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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追寻赶超之路
二 1957年的“大转弯”
1956年，中共“以苏为鉴”，提出了走中国自己道路的历史性命题，并进行了许多值得称许的探索。虽然这种探索有很大局限，没有也不可能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总体架构，但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或许会有不一样的面目。然而，这种探索被一场来自外部的危机打断了，而且转了向，这就是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
波匈事件的爆发，是苏联阵营的第一次大危机，也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危机。其实，在东欧，危机的隐患早已潜伏。1948年，苏南冲突后，斯大林在东欧各国党内进行大清洗，强制推行苏联模式，这些国家共产党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由此带来了两个致命后果：一是严重刺伤了东欧国家民众的民族尊严；一是造成经济严重失衡和民生困苦。只是因为斯大林在世，压住了；只有南斯拉夫，因为被斯大林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另找出路，向西方开放，走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斯大林一死，矛盾就开始暴露。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就是一个预兆。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自己扳倒了斯大林的神像，引发了一次“大地震”，许多共产党人惊惶失措，出现严重分裂，波兰和匈牙利首先动荡起来。苏联领导人一度进退失据，最后用谈判平息了波兰事件，用出兵镇压平息了匈牙利事件。刘少奇、周恩来亲赴苏联和波兰、匈牙利，帮助赫鲁晓夫解决难题，这也为中共介入东欧事务提供了机会。
匈牙利事件震动了整个世界，自然也引起中共高层极严重的关注。在这之前，毛泽东的关注，侧重于利用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机会，改变“父子党”的不平等格局。然而，当匈牙利事件爆发后，毛泽东感觉到，社会主义阵营面临整体性危险，中共必须站出来帮助赫鲁晓夫渡过难关，维护社会主义的稳定和团结。毛泽东的转向，是从对斯大林的评价开始的。之前，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就对赫鲁晓夫的一些做法感到不安，认定斯大林应当“三七开”，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本人对反个人崇拜也有戒心，警惕有人把它引入国内政治，但总的倾向是赞同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揭掉了斯大林的盖子，甚至让毛泽东精神上有一种愉悦感。毛泽东在八大前同尤金、米高扬谈话，以及八大期间同南斯拉夫等国共产党代表的谈话，谈得最多的是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种种错误，以及对他本人的不信任，他借此宣泄多年积郁的心中块垒。
波匈事件后，尤其是11月11日铁托发表“普拉演说”以后，毛泽东明确转向。对于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归结为他的猜疑、任性、暴戾等个人品质，毛泽东更愿意把它归结为认识论问题，即缺乏经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铁托的“普拉演说”提出了与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说“个人崇拜是一种制度的产物”，铁托称之为“斯大林主义”，把跟着斯大林走的人称为“斯大林主义分子”。铁托的说法，引起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共同的愤怒。毛泽东认为，这将分裂共产主义队伍，必须驳倒它。以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标志，毛泽东从批评斯大林错误转向维护“斯大林主义”，从探索改革之道转向维护十月革命和苏联经验的“共同道路”，从批判教条主义转向批判修正主义。[33]“修正主义”概念一经出现，就挥之不去，对此后中国20年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毛泽东关注的重点还在国内。薄一波回忆：匈牙利事件对毛泽东和中共高层的“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这种现实的危险”。仅在10月21日到11月9日的20天内，“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三四次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往往是通宵达旦，不分昼夜”。[34]此时，国内一些地方连续发生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闹退社的“闹事”，增加了高层的紧张感。毛泽东从波匈事件看出，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关于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当时认为有两方面：一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毛泽东说：“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35]一是由于政策失误，重工业投资过多，人民生活苦，领导官僚化特权化，脱离群众，引起人民不满。中国能否避免重蹈匈牙利覆辙，也就在这两个方面。
毛泽东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对阶级斗争的警惕。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提醒全党注意，波匈事件“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36]据此，有人认为，毛泽东此时已经形成“引蛇出洞”的策略；此后，动员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完全是他亲自伏设的一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大罗网。另有研究者依据详细史料说明，毛泽东此时还没有形成“引蛇出洞”的策略。他发动整风运动，是真想解决党内“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37]从史料出发，笔者认同后一种分析。毛泽东当时估计，中国的反革命还有，但是不多了，刮不起匈牙利那样的“七级台风”。他对省委书记们说：“现在天下基本太平了，阶级斗争基本上过去了。”“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38]主题是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执政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对于一些地方出现的闹事事件，毛泽东并没有把它看得十分严重，认为这是官僚主义造成的，甚至认为闹事这种大民主可以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招呼“不要抓人”，毛泽东一度认为，可以允许少数闹退社的农民退社。[39]但他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思想动向十分关注。1957年2月至3月，毛泽东亲自召集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各种座谈会，[40]要求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掌握思想动向，做思想教育工作。毛泽东在发动党内整风的时候，始终是留有后手的。他警告说，如果有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41]
