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
我在优越的生活环境里，付出五年连续不断的辛勤劳动的作品即将问世之际，想在本书的序言中谈谈我对它的看法，以此对读者可能产生的困惑预先作些说明。我希望，读者不要在我的书中碰到或寻找我不愿或不善于表达的东西，而恰恰要把注意集中于我想表达，却认为不便细说（限于作品的条件）的地方。我的时间和才能有限，不允许我把一切都表达得如我所愿地完美，承蒙这本专门杂志的好意，我可以在这里哪怕简略地对可能感兴趣的读者谈谈作者对自己的作品的看法。
一、《战争与和平》是什么？它不是长篇小说，更不是长诗，更不是历史纪实。《战争与和平》是作者希望也能够通过一种形式来表达的东西，它现在借以表达的就是这种形式。作者的这种忽视散文艺术作品的约定俗成的形式的声明也许显得过于自负，如果这是有意为之而又没有先例的话。俄罗斯文学史从普希金时代起，不仅提供了这种有悖于欧洲形式的许多先例，而且连一个相反的例子也没有。从果戈理的《死农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在俄罗斯文学的新时期没有一部散文艺术作品——只要略微超脱平庸——能完全纳入长篇小说、长诗或中篇小说的形式。
二、本书第一部发表后，有些读者曾向我表示，在我的作品中时代特征表现得不够鲜明。对于这种责备，我有如下异议。我知道，在我的这部长篇小说里找不到的那种时代特征是什么——那就是农奴制的恐怖，将妻子禁闭在家里，用鞭子抽打成年的儿子，萨尔蒂科娃现象等等；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的那个时代的特征，我认为是不真实的，因而不想表现它。在研究信件、日记和传说时，我发现所有那些令人胆寒的暴行都无过于我现在或在任何时候所发现的。在那个时代也有爱情、忌妒、对真理的追求、德行以及对情欲的贪恋；也有深奥的精神生活，在上层社会有时甚至表现得比现在更为雅致。如果说在我们的印象中形成了一种看法，认为那个时代的特征就是专横和暴力，那么这只是因为在传说、笔记和中长篇小说中流传下来的都是暴力和蛮横的突出事例。下结论说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蛮横，这是不对的，正如一个人隔着山冈只看见树梢，便下结论说，那个地方除了树木便一无所有。那个时代的特征（也和任何时代的特征一样）来源于上层和其他阶层比较疏远、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教育的特点和使用法语的习惯等等。这个特征我是竭尽所能地加以表现的。
三、俄国作品中使用法语的问题。为什么在我的作品里不仅俄国人，而且法国人也部分地说俄语，部分地说法语？责备俄国作品里的人物用法语说话和写作，这就像一个人在看一幅画，责备画上有现实中不存在的黑斑（暗影）。某些人以为画家在画面上所画的暗影是现实中所没有的黑斑，这不是画家的错。如果暗影画得草率、粗糙，那才是画家的错。我研究本世纪初的那个时代，在描写一定阶层的俄国人以及拿破仑和如此直接地卷入当时的生活的法国人时，不免过于迷恋法国人思维方式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不否认我画的暗影或许草率、粗糙，不过，我但愿那些觉得拿破仑时而说俄语，时而说法语很可笑的人知道，他觉得可笑，只是因为他们就像那个看画像的人，眼里看到的不是有明暗对比的相貌，而是鼻子底下的黑斑。
四、人物的姓氏鲍尔康斯基、德鲁别茨科伊、比利宾、库拉金等与俄国某些名门的姓氏很相似。把非历史人物和某些历史人物放在一起，让拉斯托普钦伯爵同普龙斯基公爵、斯特列利斯基或其他虚构的双姓或单姓的公爵或伯爵谈话，我听起来觉得很别扭。鲍尔康斯基或德鲁别茨科伊虽然并不是沃尔康斯基或特鲁别茨科伊，但在俄国贵族的圈子里听起来比较熟悉和顺耳。我无法给所有的人物都杜撰一个像别祖希和罗斯托夫这样听起来不觉得虚假的姓氏，为了绕开这个难题，只能采用一些听惯了的俄罗斯姓氏，再改动其中的一两个字母。如果因为虚构的姓氏和真实的姓氏相似而引起误解，以为我要描写某个真实的人，我会感到非常遗憾；尤其是因为那种描写现在或过去的真人真事的文学活动和我所从事的文学活动毫无共同之处。
玛·德·阿夫罗西莫娃和杰尼索夫是仅有的两个人物，我偶然不假思索地给他们取的姓名很接近于当时社交界的两位很有代表性的可爱的真实人物。这是我的一个错误，起因是这两位真实人物特别有代表性；不过我在这方面的错误仅限于写了这两个人物；读者想必会同意，他们的故事纯属虚构。所有其余的人物都是杜撰的，甚至没有传说或现实中的固定原型。
