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策略变动的背后
中共中央：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对日抗战 / 国民党呼吁援助中条山，毛泽东主张不为其激将法所动 / 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要求八路军全力作战牵制日军 / 毛泽东告诉苏联顾问：我军条件弱，大动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 / 博古揭发，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明令不能让毛泽东进入书记处 / 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地位稳固，中共担心爆发反共高潮 / 苏、美、英合作，国共关系解冻，毛泽东承诺今后不再扩军 / 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共产国际解散，国共关系再度恶化 / 毛泽东：王明说整风是整留苏学生，是整莫斯科的，这是一个真理
中共中央：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对日抗战
1941年国际形势的走向，远比1940年要容易判断得多。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苏联正式批准军队动员计划，并征召预备役人员入伍，准备对付可能到来的德国侵略。为此，苏联很快于4月13日与其在远东最危险的敌人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规定：苏日双方均有义务维护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互不侵犯，如两国中任何一方成为一个或几个其他国家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国之另一方将严守中立。而为取得日本对于苏联远东安全及其外蒙古边界安全的保证，苏联甚至不得不以公开宣布“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作为交换条件《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03—304页。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冒着恶化苏中关系风险的一个重大外交步骤。因为按照条约规定，苏联不仅成为世界上公开承认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伪“满洲国”的极少数几个国家之一，而且还应严守中立，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因此，国民政府与国内各界马上就发表声明和各种文字，表示不满。《外交部关于苏日共同宣言的声明》，1941年4月1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论苏日协定》，《中央日报》1941年4月15日；《苏日中立条约》，《大公报》（重庆）1941年4月15日；《对苏日协定，李济深发表谈话》，《大公报》（香港）1941年4月23日，等。但苏联再度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在签订条约后不久，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就约见了中国大使邵力子，说明“苏联将毫无变更地继续援助中国”转见《蒋介石关于苏联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之用意致各战区将领及各省党部省政府密电》，1941年4月24日，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第221页；邵力子：《出使苏联的回忆》，见傅学文编：《邵力子文集》（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50页。不难看出，苏联与日本签约的真正目的，只是力图通过某种绥靖的办法来满足日本的愿望，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日苏之间的和平，为全力应付可能来自西部边界的战争作准备。
与苏联上述步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和日本的交涉。这年的3月11日，美国正式通过了《租借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可以以租借或贷款形式，向那些对美国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提供各种军事的和经济的援助。随即美国政府开始把其主要注意力移向大西洋，大力支持英国对德国的抵抗，并着手对美国方面来往于英、美之间的援助船只进行护航。为了避免在发生对德战争时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美国也同样开始秘密地通过民间渠道与日本进行谈判，力求达成美、日之间的妥协。就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三天后，美、日双方代表也达成了一个有损中国权益的《日美谅解方案》。FRUS，Japan，1931—1941，Vol 2，pp 389—402 但是，美国政府没有批准此方案和作出任何正式承诺。相反，美国国务卿还明确提出了一个“四项原则”作为双方协定的基础。该原则包括：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贸易平等，不以武力改变太平洋的现状等。FRUS，Japan，1931—1941，Vol 2，p 407 因此，美国除了出于策略的考虑在尝试谋求对日妥协外，并没有与日本签订任何实质性的关系到中国利益的条约与协定。
对于苏日可能签订条约一事，中共中央早就注意到了。但中共领导人一直有些将信将疑。直到日苏条约签订一个月前，中共中央已经注意到，由于苏德之间的关系出现新的紧张动向，苏联明显又在拉拢美、英了。因此，毛泽东就明确表示，对于中国参加英、美集团或与英属缅甸订立联防协定之类的事情，不必像过去那样进行反对了，因为今天“要把宣传与政策加以分别。我们并不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但对英美援华与中缅联防则不应反对，可表示听任态度。因此事可使蒋介石难于投降与难于反共，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因此，就在苏日条约签订两天前，他们还相信：“苏联政府是帮助蒋介石，拖住日本，并经过蒋与美英拉拢”，“苏联今天不会与日本订立日苏协定”《王稼祥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1941年3月12日。
对于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吞并波罗的海三国，武力“收回”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领土，以及武装入侵芬兰等做法，中共中央始终都是站在阶级立场和保卫苏联的角度，予以充分理解的。毛泽东甚至称赞说，这是“无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的冲突来争取革命的胜利”的成功范例《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问题的报告》，1939年11月。因为相信苏联壮大自身力量和保障自身安全的任何做法都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相信苏日协定使蒋介石国民党的作用降低，更有利于帮助中共，因此，即使苏日签订条约，中共中央也并无意外之感。
毛泽东在得到消息的当天就电告周恩来，高度评价条约的意义称：“苏日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毛泽东关于苏日中立条约签订问题致周恩来电》，1941年4月14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中），第287—288页。
相信“远东慕尼黑”危险加剧，不能不再度引起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投降危险的进一步担心。5月1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专文揭露日、美妥协。一周后，中共中央决定把宣传重心转到揭破与反对反共、反苏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上来。中共中央为此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社论文章，并公开质问国民党：对于正在进行的日、美妥协，你们究竟抱何种态度呢?!他们公开劝告重庆政府称：“美国是靠不住的”，“目前惟有国共团结并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实行亲苏外交，坚持抗日到底，方能挽救危亡”。因为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险恶局面，为了拆散三国同盟，美国帝国主义显然正在阴谋“复活‘绥靖’远东的‘妙计’”，“这是已经轰动了全世界的问题，何以你们还一声不响呢”见《解放日报》，1941年5月30日。？
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策略，这时已由坚决对抗的政治攻势转到拉蒋抗日的以拉为主的手法上来了。中共中央宣布说：“我们所希望于国民党的只是(甲)坚持抗日；(乙)民主政治；(丙)改善国共关系这样三点而已。关于改善国共关系又分三点，即(甲)对新四军问题予以解决；(乙)对八路军饷弹予以发给；(丙)对反共言论与反共行动予以停止。除此以外，并无其他要求。”《毛泽东、朱德致彭、左转洛阳袁处长转陈卫长官电》，1941年5月26日。
国民党呼吁援助中条山，毛泽东主张不为其激将法所动
这个时候，皖南事变刚过不久，国共两党围绕着新四军问题、释放叶挺问题，以及恢复停发的饷弹等问题，一直交涉，未得结果。中共方面提出的解决条件已经降到发饷、放人两条，国民党却一直不能答应。直到中条山战役发生，国民党军事当局才又急着找中共代表周恩来，要求八路军予以军事上的配合，并承诺此次合作成功，两党关系必能转圜。蒋介石也接见周恩来，提出：“只要你们用游击战争的办法，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敌人一恐慌，一定会恢复原状。”“你们如配合行动，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有了成绩后自然发给”，“各地反共捉人，要使他们安心，我一定命他们放人”。就连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这时也认为八路军应当给予配合，以便争取民心，并向蒋要饷。《周恩来关于蒋介石要求华北我军配合作战等问题给向中央的请示电》，1941年5月10日；《周恩来关于与蒋谈判情况致中央电》，1941年5月11日。
中条山位于晋南，横亘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俯瞰豫北、晋西，是洛阳和潼关的天然屏障，国民党卫立煌部三个集团军20万人以此为根据地，曾十几次挫败了日军的进攻。不久前，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被调离，卫立煌也去了四川。没想到，这次日军从日本和朝鲜调来了三个师团，连同从热河增援来的一个师团，总共集中了六个师团十万大军，而守军只剩下15万人左右，且连续作战已相当疲惫，战斗力较前已有很大削弱。因此，蒋介石以及苏联军事顾问团都感到相当压力。蒋虽“严令晋南各军团结一致，死中求生”，内心里却作好了“晋南失守”和守军被日军“歼灭”的最坏打算。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2日、6日条，原件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这也是他们强烈要求临近的八路军采取牵制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1941年5月5日蒋介石即委托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之际，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8日，“下午党政军联席会报，刘为章再提议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见《徐永昌日记》第六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1年编印，第101页；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207页。
5月7日，日军开始发动进攻。次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来的国民党要求的消息，当即答复称：“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但我们要求（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的要求事项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8日。
5月9日，周再电汇报与国民党代表谈话情况，称对方声称如八路军未与日军在华北妥协，就应发动攻势，牵制日敌云云。转见《徐永昌日记》第六册，第103页。毛泽东对此不屑一顾，复电称：“国民党现已大慌，却仍想用激将法使我为他拼命，所谓中共与日妥协一类鬼话可置之不理，对配合作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弹等。”《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对日寇进攻惊慌失措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9日。中共中央同时电告前线将领：“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惟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毛、朱、王、叶关于对日寇进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方针致彭左等电》，1941年5月9日。
5月10日，针对彭德怀报卫立煌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的消息，毛泽东答复称：“请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中在太南太岳两线者战事发生时虽不是猛打，但应准备施行之，在其他区域者只做样子，不应实施。计划拟好后不急于告卫，但先复卫一电告以自当配合作战之意以鼓励之，仅在其催促时再以计划告他。另以一电给卫，请其转陈重庆速发饷弹。”《毛泽东关于配合卫立煌作战问题致彭左电》，1941年5月10日。
5月11日，周恩来电告与蒋谈话情况以及苏联军事总顾问的意见。毛泽东接电后颇为不快，两天后他措辞严厉地指示周恩来转告崔可夫：两年半来，国民党打日本打得很少，前年冬季攻势以来就没有打什么仗，而“我党对日是无日不战”，“要告诉总顾问，要他不要随便乱说。国民党至今还说我军游而不击，甚至说我对日妥协等鬼话……我们决不为这些鬼话所动”《毛泽东关于要总顾问不要随便乱说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14日。当天，他亦电告彭德怀称：“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毛泽东关于团结对敌配合作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4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1页。
而为了应付这时沸沸扬扬的舆论批评，毛泽东则电告八路军驻西安和洛阳办事处负责人称：“向各方表示，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惟饷弹两缺，希望政府接济。”《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给伍云甫、袁晓轩两处长电》，1941年6月9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3页。
毛泽东在中条山战役配合问题上的态度以及对苏联顾问的不满，很大程度上与八路军1940年秋发动百团大战所谓“百团大战”，用彭德怀的话来说，“就是廿二个团加一个炮兵团的破袭战”。后的情况有关。因为发动百团大战，部队减员极大，仅一二九师就减员上万人，多数参战部队的损失都在半数兵力以上。而且，因为过去处于隐蔽状态的八路军这次集中进行了大规模作战，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引起了日军的高度重视，因而很快就实施了报复作战。对晋东南根据地“实行了毁灭性的扫荡”，烧杀毁灭“鸡犬不留”。在平原地带则增加了据点，几乎遍地皆是，敌后根据地因此收缩得非常严重。特别是在作战中，再度暴露出来八路军在装备、火力及战术上与日军的巨大差距。据报，彭德怀、左权在山西武乡县蟠龙镇关家垴1940年10月底亲自指挥一二九师三个旅的兵力围攻日军一部300余人，苦战一整天，仍有五六十名日军逃走，而一二九师则损失了500余人，是日军的两倍还多。《杨尚昆关于华北工作的报告》，1941年2月19日。另据潘泽庆在《关家垴战斗：百团大战中极具争议的一战》（《党史博览》2007年第6期）一文中称：当天被围歼的是日本第三十六师团的冈崎歉受大队，总共约500人，被歼灭400多人，突围逃走60余人，八路军伤亡600余人。但据“铁血社会”网友装甲师101考证，认为冈崎大队当天在关家垴作战的兵力应为560名，军官16名，有2挺重机枪、18挺轻机枪和18具掷弹筒，被歼400余人，八路军则伤亡2000余人。转见http：//group tiexue net/soc/post_3522845 html
很显然，对八路军前总发动百团大战的必要性，在中共中央内部本来就有不同的看法。百团大战又给部队和根据地带来如此惨重的损失，更让毛泽东感到不安，他已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了对用这种方式去与日军硬拼的战法不满，就连八路军前总领导人也因此改变了过去对毛泽东游击战主张的看法。朱德在1943年9月延安整风期间说，自百团大战后才得到教训，认为运动战是错误的，因而认识到毛主席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思想是正确的。1945年中共七大时，彭德怀也承认，“四○年我转入退却时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用廿二个团打破袭战，一个是用武工队的方式。现在证明后一种（武工队）是对的”。苏联顾问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帮蒋介石讲话，硬要八路军出来牵制日军，毛泽东自然更难接受。
实际上，中条山战役进行仅几天时间，国民党守军的防线即被攻破。到5月中旬，守军已被敌分割，全面溃散，再未形成成建制的有效抵抗，日军已进入篦梳扫荡阶段，蒋介石下令部队撤离中条山。但八路军的配合作战部署还未完成。
5月18日，彭德怀终于送来了拟好的作战部署，计划用小部兵力配合作战，对外宣传则说大部，实际主力集中整训。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等联名致电彭德怀，表示同意，同时也叮嘱说：“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当然，出于宣传的目的，他们也提出：可“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电报还附去了周转报的苏联顾问的意见，但指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方针问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8日。
同时要应付两个敌人，这已经是共产党人策略考虑的基本内容了。在皖南事变后，不论在理论上对国民党与对日本还应当有多少具体的区别，但中共中央对于蒋介石、国民党已经再没有任何信任可言了，他们不能不时时处处把国民党看成是自己的第二号敌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确信蒋介石集团所代表的买办性大资产阶级随时有妥协投降的可能，以及战胜日本之后蒋介石国民党必定是自己最强大的敌人，而且是因为两年来国民党到处搞摩擦、捉人、停饷、制造皖南事变和取消新四军番号等所作所为，让中共多数领导人经常回忆起十年内战时的情形。因此，当毛泽东再度注意到在日、国、共三方力量对比中还处于绝对劣势这一事实时，他明显又回到小心谨慎的军事策略上去了。
国民党因为在中条山战役中被聚歼十余万人，迁怒于八路军的不配合。《大公报》也一度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刊出社论及短评尖锐地批评中共。国民政府军委会也以发言人的名义公开发表谈话，暗示“八路军坐视不动”参见（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29日、30日。
