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赫尔利功败垂成
赫尔利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协定草案内容如下：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治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立即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3页。
这一协定由于明确肯定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从根本上否认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对于共产党人无疑是一种空前的胜利。故毛泽东在协定签订当天致罗斯福总统的感谢信中，明确宣称：“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毛泽东致罗斯福总统函》，1944年11月10日。同样，多半是由于从美国民主政治的观念来理解这一协定在统一和团结中国两大政党问题上的意义，赫尔利也极其兴奋地陶醉于自己所取得的胜利之中。他断言，毛泽东为解决这一最困难问题而表现出来的“光辉的合作精神”及其“智慧和热忱”，“是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的胜利的贡献”。《赫尔利致毛泽东函》，1944年11月10日。在他看来，“在修正草案中的基本原则几乎全是我们的”。 FRUS，1944，China，pp.699.因为他成功地使毛泽东承认了“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这一重要条件，而联合政府等等不仅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则，而且又丝毫无损于蒋介石的领袖地位。
然而，兴冲冲地返回重庆的赫尔利一下飞机就被浇了一头的冷水。当宋子文看到赫尔利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协定草案时，立即气急败坏地赶到赫尔利的寓所，指责他被共产党人的旧货单子欺骗了。 FRUS，1945，China，pp.195.张治中与王世杰则批评赫尔利不提军队数目，更不应在协定中将国民党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而在随后赫尔利与蒋介石的交涉中，蒋也明白地告诉他：承认这一协定，将意味着他和他的党完全失败，不仅如此，如果接受这一协定，必然导致中共控制政府。FRUS，1945，China，pp.180－181.很明显，国民党的立场依然如故，即决不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更不承认所谓联合政府，必须保持国民党对政权和军权的全面垄断。赫尔利对此自然颇不理解，他明确认为：蒋介石“不能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为此，赫尔利对张治中、王世杰等大加斥责，说：“你们谈了五年了，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你们不要骗共产党，你们说军队好，贪污腐化是敌人造谣，毛告诉我，贪污腐化的事孙夫人孙科都谈过，新闻记者也报道过，我看你们就是这样的人。你们说共产党不愿团结，我到延安看毛他们都是爱国分子，提出要求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共产的，而是民主的。他们是愿意团结的，我看到是你们不愿团结。”对于蒋介石所谓共产党要搞掉他的说法，赫尔利也当面表示反对。称：共产党所要求的是团结，他们要求团结比你们更迫切。你们的恐惧只是表示你们的虚弱。
不能说赫尔利这时的愤懑只是装腔作势。他得到了一个在他看来是十分满意的协定，却被国民党毫无道理地推翻了，这不能不使他气恼。甚至在他把这种情况报告罗斯福后，罗斯福也同样相信赫尔利有必要坚持那个他这时甚至还不了解的协定。他只是告诉赫尔利以他的名义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向蒋介石说明无论罗斯福还是“俄国人”，都认为有必要与共产党人进行妥协。FRUS，1944，China，pp.703.但是，当蒋介石把这种妥协认定是一种足以要其性命的陷阱之后，不论是谁都不会使蒋让步。赫尔利终于退缩了。
21日，赫尔利接受了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复案，并同意转送共产党代表。但他向国民党人声明：这个建议中没有一个字是他的，也没有一个字是作为他的公平调解思想而转送的。在当天上午，赫尔利在他的办公室里向周恩来宣读了国民党提出的复案，这就是：
一、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期实现迅速击溃日本，及战后建国之目的，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其军队饷项军械及其他补给，与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应尽全力拥护之，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并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
三、国民政府之目标本为中国共产党所赞同，即为实现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并促进民主化政治之进步及其发展之政策。
除为有效对日作战之安全所必须者外，将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及其他人民自由加以保障。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4页。
赫尔利在宣读后即向周恩来说明：在你们所提的方案中，我认为最重要者，就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及参加决策机构。但他们认为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是违反孙中山的原则的，我已经争过了。但蒋委员长现在还是只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不愿承认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他们开始也不愿意你们参加中枢机构，因为这是神经中枢，一切军队调动和外国物资的来源与分配都要经过那里。我也说服他们接受了。至于联合政府，他们是怕你们插进一个脚趾，会把他们挤掉，我叫他们不要怕，他们认为我从延安回来就被共产党洗脑了，所说的都是共产党的话。但蒋介石最终仍然告诉我：他将允许你们参加政府，但不愿写在这个建议上。赫尔利解释说，我原来不知道实际情形，所以在延安时，毛泽东提出意见后我也添上一大堆，现在看来，也许他们这个建议才是谈判的基础。赫尔利的意思很明白，即他试图告诉周恩来，他已经为共产党争到了所有目前可以争到的东西。但周恩来却不会这么认为，他当场表示：共产党只参加军事委员会而不参加政府，结果仍然不能参加决策，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挂名的，不但没有实权，而且从不开会。
