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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发动继续革命
注释
[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07～1108页。
[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506页。
[3] 《一个比较成功的经验》（1961年2月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193～194页。
[4] 1961年4月间，邓子恢到福建闽西调查，在漳州与率领工作组先期到达的张鼎丞相会。张鼎丞向邓谈了龙岩县委在江山公社搞民主革命补课，把公社的各级干部和老接头户（战争年代与红军和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的接头户）划成漏网地主、富农，或“反革命”“坏分子”，批斗抄家，弄得干部都躺倒不干，无人领导的情况。邓子恢当即表示：哪有那么多漏网的地主、富农？张鼎丞说他已提出不要这样做了。见柯克明等《邓子恢传》，第540页。
[5] 包括“可以随随便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罚款、罚跪、罚晒、罚冻，扣工分、扣工资、扣口粮、扣‘五票’，搜查、抄家、‘斗争’、‘反省’、‘剥皮’、‘充军’、‘照像’、‘辩论’，夺饭碗、关黑牢、戴帽子、游街示众”，等等。见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湖北省委《关于在沔阳倒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的报告》。
[6]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11页。
[7] 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代中共中央为转发甘肃省委报告写批示，以第三人称说：“他（毛）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决议提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364～365页。
[8] 1960年11月、1961年3月和6月，毛泽东曾三次提到庐山会议，在1961年6月12日的北京会议上，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彭、黄起而攻之，搞派别，他们实际上是高饶的漏网分子，想乘机整我们，应该反。”“我们的错误是不该传达到县以下，如果传到县级以上就好了”，搞下去“把好人、讲老实话的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情况了”。毛泽东说：“对一切受了冤枉的，都要平反。”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64～1165页。
[9] 1960年初，毛泽东提出要大办社有经济，倡导“五个大办”。到年底，他意识到“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就不会那么办了。”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11页。
[10]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2页。
[1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91页。
[12] 1975年8月14日，陈永贵就农村工作提5条建议，其中包括：为缩小队与队的差别，实行大队核算；为缩小人与人的差别，实行“自报公议”劳动管理。毛泽东未贸然同意，批示中央政治局讨论，因中央未达成一致意见而作罢。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06页。
[13]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还说过一段话，搞经济“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可惜后来整理讲话并印发党内时，这段最能体现毛泽东真性情的话全部删去了。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03页。
[14] 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页。
[1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69、1186页。
[16] 惠浴宇口述《朋友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213页。
[17] 《李先念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358页。
[18]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第20页。
[19] 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第1230页。
[20] 顾保孜、杜修贤：《共和国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事风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21] 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第222、224页。
[22] 胡乔木回忆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话以后，刘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他要胡乔木起草。胡感到不好写，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刘生气了，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胡请彭真找刘谈，决定不写了。但胡不久向毛泽东做了报告，“从广州回来时，在路上我向毛主席说少奇同志在庐山会议时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文件的建议，毛主席听后没有表示什么，只是说：‘啊，有这回事！’”胡乔木写道：“现在看来，如果写出来，少奇同志也要牵进去。”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第15～16页。
[23] 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第1230页。
[24] 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北京会议上做总结讲话时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页。
[25]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8页。
[26] 吴冷西：《同田家英共事的日子》，《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
[27]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9页。
[28] 彭真在起草小组会上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周很快发言说，在讲责任方面，应该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个别问题是由于我们提供的材料、情况有问题，不能叫毛主席负责。转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08、109页。
[29]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18～443页。
[30] 据吴法宪回忆，林彪讲话后，军队干部纷纷赞扬，林说：“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整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第546、550页。
[31]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09～110页。
[32] 张素华、刘建平采访《杜润生对七千人大会一些问题的感受》（2002年5月20日），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11页。
[33]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第121页。
[34] 《刘少奇年谱（1898～1969）》，第549页。
[35] 转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29页。
[36] 唯一提出改革话题的是孙冶方。1961年，他给领导人上书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只有让企业获得权力，“才能调动其积极因素，全面地把国家交给它的担子挑起来”。孙的建议未被采纳，不久就被批判为“比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的“修正主义分子”。
[37]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46页。
[38] 1963年6月18日，周恩来在黑龙江说：“在去年7月我们讲困难不得了的时候，主席到了最困难的河南、山东两省，这两个省原来把形势估计得很坏，麦产区夏征很少。主席到河南后，建勋同志汇报说，到下面实际一看，麦收并不那么坏，而秋收比夏收还好一点……主席到了济南，谭启龙同志也说，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主席回到北京就找我们谈……知道生产形势开始好转，包产到户应当批判。”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12页。
[3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05页。
[40]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77页。
[41] 转引自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42] 1962年，姚依林在一次会议上说：农民口粮吃不饱，要求单干。昆山口粮1956年569斤，1961年368斤，常熟1956年540斤，1961年352斤，自留地约40斤，合计在400斤上下。合作化前贫农口粮450斤，中农550斤。农村政治情况很不稳定，谣言很多，（1）搞快了，如果初级社稳定几年就好了；（2）现在搞法不行，要求恢复互助组，这样才能有积极性；（3）如果国家不准，组织三五户的小生产队。阜宁群众说公社比不上高级社，高级社比不上初级社，初级社比不上互助组，要求分田到户，互相合作。干部对生产力的破坏做了调查，劳动力、土地恢复要四五年，肥料减一半多，耕牛减65%。提不出恢复生产力的有效办法。见《薛暮桥工作笔记》下册第一本，未刊稿，第55页。
[43]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事》，第91页。
[44] 参见钱让能《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百年潮》2000年第2期；申崇华、张培林《三名农民党员的万言书》，《百年潮》2004年第1期；韩志峰等《冯志来、陈新宇、杨木水“两个半”单干理论家》，《中国合作经济》2008年第9期。