中共中央对此置之不理。6月9日，中共中央还进一步发出指示，要求部队注意“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要保护民众使民众不致吃亏”。因为保护民众也就是保护自己，因此，应避免“单纯的军事斗争”和“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反对“一切只着眼到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转弯的办法”，因为这“将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其结果恰恰是造成群众的恐惧使敌寇得逞其阴谋”《毛、朱、王、叶对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的政策的指示》，1941年6月9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8—649页。
中共中央进而指示一切游击区域而非巩固的根据地的领导人，都应“多采两面派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的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以达到“保存自己，团结人民，孤立日寇”，长久坚持的目的。随着日军对华北各根据地展开大规模的“扫荡”行动，中共中央更加明确地规定了今后一阶段总的军事方针，这就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12—220页。
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要求八路军全力作战牵制日军
中条山战役考验的还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国共两党本来就是政治上的敌人或对手，中共中央无论采取怎样的做法，都有理由。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就让许多共产党人自己都难于理解了。
1941年6月21日，也就是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两月之后，德国就突然发动了对苏联的大举进攻。由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自顾不暇，通过加强中苏关系和接受苏联援助的方式来达到坚持抗战的目的，变得不大可能了。苏联从中国主要支持者的地位上退下来，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而共产党人对于整个国际形势的认识以及对所谓帝国主义阵营的看法，也不可避免地又发生了变化。尽管他们仍旧坚持认为苏德战争爆发以前的欧洲战争“基本上还只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霸权、争夺殖民地和市场的战争”，但苏德战争爆发后则已经不能再用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待欧洲交战各方的关系了。
中共中央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初发表的公开言论中，就确信因“德国军队的全部主力已集中于对苏战场”，欧洲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共中央因此告诉全党称：“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法西斯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在此标准下，对于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日反德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敌人。对于中国各党派各阶层的态度亦以此为标准，对于一切抗日反德意与援助苏联者均欢迎之，对亲日亲德意及反苏分子均反对之。”《解放日报》，194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凡是反对法西斯德意日者均应联合的指示》，1941年7月12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64—165页。
既然如此，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态度自然也要发生改变。中共中央开始明确要求各地领导人停止一切刺激国民党人的做法，指出：“蒋介石还在抗战，蒋在全国军队中，在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中还有很大信仰，目前抗战还少不了他，他也还没有破裂统一战线，他还是两面政策，说他比内战时还要坏是不适当的”，对之采取尖锐对立的做法也是不适当的。特别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对国民党态度尤须慎重，不可大意”《毛泽东关于苏德战争爆发后对国民党政策尤须慎重致彭雪枫电》，1941年6月28日。
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及苏联与英、美两国联合一致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需要。但出于对苏联的信仰和共同的意识形态等原因，他们还是希望苏联能迅速转败为胜，称“全局取决于苏联打胜仗”。说如苏联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两城不守，日必攻苏，苏联陷于长期战争中，蒋介石“乘机取利”，对中共自然不利。但是，随着7月12日英、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关于对德作战联合行动的协定，毛泽东马上得出判断：即使苏联西线战败，日本攻苏，苏联也至多只是陷入长期战争中。而“英苏协定已奠定最后胜利基础”，因为“美德美日冲突均不可免，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页。
7月24日，日本出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开始南进作战。两天后，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并对日实行包括石油在内的贸易禁运。毛泽东的判断得到了初步的验证。
8月14日，英、美两国发表了《两国国策中某些共同原则》的联合宣言，史称《大西洋宪章》，公开承诺不寻求领土扩张，并反对任何不符合民族愿望的扩张、侵略与战争威胁。见《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4页。
9月24日，苏联声明赞同《大西洋宪章》。随后，苏、美、英三国召开莫斯科会议，讨论了三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合作问题。苏、美、英三国反法西斯联盟宣告形成，整个大形势重新变得对中共有利了。
对于这一新形势的出现，特别是《大西洋宪章》所追求的国际政治新原则，中共中央马上予以了肯定。它并得出结论称：自英德战争及苏德战争以来，从没有这么好的宣言。这一宣言证明美国决心参加反侵略战争，因而必然成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它还称赞《大西洋宪章》“不但是英、美、苏三国人民从法西斯威胁下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全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我们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说这一宣言的发表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1941年8月19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93—197页。
对不久前还被视为帝国主义的英、美政府发布的《大西洋宪章》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反映了中共中央的务实态度。更能够反映出中共中央已变得格外务实的，其实还是它在保卫苏联问题上前所未有的消极态度。
6月22日德军大举突破苏联西部边界之后，苏联方面在疲于应付来自西线的严重局面的同时，最为担心的就是同时受到与德、意结为军事同盟的日本军队从东面发动进攻。鉴于有情报声称日本在靠近苏蒙边境的中国一侧有军事调动的迹象，高度紧张的苏联军方当即要求中共中央立即以最为有效的方法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来牵制日军可能的进攻。
在苏联人看来，这种要求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正如共产国际在其决议中所表明的那样：“保证苏联取得胜利，是各国人民争得自由的前提。”何况社会主义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保卫苏联”原本就是各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毛泽东告诉苏联顾问：我军条件弱，大动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
然而，来自苏联的各种指示并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积极响应。
6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苏联方面的要求后，即电告彭德怀称：“当日寇举行反苏战争之危险时，情报与破路二事甚为重要。”“望即准备一个计划，目的在拖住敌人。”《毛、朱、王、叶关于情报与破路事致彭德怀电》，1941年6月30日。
因为“拖住敌人”容易被理解为要作战的意思，故中共中央7月2日再电彭德怀，特意叮嘱说：“日苏战争有爆发可能，如日攻苏，我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此种配合是战略上的配合，长期的配合，不可妄动。”《毛、朱、王关于准备在战略上配合苏军作战致彭德怀电》，1941年7月2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0页。
7月初，崔可夫再度转达苏联军方的情报，催促八路军加紧行动。毛泽东6日回电，对此一情报颇表怀疑，称：“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毛泽东关于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开会研究了配合作战的问题，仍决定只限于在情报与破路两件事上予以配合。会议决定直接向共产国际提出：“某些在华苏联友人希望我军目前即发动向日寇的进攻，而不认真注意积蓄与保存在将来日攻苏时与苏配合作战的力量，这是有害的见解。”《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讨论共产国际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指示的决议》，1941年7月13日。
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顾虑其实和在中条山战役配合国民党作战问题的顾虑是一样的。那就是，对八路军现状的担心。这时，中共中央“敌后抗战的总方针”业已确定，那就是“熬时间，储力量”。在武器装备等技术条件没有改变之前，尽量不用积极的军事行动刺激敌人。《中央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1941年8月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82—186页。
7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详细地说明了他的考虑。他说：“自苏德战争起，我们即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日寇在华北已占据了四年，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整，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每枪平均只有二十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火药亦得不到”。因此，“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那（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最大可能帮助苏联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15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1—653页。
在这里，毛泽东对配合苏联作战问题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那就是，不论日军攻苏与否，中共都不可能在军事上采取作战行动予以牵制。毛泽东明确指示各地领导人说：“如日冒险攻苏，我之方针并无变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军事上在武器装备未改变前仍是与敌无时间的不冒险亦不消极的长时期的游击战争。”因目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关于自卫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致黄克诚、刘少奇电》，1941年7月30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656页。
在这里，毛泽东和以往历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区别之明显，一目了然。他显然没有把苏联的存在看成是中国革命存在和成功的前提，更不认为苏联才是自己唯一的祖国。
毛泽东并非不关心苏联的死活。毗邻的苏联的存在对于中共革命意义之大，没有哪个共产党人不清楚。仅仅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就一次性地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100万美元的援款。就已知莫斯科自1936年底至1945年抗战结束的档案文献记载，在此期间莫斯科提供给中共的无偿援款应不少于500万美元。转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1—2期。这种无偿的、每次需要申请的临时性的援款，虽然不及苏联政府给国民党政府的贷款的数量大，也不像过去按预算逐月提供经费那样解决问题，但是，它的象征性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这清楚地表明，苏联无论多么需要蒋介石领导中国进行抗日，但它终究还是无法相信蒋介石，而必须支持和寄希望于中共。毛泽东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也深信中共革命本身的发动和任何一种进展，都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但问题在于，在他看来，无论苏联多么重要，和中共自身的利益相比，苏联的安危都是第二位的。一方面，苏联即使在对德战争中会遭遇到失败，相对于苏联深厚的国力和广阔的领土，再加上英苏结盟和美国参战，最坏也不过就是“变为长期战争”，“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页。；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和日本两个强大的对手，弱小的中共如果遭遇失败，那就注定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然而，如果苏联都要靠英、美的帮助才能摆脱困境，那么它还能有多大可能来顾及中国呢?事情是再清楚没有了。
博古揭发，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明令不能让毛泽东进入书记处
随着1940年秋天以后同共产国际发生意见分歧，经过皖南事变仍未解决，再到苏德战争爆发，为了援苏问题与苏联发生矛盾，这迫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党内路线问题，以调整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和苏共之间的关系。
早在1936年9月，毛泽东就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过，应当对1931年以后党内“左”倾路线问题进行讨论，以分清是非。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一讨论一直未能进行。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但未能引起多数领导人的足够重视。到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再度明确提出了苏维埃末期的路线错误，认为当时打倒一切和两条道路决战的“左”倾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所剩的只有陕北。因此，他认为遵义会议决议必须有所修改。因为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这个时候，党内多数领导人已经能够接受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了。博古就明确讲：毛主席指出苏维埃末期的许多错误，我是同意的。但在当时遵义会议时我是不了解的，经过几年来我是清楚了的。这些我要直接负责。今后有机会还可以说。参见毛泽东：《目前时局问题》，1940年12月4日，并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9—760页。
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趁热打铁，先是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针对留苏学生抽象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却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动辄摆出“钦差大臣”的架势唬人，斥之为“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是党性不纯，害人害己。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00页。
接着，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于7月中旬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直言“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提出要全面加强调查研究，树立起“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的优良党风。《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0—363页。
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定。8月28日、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一步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同志思想方法学习小组”，和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的“中央调查研究局”。调研局下设政治研究室和情报部，研究室内分中国经济组、中国政治组、国际问题组、敌伪研究组、党务研究室、根据地组、大后方组、敌占区组和海外组。同时，根据毛泽东提议，为“彻底打破目前党内教学方法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决定由张闻天、王稼祥、邓发、凯丰
康生、陈云、李维汉等组织委员会，讨论改造学习办法。《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关组织与编制问题的决议》，1941年8月29日。
