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兄弟阋于墙”
张闻天：今天联合资产阶级，是为了明天反对资产阶级 / 彭德怀：“我们不能完全独立自主”；毛泽东：“防人之心不可无” / 从阶级革命的长远眼光看问题，是毛泽东超出常人之处 / 苏联援助的作用越大，中共政策受苏联政策的影响也越大 / 王明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坚持洛川会议方针没有错 / 季米特洛夫：中共应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解决党内团结问题 / 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领袖，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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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阶级革命的长远眼光看问题，是毛泽东超出常人之处
从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缴获的敌第五师团（即坂垣师团）的部队清册可以了解到，日军正规部队装备之优越，是远远出乎中共军事领导人的想象力的。该师团这时总人数为22000人，步枪手只有5200人，余系炮兵、坦克兵及其他自动火器手。而其每个步兵连队，除步枪手外，就有6挺轻机枪和6个掷弹筒。《朱、彭、任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与我之战略方针给中央军委、恩来并林、聂、贺、肖、关、刘、徐、张的电报》，1937年12月。相比之下，八路军主力8月底出动抗日时，总兵力34000人，步枪仅10000余支，机枪极少，其他自动火器及火炮根本没有。到12月，部队人数虽发展到92000人，步枪却只增加了一倍，全军大部均为徒手，以致平型关战斗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坚持只打游击战和打了就跑的伏击战，部队仍旧伤亡了4000余人。参见《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
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最初中共多数领导人的愿望，把八路军如数投入对日正面作战，对共产党将会造成一种怎样严重的损失。实际上，即使几年之后，在八路军的装备有所改善的情况下，要想成建制地歼灭日军的一支作战部队，也都是难以想象的。在战争开始之初，日军相对集中，作战力较后来更强的情况下，要从容地集中部队对日军进行歼灭性的战斗，把自己的伤亡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更是不可能的。鉴于这一情况，各部队很快即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转而分散去做群众工作，征兵扩军了。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八路军就增加了近两倍。当然，主力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也并不全是成绩。因为分散后政治工作跟不上，下去的部队“普遍发生了贪污、腐化、浪费等不良现象”，尤其是“嫖女子”现象严重。个别的营“从营长到战士都嫖女子，最多一次有三十余女子送去，花柳病极大的增加”。“许多干部因嫖女子而逃亡，该营一个连跑得只剩下一个指导员和两个班长，其余都逃亡”。因此，到12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将主力部队重新集结整理，情况才转好。见《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
从阶级革命的长远眼光看问题，这可以说得上是毛泽东的一种深谋远虑。这也是他在战争一开始就再三强调这场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的一个原因。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认准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35页。因此，从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时不惜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率部上山，到江西苏区时期发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坚决反对“进攻路线”，一直到抗日战争不顾多数领导人的意愿，坚持一切要先从保存武装实力出发，反对与日军打阵地战、运动战，主张只打山地游击战，甚至不同意集中作战，要求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等等，其实都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必须时时注意把自己的武装保存下来。正如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讨论的，战争的本质和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敌我力量相当的情况下，消灭敌人就是保存自己。但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保存自己”就是基本的前提，不能保存自己，也就谈不到消灭敌人。同上，第449-504页。
比较中日两国的现代化水平及其强弱程度，毛泽东早在抗战爆发前就已经有了持久战的观点。但是，对于日本军队的作战能力，他其实也是在平津失守后才意识到的。然而，即使注意到日军第五师团的装备火力情况和机械化程度，中共军事领导人看到的也是日军的行军力不强，一遇山地即无办法等弱点，而毛泽东看到的却是日军火力强且机动性强等优点。因此，多数军事领导人开始时总还是寄希望于能够集中全国的军力打一些胜仗。在毛泽东看来，中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的失败和领土的丧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不是哪一支军队或哪一次战役所能改变的。1938年上半年，在了解到越来越多的与日军作战的情况后，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日本军队民族教育异常深刻，士兵受到武断的欺骗宣传，作战顽强，宁死不降，武器装备又十分先进精良，在战场上占有极大优势的看法，这就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关于力量弱小、装备落后的八路军不能够也不应该与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较量的认识。《毛泽东关于华北工作问题的发言》，1938年3月23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中共在战争开始的过程中，首先应该全力使自己“由壮气军的地位到实力领导的地位”，进而使“党从现在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要等到中共军力壮大起来，并在实际上成为抗战的主力军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52-255页。
