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面对汹汹民情，乾隆全力以赴，高筑坝垒，将其约束在“纲纪”的河道内。
那么，底层民众受到冤屈，就只能等死吗？
乾隆认为，这种情况下，群众有权利上访。但是，一定得在国家政策规定内，一级一级来，不能“越级上访”，更不能采取“聚集”“闹事”等危险手段。皇帝的理论是，“至该处百姓，如果追比负屈难伸，应赴上司衙门控告，乃敢聚众赴署，纷纷殴闹，此风断不可长”。
“应赴上司衙门控告”，这便是皇帝所开具的普通百姓对付贪官污吏的唯一办法。就是说，你必须在体制内反映申诉，寻求解决的办法。
问题是，传统社会体制内的申诉机制常常是失效的。底层百姓的上访，最常见的处理方法是被上级发回基层处理。如果“赴上司衙门控告”遭到拒绝，被发还原县锁系，又怎么办？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九月，湖南新宁县百姓刘周佑到知府处控告新宁县县令营私舞弊，代理知府不问青红皂白，将案子发回新宁县处理。新宁知县利用职权，挟私报复，把刘周佑关押在监。县民忍无可忍，纷纷罢市以示抗议，事情被汇报给了皇帝。
这种情况下，皇帝做了如下一段批示：
抗官之案，虽事涉有司，应行参处，亦必首惩纠众之人。而于官员应得处分，不即汲汲究治，诚虑匪徒因此长奸，不可不防其渐也。
就是说，对于百姓对抗官府的案子，即使百姓有理，也得受到严惩。而对官员的处理，不可过重。因为如果严处官员，那么百姓必然得到鼓励，以后会变本加厉，益发助长了“以下抗上”的“歪风邪气”。用乾隆自己的话说就是“刁民闹事而即参知县，将使刁风益炽矣”，“将来愚顽之徒，必且以此挟制官长，殊非整饬刁风之道”。
乾隆的这个逻辑，在处理夏邑县事件时也得到了另一次清晰的解释。乾隆在给夏邑人的另一篇谕旨中，如此告诫百姓：
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官员是民之父母，那么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当然是疼爱孙子的，但是遇到孙子和自己的父母作对，明智的祖父会怎么做呢？显然，他绝对不会助长孙子反抗其父母的恶习。因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会反抗祖父。这不是显然之理吗？
因此，作为孙子，即使受了父母的委屈，也只能含冤忍受，等着祖父有一天发现父母的错误加以惩治，而不应该主动跑到祖父面前，来说父母的不是。如果主动报告，就是孙子不守孝道，不能“子为父隐”。本来祖父要申斥父母，一听孙子公然陈告，也会先压下来不办，不能让孙子长脸。
同时，他还要把孙子交给自己的儿子，让他好好处理处理。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十分明白怎么处理孙子，才能使他记往下次不要再犯上作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