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召开会议，开始思想方法学习。毛泽东做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上来就说：“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固然在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六中全会也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和党风上的宗派主义依然存在。他引用斯大林关于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的说法，断言“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主张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要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主张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他提出，今后的理论学习要“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要以研究两条路线斗争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着重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他并且提议，在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上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2—375页。
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同。张闻天当场表示，毛主席的报告是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意义。主观主义的最大错误就是脱离实际，过去共产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现在要补课；过去的老账，今天要还。博古也表态“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报告”，坦言1932—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人。我和一些同志都只是些学生，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和欧洲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党的许多决议其实都是照抄国际的指示，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
王明的态度与其他留苏学生有明显区别。他虽然也承认自己学了一些洋教条，但同时言谈话语中则反复强调回国后做了一些实际工作、群众工作，思想上、作风上有了一些转变。因此，即使后来回到共产国际做领导工作，还是能够看出博古、张闻天等在对毛主席的态度，以及路线政策方面的许多错误。他并且在批评李维汉发言的同时，特别强调说不能说博古等人的错误与共产国际，或与共产国际代表有关系，强调他进入中央的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也是正确的”；说四中全会以后的“左”主要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李维汉陆续进苏区以后，接连夺了毛泽东的军、党、政各项领导职务，这与共产国际没有关系。王明还突然表示要“揭穿一个问题”，说1931年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博古、张闻天、陈云等组织了上海临时政治局，说明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交出来，博古等人事实上没有这样做。因此，他说他不仅对李维汉的检讨不满意，对博古、张闻天的检讨也都认为“不彻底、不诚恳”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RPSDMH)，514/20/324。
王明与博古曾经是最为接近的留苏同学，他这时突然反戈一击，不能不引起博古的强烈不满。博古坚决不承认所有错误都是自己的责任。他明确讲：错误怪不得别人，但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当时也曾助长了这种错误。如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十二、十三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代表团的报告等，都批准了中国党的路线。到中央苏区后排斥毛泽东，也是因为远东局负责人两度叮嘱他，中央书记处是工作机关，不是吵嘴的俱乐部，应该吸收毛参加工作，但必须执行国际路线，并且不得让毛参加领导核心。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RPSDMH)，514/20/324。
与此同时，与会者几乎一致对王明的检查及其态度产生了反感。他们一面不能不承认王明在一些问题上有功劳，一面却一致认为王明也应该对博古临时中央的错误负有一定的责任，特别是与会者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王明应当检讨1937年底回国后“目无中央”的问题。
毋庸置疑，王明在理论上的擅长，以及在共产国际多年担任过领导工作，深受苏共领导人重视的经历，使其在中共党内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要解决中共党内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王明如不能心悦诚服地作出深刻的检讨，毛泽东所发动的这场斗争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因此，9月底政治局会议讨论告一段落后，毛泽东即亲自找王明谈话，希望他就抗战初期与中央关系及右倾倾向作出检查。王明不仅不愿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检查，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他与共产国际在与国民党关系上的分歧，认为他的做法不妥。
10月7日晚，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还与王明就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进行了讨论。季米特洛夫在电文中一连提出了15个问题，质问中共中央究竟打算如何改善国共关系以便共同打击主要敌人？如果中共与蒋介石分裂，它还能与哪些力量继续合作？并质问中共准备采取何种措施在中国战场上积极打击日本，以使德国的盟国日本无法进攻苏联？王明明确表示赞同季米特洛夫的观点。
在第二天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更详尽地解释了他赞同共产国际而不同意毛泽东的几点基本看法。在政策上，他认为中共应当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搞好与国民党的关系，共同对日。在理论上，他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缺点，一是将反帝与反封建相提并论，含混并举是不妥的；二是只讲联合中产阶级，不讲今天还联合大资产阶级抗日，甚至主张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在实践上，他认为过去的一些做法“左”了，有些斗争可以避免，没有避免。而对于在抗战初期向中央“闹独立性”问题和重视妥协、忽视斗争问题，他则再三解释，认为自己并未违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政策，虽然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讲斗争讲得不够，但自己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的问题上始终是坚持斗争的。RPSDMH，514/20/327。
王明的傲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自恃共产国际和苏共看重他，他显然没有想到，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和任弼时，竟带来了对他十分不利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特别是任弼时刚从莫斯科回来，他专门介绍说，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与他和周恩来谈话时，特别谈了对王明一些缺点的担心，如王习惯于把自己的意见当成是中央的意见，喜欢拉帮结派，有些滑头，虚荣心过强，喜欢自吹自擂等。任说，季米特洛夫特地要他们把这些情况告诉毛泽东，帮助王明改正。因此，他们回国后就向毛泽东说过了，因为感觉不好对王明讲，一直没有告诉王明本人。鉴于王明不接受批评的态度，他不得不把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批评公开讲出来。因为“根据国际说的这些话和王明回国后的情形，王明同志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王明同志的主要问题，便是突出个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RPSDMH，514/20/328。
因为太过于看重自己在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心目中的形象，王明对任弼时等人转达的这些内容毫无思想准备，以至精神大受刺激，当晚即因胃出血而躺倒了。据10月13日会议内容看，王明关于8日病倒，9日还被毛揪到会上去（王明：《中共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38—39页）的说法明显不实。实际上，8日会上历史问题的讨论已告一段落，原准备继续讨论的是王明提出的有关当前政策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因为王明病倒，这一讨论被搁置。12日毛派任弼时去王住处探视，询问病况，王表示同意毛泽东10月8日会上对他在抗战期间的问题所作结论，即“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因为是胃出血，主要靠养，故他表示愿意继续参加政治局会议，只是不能参加书记处的工作会议。13日白天医生会诊，也建议王静养三个月。见RPSDMH，514/20/324；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关于王明此后因神经性心脏病入院及为解决便秘使用清泄药物甘汞制剂不当以至中毒事，可参见丁晓平：《尘封66年“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材料惊现民间》，《党史博览》2009年第12期。
对于毛泽东来说，在党的领导人一致批判王明的情况下，王明这时是否能够继续参加会议并按他的要求作出检查，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会议在10月13日已宣布中央历史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毛泽东所作的结论是：苏维埃后期错误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李维汉也有很严重的错误，张闻天算犯第二等错误，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其他同志的错误都是不自觉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主要是要从错误中得到教训。RPSDMH，514/20/328。
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地位稳固，中共担心爆发反共高潮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对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发动了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国等20多个国家从此正式加入到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中，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政府也正式对已经侵略中国四年之久的日本宣战。紧接着，德、意、日三国于12月11日签订了《联合作战协定》，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也于当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并于1942年1月1日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保证相互合作，不战胜法西斯，侵略不止。这标志着，全世界已经形成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美、英、苏、中等国已经结为战时同盟，他们之间的任何分歧和矛盾在这时已经无足轻重了。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的正式参战，未必在中共的期望之中。这是因为，就在一年之前，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过：抗战“最黑暗”莫过于蒋介石加入英、美集团，使国内“大多数中间派跟蒋介石跑”，并把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使国民党占尽优势。《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1940年10月25日，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34页。但是，这时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即苏联已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主力之一。因此，毛泽东这时明显没有表现出一年以前那样的强烈担心。
恰恰相反，在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到延安的当天，毛泽东就明确指示周恩来等：“日英、美战争爆发后，我对英美方之政策，应当是建立与展开中共与英美政府的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不应作不真诚与狭隘的表示。”同时，毛泽东判断：“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且“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如若在数月后欧洲出现第二条战线，便可较快解决德国，这是真正有利的方针，但不知惰性甚深的英美军政人员有此毅力否?”
不难看出，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战争的最初阶段不会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有利，而且作为反法西斯战线的核心力量的美、英两国是否会把自己的主力迅速投入解放欧洲的战争，也是一个问题。但他始终坚信的是，有美、英、苏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最后的胜利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明显感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于中共和苏联都是有利的，“第一，华北华中的敌军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可能性会减少；第三，给亲日亲德两派一个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迅速造成第二条战线之可能”。
因为德国在东线对苏进攻一旦被迫处于守势，必将对南线和西线进攻，从而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迫使英、美集中主力打德。这样一来，由于敌人将忙于太平洋战争，国共摩擦也将减少，中共军队正可按照此前部署，“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故中共中央于12月18日下达了《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任务》的指示，要求各部“应乘一九四二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守势之际”，“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任务》，1941年12月18日，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5—386页。
但是，1942年的形势并不像中共中央上述估计那样值得乐观。日本军队对于华北、华中敌后根据地实行的大规模“扫荡”行动还在继续，对中共形成了极大压力，以至毛泽东认为：华北、华中“要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两年后如能保存现有军队(57万)的一半，全国则保存现有党员(80万)的一半便是胜利”《毛泽东关于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致周恩来电》，1942年6月13日。
与此同时，从3月份起，国民党对中共再度发动了政治和军事摩擦，这种事件仅一个多月就达到100余件，南方地下党组织接连遭到破坏，这不能不使中共中央再度怀疑国民党怀有不可告人的意图。周恩来估计，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蒋介石看到美、英、苏均陷于困难局面，美、英参战并不能很快扭转被动局面，战争将旷日持久，而日本也不能以主力对中国取攻势，反以政治攻势拉蒋，因此蒋介石“认定他已成为世界骄子，在目前天下莫敢予毒的良机下，正好放手反共”。鉴于4月伊始，日本进攻苏联的消息不胫而走，周恩来明确认为：“目前形势，日苏战争如果爆发，第三次反共高潮必不可免，且必然走上高峰。”《周恩来关于目前形势估计致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电》，1942年4月18日。周恩来的这一看法，看来也是毛泽东的看法。
还在4月21日，毛泽东即估计日苏战争将于夏季爆发，苏联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国民党必然会乘此时机对共产党发动政治的和军事的进攻。《毛泽东关于准备应付反共高潮致周恩来电》，1942年4月21日。为此，中共中央秘密发布了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通知，并开始在边区组织联防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晋绥各地的中共军队，以防不虞。
苏、美、英合作，国共关系解冻，毛泽东承诺今后不再扩军
到5月下旬，德国并没有对苏发动进一步的攻势，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国民党方面的摩擦行动也没有进一步加剧。不仅如此，5月26日，英、苏两国还签订了一个以20年为期的战时同盟及战后合作互助条约。该条约规定，不仅战时，而且战后，苏联与英国都将长时间进行合作与互助。6月11日，美、苏两国也签订了一个战时互助协定。这两个协定表明，美、英同苏联之间不仅加强了相互间的团结，而且将在战后继续这种合作关系。
苏、美、英进一步加强合作，并且明确宣布战后亦将合作，这不能不极大地影响到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对战后国共关系的估计。
由于相信《大西洋宪章》所宣布的自由、民主、和平的信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帝国主义列强各国的政策，中共中央开始断言帝国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进入“风烛残年”，战后将不会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种“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形势。他们甚至认为现时的“英美不是帝国主义”，说至少美、英开辟第二条战线，“援助社会主义，这不能说是帝国主义”。这使得中共领导人有理由改变此前对于美、英政府的敌视或怀疑的态度，也促使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已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已经起了变化”，共产党人可以“与英、美好好合作，对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可以合作，因为资本主义已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已经起了变化”。毛泽东明确讲：天下大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很疲倦，无产阶级的觉悟还未达到世界革命的程度，而现在“争取与大多数人一道是我们策略的出发点”。战后中国是否会发生内战，现在不必从反面来解释。“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反革命，现在是适用的。战后如何则不说，如果反革命还有，仍然是武装反武装。”《毛泽东关于“七七”宣言的指示》，1942年7月29日。
