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概述
地缘政治思想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大体上遵循了这门科学创始人所勾勒的路径。豪斯霍弗及其学派的历史笼罩着知识分子与第三帝国合作的不祥阴影，这迫使该学科的作者们绕道而行，以免被指责为“法西斯主义”。所以，美国人格雷（ColinS.Gray）一般建议用两个词来表示地缘政治：英语的“geopolitics”和德语的“Geopolitik”。第一个应该表示这种现象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和实用主义版本，即那些继承了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方法的作者的作品，第二个是“大陆版本”，豪斯霍弗学派的遗产，它考虑了一些“精神”或“形而上学”的因素。当然，这种划分是非常武断的，只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而采取的一种蛊惑人心的举动。
地缘政治中的美国路线，更广泛地说，大西洋主义（海权主义）路线的发展几乎没有与传统发生任何断裂。随着美国人实施成为“世界大国”的计划，战后的地缘政治学家只对理论的特定方面进行了提炼和详细说明，开发了应用领域。“海权”的基本模式及其地缘政治前景已经从个别军事地理学派通过科学发展而演变为美国官方国际政策。
与此同时，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崛起并进入最后阶段，在最后的海洋统治全球霸权之前，迫使美国地缘政治家考虑一种全新的地缘政治模式，参与其中的不是两股主要力量，而是只有一股力量。此外，事件的发展基本上有两种选择，要么是西方在与东方的地缘政治决斗中取得最终胜利，要么是两个意识形态阵营会聚成一个统一体，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这个项目被称为“世界主义”（mondialism），来自法语单词“monde”，即“世界”）。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从地缘政治角度重新理解文明史的这种可能结果。这种情况导致了地缘政治的一种特殊趋势，即“世界主义地缘政治”。否则，这个理论就被称为“世界新秩序”学说。它自70年代以来由美国地缘政治家提出，并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由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首次强势宣布。
欧洲地缘政治作为二战结束后独立的东西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在1959‑1968年这一相当短暂的时期，“大陆主义者”戴高乐担任法国总统时，情况才有所改变。从1963年开始，戴高乐采取了一些明显的反大西洋措施，导致法国退出北大西洋联盟，并试图发展自己的地缘政治战略。但是，由于法国本身无法抵抗海权世界，欧洲内部法德合作和加强同苏联联系的问题已提上议程。戴高乐主义的著名论断“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由此诞生。在温和的“欧洲大陆主义”精神下，这个欧洲被构想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主权大陆实体。
同时，到了1970年代初期，美国地缘政治研究极为火爆的时候，欧洲科学家也开始加入这一进程，但与此同时，他们与战前地缘政治学派的联系已经中断。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被迫适应盎格鲁‑撒克逊方法的规范。因此，欧洲科学家充当北约、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技术专家，从事应用地缘政治研究，不超越狭隘的具体问题。渐渐地，这些研究变成了独立于“区域地缘政治”的东西，在法国相当发达（“伊夫·拉科斯特学派”，《希罗多德》杂志的出版商）。这种“区域地缘政治”从麦金德、马汉或豪斯霍弗的全球方案中脱颖而出，对基本的二元主义漠不关心，只使用地缘政治方法来描述种族和国家冲突、人口流程甚至“政治选举地缘政治”。
自战前以来，欧洲唯一保留下来的地缘政治传统是相当边缘群体的财产，或多或少与战后民族主义政党及运动有关。在这些狭隘和政治边缘的圈子中，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可以直接上溯到“大陆主义”、豪斯霍夫学派等。这一运动被统称为欧洲“新右翼”。直到某个时刻，公众舆论根本不理他们，认为他们是“法西斯主义的残余”。仅在最近十年，特别是由于法国哲学家阿兰·德·贝努瓦（AlaindeBenoit）的教育与新闻活动，这个方向才开始在严肃的科学界受到关注。尽管欧洲“新右翼”的知识界与当局及其“异见”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但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作品对地缘政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摆脱了政治墨守成规的框架，他们的思想相对独立、公正地发展起来。此外，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时，这种情况发展到，欧洲的官方地缘政治家（大多数来自左翼或极左政党）被迫转向“新右翼”，这反映在他们的作品、翻译和研究中，以复现完整的地缘政治图景。
最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缘政治被官方认定为“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伪科学”，地缘政治在苏联并不存在。其职能由几个学科承担：战略、军事地理学、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地理学、民族志等。同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苏联在全球舞台上的一般地缘政治行为揭示了一种相当理性的行为模式。苏联希望加强其在欧亚大陆南部、在“沿海地区”的地位，苏联渗透到非洲，破坏南美洲的稳定行动（旨在根据门罗主义分裂北美国家控制的空间），苏联军队甚至入侵阿富汗（为了切断美国的“蟒蛇”，它试图将“海权国家”的战略边界靠近“历史地理枢纽”的南部边界）等。苏联如此一贯且在地缘政治上合理的政策表明存在某种“决策中心”，其中汇聚了许多传统科学的成果，并在此“信息”的基础上，“综合”出了最重要的战略步骤。然而，这个“加密地缘政治”中心的社会定位似乎存在问题。有一个版本是关于苏联格鲁乌（情报总局）的某个秘密部门的。
事实上，地缘政治完全是由边缘的“持不同政见者”圈子发展起来的。这一趋势最突出的代表是历史学家列夫·古米廖夫，尽管他在作品中从未使用过“地缘政治”或“欧亚主义”一词，而且他千方百计避免直接提及社会政治现实。由于这种“谨慎”的做法，即使在苏维埃政权下，他还是设法出版了几本关于民族志史的书籍。
在华约和苏联解体后，地缘政治再次与俄罗斯社会息息相关。意识形态审查制度的废除使得最终有可能直言不讳。民族爱国圈率先参与地缘政治复兴也就不足为奇了（《每日邮报》（“День”）、《元素》杂志（“Элементы”）。这种方法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一些“民主”运动掌握了主动权。改革后不久，地缘政治成为整个俄罗斯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这就是现代俄罗斯对欧亚人及其遗产越来越感兴趣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