毛泽东的上述认识，是共产党人革命功利主义立场的突出表现。它最典型地反映了共产党人时时处处把阶级革命的大目标放在第一位，和以党的利益为一切政策及策略根本出发点的政治特性。毛泽东几年后对此曾有过非常明确的说明。他宣称：人都是功利的，共产党人同样是功利主义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66页。毛泽东这里讲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道理。具体到如何抗日，如果只顾局部的和眼前的抵抗而牺牲掉革命长远的利益，那就是狭隘的功利主义；处处着眼于共产党的发展和革命最终的胜利，就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了。
但是，面对日军大举入侵，全民族同仇敌忾、浴血抗战之际，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都能够始终把党和阶级的长远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在那样一种时刻，尤其是在日军节节推进，国土大片沦丧，许多人都寄希望于共产党八路军能够发挥榜样作用的那样一种政治氛围中，要让所有中共领导人都能够时时处处想到要确保党的长远利益，而不受舆论、情感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的干扰，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毛泽东这时在保存壮大自己武装实力的问题上不受任何干扰的坚定立场，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出了他超出常人之处。
毛泽东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和中俄革命的历史经验，他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国人赢得这场战争。既不能指望国民党，更不能相信与日本有深刻矛盾，但同为资产阶级的英、美等国政府会为中国人火中取栗，就只能把希望放在自己力量的保存和发展上。虽然只有彻底挫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共产党才有实现自己革命目标的可能性，但是，以两三万装备落后的八路军去正面抗击上百万连国民党军都抵挡不住的日本军队，只能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他相信中共的力量一定能够壮大，也一定能够战胜日本，问题是必须先把本钱和火种保存下来，并通过艰苦的群众工作使之发展壮大起来。如此，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并取国民党而代之。
当然，高度重视群众工作的毛泽东，也非常清楚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巨大号召力和形象感染力。平型关战斗当天，在前方只报“数百”，具体歼敌数还不明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对外宣布“将敌万余击溃，击毙甚多”，其目的也即在此。受此影响，抗战开始后不久，各部队就一律采取了数字加倍上报和加倍发表战果的做法。此一策略虽然在客观上存在很大的负面影响，但也显示了相当的宣传效力。1944年春，即抗战结束一年前，中共中央才开始指出这一做法存在多方面的不良影响，因而电示各部队改变“我军战报多年沿用加倍数目发表的办法”，要求“以后我军公布战果的数字一律不准扩大”。《中央关于改变加倍数目发表战果的作法的指示》，1944年3月21日。
苏联援助的作用越大，中共政策受苏联政策的影响也越大
当然，相信统一战线策略效力的毛泽东，不会不懂得国际统一战线的价值与意义。他很清楚，苏联为避免德、意和日本东西两面的威胁，向英、法、美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示好，提出所谓集体安全条约，本身其实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种谋略。但这种谋略如果运用得当，未必不会产生出对苏联有利的效果来。同样的情况，毛泽东也乐于看到有英、美等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德、意、日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日本展开一场“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因为“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列宁早就教导过共产党人，“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3—145页。
因此，还在1936年，毛泽东就同样作过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示好的宣传。他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曾表示说，中共愿意把那些“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的列强，看做自己的朋友。中共愿意和苏联以及所有反日反侵略的国家一起，“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见《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127页。到1937年5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张闻天等中共主要负责人也明确告诫那些历来习惯于把帝国主义看成是一丘之貉的共产党人说：目前绝不是和帝国主义算总账的时候，必须注意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善于利用它们，以便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尽管英、美帝国主义各国不过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暂时的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共产党人仍应努力促使这些国家与中国共同反对日本。他们相信：列强各国，特别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从来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制定内外政策的依据。国民党抗日与否及其抗日的程度如何，多半也会取决于英、美等国政府对日本究竟采取何种政策。因此，国际反日及国际和平的统一战线能否形成和巩固，也一定会影响到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对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对共产党的态度好坏。