因为估计战后帝国主义制度将会倒台，各殖民地国家将会独立，中国也只能走和平民主合作的道路，因此中共中央相信战后的中国只能是走独立、统一、和平、民主的与各党派合作和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的道路，它既不是少数人专政的半封建的中国，也不是苏维埃的或社会主义的中国。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明确认为：我们现在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问题参见《解放日报》，1941年7月5日；《毛泽东关于山东根据地实为战略转移的枢纽致刘少奇电》，1942年7月9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81—683页。
7月4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中国建设的领导者”。中共“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见《解放日报》，1941年7月5日。同时，毛泽东接连电告各地领导人，力避与国民党发生冲突。
8月中旬，蒋介石突然约见周恩来，表示愿意亲自见毛泽东商谈国共关系问题。这更加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他马上表示深感兴趣，准备亲去见蒋，以求“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周恩来关于蒋欲约见毛在陕晤谈事致毛泽东电》，1942年8月14日；《毛泽东关于见蒋事致周恩来电》，1942年8月19日、1942年9月3日，等。但是，由于党内领导人多担心蒋介石可能包藏祸心，反复劝阻。中共中央最后还是利用国民党重视苏联态度的心理，先派从苏联回国的林彪直接从苏联经兰州、西安，转去重庆谒蒋商谈。
1942年11月27日，国民党在五届十次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资料》(下)，第793—794页。尽管内中措辞强硬，但它表明了愿意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态度，因而仍旧引起正极力试图缓和与国民党关系的共产党人的重视。
毛泽东得到消息后，马上召集会议对此一决议案进行了讨论。与会者认为决议案宣布之所谓“六不主义”(即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分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与中共1937年四项诺言“在基本精神上没有互相分歧之处”，甚至就是“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也“可以这样作”《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1942年11月29日。
对于这一重大让步，毛泽东的解释是：第一，“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当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介石的亲苏和共决心是未下的；但在1942年5月滇缅路被日军切断之后，蒋是下了这个决心的。“只要两三星期内斯大林格勒守住，日寇不攻苏，则整个大局好转，便可确定”。第二，“在德意日打倒之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由于苏、美、英战后仍将合作，且“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第三，既然战后中国的前途只能随国际大势而转移，一时不会出现武装夺权的可能，我们也就无须大量扩充我们的军队。“我们既不准备打内战，无须多兵，兵少又可减轻国民党的畏惧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国人民的觉悟”。当然，毛泽东也说：我们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不怕国民党翻脸。战后“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毛泽东关于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局势问题致彭德怀电》，1943年1月25日。
1942年12月24日，依据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林彪正式向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提出了四项条件，希望能够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这四项条件是：
一、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
二、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
三、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地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48页。
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基于对战后国际国内政治合作趋势的形势判断，对解决国共关系问题的方针又有了十分重大的转变。国民党如果真想求得国共关系的改善和国内政治的统一，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时机。
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共产国际解散，国共关系再度恶化
对于中共中央态度的再度转变，蒋介石国民党不仅不看重，而且把中共的这次让步看成是迫于自身困难的一次“廉价大出卖”。他们因此反而产生幻想，想要进一步施压，以争取逼迫中共最终能够交出军队和政权。故当国民党中央了解到中共并没有放弃军队和政权的可能时，他们马上就认为时机未到，放弃了推动这次谈判的努力，转而又开始在军事上向中共施压了。
1943年初，中共中央一直估计“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好转”，主张“不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小的事件，主动地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因此严令各地“如有摩擦事件，必须先经报告批准，不许自由行动”《中共中央关于促进国内整个形势好转给各战略区的指示》，1943年2月7日。时，苏北韩德勤部遭日军大举扫荡，损失惨重，全线渡过运河，退入新四军淮海区，与新四军部队发生冲突，韩德勤等被俘，毛泽东亦迅即电示陈毅等将韩“混在俘虏中释放”《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同意将韩德勤混在俘虏中释放致陈、饶电》，1943年3月19日；《毛、刘关于新四军与韩德勤部最近关系致周、林电》，1943年3月19日；并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第434—439页。
1943年初春，国共两党军事摩擦再度加剧起来；蒋介石3月又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中共大加鞭挞，斥之为“变相军阀”、“新式封建”、“诈欺虚伪，违法乱行”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127页。；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这时意外“发现”大批特务，毛泽东异常紧张，紧急部署除奸此事亦影响到中共在国统区的党组织，毛泽东于4月30日甚至密电周恩来，称：“从大后方来延干部及七大代表的审查中，证明很多是特务，证明大后方党组织多数或大多数是特务组织”，故“请你及孔原立即暂时断绝大后方党一切党组织的往来”。；再加上因为苏联急于要推动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共产国际5月间突然宣布解散中共中央5月21日收到季米特洛夫来电，征询意见，事实上当天苏报已公开发表，解散已成既成事实。6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宣布了解散的决定。，国民党随即政治军事双管齐下，意图乘机攻延。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自然又一次发生重大改变。
共产国际在这个时候宣告解散，对于刚刚经历了整风运动，开始强调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未必是一件让他们感到沮丧的事情。只有那些完全不了解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变化，盲目以为中共只有依靠苏联和共产国际才能生存的国民党人，才会幻想共产国际的解散必然会使中共受到致命的打击。事实上，自1941年以来，共产国际的存在除了方便向莫斯科申请援款以外，对于中共已经不具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了。相反，它的解散还对中共具有很大的利益。
在向党内解释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由于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的情况比之过去更为复杂了，变化亦更为迅速，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已“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因此，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是一个“英明的措施”。他实际上相信：作为各国革命统一指挥中心的共产国际的存在完全不必要，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各国的革命只能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且各国共产党也必须要独立自主地根据本国革命斗争的需要，“更加民族化”，才能找到适合自己民族特点和具体条件的革命道路。参见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报告》，《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
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消息发出后，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判断已有改变。他在6月1日就声称：“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西西与复兴）五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渐增长。彼方对东条扶汪倒蒋新政策毫无对策，投降者增多，战力大损。英美仍是集中对德，援蒋甚少，口惠实不至，彼方无丝毫办法。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天天宣传我党罪状，打击我党威信，励行特务政策，图从内部破坏我党，此外亦无办法。甘、黔、川、陕民变四起，规模甚大，除镇压外，无他办法。党内纠纷不绝，有增长趋势。凡此均使抗战局势处于日益困难地位，抗战还须准备三年……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但由于国民党这时尚未采取激烈行动，故毛泽东的策略仍然是：“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毛泽东关于国民党的现状和我党今后任务的指示电》，1943年6月1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98—700页。
7月初，有秘密情报说明，5月23日胡宗南已向蒋呈报对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计划，得蒋批复后，胡于6月28日密赴洛川召集军官会议具体部署，并于7月2日电令各部于8日前完成一切准备行动，待命进攻。毛泽东得讯后一面急电周恩来等向国民党方面交涉，“避免战事”，一面由朱德出面致电蒋介石、胡宗南提出抗议，召集群众大会公开动员抵抗，同时毛泽东并亲自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有关胡宗南进攻计划方案见《中央军委关于蒋介石进攻边区准备问题致八路军新四军电》，1943年7月4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发动宣传反击问题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1943年7月8日。一时间，引起国内外舆论及英、美、苏各国外交官的高度关注，蒋介石不得不于10日下令停止行动，并公开复电朱德表示并无进攻之意。
国共内战的危险虽然化解了，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看法也全面改变了。刘少奇在7月23日代表中央给陈毅、饶漱石的电报中重新宣称：“争取国民党顽固派好转的希望现在也证明是不可能的了”，今后必须“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尖锐的不怕刺激的批评，应在人民中、在我党我军内部的人员中，扫除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影响，并极力宣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民族于危亡，以打破人民中甚至党内某些干部中对蒋介石的幻想”《刘少奇关于争取国民党顽固派好转的希望已不可能致陈饶电》，1943年7月23日。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这次对国共内战危机的处理，毛泽东也进一步印证了他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后苏共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中心的地位毫无改变的判断。因为，由于共同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共同利益，苏共几乎还是会本能地在中国选择同情和赞助中国共产党。刚一得知国民党借共产国际解散而掀起的反共鼓噪和秘密准备的军事行动，苏联方面马上就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响。苏联驻华外交人员接连通过美国方面表达了他们的严重不安。紧接着，苏联报刊也开始以明确的语言指责中国正在出现针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内战危险，并含沙射影地把攻击矛头对准国民党中的某种顽固分子。转见《解放日报》1943年9月11日。
所以，毛泽东虽然高度重视中共的自身利益和前途，坚决反对一切服从于苏联利益，但却依旧高度重视苏联正统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和注意要与苏共保持密切关系。因此，尽管毛泽东一面发动整风运动，肃清教条主义“理论派”王明等人的影响；一面却明确指定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著作来作为整风学习的经典文件。他一面反对无条件地服从苏联或共产国际的意志和利益；一面却又高度重视来自苏联的意见，并不惜委曲求全地改变自己的某些意见，以示尊重来自莫斯科的指责和批评。参见《伏拉基米洛夫转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4年1月3日、7日，RPSDMH，495/74/342。表面上，这和新的国际政治形势有关。因为这时世界政治日益明显走向大国政治的轨道，苏、美、英三强的合作使得革命的前景变得极为复杂，中共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非取得苏联的支持将很难取得成功。但毛泽东更为重视的显然是，身为共产党人，无论是中共的政治合法性，还是他在全党的权威指导地位的政治合法性，包括其革命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合法性，其实都还离不开莫斯科的承认与支持。
毛泽东：王明说整风是整留苏学生，是整莫斯科的，这是一个真理
1943年，在中共党的历史上，是具有标志性的年份。这一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破天荒地通过了一项决定，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规定政治局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三人组成，会期不固定，随时由主席召集，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性质的一切工作，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1943年3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346页。
3月20日的这一《决定》，在组织上奠定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而随后党的领导人接二连三地拥护毛泽东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表态文章，更是把毛泽东神化了起来。但就在这一《决定》形成两周之后，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出台了另一个导致一年多以后毛泽东不得不出面向大批延安干部脱帽“道歉”毛泽东：《关于时局问题及其他》，1945年2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60—264页。的《决定》。这就是《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的决定》。这一决定断言自抗战以来，日本和国民党两方面有大批内奸分子打入党的各级机关，整风的目标是在纠正干部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的决定》，1943年4月3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28—33页。原本普遍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整风运动，由此迅速全面转向组织清党，即审干运动阶段，在延安的数千名青年学生和国统区来的党员干部都在群众性的大会控诉、小会揭发和个别谈话的政治压力下，甚至是在严重的“逼供信”的情况下，被打成了“特务分子”据毛泽东1943年10月14日报告称，仅陕甘宁边区肃出来的特务就有7000人，加上还可能挖出来的，“恐怕有一万人”，连同各根据地肃出来的特务，估计能“有十万”。另据《胡乔木回忆毛主席》（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页），则认为当时边区清查出的所谓特务达到15000人。毛泽东1945年2月公开承认在延安搞错了的“有几千件”。但他强调：拿件数来算不能否定这个运动的性质。毛泽东：《关于时局问题及其他》，1945年2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61—262页。
与此同时，本来是着眼于总结历史教训的谈话会，这时也变成了检讨党内路线斗争的会议。毛泽东多次讲：“过去王明说，整风是整王明、洛甫，是整莫斯科的。这是一个真理，但它不完全，还要整全党。”他解释说，现在的中央还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来的，只有我和少奇同志是挨过他们整的，因此1937年苏区党代会，乃至六中全会时，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过去的问题，所以一直不能改造这个中央。包括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我都只能妥协，不能进行尖锐的斗争，原因也就在此。但是，因此也就造成过去的延安八百诸侯和边区一国三公的复杂局面。因为有1941年九月会议把问题摊开来，我才能在中央党校做报告，才能出农村调查等书。但九月会议还是没有说王明是路线错误，因为大多数人还是不觉悟，当时不能丧失大多数。因此，九月会议也只是清算了内战时期的错误，实际上武汉时期也是一个危机期，中央在延安只有五位，武汉则有七位，当时王明是要篡夺中央的权力的，多亏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得到了国际的帮助”。现在可以肯定地讲，王明路线“曾危害过党，差不多可说全党各地都受了影响”，甚至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思想上被俘虏过，“直到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