实际上，整风的动议几个月前就有了，波匈事件促使中共提前整风。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3月在宣传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两次重要的整风思想动员。特别是前者，后来整理成一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被普遍认为是毛泽东建国后最重要的著作，他本人也十分珍惜，视为理论创新。《正处》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求执政党的干部用新的民主的方法化解社会矛盾。这相对于斯大林把一切矛盾都看成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及从肉体上消灭一切政治反对派的做法，是一个历史进步。然而，《正处》仍然是以政策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法治的原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守法受到保护，违法受到制裁。《正处》理论的致命罅漏，恰恰就在于它的前提，即将社会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前者专政，对后者民主。然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模糊地带。一旦认定矛盾性质转化成了敌我矛盾，毛泽东提出的所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都将失去意义，重新启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和策略就成为不可避免。不幸，历史正是按照这种逻辑演进的。
有人认为，1957年这场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群众运动，很快越出了它的范围，“成了一场为民主自由而战的斗争”。[42]依目前看到的材料，1957年初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思想确实开始活跃起来了，批评中共领导，要求民主自由。这一方面受到东欧事件的刺激，一方面也是毛泽东发动“双百运动”营造的气氛。不过知识分子说话还心有余悸，充其量是费孝通说的“早春天气”。[43]正是毛泽东的整风运动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有一场民主运动，它也不是自发的且必定要出现的，而是执政党自己鼓动“大鸣大放”放出来的。毛泽东放了一把火，结果烧出了他划定的边界，于是掉转方向，“后手”变“先手”，从整风转向反右，1957年的政治演进就是如此。其中决定性的环节有三个。
第一，由“小民主”转向“大民主”。毛泽东发动党内整风是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党员干部不适应新的情况，不善于处理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另一个问题更重要，就是执政以后党内争名争利，贪图享受，搞特权，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问题。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和毛泽东都提到，要防止形成新的“贵族阶层”或“统治阶层”。这两方面问题都影响着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认为，要争取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的合作，“先要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不过此时他对问题看得不十分严重，希望采用“和风细雨”的“小民主”方式，“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通过整风让干部重新振作起来”，并没有接受一些人提出的“大民主”建议。从3月17日到4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进行整风的思想发动。然而，沿途了解到的情况是，党外热闹、党内冷淡。大多数干部对“双百方针”有怀疑，不敢放，不愿放，对党外人士的批评不服气，认为“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44]这种情绪在此前《人民日报》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联署的文章中反映出来，文章的潜台词就是“双百方针”有问题。[45]现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会议召开一个多月了，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长时间不宣传，党外报纸却很热烙。毛泽东很恼火，认为“让非党报纸拿去我们的旗帜整我们”，[46]为此改组了《人民日报》，由吴冷西取代邓拓。这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提前发动全党整风，并且动员党外力量来冲击党内的沉闷气氛。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到上海看到民主党派的《文汇报》《新民晚报》搞得很热火，而共产党党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却按兵不动，“他就火了，就说要搞大鸣大放”。[47]这意味着，毛泽东接受了“大民主”。方式是召开各种座谈会，并把各种“鸣放”言论公开登报。影响最大的，是中共中央委托中央统战部邀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各政党机关、群众团体以及教育、科技、文艺、新闻、出版、卫生等各界也陆续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号召向党提意见。虽说是共产党的整风，却听不到党内的动静，大量听到的是来自党外的批评，有些批评的内容越出“三风”的范围，涉及党派关系、党政关系和党群关系等制度问题，以及肃反扩大化等敏感话题，这就造成某种紧张形势。“开门”整风半月余，毛泽东虽然口头说党外人士所提意见多数有利于整风，事实上已感到某种危险。他特别提到，章乃器、罗隆基、章伯钧、陈铭枢等人的发言“有取消党的领导的味道”。[48]到5月14日，中共高层认定，整风运动中暴露出一些“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49]预示着运动将要转向。毛泽东对1956年形成的政治判断发生了动摇。1956年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认为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过去看起来知识分子“跟共产党走了”，现在看，问题并没有解决，一些知识分子的方向是资本主义。不过这时，他还认为党外人士的批评许多是建设性的，反动分子只占百分之几，最反动的不过百分之一，[50]然而，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几乎把所有批评都看成毒草。政治运动的特性就是日趋激进，更何况党内许多领导干部对非党人士的批评十分抵触，早就憋着劲呢。