由于在日本侵略和中共力量还十分弱小的条件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关系对于中共的生存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努力促进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也就不能不成为中共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一旦有条件独立自主地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他们事实上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独立地走上世界政治的大舞台了。这时的中共自然还不具备引起国际舆论和各国政府重视的条件。尤其重要的是，日本1937年对中国的大举入侵，事实上也并没有立即引起远东国际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英、美等国虽然感受到相当的威胁，并不时地作出某种姿态，发出一些有气无力的警告，但他们并不真的打算要改变以往建立在《华盛顿条约》基础上的，以对日关系作为维持远东均势的主要环节和战略重心的基本政策取向。因此，它们一方面试图遏制日本扩张的势头，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以维持对日关系作为其远东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尽力避免对日关系破裂。在这种情况下，牺牲中国的某些利益，把中日战争限制在局部冲突的范围内，就成为这些资本主义大国最愿意作的一种尝试。由于英、美政府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全力主张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一直以来积极向中国和美国提议缔结太平洋和平条约，甚至有意与中国政府签订中苏互助条约的苏联，也无法在援助中国的问题上走得太远。很显然，苏联很愿意把英、美都拖到共同援助中国，牵制日本的国际条约行动中来，因为这是能够确保苏联远东安全的最理想的一种方式。但英、美的态度，最终阻碍了这种可能性。不论中国各界，尤其是国民党当局如何热切地寄希望于苏联能够出兵援助中国，七七事变之后，苏联政府只是同中国政府缔结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只承诺当中国作为缔约国中的一方受到第三国日本侵犯时，作为缔约国的另一方，苏联绝不会给予第三国日本以任何形式的支持和帮助。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二分册（下），第17—18页。斯大林此后曾明确表示，苏联参战必须在英、美参加反日阵营，至少英、美明确表示赞同，或当日本进攻苏联时，才是可能的。转见《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补充报告》，1938年2月27日。
1939年5月31日，中共中央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一指示显然从国际大背景，亦即从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角度对国民党突然加紧“防共”、“限共”活动的情况，作出了有力的解释。它不仅极大地支持了毛泽东此前的种种判断和做法，而且还使中共中央不必太多地顾虑对国民党的统战政策，可以大幅调整对当前形势的认识和对国民党的策略了。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更加备感自豪和自信。他随后即热情洋溢地撰文歌颂苏联和斯大林，最清楚不过地反映了他此时的心情。毛泽东后来曾明确讲过这样的话，说他一生写过三篇颂扬斯大林的文章，唯有1939年这篇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3—591、651—652页。
从此，中共中央对于国际形势的乐观估计改变了，开始突出强调国际国内的妥协投降危险；他们对于英、美等民主国家及其正在发生的战争性质的看法改变了，开始左右开弓地痛斥英、美和德、意帝国主义的反苏反共本性；六中全会确定的“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宣传国民党有“光明前途”的方针也改变了，他们开始强调“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认定“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主张“要指出国民党的坏处，多加批评”，对蒋“不要诚心诚意”，“也不要无条件的拥护”，要准备应付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准备出现“一个混乱局面”《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1939年6月7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第80—81页；毛泽东：《反对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6—237页。
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反摩擦斗争，无论是在河北、在晋西北，还是在陕甘宁边区，中共的强硬态度和果断的打击行动，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就连王明都承认：“我们最近的经验表明，采取强硬态度，我们能取得胜利。”《王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9年5月4日。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宣布说：国民党投降日本也绝不会全部投降，那时反而可能“形成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能建立真正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毛泽东关于保卫边区问题的报告》，1939年6月8日。
几年来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极大发展，使毛泽东明显增强了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国民党的信心和决心。他公开告诉各级共产党人：“我们中国，如果再在这些混帐王八蛋手里搞下去，中国一定要亡。如果这些人再不改进，不进步，中国一定要亡。”但要改造“这些混帐王八蛋”，只能靠我们共产党。因为“从周公孔子以来”，从没有如共产党这样“又民主，又能艰苦奋斗，又能帮助老百姓”的干部和军队。他断言：国民党的干部和军队只会贪污，刮地皮，压迫老百姓，打麻将，抽鸦片，娶小老婆。国民党的县长一个月180元还不干好事，共产党的县长一个月2元却能廉洁奉公。这样的党，这样的干部，哪有不受欢迎的道理?毛泽东：《在边区县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39年7月12日。故在毛泽东看来，没有什么是办不成的，“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只要能长期坚持这样做下去，共产党必会成功。毛泽东：《为蒋灿题词》，1939年7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