先生根本不能用这种“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得出任何肯定的东西来。既然黑格尔的“本质论”事实上已被降低为关于按照相反方向运动而不是在矛盾中运动的力的陈词滥调，那末确实最好是避免对这套老生常谈作任何运用。
马克思的《资本论》给了杜林先生发泄他的反辩证法怒气以新的口实。
“缺乏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逻辑，这是辩证法的混乱交织和观念的阿拉伯式花纹的特点……人们对于已经存在的那一部分不得不应用这样一个原则：就某方面说，甚至全然〈！〉根据大家知道的哲学偏见，一切可以在每一个东西中寻找，而每一个东西可以在一切中寻找；按照这种混乱而错误的观念，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
杜林先生的这种对大家知道的哲学偏见的理解，还使他能够满有把握地预言马克思的经济学哲理的“结局”是什么，也就是预言《资本论》往后几卷的内容是什么，这是在他作了下述声明之后正好过了七行讲的，这个声明是：
“可是用人类的和德国的语言来说，在〈往后的〉[76]两卷中究竟还应当包含些什么，实在是看不透的。”
此外，杜林先生的著作向我们表明它们属于具有“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矛盾的东西”的“事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得意洋洋地继续说下去：
“但是健康的逻辑可望战胜它的讽刺画……妄自尊大和辩证法的神秘杂货摊决不能诱惑任何一个稍微还有点正常判断的人去和这种不成体统的思想和文体……打交道。随着辩证法蠢见的最后残余的消失，这种欺骗手段……也将丧失其欺诈的影响，谁也不再认为必须自寻烦恼，而到混乱事物的清洗过的核心已暴露出即使不是老生常谈，至多也只是平庸理论的特点的地方，去探索某种深奥的智慧……不侮辱健康的逻辑，就完全没有可能根据逻各斯学说的准则复制〈马克思的〉交织。”马克思的方法在于“为自己的信徒创造辩证法的奇迹”，如此等等。
我们在这里还根本不去讨论马克思的研究中的经济学成果正确或不正确的问题，而只谈谈马克思所运用的辩证方法。但是肯定无疑的是：《资本论》的大多数读者只是在现在靠了杜林先生才知道他们究竟读了些什么。在这些读者当中也有杜林先生自己，他在1867年（《补充材料》第3卷第3期）还能够作出对他那类思想家来说算是比较合理的该书的内容提要[77]，还不急需一开头就把马克思的论述翻译成杜林的东西，而现在他声明非这样做不可了。虽然那时他已经犯了错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等同起来，但是他毕竟还没有完全丧失把方法和通过方法所获得的成果区别开来的能力，还能理解：笼统地诋毁方法并不等于把成果——驳倒。
无论如何，最令人吃惊的是杜林先生宣布：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这样，对马克思来说，例如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都是一个东西”，而最后连马克思和杜林先生也“都是一个东西”。要说明怎么能做出这样简单的蠢事，只能设想：仅仅“辩证法”这个字眼就已经使杜林先生陷入一种神经错乱而无能负责的状态，以致对他来说，由于某种错误的和混乱的观念，无论他说的和做的是什么，归根到底“都是一个东西”。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杜林先生称之为
“我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或者也称为“总括方法”的样品，“这一总括方法考虑到类和型，并且完全不同意通过细枝末节的揭露来礼遇被休谟称为学界宵小的那类货色；只有这种具有崇高而尊贵的风格的方法，才和完全真理的利益相符合，才和对摆脱了行会的公众所承担的义务相符合”。
这种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和这种考虑到类和型的总括方法，对杜林先生实在是很方便的，因为这样他可以把一切确定的事实当做细枝末节忽略过去，使它们等于零，并且可以不去证明什么而只用一般的空话来作出论断和简单地加以斥责。此外，这种历史记述还有一个优点，这就是它不给对方以任何实际的立足点，因而使对方几乎没有任何别的可能来作答，只有同样以伟大风格和总括方法来作出论断，絮述一般的空话，并且最后也把杜林先生斥责一通，一句话，正如人们所说的，一报还一报，可是这不是合乎每个人的口味的。我们应当感谢杜林先生，因为他破例地丢掉崇高而尊贵的风格，给我们至少举出两个有关马克思的不可饶恕的逻各斯学说的例子。
“例如，由于引证黑格尔关于量转变为质这个混乱的模糊观念，所以预付款项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单单由于这种量的增加而成为资本，——这显得多么滑稽！”
这一思想在这种经杜林先生“清洗过的”叙述中确实是显得相当离奇。因此，让我们来看看马克思的原文是怎么说的。在第313页上（《资本论》第2版），马克思从前面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关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78]他举例说，假定在某个劳动部门里，工人为自己，就是说为生产自己的工资的价值，每天工作八小时，而其余的四小时则为资本家，为生产直接流入资本家腰包的剩余价值而劳动。这样，一个人要使每天装入腰包的剩余价值足以使他象他的一个工人一样地生活，他就必须拥有使他能够供应两个工人以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的那种价值额。而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单纯维持生活，而是增殖财富，所以我们那位有两个工人的人始终还不是资本家。因此，他要使自己的生活比普通工人好一倍，并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成为资本，他就必须有雇佣八个工人的能力，就是说，拥有四倍于上述价值额的价值额。只是在作了这些说明以后，马克思才指出：“在这里，也象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79]而且还进一步阐明和论证了下述事实：不是任何一个微小的价值额都足以转化为资本，而是每一发展时期和每一工业部门为实现这一转化都有自己的一定的最低限额。
现在让大家来赞赏崇高而尊贵的风格吧，杜林先生就是靠这一风格把那种同马克思实际所说的相反的话强加给马克思的。马克思说：只有当价值额达到虽然因条件不同而各异但在每一个别场合都是一定的最低限量时，它才能转化为资本——这一事实是黑格尔规律的正确性的证明。杜林先生却硬要马克思这样说：因为根据黑格尔的规律，量转变为质，“所以预付款项达到一定的界限时就……变为资本”。可见这恰好相反。