[45] 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第64～65页。
[46] 据参加这个调查组的罗贞治讲述，“生产队长和社员群众异口同声，一致强烈地要求：‘搞包产到户！’”调查组人员都知道其中利害，这在当时是一个讳莫如深、非常敏感的问题，有多少农村工作干部因为支持或提倡包产到户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查组“想说服他们不要求搞包产到户，真是‘难于上青天’！”农民说：“搞社会主义，首先得吃饱饭，吃不饱饭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说少数人发了财，多数人还受穷就是两极分化，那也比大家捆在一起都受穷那样不分化的好”。见罗贞治讲述、田毅访问《1962年包产到户始末》，FT中文网。
[47] 丁伟志：《跟随田家英调查“包产到户”》，《百年潮》1998年第5期。
[48] 《陈云年谱》下卷，第119～120页。
[49] 《邓子恢文集》，第605～612页。
[50]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29、1238页。
[51] 1962年8月5日毛泽东同柯庆施、李葆华、陶铸、王任重等人谈话，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37～1239页。
[52]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90页。
[53] 《杨尚昆日记》（下），第196页。
[54] 转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43～1245页。
[5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41、1243～1245、1246、1249、1251、1252页。
[5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57] 1963年2月25日刘少奇、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71页。
[58]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人民日报》1963年9月26日。
[59]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60] 前苏共中央委员阿尔巴托夫说：在当时条件下，“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一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迫使我们处于守势，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者完全错误的立场”。见〔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第133页。
[61] 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2页。
[6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1页。
[63] 参见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64] 邓子恢1956年4月2日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的讲话，见《邓子恢文集》，第447页。
[65]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01页。
[6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266页。
[67] 毛泽东认为，反对官僚主义靠行政办法是整不好的，发动群众“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82页。
[68] 见毛泽东1963年5月和1964年2月两次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1964年2月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谈话、3月和4月两次同日本共产党访华代表团田里见等人谈话，4月同澳共（马列）主席希尔谈话。
[69]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45～1346页。
[70] 《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69页。
[71] 薄一波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刘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革”的种子。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第1169～1170页。
[72] 据刘源回忆，“文革”初期他曾询问过父亲，毛泽东批评1962年的右倾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的回答，是从上面提到的1962年7月上旬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毛刘对话那一幕开始的。见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91页。
[7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01、399、420页。
[74] 转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人民出版社，2009，第449页。
[75] 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毛泽东派周恩来、贺龙率领庞大代表团赴莫斯科，试探有无避免中苏最终决裂的可能。结果无果而归。在一次晚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借着酒气对周恩来、贺龙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周、贺当面顶回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并向苏共中央进行了严正交涉，回国后立即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76]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83页。
[77]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33、1134页。
[78] 毛泽东1965年10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见逄先知、转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96页。
[79]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03页。
[80]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04页。
[81]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82] 196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南昌对江西省负责人的谈话，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18页。
[83] 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并不如论者所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它恰恰脱胎于马克思的某些预言。例如，马克思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或批判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37页）马克思提出的这个共产主义模式，与我们熟悉的“五七指示”何其相似乃尔！
[84] 胡乔木1980年7月7日同起草小组成员谈话，见《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论中共党史》，第83页。
[85] 〔法〕贝乐登·菲尔兹：《法国的毛主义》，共识网，2008年3月7日。
[86] 参见程映虹《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
[87] 《陈云年谱》下卷，第260页。
[88] 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批评说，彭德怀“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这样做“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周恩来指责彭德怀“犯上”，表示“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彭德怀“没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朱德希望彭德怀“永不反水”，“永远跟着毛主席”。林彪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中南局一位领导人说：共产党员“一定要‘从一而终’”。转见冯建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史”》，《炎黄春秋》1999年第7期。
[89] 参见张步真《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珠海出版社，1998。
[90] 据李新回忆，1964年夏天一个晚上，刘在人民大会堂讲话，严词督促高级干部下去搞四清，“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见《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378页。
[91] 中共二大公开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见李颖编《从一大到十六大》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100页。
[92] 参阅王也扬《“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考》，《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93] 1963看5月8日，彭真在杭州会议上说，大家感觉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18页。
[9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56～557页；另见《薛暮桥工作笔记》下册第二本，第20页。
[95] 见陈扬勇《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
[96] 《薛暮桥工作笔记》下册第二本，第28页。
[97] 《邓小平选集》第3卷，第291页。
[9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880页；《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1779页。
