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国内新社会史学家们中，由批判秋泽而展开讨论的，首先当数到李达先生。他在《文化杂志》第二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虽然只从正面讲述他自己有关这一问题的意见，但他显然是见到了秋泽所发表的“高论”的。他把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归纳为以次八项：（一）战乱频繁，（二）封建力役，（三）封建剥削，（四）宗法遗制下聚族而居的村落公社，（五）封建的政治机构，（六）农民阶级不能担负新生产方法，（七）科学不发达与儒教学说的影响，（八）地理环境的影响。这无疑已把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全触到了，但正如紧接他发表那篇文章之后，即起而与他争论的蒙达坦先生所说，“即使这些全是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但这些原因怎样作用于中国社会而使其发展迟滞呢？如果单只说这些原因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迟滞了社会的发展，那是非常不够和太笼统的，科学的说明，决不容许其含糊，而必须说明其如何如何。”
上面的话，是蒙达坦先生在《与李达先生论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一文中（载《文化杂志》第二卷第一号）所指陈的，李达先生平列出八大原因，并指出前五者为主因，后三者为从因，确实是太笼统而非科学的说明，但蒙先生是怎样来说明的呢？他认定社会的发展取决于资本积累与生产方法进步两件事。我们要解决中国社会何以发展迟滞的问题，非从确定究竟是什么事物妨碍生产方法进步，究竟是什么事物妨碍并破坏资本积累的相互关联处去研究不可。他是按照他所提出的方法论来分别解说其原因的。关于妨碍或破坏原始资本的积累，他提出三项：第一是特殊的土地所有关系，第二是农民战争，第三是共有财产。关于妨碍生产方法的进步，他又提出三项：第一是重农抑商政策，第二是地域发展不平衡，第三是儒家学说的影响。李先生的八项，到蒙先生手中只有六项了，并且有几项还改了样。这样的研究，也并不会完全改变李先生平铺列举的缺点。从原理上提出生产方法与资本积累来，虽像把问题鞭辟近里地推进了一层，但如果有谁把妨碍资本积累的三原因和妨碍生产方法进步的三原因掉换一下，或者主张那六项原因同样会妨碍生产方法进步和资本积累，我想蒙先生也不能怎样表示异议罢！比如，特殊土地所有关系，为什么就只妨碍资本积累，而不妨碍生产方法改进呢？又如，重农抑商政策，假使不停止在表面的考察上，为什么只妨碍生产方法的改进，而不妨碍资本的积累呢？李先生平列固然笼统，蒙先生分举却更机械。
然而我要进一步看看华岗先生的意见。他在一篇《中国社会发展阻滞的基因》（见《群众》第七卷第十一、二期）的论文中，直接讨论到李先生和蒙先生的观点。他认李、蒙两先生所举述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原因，有的是因果倒置，如科学的不发展，原是社会不发达的结果，不能同时又把它看为是社会不发达的原因；有的是附因被看做主因，如李先生强调的战乱频繁，蒙先生强调的农民战争，都像过分地把社会不发达的责任放置在战乱上，而却把残酷剥削妨碍生产并招致动乱和战争的更本质原因放在次位了。特别是关于蒙先生把农民战争描写成愚民盲乱破坏一切生产手段的意见，他提出了极不客气的指责和抗辩。
在这几个回合的争论中，我们不应忽视它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莫大贡献。自从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问题被提到论坛以后，我们以前几乎全被蒙在中外流俗学者们放言高论的一些不着边际的曲解和疑难中，如缺乏自然科学哪，缺乏自然科学的研究精神哪，缺乏蒸汽机的发明哪，缺乏对外贸易的弯曲海岸线哪……经过这次讨论后，至少，那些技术的自然的理由，已不再能蒙蔽任何一个稍有新历史科学修养的读者了。
然而，我们显然是不能满足于那种讨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