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作为中国新官僚政治立直接靠山的特殊财政金融体系，随着战时政府统治权力的加强加大，不但有了异常迅速的发展，且把范围也扩大到一切生产领域了。虽然在抗战初期集中在沿海一带的商工业都被毁弃，往后且有数年之久断绝了对外经济联系，但比买办金融资本更有包容性的所谓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仍然奇迹似地从一般国民经济的衰颓与破灭的景况中成长发展起来了。
战前那种特殊金融体系与财政或政治紧密结托以后，我们就很快地有了货币制度改革。从表面上，伴随币制改革而施行的限制发行、集中发行、停止兑现、金银国有等措施，像是于金融界不利的，但在一切金融巨头很快成为政治上的红人，同时政治上的红火又很快成为财政金融巨头的场合，一切有利于政府的措施，自无疑要直接间接造出更有利于金融大亨的场面。在抗日战争发生的前夜，金融资本的意志已经是政府的意志了。
战时政府的口号是一切从属于战争，一切贡献给战争。但因政府为它的上述的社会特质所限制，不能推行依人民资力大小决定其对战争负担的原则，或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所以对于战费的筹措就采用一些间接的聚敛方法。通货膨胀是从币制改革以来就在暗中进行的；此后更愈来愈把它当做最简便有效的筹措战费的手段。由通货膨胀连同物资缺乏造出的物价飞涨现象，已经使专卖、专买、囤积、走私成为很赚钱的买卖了。然而官僚勾结金融资本，或金融资本通过官僚而进行的最有利的发财活动，也许还是表现在黄金卖买、外汇管理、生产统制诸方面。他们利用战时经济逐渐使国家变为社会的主要消费者、生产者、乃至流通运输者的机会，在战争过程中，把全国“取之尽辎铢”而聚敛起来的资产囊括为私有了。等到战争结束，他们那些大小头目，又很快地利用“劫收”的机会；变为更大的官僚资本家。极同情中国政府的美国《纽约时报》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曾登载其驻南京记者的通讯说：“中国政府用各种不同的公司组织，已包揽了国内一切主要的经济事业，掌握矿产、动力、重工业、丝、棉、纱及糖的生产”；但它忘记补充了句。“中国官僚用各种不同的政治方术和手腕，已把政府所掌握的一切事业，变为自己任意支配、任意侵渔的囊中物。”依着上层的榜样，由省到县乃至地方的大小经营，都分别由各级各层的权势者，假借战时骤然增加起来的政治权力和任意编造的政治口实而化公为私了。
官僚政治每向前发展一步，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也相应获得一些扩大与吞并的机会；但反过来，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的巨大成长，那才是新官僚政治得向前迈进，得跨入一个新阶段的基因。倘把目前国人所议论不休的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和前期的买办金融作一比较，就可显出以次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官僚资本对于前一阶段的买办金融资本，并不是减弱了它的买办性格，而是加重了它的官僚性格；也并不是减少了它的金融作用，而是加大了金融的政治作用。
第二个特征是，在前一阶段，银行家或金融家尚是以商业经营者的客位支援政府，而到了这一阶段，他们早已是官，或官早已是金融资本家了，在谁都可以把国内公私大小银行的经理董事，同各级政府的要人，列出一个对照表，即使多少有些出入，那不过是化名，或太太小姐少爷的代名罢了。
第三个特征是，前一阶段的买办金融资本对各种生产事业尚无何等密切联系，而官僚资本则把它的触须伸展到一切有相当规模的事业上了，至于当做“淌来之物”的庞大敌伪资产，对于官僚资本原本极为薄弱的产业基础来说，无疑是一大补助。
然则有了这样有力的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支撑的新官僚政治，是否没有问题了呢？恰恰相反，许许多多的问题正好是从那种官僚经济的漏洞中发生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