[99] 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组长康生，副组长吴冷西，组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乔冠华、熊复、胡绳、许立群、姚溱、王力、范若愚等，实际领导工作的是邓小平。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第540页。
[100]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746～1747、1766页。
[10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72页。
[102] 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第592～608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45～1358页。
[103] 四清运动中重划阶级最严重的是陕西省，陕西临潼县补定的所谓漏划地主、漏划富农达2500多户，比土改划的地富多出1.7倍，株连人口达15万人，占全县农村人口的1/4。该县徐阳公社一个生产队地主、富农户超过了农户的50%，“弄得人人自危，鸦雀无声”。见《人民日报》1979年7月6日。
[104] 《陈云年谱》下卷，第134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47页。
[105]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第611页。
[106]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107] 乐黛云回忆说：“我们都想，如果国家真能这样，在这新生命出现的阵痛中，个人受点苦，甚至付出生命，又算得了什么？”见乐黛云《四院·沙滩·未名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48页。
[108]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109]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编《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5月，《增刊》（17）。
[110] 印红标：《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载季羡林主编《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111] “广场效应”是一种群众心理，指在人群聚集的公开场合，人们的心理会发生畸变，往往会表现出与日常生活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的言行，这种心理多数时候使群体道德水平比个人道德低下。
[112] 引自《文革“红人”今安在？》，《亚洲周刊》1996年5月26日。
[113] 参见叶青《“文革”时期群众组织产生与社会心理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4期。
[114] 周恩来1967年1月26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转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2008，第356页。
[115] 《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808页。
[11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82、146、257、261页。
[11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1页。
[118] 毛泽东1967年8月4日给江青的信，据印红标对王力的访谈以及王力提供的资料。
[119] 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对斯诺的谈话。
[120] 参见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121] 他们是蒯大富（清华大学）、聂元梓（北京大学）、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
[12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179页。
[12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101页。
[124]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15～1518页。
[125] 见中共中央1970年1月31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126] 《人民日报》1980年9月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第649～650页。
[127] 周恩来在九大预备会结束时传达毛泽东指示。
[128] 在中共九大上，林彪被选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陈伯达、康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派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和“文革”派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时进入中央政治局。陈伯达本属“文革”派，因与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矛盾转而靠向林彪。
[129] 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23页。
[130]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令撤销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三人职务，被指“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杨成武被指为“叛徒”遭逮捕。杨、余、傅事件的成因至今扑朔迷离。
[131] 李雪峰说：“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见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第605页。
[132] 转见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第998页。
[133] 所谓“甩石头”就是批发材料，写批语，明批陈伯达，实指林彪；所谓“掺沙子”就是增派纪登奎、张才千等人参加军委办事组，削弱黄、吴、叶、李、邱对军委办事组的控制；所谓“挖墙脚”就是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为司令员，纪登奎为政委。
[134]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94～1595页。
[135] 《五七一工程纪要》写道：“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毛已经走向反面，“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这些话当时听了，令人毛骨悚然。《五七一工程纪要》对于时局的针砭，诸如“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这些话更能在人们思想上引起共鸣。
[136] 中共十大选出的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康生、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主席、副主席加朱德、张春桥、董必武组成。政治局委员除九名常委外，有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1975年初，增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四届人大选出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艾则孜、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137] 据陈益南研究，经过“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省及省以下的地方政权中基本上没有什么‘造反派’分子了”。见陈益南《文革中地方基层政权的变动情况与历史责任》，引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中国研究数据库。
[138]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54页。
[139] 王洪文（工人，中央副主席）、陈永贵（农民，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工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倪志福（工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姚连蔚（工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工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健（工人，国务院副总理）。
[140]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的谈话，转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15页。
[141] 周一兴编《当代北京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第229页；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311页。
[14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13～414页。
[143] 1987年10月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转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57页。
[144] 1975年11月初毛泽东关于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毛远新笔记），转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54页。
[14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页。
[146]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426、427页。
[14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7～488页。
[148] 郑仲兵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第4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