第二，采取“引蛇出洞”策略。5月14日和16日，毛泽东两次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已经明确透露出准备反击的意向，但对党外秘而不宣。除涉及物价、外交、肃反三项，要求党报继续刊登“鸣放”言论，引右派出头，以“暴露其反动面目”。[51]邓小平作为总书记直接部署反击行动。他在5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各地领导人回去赶快收集右派们的言论，他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贵”。[52]中共高层是把反右作为一场大战来打的。《人民日报》连续发社论《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直到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仍然要求“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并“登在报上”。[53]其目的更加明确，就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5月下半月，各部委、各地区、各大学、各学会都纷纷邀请党外人士座谈。这种“引蛇出洞”的策略，使更多的人卷入“鸣放”中，而且言论越来越刺激，情绪越来越激动。如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5月16日之前开了7次会议，只有36人发言，而此后开了31次会，发言的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达140多人。[54]许多人是在一再动员后才发表意见的。青年学生也开始动起来，学潮从北京高校向全国蔓延，大字报、大辩论成为他们“鸣放”的新武器，“其言论尖锐和大胆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民主党派和教授们的意见”。[55]事态有向社会扩大的趋向，出现了大字报上街、学生请愿、工人罢工等情况。高层尤其担心大学生暑假回乡散布影响。撇开极个别言论，无论是高层民主人士、大学教授还是青年学生，绝大多数人并无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想法。其政治诉求并没有越出“社会主义民主”的范畴，他们真诚地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实行民主、法治和自由。高层民主人士大都置身体制内，认同共产党领导。基于其信奉的理念，他们关于政治民主、权力监督、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等建言，大多是建设性的。即使个别人有政治企图，充其量是想增加民主党派的发言权，绝非取共产党而代之。至于在社会上出现某些宣泄反共情绪的言论，在偌大一个中国不足为奇。
然而，毛泽东断定中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有人要推翻共产党的政权。他得到的情报说：“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56]这些话是不是章罗说的，有待考证。然而，坊间确有“共产党已开始分裂，毛泽东要下台”的传言。[57]6月14日和7月1日，毛泽东先后为《人民日报》撰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两篇文章。在后一篇文章中，毛泽东认定右派分子的大本营是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主帅是章伯钧和罗隆基同盟，他们的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58]由此，反右派运动陆续在全国展开了。7月1日，毛泽东提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不到10天，右派骨干名单增加一倍，“大约8000人”。[59]
第三，把运动引向广泛人群。反右派运动所以伤人众多，很重要的一步，是将运动引向各行各业，引向基层。关键的一次会议，是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认定与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要求用几个月时间，继续“深入挖掘”，“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60]会议决定“党、团、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商联、学校、文艺界、经济事业机关、合作社都要整”。“工人、农民中不要提反右派的口号，但工厂、农村也是有右派的”。[61]其间，邓小平召开书记处会议，明确右派问题是“敌我性质”，部署下一步运动，强调“运动要展开，每单位各行各业要展开，农村、工厂也要搞，方法不同。”[62]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说，现在看来，整风运动必须普及，工农商学兵党政七方面都要展开，揭露反社会主义言论，反击右派，大家都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迟过不如早过。[63]青岛会议前，反右派斗争主要在中央机关、民主党派、大专院校及新闻出版、科学技术、文艺、卫生等各文化界进行；青岛会议后，深入地县两级和大工矿、中小学校等基层，进入了全国性群众运动的阶段，“扩大成为全民的整风运动”。[64]
各地纷纷重新部署斗争，发现的右派分子越来越多。在群众运动中，各种“钓鱼”手段进一步发挥。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各种各样，最多的是因对本单位领导不满。许多人并没有“鸣放”，或因日记被查，或因他人揭发，或因“向党交心”而获罪。地方官员借反右之势，搞争权斗争，也并非例外。由此“挖出”的右派分子迅速增加。到1958年7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65]与最初估计的4000人相比，扩大了130多倍。还有众多未戴帽子的“中右”分子，一些人虽未划为“右派”或“中右”也被处理了，伤及的人数远超于此。在这55万右派中，党外是主体，党内也不少。除了那些被广为关注的高层民主人士和著名文化人外，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小人物”右派群体。据有学者研究，由低层干部、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等构成的右派分子占到70%～80%，其中中小学教师占比近50%。[66]这些“小人物”右派往往被忽略了，他们的遭遇其实更凄惨。群众运动具有不可控和过激化的特性，而出身于工农的多数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充满不信任，对于发动知识分子鸣放更有抵触情绪，反击右派的号令一下达，自然是“奋勇战斗”。沈志华分析说：“同以往历次运动一样，反右运动所造成的后果未必就是毛泽东原来设想的那样，但是他所使用的群众斗争的方法就必然导致如此的结果。”[67]
反右的直接后果，不只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受到整体伤害，更深远的后果在于，由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阻塞了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轨道的可能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集体失声，共产党再也听不到党外批评。即使在1961年至1962年上半年的调整期，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然不置一词，“夹着尾巴做人”。另一个深远影响是，轻易地放弃了中共八大政治路线，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解释说，八大“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68]这种解释在党内是很容易被接受的，与之前邓小平做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口径完全一致。[69]刘少奇也是认同的。[70]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认为只有经济领域的革命，而没有政治和思想领域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仍然不能巩固。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革命的提出，成为后来“继续革命”的理论渊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