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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锡州只是镇上的芸芸酒徒之一。本地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优质的糯高粱，那也是酿酒最好的原料。富顺县是四川省酿酒原料的主要产区之一，早在明朝万历四十四年，即公元1616年，酒类产品就远销省外。
新街子上就有一家酒厂，采用古法酿造白酒，半个古镇都能闻到酒酿的味道。酒厂的老板、老板娘离婚分家，但其中一个女儿依然留在原址开厂，另外一个女儿则搬到老蛮桥也开了个酒厂。外面的人都称这家酒厂是仙市的“五粮液”。
2022年，政府免费给农民发放高粱的种子，于是也有很多人家开始自己用高粱来酿酒。他们还喜欢用枸杞、红枣来泡酒。镇上并没有专门的酒吧，但是几条街上的餐饮生意都少不了酒，当地的男人似乎也在酒里找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他们的社交媒介，也是他们得以放松的途径。新街上有整天喝了酒就骂人的，箭口村有喝了酒提刀杀人的，新河街则有曾锡州。
整个镇子都记得曾锡州把酒当作水的画面：面前永远摆着一瓶酒，吃饭的时候也喝，半夜起来也喝。仙市当地对这种好酒的人有个形容，叫作“酒病”。
曾锡州没读过什么书，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和猪肉打交道就是种菜，即使后来搬到镇上，他也时常会步行半小时，回到老家的田里种菜。他不怕苦也不怕累，特别擅长去农田里捉泥鳅、黄鳝，毫不介意分享给友邻。他不太计较利益得失，卖猪肉的时候，总是先把肉好的部分卖给顾客，留下不好的部分，因此做人的口碑很好，即使当年欠债最多的时候，债主们也不会对他赶尽杀绝。
曾锡州对子女教育一窍不通，庆梅的教育基本上来自于钟传芳。钟传芳是如此“封建”，庆梅和庆秀都不能跟男性关系密切。读初中的时候，有个男同学有头皮屑，有个同学出主意说，用猪苦胆可以洗掉头皮屑，他们知道庆梅家是卖猪肉的，就让她给留着，放学以后一起去她家里拿。曾锡州也知道这事。但钟传芳回家的路上，街上的老太婆就跟她说：“曾庆梅喊了两个男同学到屋头去耍哦。”钟传芳不由分说就把庆梅打了一顿，等到曾锡州卖完猪肉回来，才知道自己冤枉了女儿。
如今庆梅住在檀木林大街上的小区，电梯房，出入都有微笑的保安殷勤服务，没有门禁卡就刷不进来，对面的邻居素不相识，望出去的天空被防盗窗隔成无数个碎片。
而她多少年以来都习惯了亲密到没有隐私的生活：她爸爸妈妈打架，邻居会来劝来拉；少点油盐酱醋邻居就直接给你；如果年轻姑娘穿了吊带，裙子穿得短一点，邻居大孃也会当面数落“妖精妖怪”……这里，没人把自己当外人。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说，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这个“礼”未必指的都是彬彬有礼的东西，而是一种当地的传统。耳濡目染，这些才是在镇上生存的准则。而庆梅最怀念的就是小时候邻居之间的友爱和相互帮助。
曾家斜对面有一位钟阿婆，寡言少语，从不闲话他人，对左邻右舍关爱有加。曾家最困难的时候，钟阿婆总是默默帮助他们，打理家务，帮忙煮饭。父母出去干活没给庆梅留钥匙，就喊庆梅来自己家吃。庆梅长到21岁，钟阿婆胰腺炎做手术，之后瘫在床上几个月。庆梅晚上也不上楼睡觉，就躺在一楼茶馆的沙发上。钟阿婆有什么动静马上飞奔过去照顾，“就当是在近距离守护她”。钟阿婆去世的时候，人们都主动来帮忙做买菜、搭棚、记账这些事情，几乎所有人都到场。“一条街的人。”庆梅强调说，“说实话哪怕是（镇上的）老师也没什么值得尊敬的，我觉得也只有她值得我尊敬。”
当地的习俗就是重大事件就会杀一头猪，有家人婚宴，请曾锡州去帮着杀猪，四五个男人把猪摁在院坝，放了血，都丢进锅里烫好了，猪竟然又站起来了……后来没过多久那个新娘子就被淹死了。
他们笃信着这些乡下的习俗，并把它们当作镇上生活的空气，这传统、这流言、这俚语、这迷信，这里的一切，就是庆梅的人生私塾。
对庆梅影响最大的自然也是钟传芳。尽管在阴暗潮湿的堂屋，大嗓门的孃孃和散发着烟臭的老头是舞台上的主角，人们还是一眼就能把钟传芳从人群里辨别出来：她一头短发，苹果型身材，面部线条比较硬朗，这使得她还没有说话，脸上似乎就写满了某种不好惹的气质。
庆梅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每周都要拎着桶去学校打扫卫生，一个男同学过来抢桶，两个人争执起来，把桶摔坏了，庆梅哭着回来找妈妈告状。第二天下午，钟传芳去学校，在门口等着小男孩，把他一通怒骂，不解气又去找了他的家长，直到他给庆梅道歉。
镇上的人从此都了解钟传芳是个“孵娃儿”（护犊子）的人，没人再敢随便欺负庆梅，而庆梅也从妈妈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安全感。
钟传芳很多次想离婚，都去过了法院，又反悔了。小学的时候，她也偷偷把两个女儿拉到身边，问过她们：“如果离婚，你们愿意跟着谁？”“哪个都不跟！”庆梅虽然还没有懂事，但她坚定地回答说。初中以后，她更是干脆主动和爸妈说：“你们一天到晚打架，不如离了算了，不要让我们跟着遭罪。”钟传芳此时反而沉默了，有一次法院把开庭的传票递给了双方，她左思右想，为了曾庆梅两姐妹，还是让步了。
镇上的人把离婚看得很重，彪悍如钟传芳也不例外，她不认识几个字，去银行都需要庆梅作陪，但她骨子里却有着那个年代的人特有的关于家庭的保守主义。她曾经回忆童年的时候说过：“我妈老汉也要打架，老汉有三个妹妹，在旁边挑唆。老汉就听她们的，每次也都是帮妹妹的忙。农村干仗的很多，我记得有一次老汉用锄头把妈妈的脚上弄得全是大口子，医了很多钱。”
结婚之前，庆梅叛逆的那段时间，有次钟传芳和曾锡州吵架，她的嘴历来就比男人的要更快、更碎，连绵不绝、喋喋不休。庆梅听不下去了，忍不住也开始骂妈妈：“念念念，骂骂骂，没完没了的，你到底有完没完？”她一个巴掌呼到了钟传芳脸上。钟传芳一愣，气得转头就跑到窗户，打算翻下去投河自尽，还是曾锡州把她给拉住了。钟传芳和庆梅都号啕大哭——那件事情庆梅一直觉得欠妈妈一个道歉。
多少年来，庆梅都觉得妈妈气势凌人，直到她结了婚，有了女儿，感受了生育巨大的肉体痛苦和它带给女人的变化，慢慢地才开始去了解、才意识到女人的不容易。她从小目睹外公打外婆，而外婆都默默忍受，妈妈就算再“恶”，每次回农村，都是融入干活的行列。在农村吃饭，他们总是分成两桌，男人们和贵客们一桌，喝酒划拳屁事不做，女人们和小孩子吃饭则在另外的小桌子，摆着比大桌子少一半的菜。
直至今日，依旧如此。
