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一直就不曾停止过战争。但举国一致的抵抗日寇侵略的大规模战斗，却是从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开始。现代性的战争，从民族的立场说，是所谓全民族战争；从社会立场说，是所谓社会总力战。但团结全民，动员社会总力，都难免受到国民经济发达水准的限制，而由是使担当动员总机构任务的政府或政治组织，也不能不显出极大的差异性能来。
中国是一个产业落后的国家。不断的内战与继续为官僚所统治，几乎成为政治上互为因果的两种现象。当对付现代性的强大敌人的对外战争发生后，内战是停止了，不统一的裂痕是暂时被弥缝了，仿佛已大体到了中国古谚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境地。
但一个产业不发达的国家，它的人力物力主要在农村。要把在农村安土重迁而松懈惯了的人民，动员到战斗行列中，要把他们分散的零星的物资，汇集为支持战争的物质手段，单从技术上讲，那已经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如其把我们的农村社会生产关系，即土豪劣绅依着保甲组织行使支配的统治情形加以考虑，那么，要农民透过多重压迫与束缚的关系看出民族的利益，要他们在土豪劣绅的多方捉弄下，向民族战争贡献其生命和仅有的资产，那自然是更不容易了。
领导者抗日工作的中枢组织，既是我们前面详细解述过的新官僚政治机构，而这机构，又早已把保甲制度当做自己的基础结构，如其要它不依赖这种结构，而来行一种叫农民能自觉自动起来参加抗战的动员方式，以破坏这种结构，那就等于解除自己的武装。这显然比叫土豪劣绅，叫各级地方势力去动员民众还要困难。结局，政府为了回避前一种困难，而不得不去忍受后一种困难。于是，随着战争范围扩大而逐渐展开的政府动员工作，或政府对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管制工作，就只好沿着原来的政治路线，通过比原先扩大了的政治机构去推行。在推行过程中，无论由农村到都市，统通是由一部分人，或一部分有权有势的人，强制另一大部人为民族、为战争贡献出他们的生命和仅有的财产，而强制者自己，却不但藉此保全了生命财产，且还藉此捞到了发财和扩大权势的机会。这样一来，动员工作及其范围每推进一步，它自己所造出的社会障碍或社会隔膜也就无疑要加大加深起来。所以，到后来，无论是在政府方面或在人民方面。都仿佛存在着二重的敌人：其一是民族的敌人，其二是社会的敌人。彼此社会的对敌，显然会减弱民族的同仇敌忾。这不和谐而又不合理的局面，一直延长到了战后；就广大的人民方面说，他们尽管是在长期的全民战争的磨练中获得了痛苦的教训和翻身的机会；但正因为如此，政府的统治机构、管制技术也不得不相应扩大，并相应巧妙地深入到每一社会文化角落，而成为中国历来专制官僚政体中最庞大、最包容、最险恶的形态了。
讲到这里，我想附带述及一件事实，就是一个过于落后的国家，原是不可能自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统治花样的。可是，一个政府，在经济上，如照正当·斯密所说，最容易仿效他国新的敛财征税制度；它在政治上，也许就最容易模仿他国新的统治组织。抛开社会关系或社会条件专从外观上技术上来学样，当然是会变质的。俄国踢去资产阶级而施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到德国及意大利便反过来成为镇压产业劳动大众的法西斯与独占资本混一的新专制政体；再转到中国，又屈降一等，变成了买办资本与变相封建主义的结合统治形态。不论这种统治阶层各别个人的主观意向如何，在客观上，他们会不自觉地把一般觉醒的农民大众当做管制镇压的对象，并多方阻碍民族商工业者，打击那些敢于表示异议的自由知识分子。
在战前，新官僚政治在自己的形成过程中，本来已从国外的、特别是德意诸国的法西斯统治得到了不少鼓舞和技术上的借鉴，到了抗战发生，就更把它们的权力哲学和政治方术进一步着意效法起来。这就是我在前面一再表示中国新官僚政治掺杂有外在影响、外在因素的原因。可是，尽管国外乃至国内的政府反对派不时用“法西斯”这个（一度曾很时髦，而现在则不大雅驯的）字样攻击政府，但我们的新官僚政治体制就是发达到了极高峰的今日，依旧与轴心诸国当时的垄断与独裁的政治组织不能混为一谈；那显然不是伦理上的善恶好坏的问题，而是由社会经济本质和结构所区分的差别。
我们一把考察移到经济领域，马上就会获得一个很明确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