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讲到这里，我们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似乎有一较生动的理解了。但我们还不应停止在这比较静态的分析上面，而须进一步指出它的一般动态推移：
首先，如我们一再指明的，建立在地主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官僚政治有着无比的包容性与贯彻性，它不但动员了中国传统的儒术、伦理、宗法习惯等等来加强其统治，并还把可能而且在社会史上必然要成为它的对立物的商工市民的力量也给解消同化在它的统治中。结局，作为领主经济或贵族政权之死对头，而在那种政治经济中爬升起来的市民阶层，就不可能在中国地主经济与官僚政治场面下产生出来。
其次，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经济政策，虽然在每个朝代初期被强调着，但官僚政治的根本作风就在于多方面的敷衍应付，官商的本质联系不但从不会因此隔离，而且，每逢劝农务工、讲求水利的政功多少收到实效，使农业生产力在丧乱之后有了一些恢复之后，依政权统一、农工业生产物加多而展开的商业，就照应着专制官僚机构的扩大与官僚阶层消费欲望的增繁，而使官商的“苟合”得到进一层发展。在这种场合，小国都市的政治性、商业性与消费性就“相得益彰”地尽情发挥。然而由商业与胡乱消费所给予政治上的腐蚀影响，不旋踵间，就由官僚阶层勤于剥削搜括而怠于奖劝农事和讲求水利的颓废倾向上充分表现出来。
其结果，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一切打击生产者特别是打击农民的措施就从四面八方紧逼拢来。贪污、横夺、诈欺，先是压迫农民的生产条件，进而压迫他们的生存条件。社会已有的生产方式既不易维持，社会可能挣出的蓄积皆浪费殆尽，所以，等到农民大批流散死亡，大批成群结队变为叛乱队伍，原本已被残酷的封建剥削破坏得相当普遍与彻底了的社会劳动生产力，这时还得承受农民战争一时加在它上面的荒废作用。
又其次，有不少的王朝，在普遍农民叛乱出现以前或在其演变当中，常常还因其统治力减弱或弛懈而招来外侮；但在过去，不论是对外战争，抑是内乱或内战，都止于促成王朝的崩解，而迄未招致社会的革命。这原因，与其说是取决于战争的性质，不如说取决于战争进行过程中的一般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可能贮备条件；与其说是由于农民战争只有破坏既成统治的消极展望，不如说是由于既成统治已把新社会所由孕育诞生的积极因素给无情摧残剥削净尽了；与其说是由于农民不能单独担任新生产方式，不知道爱惜旧社会可资利用的生产手段，不如说是由于当做新社会。之主导者的市民阶层，根本把他们的历史任务歪曲了，他们不论是扮演官僚的配角，抑是转化为地主豪绅的伙伴，都只能在农民战乱过程中成为没落王朝的殉葬者，而无法以新社会领导者的姿态出现。所以，中国以往农民战争没有表现出积极的革命的成果，是不应也不能单从农民本身的性质或其崛起反抗的单纯动机得到理解的。
然而，所有上面的说明，都不应驱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无可救药的宿命论结论：中国以往由特殊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与封建主义混合统治形态，根本就从本质上、从它内部的相互制约上永远不许由它自身孕育出一个新的社会机能。这个结论是荒谬无稽的。“迟滞发展”并不可理解为永不前进。中国由秦代到清代二千余年中的社会经济状况，尽管还是停滞在同一社会史的阶段上，然而，以秦汉的社会经济生活与明清的社会经济生活相比较，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后者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向着近代化大大跨进了一步。我们要有了这种认识，才知道划时期的鸦片战争究在促成中国现代化当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同时也才知道为什么中国现代化开始这么久了，传统的官僚统治仍不肯让新社会好好抬起头来。
在下面，我将从这些方面展开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