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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的困境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写道，中国要“实现孙逸仙博士的理想”，“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孙科十分具体地描绘了在“贤明的政治领导下”，中国未来的景象：“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扫除封建地主及富豪军阀压迫和剥削农发的行为，而鼓励其将精神和资本从事于现代工业”，“改变广大的农业人口使之成为中国未来工业的国内销场”。[57]这些话反映了一九二八年后孙科自居“贤明领导”，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国民党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的思想特征。然而，孙科的一系列有关宪政和革新的主张始终不被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蒋介石所重视和采纳。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孙科从自己原来的立场全面后退，停止革新宣传，转而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样孙科长期为之努力的推进宪政、革新国民党的活动也就失去了全部意义，宣千彻底失败。导致这样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它是由孙科所处政治地位的特殊性，他的思想的内在矛盾等诸因素与当时政治环境互为作用而促成的。
笔者认为，考察孙科的宪政理念和他的革新活动的成交得失，必须对其在民国史上的特殊地位有所认识：
第一，孙科是中国民国开国总统、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唯一的儿子。国民党奉孙中山为“国父”，孙科有“国父哲嗣”的特殊家世背景，使得孙科从政或发表政见，都别人有较多的自由度和便利条件。
第二，孙科自青年时代起即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尽管与其他人相比，他的革命历史并不雄厚，但是孙科较早涉足政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科历任要职，是国民党统治集团重要成员之一。
第三，孙科青少年时代长期在美国接受教育，受美式自由、民主思想的浸润较深，其思想、作风具有显著的“西化”色彩。
上述三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孙科在民国政坛上的际遇和其所扮演角色的特殊性。
孙科的特殊身份使其始终处在民国政治的中心，国民党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社会上的不同的政治派别，都希望得到孙科的支持，他长期是各方争取的对象。
孙科虽较早参加革命，但他在政坛上的高位却非个人努力所得，他从未有过基层工作的经验，更无军方的背景。虽位居显赫，但政治与组织资源有限。因而，孙科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始终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孙科是国民党内自由派的代表，他的政治理念具有较为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他的举止做派、行事风格也具有美式政客的特征。一九二八年后，蒋介石占据了国民党的中心，蒋的统治方式具有较为浓厚的中国传统政治的特征。在这种环境下，孙科的思想理念，美式作风与国民党的主流文化显得格格不入。
由于孙科始终未能成为国民党的重心，他在政治上的高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孙中山先生的崇高声誉而得到的。孙科虽然有政治上的抱负，但他的周围只是松散的聚集着一批文职官僚，尤其在国民党军队内没有支持力量，这使孙科在和蒋介石争斗时，缺乏有力的后盾。一九二七年后国家的统治权掌握在蒋介石手里，他不和蒋合作，就不能发挥他在政治上的作用，为了不与蒋介石破裂又不能不作出一定的妥协。蒋介石深知孙科的弱点，对其采取一打一拉的策略。蒋介石一方面要借用孙科“总理之子”的金招牌，故对孙不时施以小惠加以拉拢；另一方面又不满孙之“离经叛道”，不断指使手下向孙科施放冷箭。在危局重重时，蒋介石起用孙科，用以推卸责任，一旦渡过难关，又将孙一脚踢开。更多的时候只给孙科一个位尊而无权的空位，对其实行“冷冻”。一九三一年初和一九四八年年末至一九四九年春，孙科两任行政院长，为时皆极短。最后一次，国民党政权已是夕阳残照，孙科扮演的已是皇陵看守的角色。于是孙科被迫辞职出走。由于孙科政治性格的软弱，他在和蒋介石的关系上，下野时是一种态度，被蒋介石拉拢时，又是另一种态度。这种政客作风使孙科在社会视听上，一直印象不佳。孙科的动摇性和软弱性在与蒋介石冲突时表现尤为突出。
孙科的宪政理念和革新主张也有其内在的矛盾。
（一）孙科的民主思想具有明显的不徹底性，由于较多地从形式层面理解民主的意义，导致歪曲民主政治的全面含义，从而形成了与国民党主流思想的沟通之处。
