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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比这更大的理由,算作他的弱点的,则为他是教育家。凡是对于专门以外的事,有着兴味的人,所当常有戒心的,是当他奉行他真有兴味的事业,即奉行他的真的天职时,他又常蒙其专门的职业的影响。就是这一个重大的事实。尤其是在亚诺德,看那职业怎样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和文章,颇是一种极有兴味的研究。

他是教育家。所以职业所给与他的环境,大抵是思想未熟的青年,在指导熏陶着这些青年之间,他便不知不觉,养成了一切教育家所通有的性癖了。就是,凡有度着仅以比自己知识少,思索力低,于是单是倾听着自己的所说,而不能十分反驳的人们为对手的生活者,即在不经意中,失却自己反省的机会,而严格地批判自己的所说的力,也就消磨了。所以亚诺德虽然怀着天禀之才,也失了将自己加以反省和研钻的习惯。思想的发达,是出于受了四面八方的反击,而和它力争,抗论之中的,在什么都是唯唯倾听的听众里,决无能够一样地发达之理。故为人师者,是大抵容易养成独裁底,专制底,独断底思索力的。

然而用之当时,真有效力的思想,却并非这样的片段的思想,而应该是更其洗练,更其锻炼的。亚诺德的思想,却正缺少这从同年辈,同知识的人们的攻击而生的锻炼。因此,他的思想便势必至于多有奔放之想,奔放之言。这就使他在实际社会上不留他的言说的实迹。

同一意义的事,我们也可以见于新井白石、王安石、威尔逊。关于这些人们的事业的成败,许多批评家往往单纯地以“因为是学者”一语了之。但因为是学者,即迂远于当世的事务,是决无此理的。那真的理由,倒在送半生于学窗下的人们,即一向继续着未受反驳的思索。于是虽然办着当世的事务,而一遭同一知力的政敌的反驳,便现出柔脆的弱点来了。侃斯教授叙述巴黎平和会议的光景的文字中,也曾指摘过威尔逊对于鲁意乔治和克理曼沙的捷速的驳论,缺少即刻反驳的机转,而讷讷不能说话的事来。以威尔逊那么的天才,那作为学者而专和青年相对的半生的习惯,尚且将一世的事业都带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