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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这是因为专门家易为那职业所拘的缘故。在自己并不知觉之间,成就了一种精神底型范,于是将张开心眼,从高处大处达观一切的自由的心境失掉了。所谓“专门家的褊狭”者,便是这个。欧洲战争开始时,各国为了职业底军人的褊狭,用去许多牺牲。又如俄国的革命,德国的革命,那专门底行政官的官僚的积弊,也不知是多么大的原因哩。学问的发达,亦复如此。从来,新的伟大的思想和发见,多出于大学以外。不但如此,妨害新思想和新发见者,不倒是常常是大学么?跼蹐于所谓大学这一个狭小社会里的专门学者,在过去时代,多么阻害了人类的文化的发展呵。宗教就更甚。人类在寻求真的信仰时,想来阻止他的,不常是以宗教为专门的教士的偏见么?
我们虽在现今,也还惊眺着妨碍人类发达之途的专门家的弊害。而且以感谢之心,记忆着这专门家的弊害达到极度时,总有起而救济的外行人出现。划新纪元于英国的政治论者,不是一个银行的办事员培约德的《英国宪法论》么?以新方向给近代的历史学者,不是一个药材行小伙计出身的小说家威尔士么?而且专门家们,怎样地嗤笑,冷笑,嘲笑了这些人们之无学呵。但是,世间的多数者的民众,对于这些外行人的政治论和历史论,不是那么共鸣着,赞同着么?
一九二〇年的初夏,我目睹了英国劳动党将非战论的最后通牒,递给那时的政府,以阻止出兵波兰的外交底一新事件的时候,以为是世界外交史上一大快心事,佩服了。那年之秋,我从巴黎往伦敦,会见英国劳动党的首领妥玛司时,谈及这一事;且问他英国劳动党的外交政策,何以会有这样的泼剌的新味的呢?妥玛司莞尔而答道:——
“这是因为我们用了新的眼睛,看着英国的外交的缘故。”
以新眼看外交,在他的这话中,我感到了无穷的兴味。英国劳动党的生命之源就在此。他们是外行人。
因此,我对于专门底思想家以外的人的思想,学者以外的人的学问,军人以外的人的军事论,官吏以外的人的行政论,是感到深的兴趣的。大抵陈旧的环境,即失了对于人们的精神,给以刺戟的力量。在惯了的世界里,一种颓废的气氛,是容易发酵的。我们为从这没有刺戟的境涯中蝉蜕而出起见,应该始终具有十二分的努力。而且对于从这样新境涯中出来的思想和发见,也应该先有一种心的准备,能给以谦虚的倾听。倘有了那样的大模大样的居心,以为专门家坐在高的宝座上,俯视着外行人这地面上的劳役者,是不对的。在世间日见其分业化,专门化了的现代,就越有更加留意于专门家以外的思想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