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系缓和的初步迹象
1941年12月29日，1939年前往苏联治病的原第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由苏联回国，抵达新疆迪化，新疆督办盛世才马上将此消息电告了蒋介石。由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受到极大牵制和削弱，原先倒向苏联一边的盛世才转而开始向重庆国民政府示以忠心，蒋介石自然相信，这一形势也必定会对中共造成重大影响。出于分化争取和一探深浅的目的，蒋介石对林彪回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他当即通令西安－兰州党政军一律不得留难，并应极力加以影响。于是，1942年1月5日林彪飞抵兰州后，立刻受到国民党方面的热情款待。16日，林彪抵达西安，更是备受重视。不仅国民党党政军各方分别宴请和谈话，而且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胡宗南还专程由前方赶回西安与林彪晤谈。
在1月31日的谈话中，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大谈国共合作共同建国之必要并断言：“只要求得抗战胜利，不再内战，而采取各国新机器与技师，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义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而一跃为独立国，且可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但若两党摩擦则不仅不能使国力迅速增长，而且必然造成内战重现之根基。林彪认为：一旦内战，则必将演为持久战，试想前度国民党反共时，“共产党无军队无领袖无经验，而尚能揭竿而起演成十年之大内战而不决，今则拥有雄师七十万，有能干之党首，有丰富之经验，如重开内战，其战祸之烈可想而知”，“且共军万一内战，其时必能获外国军火援助，则中原鹿死谁手未可料也”。至于两党间之分歧，林彪归纳为两点，即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和如何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之统一，表示共产党决非怀疑三民主义，并愿意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统一军令政令。
对于林彪的说法，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当场只是频频点头表示有同感，并称赞为“新言论”，甚至表示愿意重新调整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可以考虑为八路军补充作战武器，让其干部到战区医院治病。他随后还专门派军医处长前来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为共产党的干部看病，并亲自押车为林彪送来大批军事书籍，以显示其意。
1942年，虽然“皖南事变”带来的阴影并未散去，但国共关系已逐渐开始进入较为缓和的时期。双方固然不可能恢复前此之各种联系，相互间也没有信任可言，军事上的摩擦却已明显减少。当然，在国民党方面并没有停止发布防共文件。进入到6月间，国民党高层还召集了专门的军事会议讨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布防和行动问题。由于这时敌后形势极端困难，苏联对德战争形势也极其严峻，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这种风吹草动自然会相当紧张，一度甚至以为国民党在西北剿共的“决心已定”。但从共产党方面来看，考虑到整个国际国内环境，特别是敌后根据地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毛泽东这时明确主张对国民党要力谋缓和。
7月初，借着纪念“七七”抗战爆发五周年的机会，中共中央一改自“皖南事变”以来对国民党的激烈态度，再度公开表示：“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
与此同时，毛泽东致电驻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要求他们立即开始与国民党方面就缓和两党关系进行商谈，并具体指示谈话内容为：（一）要求国民党联络参谋返回延安；（二）询问释放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可能性；（三）询问日苏间如发生战争国民党将采取何种方针；（四）表明中共中央要求在目前及战后加强两党合作，建立三民主义国家的坚定态度，询问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电报中还特别指示董必武，应提出毛泽东愿意找机会见蒋介石的要求。《毛泽东致董必武电》，1942年7月2日。很显然，毛泽东相信，这是迅速改善国共关系的一种最好的办法。
毛泽东这时对国民党态度的缓和，除了共产党自身的处境以外，很大程度上是与苏德战争爆发后，美、英、苏三国结盟，共同抗击法西斯的战争形势密切相关的。他估计，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参战，今冬明春就有战胜希特勒的可能，明年秋冬就有战胜日本的希望。而苏、美、英三大国结为一气，不仅“影响到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而且势必影响到战后整个国际局势也仍将会是民主阵线各国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局面。“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战后仍有与我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必须估计到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毛泽东致胡服同志电》，1942年7月9日。
这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在1940年谈判时之所以坚决拒绝国民党关于以旧黄河划界，将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移至黄河以北的方案，主要原因只是在于，此一方案无论在实行中或实行后，都有使八路军和新四军陷入被敌围困或受其夹击的严重危险。而鉴于苏、美、英此时均将参加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已指日可待，现在已不存在这种情况。恰恰相反，战后既然必须要与国民党合作，若仍旧与强大的国民党保持着这种犬牙交错的地域关系，特别是继续占据华中地区，势必要与国民党发生重大冲突。到时候或为其所制，或遭国际干预而委曲求全，反不如早具战略眼光，预先做好军事上的种种部署，避免发生不利的态势。因此，在拒绝了国民党1940年的“中央提示案”两年之后，毛泽东这时又开始考虑接受《中央提示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问题了。这样一来，一度成为国共间严重障碍的国民党的划界方案，重又成了可供讨论的基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