五、我对历史人物的描写与历史学家的叙述的差别问题。差别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历史学家和艺术家对某个历史时代的描述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对象。如果历史学家试图表现历史人物的完整性，表现他和生活各方面的全部复杂关系，那是不对的，如果艺术家总是想表现人物的历史意义，也就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库图佐夫并不总是骑白马，手拿望远镜指着敌人。拉斯托普钦并不总是手持火炬纵火焚烧沃罗诺沃村的房子（他甚至从未这样做过），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皇太后也并不总是身披银鼠皮斗篷站在那里手按法典；而他们在民众的想象中就是这样。
在历史学家的心目中，就人物在促进某个目标的实现而言，是英雄；在艺术家的心目中，就这个人物对生活各方面的适应而言，不可能也不应当是英雄，而应当是普通人。
历史学家有时不得不歪曲真相，把历史人物的一切行动都纳入他强加于这个人物的某种理念。艺术家则相反，认为这种理念的单一性本身就与自己的任务相矛盾，他竭力要理解并表现的不是活动家，而是人。
在对事件本身的描述中差别更为明显，也更为重要。
历史学家着眼于事件的结果，艺术家着眼于事件中的事实本身。历史学家在描述战役时说：某部左翼向某个村庄进攻，打退了敌人，但被迫撤退；于是发起冲锋的骑兵击溃了，等等。历史学家不可能不这样写。然而对艺术家来说，这些话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没有触及事件本身。艺术家根据自己的经验或根据信件、回忆录、口述形成自己对已发生的事件的认识，于是（以战役为例）历史学家敢于作出的有关这支或那支部队的行动的结论往往会与艺术家的结论截然相反。所获得的结果的差别也可以用双方汲取资料的来源来解释。历史学家（仍以战役为例）的主要资料来源是部队指挥官和总司令的报告。艺术家从这种来源中汲取不到任何东西，对他来说，它们什么也不能说明，什么也不能解释。不仅如此，艺术家对它们是弃而不用的，认为其中必然会有谎言。更不必说，在每次战役中敌对双方对战役的描述几乎总是完全相反的；每一方对战役的描述都必然会有谎言，因为需要用几句话来描述成千上万人的行动，而这些人分散在几俄里的地域，由于恐惧、羞耻、死亡的影响而在精神上极度亢奋。
在战役的描述中通常是说，某部被派去向某个据点发起进攻，后来奉命撤退等等，似乎是在假设，在练兵场上使几万人服从一个人的意志的纪律，在生死攸关的战场上也能同样地起作用。上过战场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对的；然而作战报告就是基于这种假设，对战争的描述又以作战报告为依据。在一个战役结束之后立刻，甚至在第二天、第三天，在作战报告写好之前，去访问所有的部队，向所有的士兵、高级和下级军官询问战况吧；所有这些人都会对您讲述切身体验和见闻，于是您会形成一种壮丽、复杂、无限纷繁而又沉重、模糊的印象。您不可能向任何人，尤其不可能向总司令了解到当时的整个情况。可是两三天后开始呈递作战报告，饶舌者大谈他们不曾见到的情况；最后形成总的报告，根据这个总报告又形成全军的共识。每个人都轻松地打消自己的怀疑和问题而接受这个不符合实际的、但明确而且总是能使人的虚荣心得到满足的报告。一两个月后再去问问参加过这次战役的人吧，您在他的讲述中已经感觉不到曾经有过的那种新鲜生动的素材了，而他是按照作战报告讲的。鲍罗金诺会战的很多活下来的聪明的参战者就是这样对我讲那次会战的。人人讲的都一样，大家都是按照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格林卡等人的不符合实际的描述讲的；甚至讲的细节也都一样，尽管他们在相距几俄里的地方。
在塞瓦斯托波尔失守后，炮兵司令克雷扎诺夫斯基给我送来所有炮台的炮兵军官的报告，要求我把这二十多份报告综合为一份。我很遗憾，没有把这些报告抄录下来。那是天真的、不可避免的军事谎言的绝妙典型，人们就是根据这种谎言去描述的。我想，当时编写这些报告的我的朋友们在读了这几行后，想起他们当初怎样按照长官的命令描写他们不可能了解的情况，一定会发笑。凡是有过战争体验的人都知道，俄国人在战场上多么能干，却不大会撰写那种必然会有浮夸的谎言的报告。大家知道，在我们的部队里，草拟作战报告和其他报告的职务大多是由异族人承担的。