当天下午，在具体研究之后，周恩来与董必武再度拜会赫尔利以了解进一步商谈的可能性。周恩来接连提出几个问题：其一，赫尔利将军是否仍同意我们为实现中国团结必须以组织联合政府为前提的主张？赫尔利答称：作为一个见证人而不是当事人，我不能使用同意这个字眼儿，但我认为联合政府的主张是适当的和民主的，问题在于国民党不能接受“联合”这个字眼儿，而他也不能单方面表示同意共产党方面的意见，所以他只能转而劝说共产党与政府间取得谅解。其二，周恩来问：参加政府是否说我们只能处于观察者的地位，而不能有实权？赫尔利答称：是的，参加政府并不等于有实权，但事在人为，你们可由此求得政策的改革。其三，周恩来又问：这次参加军事委员会怎样才能行使委员的权力？赫尔利答：这次委员应该行使权力，而且能够行使权力，因为军事委员会将成为最高统率机关，有国民党参加，有共产党参加，也有美国方面参加，并最好设置一个同盟国的统帅，你们难于受国民党的指挥，国民党也难于受你们的指挥，有一个同盟国的统帅便能以公平的态度指挥双方。最后，赫尔利声称：“我劝你们赶快参加政府，你们一步一步地干，咬东西不能一口咬掉，要一口又一口才能咬掉。”他同意周恩来等带此复案回延安商量，但要周恩来走前先与国民党代表交换一下意见。
22日上午11时，周恩来和董必武再次到达赫尔利的住处，与国民党方面的宋子文、王世杰等会谈。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表示：“我这次代表中共中央出来谈判，目的在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以谋全国团结、抗战胜利和友邦合作，而国民党方面的协定草案，则没有这个精神，我们是不同意和不满意的。但就个人而言，我们愿意从双方的建议中，找出共同点，以便求得为达到这个民主政府的初步解决，同时也为民主政府奠定准备工作。”由于国民党代表从周的态度中感觉到某种解决问题的愿望，蒋介石立即于当天下午召见周、董，表示：我们革命党，就是为实现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周恩来则说明：对三民主义国家及三民主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当调换的改组的。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当着形格势禁，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
随后，由于延安下雪，飞机不能降落，周恩来等未能立即返回，于是他开始在重庆起草给国民党的复案。29日，周恩来将复案及其备忘录用电报拍发延安，其内容如下：
一、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实现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之目的，允将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并由这个联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和颁布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并改组行政院使之成为各抗日党派的联合内阁，改组军事委员会，使之成为各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军事委员会。
二、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决全力拥护之，其一切军队应遵守与执行改组后之国防最高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同时国民政府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编列为正规国军，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开分配。
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并实行用以促进民主与进步的政策，因此，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其所有抗日党派为合法政党，释放爱国政治犯，并在有利于抗战的前提下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人身自由、居住自由、免除威胁自由及免除贫困等。
如国民政府一时不能改组其国防最高委员会及其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愿提出备忘录三点：
一、中国敌后解放区根据战争之需要与人民之要求，将先组成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以统一敌后各解放区政府军事的领导，并便于参加今后的联合国防最高委员会。
二、为适应目前战争最迫切之需要，中国战场应设立联军统帅部，由美国方面的代表担任统帅，中国所有抗日军队应有负责代表参加此统帅部以统率在中国战场的所有抗日军队，并负责进行各军的编制、装备、训练和补给。
三、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愿重申诺言，坚持彻底的抗战胜利，坚决反对内战，保证决不向中国任何抗日部队进行军事挑衅，并保证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解放区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彻底实行民主政治，给一切抗日党派以合法权利，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之自由。《周恩来致毛主席电》，1944年11月29日。
周恩来在电报中特别说明：我们复案关于以国防最高委员会代替国党董事会议，然后由该委员会改组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系采纳了孙科的意见，即是用现有形式放进我们的内容，其他各点仍然将原有五条都放进去了。估计蒋在目前绝不会接受，故附去备忘录三点。备忘录第一点是以解放委员会逼联合政府，你不做我必争；第二点是拉美国，今天美国做统帅，利多害少，将来美国要束缚，我们已经更壮大，更不怕了；第三点是向国内人民说的，并给赫尔利及魏德迈两人做保证的，因赫尔利和魏德迈都一再声明美国有数十架飞机等着运东西给我们。《周恩来致毛主席电》，1944年11月29日。
但是，由美国人来充当国共两支军队的统帅，其结果对共产党是否真的有利呢？11月下旬，国民党方面也开始在美国统帅权问题上做文章。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4—296页。因此，毛泽东得到周恩来的电报后，立即表示复案目前不宜交出，仍应坚持五点协定，关于联军统帅部问题应取慎重态度为宜。同时，中共中央要求周恩来等立即回延，并开始切实着手准备成立解放委员会。随着周恩来等于12月9日撤回延安，并奉命表示在国民党没有诚意就五点协定进行商谈前将不再返回重庆之后，国共谈判重又陷入僵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