孙科在理念上一向欣赏英美民主制度，但他又不认为中国一定要以西方政治体制的形式为样板。孙科多次宣称民主主要是法律制度与选举程序的完善，尤为强调民主之所具有的手段功用。三十年代中期，孙科在主持起草《五五宪草》时反复强调，一部宪法对于现代国家政治稳定的作用。从理论上讲这并不错，然而宪法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其具备完善的法律条文，宪法应以维护人权为前提，即在法律之后还应有一个更高的原则，正如海耶克所说，应具有“超于法律的信条”，表现为一种尊重人权的政治理想，所以宪法的价值并不仅仅在条文完备的形式方面。但是在孙科那儿，这一切均在考虑“中国国情”的托词下，遭到严重的扭曲。孙科声称中国只能从“中国国情”出发，“自出心裁”制定宪法。[58]那么什么是中国“国情”呢？孙科说，国民党的“政治背景和革命历史”就是中国“国情”，[59]结果根据这种中国“国情”制定的宪草，虽具法律形式，却无民主内容，只是给党治披上了法治的外衣，致使《五五宪草》“其极权趋势实超过现代任何总统制之民主国家”。[60]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指出的，中国现代化所以不够徹底，乃是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内容了解不多，认识不足，结果“西方文化的内容也就所剩无几了”。值得注意的是，孙科并非不了解西方文化，只是他一意为维护国民党利益而强调中国“国情”，恰在这点上，孙科与基于同样目的也强调中国“国情”的蒋介石达成了共识。
从现代化的要求看，对意识形态的频频强调往往会扼杀民主之需要的思想多元化的发展。在诉诸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与蒋介石等相比，孙科确实较为灵活，但最终还是难以摆脱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桎梏。孙科相信唯有三民主义可作为社会的统宰思想，这种唯我独尊的立场自然排斥其他思想，极易演变为政治上排斥异己的行动。
（二）国民党内的新传统主义主流思想的力量过于强大，构成了妨碍改革的巨大阻力。由于孙科缺乏广泛的党内和社会的支持，在新传统主义的进逼下，只能步步退缩，无法在国民党内形成对决策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
一九二八年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形成了一种保留了大量传统痕迹，试图在现代与传统中寻求妥协的传统主义。蒋介石并不主张复古，但强调认同传统，倾向于以传统的方式建立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在统治方法上具有中国传统政治的浓厚色彩。而对时代的压力和现代化的要求，蒋介石可以赞同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管理、技术层次，如三十年代起用一批受西方教育的专家主持经济工作），但更强调用确立国民党权威的方法来维持既有秩序的稳定。一九二八年后，国民党试图在内外压力的环境下建立一个新秩序，以权威的确立为国民党的首要任务。蒋介石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孙中山作为整合社会的精神资源，强烈地排斥共产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三十年代以后，面对国土的破碎，蒋介石更重视用传统文化来弥补民族主义的缺损，在蒋介石、戴季陶、陈立夫等推动下，文化上的本土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互相补充，新传统主义成为国民党决策层的基本理念。一九三三年，孙科在制定宪草初搞时主观上是希望确立某些民主原则的，但遭到保守派的限制。戴季陶写信给孙科，告诫要考虑中国“国情”，“立法不可作幻想”，[61]逼迫孙科在宪草中减少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在戴季陶等的压力下，孙科只得步步退让，草案每修改一次，总统的权力就扩大一步。与国民党主流的思想拥有广泛的党内基础相比，孙科的基础极为薄弱。“五四”以后，英美自由主义在中国虽然一直受到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无法深入民间。随着中国政治的剧烈变化，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化十分明显，其中大部分人投入激进的革命运动方面，而少量温和的知识分子又难以形成一种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具有独立思想倾向的自治团体。因此，孙科无法从这些人中得到有力的支持。孙科在国民党内本来就势单力薄，在他身边的一个政治圈子是基于利益追求、政见相似以及仰慕孙科显赫的家世背景等因素结合起来的，一旦缺乏利益保障，其成员流向主流派势在必然。更重要的是国家统治权已掌握在蒋介石手中，孙科既然不可能重起炉灶，那他只有在获知于蒋介石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其理想。为了不与蒋破裂，孙科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这就使他政治态度游移而善变，虽然谈了许多政治理想，但在现实上却更倚重于与蒋介石的关系，加之孙科既有西方色彩，又具有中国特色，两者之中和产生的能量有限。诸种因素相互作用，孙科及其政治圈子在国民党内注定难以形成对决策产生影响的压力集团。
（三）孙科面临一系列无法摆脱的矛盾。这些矛盾使孙科陷入困境，只得屈从于国民党的主流势力。
首先孙科无法解决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扩大政治参与，和国民党鼓吹民族危机加深应加强集权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三十年代初，孙科开始进行积极的民主宪政的宣传，然而此时民族矛盾日益加剧，国民党内随之兴起一股模仿德意法西斯，以图民族复兴的极权主义运动。一批蒋介石的亲信、学生在“复兴民族”的旗号下，制造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散布“在中国实行民主还不成熟”的论调。[62]与此相呼应，社会舆论界也存在一股要求实行极权的思潮，部分知识分子赞同国民党为加强权威而采取的措施，认为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强权政治或许是抵御外来侵略的有效途径。三十年代中期，关于中国是走民主或独裁道路的讨论即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实行民主政治的怀疑和困惑。这种以“复兴民族”的面目出现的要求实现极权的社会舆论，对孙科形成很大的压力。而对这种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向民主主义的进攻，孙科无力抵御。
