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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仿效苏联模式
三 高潮是如何出现的
虽然毛泽东提前放弃了新民主主义，但开始时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将需要3个五年计划，即到1967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这样一个涉及6亿多人口的社会大改造，竟只用了4年时间，即在1956年就完成了，比原来设想整整提前了11年！其实，真正的“社会主义高潮”不是4年，而是1955年下半年以后的一年半时间，而初级社转高级社更是在两三个月内“一下就轰上去了”。[71]
“社会主义高潮”是如何出现的，杨尚昆和薄一波的看法几乎一致：决定性的推力来自毛泽东本人。《杨尚昆日记》说：“这一巨大的变化，首先是由毛主席（1955年）7月31日提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引起的。在这个报告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巨浪，出现了合作化的高潮。”[72]薄一波后来的回忆则说，高潮来源于“三个会议一部书”，“三个会议”就是5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7月31日毛泽东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10月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一部书”就是毛泽东亲自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73]两位都是当年的高层决策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的说法有权威性。可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以路线斗争的方式加以推动，合作化高潮不可能以如此戏剧化的形式出现。
事实上，在1955年5月之前，尽管各地不时有冒进的冲动，但基本上是按照原来的设想渐进式推进的。这与主其事的邓子恢等人的主张有关。1953年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受毛泽东之托，携杜润生进京，组建中央农村工作部，邓任部长，杜任秘书长。毛泽东对邓子恢说：“调你来做农村‘统帅’。”然而，毛泽很快发现，邓子恢与自己并不合拍。与土改时的激进主张不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步骤上相当谨慎。他自己解释说：办合作社与搞土地改革不同。搞土地改革，是要解决农民与地主的关系问题，那是阶级斗争，要用强制的方法来解决。办合作社绝不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而只能用说服、示范、引导、帮助的办法。必须照顾农民小私有者的利益和习惯，当前应以发展互助组为中心环节，切忌急躁冒进。[74]1953年，邓子恢上任不久，就着力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冒进倾向。
毛泽东并非不知道农民小私有者的特性，但他的方针不是照顾农民的特性而是要改造它。他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盲目性这种反动的一面。”[75]1953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两次找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批评邓子恢“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剥削的牺牲品，重新失去土地，坚信“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76]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把合作化视为与资产阶级争夺农村阵地的斗争，“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因此，他要求发展合作社，“只要合乎条件”就“韩信将兵，多多益善”。[77]
1954年，党在农村的运动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加强粮食征购，一方面推进合作化。当年，在大灾情况下，超购100亿斤粮食，许多干部强迫农民交粮，引起了农民强烈不满。在合作化方面，各地发展势头越来越猛，到1955年1月初，全国办起新社38万多个，还有10万个老社。然而，工作粗糙，强迫入社并非个别现象。两方面的“过猛”使农民严重不安，农村全面紧张。不少地方“贱卖与滥宰牲口，滥砍林木”，农民“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这使主持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等人感到情况严重，进而引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高层关注。从1月到3月初，中共中央连发四道“紧急指示”，要求整顿和巩固生产合作社、保护耕畜、迅速布置征粮指标，以安定农民情绪。然而，中央的紧急指示没有立即阻止各地合作化的过猛势头。到4月，全国合作社达到67万个，此外还有许多“自发社”（即农民自发办的未经批准的合作社）存在，出现了强迫入社、侵犯中农利益等问题，发展最快的浙江省问题最为突出。4月2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总方针。中央农村工作部会同浙江省委，决定在浙江开展“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整社工作。全省由53144个合作社减为37507个，减少15637个，大部分转为互助组。全国有“缩”有“发”，两者相抵，减少了2万多个合作社，保存下来65万个。
毛泽东也不希望出大乱子。他不只是听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也从来自农村的身边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入社并非都是农民自愿，干部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78]毛泽东还收到黄炎培的来信，说他的家乡农民生活苦，吃不饱。这些信息使毛泽东一度冷静下来，考虑暂时放慢合作化的步伐。3月中旬，毛泽东约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谈话，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有些地方要发展。“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79]在这前后，毛泽东甚至说，发展合作社1955年春就停下来，到明年秋收再看，停止一年半。[80]关于浙江整顿合作社的事，毛泽东也是与闻并同意的。
然而，当毛泽东4月6～22日到南方视察后，改变了看法。他感到，在外地看到、听到的情况，和在北京接触的材料有很大不同。生产情绪消极的农民只是少部分，所谓缺粮大多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问题是，有些干部“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这种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也有。[81]5月1日，毛泽东对谭震林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庄稼长得很好，农民种田积极性很高，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也很高。5月5日，毛泽东告诫邓子恢：“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82]这是毛泽东发出的一个严重信号。