这个时候党的领导层内，明显出现了无限上纲的倾向。如陈伯达在发言中就宣称：王明与共产党是“两条心”，他“对共产党是仇恨的，有许多反共言论，实际上是叛徒的理论”。康生也危言耸听，说他读了王明《使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小册子，“发现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大骗局”。说王明不是要使共产党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是要使党变成孟什维克。这段历史不彻底清算，就不会懂得王明投降主义及反中央的根源。
这时回到延安的周恩来也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认真检讨理当代表正确路线的共产国际为何在中国问题上会犯那么多错误。他的结论是，共产国际里混进了太多的“坏人”。周在报告中把共产国际分成了“真假国际”，认为除了斯大林、莫洛托夫、曼奴伊斯基和季米特洛夫等几个主要领导人确实英明，鲍罗廷、维经斯基等是好人之外，共产国际管中国革命的宣传、组织及交通等部门都有不少坏人，派来的代表、顾问多有问题。
毛泽东对这类揭发批判明显十分欣赏，他特别表示赞同康生等人的意见，不仅肯定王明路线的实质是“阶级投降主义”，而且上纲上线称它“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他甚至提出：任何继续站在王明一边的人，都注定是政治上不坚定的，抱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对于这样的人，“如果说而不服，就只有将他孤立起来，使他不能起破坏作用”《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1943年10月14日，油印件。
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基本上结束了对党史上路线问题的讨论，并特别就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问题发出指示给各中央局，电称：“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二十二年的经验”，“也将批判我党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的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包括“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的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的达到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共产国际方针的”。实际上，共产国际的指导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符合的”《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1943年12月28日。
显而易见的是，要证明王明的路线，尤其是抗战期间的路线，是违背共产国际方针的，自己的路线是符合共产国际指导原则的，无论如何都是极其困难的。就在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就王明、博古问题作出了上述决议之后，季米特洛夫突然来信，明确表示反对对王明及周恩来等进行所谓路线斗争，他甚至质疑在康生主持下的审干运动和整风，导致中共部分干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在态度上出现了变化。《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的信》，1943年12月22日，RPSDMH，495/74/342。季米特洛夫的来信显然使毛泽东更加难以依据所谓共产国际的指导原则将王明路线入罪了。
碍于同苏共的关系，尤其是碍于分清抗战期间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指导原则两者关系的难度，在随后为中共七大所准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中，中共中央最终竟然没有能够就毛泽东高度重视的自抗战以来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问题，进行总结和批判。这个决议只是着重讨论了1927—1937年十年内战时期，“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55—999页。这对毛泽东所发动的整风运动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重大的遗憾，也充分揭示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复杂状况。
四、“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
“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 ” / 国民党军事溃败，毛泽东相信中共可能成为美国援助的对象 / 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毛泽东宣称中共欢迎民主的美国的影响 / 中共中央发出威胁：要么成立联合政府，要么中共另组解放委员会 / 国民党拒绝联合政府主张，中共宣布力量对比已走向共强国弱 / 中共放弃对美幻想，认定战后美国必反苏，蒋介石必反共 / 苏联出兵东北，中苏条约签订，毛泽东仍对苏援寄予期望 / 斯大林逼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共坚持不交出一枪一弹
“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
自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从中国撤走了最后一批军事顾问人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只能指望来自美国的援助了。理论上，只有苏联的援助才会对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有利，但事实上，当中共中央开始同美国援华人员接触后，他们很快就注意到，美国人未必不能援助中共。苏、美、英关系的密切发展，为中共中央开展对美外交扫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而美国政府在1942年底1943年初主动与中国政府签订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放弃在华特权等行动，也进一步使中共中央对在战时和战后与美国积极合作，逐渐抱以越来越大的期望。考虑到战后必须要面对的国共关系问题，中共中央更是必须要争取与美国建立起积极的合作关系。因此，在1943年之后，努力加强与美方人员的联系并积极对其施加政治影响，就自然成为共产党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要说服美国资产阶级同情和支持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党，这初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可想象。但在1943年，特别是1944年，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了。这是因为，这个时候确实有不少来到中国的美国官员对共产党人抱以好感，包括时任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的美国将军史迪威。他的日记中这时甚至会有许多称赞中共的文字，他甚至认为“中国老百姓在欢迎共产党”，为了能够“从压死人的捐税、虐待人的军队、戴笠特务（的恐怖）底下解放出来”，他们“把共产党看作是中国人民唯一的明确的希望”。而蒋介石则为了保持一党专政和特务统治，不仅憎恨共产党，企图消灭共产党，而且保存了一切供给他的武器，以便在日军撤退时好用来占领中共在敌后的根据地。见史迪威着，骆伯鸿译：《史迪威日记》，海光出版社1948年版，第154-155页。
史迪威以及绝大多数美国人这时其实与中国共产党人从未有过任何接触，然而他们对国共两党的看法却表现得爱憎分明。在这里，中共的舆论宣传工作的确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像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周恩来受命在重庆广泛开展的外交活动，导致蒋介石政府在国际舆论面前受到极大压力，不得不收敛了对中共的打压行动。1943年因共产国际解散而出现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威胁时，中共中央又再度四处宣传并派人在重庆广为游说，致使苏、美、英三国大使高度重视，相继采取了行动。注意到这一宣传效力，中共中央还进一步开始进行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的宣传，抨击国民党抗战不力，要求重庆的中共代表将此类文件“秘密地交给外国人”，争取“使外国人能将此项文件传至美国”，以便影响美国舆论和政府对国共两党的态度。《毛泽东关于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文件发表时机致董必武电》，1943年8月15日。
他们同时也注意到美国人与英国人明显不同，并针对这种不同制定了相应的策略。如中共中央就明确告诉重庆代表团称，英国人狡猾，与其交换情报易受欺；美国较诚实，故可与美国之进步人士交换情报，但须机密，“如史迪威总部愿建立电台联络延安，我们可派人至其台上工作，并用他们的密码”《中央关于和英美人士往来问题给董必武的指示》，1944年1月9日。这些情况说明，中共中央几年来确实是有意识地在争取美国舆论和政府的同情。
但是，多数美国人对中共的好感，严格地说并不是中共进行广泛外交或宣传活动的结果。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美国舆论对于中共的同情，其实是那些普通记者和外交官们对中国国共两党进行实际考察和对比之后自发形成的印象。
这里面最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首先深入到陕北苏区去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于1938年在美国发表了他对中共红军的采访录，即《西行漫记》。该书公开出版之后，许多国家的人从中受到刺激和鼓舞。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印度加尔各答医疗队的柯棣华、巴苏华、爱德华医生，美国的马海德、爱罗色医生，德国的米勃医生，奥地利的罗森塔尔医生，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埃文斯?卡尔逊，以及像贝特兰、爱泼斯坦、福尔曼、斯特朗、贝尔登、白劳德、斯坦因、贾菲、斯蒂尔等众多外国记者，之所以会不辞艰辛到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去，都是受到了斯诺这本书的感染和影响。在这本书里，中共和红军被描述成像早年开发美国西部的那些充满活力和幻想的清贫而艰苦的拓荒者一样，极容易打动富有冒险精神的美国人。这种印象也几乎烙进了每一个在斯诺之后到过陕甘宁边区和中共其他根据地，以及与中共成员进行过密切接触的美国人的大脑里。
这里面还不能不提到的一点是，美国也曾经是殖民地，在美国成长的历史中，一直伴随着争取自由、解放、民主和权利平等的斗争。对专制、独裁的天然反感，以及基督教崇尚的俭朴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使众多美国人天然地反感蒋介石的统治方式和众多国民党高官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面对充满了贪污腐化，同时独裁专制的国民党，中共的政治清廉、民主选举、经济自由和深得农民拥护的情况，不能不使他们中许多人对中共另眼相看，且充满期待。FRUS，1944，Vol 6，pp 258-266 美国年轻外交官对延安共产党人的描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记录。他写道：“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过着俭朴的生活，幻想着奇怪的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之神降临，面带羞涩地拜倒在外国投资的金犊之下，并且渴望自己能按世界标准受到尊重。”FRUS，1944，Vol 6，pp 667-671
很显然，如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在他们眼里，中共理当不同于同样专制的苏联共产党，它注定应该更能代表中国的未来，也因而会更加符合美国人对战后中国未来发展的期望。这时来到中国的一批美国年轻外交官，如戴维斯、谢伟思等人，尤其看好中共未来的发展，并极力想要把中共引上不同于苏联的发展之道。
在国民党还统治着中国，并拥有比中共强大得多的实力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改变美国现实的对华政策。但是，第一，国共之间的不断摩擦和冲突，以及国民党将其相当部分主力集中在陕甘，封锁中共边区，力求保存实力，以便战后用来消灭共产党的情况，无疑使美国军政当局深感不安。他们越来越相信，国共之间的对抗与摩擦，是导致国民党难以将全力用于抗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敌后有着强大影响力的中共之所以也不能积极对日作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必须同时应付国民党人的军事压迫。第二，国共两党的内战危险直接影响着战后中国政治的发展，对于相信美国战后注定要与苏联发生对抗的众多美国外交官来说，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听任美国被蒋介石拖入到中国内战的泥沼中去。
既要承认国民党执政的现实，又要想办法让中共能够在中国政治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美国人想到的最为理想的办法，就是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这样一来，既可以保持国民党的现有地位，又能够把共产党塞入政府；既能够消弭战祸，又可以迫使国民党在政治上作出改革，可谓一举多得。于是，1943年12月，在美、英、中三国首脑举行的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就向蒋介石表达了希望国民党与共产党能够组织一个联合政府的愿望。见伊里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春光新闻社1947年版，第154-155页。
但是，要国民党与共产党分享统治中国的政治权力，这对蒋介石来说实不啻晴天霹雳，但对共产党则恰似春雷贯耳。因为，共产党人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正是中共中央开始下决心要打破蒋介石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重要时机。
国民党军事溃败，毛泽东相信中共可能成为美国援助的对象
还在1943年秋开罗会议召开之前，为了设法造成国内缓和的政治局面，以便于与美、英讨价还价，蒋介石曾指示国民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分别采取缓和措施，与共产党重开谈判。鉴于1944年1月开罗会议举行，其宣言宣布美、英、中三国在远东战后将共同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毛泽东也再度注意到这一新的形势对国民党巩固战后地位有利，因而“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他因而提出，“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故他决定“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取谨慎步骤，力避由我起衅外，拟先派林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毛泽东关于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又一度公开表示了“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周恩来关于中共拥蒋抗战与建国的方针始终不变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的态度，并于4月29日派林伯渠前去谈判。
然而，经过了几次政策反复和交涉失败之后，这个时候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对于此次谈判都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相对而言，由于此次谈判的背景是蒋介石有《开罗宣言》和因开罗会谈提升起来的大国领导人地位，因此中共的应对明显处于被动状态。故中共中央最初的决策还是预定向着“协调”的方向发展，并不主张谈判破裂。毛泽东1月间甚至明确告诉国民党联络参谋称：谈判可以1940年何、白皓电，即所谓《中央提示案》的要求为基础，西北问题可通过反攻时胡宗南部与中共边区部队按比例开赴前方来解决。《毛泽东关于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林伯渠本着这一精神于4月29日离开延安经西安，赴重庆谈判，自然也是向着和平的方向努力的。
意想不到的是，谈判还没有开始，4月20日日军就发动了豫湘桂战役，首先攻击了国民党在河南黄河一线的守军。不数日，国民党数十万大军丧城失地，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使得国民党在国际国内舆论面前顿时威信扫地。毛泽东对国共两党实际力量对比和对当前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也立即发生了变化。
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还电告华中局不要乘河南失守派军进入，称：“国民党在敌人进攻及国内国外各种压力之下，最近又向我党表示好感，林伯渠、王若飞同志已应国民党之邀请前赴重庆进行谈判。目前我们在各方面应避免刺激国民党，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目前决不应向河南推进，以免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摩擦，妨碍大局。”《中央书记处关于向河南发展方针的指示》，1944年5月1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231-232页。
四天之后，毛泽东已改变了谈判的策略，全面废弃了林彪一年前的条件和林伯渠带去的条件，洋洋洒洒提出了关于全国政治者三条，即：“（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并提出关于两党悬案者十七条，要求给予中共军队5军16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中共在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根据地政府及其各项设施；恢复接济粮饷弹药；公平获得盟国援助之武器装备；通令取消各种侮辱和污蔑中共及军队的称号；停止特务人员对中共的各种破坏活动；释放所有中共被俘和被捕人员；禁止发表造谣文字；允许中共在各地办党办报；恢复中共在重庆和西安办事处的电台，等。《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目前急切问题二十条意见致林伯渠电》，1944年5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30-135页。
同一天，毛泽东还电告董必武和林伯渠称：为避免刺激彼方，我方条件已作了很大让步，恢复新四军番号等均未提出。我47万兵力，理当编16军47师，让至5军16师已是顾全彼方面子。有些事情，如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发行地方纸币等，都不能变更。《毛泽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指示》，1944年5月11日。