我说这些话是要表明，在历史学家用作素材的战争描述中必然会有谎言，从而也表明，艺术家和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往往产生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除了对战争的描述必然会有的假话外，我还在我所关切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发现一种（也许是因为习惯于将事件分门别类，加以简短的陈述并适应事件的悲剧性）特殊的辞藻华丽的语言风格，在这种辞藻华丽的语言中，假话和歪曲不仅波及对事件的描述，而且波及对事件意义的理解。研究梯也尔和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所写的那个时代的两部主要历史著作，我常常感到困惑，这些书怎么能出版、阅读。且不说对同样一些事件的描述都语气严肃而深沉，引证各种材料，而两人的看法却截然相反，我在他们的著作中还看到这样一些描述，想到这两本书是那个时代仅有的文献并且拥有数以百万计的读者，简直哭笑不得。这里只从著名历史学家梯也尔的书中引用一个例子。在讲到拿破仑带来了假币后，他说：“为了以一种与他和法国军队相称的行动，使这个措施显得更加高尚，他命令对遭受火灾的人们给予救助。但是由于食品的价格太贵，不能发给大多怀有敌意的异国民众，所以拿破仑认为最好是给他们发钱，让他们到其他地方去买粮食；于是他下令给他们分发纸卢布。”
单独地看，这段文字使人目瞪口呆，不能说是不道德，但简直是毫无实际意义；但是从全书看来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它完全符合总的辞藻华丽、激昂慷慨而又空洞无物的语言风格。
总之，艺术家和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完全不同的，我的书中对事件和人物的描写与历史学家有分歧是不足为怪的。
但是艺术家不应忘记，人民关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观念的形成不是基于空想，而是基于历史学家所能搜罗的历史文献；因此，艺术家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的同时，也要像历史学家一样，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在我的这部长篇小说里，凡是涉及历史人物的言行的地方，都不是出于臆造，而是利用资料，我在写作期间所积累的资料构成了我的大量藏书，我觉得不必在此罗列书名，然而我随时可以使用需要援引的书籍。
六、最后，第六个也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看法涉及的是，所谓的伟人在历史事件中，据我看来，只起着很渺小的作用。
研究如此悲惨、充满重大事件而离我们又如此之近的时代，而关于它的如此复杂多样的传说至今仍盛传不衰，我深感我们的智力显然难以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原因。说一八一二年的事件起因于拿破仑的侵略野心和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皇帝的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人们会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是没有意义的，正如说罗马帝国的衰亡起因于某个野蛮人率领自己的民族涌往西方，而那时的某个罗马皇帝昏庸无能，或者说人们在挖掘的一座大山轰然倒塌是由于最后一名工人铲了一下。
千百万人相互残杀并杀了五十万人的事件不能归因于一个人的意志，正如一个人不能铲倒一座山，一个人也不能使五十万人死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有些历史学家说，原因是法国人的侵略野心和俄国的爱国主义。另一些历史学家还谈到拿破仑的大军传播了民主的基本思想、俄国和欧洲结盟的必要性等等。但是千百万人怎么会开始相互残杀呢，是谁命令他们这样做的？似乎人人都明白，这对谁都没有好处，对谁都只有坏处；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做呢？关于这个没有意义的事件的原因可以而且也真的进行了无数的回顾和推论；可是解释极多，而且所有的解释都一致地指向同一个目标，这只能证明，解释的数量是无限的，其中没有一个堪称原因。