虽然总目标一致，但在合作化的速度和步骤上，在如何解决农村紧张问题上，邓子恢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邓子恢认为，乱子主要出在合作化方面，主张在合作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以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83]毛泽东则始终相信，只有合作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主张以减少征购数量的办法缓和同农民的紧张关系，以便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加快步伐。按他的话说，减少粮食征购“换来个社会主义”。[84]
5月17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15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提议，江苏、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都要放手发展。于是，各省重报计划。有些省委书记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的办社积极性，毛泽东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他认定，所谓农村存在紧张，农民不满统购，合作社有强迫现象等说法，一概是“发谣风”。[85]这次会是一个大转折，毛泽东关于合作化的方针，从“放慢步子”转向“加快步子”。会后，中央农村工作部修改计划，提出到1956年秋收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6月1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计划。[86]但这与毛泽东的想法仍有距离。7月1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邓子恢等人谈话，提出合作社增加到130万个左右。邓子恢说，回去考虑考虑。第二天，邓去找毛，说还是维持100万个的计划好。双方发生争论，持续好几个小时。7月15日，邓子恢又向刘少奇反映，说130万不行，还是100万为好。这引发毛泽东严重不满，他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87]杜润生事后说，邓子恢的坚持，有其执拗性格的因素，其实无论100万个还是130万个，都是一个“拍脑袋”的数字。毛泽东的想法总会首先得到一些省委书记的响应，如柯庆施对毛泽东说，下边有三分之一的干部有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领导不无关系。王任重对毛泽东说：“贫农听说合作化要慢一点，感到‘冷半截’，说又要多受几年苦了。”毛泽东说，他原来主张停一年，但看到浙江、安徽搞了几万个合作社，“我的主意变了”。[88]他得出结论：不是农民没有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不是办不好合作社，而是党内有右倾思想。
自此，毛泽东下决心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错误”。7月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会上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他不点名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走路”，“被胜利吓昏了头脑”，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上，替少数人打主意。毛泽东说：“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大风暴就要到来”，现在的问题是“领导赶不上运动”。在他看来，过去几年合作社的发展都超过计划，而且大都巩固下来了。各地给他报告的情况是，现有65万个合作社80%以上是增产的，这给了毛泽东底气。他断定，合作社社员“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农民中“有一种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党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走进社会主义。
与其说高潮即将到来是毛泽东的一个判断，不如说是他的一种热望。毛泽东从“农民立场”和“国家立场”来论证为什么要全力推进合作化。一方面，他认为，占农民60%～70%的贫农和下中农要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抵御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他强调，国家工业化需要合作化。毛泽东说，如果不能在3个五年计划内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进而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经营，就不能解决日益增长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的供应问题，工业化“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他说，苏联用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问题，我们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解决它。“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89]这或许是毛泽东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合作社能否大幅度增产粮食还在未定之数，但合作社的确能够大大降低粮食征购的“交易成本”。陈云讲得十分明确：面对1.1亿农户，“要估实产量，分清余缺及其数量，很不容易”。而“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的工作”，“要容易得多，合理得多”。[90]在这前后，毛泽东还提出一个战略上的理由，就是要利用不太长的和平机会。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估计“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和平时间，来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工业化”。[91]1955年10月以后，毛泽东在几次中央会议上反复强调这个观点。他说：“如果我们不加快建设，农业未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更多；如果完成了就好办。”[92]
