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二)戊戌政变——反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不反对清室。
中日战争的惨败，虽不一定证明“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便“致外国亦无不足”的认识的破产，但却能证明专制的官僚统治根本就不易有充分而有效的开花大炮和轮船，就是有了那一套东西，也根本不能发挥效力。关于前一点，试看下面的说明：统治的腐败贪污，“从西太后起一直到最下级的小官吏，能免了的很少。西太后除了移用国家正当的军政费，供自己个人的享乐外，又率领宫廷内的妃嫔及阉宦小人，相率出卖官爵，于是上行下效，凡供职于政府机关的人员，也相率以苞苴贿赂图谋个人位置的维持并升迁。北洋海陆军的重要将领，及主管人员，多屈身于李莲英的门下称门生；苞苴贿赂品的来源，不外刻扣军饷，侵吞公款，于是弄得军事上的设备窳劣不堪。”(李剑华著《中国近百年史》，上册第一六七——一六八页)关于后一点，“当时政治上的各方面，军事上外交上财政上以及其他，无不一盘散沙。……就军事上说，海军衙门是管理并指挥全国海军的，但实际上仅能指挥北洋舰队；若要调遣北洋以外的南洋舰队，就非绕一个弯，先打电报和南洋大臣商议不可，即海军衙门本身，总理之下，有两个会办，再加上两个帮办；总理有‘权’无‘能，会办帮办则有‘能’有‘不能’，而‘权’则彼此相埒；故在衙门的自身，事权就不能统一。陆军的不统一，更甚于海军。兵部是配调机关，各省的兵，已经成了各省督抚的兵，李鸿章可以直接调遣的，限于北洋的陆军；其他各省的军队虽然可以奏调，但是编制训练器械既不统一，指挥的将校又各不相习，那种散漫无纪的状况，比海军更甚。”(同上，第一六八——一六九页)
一句话：单从军事建设、技术建设上讲求富国强兵、“安内攘外”的大理想，由于中日战争暴露出一切腐败无能现象而归于幻灭了。于是，在这以前已经有所酝酿的政治改革活动便找到了一个大做文章的机会。经士兼政论家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物的维新运动应时产生了。他们的基本政治运动纲领是依开明的君主立宪政体的理想展开的。当时战胜国日本的明治天皇是他们想借以塑造光绪皇帝的样版。因此，他们的保国强国号召，就是想不变更清室的统治权而只改善其统治方式，改善其专制的封建官僚形态。但无论他们在理论上作着这种区别时是如何殷切期望避免改革上所必然要遭遇到的困难，而在实际上，清室的统治是与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分不开的。所以，有名的“百日维新”，尽管谈不上什么激烈的改革(如由光绪皇帝决定实行科考改试策论，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裁撤冗员及骈枝机关等一类无伤大体的新政，此外除康梁外，又任用了号称“四卿”的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一流维新人物)，却马上激起了西太后及整个满族官员的不满。而汉族的守旧人物更怕“维新”不能维持他们的禄位也都拼命反对。以至光绪在给“四卿”的所谓“衣带诏”中，极可怜地表示：“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可如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富兵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又于国？”后来，“朕位且不保”，竟成了谶语。排斥西太后势力的计谋尚在酝酿，西太后对维新人物一网打尽的布置却已经安排好了。六君子被杀害，光绪帝被囚禁，前此被称为新政的若干节目全被废除，于是一切依然故我。但是，尽管如此，这次政变毕竟留下了极不可忽视的影响。
就消极方面讲，由维新运动失败受到鼓励的一切守旧顽固势力因而大为抬头。他们由反对外国的新法进而把当时山东、直隶各处因生活困迫激起的民变转移为巩固自身统治的手段。所谓“义和团”事件，所谓“拳匪之变”，就是在这种“维旧排新”“扶清灭洋”的如意打算下酿成的。在事变推演过程中，由西太后到接近他的满族权臣以至若干地方巡抚官吏，有的竟相信拳民可以用呼风唤雨、飞沙走石的邪术和《封神榜》上许多天兵天将的法宝去打败洋人；有的虽知道拳民邪术绝不可恃，却因为怕开罪于西太后和触怒那些顽固人物，相率袖手坐视其发展。直到八国联军陷大沽，逼天津，破北京，西太后挟光绪帝出奔西北，这爱新觉罗王朝和中国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最后一次最无法掩饰的丑剧才告收场。它们在前此应付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日战争时还只表现贪污、颟顸与无能，而这一次则叫全国、全世界明了它们是如何无可救药的顽固、执迷不悟和无知无耻。一切坏的东西一定要让它找机会坏个痛快，才肯罢休的。
然而，我们还得看看戊戌政变以后在积极一方面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