不难看出，毛泽东并不想再和国民党谈出什么结果来。用国民党代表的话来说，二十条“全文是宣布罪状精神，完全没有实践诺言和拥蒋表示”《林伯渠关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拒绝接受我党二十条致毛主席电》，1944年5月23日。毛泽东宣称，我们除了要大力巩固根据地外，八路军、新四军还要准备夺取城市。只要我们有实力，有地盘，拿不下全国，我们也可以搞联邦的办法来解决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而实际上，依据河南发生的情况，事实上很可能我们的力量要强过国民党。如果反攻非用我们不可，罗斯福很可能会选择共产党，直接援助我们，那样我们就会变成铁托，“解放中国的责任就要我们担负起来了”，“我们要争取变铁托”《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的报告》，1944年5月21日、6月5日。
1944年6月，国共谈判走入了死胡同，双方各执一端，决无调和余地。但在公开场合，共产党的态度尚属温和。借国民党开放封锁，允许少数中外记者进入中共区域进行采访之机，中共中央表现得心平气和。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纪念联合国日的社论，说明成功坚持抗日的原因。他声称：共产党成功的关键在于“实行民主，依靠人民”。而国民党却“毫无反省与择善的意图，没有团结与民主方针，反而天天诬蔑共产党为‘奸党’，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为‘奸军’，诬蔑抗日民主地区为‘奸区’，自大骄傲，不可一世。只知道伸手向同盟国要东西，满心依赖同盟国打日本，很少自力更生的意图与计划。以此而求胜敌，岂非缘木求鱼”？毛泽东公开表示，希望正在来华访问的美国华莱士副总统等能够“起促进的作用，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团结与民主的问题，借以克服中国正面战场存在的危机”见《解放日报》1944年6月14日。
公开表示对于华莱士的希望，这是中共中央对欧美外交政策在观念上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标志。正如中共中央宣传部此后不久在一份指示中所说明的，在今天这种“阶级力量的分合变化极其复杂，有时并极其迅速而巨大”的情况下，“套用战略策略的简单公式已往往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尽管“还在抗日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其革命性不大”，但英美资产阶级“如美国罗斯福、华莱士一派”，由于比较着重于联苏与民主，则革命性却较大。在这里，一切都应以联苏与民主为基本标准，是根据各阶级对革命的具体态度，本着“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分子各个击破的总方针”进行工作。《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对中国大资产阶级及英美资产阶级政策问题致晋察冀分局电》，1944年7月13日。
中共中央这时的策略手法已经运用得十分娴熟，它的一切政策都是建立在是否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完全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它认定，凡符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利益或适应其要求者，都是好的；凡不符合这一利益或不合乎这一要求者，都是不好的。由于美、英与苏联的联合，以及美国政府外交人员所表现出的对于中国民主进程的关注和对国民党军事以及政治状况的严重不满，中共中央深感自己有可能像欧洲得到英国援助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那样，也能够取得美、英政府的承认和援助。既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观的前景，他们当然会不顾一切地努力去争取。
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毛泽东宣称中共欢迎民主的美国的影响
这时候，国民党在军事上的严重失败和政治上的极度腐败，已经直接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华莱士访华期间，即公开表露出极欲干预国共关系，并与中共发生直接关系的态度。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华莱士针对蒋为河南战役失败所作的辩解尖锐地指出：“目前中国境内之国军，枪械不良，训练不足者固多，但装备犀利，训练有素，控制未用者，亦复不少。如西北方面现有武器精良，战力充沛之师甚众，中国政府不以抗日，而以监视共军。延安受封锁威胁，亦以其武力不用于抗战，而以对付国军，同室操戈，相互牵制之兵力过数十万人，曷胜惋惜!”华莱士确信：中共之目的，不外改革政治，“设中央采纳其若干建议，并准其参加政府，共同致力于抵抗侵略，革新政治，则延安当会改变其反中央之态度，而与政府团结合作”。至于蒋所称，允许中共参加政府必将便利苏俄“夺取政权，赤化中国”之阴谋一说，华莱士同样当场予以反对。他指出，蒋并无证据说明中共至今仍受苏联指使，主观“认定中共为苏俄在华之支部，中共之行动，系实现苏俄赤化中国之阴谋，中共之言论，系绝无信义之谎言，并基此以处理中共问题”，两党关系问题自然无由解决。“设中国政府对中共问题，改变此种基本主观，而以中共一切与苏俄无关，视中共之行动在求政治刷新，国家进步，中共之言论，出于衷诚表现，平心静气，考虑其建议……则所有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矣。”随即，他转达罗斯福的话称：“国共两党，不宜延续内争，务须促其团结，一致抗日，倘两党不能直接商谈合作，则可邀一友人从旁促成，吾人愿任此一友人。”转见张九如：《美国介入国共和谈的第一步--蒋主席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三次会谈记录》，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1977年1月。
华莱士的话当然不足以改变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甚至罗斯福企图介入国共谈判的提议也被蒋介石的软钉子挡了回去。但是，蒋介石到底还要依靠美国，他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已经感受到极大的压力，关于国民党政治独裁的宣传对蒋介石也发生了不可抗拒的作用力，就像他开始同意允许少数记者进入中共区域采访一样，他也不能不试图继续作出某种政治开明的姿态，以缓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最终停止了继续反对美国出于军事目的与中共建立某种直接联系的努力。于是，1944年7月22日，美国第一个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机构--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到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这意味着，中共争取美国承认和援助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对于美国来说，同中共的关系当然不会像中共中央所期望的那样发展得那么快。不仅如此，中共同苏联的关系也的确是美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不论美国人多少次得出了中共与苏联没有那种想象中的秘密关系的结论，几乎每一个新到延安的美国人还是会身不由己地要去寻找这种关系的蛛丝马迹。说到底，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仍旧是美国人的一块心病。可以肯定，要切实争取美国政府的承认与援助，必须根本打消美国人的这种顾虑才有可能。这一点共产党人很快就注意到了。
事情很清楚，美国出于其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的考虑，绝不会支持一个完全按照苏联教义行事的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成功。要想得到其支持，就必须突出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和现实政策的民主性。因为“外面问得最多的，是我党今天所实行的各种政策”。比如，“英美人士很注意我们对苏联的关系，我们政治上是否独立?物资上是否得到接济”？“有些同情中共现实政策的英美人士也向他们本国抱有成见的人民说，中共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他的政纲实际上是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急进民主党”，并“劝告我们若能改变名称，必能够得到美国广大人民的赞助”，而这些都“需要我们对于马列主义中国化及中共独立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更多的解释，并需要注意宣传上的民族形式、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中共南方局同志对外交的意见及对中央的建议》，1944年8月16日。
设法取得美国的正式承认与援助，无疑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这时整个外交工作的中心。关于这一点，只要注意到中共中央对于美军观察组的重视程度，就不难得出结论。在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中，他甚至把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称做“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很显然，毛泽东相信：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为美国正式承认中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由衷地希望这将导致美国政府在承认中国的铁托问题上迈出具有决定性的一步。而“这是关系到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见《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归根结底，这是关系到国民党和共产党最终谁战胜谁的问题。
为了取得美国人的信任，中共中央这时对于外交工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在中共中央8月18日发布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它明确认为：“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理由，为有对敌侦察及救护行动之需要，准此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如此，如同过去国内统战政策曾经给我们以极大发展一样，“今后国际统战政策，将给我们以更大的发展。而且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这是可断言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314-318页。
一切为着中国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和行动的基本出发点。而由于取得美国的承认和援助能够有效地壮大自己并削弱国民党蒋介石，共产党人当然会为此而努力。为了消除美国人对自己与苏联关系的担心，他们利用各种机会说明自己“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而苏联既没有条件也不会深入到中国的事务中来，因为在国民党极力反对苏联介入的情况下，这样“只会造成中国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为了减少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距离，他们更是致力于说明自己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毛泽东告诉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因为中共的土地政策只是逐步实现减租减息，其工业政策是要“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实现工业化，他宣称：“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转见《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1983年11月5日。
当然，这并不真的意味着他们不期望来自苏联的帮助，苏联毕竟还是他们用来衡量一切国际关系的标准。这也并不真的意味着他们不准备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这毕竟是他们革命的最高目标。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距离他们还十分遥远。而南斯拉夫共产党成功取得英国援助的经验已经告诉他们，他们同样可以利用这些资本主义大国的武器弹药，来成就他们革命的目标。而目前自己这种孤立无援的状况和公开主张的最低纲领，恰恰是能够让美国人接受和感兴趣的一种优势条件。
中共中央发出威胁：要么成立联合政府，要么中共另组解放委员会
不论美国政府对于来自美国较低一级的年轻外交官反映中共上述观点的报告是否真正重视，深入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军官们和作为观察人员之一的年轻外交官谢伟思，对共产党人的印象如同其他来到延安的美国记者一样，是再好也没有了。他们不仅接二连三地通过重庆的美国大使向华盛顿强调中共的军事和政治价值，而且日益意识到改变美国的对蒋政策的重要意义。为此，谢伟思在第二次见到毛泽东时，即向他通报了美国政府给其驻华大使高斯关于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的训令的情况，这种情况无疑使毛泽东感到鼓舞。
这时，欧洲大陆接连出现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它们成为这些国家事实上的政权机关，从而预示着这些国家将要走上崭新的人民国家的道路。它极大地激励了中国共产党人要把中国革命的命运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决心。在8月23日毛泽东同谢伟思的谈话中，他明确表示赞同美国政府关于在中国组织联合政府的提议，并直截了当地开始谴责蒋介石政府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确认其合法地位”的政府，“国民党现在已经失去了中国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必须立即召集由全国各党派、各群众团体代表参加的临时性全国代表大会，并使之成为临时性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在紧接着举行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与会者更进一步围绕着组织联合政府与组织解放委员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会议甚至还讨论到要不要改党名的问题。他们显然对于美国与中共建立关系和提供帮助的前景充满了自信，并且相信美国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是有限度的，必要时有可能抛弃蒋。因此，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国的这种压力下不变也得变，组织联合政府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会议最终决定，立即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争取蒋介石转变政策以避免内战爆发，如此不能解决，则明年即组织解放委员会。《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44年9月1日。
9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电示正在重庆的中共代表林伯渠等：“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种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和伪宪。”《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问题给林、董、王的指示》，1944年9月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323-324页。
而后，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求公平分配美国援华军事物资问题，主张：“根据我军历年抗敌的战绩，今后抗击敌伪的比例(六分之五)，我军所处的战略地位(敌后沿海及大城市附近交通要道两侧)，我军的实力(五十万正规军，二百万以上民兵)，和我军配合盟国军队作战的各种可能，以及国民党连战皆败和衰弱无能……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应占全中国军队所接收之全部援助数量的二分之一的比例，至少应得三分之一的比例。如最近所传美国政府愿依租借法案武装中国军队成为近代化的六十个师，则我军则要求应被装备二十个到三十个师。”《中共中央关于我党与美军合作的方针问题给张云逸等指示电》，1944年9月10日。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通知各地：“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如此不仅可打破国民党反宣传，争取美方赞助，制止国民党将来内战企图，而且可争取到军火援助，“此点可能性很大”。
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利用在参政会报告国共两党谈判情况的机会，代表中共中央公开提出了立即改组国民政府，代之以由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1944年9月15日。转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48页。
鉴于国民党竟然阻止重庆各报刊载中共代表报告中关于改组政府的文字，并单方面公布了国共谈判的来往文件，中共中央一方面相信有必要重新指名道姓地抨击蒋介石国民党，“非如此不足以杀彼流氓气焰”；一方面更进一步发表文章，针对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大谈军令政令统一问题，斥责蒋介石的政令“是引导国家走向法西斯暴政的政令”，其军令“是致使抗战失败的军令”，“为任何中国的爱国者和民主战士所决不能服从”见《解放日报》1944年9月19日。
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公开宣称，依照目前国内两个战场的情况看，国民党正面战场已经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之中，如不“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人民团体各地方抗日力量的紧急国事会议，立即废除国民党的寡头统治，彻底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立即将一切卖国贼、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者与法西斯分子全部驱逐出去，并交付人民惩办，由代表抗战利益与人民意志的人们去掌握政令军令”，就绝不能制止危机。中共甚至提出：盟国援助物资应该照国共两党抗击敌伪实际数目分配，即“共产党应得盟国援助品的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最多只能得六分之一。而且不能由国民党分配，因为它已无资格做这些事了。如果政府与统帅部不改组，则六分之一的物资交给国民党亦应考虑，因为国民党应负丧城失地与阻碍同盟国胜利之责，把任何一件武器交给他，适以资敌”见《解放日报》1944年9月23日。
