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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居海外
孙科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去广州参加国民党非常会议返回香港后,意气消沉,认为“大局已无法挽回”。十二月十日,蒋介石由成都飞台北,没有通知孙科赴台。一九五〇年夏,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国民党改造运动,也没有请孙科参加,仅由洪兰友向其通报简况。孙科向洪兰友表示,国民党应当改造,但在改造之前应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开会决议才算合法。不久台湾的报纸就出现了攻击孙科的报道,并风传孙科将来台湾当“副总统”,于是有关方面对孙科来台竭力加以防范。台湾方面既不欢迎孙科来台,也不给他发放申请赴美的护照。在孙科方面,既已对国民党前途不抱希望,无奈中也只能在香港暂时住下。
中共曾通过与有关方面与孙科联络,但孙科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胜利怀有很深的对抗情绪。他对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感到无限痛惜,为此他拒绝了中共方面发出的欢迎前往北京的邀请。
孙科在港居留将近一年。这一段时间因大陆失败的刺激和国民党前途的黯淡,孙科对于时局深感“悲观”,“情绪非常不好”,以致“身心交瘁”,对政治及一切均表倦怠。孙科在香港的宅邸每天都有流寓在港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叩门拜访,向孙科告贷。孙科每以十元港币打发这些昔日的军政要员,后因人数增多乃改为五元,但是,前来借钱的人仍持续不断,孙科遂决定尽快离开香港。
孙科本无久居香港打算,他看不出在香港有什么前途。他因无法从国民党方面得到护照,所以一到香港,就向港英政府申请出国护照。但是在一九四九年——一九五〇年,孙科却为一私人之事受到困扰。广东籍某女子声称与孙有染,在台湾和香港两地法院同时控告遭孙科遗弃,要求孙支付一笔数目不菲的款项。此女子得到孙科政敌的支持,其目的是阻止孙科前往台湾。双方通过法律程序进行了诉讼,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港英政府以诉讼未决,不得离港为由,拒绝签发孙科的出国护照。直到一九五〇年春,香港法院判决孙科胜诉,他才得以出国。
一九五〇年秋,孙科携夫人经印度、希腊赴法国。抵达巴黎后,住老朋友前驻苏大使傅秉常在巴黎郊外的别墅,开始了他晚年流亡海外的岁月,是年孙科六十岁。
孙科虽流亡海外,但起初生活颇为优越。一九五〇年寓居巴黎后,在养病之余经党游历欧洲各国,先后去过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下榻之所则非高级宾馆不住,异国之绮丽风光、丰富的餐饮,似乎已洗去孙科多年从政的疲惫。
孙科在巴黎寓居两年后,决定转住美国。一九五二年七月,孙科夫人先行离开欧洲前往美国,孙科在十二月下旬才启程。孙科夫妇住其长女孙穗英家,次年迁居加州洛杉矶西部圣塔莫利卡,在此地居住四年,后迁至洛杉矶南面临海的Laguna Beach。
孙科在流寓美国期间,台湾的蒋介石对其不闻不问,偶尔有少许大陆时代的故旧前往寓所探访。一九六一年,陈诚以“副总统”身份访美,也只打了一个电话给孙,并没有前往探访。国民党驻美机构与孙科也无往来。
大陆方面仍惦记着孙科。一九五六年三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英国人马坤,请与孙科有数十年私谊的马坤代向孙科致意。周总理说,我们不能让孙中山先生的儿子长期流亡外国,中国政府欢迎孙科返国。
然而,此时的孙科似乎已倦于政治。他没有对周恩来的口信作出回应。孙科深居息影,仍然“闲云野鹤”,在南加州乡间闭门读书,只是生活颇为清苦。已无任何固定收入的孙科夫妇与次子孙治强一家共同生活,依靠子女的小额接济,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其夫人陈淑英负责烹炊,孙科则收拾洗刷碗碟,清扫房间。有资料说,一段时间内孙因经济窘迫只能吃番薯。然他每天到附近图书馆看书,家中也堆满了书籍,完全过着一种普通退休老人的困窘生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