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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乾隆所料，他的“儿子”赈灾不行，但是处理“孙子”造反事件，却极富政治天分。
乾隆命令把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交给山东巡抚审办。山东巡抚当即发文给夏邑知县，也就是那个被夏邑人一再控告的孙默，命他立刻把秀才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抓起来，押递到山东。
革职的命令还没有从省里传下来，但孙默已经知道自己的乌纱马上就要丢掉，因此他非常清楚如何办理这个案子。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派衙役抓人，而是亲自带领人马，前往秀才段昌绪家，命令对段家彻底搜查，特别是对书籍文章，要片纸不留，一律搜出让他检查。
他知道，皇帝对文字之狱特别有兴趣。这些秀才们积习难改，平时一定会写些日记文章之类，而这些文章之内保不齐会有一两句牢骚怨望之语。如果找到一两句他们咒骂政府的证据，那么这个案子就会升级为政治案件，自己很可能就会脱身，起码也会减罪。
果不其然，衙役们在段昌绪的卧室之中搜出了几页文书，居然是吴三桂起兵反清时的檄文抄本。这篇檄文，八十年前广为流传。八十年后，段昌绪仍然保留，这不是大逆是什么？
孙默如获至宝，他飞马把这一“成果”汇报给图勒炳阿。图勒炳阿又添油加醋一番，以八百里加急的文件报给皇帝。
乾隆对此非常重视。一方面，他对任何政治上的反清苗头都视如大敌，另一方面，在前两天对夏邑事件各打五十大板后，他感觉十分不妥。因为各地密报已经传上来，说虽然皇帝各打了五十大板，但是“平民百姓扳倒巡抚”的消息仍然像长了翅膀一样，立刻传遍了大清各省，那几个敢于告御状的平民已经成了全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不少地方的人闻听此消息，准备要进京告状。
皇帝于是断然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夏邑县知县孙默以及图勒炳阿能侦破这样的反清大案，“尚属能办事之员”。侦破反清政治大案之功与讳灾这样的小过不可同日而语，“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因此不必革职，仍留原任。
第二，命直隶总督方观承前往河南，与图勒炳阿一起彻查此大案，特别是要查清这个檄文到底从哪里抄来，背后有没有其他组织或者情由。
皇帝在上谕中还莫名其妙地着重说了这么一句：“命方观承会同图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抄家，以检查彭家是否也有这道伪檄。”并且立刻命令彭家屏前往北京，听候皇帝亲自问讯。
显然，皇帝一定要将退休二品大员彭家屏牵连进案子中，才算罢休。
四月二十六日，皇帝回到圆明园，结束了此次风波迭起的南巡。他召来彭家屏。在严审之下，彭家屏交代出自己家中确实存有几本明末野史，比如《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记》《豫变纪略》《酌中志》《南迁录》等数种。
然而，方观承与图勒炳阿抄家的结果却与彭氏交代大相径庭，原来彭家屏之子彭传笏闻听抄家之信后，已经把家中所有这些“禁书”一把火烧了。
但方观承也有成果。他说，经过审讯，刘元德交代，他的御状状子曾经给彭家屏的侄子彭型看过，这从侧面证明，彭家屏与这个告御状事件确实有关，皇帝的判断是正确的。
皇帝对这个结果基本满意，他知道，一个大案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