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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仿效苏联模式
注释
[1]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54～155页。
[2]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3页。
[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395页。
[4] 参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237～239页。
[6] 谢伟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27～329页。
[7]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617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9页。
[9] 《人民日报》1949年7月1日。
[10]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53页。
[11]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2日。
[12] 从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40年，短短12年间，苏联整个工业增长了5.5倍，年平均增长率达16.9%，其中重工业增长9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1.2%，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70%以上。见金辉等《苏联经济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第128页。
[13] 见1951年5月7日刘少奇在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会议上的报告、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为马列学院第一班的报告，《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81～182、204～205页。
[14]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81～182、173页。
[15] 见1951年3月3日周恩来在向出席工业会议、财政会议和其他专业会议的代表做《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工作》的报告，3月9日周恩来在第75次政务院会议上讲话，转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3），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1055～1056页。
[16] 高岗：《巩固国防，发展经济》《迎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人民日报》1951年3月9日、1952年10月1日。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534页。
[18] 宋劭文：《周总理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第154页。
[1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90页。
[20]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2页。
[21] 参见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第124、132页。
[22] 《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148页。
[2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254～255页。
[24] 《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147页。
[2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13～214页。
[26]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236～237页。
[27]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253～254页。
[2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694页；《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01页。
[29]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76～183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
[31]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2页。
[32] 转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4页。
[33]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70页。
[34] 参见江秀平《五十年代市场与政府配置资源作用的消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5期。
[35]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36页。
[3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40页。
[37] 见《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第204页。
[38] 《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红旗出版社，1987，第45页。
[3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56页。
[4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56页。
[41] 《陈云文选》第2卷，第258～259页。
[42] 据薄一波提供的材料，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0斤，每个农村人口多消耗粮食70斤。另外一个原因是，粮食市价高出国家牌价20%～30%，农民不愿意按牌价把粮食卖给国家。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57～258页；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第204页。
[43] 转引自高王凌《统购统销：一个突发的因素》，中国农村研究网，2010年5月14日。
[44] 《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71页。
[45] 《陈云文选》第2卷，第124～125页。
[46]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59页。
[47] 1953年7月22日，在农村工作部部务会议上，邓子恢说：“粮食在农民手里，我们不能强征强购。我们取得粮食的办法，主要是供销合作社同农民签订产销合同，用工业品和商品来交换农民手里的粮食，就是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推销工业品和收购粮食，实行系统的产品和商品交换。”见该书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第466页。
[48] 《陈云文选（1949～1956）》，第207页。
[49]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7页。
[5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57、262页。
[51] 转引自高王凌《统购统销：一个突发的因素》，中国农村研究网，2010年5月14日。
[52]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49页。
[5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页。
[54] 《陈云文选》第2卷，第97页。
[5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80～281页。
[56] 见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第22页。
[57]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5页。
[58] 《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12页。
[59] 柳随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第116页。
[6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第66页。
[61]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5页。
[6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66页。
[63]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指出：现在粮食供销的紧张，“其本质是反映了国家计划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工人阶级领导与农民自发势力和资产阶级反限制的立场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实行统购统销和管制私商的政策，不但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的供求矛盾”，“稳定物价和有利于节约粮食”，“而且是把分散的小农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大力帮助国家工业化的事业，拥护国家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乃是农民对于国家的一种重要义务，是农民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477～488页。
[64] 《苏联粮食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文献》，人民出版社，1955，第294页。
[65]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01页。
[66] 1953年10月，胡乔木到人民日报社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参见何燕凌《人民日报农业合作化宣传始末》，《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91年第1期，第48页。
[67] 《陈云文选》第2卷，第124～125页。
[68] 郭今吾主编《当代中国的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56页。
[69]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15页。
[7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15页。
[71] 《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第440～441页。
[72]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216页。
[7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399～400页。
[74] 《邓子恢传》，第451页。
[75] 毛泽东在1953年10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结论，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5～297页。