国民党拒绝联合政府主张，中共宣布力量对比已走向共强国弱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态度之所以日趋强硬，除了被国民党的顽固立场激怒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相信国共两党的实际力量对比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美国为了打败日本必须要在中国登陆作战，因此必须要承认和援助共产党。可是，由于美国这时在太平洋取得了可以直接进攻日本的战略基地，进而迅速取消了在中国大规模登陆作战计划，这种条件显然已经改变了。就在中共中央公开提出改组政府的主张之后不久，与蒋介石在军事指挥权问题以及利用中共军队的必要性问题上始终充满激烈矛盾的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被罗斯福解除了职务，中印缅战区也随之取消，这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军事作用已经不予重视，其对华政策不能不渐渐以战后对苏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为基本的出发点。如此一来，美国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倾向性自然日趋明显。
中共此时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已经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同国民党进行全面的抗衡。何况在缺少苏联支持的情况下，一旦美国完全倒向国民党，全部兵力只占国民党不足四分之一且装备相当落后、力量分散的共产党军队，要应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内战，无疑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还在9月初，中共中央就不能不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内战而决定派遣部队南下江南，以加强自己在南方的力量，形成战略上的两翼，准备内战爆发时“筑长江之堤，抵蒋之水”，确保自己对华北主要地区的控制。同时，中共中央不能不设法取得美国的支持，以便遏制蒋发动内战的企图，并通过美国的作用迫使蒋承认中共的地位与实力。出于这种极为复杂的考虑，中共中央对于美国的态度自然十分重视。它不仅为美国方面支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而感到振奋，同样也因美国在自己正式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后毫无反应而感到不安。
在10月初，中共领导人开始频频向美方人员询问美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策究竟如何，希望美国能够公开表明其态度。他们明确表示，他们对美国对国民党采取强硬立场将感到高兴，并一再提到南斯拉夫，说明中国的情况与南斯拉夫基本相同，蒋介石国民党与南斯拉夫的保皇势力米哈伊洛维奇没有什么两样。言外之意，他们还是对美国能够单独支持共产党抱以某种期望。当然，在内部，他们这时也不能不估计到，由于美、英的态度，“对蒋，我们不是不要，事实上非要不可”，即使联合政府的主张恐怕最终也要与国民党进行妥协才行。
10月12日，在国民党的要求下，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开始介入国共两党谈判进行调处工作。他首先提出了一个“改造中国”的“十点建议”，其中最主要之点就是主张改善中苏关系以巩固国民政府之地位，同时在蒋领导下统一军队，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政治的统一。FRUS，1944，Vol 6，pp 650-651
由于赫尔利在来华之前曾经访问过苏联，得到过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关于苏联与中共没有任何关系的保证，因此他对于严重困扰着蒋介石的所谓“国际共党之阴谋”深感释然。他一来到中国，就首先向蒋通报了这一重要情况，并且因此对于巩固蒋及国民政府的地位和解决共产党问题颇有信心。国民党固然未必相信这种保证，但也对赫尔利维护蒋及其国民政府的这种立足点表示满意，因而要求赫尔利参与调处国共谈判，以便通过他向中共“陈述美国和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并强调共产党立即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的必要性”FRUS，1944，Vol 6，p 259 。
由美国特使直接介入国共两党谈判，这对于期望美国对蒋施加压力，迫蒋接受联合政府主张的共产党，当然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10月17日，当赫尔利向中共代表表明了美国仍旧希望国共两党应当加强团结的态度之后，毛泽东当即批示：“骂蒋可考虑略作间歇，以观其后。”18日，当赫尔利进一步说明蒋对共产党态度已经改变时，毛泽东则估计：蒋“对美国软，对我方亦随着软些”，“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许蒋存在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换言之，中共这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美国不能接受中国南斯拉夫化的事实，中共为此还必须和蒋介石合作。由于美国害怕中共不要蒋，故中共可以利用这点来讨价还价。
11月7日，赫尔利带着一个由他亲自起草并经过国民党方面修改认可的国共两党关系协定草案飞到延安，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正式会谈。这个协定草案的中心内容在于以政府承认中共合法地位为条件，要求中共交出自己的军队。FRUS，1944，Vol 6，p 666 这当然是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有关中共军队接受国民党政府整编的条款，称：“这一条主要的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同时，毛泽东再度重申了中共关于必须改组国民政府的理由。
作为一个根深蒂固地受到美国民主政治空气熏陶的美国将军，同其他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怀有不满的美国人一样，赫尔利也深知蒋介石的政府极不民主，并且相信使中国政治多元化，至少让共产党参加政府不会对蒋介石的领袖地位造成损害，恰恰相反，继续保持这种政治分裂的局面，只能妨碍中国军队的统一。因此，尽管他对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的严厉批评难以接受，但却相信同意中共关于改组政府的主张并无不妥，这多半是促使中共交出军队的唯一办法，并适足促成中国军队的国家化。他进而狮子大开口，扬言“蒋委员长已同意改组军队，已同意改组他的政府，他并说他希望共产党帮助他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使民主程序的发展成为可能”《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与赫尔利少将谈话记录》，1944年11月8日。
用不着怀疑，赫尔利并不是国民党人的成功说客。他既不了解国民党蒋介石的心理，更不了解共产党人的情况。他甚至主观到用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的观念去自作主张地代表蒋介石许诺。于是，本来是代表着蒋介石的利益的赫尔利，却兴高采烈地接受了一个反映了共产党人要求的新的协定草案。该草案内容如下：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治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愿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立即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与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权利。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3页。
在中共中央看来，美国的政策既然是以保全蒋的地位为中心，那么，中共当然只能在不破坏解放区与不损害民主原则下与蒋妥协。毛泽东告诉党内同志：我们应当看到，国民党还有着200万军队，并且得到国际与国内各种力量的承认，我们还只有60万军队，且地区分散，因此必须妥协。虽然我们极大的让步是同极腐败的政府再合作，但这一协定一旦成立，还是对蒋不利而对我有利的。因为协定首次肯定了国共两党具有平等地位，肯定了中共关于改组国民党政府的主张，从而否定了其政权的合法性，协定并且丝毫没有损害中共的解放区和军事力量，而且承认一个联合的国民政府并不妨碍我们将来组织解放区联合政府。《毛泽东关于国共两党协定的报告》，1944年11月9日。
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协定在蒋介石国民党看来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蒋介石明确告诉赫尔利：承认这一协定，将意味着他和他的党完全失败，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共产党控制政府。FRUS，1944，Vol 6，pp 180-181 情况同赫尔利来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国民党还是不想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更不能接受共产党关于改组政府的主张，并且必欲全力保持自己对于政权和军权的全面垄断。那个在赫尔利看来“基本原则几乎全是我们的”“延安协定草案”只好束之高阁了，因为赫尔利的“我们”里并没有能够包含国民党。蒋介石依旧自行其是地按照既定的原则重提谈判条件，只是他到底同意了赫尔利提出的让中共派人到军事委员会里做官的主张，条件是中共必须同时交出自己的军队。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4页。
于是，事情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上去了，一切照旧。赫尔利坚持要共产党先接受国民党派人去做官的条件，说是先伸进一只脚进去，然后再逐步把身子挤进去。中共中央对此当然毫无兴趣。毛泽东还是老办法：你可联即联，否则再“发动一个尖锐批评，又吓得他不亦乐乎”。只是，由于国共力量对比和过去大不同了，因此，中共领导人对这次反复的心态也大不一样了。他们几乎一致主张，学欧洲希腊、南斯拉夫等国共产党的样子，自己组织解放委员会和解放军。
194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解放委员会筹备会”。但这个时候公开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究竟利弊如何，人们多少有些意见不一。毛泽东的看法是坚持四个目的，即“组织沦陷区，加强解放区，帮助大后方，促进联合政府”，同时欢迎国民党和各党派加入，应该不致引起大问题。但他也不能不担心，“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如何办？是否孤立？”结果，筹备委员会虽然成立了，毛泽东却作出结论说：“成立解放委员会是否将犯政治错误，还可考虑。”因为解放委员会事实上毕竟是有中央政府性质的，还是“看看风色再说”《毛泽东关于解放委员会问题的报告》，1944年12月9日。
十几天后，考虑到手里没有大城市，舆论还没有造起来等等问题，毛泽东作出决定：“解放委员会暂缓。”但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看法已经完全一致了，那就是：“蒋介石的一切布置是搞垮我们，我们的一切布置是搞垮蒋介石。”毛泽东明确提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毛泽东在董必武大后方工作报告上的批示》，1944年12月20日。
12月25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向全党发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指示。宣称：国共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现在两党力量已成平衡之势，“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不感到勉强与竭蹶，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与任务的指示》，1944年12月2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432-434页。
中共放弃对美幻想，认定战后美国必反苏，蒋介石必反共
“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开始革命以来始终不渝的坚定目标。但是，在以前的历史中，他们从未有过实现这一目标的任何现实条件。如今，这样的条件终于开始出现了，以至于他们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这一此时看起来还近乎幻想的斗争任务。事实上，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也清楚地知道要直接提出这一目标至少还要准备两三年。《毛泽东关于我们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进行各方面准备致太岳区党委电》，1945年1月5日。这不仅因为日本还占领着中国，国民党还过于强大，而且因为美国政府这时已经很明显地公开倒向了蒋介石国民党一边。在这个时候，共产党人不仅不能打倒蒋介石，而且还必须继续与蒋介石进行周旋。然而，共产党人还是大胆地提出这样一种内定的斗争任务，它仍旧具有现实意义，即它表明了一种决心，这就是：中共已经在向着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行进了。这也意味着，与蒋介石进行的任何谈判都不再有实际意义了。
对于美国方面一方面表示民主意愿，一方面又渐渐表现出必欲扶助蒋介石政府的复杂情况，中共中央这时明显地感到疑惑。毛泽东对美国外交人员公开表示：“我们不理解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在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之后，现在似乎摇摆起来?”中共中央清楚地知道，“如果美国不施加影响，要赢得真正的统一和民主还得经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因此，现在还不能采取公开的反对立场来与仍然受到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对立。毛泽东甚至还期望使美国人相信，共产党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不准备实行美国人所害怕的“社会主义”，相反，它将代表农民的利益实行最起码的土地改革，并且争取建立自由资本主义企业。转见《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1983年11月5日。
紧接着，苏联红军在欧洲胜利反攻，大军逼近德国首都柏林，欧洲战争结束指日可待。美国新闻处甚至广播了美洲十家华侨报纸赞同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在?国成立联合政府的消息，中共中央因而估计：“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外国多数舆论拥护我联合政府主张，“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美国政府扶蒋主张可能被迫放弃”。在这种情况下，其态度自然更加强硬。毛泽东强调，我们有可能也必须设法攻掉美国政府的扶蒋政策。为此应“断然拒绝赫尔利”提出的由美国统一指挥国、共、美三方军队的方案，（《毛泽东关于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人我们绝对不能同意致周恩来电》，1945年1月28日。）坚持周恩来声明的要求，“不怕他们生气，不怕他们大骂”。“否则将助长独裁之志气，灭民主之威风”，这与苏美英三国此时所确定的战后方针是不相符的。（《毛泽东关于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致周恩来电》，1945年2月3日。）
1945年2月4—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召开了雅尔塔会议，讨论商定了欧战结束后在远东共同打败日本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一再要周恩来“探明苏联对远东战争及对中国政治的态度”。（《毛泽东关于探明苏联态度事致周恩来电》，1945年2月12日。）但从公开报道中，中共中央还是注意到，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和政治形势已得到更进一步的确定，这就是：“1英美苏三大国间虽有过并仍将有某些重要争执，但团结终究是统治一切的，这将保证战后的持久和平；2三大国在解放欧洲之后，将立即增强解放亚洲的可能性，而太平洋问题，没有苏联参加，也绝不会得到彻底解决；3三大国在欧洲不仅要彻底胜利，消灭法西斯主义最后残余，而且要保证所有解放区都能实现民主制度，这一决定将来可以运用于亚洲和中国。”（《中央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1945年3月15日。）
注意到苏、美、英三国间的矛盾，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十分重要的。随着欧洲战争不断胜利，在苏联周边国家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共产党的?权组织，这使中共中央更加确信苏联不会不支持中国革命。因此，它再度开始重视国际社会中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间的区别，重新开始日益加强其外交斗争策略中的阶级观念了。
3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向党的高级干部明确说明了在外交政策上这种区别的意义。他明确讲，对外国主要是联合苏联，对美、英及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固然要以联合为主，但应不放松警戒。他并且指出，许多人想要我党改名字，“我看共产党的名字很好，不能改，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因为形势已今非昔比了，现在许多人，包括国民党将领都看出来，“天下是我们的”。因此，“我们是准备胜利的”。只要把军队发展到150万人以上，人口发展到15亿以上，那时蒋介石就再“无联合可能”了，就要“以我们为中心”来建立联合政府了。“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毛泽东关于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口头说明》，1945年3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4—277页。）
4月初，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指责中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更加明朗化。几乎与此同时，苏联政府正式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中共中央自然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立场。毛泽东估计，苏、美、英三国的团结大局是定了的，但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拒苏反共，力图独霸东方，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中国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反共也是必然的。希腊出现英军司令斯科比指挥英军直接干涉参与镇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严重事件，就是战后意识形态对立的信号，也是中国必然出现斯科比危险的重要证明。在这时举行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公开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但他所论述的所谓“联合政府”实际上已经指向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提出的那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了。因此，他提出，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将要完结，大骂的阶段恐怕快到了，美国不到山穷水尽，决不会和我们合作。它目前只是害怕苏联参战助我而不愿放弃对我关系，并企图借此侦察我之对外关系。他进而开始重新依据斯大林的理论对世界政治的矛盾进行具体区分，并且提出警告说：“中国将要成为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高级干部要注意研究美国的情况，要准备吃亏。”（毛泽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1945年5月24日，油印件。）
