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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欧洲战争的末期起,直到平和条约的前后,旅行于欧、美者约三年,这其间,我的脑里便发生了分明的意识了。这就是,我觉得亡德国者,并不是军国主义者,而是自由主义的缺如;俄国的跑向社会革命的极端,也就为了自由主义的不存在。尤其是当欧洲战后的各国,内部渐苦于极端的武断专制派和极端的社会革命派的争斗的时候,就使我更其切实地觉得,将这两极端的思想,加以中和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之重要了。当那时,社会主义的思想正风靡了欧洲的天地,英国向来的自由党之类,就如见得白昼提灯一般愚蠢;而我当那时候,却觉得自由主义这面的思想,是比社会主义更进一步的。至少,那时欧洲的人们的社会主义的想法,是要碰壁的罢。然而自由主义的思想这一面,其间却含着不断地更新,不断地进步的要紧的萌芽,所以我想,大概是不至于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