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和“对摆脱了行会的公众所承担的义务”作错误引证的习惯，我们已经在杜林先生对达尔文学说的评论中领教过了。这种习惯愈来愈表明它是现实哲学的内在必然性，而且的确是非常“总括的方法”。更不用说的是：杜林先生进一步硬说马克思讲的是任何一种“预付”，其实这里指的仅仅是用于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上面的预付；而杜林先生就这样硬让马克思说纯粹的胡话。然后他再厚着脸皮把他自己编造的胡话叫作滑稽！他制造了虚幻的达尔文，以便在后者身上证实自己的力量，在这里，他同样地制造了虚幻的马克思。真是“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
在上面说到世界模式论时，我们已经看到［注：见本卷第49—50页。——编者注］，由于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在量变的一定点上骤然发生质变，——杜林先生遭到了小小的不幸：他在意志薄弱的时刻自己承认而且运用了度量关系的关节线。我们在那里举出了一个极著名的例子——水的聚集状态变化的例子，水在标准压力下，在摄氏零度时从液态转变为固态，在摄氏一百度时从液态转变为气态，可见，在这两个转折点上，仅仅是温度的单纯的量变就可以引起水的状态的质变。
我们还可以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举出几百个这样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规律。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领域内，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因此，这些情况，用杜林先生非常痛恨的话来说，就是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例如这样的事实：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溶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80]
此外，马克思还在被杜林先生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而正好颠倒了的那个地方作了如下的注释：“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罗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论，正是以这个规律作基础的。”[81]可是这对杜林先生有什么关系呢？他反正知道：
“正是在半科学和某种贫乏哲理为了扮成博学的样子而凑成一套可怜的装备的地方，例如在马克思先生和他的对手拉萨尔那里，缺乏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
可是在杜林先生那里，是以“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精确理解的主要成就”等等为基础的。这究竟怎样，我们已经见识过了。但是为了使其他人也能作出判断，我们想更详细地考察一下马克思的注释中所举的例子。
这里所说的是碳化物的同系列，其中很多已为大家所知道，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代数组成式。如果我们按化学上的通例，用C表示碳原子，用H表示氢原子，用O表示氧原子，用ｎ表示每一个化合物中所包含的碳原子的数目，那末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系列中某几个系列的分子式表示如下：
CｎH2ｎ＋2 ——正烷属烃系列
CｎH2ｎ＋2O——伯醇系列
CｎH2ｎO2 ——元脂肪酸系列
如果我们以最后一个系列为例，并依次假定ｎ＝1，ｎ＝2，ｎ＝3等等，那末我们就得到下述的结果（除去同分异构体）：
CH2O2——甲酸——沸点 100° 熔点 1°
C2H4O2——乙酸——沸点 118° 熔点 17°
C3H6O2——丙酸——沸点 140° 熔点 —
C4H8O2——丁酸——沸点 162° 熔点 —
C5H10O2——戊酸——沸点 175° 熔点 —
等等，一直到C30H60O2三十烷酸，它到80°才熔解，而且根本没有沸点，因为它要是不分解，就根本不能气化。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了由于元素的单纯的数量增加——而且总是按同一比例——而形成的一系列在质上不同的物体。这最纯粹地表现在化合物的一切元素都按同一比例改变它的量的地方，例如在正烷属烃CｎH2ｎ＋2中：最低的是甲烷CH4，是气体；已知的最高的是十六烷，C16H34是一种形成无色结晶的固体，在21°熔融，在278°才沸腾。在两个系列中，每一个新的项都是由于把CH2，即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加进前一项的分子式而形成的，分子式的这种量的变化，每一次都引起一个质上不同的物体的形成。
但是，这几个系列仅仅是特别明显的例子；在化学中，差不多在任何地方，例如在氮的各种氧化物中，在磷或硫的各种含氧酸中，都可以看到“量转变为质”，看到黑格尔的这个所谓混乱的模糊观念在事物和过程中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此外，除了杜林先生，谁也不感到混乱和模糊。既然是马克思第一个促使人们注意到这一点，既然杜林先生读了这个提示，甚至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否则，他肯定不会这样不加惩罚地放过这种空前未闻的罪行），那末这就足以使人们甚至不用回顾赫赫有名的杜林的自然哲学而完全弄清楚：究竟是谁缺乏“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是马克思还是杜林先生，是谁不知道“化学的……主要成就”。
在结束时，我们还想为量转变为质找一个证人，这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描写过骑术不精但有纪律的法国骑兵和当时无疑地最善于单个格斗但没有纪律的骑兵——马木留克兵之间的战斗，他写道：
“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82]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要使交换价值额能转变为资本，就必须有虽然是变化着的、然而是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交换价值额，同样，在拿破仑看来，要使存在于密集队形和有计划行动中的纪律的力量显示出来，而且要使这种力量甚至胜过马匹较好、骑术和剑法较精、勇敢至少相等而人数较多的非正规骑兵，就必须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骑兵的数量。但是这能向杜林先生证明什么呢？拿破仑在同欧洲的斗争中没有惨败过吗？他没有遭到一个接一个的失败吗？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混乱的模糊观念引用于骑兵战术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