所谓社会主义高潮，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1955年8月26日，毛泽东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这样，毛泽东撇开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亲自掌控运动。他在北戴河每天阅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送来的报告，加写批语，转发各地，这些报告无一例外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检讨和批评“右倾思想”。10月4～11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大炮轰”邓子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80人在会上发言，另有167人做书面发言。刘少奇批评中央农工部“发谣风”，周恩来批评杜润生“分散主义”，邓小平批评农工部对合作化的动摇，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93]形势一边倒，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右倾机会主义”，邓子恢、杜润生在会上做检讨。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子恢，认为六中全会是高潮来临前的一次社会主义大辩论。在会上，他提出了一个新规划：多数地区到1958年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这比原计划又提前两年。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下去，全国掀起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各级领导人争先恐后，总是超指标完成任务。高潮就这样出现了。各级领导人把推动合作化运动视为表明政治坚定性和展示政绩的机会。另一个原因更为本质，那就是党的各级干部早已对集体经济优越于个体经济坚信不疑。相对于合作化的目标，速度的快慢只是个策略问题，既然能快为什么不快呢？在这种信念支配下，合作化的高潮很难阻挡。到12月下旬，入社农户已达到7500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3.3%。
各地的典型材料像雪片似地送进了中南海，总共有1000多份。这些材料反映农村确实出现了“社会主义高潮”，反映农民确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反映合作社确实有比单干增产的“优越性”，反映“穷棒子”也能办好合作社。毛泽东极其兴奋地批阅了100多份材料，并着手把它选编成书，书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并亲自撰写了104条按语和两个序言。7月31日，毛泽东的判断是：“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94]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判断：“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95]这个判断又在上下互动中得到了自我证明。
1955年12月，中共中央把基本完成初级社的时间从1958年提前到1956年下半年，并首次提出1959年基本完成高级社的时间表。1956年1月，又把基本完成高级社的时间从1959年提前到1957年。然而，一再提前的规划，仍然赶不上各地的形势，高潮来势之猛甚至超出毛泽东的预料。1956年初，毛泽东曾想降降温，[96]但没起作用。到3月，全国已有90%的农户加入了初级社，而且有55%的农户参加了高级社。[97]到1956年底，全国96%的农户入了社，加入高级社的农户高达87%。
一些亲历者口述证实：“绝大多数人都痛痛快快地将土地证交到社里并办了入社手续”。[98]费孝通亲见江村成立高级社时，“热烈的场面真是动人”！“几村的人都穿上节日的衣服，一队队向会场里集中。一路上放爆竹，生产积极性的奔放，使得每个人都感受到气象更新。”[99]这些陈述不能说不真实，但显然过滤了不同人群的内心纠结。不过，中国的集体化运动比苏联平稳得多，却是事实。[100]这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集体化之谜”。
中国合作化运动的成功，官方的解释是：中国创造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如从互助组、初级社再到高级社逐步过渡的形式，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等，这种解释经不起历史的检视。1955年年中，全国参加初级社的农户还只占总数的14%，高级社只是个别地试办。[101]多数农户加入初级社是在此后半年之内，许多农户没有经过初级社的分配年度，甚至没有入初级社就一步跨入了高级社。说合作化是从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对多数农户来说不是事实。当年新华社《内部参考》披露的许多材料说明，各地在动员农民入社时强迫命令、侵犯中农利益现象是很普遍的，所谓“自愿互利”也很难做到。
为什么中国没有遇到苏联当年那样的群体性反抗，有学者认为，这应归结为两国农村的不同社会结构。中国没有俄罗斯那种村社组织（米尔公社），正是这种村社组织成为抵制苏联国家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力量。中国农民一盘散沙，因而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力量。[102]这样的比较颇有启发性，但更应注重中国农民的特性和共产党的动员技术。中国农民是相信世道和服从权力的，这个“世道”就是肇始于土改的不可阻遏的社会主义潮流。土改改变了无数农民的命运，也改变了农民的生活理性和对所处世界的认知。经过土改划阶级，在农民中深刻地植入“阶级”“剥削”“社会主义”等观念，农民虽有个人发家致富的愿望，但怕“冒尖”。生活和生产有困难的农民，希望通过互助合作得到帮助，更希望得到政府的帮助。当然，也不乏“合伙平产”、想“揩油”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103]共产党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在农民中也产生了一种憧憬。党组织正是利用了农民的这种心态，实行“依靠贫民、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分化、改造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造成“贫农下中农的优势”。这个政策十分奏效，形成“羊群效应”。邓子恢说：“60～70%的人都起来了，其他20%的人就会跟着来，10%的人就分化了。”[104]这被分化、跟着来的主要是富裕中农。许多材料证明，富裕中农入社是迫于形势。在政治上，富裕中农怕被划到地主富农一边，尤其怕被划为新富农。在经济上，富裕中农很难平等获得国家在技术、物资和贷款等方面的帮助，又往往要在粮食征购上承受更重的负担，虽然对入社顾虑重重，担心利益受损，但面对大势不能不入。[105]《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向农民描绘了一幅美好农村的图画，[106]农民对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憧憬，减少了他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疑虑。[107]农业四十条甚至让知识分子也为之振奋，一千多位科学家和民主人士应邀参加了讨论，这当中肯定融入了热衷于中国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毛泽东总是在一个任务完成之际，先人一步提出新的愿景，牵引人们追赶他的步伐。
同时，不能忽视来自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动力。在土改及随后的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中，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被大量培养出来，这些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都是土改中的翻身农民，对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有很高的认同感，其中有不少热心为群众办事的干部。当然，也有利益的驱动，他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念正好与他们自身的社会荣誉和利益相吻合。个人发家致富的路被明令禁止，合作化又提供了一条新的上升途径，使农村干部的权力由单纯的乡村治理进入经济领域，通过成为合作社的管理者既可获得更高的地位和超出其家庭经营的经济利益，又能脱离繁重的农业劳作。事实上，自1955年高潮出现之前，一些农村地区就不断出现合作化的冒进倾向，许多合作社是由群众和村党支部自发办起的。[108]农村干部办社热情很高，而且热衷于办高级社、并大社，因为社的规模大，干部掌握资源相对更多，权力更大，“可以办想办的事”。[109]有学者认为，“农村干部反对单干主张合作化，已经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潮流”，[110]把它归结为农村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模糊了这种“积极性”背后的利益动机。