孙科面临的又一个困境是：民主政治实现所要求的稳定的社会环境现代中国缺少这种环境的矛盾。孙科尽管一直醉心于英美式民主制度，但民主成长所要求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在中国三十——四十年代根本不存在。托克维尔说：“民主不能在风暴中产生”。四十年代后期，国共双方冲突加剧，国统区政治经济日益不堪，形格势禁，在危机中国民党的权威性格更加明显，孙科等只得噤声。在国民党统治即将陷入总危机的状况下，由于孙科与国民党的深厚历史渊源，其在感情上和国民党已难解难分，他只能选择与国民党政权共沉浮。孙科的革新主张遂丧失全部功能，最终汇入国民党主流思想。
孙科的失败证明，新传统主义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一九二八年后，国民党排斥了中共，试图单独领导中国现代化。国民党以新传统主义作为思想和政策导向，在维持现存的社会结构的前提下，虽然也做出了有限度的变革，但又竭力限制变革的范围、规模和速度。国民党不能正确处理权威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同时不能有效解决政治稳定与乡村土地改革的关系。本来政治中心权威之建立是现代化进行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对权威的强调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影响到对现代化其他条件的调适。“五四”以后，民主的要求并非是个别或局部的现象，但国民党以种种借口（诸如人民缺乏实行民主的心理准备等）拒绝迅速开放政治。尽管在社会各阶层的压力下，国民党曾被迫许诺开放宪政，但是又尽量推延，对民主实是口惠而心不至。蒋介石自认肩负实行孙中山理想的历史使命，自我圣化，又具强烈的军事性格，将一切要求自由的力量均视为对自己的威胁，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类似极权主义的统治方法。实施极权在特定条件下只能是权宜之计，况且国民党完全缺乏实施极权所必须具备的机动性和高度效率。面对这样的状况，国民党不思转变和自我改革，结果导致国内政治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客观上促成了反对力量的成长。国民党一直试图借助民族主义的若干符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抗战初期，全民拥戴国民政府，使国民党的政治权威接近于形成。但权威即使形成，也很脆弱，还需要进一步的革新措施来培植权威的基础。国民党对此不予努力，“一切因循守旧”，于是当民族主义的最初冲动沉寂后，国民党制度上的保守与僵化很快就耗尽了民族主义的感情，造成人民普遍的心理受挫，引发了人民对国民党的失望。实践证明国民党融合传统与现代化的努力未能成功。由于国民党丧失了自我改革的能力，无法作出适应现代生活所需要的变通，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终至崩溃。
孙科在民国史上的际遇表明，在蒋介石占主导地位下的国民党上层集团中，国民党内的自由派不能真正影响国民党的决策。在国民党内，蒋介石为代表的传统主义占压倒优势。一党专政、领袖至上、崇拜武力成为国民党的主导性文化性格。孙科在国民党内本来就势单力薄，活动天地狭小，一直未能形成气候。另外，孙科自由主义的高峰时期是美国对华影响较大的抗战后期，此亦表明国民党内的自由主义的非本土性。一旦美国出于自身需要调整方针，国民党内的自由派马上就陷入困境。
孙科乃一读书人，身上颇具某种书生气质。其在民国政坛上叱咤风云几十年，风云际会，扮演各种角色，也许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他的名声很大，事功却不显著。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孙科的主张尽管未能实现，但他向我们展示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时期，在中国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在追求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上所能企及和高度。孙科有其政治抱负，有所追求和期待，但囿于环境、地位的制约，他有时能固守自己的观点，有时又向现实妥协，然而这种矛盾在孙科那里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孙科的思想常常一波三折，前后互异，恰是他的地位、性格与环境等因素互相作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这些表现使孙科具有现代政治人物若干特点：多变、不独断、不固执、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对事物持弹性态度。这种态度活跃了政治过程，向社会公众展现了中国政治人物向来缺乏的一个侧面，从而反映出过渡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命运的某些基本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