4月18日，毛泽东批转晋察冀分局电。该电提出：“苏联废除苏日中立条约，表示苏联将要参加远东战争，估计苏日战争爆发时期不远，远东问题将发生大的变化，今后我们的任务在配合苏、英、美三大盟国……作战中，主要是配合苏联。必须使干部了解，英、美虽在抗日中帮助了中国，但其政策目前还是偏重扶蒋。除中国外，只有苏联才是最先抗日和中国人民最先的主要支援。”（《毛泽东批转晋察冀分局关于积极进行配合苏联作战的准备工作的指示》，1945年4月18日。）
随后，中共中央开始改变对美政策，通知各地对美方人员加强防范，并决定立即开始准备应付内战。他们断言：“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因此，?们决定：立即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并进一步派兵到南方建立战略根据地，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立即着重农村武装斗争之积极准备及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对付美蒋发动反共内战的方针》，1945年6月17日。）
苏联出兵东北，中苏条约签订，毛泽东仍对苏援寄予期望
1945年6月，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正在走向最后的胜利。但是，人们关心的政治焦点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中共中央重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问题，而其矛头所指是如此明确，以至于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重新热情地称颂起苏共的领导地位和苏联的援助问题来了。他宣告说：俄国党——联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共产国际没有了，但总司令依然存在。毛泽东对此十分强调，甚至讲道：“他〔指斯大林〕的话，全世界无产阶级，全世界共产党都听着，都非常注意，都看着他……那（哪）一国的共产党不注意苏联广播？……〔我们〕七次代表大会有几百个代表，有没有一个说：‘我对苏联塔斯社的广播马马虎虎，我不听他，还是听别的吧！’没有一个。斯大林是不是领导革命？当然领导。……实际上正像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我们的〕领袖是谁？是斯大林，有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见毛泽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1945年5月24日，油印件。注：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中也有同题报告，但收入该书的讲话中，显然漏记或者说是删除了相当多这方面的内容。同样，苏联之所以长期不援助我们，只是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不是不援助，而是情况不允许”。换言之，他相信，只要情况允许，苏联必定会援助中共。而在战后，“国际援助一定要来”，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他甚至作出这样的保证，说：“如果不来，杀我脑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199页。）因此，中共中央决定，从适应战后的斗争形势和依靠苏联并争取苏援的角度出发，要准备出动十五到二十个旅，到背靠苏联的东北去建立中国革命最为巩固的根据地。
中共中央的上述估计是建立在苏联出兵东北的基础之上，以及苏联一定会援助自己的基础上的。但是，随着中共中央了解到国民党派宋子文前往苏联，从出兵中国的角度，苏联政府一定会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某种条约，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此举可能带来十分复杂的局面。只是毛泽东还判断苏联不会因此束缚手脚，应该对中共没有害处，不会妨碍苏联对中共进行必要的援助。况且，苏联的参战必然会改变中国的形势，结果必然会使美国独占中国和蒋介石进行独裁变得格外困难，虽然这“可能形成以重庆为主的联合政府，即独裁加若干民主，然后再变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情况，却也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毛泽东关于筹备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1945年6月19日。）
坦率地说，苏联这时与国民政府的谈判丝毫没有考虑到中共的利益和未来帮助中共的问题。据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声称，在1945年春天的两?谈话当中，斯大林甚至当着他的面作过这样的表示，即一方面称赞蒋介石是“无私的”、“爱国的”，一方面表示中共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FRUS，1945，China，pp338—340）恰恰相反，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从一开始就明显带有政治交易的性质。这是因为，由于雅尔塔会议规定了远东战后国际关系的政治格局，苏联既不能否认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主导地位，也不能否认国民党政府在中国政治中的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当然不会愿意支持中共去与国民党打内战，从而造成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摩擦与冲突。
对于解决战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安全问题，斯大林用的还是他与英、美之前在欧洲的解决办法，即通过签订相关协议划定双方的势力范围。1944年10月，斯大林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就签订了一个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通过这个协定，苏联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对苏联周边东欧国家的实际控制权。交换的条件，则是把西欧、北欧和南欧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地区统统让给英、美来控制。尽管当时法国、意大利以及希腊等国家的共产党力量十分强大，却因为被划在英、美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都被苏共要求交出自己的武装，与得到英、美支持的流亡政府建立了以资产阶级为主的所谓“联合政府”。与南斯拉夫等共产党当政的国家毗邻的希腊共产党人不甘于此，坚持想要取得政权，结果遭到了英国占领军的镇压，而苏联对此却听之任之，坚持东欧如东德、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英、美不得干涉，苏联也绝不在英、美势力范围内制造麻烦。
斯大林把同样的思路也沿用到了远东地区，他通过雅尔塔会议，取得了英、美首脑对苏联在外蒙、中国东北和北部朝鲜的特殊权益的承认，而他相信由此也就取得了苏、美之间的利益交换，即苏联以中国长城以外（包括朝鲜半岛三十八度线以北）的中国东北、外蒙和北朝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长城以内（包括朝鲜半岛三十八度线以南）则为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承认并支持蒋介石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由此可知，苏联政府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谈判时，所争者不过是实现他们认为自己在雅尔塔协定中已经得到的那些承诺和利益。也就是说，苏联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的目的，就是要把外蒙和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通过一纸协定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以此在其远东边界之外造成一道安全防波堤，并实现沙皇俄国早就一直想要得到，一度得到又丢掉了的中国东北的旅顺港。因为，那是一个可以让俄国海军自由出入太平洋的不冻的出海口。
中苏谈判从7月初开始，到8月14日终止，历时一个半月。双方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一系列附属议定书。苏联因此实现了它控制外蒙和中国东北地区铁路及港口，并在东北占有优势地位的目的。国民党也因此得到了苏联支持它实现军令政令统一的保证。中苏条约的第一条即明确规定：“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质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二分册(下)，第264页。）条约并明文规定，国民政府有权接收中国东北地区，在东北收复区“设立行政机构”及“树立中国军队”。
中共中央这时对这一情况显然缺乏了解。8月9日，从广播中听到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的消息后，中共中央兴奋至极，明确认为与苏军配合作战并得到苏联援助的时机来到了。在当天下午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讲：原来以为反攻要与美国配合作战，那是麻烦。现在是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甚是痛快。虽然具体如何配合还说不上，但我们现在就要“配备干部，发展攻势，准备几十个旅打仗”，要搞一个计划，要对日本人放手进攻了。他?计因为苏军出兵，内战一时打不起来，日本投降，交防给蒋介石难于阻止，因此在蒋力量不及的地方争夺地盘至为关键。他相信美国“靠蒋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危险随日本垮台的程度而增加是必然的，非尽量扩大军队，夺取城市，才有条件在下一阶段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当然，他指出，也要准备在苏美协定与中苏协定的基础上，重新与国民党坐下来谈判建立联合政府问题的可能。（《毛泽东关于苏联参战的报告》，1945年8月9日。）
据此，中共中央发出反攻命令，要求各部队对敌伪发动广泛进攻，并迅速壮大力量，准备在日?投降时能够立即夺取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它并且命令各部队：“如遇顽军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为了乘此有利时机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毛泽东明确告诉前线指挥人员：中共的行动不应受任何约束，相反，应当“无法无天”，只“向人民负责”。（《中央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1945年8月10日。）
斯大林逼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共坚持不交出一枪一弹
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如此突然地结束是中共中央所没有预料到的。而进一步让中共深感意外的，是蒋介石当天即打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5日发布了接受日军投降的“一号命令”，命令规定除中国东北的日军应当向苏联军队投降外，其他所有在中国的日军都“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毫无疑问，国际形势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化。
日本突然投降的情况，在中共中央看来显然加大了中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而蒋介石国民党的趾高气扬，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共中央的这种估计。为此，中共中央断然拒绝了国民政府紧接着发出的不准中共军队参加受降的命令，朱德公开通电国民党，反而坚决要求国民党“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见《解放日报》1945年8月17日。）朱德同时致函美、英、苏三国政府，声明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决不能代表中国“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中共军队不仅有权接受日军投降，而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处理日本的国际和平会议与联合国会议”。中共中央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实际上“全系欺骗”，它只能是为了便利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反共战争而作的舆论准备。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予以理睬。
但是，保持中国战后和平局面，不把美国军队引入到中国来，是苏联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而制定的对华政策的一种需要。因此，鉴于毛泽东拒绝前往重庆谈判，国共有爆发内战的可能，斯大林基于雅尔塔协定与中苏条约的精神，以及在欧洲与英、美合作的经验，很快就致电毛泽东，要求他务必前往重庆谈判，以寻求维持和平的办法，使中国能够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对此，毛泽东虽十分不满，但亦不能不根本改变原来对于形势的估计，并准备前往重庆。
22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向全党解释了这一策略调整的背景，称：“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训练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由于美、苏均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因此中共只能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与国民党谈判，以争取有利于人民的条件。
显而易见，中共中央改变策略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下两点，即：(一)苏联因为国际和平和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合帮助中共；(二)蒋介石利用合法地位使日本军队完全投降于国民党，中共没有合法地位，要得到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只能使用武力强攻，而中共军队的武器只是步枪，没有外援不能攻坚克敌，苏联又不能提供援助。
在这种情况下，原计划中的夺取上海、南京、天津、太原等众多大城市的计划都只能取消了，原定组织12个团（每团1500人）的兵力抢先进?东北，“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的计划也只能暂停实行。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已不可避免。
当然，仔细考虑了苏联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之后，中共中央对于苏联的做法也是能够理解的。毛泽东说，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苏联与美、英等国家之间明显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分歧，但大战之后，“不能再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苏、美、英之间的势力范围是确定了的，“在欧洲苏联助保加利亚不及希腊，因希是英所必争，中国亦然”。“所以我们要这样看，苏联不帮?我们比帮助我们对中国人民更有利，虽然这可能引起我们有些同志失望”。“这叫无可奈何，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因为苏、美、英都要求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蒋介石国民党也不能公然发动大规模内战，这种情况也未必就对我们不利。“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势力在起作用。我们也正可以借此逼迫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要求他们承认解放区、解放军和建立联合政府。
按照斯大林的要求与蒋介石谈判和平，也不会改变中共中央要乘苏军占领东北期间与国民党崙夺东北的原定方案。就在确定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几天后，延安就组成了1200人的干部团外加一个团的兵力，出发前往热河边境，创建热河根据地，并相机进入东北工作。中共中央同时发布党内指示说明：“由于红军顾虑远东和平（这是完全对的）及蒋介石垄断受降权利这两点，一般地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热察两省不在?苏条约范围内）。”
8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对于这次谈判的根本目的是很清楚的，即“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具体说来，就是准备以让出江南八个零散的小块根据地，来换取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在整个陇海路以北，即整个华北和东北地区占据优势地位，即通过划区割据但建立联合政府的办法，来实现和平局面。
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派毛泽东等前往重庆谈判，一方面则加紧利用占据华北、华中敌后的便利条件，开始全力以赴地夺取西北、华北、华中及华东的一切可能夺取的敌伪控制区及一切交通要道。
同样的情况，国民党西北地区的军队也在大举向敌伪占领区推进，国民党军主力则在美国海空军的帮助下，开始紧急从西南地区运送部队到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接收敌伪占领的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不难了解，国共双方这时已经因为抢占沦陷区的问题，先后开始在各个地区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蒋介石设计与中共公开和谈，一则是要为自己运兵争取时间，一则是想在美、苏的帮助和压力下，通过谈判，来确立其正统地位，争取迫使中共在谈判桌上承认军令政令的统一。因此，蒋介石绝不可能接受中共要割据一方和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结果可想而知，国共两党在重庆的和平谈判实际上绝不会谈出任何和平的成果。
10月10日，国共双方历经一个多月的交涉，勉强签订了一个《双十会谈纪要》，原则规定两党将共同遵循团结建国、避免内战的方针，并承诺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涉及军队、政权等实质性问题，一个也没有谈拢。因此，“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内战的烽烟就四处燃烧起来。蒋介石必欲实现其军事和政治的“统一”，不惜使用武力来达到目的；共产党则“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必欲保存革命的一枪一弹和他们所占据的每一寸土地。结果，双方仍旧只能是靠枪杆子来进行一番较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