对毛泽东来说，相对于对分散的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心中无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则完全在掌握之中。资本家与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准备也是不同的。农民没料到通过革命获得的土地会这么快被收回，资本家则不同，自始就清楚自己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资产早晚要被剥夺。几年来政府一系列举措压缩了私营经济的生存空间，货币统一、外汇管制及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切断了资本家与国外的资金流和物流；1952年底对金融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迫使私人经济只能依赖国家提供融资渠道；粮棉油统购统销后，切断了私商与农民的联系；在私企内部，工人力量壮大和反剥削运动兴起，也使私营业主难以自主组织经营活动。私人企业纷纷主动要求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在1953～1955年三年里，公私合营的工业产值在全部私营工业中由13.3%增长到49.7%，可见绝大部分已转为“半社会主义”性质。[111]1955年社会主义高潮兴起后，毛泽东把农业改造和工商业改造作为一盘棋局，借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的政治压力，迫使资本家接受改造。1955年10月9日，他在审阅彭真的发言稿时，加了一段话：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地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因而可以消灭一切城乡资本主义痕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112]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讲话中说，一切措施，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最后消灭资本主义，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113]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被“逼”出来的。[114]资本家受到的压力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政治上的，甚至他们的子女也急切想摆脱剥削家庭。10月27、29日，毛泽东两次邀约资本家头面人物和出席全国工商联会议的全体执行委员到中南海颐年堂和怀仁堂，举行座谈。被邀请的有陈叔通、李烛尘、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等人。毛泽东要让资本家相信，过渡到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要他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并以赶超美国的强国目标相激励。[115]从中南海出来，工商界巨子看清了自己的归宿。11月2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通过决议并发表《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把自己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公民。11月16～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通过了对资改造的决议。中共采取了“两面夹击、网开一面”的政策。“两面夹击”，一是用农业合作化来促工商业改造，一是用私人企业中的工人来促资本家。“网开一面”，就是给定息，安排资本家及其子女的工作，给予政治上的待遇，实行“和平赎买”。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中国的资本家敲锣打鼓，交出自己的企业，有的甚至交出自己的私人财产。其中有些怀抱实业救国梦想的资本家如荣毅仁等自觉选择了社会主义。当然这是少数，他们大多是头面人物，不少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政治上有地位。绝大多数资本家只是无可奈何，随着潮流走。当时流行两句话：“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反映了资本家的真实心态。
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兴起，私人工商业公私合营的加快，使小业主有被遗忘的感觉，他们甚至抱怨共产党“嫌贫爱富”，这些人本来本小利薄，加上国家计划范围日益扩大，经营日益困难，都强烈要求公私合营。1956年1月25日，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陈云发言说：“高潮一来，他们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公私合营，没有办法，只好批准。”结果“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116]
一场涉及几亿人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竟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农村高级社基本上是苏联集体农庄的中国版，实行集体所有、统一核算、集中劳动、按工分分配的经营方式；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统包统配的集中管理；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的企业管理体制等同于国营企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合作化后，形成了第一代城镇集体经济；城镇人口就业统包统配，形成“铁饭碗”制度；“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投资90%来源于财政，79%来源于中央财政，国家几乎成了唯一的投资主体；[117]国家统配物资从1952年的55种，增加到1957年的532种；[118]中央直属企业由1953年的2800个，增加到1957年的9300个；国务院工作机构和人员从1954年的46个、2.3万多人，分别猛增到1956年的82个、5.2万多人。[119]市场作用从金融、生产资料、劳动力和消费品等领域依次退出，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条条”管理为主、以行政指令配置资源的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基本上在中国被复制出来，尽管有人认为中国始终未能形成理性的计划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