为什么千百万人相互残杀，既然亘古以来人们就知道，这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伤害？
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需要，人们满足这个需要就是在实行本能的、动物界的规律，蜜蜂在入秋时彼此蜇死对方就是在实行这条规律，雄性动物按照这条规律而进行殊死的搏斗。对这个可怕的问题不可能有别的回答。
这个真理不仅昭然若揭，而且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所以这个真理无需证明，然而人还有其他的感觉和意识，使他确信，他在采取行动的每个瞬间都是自由的。
从普遍的观点审视历史，无疑会确信有亘古长存的规律，事件就是按照这个规律发生的。从个人的观点看则又不然。
杀人的人，下令渡过涅曼河的拿破仑，要求安排职务、把手抬起又放下的您和我，我们所有的人无疑都确信，我们的每个行动都是基于合理的原因和我们的意愿，行动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取决于我们，这个信念是我们每个人所固有的，也是我们每个人所极为珍视的，因此尽管史学和犯罪统计学的结论都向我们证明，别人的行为都是不由自主的，我们还是把我们的自由的意识扩展到我们的一切行动。
这个矛盾似乎是无法解决的：采取某个行动时，我深信我是在按照自己个人的意愿行动；从这个行动参与人类共同生活的角度来审视它（就其历史意义而言），我认为这个行动是注定的和必然的。错误在哪里呢？
心理学的观察说明，人在回溯往事时有能力在霎时间用一系列臆造的自由论断去支持既成事实（我打算在别的地方更详细地阐述这一点），这证实了一种假设，即在采取某一类行动时人的自由意识是错误的。但心理学的观察也证明，在另一类行动中人的自由意识不是回溯性的，而是瞬间的和无可置疑的。不管唯物主义者怎么说，我无疑可以采取或放弃某个行动，只要这个行动只涉及我一个人。我现在无疑可以按照我个人的意志把手抬起和放下。我现在可以停止写字。您现在可以停止阅读。毫无疑问，我现在可以按照我个人的意志并毫无阻碍地神游美洲或思考一个数学题。我可以体验自己的自由，抬起手并在半空中用力地把手放下。我这样做了。可是我身边站着一个孩子，我在他头上抬起手来，想同样用力地把手朝孩子放下。我不能这样做。有一条狗向这个孩子扑来，我不能不朝狗抬起手来。我站在队列里，不能不追随团队的行动。我在战斗中不能不和自己的团队一起冲锋，周围的人都在逃跑，我不能不逃跑。我站在法庭上做被告的辩护人，不能不说话或不知道要说什么。有东西朝我的眼睛扑来，我不能不眨眼。
总之，有两类行动。一类取决于我的意志，一类不取决于我的意志。导致矛盾的错误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自由意识对涉及我个人、涉及我的高度抽象的存在的行动才是合情合理的，我却错误地把自由意识移用于我和其他人共同采取并依赖于别人的意愿和我的意愿相一致的行动。要确定自由和依存性的界限是很困难的，而确定这个界限是心理学的唯一的、实质性的任务；但是在观察我们最大的自由和最大的依存性的表现的条件时不能不看到，我们的活动和其他人的活动的联系越抽象因而越少，活动就越自由，反之，我们的活动和其他人的联系越多，活动就越不自由。
和其他人的最强有力的、不可分割的、沉重而经常的联系是支配其他人的所谓权力，这种权力的真正意义只是对其他人的最大依存。
对也好错也好，反正我在写作过程中对这一点是确信不疑的，自然，我在描述一八〇七年，特别是最突出地表现了先验规律的一八一二年的历史事件时，不会承认那些人的活动的意义，他们自以为在主导事件，而在事件中所进行的自由活动比所有参加事件的人都少。我对这些人的活动感兴趣只是要用它来注解我认为在主导历史的先验规律和上述心理规律，后者使行动最不自由的人在想象中臆造一系列追溯性的论断，其目的就是要向他自己证明他是自由的。
十二这是最后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