[7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73、207页。
[77]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8～301、301～306页。
[7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47页。
[79]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370页。
[80] 《邓子恢文集》，第409页。
[8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374页。
[8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367、369页。
[83] 1955年5月6日邓子恢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见《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第309页。
[84]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375页。
[85] 杜润生：《忆50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383页。
[86] 中共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1980年12月8日），附件。
[87]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381页。
[8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367、399、404页。
[89]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1～434页。
[90] 《陈云文选（1949～1956）》，第276页。《陈云文选》第2卷，第270页。
[91]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92] 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777～779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258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21～522页。
[93]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第60页。
[9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246页。
[9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9页。
[9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10页。
[97] 《人民日报》1956年4月30日。
[98] 参见周晓虹《1951～1958：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社会动员》，《中国研究》2005年第1辑。
[99] 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第277页。
[100] 苏联从1929年开始集体化，到1936年完成用了7年时间，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并遭到暴力镇压，1930年仅两个月内，农民屠宰大牲畜1400万头。1929～1933年，农业总产值下降18.5%，几百万富农及家庭被驱逐，甚至被枪毙。集体化造成的农业生产下降一直延续到战后。1953年，谷物产量还低于十月革命前的1913年。
[101]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第580页。
[102] 卞悟：《公社建立之谜——农业集体化的再认识》，《民主与科学》2003年第5期。
[10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335页。
[104] 《邓子恢文集》，第445页。
[105] 河南孟县一个老中农说：“世路到这啦，不得不这样走啦！”湖北通山县一个中农说：“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这条路（指转高级社）总是要走的！”见《内部参考》1956年第6、8、25期。
[106] 这份农村未来12年的发展蓝图内容包括：实现合作化，对鳏寡孤独者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五保），增加农作物产量，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逐步实现机械化，推广良种、改良土壤、开垦荒地、绿化荒山、改善民居、消灭流行病、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扫除文盲、普及农村广播网和电话网、建成全国地方道路网、保护妇女儿童等。
[107] 1956年1月，苏州各县召开区乡干部扩大会议传达农业发展纲要，到会干部欢欣鼓舞。有的形容四十条是“百宝箱”，“这四十条里，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生到死，从人到畜，大事小事无所不包，是社会主义的图画，是美好生活的照片。”干部的这种心情必然会传导到农民中间。见《内部参考》1956年第13期，第168～169页。
[108] 例如河南省信阳专区1955年春办了3711个合作化，其中由上级干部办的有1577个，乡党支部办的1573个，群众自办的561个。山西省1955年夏天参加合作社的农户达41%，它们不是由少数干部“包办”发展起来的，而是由党的13600多个乡支部发挥了积极性的结果。见《人民日报》1955年11月9日。
[109] 参见《内部参考》1956年第9期。
[110]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第426～427页。
[111]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200页。
[1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15页。
[11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8页。
[114]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5页。
[11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441、447页。
[116] 《陈云文选（1949～1956）》，第293页。
[117] 周道炯：《当代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9页。
[118] 周太和：《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51、503页。
[119] 张宏儒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典》，东方出版社，1989，第349页。
[120] 1952年10月30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第535～539页。
[121]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0页。
[122] 1953年6～7月刘少奇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林样庚《刘少奇与多党合作制度》，《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74页。
[12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62页。
[125] 赵家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第76页。
[126]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66页。
[127] 《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395页。
[128] 1950年8月和9月，毛泽东又两次批示给周恩来，要求政务院及所属各部门决定政策方针都要“做出总结报告，呈报我及中央书记处看过”，经同意后才可下发实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60页）1952年12月，政务院批准实行“新税制”，在全国引起波动，各大区、各省市纷纷来信反映，引起毛泽东严重关注，他尖锐批评“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35页。
[129] 1950年初，毛泽东看到刘少奇关于东北互助合作问题与安子文谈话的记录，十分不满，叹气说：“少奇同志有些重大问题也不向我请示商量，就擅自做主，出了不少乱子。”见《张明远回忆》，未刊，转见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第78页。
[130]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0、95页。
[131]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81、82页。
[132] 马叙伦1949年3月14日在大学教育座谈会上的发言，转见柴松霞《建国初期北京私立学校改造纪实》，《文史月刊》2007年第5期。
[133] 转见《中国教育报》2009年9月15日。
[134]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在遗传学领域对米丘林学派的追捧和对摩尔根学派的打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乐天宇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无情打压中国的“摩尔根遗传学派”，迫使北京农业大学青年遗传学家李景均于1950年3月出走美国。1955年，遗传学家胡先骕也受到政治批判，他的新著《植物分类学简编》被全部销毁。谈家桢后来说，当时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到了“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局面。见谈家桢《我期盼着中国的腾飞》，《文汇报》1998年9月22日。
[13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第810页。
[136] 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6～7页。
[137] 季羡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第245～247页。
[138] 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10～11页。
[139] 《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第234～235页。
[140] 马嘶：《中国知识分子的收入变迁》，《中外书摘》2003年第12期。
[141]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第658～659页。
[142] 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429～430页。
[143] 转见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第24页。
[144] 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145] 崔乃夫主编《当代中国的民政》，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第124页。
[146] 卢汉龙、李骏：《中国城市居民委员会工作的比较研究：上海与沈阳》，《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
[147] 参见华伟《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50年变迁》，《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
[148] 转引自殷志静、郁奇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